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清華國學四大導師
- 外文名：Tsinghua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Search four tutors
- 國籍：中國
- 民族：漢
- 職業：導師
- 主要成就：我國近代最傑出的學者
梁啓超,生平,學術成就,著作,講演集,書信集,詩文類,傳記類,賦稅思想,故居,紀念,陳寅恪,簡介,治學理念,名字讀音,著作,相關傳記,王國維,簡述,重要成就,主要著作,趙元任,語言天才,方言之父,開闢新路,
梁啓超
生平
梁啓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字卓如，號任公，又號飲冰室主人、飲冰子、哀時客、中國之新民、自由齋主人等。漢族，廣東新會人。中國近代維新派代表人物，學者。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啟蒙思想家、資產階級宣傳家、社會活動家、教育家、史學家、書法家、辭彙發明家和文學家。戊戌變法，百日維新領袖之一。
1891年就讀於萬木草堂，接受康有為的思想學說並由此走上改良維新的道路，時人合稱“康梁”。
1895年春再次赴京會試，協助康有為，發動在京應試舉人聯名請願的“公車上書”。維新運動期間，梁啓超表現活躍，曾主北京《萬國公報》（後改名《中外紀聞》）和上海《時務報》筆政，又赴澳門籌辦《知新報》。他的許多政論在社會上有很大影響。
1897年，任長沙時務學堂總教習，在湖南宣傳變法思想。
1898年，回京參加“百日維新”。7月，受光緒帝召見，奉命進呈所著《變法通議》，賞六品銜，負責辦理京師大學堂譯書局事務。
同年9月，政變發生，梁啓超逃亡日本，一度與孫中山為首的革命派有過接觸。在日期間，先後創辦《清議報》和《新民叢報》，鼓吹改良，反對革命。同時也大量介紹西方社會政治學說，在當時的知識分子中影響很大。
1913年，進步黨“人才內閣”成立，梁啓超出任司法總長。袁世凱稱帝的野心日益暴露，梁啓超反對袁氏稱帝，與蔡鍔策劃武力反袁。
1915年底，護國戰爭在雲南爆發。1916年，梁啓超赴兩廣地區參加反袁鬥爭。袁世凱死後，梁啓超出任段祺瑞北洋政府財政總長兼鹽務總署督辦。9月，孫中山發動護法戰爭。11月，段內閣被迫下台，梁啓超也隨之辭職，從此退出政壇。
1918年底，梁啓超赴歐，了解到西方社會的許多問題和弊端。回國之後即宣揚西方文明已經破產，主張光大傳統文化，用東方的“固有文明”來“拯救世界”。
1922年起在清華學校兼課，1925年應聘任清華國學研究院導師。
1927年，離開清華研究院。1929年病逝。
梁啓超一生勤奮，各種著述達一千四百萬字，在將近三十六年而政治活動又占去大量時間的情況下，他每年平均寫作達三十九萬字之多，這體現了多么驚人的勤奮和才華啊！
學術成就
梁啓超於學術研究涉獵廣泛，在哲學、文學、史學、經學、法學、倫理學、宗教學等領域，均有建樹，以史學研究成績最著。
1901至1902年，先後撰寫了《中國史敘論》和《新史學》，批判封建史學，發動“史學革命”。
歐遊歸來之後，以主要精力從事文化教育和學術研究活動，研究重點為先秦諸子、清代學術、史學和佛學。指導範圍為“諸子”、“中國佛學史”、“宋元明學術史”、“清代學術史”、“中國文學”、“中國哲學史”、“中國史”、“史學研究法”、“儒家哲學”、“東西交流史”等。這期間著有《清代學術概論》、《墨子學案》、《中國歷史研究法》、《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情聖杜甫》、《屈原研究》、《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國文化史》等。
他一生著述宏富，有多種作品集行世，以1936年9月11日出版的《飲冰室合集》較稱完備。《飲冰室合集》計148卷，1000餘萬字。
梁啓超在文學理論上引進了西方文化及文學新觀念，首倡近代各種文體的革新。文學創作上亦有多方面成就：散文、詩歌、小說、戲曲及翻譯文學方面均有作品行世，尤以散文影響最大。
梁啓超的文章風格，世稱“新文體”。這種帶有“策士文學”風格的“新文體”，成為五四以前最受歡迎、模仿者最多的文體，而且至今仍然值得學習和研究。梁啓超寫於1905年的《俄羅斯革命之影響》，文章以簡短急促的文字開篇，如山石崩裂，似岩漿噴涌：“電燈滅，瓦斯竭，船塢停，鐵礦徹，電線斫，鐵道掘，軍廠焚，報館歇，匕首現，炸彈裂，君後逃，輦轂塞，警察騷，兵士集，日無光，野盈血，飛電劌目，全球撟舌，於戲，俄羅斯革命！於戲，全地球唯一之專制國遂不免於大革命！”然後，以“革命之原因”、“革命之動機及其方針”、“革命之前途”、“革命之影響”為題分而析之，絲絲入扣。難怪胡適說：“梁先生的文章……使讀者不能不跟著他走，不能不跟著他想！”
在書法藝術方面，梁啓超早年研習歐陽詢，後從學於康有為，宗漢魏六朝碑刻。
著作
《少年中國說 論近世國民競爭之大勢及中國前途》
《中國歷史研究法》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新民說》
《飲冰室主人自說》
《中國文化史》
《飲冰室主人全集》
《李鴻章傳》
《曾國藩傳》
《飲冰室合集》
《梁啓超選集》
《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
《唐代集會總集與詩人群研究》
變法通議自序 論不變法之害
論變法不知本原之害 續論變法不知本原之害
論學會 論報館有益於國事
論中國積弱由於防弊 論君政民政相嬗之理
說動 論湖南應辦之事
呵旁觀者文 中國積弱溯源論（節錄）
立憲法議 國家思想變遷異同論
西學書目表後序 倡設女學堂啟
湖南時務學堂札記批（節錄） 成敗
英雄與時勢 文野三界之別
古議院考 《西學書目表》後序
養心語錄 國權與民權
講演集
：
湖南時務學堂答問（節錄） 鄙人對於言論界之過去及將來
梁任公與英報記者之談話 在中國公學之演說
人權與女權 情聖杜甫
屈原研究 東南大學課畢告別辭
書信集
：
致汪康年書 與嚴幼陵先生書
致康有為書 致康有為書（1900年）
致孫中山函三件 致康有為書（1902年）
致孫逸仙書 致康有為書（1912年）
詩文類
：
去國行 紀事二十四首
讀陸放翁集四首 壯別
二十世紀太平洋歌 留別梁任南漢挪路盧 二首
浪淘沙 賀新郎
傳記類
：
戊戌六君子傳
敬業與樂業
賦稅思想
梁啓超是戊戌變法領導人之一，中國19、20世紀之交資產階級維新派的著名宣傳鼓動家。他主張賦稅的徵收必須以便民為原則，實行輕稅、平稅政策，而反對與民爭利的“固民所急而稅”的傳統觀點。指出“西人於民生日用必要之物，必豁免其稅以便民。中國則乘民之急而重征之，如鹽政之類是也。亦有西人良法美意，為便民而起，而中國視為助帑之計，行之而騷擾滋甚者，如今之郵政之類是也。”他提出應仿效英國實行平稅政策，便民利民而後求富強。這是一種把經濟發展放在首位，財政稅收放在其基礎之上的觀點，對當時中國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發展具有積極意義。
梁啓超認為公債也是一種賦稅，所不同的是“租稅直接以賦之於現在，而公債則間接及賦之於將來”，“不過將吾輩今日應負之義務，而析一部分以遺諸子孫云爾”。但他承認公債對經濟建設具有積極意義，“租稅盡其力於一時，公債將纖其力於多次”，因此他認為公債雖然增加了後代的負擔，但也有利於後代。
軼事
梁啓超是康有為的學生、信徒、助手，但他們還是分道揚鑣了；梁啓超與孫中山合作過，也對立過；他擁護過袁世凱，也反對過袁世凱。對此，梁啓超說：“這決不是什麼意氣之爭，或爭權奪利的問題，而是我的中心思想和一貫主張決定的。我的中心思想是什麼呢？就是愛國。我的一貫主張是什麼呢？就是救國。”“知我罪我，讓天下後世評說，我梁啓超就是這樣一個人而已”。
中國古代的史官為了給後代留下“信史”而不惜殺頭：梁啓超毅然拒絕袁世凱的重金收買，而寫出了揭露竊國大盜恢復封建帝制的《異哉國體問題》。
1925年陰曆七月初七，徐志摩與陸小曼結婚，請梁啓超出席證婚。梁啓超反對他們“使君有婦”、“羅敷有夫”之間的戀情，也規勸過徐志摩；礙於徐志摩之父和胡適的情面，梁啓超答應出席證婚。但在婚禮上樑啟超卻對徐志摩、陸小曼用情不專厲聲訓斥，滔滔不絕，使滿堂賓客瞠目結舌。徐志摩不得不哀求：“先生，給學生留點臉面吧。”
梁啓超真誠的寬容。1926年3月8日，梁啓超因尿血症入住協和醫院。經透視發現其右腎有一點黑，診斷為瘤。手術後，經解剖右腎雖有一個櫻桃大小的腫塊，但不是惡性腫瘤，梁啓超卻依然尿血，且查不出病源，遂被複診為“無理由之出血症”。一時輿論譁然，矛頭直指協和醫院，嘲諷西醫“拿病人當實驗品，或當標本看”。這便是轟動一時的“梁啓超被西醫割錯腰子”案。梁啓超毅然在《晨報》上發表《我的病與協和醫院》一文，公開為協和醫院辯護，並申明：“我盼望社會上，別要借我這回病為口實，生出一種反動的怪論，為中國醫學前途進步之障礙”。
梁啓超真誠的有趣。黃苗子著《世說新篇》，其中有《梁啓超寫序》，文曰：“蔣百里先生為著名軍事家，但在文化上亦極有貢獻。他留德歸國後，曾寫了洋洋五萬言的《歐洲文藝復興史》。梁啓超閱後大為讚賞，蔣便請梁為此書作序。不料梁文思泉湧，序成也是五萬字，覺得不好意思，便加寫一短序，而把長序改為著作出版，反過來請蔣百里作序。”（摘自《套用寫作》）
年譜
一歲 一八七三年同治十二年 癸酉 正月二十六日（公曆二月二十三日）生於新會茶坑村。
五歲 一八七七年光緒三年 丁丑 由祖父和母親教讀四書五經。
十二歲 一八八四年光緒十年 甲申 應廣州童子試 中秀才。
十六歲 一八八八年光緒十四年 戊子 廣州學海堂正班生、兼菊坡、粵秀、粵華書院外生。
十八歲 一八九0年光緒十六年 卯寅 經陳千秋介紹，就學於康有為。
十九歲 一八九一年光緒十七年 辛卯 入京與李蕙仙完婚。
二十歲 一八九一年光緒十八年 壬辰 祖父卒，回鄉居年余。
二十三歲 一八九五年光緒二十一年 乙未 隨康有為入京會試，落第。參與組織“公車上書”。助康創建強學會。
二十四歲 一八九六年光緒廿二年 丙申 籌辦《時務報》，任總編述，發表《變法通議》等文章，名聲噪起。
二十五歲 一八九七年光緒廿三年 丁酉 為湖南時務學堂總教習。參與創設不纏足會和女學堂。
二十七歲 一八九九年光緒廿五年 己亥 七月創粉高等大同學校於日本東京。
二十八歲 一九〇〇年光緒廿六年 庚子 與康有為、康才常等發動“勤王運動”事敗。
三十歲 一九〇二年光緒廿八年 壬寅 《清議報》停刊，創《新民叢報》、《新小說報》，倡“小說界革命”。
三十五歲 一九〇七年光緒卅三年 丁未 《新民叢報》停刊、成立政聞社。
四十歲 一九一二年民國元年 壬子 由日本返國，創《庸言報》。
四十一歲 一九一三年民國二年 癸丑 參與共和黨。熊希齡內閣成立。任司法總長。
四十三歲 一九一五年民國四年 乙卯 創《大中華》月刊。辭幣制局總裁。四月回鄉省親。六月寫《導哉所謂國體問題者》斥袁稱帝，南下從事倒袁運動。
四十四歲 一九一六年民國五年 丙辰 在上海策動反袁。三月抵廣西，發動廣西宣布獨立。在肇戾成立護國軍兩廣者司令部任參謀。後成立軍務院，任撫軍兼政務委員長。
四十五歲 一九一七年民國六年 丁已 七月，參與段祺瑞反對張勛復辟。任段祺瑞 內閣財政總長，十一月辭退。
四十七歲 一九一九年民國八年 已未 到歐洲各國考察。
五十歲 一九二二年民國十一年 壬戌 先後到北京、濟南、蘇州、上海等地講學。
五十三歲 一九二五年民國十四年 乙丑 在清華研究院講學，出任京師圖書館館長。
五十七歲 一九二九年民國十八年 己巳 因腎病動手術失敗（實際上是一起醫療事故。1926年梁啓超腎病，協和專家通過對梁啓超病情會診，認定右腎上生有一個瘤子，遂決定為其實施手術，於3月16日將右腎全部切除。瘤子切除之後並沒有止住便血，顯然西醫的診斷可能有問題，至少是不準確的。全部切除的治療手段也過於草率，協和的專家通過病理檢查，並沒有在切除的右腎中發現病變。換言之，即便尿毒症的診斷不誤，那么手術也是失敗的，即將好腎切除了，將壞腎予以繼續保留），於1929年一月十九日病逝於北京協和醫院，京滬開追悼會，參加者甚眾。
家庭狀況
梁啓超祖籍廣東省新會縣熊子鄉茶坑村。梁氏的先祖為中原南逃的難民。在梁啓超曾祖父之前，梁氏家族世代耕田。梁啓超祖父名鏡泉，是一位秀才；祖母名黎。梁啓超的父親名蓮澗，也是一位秀才，在鄉里教書；梁啓超的母親為趙氏。
梁啓超一生有過兩位夫人：李蕙仙和王桂荃。1889年（光緒十五年）年僅十七歲的梁啓超考中了舉人，與主考官李端棻的堂妹李蕙仙訂婚，1891年（光緒十七年）梁啓超十九歲時入京與與長他四歲的李蕙仙成婚，李惠仙與梁啓超結婚時，帶了兩位丫環，其中一位即王桂荃，1903年她成為梁啓超的側室。1924年9月13日，李蕙仙因病而逝，梁啓超為此寫下了《祭梁夫人文》。1968年在“文化革命”中，王桂荃與孩子們四散分離，最後死在在一間陰暗的小屋裡。
梁啓超共有有9個子女：思順、思成、思永、思忠、思莊、思達、思懿、思寧、思禮，其中思順、思成、思莊為李夫人所生，思永、思忠、思達、思懿、思寧、思禮為王夫人所生。他們中的許多人後來都成為傑出的人才。
梁思順（令嫻）（1893年－1966年），長女，詩詞研究專家。
梁思永（1904年－1954年），次子，著名考古學家，1948年3月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首屆院士（人文組）。
梁思忠（1907年－1932年），三子，曾任國民黨十九路軍炮兵校官，因病早殤。
梁思莊（1908年－1986年），次女，著名圖書館學家。
梁思達（1912年－2001年），四子，長期從事經濟學研究。
梁思懿（1914年－1988年），三女，從事社會活動。
梁思寧（1916年－2001年），四女，投奔新四軍參加中國革命。
梁思禮（1924年－），五子，著名火箭控制系統專家，1993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
故居
飲冰室
梁啓超故居位於天津河北區民族路44號，飲冰室位於河北路46號。這兩所住宅是民國初年梁啓超購買周國賢舊意租界西馬路空地所建。民族路寓所為意式兩層磚木結構樓房，建於1914年。主樓為水泥外牆，塑有花飾，異型紅色瓦頂，石砌高台階，建築面積1121平方米；書齋"飲冰室"為淺灰色兩層洋樓，建於1924年。首層為其書房，二樓做臥室和會客。梁啓超後期著述均於此完成。"飲冰室"系義大利建築師白羅尼歐專為其設計，造型別致典雅。建築面積949.50平方米。
北溝沿胡同23號
北溝沿胡同屬東城區北新橋地區，在東直門南小街迤西。胡同自北向南溝通大菊胡同和東四十四條，長300多米。明代，稱“學房胡同”；清乾隆時稱“官學胡同”，宣統時稱“北溝沿”，因胡同臨近水溝而得名；1949年稱“北溝沿胡同”，“文化大革命”中一度改稱“紅都胡同”，後復稱“北溝沿胡同”。現胡同西側與新太倉二巷相通，東側有兩條支巷通往小菊胡同。
北溝沿胡同23號，舊時的門牌是北溝沿13號，在胡同南段西側，占地面積3752平方米，街門朝東。街門是被稱作“西洋門”①的屋宇式街門，街門內外各有一座“一字影壁”，顯示出主人非同一般的身份。雖然從建築學角度講，大門外對面的“影壁”，亦稱“照壁”，既有遮擋大門對面零亂的牆面檐口的作用，也有作為宅門對景的作用。但是，在胡同的另一側建影壁，或是依託別人的宅基，或是占用胡同的公共用地，豈能想建就建！所以，在北京城裡所能見到的門外建有“一字影壁”的宅院，當年或是王府、或是衙署、或是官邸，總而言之，是“官”姓人家，不是平民住宅。漢字是表義的，“框中有人”念“囚”；“吾居行（hang，道路）中”便是“衙”。既然，門外的影壁是宅門的對景；那么，門前的這段道路自然與宅院產生了領屬關係。門外的影壁分明地在警示行人：在此門前不許停留，更不許喧譁。梁啓超任過北洋政府的司法總長和財政總長，其政府大員的身份與這座宅院的規格是相稱的。
據1951年房屋調查登記顯示：該院主體建築集中在南半部，是東、西並列的兩個三進院落，東部為住宅，西部是花廳；北半部約占整個院落的五分之二，是花園式的後院，院內樹木繁盛，有假山，有涼亭；後院開有朝東的穿牆門，是整個院落的後門。該院共有房屋和亭、軒等建築129間，建築面積為1535平方米，其中包括帶抄手廊的瓦房47間、敞軒3間、遊廊21間、地窨子4間、防空洞1個、涼亭1座。該院的具體格局是：宅門北側是一拉溜兒東房，共11間，應是回事房（傳達室）、車庫和警衛、雜役用房，從南往北的第三間東房的後牆開有臨街券門，是“車庫門”。
該院的具體格局是：進入宅門，迎面是一座“一字影壁”，往北經過坐西朝東的“垂花門”②便進入了東院的一進院；一進院有帶抄手廊的南房、北房各5間，北房為腰廳，即：中間一間為連線前、後院的通道；東院的二進院均為帶抄手廊的瓦房，有正房3間、耳房兩間，東、西廂房各3間；東院的三進院只有7間後罩房。與東院並列的西院是休閒區，習慣稱為“西花廳”，亦是三進院落；從南往北依次是：由假山疊石與3間敞軒構成的一進院，由3間敞軒和3間正房構成，並有轉圈遊廊連線的二進院和由兩間東、西廂房與平頂外廊構成的三進院。
北溝沿胡同23號是單位宿舍，當年院內的主要建築尚存，只是殘破不堪而已；由於為解決職工住房而進行的改、擴建工程和住戶見縫插針的自建房屋，致使該院已難尋昔日風采。
1986年1月21日，東城區人民政府將北溝沿胡同23號作為“梁啓超故居”，公布為“東城區文物保護單位”。
註：①西洋門，是清代中期以後，西方建築文化傳入中國，並與中國傳統建築文化相融合的產物，在北京四合院採用的也很普遍。②垂花門，在府邸、宅院建築群中常作二門，起著聯繫分隔內宅和外宅的作用。
參考資料：《梁啓超傳》（吳其昌著百花文藝出版社） 《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張 王忍之編三聯書店） 《世說新篇》（黃苗子著三聯書店） 《捲起巨大旋風的梁氏新文體》（作者夏曉紅載《北京日報》） 《梁啓超為西醫辯護》（作者張建偉載《羊城晚報》）
紀念
每一個嚮往大時代和大成就的年輕人都喜歡把自己所處的時代視為轉折年代，他們都喜歡引用查爾斯·狄更斯描寫大革命之後法國的一句話——“這是最好的年代，也是最壞的年代”，他們都喜歡用混亂來形容自己的年代，他們都渴望為這“混亂年代”理出脈絡或者記錄這“混亂年代”。
而用歷史的眼光來看，真正經歷混亂年代並且因為自己在混亂年代中的作為而被寫入歷史的年輕人卻實在不多，更令人感慨的是，這個名單因為一些原因還會在某些時候遺漏掉一些人。在我看來，梁啓超正是這樣一位具備了眾多偉大人物的素質而又在一定程度上被時代忽略了的人。
最早激發起我對梁啓超的好奇心的，是在對《劍橋中國晚清史》和一些記載中國知識分子與中國命運的書籍的閱讀過程中。在《劍橋中國晚清史》中，我才驚異地發現，以前我們僅僅用“改良派”三個字來描述的梁啓超，在這段歷史中名字出現的頻率竟然比任何一位皇帝、權臣要高。
梁啓超所處的年代是真正的混亂年代。在由梁啓超的學生吳其昌所著的《梁啓超傳》中，梁這位早逝的學生用一章來寫梁啓超誕生之前的中國：這是一個為天災人禍和內憂外患困擾的國度，似乎人人都甘心做一個老朽帝國的奴隸，平民以不談國事為戒律，政府呈現給後人的則是貪污腐化無能，對外只希望妥協可以帶來短暫和平，對內則盤算著同洋務運動後興起的民營企業家爭奪財富，而洋務運動的重地總理衙門在當時被人們稱為“混蛋加三級”。
我們的歷史課本在描述這段屈辱歷史的時候，從來不會吝惜筆墨，這會使我任何進一步的講述都顯得多餘。而吳其昌先生給予自己老師的高度評價，我想可能是我們在歷史課本上所看不到的，他把梁啓超對近代中國的貢獻同孫中山相提並論，“他（梁啓超）自己承認陳勝、吳廣之功，而天下後世的公評，他的氣魄、精神、聲威，實在比陳勝、吳廣要高出萬倍”。
梁啓超是一個完全符合我們對天才的定義的人物：六歲學完五經，九歲能夠寫千字文章，在古老中國，我相信這兩件事情的難度同今天的小孩子學習9歲就精通外語的難度相差不大。而梁啓超12歲中秀才、17歲中舉人的壯舉同我們今天驚為天人的中國哈佛少年相比似乎難度更大。中舉時的主考官以為梁啓超“國士無雙”，竟然打破門第觀念的束縛，把自己的堂妹許配給梁啓超做妻子，這是古老中國表示對一個人的欣賞的最高禮遇。
戊戌變法令梁啓超和他的老師康有為名揚天下。在當時的外國人眼中“梁啓超是中國罕見的高潔志士，是熱心策劃北京政府根本改造的士大夫”。戊戌變法失敗之後，當時在中國逗留的伊藤博文對日本駐中國公使林權助說：“姓梁的這個青年是個非凡的傢伙啊！真是個使人佩服的傢伙……救他吧，而且讓他逃到日本吧！到了日本我幫助他。梁這個青年對於中國是珍貴的靈魂啊！”此後這個年輕人在日本和歐美流亡期間，往往被當作中國新的政治和知識上的領袖來接待。當時梁啓超26歲。
而梁啓超在政治上的輝煌並不像教科書上記載的隨著戊戌變法的失敗而終結，或者和他的老師康有為一樣成為明日黃花的人物。梁啓超在日本的時候，和同樣在日本流亡的孫中山交往頻繁，據說，很多東南亞的華僑和日本重臣都是由梁啓超介紹給孫中山的，可以想見，以孫中山當時的聲望，自然無法同梁啓超相比。而此時梁啓超和康有為的分歧越來越大。儘管如此，梁啓超顧及到康有為，沒有給革命黨人過多的支持。
梁啓超的另外一次輝煌來自於他的一篇文章。袁世凱宣布稱帝，此時的梁啓超卻已不是昔日的改良派，在歐美的遊歷和對西方各國歷史的學習給他一種印象，稱帝者必亡。於是長於雄文的梁啓超寫出一篇《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袁世凱得到訊息，派人給梁啓超送來一張20萬元銀票，給梁啓超的父親祝壽，交換條件是這篇文章不得發表。梁啓超將銀票退回。 袁世凱再派人對梁啓超說，梁先生也曾經在海外流亡十幾年，其中的苦頭不是不知道，何必再自尋苦吃？梁啓超回答說，我這個人疲於奔命的逃亡經驗已經很充足了，我寧肯選擇逃亡也不願意在污濁空氣中生存。
梁啓超在另外一次反帝運動，即反對張勛復辟中也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這一次也意味著他同改良派的徹底決裂。周善培規勸梁啓超說：“事情有該自己做的，有該聽別人做的。討袁，革命黨該做，我們也應當做；討張復辟只該聽革命黨去做，不必我們去做。”而康有為則正站在復辟的一方。梁啓超和康有為從此決裂，康有為當著梁啓超學生的面痛罵梁啓超“梁賊啟超”，並且用古文中食父食母的怪獸來稱呼梁啓超。
至於梁啓超在中國新聞事業上的地位，早有新聞學者將他同沃爾特·李普曼相比較。才氣縱橫自然不說，梁對中國文體的改革被認為是他的最偉大貢獻之一，或許我們也可以把這稱為表達方式的革命？周善培認為梁啓超文氣太盛反而是一件可惜的事情，寫習慣了報紙文章，結果文章只追求打動人，“中國長久睡夢的人心被你一支筆驚醒了”，但是卻沒有其他精力寫出真正大師級別的著作。
長久以來一直被我們認為屬於保守派的梁啓超的死，更是嘲笑我們對歷史局限的判斷能力。梁啓超晚年進入協和醫院看病，醫生診斷的結果是一個腎潰爛，必須割掉。不幸的是現代醫學可能發生的錯誤發生了，手術醫生將梁啓超健康的腎割掉反而留下潰爛的一個。於是“群情憤慨、輿論抨擊，社會對於協和醫院以及主治醫生大表不滿”，而梁啓超因為擔心這件事情會影響新的醫學在中國的發展，竟然在病床上寫文章為協和醫院和醫師辯護。最後，梁啓超允諾在自己死後將腦部捐獻給醫院。
陳寅恪
簡介
陳寅恪（1890年7月3日生於湖南長沙，1969年10月7日卒於廣州）中國現代最負盛名的歷史學家、古典文學研究家、語言學家，江西義寧（今修水縣）人。著名詩人陳三立之子，湖南巡撫陳寶箴（支持變法的開明督撫）之孫。夫人唐篔，是台灣巡撫唐景崧的孫女，也是一位教師，在清華園相識，兩人志同道合，1928年在上海結婚，時年37歲。陳寅恪少時在南京家塾就讀，在家庭環境的薰陶下，從小就能背誦四書五經，廣泛閱讀歷史、哲學典籍。
光緒二十八年（1902），陳寅恪隨兄衡恪東渡日本，入日本巢鴨弘文學院。1905年因足疾輟學回國，後就讀上海吳淞復旦公學。1910年考取官費留學，先後到德國柏林大學，瑞士蘇黎世大學、法國巴黎高等政治學校就讀。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1914年回國。1918年冬又得到江西官費的資助，再渡出國遊學，先在美國哈佛大學隨籃曼教授學梵文和巴利文。1921年，又轉往德國柏林大學、隨路德施教授攻讀東方古文字學，同時向繆勤學習中亞古文字，向黑尼士學習蒙古語，在留學期間，他勤奮學習、積蓄各方面的知識而且具備了閱讀梵、巴利、波斯、突厥、西夏、英、法、德八種語文的能力，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文字是研究史學的工具，他國學基礎深厚，國史精熟，又大量吸取西方文化，故其見解，多為國內外學人所推重。
治學理念
陳寅恪在1920年代倡導，為人治學當有“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1953年已決定其為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長。在他1953年12月1日的《對科學院的答覆》里，提出就任所長的兩個條件。第一條：“允許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並不學習政治。”第二條：“請毛公或劉公給一允許證明書，以作擋箭牌。”並說：“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當局，劉公是黨的最高負責人。我認為最高當局也應和我有同樣看法，
名字讀音
“恪”字念“kè”，雖有“què”音傳世，但其來源紛雜不清，處於對陳先生的尊重仍當以國語標準讀音為準。
按照商務印書館出版的《現代漢語詞典》（2002年增補本），“恪”應讀作“克”（拼音：Kè）。但有資料表明，由於陳寅恪是客家人，而“恪”在客家話中有“quó”的，因國語（時稱“國語”）中無此音，於是到中國北方後，便被當然地稱為“yínquè”了。因襲相承，並成為習慣。所以，有學者認為，“陳寅恪”應讀作Chén Yínquè。
不過，在使用漢語的人中間，知道這一點的人顯然為少數，包括陳寅恪本人也並不追究。因而，在使用國語時，仍不妨將陳寅恪的“恪”讀作“克”（Kè）。況且，陳寅恪本人在1940年5月致英國牛津大學的英文親筆信的署名是“Tschen Yin Koh”。
著作
《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非親筆所著，是學生後來根據筆記整理的）
《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
《唐代政治史述論稿》
《元白詩箋證稿》
《柳如是別傳》
《金明館叢稿初編》
《金明館叢稿二編》
《寒柳堂集》
《陳寅恪學術文化隨筆》
《陳寅恪文集》
相關傳記
吳學昭，《吳宓與陳寅恪》，清華大學出版
張傑、楊燕麗，《追憶陳寅恪》，社會科學文獻出版
張傑、楊燕麗，《解析陳寅恪》，社會科學文獻出版
蔣天樞，《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增訂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陸鍵東，《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聯經出版，1997年。
汪榮祖，《史家陳寅恪傳》，北京大學出版
李敖，《誰要來台灣？》，收在《笑傲五十年》
俞大維等，《談陳寅恪》，傳記文學
余英時，《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台灣東大圖書出版，1998年。
高陽，《清末四公子》，皇冠出版社，1983年11月01日。
張求會，《陳寅恪的家族史》，廣東教育出版社，2000年
陳小從，《圖說義寧陳氏》，山東畫報出版社
劉克敵，《陳寅恪和他的同時代人》，時英出版社，2007年，ISBN 9789867762832。
羅香林，《回憶陳寅恪師》
項念東：《錢穆論陳寅恪：一場並未公開的學術論爭》，《博覽群書》2008年第3期
陳寅恪：《與妹書》，1923年8月《學衡》第20期，收入《陳寅恪書信集》
王國維
王國維（1877年—1927年），字伯隅、靜安，號觀堂、永觀，漢族，浙江海寧鹽官鎮人。清末秀才。中國近現代在文學、美學、史學、哲學、古文字、考古學等各方面成就卓著的學術巨子，國學大師。
簡述
王國維世代清寒，幼年為中秀才苦讀。早年屢應鄉試不中，遂於戊戌風氣變化之際棄絕科舉。二十二歲起，他至上海《時務報》館充書記校對。利用公餘，他到羅振玉辦的“東文學社”研習外交與西方近代科學，結識主持人羅振玉，並在羅振玉資助下於1901年赴日本留學。
1927年6月，國民革命軍北上時，王國維留下“經此世變，義無再辱”的遺書，投頤和園昆明湖自盡。在其50歲人生學術鼎盛之際，為國學史留下了最具悲劇色彩的“謎案”。但也因此被後來的共產黨激進派所唾棄，在主流文化之外。
1927年的初夏，陰曆五月初三，想不開的王國維，轉了兩圈，看看周遭無人，一頭栽進頤和園昆明湖。
嗚呼，一代學人，草草一生，就這樣於污泥濁水中逝去，時年五十一歲。從他身上，翻出一紙遺書，上有“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等字樣。有人說，他這個“辱”，為死殉清廷，效忠遜帝；也有人說，他這個“辱”，與他親家羅振玉有些什麼糾葛。但不管什麼緣由，當時及後來，鹹認為不值得。
重要成就
作為中國近代著名學者，王國維從事文史哲學數十載，是近代中國最早運用西方哲學、美學、文學觀點和方法剖析評論中國古典文學的開風氣者，又是中國史學史上將歷史學與考古學相結合的開創者，確立了較系統的近代標準和方法。這位集史學家、文學家、美學家、考古學家、詞學家、金石學家和翻譯理論家於一身的學者，生平著述62種，批校的古籍逾200種。（收入其《遺書》的有42種，以《觀堂集林》最為著名。） 被譽為“中國近三百年來學術的結束人，最近八十年來學術的開創者”。梁啓超贊其“不獨為中國所有而為全世界之所有之學人”，而郭沫若先生則評價他“留給我們的是他知識的產物，那好像一座崔嵬的樓閣，在幾千年的舊學城壘上，燦然放出了一段異樣的光輝”。
主要著作
《靜安文集》
《王國維遺書》
《王觀堂先生全集》
《宋元戲曲考》
《曲錄》
《人間詞話》
《殷周制度論》
《王國維詩詞全編》《<；紅樓夢>；評論》
《流沙墜簡》
《羅振玉王國維往來書信》
故居
王國維故居位於海寧市鹽官鎮西門周家篼。
王國維在海寧度過了他的青少年時期，故居坐北朝南，2進，總面積約290平方米，前為平屋，三開間，後進樓房，兩進之間有天井及廂房，整組建築自成獨立院落。
趙元任
四大導師中的另一位大學者是趙元任。趙元任（1892—1982 2.25）漢族，字宣仲，又字宜重，江蘇武進（今常州）人，生於天津。1910年為遊美學務處第2批留學生，入美國康奈爾大學，主修數學，1914年獲理學士學位。1918年獲哈佛大學哲學博士學位。1919年任康奈爾大學物理講師。1920年回國任清華學校心理學及物理教授。1921年再入哈佛大學研習語音學，繼而任哈佛大學哲學系講師、中文系教授。1925年6月應聘到清華國學院任導師，指導範圍為“現代方言學”、“中國音韻學”、“普通語言學”等。1929年6月底國學研究院結束後，被中央研究院聘為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兼語言組主任，同時兼任清華中國文學系講師，授“音韻學”等課程。1938年起在美國任教。
1892年11月3日生於天津。父親衡年中過舉人，善吹笛。母親馮萊蓀善詩詞及崑曲。1900年趙元任回到老家常州青果巷，在家塾二中讀書。早年所受民族文化薰陶，對他一生事業有著深刻的影響。趙元任從小就顯露出語言天才，各種方言一學就會。十四歲進常州溪山國小。1907年入南京江南高等學堂預科，成績優異，英語、德語都學得很好，深得美籍英語教師嘉化（D。J．Carve）的喜愛。嘉化常邀趙元任去他家中作客。嘉化夫人善於彈鋼琴和唱歌，趙元任跟嘉化夫人學唱過《可愛的家庭》（Home， Sweet Home）和《離別歌》（AuldLang Syne，亦譯《天長地久》）等歌曲，是為他接受西方音樂之始。
語言天才
趙元任先生是中國現代語言和現代音樂學先驅。他博學多才，既是數學家，又是物理學家，對哲學也有一定造詣。然而他主要以著名的語言學家蜚聲於世。他從1920年執教清華至1972年在美國加州大學退休，前後從事教育事業52年。中國著名語言學家王力、朱德熙、呂叔湘等都是他的學生，可謂桃李滿天下。“趙先生永遠不會錯”，這是美國語言學界對他充滿信賴的一句崇高評語。
趙元任原籍江蘇常州，1892年生於天津一個書香、官宦之家，著名詩句“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的作者趙翼（乾隆進士），就是他的六世祖。清末，他的祖父在北方做官。年幼的趙元任隨其家人在北京、保定等地居住期間，從保姆那裡學會了北京話和保定話。5歲時回到家鄉常州，家裡為他請了一位當地的家庭老師，他又學會了用常州方言背誦四書五經。後來，又從大姨媽那兒學會了常熟話，從伯母那兒學會了福州話。
當他15歲考入南京江南高等學堂時，全校270名學生中，只有3名是地道的南京人，他又向這三位南京同學學會了地道的南京話。有一次，他同客人同桌就餐，這些客人恰好來自四面八方，趙元任居然能用8種方言與同桌人交談。聽他的家人說，他從小就喜歡學別人說話，並善於辨別出各地方言和語音特點。
這段家史說明，趙元任幼年就經過多種方言的訓練，開始掌握了學習語言的本領。1910年，他17歲時，由江蘇南京高等學校預科考入清華留美研究生班，在錄取的72名官費生中，他總分名列第二（胡適名列55）。先在康奈爾大學讀數學、物理，後入哈佛攻哲學，繼而又研究語言學。1920年回到祖國，在清華大學任教。當時適逢美國教育家杜威和英國哲學家羅素來中國講學，清華大學派他給羅素當翻譯。他在陪同羅素去湖南長沙途中又學會了講湖南話。由於他口齒清晰，知識淵博，又能用方言翻譯，因而使當時羅素的講學比杜威獲得更好的效果。從此，趙元任的語言天才得到了公認，他自己也決定將語言學作為終身的主要職業。
1925年，清華大學增設“國學研究院”，他與梁啓超、王國維、陳寅恪被聘為導師，他教授《方音學》、《普通語言學》、《中國音韻學》、《中國現代方言》等課程。1929年，他又受聘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兼語言組主任。到1938年，他再度去美國哈佛大學攻讀語言學，經過6年潛心研究，成為名聞世界的語言學家。1945年他被任命為美國語言學會會長，1960年任美國東方學會會長。他先後獲得美國三個大學的名譽博士稱號。
方言之父
趙老是中國第一位用科學方法作方言和方音調查的學者。他的耳朵能辨別各種細微的語音差別。在二三十年代期間曾親自考察和研究過吳語等近60種方言。
趙元任對方言的研究非他人所能及，他會33種方言。他的治學嚴謹和刻苦，令人嘆為觀止。
1927年春天，趙老在清華大學研究所擔任指導老師時，曾到江、浙兩省專門調查吳語。經常是一天跑兩、三個地方，邊調查邊記錄，找不到旅館就住在農民家裡。一次，他和助手夜間由無錫趕火車去蘇州，只買到硬板椅的四等車票。由於身體太疲乏，上車後躺在長板座上就呼呼地睡著了。等醒來時，滿車漆黑，往外一看，才知道前面幾節車廂已開走，把這節四等車廂甩下了。助手問他怎么辦?他說：“現在反正也找不到旅館，就在車上睡到天亮吧！”助手見他身體虛弱，勸他每天少搞點調查，他詼諧地說：“搞調查就是要辛苦些，抓緊些，否則咱們不能早點回家呀！將來不是要更費時間，也更辛苦嗎?”
在那次調查吳語的行動中，他不辭勞苦，經鎮江、丹陽、無錫，每站下車，再乘小火輪到宜興、溧陽，又轉回到無錫等地，冒著嚴寒，輾轉往復，深入民眾，多訪廣納，記錄了大量的當地方言。3個月後，回到北京，他把調查的材料寫成一本《現代吳語研究》。在出版此書時，語音符號採用國際音標，印刷廠沒有字模，他和助手就自己用手寫，畫成表格影印，每天工作在10小時以上。這本書出版後，為研究吳語和方言作出極為珍貴的貢獻，趙元任也成為中國方言調查的鼻祖。
開闢新路
趙元任教授對音位學理論、中國音韻學、漢語方言以及漢語語法都有精湛的研究，撰寫和發表過大量有影響的論文和專著，在國內外學者中享有很高聲譽。他在美國除了在大學任教外，又用英文和中文寫下了大量語言學著作：《中國語言詞典》、《中國語入門》、《中國語文法之研究》、《現代吳語研究》、《鐘禪方言記》及《湖北方言報告》等。
1972年，趙老退休後，仍不斷致力著述，寫出《語言學跟符號的系統》、《白話讀物》等書。在他病逝前不久，還構想以同音替代的辦法，把《康熙字典》上1萬多個字合成一本2000字的《通字》，以用於日常行文，可惜未能如願。
趙元任早年曾和語言專家黎錦熙先生致力於推廣普遍話工作，為此他創造了國語羅馬字（注音字母第二式），並灌錄了國語留聲唱片。趙老經歷過“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洗禮，他一貫提倡徹底的白話文。1981年筆者訪問趙老時，他對目前國內人們的口語有這樣的感慨：“現在教育水平高了，人們的說話受廣播、報刊、電視等媒體的影響，出口書面語多，不大愛講白話了。如現在北京人愛說“開始”，不說“起頭兒”；把長外衣不叫“大氅”，而叫“大衣”。連小孩說話也是文縐縐的，人們的日常生活語言顯得缺少生活氣息。”
在他這次回國訪問和探親期間，曾用各種方言和友人、學生進行交談。著名相聲藝術大師侯寶林見到趙老時，兩人興致勃勃地用方言對話，逗得大家捧腹大笑。
中國著名語言學家、社會科學院語言所所長呂叔湘稱讚趙老對中國語言學的貢獻，一是他以現代的語言作為語言學的研究對象，給中國語言學研究開闢了一條新路；二是他給中國語言學的研究事業培養了一支龐大的隊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