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含義,國際經濟結構調整的現狀,國際經濟結構調整的趨勢,中國經濟結構調整的三個主要階段及特點,第一次經濟結構調整：1979—1984年,第二次經濟結構調整：1988—1991年,第三次經濟結構調整：1997年以後,
含義
（2）從國民經濟各部門和社會再生產的各個方面的組成和構造考察，則包括產業結構（如一、二、三次產業的構成，農業、輕工業、重工業的構成等）、分配結構（如積累與消費的比例及其內部的結構等）、交換結構（如價格結構、進出口結構等）、消費結構、技術結構、勞動力結構等。
國際經濟結構調整的現狀
20世紀90年代以來，以金融國際化為核心的經濟全球化迅猛發展，推動了資本、生產、技術、服務、信息等要素在全球範圍內大規模快速流動，使世界各經濟體的經濟聯繫日益加深，使國際經濟結構調整出現了新的特徵與運行機制。
2003年到2006年，是上世紀70年代以來世界經濟連續增長最快的4年。2006年全球經濟成長率按實際匯率計算達到3.8%；世界貿易量增長了 9.4%，對外直接投資增長了22%，達1.2萬億美元，創下了歷史新高。本輪世界經濟繁榮中，發展中經濟體出現了全面振興。據IMF數據，2006年開發中國家經濟成長7.3%，高出世界總體增速3.5個百分點；從2001年到2006年，開發中國家GDP占全球比重從20%上升到了25%，對全球貢獻率為30%，按PPP計算超過50%。原因在於：一是眾多發展中國家得益於資源領域的投資和自身發展能力增強，經濟進入加快增長期；二是中東國家得益於石油收入和貿易順差，加大公共基礎設施建設力度，為更多的勞動人口提供長期穩定的工作機會，年均經濟增速從過去的3%左右提高到目前的6%；三是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區正在經歷上世紀70年代以來最強勁的經濟成長，2006年經濟成長率達5.2%；四是拉美經濟穩步增長，主要大國削減公共支出、減少財政赤字、降低利率，鼓勵私人投資，承受外部衝擊的能力日漸增強，2006年經濟成長5.3%；五是亞洲發展中經濟體表現出色，雖然泰國出現了短暫的金融動盪，東協經濟總體穩健，四小龍經濟成長較快，2006年亞洲（日本以外）經濟成長8.3%；六是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金磚四國”成為美國之外拉動世界經濟成長的又一主要動力，有研究報告預測，今後5年它們對全球經濟成長的邊際貢獻將超過G7集團。
2007年，全球經濟儘管有所放緩，但仍高位運行。同時，各經濟體的結構不平衡問題依舊嚴峻。這種不平衡最主要表現在貿易不平衡上，美國的貿易逆差連年擴張，短短几年翻了一番。這種不平衡反映出深層次的結構不平衡，美國的儲蓄相對不足，而其他國家消費相對不足，同時低端產業由美國向其他國家轉移。正是由於這種錯位和產業轉移，才造成貿易的不平衡。 從目前情況看，流動性泛濫並沒有體現在消費者物價指數當中，經過連續不斷的加息和收縮流動性，主要經濟體的消費物價指數目前增幅相對溫和。而且更重要的是，大多數國家的消費者物價指數主要是由服務價格（特別是與居住相關的服務價格，如租金等）帶動上漲的，而可貿易商品（不包括原材料及能源）的價格卻由於全球化和生產效率的提高而呈現下降態勢。但是，流動性泛濫在資產泡沫化方面得到真正體現。不但房地產價格在經歷巨觀調控之後仍頑強上漲（美國房地產價格仍維持在歷史高位，大幅下跌的可能性較小），而且股票市場不斷將泡沫化引向新的高度。2006年度，全球股票市場漲幅將近20%，並且已經超越了2000年初創造的歷史高峰。與此同時，商品市場在流動性的支持下一直高位運行。中國固定資產投資反彈，可能觸動商品市場，富裕流動性將支持能源、原材料等大宗商品價格高位反彈，重新回到上升的通道。綜合因素導致全球資產市場泡沫化。
（三）新一輪結構調整凸顯了產品價值鏈分工和要素分工特性
隨著經濟全球化向縱深發展，特別是隨著FDI的增長和跨國公司的全球布局，傳統意義上以商品貿易為基礎的國際分工格局正被打破，國際分工逐步深入到了企業內部，分工方式由產業間分工向產業內部產品分工和要素分工延伸，呈現出產業間分工、產業內產品分工和要素分工並存的新模式。主要有三種表現：
一是全球產業內貿易的迅速增長。產業內貿易是指一個國家（地區）既進口又出口同一種產品的現象。從世界範圍來看，產業內貿易規模持續擴大，根據聯合國貿發中心的統計，20世紀90年代產業內貿易額已占世界貿易總額的1/4－1/3。同時，產業內貿易在各國對外貿易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
二是跨國公司成為國際分工的微觀主體。在國際分工新模式中，跨國公司扮演著全球生產和交換的“組織者”的角色。從目前全球價值鏈內部分工的地位來看，全球價值鏈的推動者主要是行業中處於領導地位的大跨國公司。跨國公司全球化生產帶動了公司內部貿易的發展，根據聯合國貿發會議的《世界投資報告》（1999），美國跨國公司的內部貿易在其進出口總額中占據了較大比重，特別是在化學、機械、電子、運輸設備等原材料和中間品標準化程度相對較高的製造業部門，母公司與子公司之間的貿易關係更為密切。這表明跨國公司的內部貿易並不僅僅是為了爭奪某一市場，而是要服從其全球競爭的需要。
三是產品價值鏈分工導致生產的“分節化”，改變了資源配置方式。在產品內部，當分工形式從勞動密集生產環節向資本技術密集生產環節升級，由產品組裝環節向核心零部件環節轉移時，產品的“分節化”生產得以實現。產品不同生產環節可以在不同國家進行，這改變了產品生產只能在一個國家或地區內生產的傳統方式。目前，已經出現的一種貿易流現象：新興工業國家出口中間品和資本品－－中國出口成品－－已開發國家，反映的就是在全球化形勢下新的資源配置方式。
（四）貿易總量增長，結構最佳化，開發中國家貢獻增加
貿易是國際關係的基本形態和核心內容。經濟全球化帶動了國際貿易自由化，在WTO多邊貿易體制的協調下，世界範圍內的關稅水平大幅下降，非關稅壁壘受到約束，從而為全球商品和服務貿易創造了有利環境。在總量擴張的同時，隨著全球產業結構的升級，國際貿易結構不斷改善。世界各國工業化總體水平的提高刺激了全球工業品生產和消費的迅猛增長，使工業製成品貿易在國際貿易中的比重不斷上升，初級產品的比重逐步下降。此外，世界貨物貿易的發展帶動了開發中國家出口增長：按名義價格計算，2006年開發中國家的貨物出口額增長了20%，達4.27萬億美元，在世界貨物出口中的比重提高到36%，為歷史最高水平；進口額增長了17%，在世界貨物進口中的比重提高到31%，為近二三十年的最高水平。
據聯合國初步數據顯示，2007年全球外國直接投資（FDI）總額高達1.5萬億美元，超過此前2000年的1.4萬億美元，創歷史新高。2007年，弱勢美元促使更多外國投資流入美國，使美國成為最大FDI引資國，估計吸引外國直接投資達1930億美元。英國緊隨其後，約1710億美元，成為第二大新增外國投資接收國，法國以1230億美元位居第三。歐盟是吸引FDI最多的地區，占全部外國投資額的40%。中國仍是開發中國家中吸引FDI最多的國家，其金額達670億美元，較2006年的690億美元略有下滑。2007年，富國和窮國在吸引FDI方面均有增長的同時，全球很多地區的跨境併購表現活躍。 生產性服務業跨國轉移成為新一輪國際投資的突出特徵，服務業跨國投資在全球FDI總存量中占60%，在當年流量中也超過一半。世界跨國公司向服務業轉型步伐不斷加快，目前世界500強中一半以上為服務業跨國公司，其中製造業相當一部分收入也是依靠服務業。生產性服務業與第二產業相互融合，創造出全新的產業發展模式，促進了外包的發展。2006年全球外包業加快重組，總規模估計達8600億美元。向低成本、高素質人才的開發中國家的離岸外包迅猛發展，外包業務種類擴大到軟體、後台服務、呼叫中心、研發設計等，服務外包豐富了產品供應量的內涵，成為服務轉移的重要形式。
（六）國際經濟協調機制快速發展
1、貿易領域的國際協調
2、投資領域的國際協調
在各國和各國際組織的共同努力下，投資領域的國際協調機制已經初步建立：（1）在多邊層面，自烏拉圭回合簽訂了《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協定》（TRIMs）以來，WTO投資政策的國際協調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2）在雙邊層面，投資領域的國際協調主要通過各國之間締結的雙邊投資協定（BITs）來實現。（3）在地區層面上，20世紀90年代以來，幾乎所有的區域性（包括外資流入較少的南亞、西亞和西非）經濟組織都進行了有關投資自由化的談判，並達成了相應的框架協定或旨在促進資本流動的合作計畫。
3、競爭政策的國際協調
國際競爭環境的變化使競爭政策國際協調成為日益重要的議題。儘管國際競爭政策仍然“缺位”，但越來越多的國家已經意識到了制定全球性競爭法規的必要性，正著手開展多個層次、多種形式的國際合作。
國際經濟結構調整的趨勢
為適應全球化加快、科技進步日新月異、產業結構加快調整的國際經濟發展趨勢，未來必將有更多國家主動積極參與國際經濟結構調整，其經濟結構調整將緊緊圍繞扶“新”、扶“高”、扶“大”、扶“名牌”的調整方向進行。扶“新”。就是大力扶持新的增長點，帶動行業結構最佳化；扶“高”。就是扶持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帶動技術結構升級；扶“大”。就是扶持企業擴大規模，推進企業組織結構最佳化，實現規模經濟；扶“名牌”。就是扶持名牌產品，改善產品結構，提高競爭能力。除美國等主要發達經濟體之外，經濟結構調整的主體不但更趨多元化，而且亞非拉等開發中國家將繼續通過結構調整推動經濟全面增長；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金磚四國”繼續成為經濟結構調整的亮點，在國際經濟中的影響力與日俱增。
國際資本流動對世界經濟結構調整的作用越來越大，這主要是受經濟全球化的影響。無論是已開發國家還是開發中國家，其結構調整的知識型服務型特徵都很明顯。目前，服務業占世界GDP的比重已達68%，生產性服務業已經成為已開發國家的支柱產業。生產性服務業的迅速發展與升級使國際競爭從成本和價格的競爭過渡到技術與品牌的競爭，再演變到了產品供應鏈之間的競爭，成為決定各國在世界產業鏈和價值鏈地位的關鍵因素。從中長期看，製造業在後工業化社會經濟中的地位應逐步相對下降。 從資本流動趨勢看，已開發國家既是資本提供方，也是資本使用方，國際資本流動呈水平型。已開發國家之間的相互投資和開發中國家之間的相互投資，成為資本流動的兩大主要方向。從國際資本流動的結構變化看，未來幾年國際資本有可能增加對發展中經濟體或發展中地區流動，特別是向那些正在採取較大開放政策措施的國家和地區流動。
在此輪結構調整中，不少國家通過雙邊、多邊或自由貿易區談判推進區域經濟合作，改變區域內的經濟關係，建立保證區域經濟成長的新結構。區域一體化組織最大的特點是“對內自由，對外保護”，因而，區域性組織的發展一方面通過“貿易與投資的創造效應”，有利於實現區域內的優勢互補，提高區域內部分工水平，促進區域統一市場的形成，從而帶動區域內部投資與貿易的增長；另一方面，區域性貿易壁壘對非成員國的進口構成了障礙，對全球貿易自由化進程產生了一定的消極影響。區域化和全球化作為當今世界經濟發展的兩大趨勢，既相互促動，又相互制約。通過地區內部利益整合，在區域層次上實現全球化帶來的部分主權讓渡要求，這不失為一條有效而可行的道路。然而，儘管區域一體化組織的建立減少了WTO多邊貿易談判的層級，但在現行談判機制下，WTO多邊貿易談判一定程度上成為區域一體化組織彰顯地區利益的平台，區域一體化組織日益增強的談判勢力及其對地區利益的維護常常使談判陷入僵局，從而對多邊國際協調機制及其有效性帶來新的挑戰。
（五）此輪結構調整將使已開發國家和開發中國家競爭力的差距拉大
在世界經濟全球化、市場化、信息化的發展中，美國、歐洲、日本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仍處於主導和優勢地位，但已開發國家之間在經濟、科技、市場方面的競爭將更加激烈，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不平衡的規律仍在起基本作用。面對全球化的挑戰和機遇，少數開發中國家將發揮比較優勢，在參與國際市場競爭中提升產業結構，成為又一批新興的工業化國家和地區，但由於多數開發中國家的工業化進程尚未完成，高技術產業尚處於初始階段或雖已起步但尚未形成規模效益，其國民經濟主要成分仍是勞動密集型產業和農業，勞動生產率低下，國際競爭力較弱，因此，各個國家在參與全球化進行經濟結構調整的過程還可能拉大開發中國家和已開發國家間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差距。
（六）跨國公司將繼續發展，但受約束大，政府和社會力量增強
上世紀的90年代以來，跨國企業兼併、收購數量之多，規模之大，都超過了歷史記錄。一個新企業或新經濟發展的利潤空間很小，基本被跨國公司壟斷，要發展新的跨國公司，進入的門檻條件也越來越高，甚至超過了國家經濟的承受能力和本國市場所能夠提供的規模和利潤。跨國公司在某種意義上開始壟斷世界市場份額，而不再是繼續投資，因此而導致跨國公司發展與非跨國公司發展之間差異拉大，非跨國公司逐漸被納入跨國公司的國際分工體系，因此而形成等級分類和控制的發展模式，這在21世紀初將更加明顯。從這個意義上講，後起國家那種試圖全面追趕的跨越式戰略可能不能實現，或者實現的難度很大。
但是，另外一個方面，跨國公司受到的約束也在增加。跨國公司如果不能解決自身造成的經濟、金融矛盾和危機，各國政府之間的政策協調和干預就會趨向加強，這在網路和金融時代，這個問題將明顯化。最後，政府、企業和其他組織將共同參與全球化經濟新規則的制定和舊規則的修改、完善，有可能建立對經濟全球化的指導方針。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和遊戲規則也不再被已開發國家所壟斷。
中國經濟結構調整的目標選擇
中國經濟結構調整的目標選擇：全球化與城市化和工業化
1.與以上各類國家的經濟結構調整態勢相比較，可以縮小中國結構調整的目標範圍。
（1）中國不是工業化國家，不可能主導全球化與高技術化的進程，也不可能把調整目標鎖定為全球化與高技術化，但是必須以全球化與高技術化為背景，充分考慮它們對國內經濟結構調整帶來的衝擊和機遇。
（2）中國也很難（如國際上一些分析那樣）列入新興工業化國家。農業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世界平均為44%，中國按居住人口算為70.1%，按從業人口算為49.8%。依此可判斷，中國仍處於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過渡之中。同時，大量根本性的制度缺陷，也決定了我們不可能經過局部的調整而融入全球化與高技術化。
2.中國仍然是個窮國。人均800美元GNP按國內標準是小康，按世界銀行標準是剛剛擺脫赤貧，進入中低收入水平國家的序列。發展階段是選擇結構調整目標的根本依據。像一般開發中國家一樣，中國也應該以城市化、工業化作為最基本的追求。
（1）城市化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是經濟結構的空間調整或橫向調整。一些較低層次的結構調整問題，例如農村經濟結構、農業結構、區域經濟結構、文化教育結構、生育人口結構、城市結構等，只有以城市化為基礎來討論才更有戰略意義。城市化帶來的需求結構的巨大變化，將徹底打破許多商品及服務低水平的供求均衡。城市化引發的所有主產要素（包括勞動力、土地）的重新配置，都將向合理化、集約化的方向進行。對於城市化，長期以來直至改革開放初期，我們一直逆規律而行，採取禁止的態度（“離上下離鄉，進廠不進城”之類），後來又改為限制的態度（“發展小城鎮”之類），今後宜順應潮流，採取積極鼓勵的態度。在特定的條件下，如果有一定的制度配合，可以把城市視為商品，按商業化原則來生產和銷售。
（2）工業化是產業發展的必然趨勢，是經濟結構的時序（歷史進程）調整或縱向調整。只有在大規模工業化的前提之下，才能更深入地探討其他一些相關的結構性問題，如第三產業的發展（先有二後有三）、金融結構、資本結構、產業結構、規模結構、企業結構等等。後工業化國家的結構調整趨勢（全球化與高技術化）對中國的工業化及其相關結構問題將產生直接的、深刻的影響，而對中國的城市化及其相關結構問題只帶來間接的、相對較弱的影響。
3.中國仍然是個經濟轉軌國家。各類轉軌國家的經濟結構有很大不同，調整方向也有很大不同。但是有一點是共同的：轉軌的最大障礙是制度的障礙，轉軌的最大難度是制度建設的難度。所謂體制改革，無非就是體例和制度的變革。它的演進過程是比較集中地（時間和空間）破除舊制度、建設新制度，所以正如鄧小平總設計師所指出的，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從計畫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軌過程，可以看作是大量制度的破立過程。
（1）中國走的是“漸進式改革”的路子，收到了以空間換取時間的良好效果，經濟成就舉世矚目。漸進式改革的一大特徵是以體制外改革為主。近幾年的經濟發展狀況表明，體制外改革的餘地已經不大，必須實質性推進體制內改革。以我們應對國際經濟結構調整的現狀為例：
－－全球化方面。對外資的進入不斷產生疑慮和爭論，不協調音時有發生；投資軟環境的改善遭遇許多全局性的制度障礙；在加入WTO問題上前方與後方缺乏協調，前方談判後方打顫；一些明顯的競爭性行業也在強調政府壟斷或控股的必要性：等等。問題的表現不同，癥結則一：改革落後於開放，改革制約了開放。
（2）體制改革的許多重大內容，如政府放棄壟斷、民營化、商業化、市場化等等，在國外的一些分析中都作為結構問題來看待。國內的討論中，全局來看不宜把經濟結構調整的內涵拓展得過於寬泛；涉及具體領域時，一些轉軌問題（如國資進退）可作為結構調整內容進行深入分析。
（3）改革所要達到的一系列目標，恰恰是結構調整所應該採取的合理手段。例如，金融改革的目標之一是形成能夠有效運作的資本市場，而資本市場正是調整經濟結構最主要的手段。再如，投資改革的目標之一是形成能夠有效動員社會力量的投資機制，只有依靠全社會的力量才能實現經濟結構的合理調整。如果抽掉這些既作為改革目標又作為結構調整手段的中介，就可以看到改革與調整的直接關係，是以改革統率國民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因此，政府在結構調整中的首要職責，不是調用社會財力以貫徹政府的意圖，實現政府所選中的具體目標（那樣做難免顧此失彼），而是通過改革、轉軌、制度建設，最大限度地建立起適宜於經濟結構全方位自行調整、持續調整的機制。
中國經濟結構調整的三個主要階段及特點
第一次經濟結構調整：1979—1984年
由於從1958年起到1978年，中國經濟建設除了1961—1965年的調整時期以外，許多年份都犯了盲目追求“生產高速度、建設大規模”的錯誤。同時在建設過程中，片面強調發展重工業、忽視農業和輕工業；在重工業的建設上，片面強調“以鋼為綱”，忽視能源和交通運輸業，在重工業內部，則片面強調自給自足，忽視協作配套和服務體系的建設。如此日久天長就形成了畸形發展的經濟結構，某些重工業部門過分突出，而農業、輕工業、能源工業、交通運輸業、建築業、商業、服務業等行業相當落後。國民經濟比例嚴重失調、效率低下、浪費嚴重、投資成本大而效益低成為這種畸形經濟結構的特徵。此外，城鎮大量失業人員的問題日益突出，城鄉居民收入難以提高，生活水平長期未能得到改善。
針對這一問題，中國政府於1979年提出了調整國民經濟的方針。通過調整固定資產投資的規模、結構和價格、財政等政策，調整了積累和消費的比例，加快了農業和輕工業的發展。使得農業的基礎地位開始明確，輕工業與重工業之間比例得到調整，能源供應得到較好的改善。但是在這一時期，又出現了加工業發展過快的新問題。由於基礎設施、原材料工業跟不上加工工業的發展速度，供求矛盾開始突出，加上農副產品的供應增速跟不上城鄉居民購買力的增長，通貨膨脹開始出現並越發嚴重，為此，自1988年起，中國政府開始了第二次結構調整。
第二次經濟結構調整：1988—1991年
1988年9月，中國政府提出了治理整頓、全面深入改革的方針，在大力治理通貨膨脹的基礎上，著力調整經濟結構。此次調整主要是通過調整投資結構和貸款結構，在消除經濟過熱的同時，實行向部分產業和企業“傾斜”的政策，把其他方面壓縮下來的資金、原材料、能源和運力集中支持重點產業和重點企業，使得農業、能源工業、原材料工業、交通運輸業等產業增加了有效供給。這次調整儘管有效地增加了短缺商品的供給，抑制了通貨膨脹，但只是緩和了部分經濟結構方面的突出矛盾，並未能從根本上解決結構失衡的問題，能源、交通、重要原材料等基礎產業和基礎設施仍然是制約國民經濟發展的“瓶頸”。特別是1992年出現的新一輪經濟過熱使結構性矛盾更為突出，地區結構、企業組織結構不僅沒有得到最佳化反而有劣化趨勢，最終成為1994年惡性通貨膨脹的主要誘因之一。
從前兩次結構調整的情況來看，由於經濟體制上缺乏對部門、地區結構調整的機制，調整手段基本上是依靠對投資規模、投資項目和對國有銀行信貸規模的行政性控制，其實際效果十分有限。加之這兩次調整隻是一種增量式的調整，對巨大經濟存量的問題則基本沒有觸動，因而中央政府的調整目標最終往往難以實現，致使結構性矛盾反覆出現。1991年以後，儘管結構調整的工作仍在陸續進行，但基於同樣的原因，經濟結構並未出現明顯的改善。
第三次經濟結構調整：1997年以後
1993年下半年以後，為了治理經濟過熱和通貨膨脹，中國政府加強了巨觀調控，利用緊縮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抑制需求膨脹，同時繼續推進了價格體制、流通體制和財政體制、金融體制的改革。至1996年，巨觀調控已經收到明顯成效。但是，在經濟總量平衡狀況明顯改善的情況下，結構性矛盾再次突出。原來存在的基礎產業和基礎設施落後的局面不僅沒有改變，某些方面的“瓶頸”狀況更為尖銳。此外，“大而全、小而全”和盲目重複建設問題還很嚴重，制約著國民經濟整體素質和效益的提高。為此，1997年以後中國政府再次加大了調整經濟結構的力度。此次調整的主要內容是：
加大產業政策執行力度
1994年3月，中國政府頒布了《90年代國家產業政策綱要》。從《綱要》出台後的實際情況看，產業政策並未對經濟結構產生明顯影響。其原因主要是重點支持的行業範圍較大(占GDP的比重超過50%)，政府能夠提供的支持能力卻明顯不足。同時政府缺乏推行產業政策的有效手段，各個部門和環節之間的協調相當困難。
針對這一問題，1998年中國政府選擇了紡織、煤炭、建材、鋼鐵、汽車和石化6個結構性矛盾比較突出的工業行業，作為產業結構調整的工作重點。結構調整工作首先從紡織行業取得突破。鑒於生產能力過剩是該行業長期虧損的主要原因，中央政府制定了紡織行業壓錠計畫，要求在3年內壓縮1000萬紗錠，占原有生產能力的1/4。2000年，又要求紡織行業淘汰30萬落後的毛紡錠。由於中央政府強有力的監控和鼓勵政策具體到位，更由於紡織品市場長期不景氣，企業無法繼續維持，因而此項政策執行較好，壓縮任務得以完成，整個紡織行業率先完成脫困任務。煤炭行業則兼併破產了一批資不抵債、扭虧無望的企業，關閉了一批資源枯竭的礦山，壓縮產量2億多噸，減少了虧損源。至2000年末，石油化工行業清理整頓小煉油廠的任務已基本完成，全國共取締了6000座土煉油場點，列入名單的188戶小煉油廠已關閉111戶。
加快國有企業改革
1997年以後，中央政府明確了加快國有企業改革，對國有企業實施戰略性改組的方針。按照“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要求，對國有大中型企業實行規範的公司制改革。改革的具體措施，一是集中力量抓好國有大型企業和企業集團推進和規範企業的股份制改革。二是進一步放活國有小企業，以聯合、兼併、租賃、承包經營和出售等多種方式，對全國24萬多戶國有小企業進行改制。三是規範破產，鼓勵兼併，推進再就業，進行企業資本結構的最佳化。1998年以後，中國政府提出了國有企業“三年脫困”的具體目標，進一步加大了國企改革力度。
1998年8月，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召開了全國科技大會，發布了《關於加強技術創新，發展高科技，實現產業化的決定》。1999年8月，中央政府發布了《關於加強技術創新發展高科技實現產業化的決定》。兩項重要決定提出，要加強對技術創新和高新科技成果商品化、產業化的方向和重點的巨觀引導，深化科技體制改革，促進技術創新和高新科技成果商品化、產業化。為實現這一目標，中國政府確立了推進科技進步的基本方針：一是有所為、有所不為，選擇重點領域和主攻方向，確定發展目標的優先順序；二是在總體上要跟蹤世界科技發展的步伐，在重點領域力爭突破；三是提高可是持續創新的能力，包括科技基礎設施水平、基礎研究水平和整體科技能力建設等；四是實現技術跨越式發展，把握當今世界經濟走勢和未來市場需求，集中力量攻克難關。
根據上述基本方針，中央政府出台和實施了科技體制改革重大方案。對10個國家局所屬的242家科研機構進行改革，通過轉成企業、進入企業和轉為中介機構等方式全部實行了企業運行機制。同時頒布了一系列支持科技創新和成果轉化的政策，鼓勵科研人員積極創辦高新技術企業，以財政經費支持科技成果轉化，採用投資、貸款貼息?t設立風險投資基金、補助資金等形式為創新活動提供支持。
加強基礎設施建設
1997年、1998年、1999年三年中，中央政府共增發了2600億國債用於加快基礎設施建設。2000年，在預算1000億元國債基礎上又增發了500億元長期建設國債，主要用於國家確定的重點投資領域，特別是基礎設施建設。據估計，財政投資直接帶動地方、部門、企業投入配套資金和銀行安排貸款合計約7500億元。向基礎設施領域的大量投入，使得長期以來的經濟結構的“瓶頸”問題得到有效緩解，並對相應投資品生產行業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制定西部大開發戰略
與上兩次調整不同，此次中國經濟結構調整具有一些新的特點。首先，此次經濟結構調整是首次在市場機制條件下進行的調整，調整方式正在由單純的政府導向向發揮市場作用方向轉變，調控手段則正在由主要靠行政手段，向經濟、法律手段結合必要行政手段的方向轉變。其次，中國即將加入WTO，國際市場環境和遊戲規則對中國經濟結構調整的影響越來越大，這與過去封閉、半封閉條件下進行的結構調整有著明顯的不同。第三，與短缺時代不同，此次結構調整的目標，已由過去的增加短缺商品產量和品種，轉變到產品升級和產業結構升級；由國內企業與行業的發展，轉變為參與國際範圍內競爭。第四，此次經濟結構調整是從增量和存量兩個角度推進的調整。這與過去僅從增量角度進行的調整有著明顯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