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學

關學

關學是萌芽於北宋慶曆之際的儒家學者申顏、侯可,至張載而正式創立的一個理學學派。關學是儒學重要學派,因其實際創始人張載先生是關中人,故稱“關學”。又因張載世稱“橫渠先生”,因此又有“橫渠之學”的說法。

基本介紹

  • 中文名:關學
  • 別名:橫渠之學
  • 創始人:張載
  • 學派理學學派
發展歷史,基本內涵,研究現狀,與理學的關係,主要學派,代表人物,

發展歷史

所謂“關學”即關中(函谷關以西、大散關以東,古代稱關中)之學,是從地域角度而言的,無論是張載之前的申顏、侯可,還是張載之後的呂大鈞兄弟、李復范育游師雄种師道以及金元明清時期的楊奐楊恭懿祖孫三代、呂柟馮從吾李二曲李因篤李雪木劉古愚等,都是關中人,故其理學又稱為“關學”。如果就關學的內涵性質而言,它屬於宋明理學中“氣本論”的一個哲學學派。
張載“關學”,以《易》為宗,以《中庸》為體,以《禮》為用,以孔、孟為法。他提出了以“氣”為本的宇宙論本體論哲學思想。認為宇宙的構成主要分為三個層次:太虛造氣,氣造萬物,三者是同一實體的不同狀態,它們之間的關係是相輔相成的。這是一種“氣”一元論的唯物論之本體論,是中國古代樸素唯物論哲學發展的一個里程碑。張載還從其“氣”本論的哲學出發,提出了“民胞吾與”的倫理思想,確立了他對佛道思想的批判立場。與一般理學的學派不同,關學特彆強調“通經致用”,以“躬行禮教”倡道於關中,並且十分重視《禮》學,注重研究法律、兵法、天文、醫學等各方面的問題(參見本書“張載”條)。
張載創立關學之初,關中學子便積極追隨,其中以藍田呂氏兄弟最為踴躍。張載開始在關中講學時,首和者就是呂大鈞,接著,其兄呂大忠、其弟呂大臨都相繼拜張載為師。藍田呂氏兄弟五人登科及第,是聞名遐邇的名門望族,他們的加入至關重要,為關學發展奠定了政治和經濟基礎,使關學與二程洛學”、王安石“新學”形成鼎立之勢。可惜的是,張載病逝後,三呂卻投奔二程的門下,靠近“洛學”,致使關學一時冷落下來。好在還有李復張舜民游師雄种師道、薛昌等人堅持進行研究,才沒有使關學中斷。但比起三呂來,他們的著述較少。三呂的主要著作有《呂氏鄉約》《吊說》《克己銘》《呂藍田語錄》《中庸解》等。這些著作對後世有著深遠的影響。
忽必烈建元之後,並不看重儒學,而是把儒排在娼之後、丐之前,所謂“八娼九儒十丐”是也。這種疏離狀態,使得儒家思想很難再登堂入室。這個時期,只有楊恭懿與其父楊天德、其子楊寅三代極力倡導關學的精神。他們祖孫三代孜孜不倦地以講學為生,弘揚張載一貫主張的實學風格和為人“氣節”。於是有“楊氏三代”、“鬱郁遺風”之美譽。元代文學家姚燧稱頌楊恭懿為“西士山斗,學者宗之”。楊氏三代的努力,終於使關學在元代尚未失憶失語,也為明代關學的復興打下了基礎。
明朝以理學開國,使儒家書籍遍及天下,為關學振興開闢了一條坦途。據有關史籍記載,在明代中後期,關中的理學家竟達百人之多,其中成就最大的是呂柟。他與統治了百年的“陽明學”對衡,而盛讚張載、二程和朱熹的學說。晚年呂柟辭官回鄉,建立書院,培養學生,著書立說,撰有《四書因問》《宋四子抄釋》《周易說翼》《禮問》《涇野先生文集》等,成為張載之後的關學大學者。另外,還有一位學者是馮從吾。他本來在朝做官,因對宦臣魏黨極為不滿而回到家鄉,二十六載閉門著書,著有《關學篇》《凝思錄》《辨學錄》等,為弘揚關學作出了較大的貢獻。
晚明到清時期,由馮從吾王心敬李元春賀瑞麟柏景偉劉古愚等人為代表的關學家,基於對關學發展史實的認識和價值觀念的考量,通過《關學編》的創製及不斷補續編定,以史學撰述的形式“建構”出了關學發展的基本譜系。這種基於關學發展的史學建構,既體現了關學發展的基本事實,也蘊涵者關學史家對關學的基本共識和不斷拓展意識,故而是一種帶有“主客體間性”的史學創造。

基本內涵

①氣本論:
張載認為:世界萬物統一於氣,氣有聚散而無生滅,氣聚則有形可見,氣散則無形可見。在中國哲學史上,張載第一次完整地創立了氣本論哲學理論體系,成為傑出的唯物主義哲學家。
認識論
張載認為:事物是感覺之源,即物可窮理,他主張通過實踐,通過多思方能認識事物,掌握事物的發展規律。
③“一物兩體”辯證法:
張載指出:氣處於永恆的運動變化之中。氣化的原因在於其本身含有相互吸引和排斥的兩方面,沒有對立,也就不成事物,任何事物都是陰陽矛盾對立的統一體。"一”與“兩”的對立統一構成萬物世界。
道德觀
張載認為:進行道德修養,首先必須“變化氣質”、“通蔽開塞”,只有通過克服自己的缺點,才能“存理”、“成性”,成為道德的聖賢;其次強調“躬行禮儀”的道德實踐。他認為:人的道德修養最重要的就是“仁”、“教”,人都應像古代堯舜禹諸聖賢那樣對待長輩,尊敬長輩,以永不忘本。
⑤人性論:
張載認為:人出生之前就是有天地善性,只是後天影響,才出現駁雜不純氣質之性,但只要讀書知禮接受教育,變化氣質,就可以成為善性,從而實現成為聖人的目的。
⑥教育原則及方法:
張載認為:完成教學任務,實現教育目的必須組織教學,教學必須遵循“啟發式、因材施教、把握時機”及“學須有疑、博學精思、持之以恆”等原則,其中許多精闢見解與現代教育思想吻合。

研究現狀

關學作為儒學史上承前啟後的一個重要學派,從北宋到清末,延續了800餘年,譽播華夏,影響深遠。明代著名學者王陽明曾說:“關中自古多豪傑,其忠信沉毅之質,明達英偉之器,四方之士,吾見亦多矣,未有如關中之盛者也。”這樣的評價並非過譽之詞,歷史上的關中學者當之無愧。但不得不承認,從劉古愚于右任之後,近百年來再沒有出現關學代表人物,也缺乏一些比較系統的著述,以至提起關學,一些人竟然不明就裡。不過,張載的影響仍在,關學並沒有成為絕學。1978年中華書局重新刊印了《張載集》《中國思想史》《中國哲學史新編》《宋明理學史》等,都對張載的哲學給予了非常顯著的地位。另外,張岱年著有《中國十一世紀唯物論張載》,陳俊民著有《張載的哲學思想及關學學派》,陳宜山著有《張載哲學的系統分析》等,都是對關學思想的研究和弘揚。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上世紀90年代以來,在張載的家鄉眉縣曾召開過四次關學思想學術研討會,有力地推動了關學思想的研究。1998年以來,眉縣修復擴建了張載祠、張載墓,恢復了橫渠書院,修建了張載文化廣場。2007年10月,在眉縣召開了“2007中國·寶雞張載關學與東南亞文明學術研討會”,70多名海內外專家學者聚集在太白山下,圍繞“民胞物與,和諧文明”這一主題,進一步探討了張載關學的學術價值及其現實價值。這次研討會對於弘揚中華民族優秀歷史文化,借鑑關學思想構建和諧中國、和諧東亞、和諧世界有著重要的歷史意義。
自古多豪傑的關中,應該有眾多的學者專家關注張載關學,把張載寶貴的哲學思想承接過來,傳遞下去,為民族的振興、祖國的強盛作出新的貢獻。
陝西特別是西安能夠成為全國的教育強省,與深厚的文化底蘊,特別是關學必然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張載的故鄉----眉縣能夠成為全省的教育強縣,與關學的深厚文化底蘊肯定不無關係。關學的精髓需要我們更深入的發覺,特別是在現在這個重大的社會歷史轉型階段,對文化,思想,教育等各方面都將會產生深遠重大的影響。相信,智慧的眉縣人民和國內外學者,會毫不猶豫的抓住西部大開發的歷史機遇,從文化產業,教育產業,影視傳媒產業,旅遊產業等全方位,多角度,全方位,科學有效合理的發掘利用關學精髓,造福全人類。---------“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 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與理學的關係

宋明理學,簡稱理學,通常被稱為宋明兩代的儒學。雖然是儒學,但同時借鑑了道教和佛家的思想。
北宋嘉祐治平年間(1056年—1067年),儒學發展形成了王安石荊公學派、司馬光溫公學派、蘇軾的蜀學二程程顥程頤)兄弟的洛學(含張載的關學)為代表的理學四大派。後來洛學由朱熹發揚光大,成為居正統之位的程朱理學
南北朝
南北朝期間,道、儒成形,道家講玄理,佛家講空理。宋明理學雖以儒學內容為主,同時也借鑑了佛學和道教思想,講的則是“性理之學”。宋明儒者的學術,大致可以分為“北宋”、“南宋”,和“明代”三個階段。他們擺脫了唐代以來“疏不破注”的教條,慢慢培養了對經書懷疑的態度,從疑經走上了改經的道路。
北宋
北宋諸儒以周敦頤張橫渠程顥程頤為大宗,上承儒家經典,講仁與心性,又講格物窮理熙寧三年以後,王安石變法引發黨爭二程分別退居洛陽,理學在此後七年或十年達到成熟[1]。
南宋
宋朝南渡以後,儒學分為三派——程顥開胡五峰之“湖湘之學”,程頤開朱子之學,也就是程朱理學,代表者乃朱熹;陸九淵則直承孟子而開出心學一派。
南宋以後,只有朱陸二系傳續不絕。元明之際,朱學進居正統之位,為中國君主社會後期的官方思想。惠棟在評《毛詩註疏》時說:“宋儒之禍,甚於秦灰。”
明朝
明朝中葉,王陽明承陸九淵而闡發心學,創立致良知之“陽明學”,集心學之大成。明末劉蕺山呼應胡五峰而盛言以心著性之義。明末王學亦走入末流,黃宗羲說:“明人講學,襲《語錄》糟粕,不以六經為根坻,束書而從事於游談。”王世貞說:“今之學者,偶有所窺,則欲盡廢先儒之說而駕其上。不學,則借一貫之言,以文甚陋;無行,則逃之性命之鄉,以使人不可詰問。”
清朝
理學在清初以後走入空談,嚴重脫離實際,以學術為工具博取政治利益的手段。連康熙都說“今視漢宮內,務道學之名者甚多,考其究竟,言行皆背”“在人主前作一等語,退後又別作一等語”[2]。他曾說:“李光地湯斌熊賜履,皆講道學之人,然而各不相合。”
現代
現當代儒家信仰者亦多崇奉宋明理學,而其中又分為陸王心學派,程朱理學派。

主要學派

周敦頤的道學派(以“道”為核心概念)
邵雍的數學派(以“數”為核心概念)
張橫渠羅欽順與王夫之的氣學派(以“氣”為核心概念)
二程與朱熹的理學派(以“理”為核心概念)--主條目:程朱理學
陸九淵與王陽明的心學派(以“心”為核心概念)
陳亮葉適事功學派(以“事功”為核心概念)等。
陸王心學於程朱理學日趨僵化之際,而盛於明代中後期。張橫渠、羅欽順與王夫之的氣學則於心學日趨式微之際,與事功學派合流而盛於清代

代表人物

申顏、侯可張載呂大鈞, 兄呂大忠、弟呂大臨李復范育,張舜民、游師雄种師道薛昌
楊奐楊恭懿祖孫三代(楊恭懿,父楊天德、子楊寅),薛敬之呂柟韓邦奇馬理馮從吾李二曲李因篤李雪木劉古愚,牛兆濂(藍川先生)等
侯可
侯 可,字無可,華州華陰人。少倜儻不羈,以氣節自許。既壯,盡易前好,篤志為學。隨計入京,里中醵金贐行。比還,悉散其餘與同舉者,曰:“此金,鄉里所以資應詔者也,不可以為他利。”且行,聞鄉人病,念曰:“吾歸,則彼死矣!”遂留不去。病者愈,輟己馬載之,徒步而歸。
孫沔征儂,請參軍事,奏功得官,知巴州化城縣。巴俗尚鬼而廢醫,唯巫言是用。娶婦必責財,貧人女至老不得嫁。可為約束,立制度,違者有罪,幾變其習。再調華原主簿。富人有不占田籍而質人田券至萬畝,歲責其租。可晨馳至富家,發櫝出券歸其主。郡吏趙至誠貪狡兇橫,持守以下短長,前後莫能去。可暴其罪,荷校置獄,言於大府誅之,聞者快服。
簽書儀州判官。西夏寇邊,使者使可按視,即以數十騎涉夏境,猝與之遇,亟分其騎為三四,令之曰:“建爾旗幟,旋山徐行。”夏人循環間見,疑以為誘騎不敢擊。韓琦鎮長安,薦知涇陽縣。說渭源羌酋輸地八千頃,因城熟羊以撫之。琦上其功。又議復鄭白渠,得召對,旋以微罪罷。官至殿中丞,卒於家,年七十二。
可輕財樂義,急人之急,憂人之憂。與田顏為友。顏病重,千里求醫,未歸而顏死,目不瞑。人曰:“其待侯君乎?”且斂而可至,拊之乃瞑。顏無子,不克葬,可辛勤百營,鬻衣相役,卒葬之。方天寒,單衣以居,有饋白金者,顧顏之妹處室,舉以佐其奩具。一日自遠歸,家以窶告,適友人郭行扣門曰:“吾父病,醫邀錢百千,賣吾廬而不售。”可惻然,計橐中裝略當其數,盡與之。關中稱其賢。
呂大鈞
呂大鈞(1029-1080),字和叔呂大忠二弟,陝西藍田縣人,呂大鈞出身在一個宦官和書香門之家,他從小就膽識過人,文才兼備。北宋嘉佑二年(1059年)中進士,被授予秦州(今甘肅天水)司里參軍,後任延州(今陝西延安)監折博務、三原知縣、後供(今福建福州)知縣等職。當被薦知涇陽時,父呂齎病逝,他趕回奔喪。三年喪期滿後,呂大鈞自以為學識尚淺,於是他邊辭官回到藍田,開始傳授張載學說,以“教化人才,變化風俗”為己任。經過呂大鈞多年努力,“關中風俗為之一變”。後來許多大臣都推舉呂大鈞為王宮教宮,呂大鈞不負重望,特寫了《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論》獻上,文中描繪了建立“外無異人,旁無四鄰,無寇賊可御,無閭里可親”的共和大家庭的構思。被即任以鳳翔尋監船務官和制改宣議郎等職。元豐年間(1078-1080),時值宋朝用兵西夏,呂大鈞是富廷(今陝西富縣至延安一帶)轉運司副使。一次,種諤率兵己出塞外,可軍需還沒有接上,轉運使李稷恐受軍法,打算回安定(今陝北王家堡一帶)取糧草,就派呂大鈞向種諤請示,種諤得知後,怒道:“吾受命將兵,安知糧道,萬一不繼,召稷來,與一劍耳。”呂大鈞替李稷求情,種諤聽了呂大鈞的解釋,表示解釋,表示理解,但嘴上卻說:“君欲以此報稷,先稷受禍矣!”呂大鈞不禁不怒,反譏笑說:“你以為這些話就能嚇倒我嗎?我奉命前來向你請示,你把我殺了,我毫無怨言,惟恐你會因此而受過。”種諤呂大鈞剛直不阿,只好同意呂大鈞的意見,這才允許李稷免受處置。時間不長,呂大鈞在任上病逝,時年五十二歲。
呂大鈞一生為樸實厚道。他和張載為同科進士,得知張載學識淵博,便第一個拜張載為師,隨之帶動關中學者趨向張載求學,一時橫渠聞名於世,形成“關學之盛,不下洛學,就是遠落在後,很少有人能將張載所授的融會貫通,唯有呂大鈞不畏人言,躬行儒家”仁愛“禮教,以先生法度為準繩,並能將所學知識用到日常生活中。其父呂齎的喪事,呂大鈞等活動中。堅決拋棄陳規陋習。呂大鈞還在同胞兄弟的支持和共同努力下,編寫了《呂氏鄉約》、《鄉義》等。《鄉約》主要提出
“德業相勵,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恤”四大章。經過推行,對改化關中風俗起到了實際功效,扭轉了漢魏以來佛學盛行,造成儒家禮教衰敗的混亂局面,起了決定性積極作用。張載高興地說:“秦俗之好化,和叔有力”。程頤也稱:“任道擔當,其風力甚勁。”朱熹稱《呂氏鄉約》“今為令申”。
呂大鈞死後,范育給他寫了墓志銘,稱呂大鈞“是誠德君子”,說呂大鈞一生性格醇厚正直,剛強勇敢,言行一致。能以孔子求學必有遠大理想來激勵自己,以孟子積德行善為榜樣,以顏子克求仁義來自勉,力圖由誠學的精神達到明白事理,且為此目標奮鬥不止。他不因別人都停止不前而陷入困惑之中,也不因為少數人的看法而順從。他不隨著時勢的變化而動搖自己的觀點,而為能夠“繼承孔孟之絕學,闡物儒家禮治”這個宗旨而奮鬥不息,力求使自己成為鴻儒。連呂大鈞之妻種氏也效仿他為其父辦理喪事的作法,不用鄉風野俗,而是嚴格依照儒家禮制將其安葬。其子呂義山也深得父傳,後來也成了大學者。
呂大鈞主要著作有《四書注》、《誠德集》等。
呂大忠
呂大忠(生卒年不詳),字進伯。京兆藍田人
其先汲郡(河南衛輝)人。祖呂通,太常博士。父呂蕡簡,比部郎中。與弟呂大防呂大鈞呂大臨,稱藍田呂氏四賢
程頤稱:“呂進伯可愛,老而好學,理會直是到底”。皇佑進士,初為陝西華陰縣尉,後任山西晉城縣令。升秘書丞,兼任定國軍的軍事判官。遷河北轉運判官、陝西轉運副使,官至寶文閣直學士,元祐二年(1087年),任陝西運轉副使期間,將《石台孝經》、《開成石經》及碑石移至西安碑林。晚年與章敦等不合,徙知同州(今陝西大荔縣)。又降待制,後致仕,不久卒。著有輞川集五卷,及奏議十卷。
呂大臨
呂大臨(1044年—1091年),字與叔,京兆藍田(陝西藍田縣)人。
中國宋代金石學家。字與叔。曾學於程頤,與游酢楊時謝良佐並稱程門四先生元祐中,為太學博士,遷秘書省正字。後范祖禹薦其充任講官,未及用而卒。呂通六經,尤精於禮,與兄大防等同居時即切磋古禮,自謂所施冠昏喪祭諸禮一本於古,當時有“關中言禮學者推呂氏”之稱。范祖禹“薦其修身好學,行如古人,可充講官,未及用而卒”[1]。著有《考古圖》10卷,《易章句》、《大學說》、《中庸說》各1卷,《禮記傳》16卷,《論語解》10卷,《孟子講義》14卷,《玉溪先生集》28卷。又與其兄大防合著《家祭儀》1卷
李復
[約公元一○九三年前後在世]字履中,長安人,生卒年均不詳,約宋哲宗元祐末前後在世。登元豐二年(公元一○七九年)進士。紹聖間,為西邊使者。喜言兵,於書無所不窺,尤工詩。學者稱為譎水先生。歷官熙河轉運使,至中大夫集賢殿修撰。後知秦州,死於金寇。復著有譎水集十六卷,《四庫總目》傳於世。
李復(一○五二~?)(《潏水集》卷八《恭人范氏墓志銘》)字履中,號潏水先生,原籍開封祥符(今河南開封),因其先人累官並右,遂為長安(今陝西西安)人(同上書《李居士墓志銘》)。與張舜民李昭玘等為文字交。神宗元豐二年(一○七九)進士。五年,攝夏陽令。哲宗元祐、紹聖間歷知潞、亳、夔等州。元符二年(一○九九),以朝散郎管勾熙河路經略安撫司機宜文字。徽宗崇寧初,遷直秘閣熙河轉運使。三年(一一○四)知鄭、陳二州。四年,改知冀州;秋,除河東轉運副使。靖康之難後卒。撰有《潏水集》四十卷,已佚。清四庫館臣據《永樂大典》輯為十六卷,其中詩八卷。事見《潏水集》附錄宋錢端禮撰《書潏水集後》及清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卷一四,《宋元學案》卷三一有傳。
李復詩,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潏水集》為底本,參校文津閣《四庫全書》本(藏北京圖書館,簡稱文津閣本)和殘存《永樂大典》中李復詩。新輯集外詩附於卷末。
張舜民
張舜民 北宋文學家、畫家。字芸叟,自號浮休居士,又號□齋。□州(今陝西彬縣)人。生卒年不詳。英宗治平二年(1065)進士,為襄樂令。元豐中,環慶帥高遵裕辟掌機密文字。元□初做過監察御史。為人剛直敢言。徽宗時升任右諫議大夫,任職七天,言事達60章,不久以龍圖閣待制知定州。後又改知同州。曾因元□黨爭事,牽連治罪,被貶為楚州團練副使,商州安置。後又出任過集賢殿修撰。
張舜民隨高遵裕西征靈夏,無功而還,他作詩嘲諷有"靈州城下千株柳,總被官軍斫作薪"及"白骨似沙沙似雪,將軍休上望鄉台"(《西征途中二絕》)等句,因遭轉運判官李察劾奏,貶為監郴州酒稅。其後位漸通顯,而議論雄邁,氣不少衰。晁公武稱其"文豪重有理致,而最刻意於詩"。晚年作樂府百餘篇。自序中說:"年□耳順,方敢言詩,百世之後,必有知音者。"其代表作《打麥》吸取民間樂府手法,描述四月麥熟田家辛勤收割的勞動場面,並揭露官賦剝削造成的不平等現象,具有較深的現實意義。
張舜民的詞作與蘇軾風格相近,所以有的作品被人誤為蘇詞。宋人周紫芝《書張舜民集後》說:"世所歌東坡南遷詞,'回首夕陽紅盡處,應是長安'二語,乃舜民過岳陽樓作"。張舜民生平愛畫,且題評精確。雖南遷羈旅中,所經各地也必搜訪題識,東南各處士大夫家所藏名作,全被載錄。亦能自作山水。其文集今存《畫墁集》8卷,補遺1卷,有《知不足齋叢書》本及《叢書集成》本。
作品:
江神子(癸亥陳和叔會於賞心亭)
七朝文物舊江山。水如天。莫憑欄。千古斜陽,無處問長安。更隔秦淮聞舊曲,秋已半,夜將闌。
爭教潘鬢不生斑。斂芳顏。抹么弦。須記琵琶,子細說因緣。待得鸞膠腸已斷,重別日,是何年。
朝中措(清遐台餞別)
三湘遷客思悠哉。尊俎定常開。雲雨未消歌伴,山川忍對離杯。
他年來此,賢侯未去,忍話先回。好在江南山色,憑時重上高台。
賣花聲(題岳陽樓)
木葉下君山。空水漫漫。十分斟酒斂芳顏。不是渭城西去客,休唱陽關。
醉袖撫危欄。天淡雲閒。何人此路得生還。回首夕陽紅盡處,應是長安。
賣花聲
樓上久踟躇。地遠身孤。擬將憔悴吊三閭。自是長安日下影,流落江湖。
爛醉且消除。不醉何如。又看暝色滿平蕪。試問寒沙新到雁,應有來書。
游師雄
游師雄(1037—1097),武功(今陝西武功西北)人,字景叔,宋治平元年(1064)中進士(清雍正《陝西通志》卷三○說是治平二年中進士),授儀州司戶參軍。熙寧四年(1071)改任德順軍判官,與諸將計議邊事,多所建樹,使邊境賴以無患。元佑初,朝廷議棄邊地四寨,師雄極力主張堅守,但意見未被採納。以致西夏得寸進尺,邊境無寧日。元祐二年(1087)師雄改任軍器監丞,時夏人謀犯熙河,守將劉舜卿採納師雄禦敵之策,連戰大捷,先後殺敵近四千人,俘獲敵帥九人。捷報傳來,舉國歡慶。不日調升陝西轉運判官。元祐五年(1090)又任提點秦風刑獄。次年,夏人侵涇原、熙河兩地,游師雄在定西至通渭間修築護耕七寨等戰略據點,以加強防衛,使邊境安定多年。後轉禮部員外郎集賢校理,領陝西轉運使。元祐八年(1093)調為朝奉郎雲騎尉。後游師雄以病請求辭職,哲宗接見時,讚揚他的功績,反提升他為衛尉少卿。紹聖元年(1094),游師雄又為哲宗皇帝策劃禦敵要略六十條(一作十六條),當時謂之《紹聖安邊策》。紹聖二年(1095),再調河中知府,不日又晉升為直龍圖閣兼秦州知府,領秦鳳路馬步軍都總管加飛騎尉等職。紹聖四年(1097)秋,調為陝州知府,是年七月六日病故,終年60歲,歸葬武功,墓尚在。
种師道
种師道(1051-1126) 北宋名將。原名建中,又名師極,字彝叔。京兆府人(今陝西西安)
生平略紀
善察形勢,沉毅有謀。初以蔭補官,歷熙州推官、原州通判、提舉秦鳳常平。因被誣入元佑黨籍,罷廢近十年◇起為忠州刺史涇原都鈐轄、知懷德軍。政和六年(1116),擢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知渭州。宣和元年(1119)初,奉徽宗命率軍修築席葦平城(後改為靜夏城,今甘肅平涼境),城未就而夏軍驟至,乃列陣葫蘆河(今寧夏清水河)畔,佯欲決戰,暗遣軍出夏軍後,揚言宋援軍至,乘其猶疑之機,前後夾擊,大敗夏軍。六月,再破夏軍於藏底城(今陝西志丹北),升侍衛親軍馬軍副都指揮使。四年,從童貫攻遼,因建議被拒,兵敗雄州(今河北雄縣)。六年,建議聯遼抗金,遭拒被劾致仕。次年十月,金軍大舉攻宋,起為京畿、河北制置使。
靖康恥的前夕
靖康元年(1126)正月,率1.5萬兵救援東京(今河南開封),進至洛陽,聞金軍已臨城下,遂虛張聲勢,沿路張榜,號稱百萬,張旗擊鼓而進。金軍不知虛實,移師增壘自衛。至京,授同知樞密院事、京畿兩河宣撫使。因反對割地議和,建議乘金軍回師時半渡而擊,被欽宗罷為中太一宮使。不久復為河北、河東宣撫使,出屯滑州(今滑縣東)。八月,金軍復大舉攻宋,請欽宗暫避長安(今西安),朝廷召其還朝。
靖康元年(1126年)十月七十六歲的种師道病卒,生前曾出四次關鍵建議:
第一次是二月初姚平仲夜劫金營失敗,种師道建議再次出兵劫營,或者每夜發兵幾千人襲擾敵人,可以成功,宋欽宗不用;
第二次是完顏斡離不退兵,种師道建議乘金軍半渡之際,發動奇襲,否則必為他日之患,宋欽宗也不用;
第三次是太原失守後,种師道急令調兵京城;
第四次是臨終遺奏,建議皇帝退守關中,眾臣建議良臣李綱、宗澤代守開封,宋欽宗不用。
在北宋立國一百六十年,養成一種濃重的重文輕武風氣,一時國中無大將可用。
楊奐
楊奐(公元1186年至1255年)又名知章,字煥然,乾州奉天人。生於金世宗大定二十六年,卒於元憲宗五年,年七十歲。早喪母,哀毀如成人。金末,嘗作萬言策,指陳時病;欲上不果。元初,隱居為教授,學者稱為紫陽先生。耶律楚材薦為河南廉訪使,約束一以簡易。在官十年請老。卒,諡文憲。奐著作很多,有還山前集八十一卷,後集二十卷,(元史作還山集六十卷,元好問作奐神道碑則稱一百二十卷)近鑒三十卷,韓子十卷,槩言二十五篇,硯纂八卷,北見記三卷,正統紀六十卷……等,傳於世。
呂楠
呂楠(1479—1542),字仲木,號涇野,今陝西高陵縣人。呂楠出身於知識分子家庭,他的父親呂薄“有隱德”而不仕,而幼年的呂楠則“志大好學”,寒身酷暑,整日讀書於他的矮屋之中。十四歲應重試補稟生,後因鄉試不第入太學。正德三年(1508)以殿試第一而中狀元。
呂楠中狀元後,先後任翰林院修撰,充任以經筵講官、考官、史官等職。明世宗即位後,又參與撰修《武宗實錄》,後遭誣陷被貶解州(今山西解縣)和南都(南京)國子監祭酒禮部右侍郎等職。
呂楠生活在明代中期的多事之秋,當朝統治者昏庸腐敗,邊事多憂不安,朝中被閹黨劉謹專權,階級矛盾日益加劇。一心想乾一番事業的呂楠對當時的黑暗政治局面痛心疾首,十分不滿。劉謹曾以同鄉拉攏於他,他堅辭不就,最後憤然引疾辭歸。不久,劉謹案發被處死,受株連者甚多,特別是陝西官員康海等人均遭牽連。由此,時人稱讚呂楠具有先見之明。劉謹案畢,朝中名臣紛紛上書,建議皇帝“召大用,以答人心”。於是,呂楠二次回朝仍供職。他復職後不顧個人安危,繼續上書勸皇帝勤學,並列舉歷代一些君王修業,納諫和執政當中的經驗教訓,他的意見得到了武宗的讚賞和採納。
1522年,明世宗即位,改年號為嘉靖,呂楠應世宗之召參與撰修《武宗實錄》。他力勸世宗“重溫聖學”,以為新政之助。後呂楠以“十三事”上書自呈。因他的主張與當政者不合,違背了皇帝的意願遭到了帝派人物張、桂萼的反對,一時朝內議論紛紛,認為陳述的“十三事”是宰相分內的事,呂楠超越了職權範圍,因此獲罪下獄。後被釋,貶為解州判官,上任後,因知州而死無替,呂楠便代行州事。在代職期間,他減了役、勸農桑、撫恤獨孤寡,興修水利,建“解梁書院”,聚鄉賢耆老修訂“教民榜”、行“關學”大家“呂氏鄉約”和“文公家禮”(指北宋文彥博宰相),並在解梁書院聚眾講學,四方學人聞其盛名,接踵而來。在呂楠任職的三年中,後人稱“習國小之節”“歌幽南之詩”。民俗“翁然改之”。因呂楠政績顯著,御史盧煥等以“王佐之才”累薦,被提升為南京吏部考功郎中,臨行時,“士民數千哭送至黃河岸邊”。呂楠度過黃河,“猶聞對岸哭聲琅琅”,他情不自禁口出一絕:“試聽黃河東岸哭,為官何必要封侯”。呂楠調走後,解州人士感德不忘,立碑以記其政績,塑像以寄其恩情。
呂楠在南京被任做“散官”,他在南京的九年中,因政務閒當,得以讀書和講學。當時王陽明“心學”興起,一時風靡全國。呂楠反對王陽明把“良知”看作抽象的人“心”觀點,認為用良知教人,於學者無益,便在南京柳灣精舍、太常南所等地講學,與王陽明對唱對台戲,一時“相得甚歡”,風動江南,可與王陽明“中分天下”。東南學者盡出其門,連朝鮮使者來華,也稱讚呂楠文才全國第一。呂楠立教嚴謹,躬行實踐,既重言教,又重身教。他常說:“師嚴而道尊,道尊而民敬。”他官至三品,歷仕三十餘年,“家無長物,室無妾”,平不以私事乾人,亦不受人私乾,門徒相守數十年者,未賞見有偷語情容。呂楠因有這些美德,所以在他死後,“高陵人為之罷市者三日”,“解州及四方學者聞之,皆設尊位持心喪訃”,連世宗皇帝亦為停止朝事一天,以示哀悼。
呂楠是明朝中期關中著名的理學家,其學術思想屬程朱學派,但也稱張載思想是“出於精思力行之後,至論人孝,神化、政教、禮樂,至自孔孟後未有能如是切者也。”初受業於渭南薛敬之,後又求學於河東薛煊之傳,明人稱他為“真醇道學”,認為在“關中繼張橫渠者,涇野一人,在我朝可繼薛文清者亦涇野一人,”馮存吾《關學編》稱他是自張載以後“關學”的集大成者。他辭職回鄉後,親自與康海一道來橫渠張子祠拜謁張子,並題“三秦之光”以示繼承。
呂楠的著述甚多,主要有《四書因問》、《尚書說要》、《周易說翼》、《春秋說志》、《宋四子抄釋》、《詩集》、《逕野文集》、《高陵志》、《解州志》等。
韓邦奇
韓邦奇(1479—1556),字汝節,號苑洛,今陝西大荔縣人。韓邦奇出生在一個官宦家庭,他的父親韓紹宗,“學識才品,當世推重”,官至福建按察副使。韓邦奇從小聰明異常,受其父親影響很深,青年時期“有志聖學”,且對詩歌音律有獨特的見解,凡與他交往的人無不驚嘆而已。
正德三年(1508),韓邦奇考中進士,先後任吏部考功主事、又升員外郎、浙江按察司山西巡撫、南京兵部尚書等職。他在任吏部員外郎時,有一次考察都御史政績,都御史以小帙(紅包)竊視,被正德奇當場奪帙指責,當眾個個失色,表現出他剛正不阿的品德。正德九年(1514),韓邦奇被調任浙江按察司僉事。在任職期間,朝廷派宦官王堂等人來浙,四處搜刮民財,當時韓邦奇嚴州,目睹了宦官強征富春江的魚產與富陽一帶的茶葉,憤而作民歌《富春謠》一詩,其中寫道:“富陽江之富,富陽江之茶,魚肥賣我子,茶香破我家。採茶婦,捕魚夫,官府拷掠無完膚。富陽山,何日摧,富陽江,何日枯!山摧茶亦死,江枯魚始無,於我!山難摧,江難枯,我民不可蘇!”這首《富春謠》後來被長期作為匿名作品傳頌於富春江畔。當時王堂等人對他恨之入骨,遂上秦指控韓邦奇“ 沮格上供,作歌怨謗。”武宗皇帝大發雷霆,把韓邦奇捕至京,下詔入獄,朝臣上書營救,皆不聽,後被革職回家。
韓邦奇回到家鄉,開始了他講學著書的生涯,四方學者雲集門下,他相當一部分著作是在這一時期完成的。時隔八年後,世宗即位,改年號為嘉靖,才詔韓邦奇為山東參議,韓氣休不仕。嘉靖八年(1535),又詔韓邦奇為山西巡撫。韓邦奇在任職期間,山西北部一代匈奴經常入侵,加之農民起義不斷,朝內安化王朱賓據寧夏叛亂,寧王朱震豪據江西叛亂,明朝以由興盛走向衰落。但韓邦奇仍以憂國憂民為己任,他親歷塞外考察,積極備戰,修復城堡,親自到軍隊中撫恤士兵。他在山西近十年,邊防安穩,百姓樂業,最後因年事已高,幾次上書要求解職未批。嘉靖二十三年(1554)宰相周用賞識韓邦奇才幹,將他調任總理全國河道,後升調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不久,又升遷為南京兵部尚書
嘉靖二十九年(1549),六十九歲的韓邦奇,因年事已高,五次上書乞請解職回鄉。韓邦奇告老還鄉後,仍枚枚不捲,著書講學,當時理學在全國達到鼎盛時期,而且理學中的王陽明倡導的“心學”已風靡全國。在這期間,他寫下了《性理三解》、《易占經緯》、《易說》等著作。他對理學中的“義理”(哲學)和“數理”(占卜)以及地理學都有精深的研究。特別是對聲律與樂學成就最高,應該說他是明朝著名的作曲家和音樂理論家。至今他所著的《律呂新書直解》一直被後人推崇。《關學編》稱他“文理兼備,象數可與邵康節,論道體乃獨取張橫渠”。
嘉靖三十四年冬(1556),關中發生強烈大地震,七十七歲的韓邦奇遭難於這場大地震。他的主要著作有:《怨洛集》、《怨洛志樂》、《大同記事》、《禹貢祥略》、《性理三解》、《易占經緯》、《書說》、《易說》、《律呂新書直解》等。
馬理
馬理(1474—1556)字伯循,號溪田,三原人(今陝西三原縣)。弘治十舉人,正德年間考取進士。先後任吏部稽勛司主事、員外郎、考功郎中、南京通政司右通政、南京光祿卿等職。1556年,陝西發生大地震,馬理卒,時年八十二歲。
馬理年幼聰明好學,舉止文雅,十四歲時就成為當地很有名的諸生,二十歲和王端毅一起步入仕途。後因康僖公保舉,以進士身份回到家鄉,在弘道書院開始講學。其間博覽群書和儒家經典。他在講學中注重言行如一,時時處處仿效古代聖賢,常常以曾子的“三省”、顏回的“四勿“嚴格規範自身,進退舉止,極力追隨古時的道儀,很有關學宗師張載的風範,深受名士康僖公的器重。
有一次,楊遂庵到關中監學,見到馬理和康德涵、呂仲木驚嘆道:“康德涵的文彩,馬呂的博學,真是曠世少有。”當時,馬理雖然未曾離開過家鄉,但他的名聲卻已遠傳各地,並驚動了京師的學者。隨後,他便動身來到京城,和許多很有學問的人一起講學。其中陳雲逵、呂仲木、崔仲鳧、何粹夫,羅整庵等人和他的學術觀點很接近。自此,他的學說更趨成熟,聲名格外響亮,許多人都原拜倒在他的門下,聽他講學。督學唐漁石還為他建造了十分精美的嵯峨園林,並親自題記,十分推崇馬理的學說,認為他真正繼承了關學、洛學的思想精髓,是一位受人敬慕的大儒。由於馬理的名聲斐然,仰慕者很多,就連朝鮮的使者來京,也要拜訪馬理和關學另一名大家呂楠,並稱讚說:“伯循,仲木屬中國第一人才”。馬理非常喜歡古代的禮儀,經常私下揣摩、體會。至於婚、喪、嫁、娶的禮儀,他融張載司馬光、朱熹和大明禮集思想為一爐,折中用之。
馬理為官時,曾多次直面勸諫武宗、世宗、多次遭廷杖處罰,並獲罪入獄,但他仍以國家大事為己任,從不顧個人安危。他十分注重培養新人。七十歲時歸隱商山書院,前來索求詩文的人很多。他經常著山鄉貧民的服裝,鶴髮童顏,看起來如同神仙一般。
馬理在禮儀方面拜師張載,但在學述上更接近程、朱見解獨到。他的著作有《四書註疏》、《周易贊義》、《尚書疏義》、《詩經刪義》、《周禮註解》、《春秋修義》、《陝西通志》等。
馬理 馬理(1479—1556)
字伯循,明正德甲戌年(1514)進士。曾任吏部稽勛主事、稽勛員外郎,稽考功郎中光祿卿等職。弘治年間就學三原宏道書院,其學識和文章聞名全國,當時學者都將他與宋代著名哲學家、關中學派代表人物張載相提並論。所著《送康太史奉母還關中序》一文,被傳抄國外,朝鮮國將此文作範文傳誦。
馮從吾
[明](1556-1627)字仲好,號少墟,長安人(今西安)。著名教育家,以鯁直著稱。生而純懿。及長,有志濂、洛之學,受業於許孚遠。登萬曆進士,授御史,巡視中城,閹人修刺謁,拒不見。旋抗章言帝失德,帝大怒,欲廷杖之,閣臣力解得免。尋告歸,杜門謝客,造詣益深。家居二十五年,又起為尚寶卿。累遷工部尚書致仕。卒,謚恭定。學者稱少墟先生。從吾著有《馮少墟集》二十二卷,又有《元儒考略》、《馮子節要》及《古文輯選》,均《四庫總目》並行於世。
馮從吾居家從事學術著述的同時,也十分熱衷於講學。為了宣傳他的學術觀點和政治主張,借用西安城南門裡的寶慶寺(今西安書院門國小)作為講學場所。馮從吾的追隨者很多,不久,聽眾竟達幾千人,連明王朝的陝西地方官也來聽講。時人評其曰:出則真御史,直聲震天下;退則名大儒,書懷一瓣香。
寶慶寺地窄房小,難以做講學施教長久之地。萬曆三十七年(1609),陝西布政使汪可受按察使李天麟等遵從馮從吾的意願,在寶慶寺東側小悉(西)園撥地,籌建關中書院
關中書院初期占地數十畝,核心建築為“允執堂”,進出六間,空間宏闊;青瓦紅柱,肅穆莊嚴,是講學集會之所,其名取自《中庸》“允執厥中”之句。繞堂左右各築大屋(教室)四楹,東西號房(宿舍)各六楹。堂前辟有半畝方塘,豎亭其中,砌石為橋;堂後置一假山,名曰“小華岳”。又栽槐、松、柏、梅各種名木,一時松風朗月,槐香荷語,“煥然成一大觀”。三年後,新任布政使汪道亨於書院後部又建“斯道中天閣”,以祀孔子,收藏儒家經典。後世經不斷修葺擴建,到晚清已具相當規模,成為西北地區最大的一座高等級學府。
馮從吾大半生是在關中書院講學度過的。明熹宗朱由校繼位後(1621),馮從吾一度出任大理寺少卿左副都御史,官拜工部尚書。但以魏忠賢為首的宦官集團權傾朝野,馮不屑與其交往。天啟五年(1625)八月,魏忠賢的在陝黨羽為迎合魏禁滅東林書院的旨意,派人搗毀關中書院,並將中天閣內供奉的先聖塑像拖出“擲之城隅”。馮從吾見自己嘔心瀝血經營多年的書院毀於一旦,悲憤成疾,第二年便去世了,終年72歲
李二曲
李二曲(李顒)簡介
李顒(1627--1705) 明清之際哲學家。字中孚,號二曲。陝西周至人。因為“周至”的古字在《漢書》中解釋為山曲和水曲。所以人們便稱他為二曲先生。家貧, 借書苦學,遍讀經史諸子以及釋道之書。曾講學江南,門徒甚眾,後主講關中書院。與孫奇逢黃宗羲並稱三大儒。清廷屢以博學鴻詞徵召,以絕食堅拒得免。為學主兼采朱(熹)、陸(九淵)兩派,以為“朱之教人,循循有序”,“中正平實,極便初學”;“陸之教人,一洗支離錮蔽之陋,在儒者中最為儆切”(《二曲集》卷四),主張兼取其長。重視實學,提倡“明體適用”。同顧炎武反覆辯論“體用”問題,提出“明道存心以為體,經世宰物以為用”的見解,將“格物致知”的“物”擴充到“禮樂兵刑、賦役農屯”,以至“泰西水法”等實用學問。力主自由講學,與清廷鉗制思想政策對立。所著有《四書反身錄》、《悔過自新說》、《二曲集》等。
李因篤
[清](生於明崇禎五年(1632年),卒於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字子德,一字孔德,號天生,陝西富平東鄉(今富平薛鎮韓家村)人,自幼聰敏,博學強記,遍讀經史諸子,尤諳經學要旨,精於音韻,長於詩詞,兼通音律,崇尚實學,為明清之際的思想家、教育家、音韻學家、詩人。被時人稱為不涉仕途的華夏“四布衣”之一。康熙十八年(一六七九)薦鴻博授檢討。深於經學,詩逼杜甫,嘗辨秦中碑版極有依據。行、楷書用筆禿率,意近顏真卿。著古今韻考、受祺堂詩文集。《甌缽羅室書畫過目考》、《增校清朝進士題名碑錄》.
學術成就
李因篤一生安貧樂道,勤於研讀,執教著文,畢生不倦,學識淵博,著述宏富。其主要著作有:《詩說》、《春秋說》、《議小經》、《漢詩音注》5卷,《漢詩評》5卷,《古今韻考》、《受祺堂詩集》35卷,《受祺堂文集》4卷,《受祺堂文集續刻》4卷,手抄本《山漢論》1卷等。
崇尚實學,主張“經世致用
李因篤在經學方面有很高的造詣,清初散文家汪琬與人論師道書謂:“當代未嘗無可師之人,其經學修明者,吾得二人焉,曰顧之寧人,李子天生”。說明他當時在經學方面可與顧炎武齊名。顧炎武在《抄書自序》中說:“天生今通經之士,其學蓋自為人而進乎為已者也。”他推崇程朱理學,反對心學,他繼承關學傳統,弘揚張載以理教人思想,主張人既要潔身自守,又要有所作為。他向友人講述自己的學術研究時說,他用了整整10年功夫研究《朱子全集》,希望把朱熹的思想與四書聯繫,找出它們關係,儘管有人嘲笑,但他不為所動,認為下這種功夫是值得的。
他主張“經世致用”之學,主張“師古不泥其意,用法不求其人”,認為深入經學的目的,在於通曉古今治國之道,以利於國計民生,並把這一思想貫穿於他的學術實踐中。在他的《受祺堂文集》中,其中策論即占一半篇幅。在13篇策論中,其《漕運》、《聖學》、《荒政》、《治河》、《史法》、《鹽政》、《錢法》、《屯田》、《用人》等9篇即為治國興邦之論。在這些文章中,既無奉迎之詞,又無粉飾之言,而是指出源流得失,且能針砭時弊,又有挽救治理之法,如他在《漕運》中“漢武官多徒役眾,故恆苦不給,官多而不切於用,宜汰冗員,徒役眾而無益於事,宜汰冗卒,則食粟者少,而民力可以日舒。由是觀之,國計之贏縮,在用之奢儉。”的主張,對當前機構改革與勤儉建國、富國、富民的政策有借鑑意義。
在《用人》中說:“周漢以來,取人以人,唐宋以後,取人以言,夫君子不以言取人,自孔子已有是說矣。今夫天下忠孝廉節利害藏否之故,能言之不必能行之也,況且不能言之乎?”主張“以人取人”,反對“以言取人”,他又說:“夫資格者,弊之所由集也,先王創為一代之法,以新天下之耳目,而後至言為資格,以阻賢才登進之路”。反對資格論,主張破格選用人才。又說:“愚以為選舉誠不能無弊,然天下必無無弊之法,善用之可也。科貢亦不可盡廢,參用之可也,欲用之,則莫如慎求用人之人,而重銓衡之典。”並講到選人要嚴格考核。這與現在選拔德才兼備,有理論知識又要有實踐經驗的選拔人才的原則和程式如出一轍,具有突出的現實意義。
在《鹽政》篇中,“古者開創之初,類薄取於民,而其用常足。及其後,加賦數十百倍,而其用益困。國之貧富,在上之儉奢。故夫聖主在上,躬行儉德,嘗使其下之不易竭,而後之有可加,是計之一時,且享之數世矣。”之說,主張“薄取於民”,“躬行儉德”,通於今日之減輕農民負擔,反對鋪張浪費,提倡勤儉節約,其思想主張可為今用。
《聖學》篇中,“今天下之弊極矣,其患在奢,其風自上,愚謂公侯之家,世祿之胄,一馬之餚,費之數千,一食之須費之數百,以至寵賂公行,恬不知愧,害將有不勝計者。今令不嚴禁之,然驕奢之源不杜,貨賄之流不息,而欲清其源,則必自上始也。”所講,尤如李因篤面對今日,這不能不引起我們深思。
另外他在《治河》里講如何疏通河道,防止水患,擴大灌溉,在《錢法》里講如何發行貸幣、發展貿易、平抑市價、增加財政收入。在《荒政》中講要以豐補歉、防止災荒。在《屯田》里講軍隊如何開荒種田,於兵寓農,減少國家開支,減輕人民負擔。在《漕運》里講到運輸、建倉、開渠、墾田、屯糧等等。恕不一一列舉,其充分體現了李因篤經世致用,講究實用之學的觀點。完全講的是治國之法,富民之術,這與顧炎武“六經之旨與當世之務應該結合”不謀而合。這對我們當前科教興國,科技要轉化為生產力,理論要為四個現代化服務不無借鑑作用。
提倡唐詩之風,擅長五言排律
李因篤早年就以詩聞名於世,《受祺堂文集》序中稱:“其文可追班馬,惜為詩掩,其為名流推重,一時海內風行”。顧炎武在《酬李處土因篤》一詩中這樣寫到:“一朝得李生,詞壇出飛將”。可見他在詩歌創作成就上並不亞於經學。李因篤的著作凡54種,而以詩集、詩評、詩說就達40餘卷。就如他對友人朱長源所說:“吾一生作詩文,不下數百萬語”。據此,李因篤堪稱一代大詩人也。
李因篤寫詩源於風騷,出於古歌謠、樂府,而以杜詩為宗,有一次在宴會上,大家談論起杜甫詩歌,他即應口諷誦。有人意為偶然,又問及其它方面,因篤皆能應對。他提倡詩必盛唐,認為只有盛唐詩歌才達到了最高境界,以後歷朝各代,都有流弊,不足為法。在風格上他主張“直抒性靈,磊落壯涼”。他很講究作詩的章法句法,堅持“寧拙毋纖,寧朴毋艷,寧厚毋澀”。《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稱其詩“大抵意氣蒼茫,才力富贍,而亢厲之氣,一往無前,失之粗豪者蓋亦時時有之”。李因篤最擅於五言排律曹溶論詩,把他推為一代之首。他在詩歌研究上也頗有建樹,著有《詩說》、《漢詩評》等。
音韻學研究成就突出,為當時權威
李因篤在音韻學研究上,一生與顧炎武攜手合作,《音學五書》是顧炎武音韻學的主要著作,寫稿時,常與因篤商討,顧炎武說:“深知吾書,海內惟李天生一人”。可見對李因篤在音韻文字學方面造詣的肯定。李因篤還研究了杜甫在七言律詩中使用仄聲的規律和特點,得到當時朱彝尊等人的肯定。他著有《漢詩音注》和《古今韻考》。
畢生從教,堪稱一代宗師
李因篤一生樂於教育事業,宣傳他的學術思想,培養一代英才。他青年時在私塾任教,中年時遊學全國各地,曾在關中書院朝陽書院、富平鏡波園講學、名聲傳至關中內外,大江南北。晚年在家鄉舉辦私塾,收徒講學,直到臨終,為教育獻出了畢生精力。
在教育思想上提出君主要努力學習,然後才能立法制行,教化臣民。他認為,天子經過努力學習後,必須能立大志,勤其政,誠政事,迪本德、憐臣民,明禮樂,尊賢才,孝祖先。強調學習要持之以恆,最終必博修而明。提出學習應有辯證的方法,“擇其善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主張學習要“經世致用”,認為學習經學的目的是通曉治國之道,做文章要結合現實。這與今日的理論與實踐相結合有相通之處。
除此之外,李因篤在史學、天文、曆法、樂律、書法、繪畫、考據學等方面亦有很深的研究,在他的著作里都有精闢之論。這些都是李因篤給我們留下的寶貴遺產,有待於我們進一步發掘與研究,為我們的現實服務。
李柏
李柏(1630—1700)字雪木,號太白山人,原陝西勉縣人,七世祖徒居眉縣,為眉人。父親李可教,母王氏,生三子,李柏其仲。李柏的父親李可教頗有文學造詣,喜讀西晉陶淵明的詩文,一生未應考出仕,耕讀傳家。李柏受父親影響,幼年時,便模仿起五柳先生陶淵明,在書齋前面栽了五棵柳樹,並題詩到:“茅屋果然如斗大,詩風酒月度年華,客來陋巷不知處,五柳柴門第一家”。
李柏的青年時代,正是明朝滅亡,滿清統治中國,國家出現了“天崩地裂”的局面,作為知識分子的李柏,深感痛絕,始終抱著復興大明思想。他在《看劍》篇中寫道:“壁上鐵龍吼,匣中寶氣生,遙知新發日,破浪斬長鯨。”當復明無望時,便又作《除久歌》自勉“……後來二萬知多少,力耕心田忙讀書!”一個“忙”字充分表達了李柏在躬耕之餘,用奮發讀書來充實自己的緊迫心情。李柏在攜家眷隱居太白山中,讀書涉獵範圍極廣,尤其對經、史、子、集等造詣較深。此外,他還對兵書、佛學、黃老之學乃至琴、棋、書、畫都有很深的考究。每當他讀到一些忠義感人的傳記時,恨不得把這些聖哲捧置上座,百拜而師之,對當時一些為獵取功名富貴而晨昏俯案鑽研的八股士子則棄之以鼻。甚至他一氣之下把案頭的八股書文燒個乾淨。
康熙三年(1664),梅遇出任眉縣知縣,在任十年間,為百姓做了許多有益的事情,特別是修復“九河”水利工程,促進了當地的農業發展,但李柏家鄉一帶仍受乾旱威脅,便建議梅遇修復太白山下的遠門口潭古河水利,不久告竣,梅遇請李柏代寫了《潭河谷上埝水利碑》。表現了他雖隱居山林,仍關心故鄉百姓疾苦。
康熙十六年(1677),李柏四十八歲時,按當時貢舉制度,老秀才優等,可由地方貢舉出仕雜職,這是滿清王朝籠絡一般文人的一種手段,被李柏斷然拒絕。第二年,關中三李之一李天生被征入京,李天生在京城“數稱先生賢”。於是,又有接二連三的征書薦文,但他仍不為所動。李柏在隱居期間,常穿著道家服裝,雲遊古蹟名山,關中各地名勝古蹟,如華山華清池大雁塔、興善寺、未央宮遺、周原諸陵、周公廟、武候祠、古陳倉、釣魚台、古斜道、鐘呂坪等地,表現了他對祖國大好河山的無限熱愛。三秦關中多數府縣的文武官員、學者、名流都與李柏有深淺不同的交誼,其中也有不少人給過他生活上的資助,但一般說來,李柏不予接受,也不回訪。六十一歲時,他的好友茹紫庭調任湖南衡州,邀請他南遊衡山。當年九月出函谷關,經熊耳山到南陽,拜謁了光武祠、武候廟,遊覽了襄陽,寫出了頗有軍事價值的《張獻忠破襄陽》的精闢論文。遊覽長沙時,憑弔了屈原、賈誼廟,最後抵達衡州,又登岳陽樓、東遊金陵……。第二年三月,他買舟北返,遊覽了三峽,參觀了荊王護國寺,寫下了《荊王創建護國寺》的精闢論著,抨擊了歷代統治者上至君王下至臣官僚屬為了維護統治階級,不惜巨金建寺立剎,遍布天下,但最終逃脫不了國破家亡的命運。
南遊之後,使他的思想更為開朗豁達。他曾在《自述》中寫道:“結髮之後學隱客,愛看家鄉雪太白……”但回到家鄉,正逢關中荒旱連年,迫使他又攜眷踏上了逃荒活口的征途。他悲憤寫了五律《西遷》兩首,詩中有“……萬方誰樂土,四野盡流民……”。“道旁大哭人,老有八十歲……,今日觀此老,可知天下勢!”他很同情李自成張獻忠的農民起義,認為這些造反的罪魁禍首是當朝統治階級造成的。
李柏的思想繼承了關學創始人張載的節慾觀點和樸素唯物主義學說,反對過分追求物質欲望,提倡讚揚精神的能動性。他幾次和周至李二曲、富平李天生(時稱關中三李)談討反思理學,對朱學與王學,體和用等觀點進行過多次辯論。他在給《寄張素石》中寫道:“宇宙事業有兩:曰山林、曰廟廊、廟廊非吾事也。”說明他雖然穿著道家服裝,但對佛道的靈魂不滅,封神點將,化羽成仙的論調給予嚴厲批駁,表現他不願與佛道同流合污。他曾幾次到橫渠故里拜謁張子,揮筆題寫“正大光明”,以表現他的思想歸宿。
李柏去世三十三年後,李二曲的高足弟子王心敬(戶縣人)為李柏撰寫了《墓碑》,高度評價李柏的學術思想。宣統年間,陝西學憲余坤批覆眉縣知縣請再次收集刊刻他的著作,並指出“關中元氣醞厚,代有絕學,典型不墜,端在斯人”。最遺憾的是他未能被編入《關學續編》之中。光緒時,寧河人高庚思激烈指出“以張吾(指張載)道門之戶,不許為名儒而屏之關學之外……天下名集鮮不著錄,而獨停於‘關學之編’。光緒十九年,眉縣知縣毛鴻儀創修“雪木祠”,親自為祠堂題寫了“道繼橫渠”匾額,以昭賢名,載留史冊。
李柏的著作收集有文章、記事、傳等265篇,詩詞359首共五冊十卷,全部收集在《槲葉集》中。
劉古愚
劉古愚(1843~1903)教育家。名光蕡,字煥堂,號古愚。陝西鹹陽天閣村(鹹陽市秦都區)人。畢生從事教育事業。先後任教於西安、三原、涇陽等地,曾出任味經書院山長、崇實書院院長。他主張教育救國,重視學用結合,將算學列為必修課程。1895年後,回響康梁變法,積極宣傳西學,時有"南康(有為)北劉(古愚)"之稱。晚年主講煙霞草堂,又移教甘肅大學堂任總教習。著有《五經臆解》、《大學古義》、《史記貨殖列傳注》、《前漢書食貨注》等。後人輯為《煙霞草堂文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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