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善培

周善培

字致祥,號孝懷,原籍浙江諸暨縣,隨父宦遊來川,遂定居。1899年東渡日本,考察學校、警校、實業等,居四月返川。1901年奉命帶學生20名赴日本留學,並聘回日本教習來成都開設私立東文學堂。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周善培
  • 別名:致祥,孝懷
  • 國籍:中國
  • 民族:漢族
  • 出生地:浙江諸暨
  • 職業:校長
  • 畢業院校:私立東文學堂
  • 信仰:佛教
  • 主要成就:1903年開設私立東文學堂 
個人簡介,相關典故,

個人簡介

不久,赴瀘州任川南經緯學堂學監。1902年任警察傳習所總辦。後赴粵,任督署副總文案兼廣東將弁學堂監督。錫良任川省總督後回川任警察局總辦。先設巡警教練所,仿效外國在城市設警察,維護治安。每省設巡警道一名。四川第一位巡警道是從日本留學回國的周孝懷。他開辦巡警教練所在此,街亦因此得名。周愛題字補壁,杜甫草堂內現存的青花“草堂”影壁的“草堂”二字,就是周題寫的。 繼在成都建幼孩教育廠、乞丐工廠、老弱廢疾院,並力戒鴉片煙,改造監獄,預防火災,破除封建迷信。1908年任川省勸業道總辦,通令各屬普設勸業局,培訓勸業員,大力資助民族工商業的發展。任內多次舉辦展銷商品的工商賽會、商業勸工會,還在成都設立能容納300餘家商戶的勸業場,這些措施推動了四川近代工商業的發展。還倡導和督促成立川江輪船公司,參與討袁護國運動。國民政府成立後,潛心治學,不問政事,抗戰初期在天津設電台,代表四川省主席劉湘對外聯絡。解放初任民生公司董事長、全國政協委員。著有《周易雜卦正解》及回憶錄《辛亥四川爭路記》等。(巴蜀網)

相關典故

作者:章立凡
金陵清涼泰欽禪師,性豪逸,眾易之,法眼獨契重。一日眼問眾:“虎項金鈴,是誰解得?”眾無對,師適至,眼舉前語問,對曰:“系者解得。”
——明·瞿汝稷《指月錄》
國號之鈴 至今無解 
一九一九年出席巴黎和會中華民國代表團由陸征祥率領,成員包括顧維鈞王正廷施肇基魏宸組,其中王正廷系廣州軍政府所派,由北京政府任命。代表團最終拒絕在《巴黎和約》上籤字。
一九四五年出席舊金山聯合國制憲會議的中華民國代表團中,宋子文為首席代表,顧維鈞王寵惠魏道明(以上國民黨)、胡適吳貽芳胡霖(以上無黨派)、李璜(青年黨)、張君勱(國社黨)、董必武(共產黨)為代表,並共同在《舊金山宣言》上籤字。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毛澤東在北京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國內不同政治勢力共享中華民國名器的歷史就此終結。此後大陸與台灣(背後是統治這兩塊中國領土的黨派)分別使用兩個國號,並為聯合國的“CHINA”席位爭鬥了二十五年,最終大陸取勝,但國家至今分裂依舊……
半個多世紀以來,海峽兩岸的統一障礙,皆與國號問題有關。“台獨教父”李登輝於一九九一年六月在國民黨革命實踐研究院說:“毛澤東最大遺憾是改了國號,如果他們還叫中華民國的話,我們就麻煩了。”
關於更換國號的故事,《黃炎培日記》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五日記載:“夜,在毛主席住處頤年堂小組討論……年號改從公元(一九四九),但不禁用(三八)”。此處“三八”即指中華民國紀年的“民國三十八年”。次日又有如下記載:
午,周恩來林伯渠邀餐六國飯店,會集徵求人民政協檔案中,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名詞下應否去掉原稿簡稱中華民國一個括弧。
此前,《共同綱領》草案內“中華人民共和國(簡稱中華民國)”的寫法,是民革代表陳劭先提議寫上的。黃的日記過於簡略,另一當事人司徒丙鶴(司徒美堂的秘書)曾詳述午宴上關於國號問題的討論。
當日出席者有張元濟何香凝、周致祥(孝懷)、符定一馬寅初徐特立吳玉章張瀾簡玉階陳叔通沈鈞儒陳嘉庚司徒美堂林伯渠張難先郭沫若茅盾車向忱等,以耆老居多。率先發言的黃炎培何香凝表示希望保留“中華民國”的簡稱,但輪到第三位發言時,形勢很快逆轉:
再是前清進士周致祥,據說辛亥革命後“歸隱”三十八年,生平不寫民國國號,但目前擁護共產黨和毛主席。他說,我反對仍要簡稱,什麼中華民國,這是一個禍國殃民、民眾對它毫無好感的名稱。二十多年來更被蔣介石弄得不堪言狀了。我主張就用中華人民共和國,表示兩次革命的性質各不相同。(司徒丙鶴:《司徒美堂老人的晚年》,《文史資料選輯》第一百一十輯,第三十頁)
周致祥即周善培,致祥其字也。他帶頭抵制之後,反對的意見就“一邊倒”地占了上風,最終否決了簡稱中華民國的意見。
李敖在二OO四年十月二十七日鳳凰衛視《李敖有話說》節目一六八集裡,談到了國號問題的另一版本:
一九六五年,毛澤東主席接見了法國人道報記者馬嘉麗,說到一件令他後悔的事情,就是四九年不應該把中華民國改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如果四九年不改名的話,會減少很多麻煩,解決很多問題,好比聯合國問題、台灣小朝廷問題等。
那么為什麼要改呢,當時就在大家投票決定繼續沿用中華民國這個國號的時候,毛主席身邊的一個清客,周善培(浙江諸暨縣人也)向毛旁敲側擊地說:“如果不改國號的話,就沒有太祖高皇帝了”,於是,共產黨把中華民國這個臭招牌砸掉了,而十六年以後毛後悔了。
李先生講的這段古,我在少年時代就不止一次聽長輩談論過,看來也不像空穴來風。從事研究工作以後,查過很多資料,都無法證實此事。中國的政治往往在密室中決策,若此事屬實,則六國飯店的午宴,不過是走一個過場而已。這種私下說的話,正史也不會記載,當是作俑者自己對外吹噓,才以口碑流傳至今。
官場商場 輪番投注
周善培,政聲鵲起;他是近代中國警政的先驅(任提法司),在成都首創開闢紅燈區的先例;他還是地方官員中最早剪掉發辨的一位(四川人稱“周禿子”),其思想之新銳可見一斑。入民國以後,他雖以遺老自居,但長袖善舞,仍系“與時俱進”的人物。上述小傳稱他在“國民政府成立後,潛心治學,不問政事”,顯然遺漏了不少重要歷史情節。
討袁護國戰爭結束後,周善培出任大總統黎元洪的顧問,並於1916年11月與李根源谷鐘秀張耀曾楊永泰等人在北京發起“政學會”,此即所謂“舊政學系”之由來。1922年春,他南下撮合孫中山張作霖段祺瑞組成倒直“三角同盟”。據《中華民國史事日誌》記載,1922年3月20日“伍朝樞偕張作霖之代表朱慶瀾、段祺瑞之代表周善培到香港,鄧鏗謝持自廣州來晤。”
周善培因此捲入一宗歷史血案:鄧是粵軍參謀長,謝是大總統府秘書長,二人皆周之學生,陪老師甫抵廣州車站,鄧即遭遇刺殺。而周自述此事,則有另一版本:他因投資於戴傳賢(季陶)、張人傑(靜江)的上海物品交易所而受到損失,聽說張人傑電求陳炯明借一百萬元為交易所復業,立刻電知鄧鏗即日赴粵,不料抵達後發生血案。
1924年江浙戰爭爆發前夕,周善培曾與韓國鈞張一麐等耆宿,奔走調停於兩省督軍齊燮元盧永祥之間。1925年,這位不甘寂寞的前清遺老,又捲入宗社黨人的政治陰謀,企圖利用白俄將軍謝米諾夫幫助廢帝溥儀復辟。其間一位名叫王式的投機家,曾在給溥儀的奏摺中密陳:
倘蒙皇上召見臣,更有謝米諾夫、周善培諸臣密陳之言,並臣與鄭孝胥羅振玉榮源諸臣所商籌款之法,謹當縷陳,請旨定奪,謹奏。(愛新覺羅·溥儀:《我的前半生》,第224頁)
到了50年代,周善培對在戰犯看守所中關押的故主痴心不改,曾於1956年5月致函老友黃炎培,為溥儀開脫說:“此公真是傷心人,丁巳誤於康(有為)、沈(曾植),辛未誤於羅(振玉)、鄭(孝胥),皆自許為臣,共推為學者、為詩人。舊書真有毒,可嘆!”。丁巳指1917年張勛復辟,辛未指1931年溥儀出關投靠日本人。周在信中還拜託黃炎培:“對於溥公,我卻有幾件永遠忘記不了的事實,寫如別紙。請閱後轉呈毛、周二公,以備參考。”
在“別紙”中,他提到兩件事:一是1930年至1931年間,溥儀捐款支持朱慶瀾為陝西和長江災區募捐的義舉;二是1932年2月18日(舊曆正月十三日)赴旅順為溥儀祝壽時,溥儀曾對他指天畫地說:“我上之不敢得罪祖宗,下之不敢得罪國人”,故其出任偽滿“攝政”絕非本願。黃炎培接到此信後,於1956年5月21日致函周恩來,轉呈周善培來信並有所關說。
歷史可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遺老周善培為故主求情,將視線引到了密籌偽“滿洲國”的歷史關節點上,也無意中暴露了自己的行蹤。且看溥儀對這位舊臣的回憶:
挑戰是從我去日軍司令部的前幾天就開始了的。那天,我接到了從東北來的兩封信,一封是羅振玉的,一封是給溥偉當秘書的周善培(在清末給岑春煊做過幕僚)的,都要求我“給以便宜行事”的“手諭”,以便為我活動。照他們的話說,時機已至,各方面一聯絡即成,目前只差他們的代表身份證明了。我把這事告訴了鄭孝胥,他慌忙攔阻道:“此事萬不可行!此類躁進之人見用,必有損令名!”(愛新覺羅·溥儀:《我的前半生》,第271頁)
溥儀這段文字還有一個更早的版本,談及羅、周二人“說他們可以憑此去聯絡那些熱望我‘復位’的日本軍方人士和東北的軍政要人” 。(愛新覺羅·溥儀《我怎樣當上的偽滿“執政”》,《文史資料選輯》第二十九輯,第102頁)
原來“自許為臣”並將故主推上認賊作父之路的,不止鄭孝胥和羅振玉,周善培也在其中,不過是各懷心思,爭當擁戴的功臣而已。最後鄭孝胥憑藉日本人將溥儀搶到手,“躁進之人”羅、周被排斥在外,沒有當成“開國功臣”,才僥倖洗脫了歷史罪名。
從以上這些歷史片斷中,我們發現了另一個周善培,一個不斷用商業法則進行政治投注的周善培……
遺老善舞 信之不祥 
進入民國以來,以遺老自居的周善培,已先勾掛後過黎元洪、段祺瑞孫中山、溥儀、劉湘,與政學系、皖系、奉系、孫系、宗社黨、白俄、關東軍、四川軍閥也都聯絡過感情,當然不會忽視日益壯大的中共。
國民黨元老謝持父子,與周善培有兩代師生之誼。謝持的孫子謝幼田,曾有如下回憶:
我祖父和父親都受教於周善培先生,周以眼光遠長出名,以周的地位,他庇護了中共的最重要的盟友張瀾羅隆基,與周恩來也有往來。他告訴我父親,中共將會需要我父這種有名望的經濟學家。我父對家人講,他“一生不問政治,馬克思主義在巴黎就研究過,不過憑本事吃飯,不必怕。”於是就留下來了,並且返川侍候老祖母。
謝持這位不問政治的兒子謝德堪,回到四川富順老家後,很快在土改鎮反中被捕。謝家人十萬火急地跑去懇求周善培,請他出面找陳毅營救:
周鄭重告訴我大哥轉家母:“不必急,你父親遲早會受歡迎的。”周沒找陳毅。當時,周很忙,“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號即由他取,毛澤東到上海數次登門請益,周到北京也被毛請吃飯。於是我母親沒找在北京教大學的姑父,他可以找李濟深和周恩來,周在法國與我父亦有交情。(謝幼田:《我父親的一張判決書》)
由於“周很忙”,而謝家人又過於信任這位兩代恩師,放棄了直接找李濟深、周恩來求救的機會,結果謝德堪於1951年3月14日以“惡霸罪”判處死刑。
周善培是川江航運的前輩,與“船王”盧作孚的交誼非同一般。新政權成立之後,周力勸盧及其民生公司船隊從香港來歸,功不可沒,他還出任了民生公司董事長。
1952年“五反”運動中,高壓下的盧作孚於2月8日夜間自殺,西南當局嚴密封鎖訊息。據《黃炎培日記》記載,2月15日從周善培的來信中得知盧的噩耗,次日即招民生公司駐京代表何乃仁盤問詳情,接著往訪張瀾磋商,下午便將周的來信交給了統戰部長李維漢。其後數日間,盧作孚自殺的內情在北京上層逐漸傳播開來。
周善培同時將訊息透露給《大公報》記者張蓬舟,22日該報二版披露盧“病故”訊息後,當即受到華東軍政委員會新聞出版局副局長張春橋的嚴厲責問,總編輯王芸生被迫做檢查並受記過處分,該報副總編輯李純青、編輯主任孔昭愷、副編輯劉克林、採訪課主任周雨分別受到警告處分。
親朋好友不斷觸霉頭,周善培卻始終安然無恙。素以“眼光遠長”著稱的他,常在不經意間給人瞎馬騎。他表字致祥卻多致不祥,友人從盧作孚到王芸生,弟子從鄧鏗到謝德堪,主子從溥儀到毛澤東,都不同程度地招致了某種不祥。
另據《張元濟日記》記載,1949年10月11日,毛澤東邀請張元濟、周培善兩位前清進士到中南海晚餐,陳毅作陪。毛談及章士釗欲居北京經營商業,並為老東家杜月笙說情,想叫他回上海。周善培馬上反對,張元濟也認為杜月笙的名聲不佳,門徒眾多,恐地方受擾,陳毅表示將對此事慎重處置。周在席間主張讀經,張則認為不能向大眾普及,“將來大學不妨別立一科,聽人研究”。
由是可知,在對待杜月笙的問題上,周善培頗有見地,因為偉大領袖肯定不會喜歡幫會領袖;他的“讀經”主張固然迂腐,倘若活到今天,也必定成為“聖之時者”。而張元濟別立經學一科的倡議,如今已在大學中現身……
敵人的敵人即朋友,前清遺老支持新政權,毛澤東也顯得特別敬老尊賢,蓋因國民黨乃共同宿敵也。遺老周善培對中華民國“毫無好感”、捲入復辟密謀不奇怪,但揣摩新主的心思,把更換國號的理由點撥得如此到位,可不是一般的老辣。相形之下,後人的熊貓式和親及施琅式意淫,越發顯得稚嫩可愛。
周善培晚年終於過了一把“開國功臣”癮,於1958年壽終正寢。新國號滿足了毛澤東的歷史舞台感,卻令他在統一大業上抱憾終生。
系鈴人去矣,周善培拴在歷史虎項上的金鈴鐺,至今猶未能解……
2006年清明節 風雨讀書樓
《鳳凰周刊》2006年第1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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