朱瞻基(明朝第五位皇帝)

人物生平

早期經歷

朱瞻基出生於洪武三十一年二月初九日（一說出生於建文元年），是朱高熾（當時是燕王封地的繼承人）與其嫡妻張氏所生的長子。在朱瞻基出生的那天晚上，他的皇祖父當時還是燕王的朱棣曾經作了一個夢，他夢見自己的父親洪武帝朱元璋將一個大圭賜給了他，在古代，大圭象徵著權力，朱元璋將大圭賜給他，並對他說：“傳世之孫，永世其昌”。朱棣醒來以後正在回憶夢中的情景，覺得十分吉祥。忽然有人報告說孫子朱瞻基降生了。朱棣馬上意識到難道夢中的情景正映證在孫子的身上。他馬上跑去看孫子，只見小瞻基長得非常像自己，而且臉上一團端估束英氣，朱棣看後非常高興，忙乎：“此乃大明朝之福也”。這件事對朱棣下決心發動靖難之變有著很大的作用。

朱棣在靖難之役勝利以項白後，就親自挑選當時的著名文臣擔任朱瞻基的老師，並多次指示，皇孫是個可造之才，你們一定要盡心竭力，同時朱棣也不忘親自教導，永樂中期以後的遠征漠北，朱棣總是將朱瞻基帶在身邊，讓他了解如何帶兵打仗，鍛鍊他的勇氣，這對後來朱瞻基的親征有非常大的幫助，每次遠征歸來經過農家，朱棣都要帶朱瞻基到農家看看，讓皇太孫了解農家的艱辛，讓他以後作一位愛民的好皇帝，朱棣對朱瞻基的精心教導對朱瞻基以後成為著名的守成之君，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

朱瞻基習武，又在翰林學士的指導下學習儒家學術。雖然他也有他父親的那種學習經籍和文學的天資，但作為一個青年，他尤其是一個傑出的武士。他的早慧引起了朱棣的注意。朱棣尚武，常帶朱瞻基離開京城和他的家庭去狩獵和進行軍事視察。

他的父親朱高熾在永樂二年（1403年）被指定為皇太子，朱瞻基也在永樂九年（1411年）被朱棣正式立為皇太孫。他進一步攻讀儒家的戀臘盛喇經籍和為政之道，此時主要由胡廣進行指導。這些課程深受重視，以致在他與其祖父公出時也不中斷。他父親為健康不佳所苦，而朱瞻基則長得健壯，生氣勃勃。15歲時，他被永樂帝帶去參加第二次遠征蒙古的戰役。他除了與其祖父關係密切外，還深深地敬慕他父親，常常保護他父親使其免遭兩個叔叔朱高煦和朱高燧的打擊。這一切引起了其他幾個叔父的警覺，他們對他的堅強的性格和他受朱棣的寵愛有很深的印象。

朱高熾登基不久，在永樂二十二年（1424年）十一月一日立朱瞻基為皇太子。在以後幾個月，朱瞻基的大部分時間在北京度過，但在次年四月，他父親派他到南京去幫助完成遷都的準備工作。朱高熾在五月二十八日患病時，朱瞻基被召回北京，但當他抵達時，皇帝已死去。於是他在26歲時成了新皇帝。

繼位為帝

朱瞻基在洪熙元年（1425年）六月二十七日正式登基，開始了宣德王朝。他放棄了他父親把朝廷遷回南京的計畫，仍留北京為帝都，這多半是因為他成長在此地，因而與朱棣一樣深切地關心北方的邊境。

朱高熾被立為太子很大程度上是沾了兒子的光，因此父子倆就成為了朱高煦等人的眼中釘，青年的朱瞻基也被捲入了這場爭鬥，但是憑著祖父對他的喜愛，憑著他的勇氣與睿智，他總是能夠幫助父親化險為夷，最終使朱高熾登上了皇帝的寶座。誰知父親的皇位還沒有坐熱，十個月之後就暴病去世了。當時朱瞻基正在南京，他的皇叔朱高煦準備在半路截殺太子，然後自立為帝。還有一種陰謀論，說是朱瞻基等不及父皇朱高熾傳位，謀殺影騙少拒了他，朱高熾的非自然死亡、朱高煦的措手不及、朱瞻基的從容即位是歷史留下的謎團，但可以肯定的是朱瞻基安全抵達京城。回到北京之後，他一方面妥善處理了父皇的後事，一方面加緊北京城的戒備，防止有人伺機作亂，然後從容登基，改第二年為宣德元年，開始了他的帝王生涯。

宣宗朝文有“三楊”、蹇義、夏原吉；武有英國公張輔，地方上又有像于謙、周忱這才芝仔樣的巡撫，真是人才濟濟，這使得當時政治清明，百姓安居樂業，經濟得到空前的發展，出現了繼文景之治、貞觀之治、開元盛世之後的著名的“仁宣之治”的盛世局面。

患病去世

朱瞻基在短期患病後於宣德十年正月初三日（1435年1月31日）意外地死去，終年36歲。

他在遺詔說道：

“朕以菲薄，獲嗣祖宗大位，兢兢夕惕懼，弗克負荷，蓋今十有一年矣，而德澤未洽於天下，心恆愧之。比者遘疾日臻彌留，夫死生常理，修短定數，惟不能光承列聖之洪業，終奉聖母皇太后之餋，中心念之，雖歿戀棄鞏弗寧。長子皇太子祁鎮，天性純厚，仁明剛正，其嗣皇帝位，在廷文武之臣協心輔佐，務以安餋軍民為本，毋作聰明，以亂舊章。凡國家重務，皆上白皇太后戀主求、皇后，然後施行。中外大小臣僚各敬乃職，效忠嗣君，毋忝朝命。喪制悉遵皇考洪熙元年五月遺詔，毋改山陵，務儉約。宗室親王藩屏任重，謹守封國，各處總兵及鎮守官及衛所、府、州縣，悉心盡力，安撫軍民，勿擅離職，赴闕進香者，令佐貳幕職或遣官代行。兩廣、四川、雲南、貴州，七品以下衙門，並免進香，故茲詔諭，鹹使聞知。”

朱瞻基在位10年。他被尊為章皇帝，廟號宣宗。他留下二子二女及原配廢后胡氏（死於1443年）、繼後孫氏和他母親張太后（死於1442年）。在臨終時，朱瞻基指定已在宣德三年（1428年）2月20日被定為皇太子的8歲的朱祁鎮為他的繼承人，就是後來的明英宗。張太皇太后領導一個攝政團隊，它一直統治到正統七年（1442年）她死去時為止。

主要成就

朱瞻基在位時實行重農政策，賑荒懲貪。仁宣兩朝，內閣大學士楊士奇、楊溥、楊榮執掌朝政，多有建樹。他們在位期間成為明朝皇帝歷史上少有的吏治清明，經濟發展，社會穩定的時期。史載：“仁宣之治，吏稱其職，政得其平，綱紀修明，倉庾充羨，閭閻樂業，歲不能災。蓋明興至是歷年六十，民氣漸舒，蒸然有治平之象矣。”谷應泰說：“明有仁、宣，猶周有成、康，漢有文、景。”後世稱之為“仁宣之治”，自比之於西漢“文景之治”。

政治

加強皇權

登基之後，擺在朱瞻基面前最大的問題就是朱元璋留下的外藩的問題。這個問題在建文、永樂、洪熙三朝都沒有得到根本解決，朱瞻基即位之後，馬上著手整頓軍務，準備迎接來自強藩的挑戰。他的皇叔朱高煦在靖難之役中就戰功赫赫，很會帶兵，永樂朝被封樂安之後，就從沒有放棄武力奪取政權的野心，終於機會來了，朱高熾病逝，朱瞻基即位，國家動盪，皇帝年輕，正是造反得好時機，於是經過精心的準備後也像他的爺爺朱棣一樣扯起了“清君側”的大旗，矛頭直指五朝老臣夏原吉。早已準備就緒的朱瞻基在大臣楊榮的建議下御駕親征，在聲勢上一下就壓倒了叛軍，以前同意與朱高煦共同起兵的幾路兵馬也都按兵不動，明軍很快包圍了樂安城，見大勢已去，朱高煦只得棄城投降，這次戰役以明軍的大獲全勝，生擒朱高煦而告終。群臣都勸朱瞻基將朱高煦正法，朱瞻基念其是藩王網開一面，沒有殺他，而是將他廢為庶人，軟禁在西安門內逍遙城。

得勝之師回到北京後，朱瞻基馬上傳召給另外一個皇叔朱高燧，暗示他交出兵權，朱高燧並沒有反抗，乖乖地交出了三衛兵馬，就這樣明初近半個世紀的藩王問題在宣德朝終於得到了解決。

在朱瞻基的身邊，漢王朱高煦和趙王朱高燧一直沒有放棄爭奪皇位的念頭，時刻威脅著社會的安定。朱瞻基即位後，深知兩位皇叔久蓄異志，加強了對兩位皇叔的防範，但沒有採取強硬的行動宣宗射獵圖，反而重加賞賜，以禮相待。朱高煦認為少主新立，軟弱可欺，更加積極謀奪皇位。八月，朱高煦以為時機成熟，仿照朱棣起兵舉事，派人到京師秘密聯絡英國公張輔作內應，事發，陰謀為朝廷所知。起初，朱瞻基沒有派兵征討，而是修書一封派人送給朱高煦，規勸他罷兵。

面對如何平定朱高煦的叛亂，朱瞻基決定親征。皇帝親征的訊息極大地鼓舞了六軍將士，使民心迅速安定下來，動盪的局勢有所緩和。有人說朱高煦曾經請居南京，這次他會率兵攻取南京。朱瞻基則另有一番見解：濟南城池堅固，朱高煦不會冒險攻打；叛軍的家屬都在樂安城，因此朱高煦也不會南下攻取南京，只有固守樂安。正如朱瞻基所料，朱高煦知道新君親征，竟然沒有了主意，在樂安束手待斃。朱瞻基令平叛大軍將樂安四面包圍，但沒有發動攻勢，而是將勸降信射入城中，繼續勸諭朱高煦出降。此時的朱高煦已經徹底絕望，私下派人來請降。叛軍中的王斌等人寧願戰死，堅決阻止朱高煦投降。朱高煦嚇破了膽，從間道跑出來投降了朱瞻基。大臣請求將其立地正法，朱瞻基顧及親情，沒有同意，而是將朱高煦押送回京，廢為庶人，禁錮在西安門內。班師回朝，朱瞻基特意將樂安改為武定州。這時他一定會想起當年祖父朱棣為了開拓自己的眼界，熟悉軍事，帶著自己深入漠北，出征蒙古。

朱高燧這次沒有舉兵，並不是因為他突然改過自新。據《（弘治）徽州府志》記載，朱高燧對朱高煦的叛亂行為很是贊成，並且積極招呼漢王派來的聯絡使者。朱高燧府左長史胡永興力勸趙王不可造次，趙王根本不理睬。胡永興情急之下，派人在路上截殺朱高煦使者，燒掉來往信件，將朱高燧參與叛亂的痕跡銷毀了。這樣，朱高燧才能夠逃得一劫。假如朱高燧當時有所異動為朝廷所察的話，能否保存就是一個疑問了。不過，以朱瞻基對朱高燧的了解，他肯定知道朱高燧並不是那么安分。在他自己都想移軍彰德的情況下，能夠聽從相反的意見，保全朱高燧，這是很難得的政治家氣度。

朱高煦本來也可以保留性命的。朱瞻基在西安門內辟出囚室，械繫朱高煦於此。三年後，朱瞻基帶著內侍前去探望。不想朱高煦對自己的處境耿耿於懷，用腳將朱瞻基勾倒。朱瞻基驚魂未定，惱怒異常，命人將朱高煦罩在一個300斤重的銅缸下，四周圍以柴炭，放火將其活活燒死。銅缸都被燒化了，朱高煦的屍骨蕩然無存。漢王、趙王的威脅被解除，保證了政治穩定和社會安定，為明朝平穩順利發展提供了必要的契機。

任用賢臣

漢王朱高煦的叛亂能夠很快被平定，趙王朱高燧的危機得以圓滿解決，除了朱瞻基本身的因素外，還與他所重用的賢臣有很大的關係。在朱瞻基周圍有一批著名的大臣，他們為 “仁宣之治”的締造做出了重要的貢獻。宣德朝的著名大臣主要有五位：楊士奇、楊榮、楊溥、夏原吉、蹇義，其中前三人合稱“三楊”，尤為重要。

楊榮像朱瞻基所信用的大臣各有長處，互相補充，“蹇義簡重善謀，楊榮明達有為，楊士奇博古守正，而（夏）原吉含弘善斷。事涉人才，則多從（蹇）義；事涉軍旅，則多從（楊）榮；事涉禮儀制度，則多從（楊）士奇；事涉民社，則多出（夏）原吉”。楊溥是個特殊的人物，性格內向，但操守很好，為眾大臣嘆服。

幾位重臣識大體，顧大局，能以國家大事為重，相互包容，不計較個人恩怨。據記載，楊榮辦事果斷，敢作敢為，對軍務很熟悉，只是不能潔身自好，多次接受邊將饋贈的良馬。朱瞻基聽說了，向楊士奇詢問。楊士奇力贊楊榮通曉軍務，是他和眾位朝臣所比不上的，不應該因為有這樣的小毛病就放棄不用。朱瞻基笑著告訴他，楊榮曾經在自己面前說他和夏原吉的壞話。楊士奇聽後，沒有絲毫的怒意，反而對朱瞻基請求能夠像包容他一樣包容楊榮。後來楊榮知道了這件事，感覺十分慚愧，對不住楊士奇，便盡釋前嫌，相交甚歡。

朱瞻基對這幾位重臣十分信任，對於他們提出的建議總是虛心接納，君臣之間的關係很是融洽。“當是時，帝勵精圖治，（楊）士奇等同心輔佐，海內號為治平。帝乃仿古君臣豫游事，每歲首，賜百官旬休。車駕亦時幸西苑萬歲山，諸學士皆從。賦詩賡和，從容問民間疾苦。

朱瞻基在位期間任用的官員
內閣成員	楊榮、楊士奇、楊溥、金幼孜、權謹、張瑛、陳山
名臣	郭璡、王驥、顧佐、胡濙、黃福、張本
武將	吳成、滕定、費瓛、李英、吳管者、李賢

政府結構

朱瞻基保留了原來的政府結構，讓許多傑出的官員繼續效勞。但是他在政治制度方面和行政實踐中的確作了某些變動。這在內閣作用的改變和宦官參與行使行政權方面表現得很明顯。

由於朱高熾的改組，由翰林學士任職的內閣此時享有崇高的威望。自朱棣在位時起，人們所稱的內閣原來是一個諮詢機構，這時開始行使更大的行政和審議實權。三楊、金幼孜、黃淮分別在內閣中重新任職。他們不但官居一品，具有特殊的宮廷官銜，而且在外廷兼任尚書。例如，楊士奇保留了兵部尚書的官銜，黃淮和金幼孜分別保留戶部尚書和禮部尚書的頭銜。他們都得到新皇帝的尊敬和信任，這不但是因為他們曾是他的老師，而且他們還是前一代皇帝的有功之臣。他們由像吏部尚書蹇義和戶部尚書夏元吉等高級官員協助工作，夏元吉雖不是內閣成員，卻能參與決策。但除了這些人外，在宣德年間內閣很少添人。開國皇帝禁止給予這類顧問丞相頭銜的命令並不能阻止他們勢力的穩步發展，特別在他們得到皇帝堅定的支持後更是如此。

內閣的突出地位還因新的行政程式而得到加強：定期上朝覲見皇帝以討論較為迫切的政府事務。遵循明仁宗的先例，皇帝要他們直接向他呈遞密封的奏議以確定適當的行動。此外，皇帝採用了一種稱之為條旨或票擬的正規的辦事程式，程式規定大學士們審議官員呈遞的奏議，並提出適當答覆貼在每道草擬的詔令上以供御批。皇帝一般採納他們的建議，並將詔令分送給主管的部去貫徹；他並不再召他的顧問們進行複議，除非主要內容出現了爭議。這樣，內閣就成了皇帝和六部之間的橋樑，與以往相比，更成了決策的力量。它的領導人這時可以不與主管的部商議就提出建議，每當皇帝感到應該默認他們的決定時，這些決定就自動生效。

雖然這種做法一定程度上使辦事更加迅速和有效率，但也促進了宦官勢力的崛起。自明朝建立以來，他們作為皇帝的個人代表，一直在執行緊要的任務。朱元璋在位時，負責皇帝文書的司禮監太監不準與外廷的官署接觸，以防止宦官參與政事。建文帝和永樂帝也意識到可能出現的弊病，都遵循這一做法，嚴密地監視著宦官的活動。

朱瞻基也持同樣態度，但他一改以往的方式，而是在宮內為宦官提供正規的書本教育。宣德元年（1426年），後來宣德三年（1428年），皇帝指定翰林學士在內書堂教宦官，以使他們能夠處理檔案和正式與朝廷官員聯繫。雖然對宦官的正規教育從沒有像某些非官方史料斷言的那樣真正被禁止過，但這種做法仍是一反常規。主要的原因是皇帝需要信得過的奴僕去處理他私人的檔案。其他的集團都不能提供這樣的忠誠和機密性。每當皇帝並不簡單地採納大學士們提出的決定，他們關鍵性的作用就突出起來；這時司禮監的宦官被指望代表皇帝採取適當的行動。此外，各部一般不能與皇帝一起討論和複審宦官的建議，那些轉遞檔案的宦官就能在皇帝不知情的情況下上下其手。結果是，他們取得空前的機會去濫用皇帝的特權。

宣德年間宦官的崛起是以前行政發展的結果。三楊因未能警告皇帝不要以他那種方式使用宦官而受到現代歷史學家的批評，但是宦官篡奪皇帝權力的能力歸根結蒂取決於皇帝本人的脾性。就朱瞻基而言，似乎能夠控制他們。他不但屢次下令減少宦官的採購和諸如伐木和造船等宦官的指導活動，而且他處決和嚴懲了那些犯有重罪的宦官。但是，由於提供了正規教育和使用他們處理公文，他無意地為他們濫用權力開闢了道路。當某個皇帝寧願怠忽職守或不問政事時，宦官濫用權力的情況變得最為嚴重。在這種情況下，宦官最後便高踞在一個無強有力的領導和其權力體系也處於混亂狀態的官僚體制的頂點。結果，他們為後來明政府的敗壞而承受了大部分的責難。

改革行政

作為他的國內政治和社會改革的一部分，朱瞻基在政府的三個主要領域作出改變，它們是都察院、地方行政和軍事。朱瞻基繼承了一個貪污成風的都察院；後來他制定了幾項改造，並為它定下了新的任務。宣德三年（1428年）八月，誠實清廉的顧佐被任命為都御史，以取代劉觀，劉因任職期間（1415年—1428年）犯下許多罪行而被判刑。在以後的幾個月，北京和南京都察院的43名官員因不勝任而被罷官，接替的人都要經過嚴格的考查。總的辦事程式和組織都加以規定，都察院的職責也被擴大。新增的兩個主要任務是重建兵員花名冊和視察邊境各省。永樂二十二年（1424年）至宣德九年（1434年）期間，專門規定了一些御史監察的任務，並在以後加以制度化。它們包括視察軍屯、建設項目和京營的情況，以及監督南直隸的徵稅和通過大運河至北京的漕運。

監察工作滲透到明代中央和地方各級行政以及外廷和內廷的所有領域；它的活動遍及民事、軍事、財政和司法幾個方面。它在監督行政工作的運轉和向皇帝進行政策進諫方面發揮了極重要的作用。永樂二十二年（1424年）至宣德九年（1434年）期間，御史們使240名以上的官員降職，並使其他一些官員任職、復職或得到提升。他們還呈上247份彈劾奏摺，至少揭發659名官員和其他17人，同時還呈上251份其他內容的奏議，向皇帝提出忠告和勸諫。

一般地說，經過宣德三年（1428年）的清洗，御史們變得更加幹練，在批評時更加直言無忌。他們還提出直率的忠告，不過在觸及皇帝私人行為的案件時，他們也會遲疑不決，因為擔心會帶來相應的處罰。雖然皇帝對他們表示尊敬，但他對玩忽職守和濫用職權的御史也是嚴厲的。這些人被降職、關押或流放；對他們不處死刑。

在地方行政中，宣德時期最重要的制度發展是地方治理開始從半正式向正式的體制過渡。在這個體制中，官員們被任命到各省擔任巡撫，其意義為“巡視安撫”；這個頭銜在英語中通常被譯作“總協調人”（grand coordinator），因為這類官員的職責是協調省的三司——按察司、布政司、都指揮使司的職能。這種省的行政體制的設立體現了以前幾代皇帝統治時期為了臨時任務由中央政府任命特任“巡撫”這一做法的變化。“巡撫”這一名稱已被太祖於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使用過，當時他派太子朱標去陝西執行類似的任務。成祖在永樂十九年（1421年）也派26名高級朝廷官員進行安撫軍民的工作。不但著名的官員曾被專門授予巡撫或安撫的官銜，而且有些親王——包括登基前的明仁宗、明宣宗也被委任過。

關心民間疾苦和地方行政工作的朱瞻基遵循這些先例，在洪熙元年（1425年）九月派兩名高級官員到南直隸和浙江省去進行“巡撫”。當宣德五年（1430年），任期不限定的高級官員被委派去“巡撫”河南、陝西和四川的民政、司法和軍事工作時，體制的定形化過程仍在繼續；5年後，這類委派的任務包括了從甘肅至遼東的北方邊境的主要邊防地區。在承擔長期管轄這樣大的地區的任務時，這些專使實際上已把後來稱之為巡撫的職務制度化了。

但巡撫從未被承認為實質性的任命，而是把職權委諸同時在中央政府任正式官職的官員的一種專門的委任。這類官員通常是六部的侍郎，特別是兵部侍郎。後來他們被加授高級監察官員的空銜。此外，巡撫還被指定為兼提督軍務或參理軍務。當軍事在行政管理中日趨重要時這種情況變得更加普遍了，並且標誌著隨著軍事組織本身的退化文官逐漸地控制了軍事。巡撫制逐漸演變成後來稱之為總督的管理方式，總督意即被委任去處理涉及一個以上轄區的文職協調人。

宣德五年（1430年）五月，工部右侍郎周忱（1381年—1452年）被指定去監督徵收、運輸從長江流域解往北京的漕糧時，“總督”這一官職名稱開始被使用，意即“監督”。這一先例在明英宗時得以制度化，這時這些專使之一擔任了巡撫和總督，具有明確的軍事責任。巡撫制和總督制都在明英宗時趨於成熟；它們成了明代行政等級體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滿洲統治者為了加強對中國的控制，也繼而加以採用。

宣宗廢后

_參見：_{明宣宗廢后}

朱瞻基即位後想立貴妃孫氏為皇后，便用意開導胡皇后，讓她以有病為由辭掉皇后之位。朱瞻基由此廢了胡皇后而改立孫氏為皇后，胡氏居住別宮，但是朱瞻基並沒有虧待她，恩御進膳如常，每到宴會，必命她居於孫氏之上。

宦官參政

宣德元年（1426年），明宣宗下令，設定“內書堂”，教導宦官們讀書。後設司禮監秉筆太監，司禮監掌印太監。

仁政愛民

在對內的治國之道上，朱瞻基能夠實行安民、愛民的仁政。他深知“民能載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因此在他統治的期間內，體恤民情，實行與民休息的政策。“坐皇宮九重，思田裡三農”，這的確是關心農業生產、農民生活的朱瞻基的真實心態。他繼續推行洪武朝以來的招人墾荒的政策，發展農業生產。宣德五年（1430年）三月，朱瞻基路經農田時，看見路旁有耕作的農民，於是他下馬詢問農作物的生長情況。他興致盎然，取來農民耕田的農具，親自犁地。沒推幾下，他停下來，回頭對身旁的大臣說，我只是推了三下就有不勝勞累的感覺，何況農民終年勞作。說完就命人賞賜農民錢鈔。他對農民的生活和處境是了解的，因此能夠在制定政策時考慮到他們的利益。同年六月，京畿地區發生了蝗災，朱瞻基派遣官員前去指揮消滅蝗蟲。他仍不放心，特意諭旨戶部，告誡他們往年負責捕蝗的官員害民的危害一點也不比蝗災小，因此要嚴禁杜絕這種事情的再次發生，還做有一首《捕蝗詩》頒給臣子。

宣德七年，還減免了因遭受水災的嘉興、湖州等地。宣德八年也減免了不少災區地區的賦稅。

朱瞻基賜宦官銀皿。朱瞻基清楚，昏君濫用民力乃至亡國，隋煬帝就是個例子。朱瞻基以此為鑑，非常注意愛惜民力。在他統治的10年間，多次下旨為民解困。宣德元年（1426年）七月，罷湖廣采木。宣德五年（1430年）二月，罷工部采木。宣德三年（1428年）十一月，錦衣指揮鐘法保請採珠東莞，朱瞻基不但沒有同意，還認為他是想用這種擾民的事情為自己謀求利益，將他逮捕入獄。他還多次蠲免稅額、積欠柴炭草，免除在京工匠中年老殘疾和戶內無丁力者的匠籍。

年號

宣德（1426年~1435年），使用10年，是其代號。明宣宗又稱宣德皇帝，其文化代表為宣德爐。

經濟

隨著政局的穩定，被戰亂破壞的地方，又重新建立起社會秩序，農業逐漸恢復，戶口與墾田逐漸增多，糧食產量增加，政府稅收增多，官營民營手工業陸續發展，商業城市增多，東西南北商業流通暢快，海外朝貢貿易往來活躍。

財政改革

宣德時期第三個重要的國內發展是重新組織財政和特別在長江下游諸如蘇州和松江等府採取救濟措施。如前所述，這些府負擔著很不公平的稅賦。有意在這個地區徵收懲罰性稅賦的洪武帝後來已下令進行減免；但甚至晚至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蘇州的份額依然高達281萬擔，幾乎是全國田賦總數的1/10。松江的地只有蘇州的1/4，但田賦幾乎為後者的一半，占田賦收入的4.14%。朱棣在位時，平均每年的田賦收入提高約10%，以滿足遷都北京及歷次對外征戰、海外遠航的巨額支出需要。史籍沒有記載蘇、松新的田賦份額，但可以合理假定，它們的份額也相應地提高了。這些沉重的稅賦要求引起了巨額欠稅和債務，從而導致大量人口出逃和農民的貧困，特別是在永樂晚期自然災害襲擊這一區域時更是如此。

在永樂二十年（1422年）至1428年期間，松江欠稅每年高達幾百萬擔。朱瞻基的北京朝廷既依靠田賦作為歲入，又依靠從長江流域運送的糧食來供養北京。這些運送的糧食宣德元年（1426年）估計達239萬擔。正好兩年以後，運糧翻了一番以上，達548萬擔。因此造成這一極為重要的區域減產的欠稅和農戶出逃，成了一件越來越受到關心的大事。在這些府採用各種減稅免稅的計畫具有雙重目的：保持收入流入國庫，糧食運往北京。它們的實施還基於這樣的信念：帝國的富強取決於其農業人口的富足。

欽差大臣周乾的報告使朱瞻基對長江三角洲區域稅賦負擔的嚴重性有了清晰的認識，周乾是奉命去那裡調查財政狀況的。他的宣德元年（1426年）八月的奏疏描繪了農民的逃亡、過多的欠稅以及由此造成的對當地居民和徵稅工作的嚴重影響。他提議減少官田的稅賦份額，清除稅吏的貪污行為，消滅當地官員的弊政。他請求朝廷指派幹練的官員去管理這些府的財政事務，並派專使去監督他們的工作。

朱瞻基的注意力被這種情況所吸引，朝廷進行了討論；大學士支持減稅，戶部官員則反對，因為擔心減稅後的影響。宣德五年（1430年）五月，皇帝下令全國減稅。十月，皇帝派幾個財政官員作為巡撫到各地總督稅糧徵收工作。當時的工部右侍郎周忱受權管理南直隸，其中包括蘇、松兩府。在以後幾年他和況鐘（1383年—1443年）在宣德的改革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況鐘是一名同樣幹練的行政官和財政專家，在當年（1430年）六月任蘇州府知府。

周忱和況鐘在承擔新的責任時面臨艱巨的任務。特別在蘇州和松江，他們發現不但有巨額的欠稅以及官地和私地之間稅賦份額的差異，而且發現大規模逃亡以逃避沉重的稅賦負擔。例如，周忱注意到，蘇州府太倉縣在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至宣德七年（1432年）的40年中，納稅戶少了90%，只有738個納稅單位，而該縣負擔的稅賦份額則保持不變。但況鐘和周忱並不僅僅是不顧戶部的不斷阻撓而奉皇帝命令進行減稅。他們還開始實行旨在消滅稅吏徵稅中的不法行為和貪污腐化的一系列措施。

周忱在他的治地推行了至少5項重要的財政改革措施，因而受到稱讚：

1.征糧的衡量單位的標準化。這個措施防止稅吏欺騙和多收糧食。

2.每個縣設糧倉以貯藏地方行政官員監督下徵收的稅糧。這樣就能防止糧長在自己的私宅內囤積糧食。

3.對官田和私田的稅糧採用一種稱之為平米法的附加稅。這項附加稅用於運輸溯運河而上直達京師的糧食，附加稅的一切結餘都儲存起來用作緊急儲備。百姓可在運河河畔的方便地點繳納稅糧，另外繳納一種特定的附加稅，作為士兵們然後把糧食用船運至目的地的報償。這樣就能解除那些需要自己運輸的人的負擔。

4.在這些府的每個縣設濟農倉。它將儲藏地方官在豐年通過平糴法收集的餘糧，以便在自然災害或歉收時分發。

5.設立以“金花銀”或棉布繳納稅糧的制度，其特定的折換率定期調整。這個制度對平民和官府都大為方便，還直接刺激了南方各府貨幣經濟和紡織業的發展。

朝廷批准了其中的大部分建議，但它們的貫徹常常受到戶部和地方行政官員的阻撓。直到宣德八年（1433年），周忱和況鐘關於不折不扣地給蘇州減稅的要求才得到皇帝的批准，減免數相當於以前份額的1/4以上。對其他的府也相應地進行減稅，但周忱的其他大部分建議卻被戶部成功地否定了。

可是，周忱的改革在他死後仍在進行。他的其他計畫在正統帝1436年初期登基後被採用。還有一些計畫後來給張居正（1525—1582年）在長江下游諸省的財政改革提供了樣板。記錄表明，朱瞻基統治時期田賦年平均收入已下降到30182233擔，比明仁宗統治時期少8%，比永樂時期少5%。在正統時期，此數又進一步降低了10至15%，在以後明朝各代皇帝統治下，年平均徵收的稅糧始終在2500萬至2800萬擔之間。

要解釋這些數字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因為沒有關於耕地面積和納稅戶實際數的可靠材料；此外，也不存在分項目列出的國家收支數。的確，明代不存在國家“預算”。但是一般地說，在宣德期間農民似乎從全面的減稅中得到了益處，而國家由於大量減少支出，也能夠經得住收入的減少。但在以後幾代統治時期，情況有了變化。由於直線上升的行政和軍事支出，政府被迫加征附加稅以補充稅收的不足。這些附加稅轉過來造成了嚴重的新財政問題，這些問題使16世紀晚期張居正主持下的一條鞭法改革勢在必行。

軍事

高煦之亂

明宣宗巡邏的背景是因為永樂十二年（1414年），朱瞻基跟隨明成祖朱棣二征漠北。李謙恃勇鼓勇皇太孫朱瞻基追擊九龍口，遭到瓦剌騎兵圍攻，事危。幸賴明成祖派來的騎兵及時來援才得以解脫險境，並反擊“至土剌河，生擒數十人。”此戰對他影響很大，從此不願大規模交戰。朱高煦跟隨朱棣靖難，驍勇善戰，性格與朱棣頗為相似，朱高熾性格較為忠厚，很胖，身體不好。朱高煦跟隨朱棣靖難多年，在軍中頗有人望，靖難功臣們也很支持朱高煦，勛貴多有人舉薦。明宣宗繼位後，朱高煦趁北京地震之機，在樂安（今山東廣饒東北）謀反，是為高煦之亂，設立王軍府、千哨，分官授職，並企圖勾結英國公張輔為內應。事泄，明宣宗親征，朱高煦投降。事後他將與朱高煦有關聯的眾多武將投入大獄，甄別忠誠。並誅逆黨王斌、朱暄等，同謀伏誅者六百四十餘人，其故縱與藏匿坐死戍邊者一千五百餘人，實口外者七百二十七人。開始了明朝第三波清洗武將，明宣宗覺得為朱高煦叛之亂收尾更為緊要，若再起大軍，漢王黨羽或為主帥，對軍隊的整肅亦需放緩，宣宗不樂見於此。當時正值明成祖北伐後出現的戰略視窗期，明朝軍隊運轉突然凝滯，導致明朝不得不開始全面大規模縮邊。由於朱瞻基大肆殺戮功臣宿將,造成朝中無將的局面,四周梟雄抓住戰略視窗，華北瓦剌脫歡逐漸統一蒙古各部；華南交趾黎利開始攻城掠地；西南麓川蠢蠢欲動不斷試探；西北被脫歡滲透；東北奴兒乾軍紀敗壞。但即便是這樣的形勢，可洪武之治、永樂盛世的餘緒還沒有耗盡,怎么也餓不到,三楊也不用太花心思為自己的食衣住行搞邊謀，同時，雖放棄交趾但永樂打開的西洋國際視野還在。只要留在邊地,不用太擔心蒙古南下，瓦剌三王與和寧王也正在互相攻伐，四者滲透棄地也要花費時間。宣德可以幹的事情很多很多,自然開心。只不過即使沒有土木堡開始的事情,這粉飾的太平也是一定要破,稻粱邊謀也是必須每人自謀,無非沒到時候而已。前者西北宣德初給瓦剌交投名狀放去哈密的弩溫答失里的作用還沒突顯出來,西向亦集乃舊城國門還沒被麥克零部徹底打開,福壽膏也還沒進來；華北東勝衛，者者口守御千戶所舊地還沒有進來騎兵，邊軍打擊進入黃河北沙淨州地區的游騎是破壞團結；東北內遷奴兒乾，讓建州皇親自己管理自己，跟脫歡、阿魯台一度來往頻繁，自然看起來都好。不過後面不好的底子,無論哪個十年打的,也都已經打下了,只不過還沒開出惡之花而已。離邊疆較遠的京師漢人認為本無邊疆問題,純屬有心者煽動與邊臣挑釁。衛所漢人則普遍力主嚴剿。這就形成了底層兵民什麼都知道，就是說不出；中層將領什麼都不知道，裝什麼都知道；高層鎮撫大臣什麼都想知道，就是不知道。但史書中北元對明代元的接受、邊將素質、瓦剌勢力在宣德時期對三北的滲透,一字不提。造成的效果就是土木堡仿佛不過是一夜之間瓦剌上層集體發瘋南下，明庭集體糊塗導致的慘敗。

宣宗巡邏

明宣宗巡邏又稱明宣宗巡邊，是指明宣宗分別在宣德三年八月二十七日至九月二十四日、宣德五年十月九日至二十五日、從宣德九年九月九日至十月三日的三次巡邏。體現了明宣宗罷邊主和的思想從而錯過視窗期。其中一次朱瞻基用數百鐵騎直驅前行，敵人看到黃龍旗，才知道是皇帝親征，於是全部下馬拜倒在地請降，朱瞻基將這些人捆縛抓獲，大勝而歸。在明成祖時代，巡邊，在某種意義上就是北征的代名詞。但在明宣宗時代，巡邊只是巡邊。“明朝偉大的永樂皇帝所貫徹的政策，即為了打倒忽必烈家族而扶持年輕的發展中的衛拉特勢力，是在他死後才見效的。”由於“自仁宗不勤遠略,宣宗承之。”明宣宗巡邏希望罷邊主和，脫歡首領抓住機會，於宣德五年瓦剌首領脫歡密遣麥克零部落迎脫脫不花，宣德八年被脫歡立為大汗。脫歡以脫脫不花汗的名義統一安樂王、賢義王及和寧王所部，並聯姻忠順王，逐漸侵蝕明朝邊界。朵兒只伯、阿端只、猛哥卜花，乘間伺隙，為明邊境患。

清除腐敗

朱瞻基試圖清除軍事的腐敗現象，以大力建立文官統治。在歷次征戰中，貪污的軍官只動員窮人而向富人出售免徵券，在徵用物資時，向黎民百姓過分勒索。他們非法地使用士兵作為自己的私人奴僕，侵吞他們的軍餉和口糧，扣發他們的冬裝。這樣的非法勒索和苛刻待遇敗壞了士兵的士氣，助長了開小差，進而破壞了整個軍事組織和嚴重地降低了部隊的戰鬥力。

為了清除這些弊病和恢復軍事組織的紀律，朱瞻基從宣德元年（1426年）到三年（1428年）派出一批批的監察官員去視察和改進各省的軍事狀況。這些調查的一個目的是清查兵員花名冊，以確定各軍事單位實際的士等兵人數和所需的軍餉和口糧，從而清除貪污的主要根源。這類使命稱之為清軍，從此成了御史們的正常任務。另外，朱瞻基在宣德三年（1428年）頒布了關於徵兵和扣押逃兵的新規定，條款從8條增至19條；四年（1429年）十月，他又增加了旨在清除營私舞弊的條款22條。

儘管這樣關注，軍事組織繼續受到管理不當、士氣下降和缺乏戰鬥力等問題的損害。根本的原因似乎是軍屯未能給部隊提供糧食以及世襲的軍事制度中存在種種不正常的現象（對中國社會來說）。軍隊不再像在永樂帝時代那樣經常征戰，戰鬥經驗很少。朱瞻基老是對犯罪軍官寬大處理，這是促成以上通病的一個因素。他斷言，他們缺乏教育，因而不能用正常的標準去衡量他們。奮六世餘烈，明初六帝以清太祖北征、清太宗北伐、清世祖北伐、清聖祖北伐軍事衡量，朱瞻基相當處於清世宗平定和碩特部之戰的階段，但“好聖孫”並沒有較為出彩的表現。

兵備廢廢

自明成祖北伐之後，明朝的北部邊防趨於平穩，明宣宗巡邏並縮邊無意北征，而瓦剌忙著統一諸部也已無重大的軍事衝突，對於瓦剌韃靼探馬的侵犯，仁宣也是能忍即忍，宣德初年清平伯吳成等守興和衛，日事田獵，而忽守備。虜伺其出乘虗入城，掠其妻孥以去。到正統十四年英宗親征之前，明英宗北伐針對北方的大規模用兵也不過三四次而已。仁宣長時間的縮邊，帶來的最直觀後果，便是邊境兵備廢弛。

其一，朱元璋奪取全國政權後，在軍事上實行衛所制。衛所制度，上承隋唐府兵制，本意在於養兵而不耗民財，即寓兵於農，戰時作戰，戰罷歸田。朱元璋曾誇口“吾養兵百萬，不費百姓一粒米”[32]，即在於此。不能不說，這是一種在理論上十分優越的軍事制度，各地衛所的屯守之比，洪武永樂間的舊制是“邊境衛所旗軍三分四分守城，六分七分下屯，腹里衛所一分二分守城，八分九分下屯，亦有中半屯守者。”[33]按照這樣的比例，根據本地不同的軍事情況加以分類對待，自然能夠做到“民無轉輸之勞而兵食足”。王毓銓先生在《明代的屯田》一文中列舉了許多屯田失額的原因，例如達官權貴的占奪欺隱盜賣、田土的拋荒、水土流失等等，並認為“造成軍屯土地喪失的事實雖然有好多項，其中最主要的應該就是屯田的欺隱和占奪”[37]。其實欺隱也好，占奪也好，本質是一樣的，即權門富戶運用不當手段，將軍屯兼併入己。明代宣德以來，軍屯的兼併就十分劇烈，這一點，在分析明代流民時已有所提及。這些兼併的權門，多是在當地軍鎮鎮守的高級武將。例如鎮守寧夏的寧陽侯陳懋在當地大肆違法，占種軍屯三千餘頃。這些屯田若以稅率起科，可以增收子粒195570餘石[38]。且陳懋不但占奪屯田，還占奪耕種所必需的水利。負責查處此案的工部侍郎羅汝敬便曾上疏說：“寧夏甘州田土資水灌溉，有勢力者占據水道，軍民莫敢與爭，多誤耕種。”[39]幾乎同一時間，派去大同清查屯田的兵部侍郎柴車也查出當地被占奪的屯田，多達1890餘頃。[40]這樣嚴重的占奪，當事人卻並未受到什麼嚴厲的懲罰。陳懋是堂堂侯爵，靖難元勛之後，儘管言官們交章彈劾陳懋罪不可宥，宣宗仍然是輕描淡寫地說：“懋罪固重，特念其勛戚大臣，姑曲宥之。其子昭亦釋不問，所盜錢糧贓物命行在都察院悉追之。”[41]到最後，竟然連贓物也免去了追繳[42]。而揭發此案的侍郎羅汝敬，卻被報復彈劾罷官[43]。在這樣的背景下，這些將領們便越發有恃無恐起來。正統初年，朝廷清查甘肅等地的軍屯，發現“西寧候駙馬都尉宋琥、太監王安、王瑾、崇信伯費獻、都督劉廣、史昭共占田六百餘頃”[44]，這一串人名，幾乎涵蓋了甘肅寧夏等地所有高級武將。在這樣的風氣之下，而其餘中下級軍官也紛紛有樣學樣，多的占地三四十頃，少的也有數頃。兼併之事除了甘肅之地最為惡劣之外，此外陝西、山西、遼東、京畿等地，也均有發生，至於內地衛所，因為不參與戰爭，將領唯有通過軍屯牟利，兼併就更為劇烈了。這些軍屯土地到了達官顯貴的名下，所出產的子粒自然全進了他們的腰包。剩給普通士兵的，要么是“卑下瘠地”，要么是“磽薄者”，幾無所處，而原本屯田的稅額，卻還要著落在這些軍士身上，導致了軍士“饑寒切身”，其中困苦，可想而知。[45]而軍屯破壞的另一個原因，則在於屯墾的士兵被其他各種差役所占，無暇耕種，導致田土拋荒，子粒無收。這其中，自也有客觀環境所限制，不得不為之的情況。例如邊境戰事多發，為了抵禦外寇，不得不差遣屯軍前去守城，導致貽誤了農時。還有一些則是要承擔一些工事、城堡的修建。但最重要的，則是被各種權貴勢要私役，這一條，甚至比兼併還要嚴重。例如前面提及的寧陽侯陳懋，就大肆私役士卒為自己謀私利：寧陽侯陳懋私遣軍士二百餘人操舟三十餘艘，出境捕魚采木，為虜所執者十餘人。又遣軍士二十人人給二馬，齎銀往杭州市貨物。……又私役軍種田三千餘頃，奪民水利，歲收之粟，召商賈收糴中鹽。又與閻俊等遣軍輓車九百餘輛，載大鹽池鹽往賣於西安平涼等府。[46]以上所列舉的事項，例如出境捕魚采木、私營貨物、耕種占奪的軍屯、販賣私鹽等，幾乎已概括了所有的邊關將領私役“營利”之事。又例如宣德八年年末，山東巡按張聰至遼東巡視回後，上疏描述了當時遼東的私役之風：海州衛官軍舊有定數，今閱教場全廢，操練守門者止二三人，守山海關者僅五六人，又南海口舊置官軍一百三十人，今存者惟老疾軍五人。比詢指揮使俞通等，皆稱各軍俱有差遣，苟且支吾。[47]130人的軍額只剩下了老弱5人，缺額率高達96%。領軍軍官卻只能以一句“俱有差遣”支吾了事，實在是令人無奈。而連山海關這樣重要關卡，都只有五六人駐守，便可知道，當時整個遼東私役之風有多么嚴重了。

其二，隨著屯田、軍士的雙雙失額，另一樣急劇下降的就是將領的素質。太祖成祖皆以武功起家，手下名將濟濟，但宣德之後不再發生大規模的戰爭，將領們便逐漸腐敗疲軟起來。上文已涉及到將領們兼併土地、私役士卒、貪污剋扣等惡行，而在這種貪污腐化的風氣帶動下，軍隊的戰鬥力也受到了嚴重影響。在外的將官貪污殘暴，在內的將官玩暍疲軟，整個風氣十分頹唐。而在永樂年間對於洪武以及靖難勛貴的子弟，朱棣會嚴格加以考核有沒有世襲的能力，以保持戰鬥力：我皇祖于軍職。雖行世襲之制。實寓考選之典。故後之有功者。可以升授。而不才者可以汰減。萬世不易之法也……永樂六年下令：比試一次不中者、發開平；再試不中者發交趾；三試不中者煙瘴地面俱充軍、別選子弟襲職永樂十年復舊制：再比不中，仍令食半俸，優一次比試矣三試不中者，發充軍。所謂演戲上要臉，戰場上要命，至正統時，侯伯勛貴26人，18人乃從英宗親征之人。其中從未上過戰場的為15人，已超過了一半，死於此役的共14人，其中未上過戰場的為8人，可見這一支親征的隊伍，軍事素質有多么薄弱。分析這兩類人員的組成，上過戰場、威名赫赫的，如英國公張輔，已是多年未碰弓馬的老人。而在外帶兵多年的，如陳懷、王貴、顧興祖之流，卻又是兼併土地、私役軍士、貪婪無行的兵油子，一打起仗來便庸庸碌碌，一竅不通。而未上過戰場的，多半是“勛二代”、“勛三代”，比如襲爵不過幾年的襄城伯李珍、修武伯沈榮、遂安伯陳塤等人。他們年輕氣盛，仗著祖蔭掌管五府事務，頂著侯、伯、都督的光環，其實毫無軍事素質可言。他們在《實錄》中留下的痕跡，不是“偷惰不奉詔習騎射”，就是“不朝”[104]。早在正統四年，御史陳智便抨擊這些人“逢迎賭博之相師，醉醲飽鮮之是尚，忽軍旅之事而不修，玩祖父之功而不恤。萬一有警，豈能運籌策奮，威武為朝廷建功立業乎？”[105]可謂一語中的。爬索實錄中北方各鎮鎮守的表現，軍事素質低下、能力平庸、生活腐化、擅閹幼童、軍紀渙散、謊報大捷、殺良冒功、士氣頹靡、擅自割地等等。其中可以充分展現出明軍的特徵：主帥號令不一、心胸狹窄、應變無能，軍風怯懦頹怠、軍紀渙散，私心自用。開國不過五六十年，軍隊已渙散到這種程度，可見衰敗之速。宣德間，楊洪上司是以貪婪懦弱出名的都督僉事李謙。此人素來抱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做人準則，每當楊洪準備派人出塞作戰時，李謙就在旁邊冷笑著說：“敵可盡乎？徒殺吾人耳。”

邊防糜爛

仁宣朝的治邊策略既班固所批評的治邊觀念，“縉紳之儒守和親，介冑之士言征供。征伐則民力竭，和親則國威喪，於是有“守四夷羈縻不絕，地不可耕，民不可臣”乾隆認為此言興臭然！羈縻之道，清朝強調恩威並施，撫剿並重，但明朝“自仁宗不勤遠略，宣宗承之。”武功缺失，天心濫施，明宣宗巡邏的消極迎合的僵硬政策，對於邊疆遠方發生的事情缺乏警惕性及干預性。導致了明軍異域情報功能的失靈。明軍從此沒有了洪武永樂兩朝捕獲精準的有源頭的異域情報數據的能力，在只有垃圾信息的情況中卻要強行分析時勢，結果只能是雙方接戰時戰敗。有明一代，此弊終難去矣。致使正統十四年（1449年）土木堡慘敗。儘管以後作了種種改革，明代軍事制度的基本弱點到明朝滅亡時仍未得到糾正。《宣宗章皇帝實錄》：“宣德九年正月七日大同總兵官武安侯鄭亨等奏：近聞虜寇百餘人攜家口至官山近地，牧放就食，馬困力窮，眾不一心。請出兵掩捕，不然請給榜招之。上曰：彼不為寇而加以兵，不仁。惟當撫諭招懷之耳。”《英宗睿皇帝實錄》：“正統元年十二月十三日鎮守陝西都督同知鄭銘等奏：陝西地界與東勝及察罕腦兒一帶沙漠相接，胡寇侵擾殆無寧歲，洮岷等衛亦臨絕塞，所控番簇叛服不常，各衛官軍恆被調遣，止餘羸弱居守。比者莊浪有警，雖有守備官軍臨敵不能捍禦，況瓦剌脫歡人馬比之諸胡特盛，其使臣有在甘寧等處久住，習知中國虛實。 ”致賽因不花、郭敬家人把伯、義州衛軍王文、跛兒乾、李讓、施帶兒、小田兒、加失領真等人泄露邊防虛實。

哈密之疏

哈密衛，是永樂皇帝以蒙古義子所立，地位比“擬親王”，作為明朝的情報中心，地位非常重要。永樂五年七月一日壬子，朱棣敕宋晟以兵五百或一千，選才能之將率領，赴哈密。宣德二年十月二十二日丙子，涼州衛、永昌衛、山丹衛土韃官軍，擺擺羅哈剌等七十家居哈密者，皆思歸，令怕哈木來奏：‘願赴京師效力’。上遣內官李信、林春齎勑諭，哈密忠順王卜荅失里、忠義王弟脫歡帖木兒，‘俾悉遣來’ 。宣德五年四月二十六日忠義王為侄兒忠順王卜答失里奏求與弩溫答失里結姻的婚娶禮幣，同一天瓦剌順寧王脫歡亦奏求弓刀等物，命悉與之。當時明宣宗無意出兵，故而也聽之任之。

圖們之忽

明永樂二十年(1422)，楊木答兀與開原鎮守官王雄等不協，脅同住達官謀叛，詐傳帝旨，肆行剽掠，裹脅千餘口至朝鮮阿木河近地東良北。又遷至圖們江外。屢拒明使招撫，畏罪逃匿，拒還所掠人口。曾一度向明朝悔罪謝恩，但潛隱山谷，不敢入朝。洪熙元年(1425)，復拒明招撫。宣德八年(1433)，糾結“七姓野人”(今赫哲人)，圍攻明軍，被明軍與建州女真首領猛哥帖木兒(努爾哈赤六世祖)擊敗。旋又糾集七姓女真800餘，殺死猛哥帖木兒父子。九年，明遣使往諭，令其歸還所掠人口、財物，未果。宣德十年(1435)初至二月丙寅左右，楊木答兀引野人女真"集部落沿途攻截阮堯民" 致明朝“騎卒死亡者八九百人”《朝鮮實錄》世宗十七年二月丙寅(1435)，鹹吉道兵馬都節制使抄寫李滿住、凡察處皇帝敕書二道以送。其敕諭凡察曰：“爾差指揮使李張家等來奏，楊木答兀引領野人來廝殺情由，朕已具悉，先因指揮塔察兒來奏報前事，已敕內官阮堯民、亦失哈、張童兒等前去整理，尚未回報，且待其歸，具奏如何。”此後阮堯民受命赴朝鮮處理事務。而劉清此時還在船廠，直至四月被捕。此時,亦失哈尚列於阮堯民之後。周年四月,阮堯民"有罪下獄"〔 30 〕。至於阮堯民如何懲處, 《明實錄》未言,估計已逍遙法外。

漠南之撤

明初洪武控制了許多軍事據點，其中主要的據點有亦集乃舊城、鎮番衛、寧夏衛、東勝衛（者者口守御千戶所）、開平衛（興和所）、大寧衛、安東衛及吉林船廠，永樂依然掌控及巡邏上述地區。到了宣德時期，朱瞻基內遷亦集乃舊城、開平衛、興和所，吉林船廠，致使明朝邊防出現漏洞。朱瞻基對於遊蕩在河套的脫歡人馬及南逃的阿魯台細心撫諭，對於驅逐瓦剌的明軍軍士給予呵斥。

安南之輕

安南芒族人黎利（至少是高度芒化的京族，但他的早期支持者幾乎全是芒族人）反叛，屢次打敗官軍。黎利請示朝廷，請求重新立陳氏之後為安南國王。朱瞻基認為國中疲憊，遠征無益，於是答應了他，冊封陳暠為安南國王，宣德三年罷征南兵。後來黎利篡奪陳暠之位而自立為王。派人入朝納貢謝罪，請求皇帝冊封群臣。有人請求皇帝討伐黎利，朱瞻基不許，冊封黎利為安南國王。安南國也就是交趾國，自此以後朝貢不絕。

麓川之縱

宣德三年閏四月麓川宣慰使思任發侵奪南甸、騰衝等處地方。沐晟上奏請發雲南、貴州、四川官軍五萬人及各處土兵討之。又奏寮國宣慰司刀線歹及寧遠州土官刀吉罕恊助交阯，罪不可容。明宣宗認為：麓川之事，前已命你與西南等高層計議怎么撫諭。雖麓川作過必當威服，但念數年來征交阯，討四川番寇，軍民勞弊未甦，所以這次還是讓你立即同雲南三司廵按、監察御史再遣人招撫，如能順服不必用兵，果執迷不悛，止調雲南官軍土軍及木邦宣慰司等處夷兵勦之。寮國、寧遠，亦不必深究。致使明朝在西南的威信大失，麓川亦大肆擴張，故有英宗征麓川之役。張志淳在《南園漫錄》指出，征麓川不得不做的事，是一個正確決策。“夫振之惡雖不可殫述，然其主麓川一事，於國體、於利害、於忠臣義士之寃、於久遠之計，自今觀之，殊為有得。不然，則歷今七十餘年，為中外所壞，不知群夷變亂幾番矣，何以能帖然如此！”張志淳進一步分析了致誤之由，完全是楊士奇、王恕單邊聽信沐氏子孫“隱蔽溢美”行狀結果，“李（賢）遂據以為真，而以其事遷就之而筆於書，而不復考也”。李賢、楊士奇、王恕是著名的大臣，“於史、於事、於是非皆顛倒謬誤，至終身莫之省”，“顧失實至於如此，然則後世將安所憑哉？良可嘆也！”晚明大臣亦在文集中大罵三楊，認為三人是“一夫跳梁”“文宗罪人”開了壞頭。

文化

海外交流

明太祖建國之初，既為中西文化交流遣使埃及，並派欽使到阿拉伯滿覬（麥加）政府聘請精於歷學專家翻譯阿拉伯百年翻譯運動的科學著作。明成祖更進一步建立舊港宣慰司、滿剌加外府、蘇門答臘官廠、察地港抽分所、古里官廠等貿易文化交流中心。”由於“自仁宗不勤遠略，宣宗承之。”宣德朝文化交流的海帆不再遠航，從文化交流的角度來看，海禁政策也帶來了很多遺憾。使明朝成為一個被“”（四周都被包圍）的文明。如果沒有海禁政策及中國人航海事業的衰退，那么中國人和歐洲殖民者的初步接觸很可能是在印度洋，而非東南亞。如果是這樣，那么遠東和西歐文化圈的初步交融可能是另一番面貌。如果中國人接觸歐洲殖民者的前哨遠在印度洋，那么中國人無疑更加從容。

三楊粉飾

由三楊監修的這個時期的官方記載把朱瞻基描繪成一個擅長文藝和獻身於仁政的儒家君主。他不但試圖實踐儒家的原則，而且通過編寫為帝的指南《帝訓》（1428年）和類似的教誨官員的手冊《官箴》（1432年）而把儒家的原則留給後世。

朱瞻基雅尚翰墨。尤工於畫山水、人物、走獸、花鳥、草蟲等。書畫作品當作圖書贈重臣，上書年月及受賜者姓名，鈐“廣運之寶”、“武英殿寶”及“雍熙世人”等印章。在位10年中，聽從閣臣楊士奇、楊榮等建議，停止用兵交。重視整頓吏治和財政，實行為政以寬的措施，對宦官控制嚴格，改革科舉制度，史稱“仁宣之治”。圖書文化事業發展迅速。宣德八年(1433)他命楊士奇、楊榮於館閣中擇能書者10人，取五經、《說苑》之類，各類副本，分別貯藏於廣寒、清署二殿及瓊花島，以資觀覽。又建造“通集庫”、“皇史晟”以藏古籍、檔案。內閣藏書約2萬餘部，近百萬卷。刻本占十三成，抄本占十七成。史稱“當是之時，典籍最盛”、“仁、宣二主，世既承平，文物益盛”。霍韜評價曰：世傳三楊入閣，極一時勛名之盛，不知三楊壞我太祖之法已多矣。上下要安，苟且度日，卒始正統之亂（也有滔天罪難逃之評。而晚明筆記中雖為尊者諱不敢直接批評宣德，但卻把矛頭對準三楊，並有明人分析三楊受到的讚譽是因為破壞太祖之法，掌閣時間最長，閣權勢力最大，後世大臣欲效法所故。）。

外交

鄭和七下西洋

朱瞻基登基後不久，明朝周邊的哈密回回、滿剌撒丁、占城、琉球中山、爪哇等數十國前來朝貢明朝，幾乎是每年都來。宣德五年（1431年1月），宣宗以以外番多不來朝貢為由，命令鄭和再次出航。返航期間，鄭和因勞累過度於宣德八年（1433年）四月初在印度西海岸古里去世。船隊由太監王景弘率領返航，宣德八年七月初六（1433年7月22日）返回南京。第七次下西洋人數據載有27550人。這也是最後一次下西洋。

蒙古

雖然在以前幾十年明朝經常遭受蒙古諸部落的騷擾，但朱瞻基在位時期的北方邊境還是比較平靜的。這種暫時平靜之所以出現是因為阿魯台對東蒙古人的無可爭辯的領導已被永樂帝的無情征討所破壞。結果，部落領袖之間存在著嚴重的對立。到朱棣去世時，阿魯台已經江河日下，因為重新振興的瓦剌人在脫懽（死於1439年或1440年）的領導下屢次侵入他的領地，迫使他東移。這樣，蒙古聯盟一分為二：阿魯台領導東蒙古人，脫懽領導西面的瓦剌諸部落。雙方戰爭不斷。阿魯台的領導權還受到在他控制下的兀良哈惕各衛的蒙古人的挑戰。在明仁宗明宣宗統治時期，阿魯台每年派遣納貢使團去北京，中國人則以珍貴的絲綢、緞子和其他的禮品回贈。明廷希望瓦剌萬一進攻時能夠從其處得到幫助，但阿魯台十分虛弱，不能成為一個有力的盟友。由於阿魯台的無能，兀良哈惕蒙古人受到鼓舞，不時威脅中國邊境。宣德三年（1428年）十月，當這夥人襲擊中國領土時，恰好皇帝率領3千騎兵視察邊境，親自擊退了侵犯者。

後來對邊防作了一些變動。在戰略要地開平衛之南，中國軍隊在薛祿將軍的率領下在一些城市構築防禦工事。宣德五年（1430年）五月工事完成後，薛祿建議把邊境防務集中在此，放棄開平的前沿戍區，以便縮短供應線。這個決定後來被認為是一個嚴重的戰略錯誤，因為它把幾百英里的地方暴露在蒙古人面前，同時又限制了中國軍隊，使他們越來越採取守勢。

同時在西面，瓦剌已經強大，並在宣德六年（1431年）擊敗阿魯台。此事促使兀良哈惕再次造反，但沒有成功。宣德九年（1434年）九月的母納山之戰中，脫懽領導下的瓦剌部擊潰了阿魯台並把他殺死。瓦剌無可爭辯地成了蒙古的支配力量。這次勝利後，脫懽保持著與明廷的友好關係。當他野心勃勃的兒子也先（死於1455年）繼任瓦剌的領導權後，立即試圖在蒙古腹地建立瓦剌部落的霸權，局勢就完全改變了。

日本

朱瞻基在位期間，明廷設法改善與日本關係。朱瞻基恢復了與日本正式關係，由於日本將軍足利義持的敵意，這種關係在朱棣時已經處於冰點。宣德元年（1426年）、二年（1427年），朱瞻基單方面取消了關於納貢使團在永樂二年（1404年）的協定，以改善關係。他增加了準許來華貿易的船隻和人員。但足利義持繼續阻礙任何協定的達成。

不過，他的繼承者足利義教（統治期1429年—1432年）則對恢復關係表現了很大的興趣；宣德七年（1432年）二月，朱瞻基派宦官柴山攜帶一份給足利義教的詔書去琉球，建議恢復關係和增加批准的貿易量。詔書是通過琉球王的斡旋而轉到日本的。足利義教對所提的內容感到欣慰，在九月派了一名具有中國血統的僧人龍室道淵帶領一個使團於宣德八年（1433年）六月抵達北京，同時隨帶馬匹、甲冑、刀劍和其他土產等貢品。七月，中國皇帝回派一個使團護送日本使團回國，明朝使團在日本受到熱烈的接待。

這些互相往來的活動恢復了中日之間的官方關係，其間關係雖然偶爾發生破裂，但是一直維持到了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原因是雙方各為自己的利益打算。將軍及其繼承者願意合作，是因為日本人熱衷於在新的和更有利的制度下進行貿易，並且獲得了厚利。明廷希望在鎮壓倭寇方面取得將軍的幫助。明廷認為，他們未能達到目的是因為對方對他們慷慨大方的反應採取了半心半意的態度。但實際上將軍對海盜的控制程度是很小的。

朝鮮

朱瞻基和李祹（1418年—1450年在位）都在位期間，中朝關係一直是親切的。雙方定期互派使團、互贈禮物，宣德元年（1426年）二月，皇帝命一名宦官率第一個使團去朝鮮。他贈朝鮮王絲綢，以回報這一年早些時候朝鮮王派使團帶禮物訪華的行動。下一年，另一個攜帶禮物的使團被派往朝鮮；這一次，皇帝要求5000匹馬以供軍用。要求很快被滿足。宣德四年（1429年）末，朱瞻基兩次照會朝鮮王，勸他不要再用他本國不生產的金銀器皿作為貢品，並且還要求不要再送除要求以外的任何珍奇動物——這個勸告在宣德七年（1432年）重申。八年（1433年）末，皇帝婉言謝絕了朝鮮王要求派學生來國子監攻讀的請求後，賜給他一套儒家的經史著作。這是朱瞻基最後一個派往朝鮮的官方使團。

根據明代史料，朱瞻基改善與朝鮮關係的願望，似乎是出於擴大中國的影響和取得戰馬的明確目的。但是朝鮮的記載《李朝實錄》透露，皇帝與其祖父永樂帝一樣，常常有除此以外的個人目的。宣德元年（1426年），明朝要求處女和宦官以充實皇帝的後宮，還要求女廚師以滿足皇帝對朝鮮佳肴的愛好。後來，中國人要求獵鷹、獵犬和豹，供皇帝玩賞。李祹親自選7名處女，並隨帶10名廚師、16名侍女和10名年輕的太監於宣德二年（1427年）八月離開漢城，兩星期後抵達北京。十一月，應明朝廷的要求，另一著名的美女也被送去。宣德四年（1429年），皇帝要求並收納了另11名廚師，以及大量的魚和泡菜；類似的要求一直繼續到宣德九年（1434年），直到十年（1435年）四月，即朱瞻基死後2個月，53名已在中國住了10年並希望離開的朝鮮婦女才被送回國。這些事件反映了明朝對外關係的另一面，這一面引起了朝鮮的強烈不滿。

東南亞

朱瞻基在繼續他父親的收縮政策時，只和朱棣時期定期前來納貢的南亞和東南亞諸國保持例行的接觸，按來朝次數多寡排列，它們包括：占城（8次）、爪窪（6次）、暹羅（6次）、蘇門答剌（4次）；來朝一次的有浡泥、榜葛剌、南渤利、柯枝、錫蘭、古里、阿丹和阿拉伯等國。在維持這些關係的同時，皇帝還繼續執行不準中國人出海到國外定居或經商的更早時期的禁令。其目的是加強沿海的治安，使之不受海盜的騷擾，以及保持一切對外貿易的官方壟斷。這些不現實的禁令失敗了，因為在執行時存在不可克服的困難。

在這些有節制的關係中，一度短暫地恢復了皇帝主辦的海上航行。宣德五年（1430年）六月，朱瞻基命鄭和指揮第7次、也是最後一次南洋的航行。重新集結的艦隊直到1年半以後才離開福建。按照皇帝的構想，它們的使命是恢復朱棣促進的納貢關係。艦隊沿著熟悉的航線重新訪問了約20個國家，航行遠及阿拉伯半島以及東北非洲沿岸。如同以往那樣，它們帶回了攜帶寶石和異國動物等禮品的外國使團。這時已60多歲的鄭和於宣德八年（1433年）六月回國，沒有親自訪問每個國家。有些次要的使命交由他的助手去完成。宦官洪保從古里前往麥加，王景弘在鄭和本人帶領艦隊主力回國後於九年（1434年）帶了一部分艦隊駛往蘇門答剌和爪窪。宣德八年（1433年）出現了海外使團前往北京的另一個高潮，其中15個使團來自南洋、波斯灣和東北非洲。

朱瞻基為什麼重新推動、然後又中斷鄭和的遠航，其原因至今不清楚。對此曾作出過種種解釋：國家資源的大量耗費、楊士奇和夏元吉的起作用的反對、對北方邊境防禦的日益增加的關心、永樂帝死後明朝海軍力量的衰落。這些因素的綜合肯定造成了這樣的結果。很顯然，當朱瞻基下令恢復遠航時，他不顧朝廷的反對。在反對遠航最為激烈的楊士奇死後不久他作出這一決定的目的可能是抵消在安南大敗的影響和恢復中國在納貢屬國中的威信。但是這些冒險行動引起的反對依然存在，他以後幾代皇帝就沒有認真考慮進一步的遠航了。

雖然明朝廷有充分理由中斷海外擴張，但其影響是深遠的。這項決定嚴重地影響海軍建制的力量和士氣，削弱了它的沿海防禦能力。這從而促成了日本海盜在下一個世紀的進一步的掠奪。最後，明朝從印度洋和南洋的撤退切斷了中國與世界其他地方的聯繫，而此時歐洲列強正開始進入印度洋。朱瞻基統治時期不但標誌著中國在歐洲水域的統治地位的結束，而且是明帝國孤立於國際事務的開始。

社會

這一時期商品經濟的發展和資本主義的萌芽，不是一帆風順的，它受到封建專制制度多方面的阻撓。其中明政府對手工業者和商人的種種壓制掠奪。

民間傳說朱瞻基喜好私訪，因其教育是以儒家為主，故其本人對經商的人也很反感，經常給以打壓，使商業很難發展。

救濟措施

朱瞻基對影響中國大部分地區的旱澇和蝗蟲災害的報告的反應是迅速的。在正常的制度範圍內，他對受災區採用各種各樣的救災措施，諸如免稅一至二年，減收田賦二至四成，分發免費的糧食和其他生活用品以吸引難民重返家園。為了保證取得理想的結果，皇帝鼓勵地方官員履行自己的職責，並常常派欽差大臣去各受災區監督工作的進行。歷史學家一般都盛讚宣德帝全心全意地關心人民的福利。

掃黃運動

明朝初至中葉娼妓業尤為發達。許多達官顯貴不問朝政國事，沉溺於歌舞昇平、燈紅酒綠之中；名流賢達狎妓冶遊、尋歡作樂。後來，還出現了研究、評價妓女的《嫖經》，成為當時的狎妓指南。當時妓女滿布天下，大都會有數以千計之多，就是窮鄉僻壤，也不乏其人。

宣德四年（1429年）秋天，30歲的朱瞻基受夠了。他稱帝時，國家政綱鬆弛，官員日益腐敗淫逸，終日紙醉金迷，縱情享樂。朱瞻基終於無法忍受滿朝文武的生活作風日益敗壞，決定在全國裁汰官妓，嚴肅法紀，阻止帝國官員們沉溺於腐朽荒淫的私生活。

朱瞻基發動的這個行動是中國第一次大規模的掃黃運動。他下令查封了北京和其他大城市的大批妓院，廢除了原有的官妓制度，禁止官員攜妓宿娼。但對民間娼妓業卻沒有什麼限制。當時朱瞻基的掃黃主旨，是為了鞏固帝業不被顛覆，官吏不嫖娼，使所謂“父母官”的形象更為正面。因此，此次掃黃只對官員們起了一點威懾作用而已。

他的措施果斷而不容置疑，將大明兩京一十三省經營了數十年的官營妓院全部革除，嚴令御史糾察官員德行品性，膽敢違令狎妓宿娼者，必然罷職，永不敘用。而士子嫖妓，也要受處罰，甚至在科考中不予錄用。對明代開國即繁榮兩京的國營妓院酒樓來說，這一禁令無疑是災難性的。其後不久，曾經繁華靡麗的教坊女肆半行拆毀，歌樓舞館，化為廢井荒池。

但是對文武百官而言，緊張的氣氛只在暫時。雖然官妓被取締，官員也不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出入妓院，但是他們在家中仍然蓄養女樂家妓，查無可查，禁無可禁。宣德十年（公元1435年），朱瞻基駕崩。在朱瞻基短暫的作風整頓之後，明朝上下百官被壓抑的酒色之欲迅速反彈，整個社會“淫風大熾”。

朱瞻基掃黃運動的失敗，後來秦淮風月的繁榮昌盛，一直延續到明朝滅亡。

人物評價

總評

朱瞻基天資英暢，敬禮大臣，勤恤民隱，慎於用人，嚴懲貪官污吏，或說臣下有過失，密加詳察，實則加罪，誣陷則重懲誣告之人。由於他出色的治理出現了即文景之治、貞觀之治、開元盛世之後的著名的“仁宣之治”的盛世局面。有的學者認為仁宣時期的國家政策基本上是保守的；有的學者認為仁宣時期既是明王朝統治的影盛時期，又是明帝國統治開始衰落的時期。如何正確認識和評價這段歷史，還有待於學術界今後的共同努力。

在明代，朱瞻基是繼朱元璋和朱棣之後，鮮有有作為的皇帝，因為他為大明朝貢獻了一個“仁宣之治”。朱瞻基是一位善於納諫的皇帝，在軍國大事上，能聽取臣下的意見，比如在即位之初，他聽從閣臣、大學士楊榮的建議，率兵親征，平定了懷有不臣之心的皇叔高煦的叛亂，維護了皇室內部的穩定；交阯（即安南，今越南北部，明初設有交阯布政使司）叛亂，朝廷數派大軍征剿，均吃敗仗，朱瞻基聽從楊士奇、楊榮等人的建議，停止對交阯用兵，（這個未必是好事，停止用兵，軍費雖然節約了不少，但交阯卻再次獨立了）等等。應該說，宣德一朝，是明代君臣關係最為融洽、政治相對清明、社會較為和諧、經濟穩步發展、邊防比較穩固的時期，基於此，所以史家把這段時期稱為“仁宣之治”。

在施政時，朱瞻基既懂得怎樣授權，也知道如何行使領導權。他在作出一項決定前常常採納三楊的意見，而且傾向於接受或支持大學士和大臣們的建議。可是，他在強化行政制度和皇帝權威方面，表現了強有力的領導才能。當出現危機時，朱瞻基的行動是果斷和負責的，如在朱高煦的起事和需要作出從安南撤軍的最後決定時就是如此。此外，他深切地關心公正的施政。雖然他在對待失職的官員時是嚴厲的，但除了懲罰宦官外，他很少判處死刑。他常常主持重要的審判。他一貫命令複審嚴重的刑事案件，而這樣的再審理在他統治時期使數千名無辜者獲釋。

總之，朱瞻基的統治是明史中一個了不起的時期，那時沒有壓倒一切的外來的或內部的危機，沒有黨派之爭，也沒有國家政策方面的重大爭論。政府有效地進行工作，儘管宦官日益參與了決策過程。及時的制度改革提高了國家行使職能的能力和改善了人民的生活，這兩者是賢明政治的基本要求。後世把宣德之治作為明代的黃金時代來懷念，這是不足為奇的。

朱瞻基的廢后風波也是他的一個污點，總之，瑕不掩玉，朱瞻基可算是一位稱職的皇帝，他對明王朝的貢獻是不可磨滅的，他被史家稱為太平天子、歷史上著名的守成之君，這些稱號對於宣宗來講都並不誇張。但是作為太平天子的朱瞻基從小就喜歡鬥蟋蟀，即位之後他曾經讓各地採辦上等蟋蟀來京，地方官員為了取悅宣宗，都變本加厲地下達任務，一度給百姓造成了很大的負擔，朱瞻基也被百姓們稱為“蟋蟀天子”。

史書評價

《朝鮮文宗實錄》：①（尹鳳曰）“皇太子（朱瞻基）亦輕佻”②“上（朝鮮文宗）謂代言等曰: "尹鳳率爾告予曰: “洪熙皇帝及今（宣德）皇帝, 皆好戲事。洪熙嘗聞安南叛, 終夜不寐, 甚無膽氣之主也。’”知申事鄭欽之對曰：“尹鳳謂予曰: “洪熙沈於酒色，聽政無時，百官莫知早暮。今皇帝燕於宮中，長作雜戲。永樂皇帝, 雖有失節（靖難）之事, 然勤於聽政, 有威可畏。” 鳳常慕太宗皇帝, 意以今皇帝為不足矣。”上曰：“人主興居無節, 豈美事乎?””

胡世寧：“我太宗文皇帝雄武冠絕古今，徼外四夷無不臣服。是以北封元之遺孽阿魯台為和寧王，馬哈木為順寧王；西封脫脫為忠順王；東北置奴兒乾等都司衛所二百餘處。皆以撫綏戎落，藩屏中國。至於南討黎季犛，復古中國之地，建立交趾布政司，尤為偉績。宣宗以來，黎賊復據交趾，殺官劫印，不可勝紀。阿魯台亦為馬哈木所並，其東北各衛所亦皆兼併不常，存亡莫考。先朝（宣宗）皆置之不問，蓋不勞中國以事外夷。”

馬文升：言天下之安危系武備之修否，我太祖高皇帝以武功定天下，凡私役一軍，私借一馬者，皆有重罰，雖有興造竟不勞軍，三十餘年海內晏然。太宗文皇帝遷都北平，於武備尤為注意，故出塞千里，胡虜遠遯。宣德以來武備漸弛，迨至正統，民不知兵，所以有土木之敗邇。

《明史》讚譽宣宗：“仁宗為太子，失愛於成誼。其危而復安，太孫蓋有力焉。即位以後，吏稱其職，政得其平，綱紀修明，倉庾充羨，閭閻樂業。歲不能災。蓋明興至是歷年六十，民氣漸舒，蒸然有治平之象矣。若乃強藩猝起，旋即削平，掃蕩邊塵，狡寇震懾，帝之英姿睿略，庶幾克繩祖武者歟。”

軼事典故

君臣融洽

朱瞻基是就明代整個皇帝的素質而言他算是一位比較賢德的皇帝了。宣德間，君臣關係相當的融洽，在此略舉一例：朱瞻基夜訪大學士楊士奇的家。

宣德六年七月的一天，“漏下十二刻，從四騎至士奇宅。士奇倉皇出迎，頓首曰：‘陛下奈何以宗廟社稷之身自輕？’上曰：‘朕欲與卿一言，故來耳。’”

皇帝有話想與大臣說，完全可以將其詔進宮中，而他卻跑到人家家裡去了，並且在深更半夜。如果二者沒有較為親密的關係，這一點是不可能做到的。明人焦竑在論及此事時更富有情味：宣德中，駕幸楊士奇第，夜已二鼓，士奇警起，朝服而迎。但見儀從塞屋，香氣氤氳，不知上所在，惟向北拜不已。上方倚闌看月，笑而呼曰“士奇，朕在此。”所賜已充庭矣。

一句“士奇，朕在此”，彰顯出君臣的和諧之處。

促織天子

朱瞻基品行上的瑕疵通常在野史里和一些文學作品中有記錄。比如，他喜好促織，有“太平天子，促織皇帝”之名。促織者，蟋蟀也，民間叫蛐蛐。稱“太平天子”尚好，呼“促織皇帝”好像就不太中聽了吧。而且他“好促織”的有點過了頭，明人呂毖《明朝小史》里載：

_{帝酷好促織之戲，遣取之江南，其價騰貴，至十數金。時楓橋一糧長，以郡督遣，覓得其最良者，用所乘駿馬易之。妻妾以為駿馬易蟲，必異，竊視之，乃躍去。妻懼，自經死，夫歸，傷其妻，且畏法，亦經焉。}

清人蒲松齡《聊齋志異·促織》中有一句：“宣德間，宮中尚促織之戲，歲征民間。”說宮中尚此戲，其實就是在說皇帝的個人嗜好。君王可以有點愛好，但因為個人愛好，致勞民傷才，並且搞的小民家破人亡，顯然就不是有德之君的所為了。除此之外，朱瞻基還有一些不德的表現，比如，他好房中術，曾向太醫院一位太醫索要這方面的書，這位太醫比較正直，告訴他，他是看病的，先輩（指太醫院）傳下來的也都是些醫書，沒有那類的書。這讓朱瞻基極為不滿，於是他就令人把這位太醫偷偷的抓起來關在監獄裡，不讓外人知道。太醫的家人也感到蹊蹺，就托人打聽。得知真相之後，太醫的家人也不敢聲張，只能苦苦的等。那位太醫被關了很長一段時間才放出來。

個人作品

詩詞

《捕蝗詩》

《猗蘭操》

《官箴》

《閔旱詩》

繪畫

明宣宗繪畫作品
《武侯高臥圖》		《壽星圖》
明宣宗《武侯高臥圖》		《壽星圖》
《雙犬圖》		《花下狸奴圖軸》
《雙犬圖》
《壺中富貴圖》		《三陽開泰軸》
		三陽開泰軸
《瓜鼠圖》		《戲猿圖》
		《戲猿圖》
《御臨黃筌花鳥》		《明宣宗行樂圖》局部，捶丸。
御臨黃筌花鳥卷		《明宣宗行樂圖》局部，捶丸。
《明宣宗射獵圖》軸		《明宣宗馬上像》軸
《明宣宗射獵圖》軸。		《明宣宗馬上像》軸。

親屬成員

家世

高祖父：（追尊）仁祖淳皇帝朱世珍

高祖母：（追尊）淳皇后陳氏

曾祖父：太祖高皇帝朱元璋

曾祖母：孝慈高皇后馬氏

祖父：成祖文皇帝朱棣

祖母：仁孝文皇后徐氏

父：仁宗昭皇帝朱高熾

母：誠孝昭皇后張氏

后妃

恭讓章皇后胡善祥，原配妻，宣德三年（1428年）以無子被廢，正統八年（1443年）去世。天順七年（1463年），上諡號“恭讓誠順康穆靜慈章皇后”。

孝恭章皇后孫氏，初為貴妃，宣德三年（1428年）立皇后，天順六年（1462年）九月崩。全謚為孝恭懿憲慈仁莊烈齊天配聖章皇后，合葬於景陵。

孝翼太后吳氏，明代宗之母也。明代宗朱祁鈺即位後升格為皇太后。明英宗復辟，降稱宣廟賢妃。南明時追謚孝翼太后。

何貴妃，殉宣宗為貴妃，謚端靜。

趙賢妃，殉宣宗為賢妃，謚純靜。

吳惠妃，殉宣宗為惠妃，謚貞順。

焦淑妃，殉宣宗為淑妃，謚莊靜。

曹敬妃，殉宣宗為敬妃，謚莊順。

徐順妃，殉宣宗為順妃，謚貞惠。

袁麗妃，殉宣宗為麗妃，謚恭定。

諸恭妃，殉宣宗為恭妃，謚貞靜。

李充妃，殉宣宗為充妃，謚恭順。

何成妃，殉宣宗為成妃，謚肅僖。

郭愛，追封國嬪。

子女

兒子

長子明英宗朱祁鎮，母孝恭章皇后孫氏。

次子明代宗朱祁鈺，母吳賢妃。

女兒

長女順德公主，母胡皇后。

次女永清公主，母胡皇后。一說女真妃子所生。

三女常德公主，母孝恭章皇后孫氏。

陵寢墓地

朱瞻基埋在北京十三陵的景陵中。

在朱瞻基的父親明仁宗修建陵墓的時候，朱瞻基遵循他父親的遺囑，厲行節儉，親自規劃，僅用了三個月的時間就竣工了。獻陵的規模和耗資均比成祖的長陵少得多，為以後的幾代帝王陵墓做出了榜樣。只是到了後來的嘉靖帝時期，才開始奢侈起來。

史書記載

《明史·本紀第九·宣宗》

《明宣宗實錄》

藝術形象

年份	影視劇	演員
1989	《龍庭爭霸》	張英才
1999	《百烈刀》	孫蘇傑
2003	《永樂英雄兒女》	陳龍
2009	《鄭和下西洋》	謝震偉
2012	《江南傳奇之十五貫》	卓凡
2013	《天生無才》	魏駿傑
2019	《大明風華》	朱亞文

朱瞻基(明朝第五位皇帝)

基本介紹

人物生平

早期經歷

繼位為帝

患病去世

主要成就

政治

經濟

軍事

文化

外交

社會

人物評價

總評

史書評價

軼事典故

君臣融洽

促織天子

個人作品

詩詞

繪畫

親屬成員

家世

后妃

子女

陵寢墓地

史書記載

藝術形象

繼位為帝

患病去世

主要成就

政治

經濟

軍事

文化

外交

社會

人物評價

總評

史書評價

軼事典故

君臣融洽

促織天子

個人作品

詩詞

繪畫

親屬成員

家世

后妃

子女

陵寢墓地

史書記載

藝術形象

相關詞條

熱門詞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