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卓宣

任卓宣

任卓宣(1896—1990),中國國民黨政論家,四川南充人。原名任君彰(又作啟彰),筆名葉青(此外還有子夫、馬家駒、王一鳴等數十個筆名)。早年到法國勤工儉學,1923年任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執行委員,後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曾任旅歐中國共產黨負責人;回國後參加了廣州起義,後任中共湖南省委書記等職;1928年被捕後叛變,擔任過中國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副部長,長期進行反共宣傳活動。1949年去台灣,曾任中國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台北政治大學教授、政治作戰學校教授,1990年在台灣逝世。

基本介紹

  • 中文名:任卓宣
  • 別名:原名葉啟彰,筆名葉青
  • 國籍:中國
  • 民族:漢族
  • 出生地:四川南充
  • 出生日期:1896年
  • 逝世日期:1990年
  • 職業:政論家
  • 畢業院校莫斯科中山大學
  • 信仰:共產主義→三民主義
  • 代表作品:《三民主義底哲學基礎》、《毛澤東批判》
人物簡介,人物生平,刑場上的“奇遇”——“死”而復生,“落水”——灰色地帶與灰色人物,曖昧與弔詭——“反共的馬克思主義者”,攻擊“毛澤東主義”——掀起“批葉”高潮,敗退前夕——蔣介石問計於葉青,一生概括——“名以葉青顯,文因反共多”,

人物簡介

任卓宣(1896-1990),原名啟彰,筆名葉青,四川南充人;中國政治理論家;父親是私塾教師,幼讀家塾,入縣立中學,讀書過目不忘,有神童之稱。
1920年6月,在四川省長張瀾的資助下,任卓宣與吳季蟠楊昌祚、雷耀清等赴法國勤工儉學;1923年任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執行委員,加入中國共產黨,任中共旅法支部書記;後去莫斯科中山大學就讀,與孫冶方等人同學;1928年轉投中國國民黨,擔任過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副部長。
抗日戰爭期間,他和任一黎、張滌非、吳曼君、張絢中等人發起三民主義研究及三民主義文化運動,成為“三民主義理論”的“健將”,主辦《政治評論》。
1950年赴台灣,曾參與1961年的中西文化論戰,1990年病逝。
著有《胡適批判》、《怎樣研究三民主義》、《三民主義之完美》、《三民主義與社會主義》、《三民主義底社會基礎》、《民生主義真解》、《中國政治問題》等書。

人物生平

刑場上的“奇遇”——“死”而復生

任卓宣(1896—1990),字啟彰,後以“葉青”的筆名著稱,四川南充人。
此人早年的經歷合乎彼時一般革命者的共同背景:家庭生活貧苦,少年在鄉間私塾讀書,後入南充縣立中學(校長張瀾)學習,畢業後在國小教書,深受梁啓超及《新青年》等影響,思想激進。1919年得張瀾推薦,離川北上,考入北京高等法文專修館。
1920年,在時任四川省長張瀾的資助下,任卓宣赴法,先在里昂附近一家鋼鐵廠當學徒,後在巴黎近郊一家工廠做技工。其間他目睹西方資本主義制度的現實,又接觸到大量思想學說,思想逐漸由實業(化工)救國轉到無政府主義乃至社會主義。1922年與周恩來陳延年等發起組織“中國少年共產黨”,創辦《少年》。不久,又加入法國共產黨,同時成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旅歐總支部的成員。中共旅歐總支部成立後,轉為中共黨員,並成為該支部負責人之一(一說為總書記),負責宣傳事宜,與周恩來等辦報刊(《赤光》等),寫了許多介紹馬克思主義的文章。
1925年任卓宣在法國組織同胞遊行示威,聲援國內五卅運動。6月21日,他帶領百餘名華人衝擊中國駐法使館,遭到法國當局鎮壓,作為談判總代表的任卓宣及其他二十餘人被捕入獄。4個月後,任卓宣被驅逐出境,在黨組織的安排下經柏林前往蘇聯,入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任卓宣自幼勤於讀書,又有留法、留蘇經歷,外語也不錯(在莫斯科中山大學,他曾為巴黎公社老社員擔任翻譯),掌握理論也很快,這都為他後來成為中共重要領導人物奠定了基礎。到莫斯科不久,中共旅莫支部成立,任卓宣是三個負責人之一,也即中山大學支部的負責人。據說由於他曾在法國擔任過中共支部負責人,有相應的工作經歷,就由他依照前例,建立了支部,可是他又效仿陳獨秀,在支部內實行家長制,支委俞秀松等皆形同虛設。1925年冬,王明等來到學校,矛盾自然升級,王明曾與任卓宣開展辯論(即“教務派”和“黨務派”之間的辯論),任卓宣不敵王明,支部被迫解散。
1926年底,任卓宣奉命返國。由於其特殊經歷,很快在黨內受到重用,先任中共廣東區委宣傳部長,繼任中共中央黨報委員會委員等職,併兼任黃埔軍校政治教官。
1927年末,由於黨組織連續遭到破壞,中共湖南省委書記王一飛被捕,任卓宣被調到湖南,任省委書記兼宣傳部長,並負責領導長沙一帶的革命活動。是年冬天,任卓宣因叛徒出賣被捕,並被判處死刑。某日午後,當局槍決“共黨要犯”,有10人從獄中被提出,任卓宣為其中第7人。至刑場,10人依次排列,隨即槍聲大作,眾人陸續仆地。任卓宣呢?槍聲過後,他感到背後有一股強大的力量將他撞擊在地不能動彈,接著又是幾聲槍響掠過耳際。倒在地上的任卓宣聽到有人說:“這個人沒有死,補他一槍。”結果槍聲響後,仍沒有擊中要害(一眼被擊穿)。此時行刑者已撤離刑場,而任卓宣已昏死過去。是夜,天降大雪,任卓宣被寒冷激醒,突然聽到有人說:“你還沒有死嗎?”任答:“沒死,請你補一槍吧。”那人又說:“我並非官家人,我是來‘剝鬼皮’(即剝死人身上衣服——筆者注)的,我可以救你,你家在哪裡呢?”任卓宣忙說:“我家在四川,在長沙還有一個表妹。”說罷,那人挽起任卓宣,急急離開刑場,就近送到一個農人家中。此後,得到通知的表妹把受傷的任卓宣送進長沙的湘雅醫院,這所醫院是外國教會開辦的,雖然知道病人的來歷,但為了“救死扶傷”,仍盡心醫治。
這就是當年國民黨“清共”在長沙留下的一個奇聞:兩次槍斃,有一個共產黨人居然還能死裡逃生。

“落水”——灰色地帶與灰色人物

在醫院調養期間,正是“左”傾盲動主義大行其道的時候,任卓宣很快與黨組織取得了聯繫。他仍然在黨內負責,還相繼領導了長沙、平江、瀏陽、醴陵等地的暴動,但不久又被國民黨當局發現,再次入獄。
奇怪的是,任卓宣第二次被捕後,卻失去了先前的英勇和壯烈,這次他徹底告別了共產黨,並走到了共產黨的對立面。
他對國民黨長沙法院副院長左國雍說:“我在共產黨的政治生命已經死去了!今後我要追尋我的新生。”什麼“新生”呢?在左的介紹下,任成為駐湘的川軍第20師少校政治教官,專門為國民黨訓練反共幹部。歷史上向來有“早(晚)死一年是好(壞)人”的俏皮話——設若任卓宣此前死在刑場,則當然成就了他烈士的英名;偏偏造化弄人(當然是他自己在思想上和靈魂上發生了劇變),此後“葉青”就以叛徒二字牢牢地釘在史冊上。(歷史上也有“晚死一年是好人”的例子,比如楊度。彼人系袁世凱稱帝時的“籌安會六君子”之一,晚年秘密加入共產黨,成為中共隱蔽戰線的一名戰士。)
1928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發出《關於黨員自首與叛變》的通告,揭露了“李滌生、任卓宣、符向一等為敵人賣黨捕同志破獲機關的偵緝工作”。
鄭超麟回憶錄》(東方出版社1996年版)一書也提及國民黨“清共”中“四川人任卓宣遇著奇異的命運”。鄭超麟說:“任卓宣也是貧苦家庭出身,他是屬於中國舊小說常寫的一種典型,朱買臣式人物:一個窮苦人家子弟,天分好,肯用功,漸漸得到巨眼者賞識,遂飛黃騰達起來,於是忘記了而且賤視了自己出身的階級。朱買臣報了怨後,結果成了一個贓官。當代的‘朱買臣’,有許多走到革命來的,他們不過視革命為飛黃騰達的捷徑。我常遇見這種人物,他們靠不住的居多。但任卓宣是個老同志,‘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 ’發起人之一,繼趙世炎周恩來做中國共產黨旅歐支部書記,在法國為領導運動被判一年徒刑。如此努力和忠實,以致我把他看做同世炎、延年、若飛等一個典型人物。過去黨內並非沒有叛徒,幾次大案多是內奸造成的,他們或是敵人埋伏的奸細,或是自己變節。我們都視這些內奸為‘投機分子’,本與我們屬於不同的族類。任卓宣是我認為同族類之中第一個叛黨的。我們起初都不相信湖南來的報告。陳獨秀表示氣憤,他說:‘卓宣決不會做這種事情,不要誣衊他。’老頭子只見過卓宣一二面,他是根據過去的通信,言論,行事,視卓宣與我們這批工作者一個樣的。老頭子絕不懷疑我們之中有人能做出這種事情。不幸,湖南來的報告證明是事實了。我們對人從此多了一種認識。”
鄭超麟這段話可謂語重心長。革命隊伍中,如任卓宣這樣的人並不是絕無僅有,實有總結和警示的必要。不過,此處大有玄機的,是如何“卿本佳人,奈何作賊”的?或者,當時之其人,是否有什麼不能言說的苦衷?筆者多年查詢此一關節,終於有幸在吳福輝先生《沙汀傳》一書的“辛墾書店”一節中找到了答案。
晚近中國出版史上著名的“紅色書店”之一辛墾書店,曾在上世紀30年代前後為宣傳和普及馬克思主義作出過顯著的貢獻,1927年3月由四川共產黨人楊伯愷等創辦。楊同時擔任中共文化支部書記。葉青當時也是該書店的成員之一,並被聘為總編輯,他的“學者”生涯也是從這裡開始的。《沙汀傳》在“辛墾書店”一節中記述:“青鋒(任卓宣的一個筆名,是他返回四川後使用,當時他創辦《科學思想》,繼續研究“馬克思主義”——筆者注)到上海後改名葉青,在大興坊與‘辛墾’同事會面。他倒很坦率,講述了在長沙兩次被捕的經過:第一次被捕後槍決,未擊中要害,被民眾救出治癒;第二次被捕自首。但他怪組織上不聽他的勸告,硬要用他的住處搞通訊聯絡。然後表示,從此只埋頭譯書寫書。”
在湖南做了一段時間國民黨軍隊政治教官後,葉青回到故鄉,“自稱今後當脫離政治生活……效陶淵明之隱居,長為農夫以沒世”,果真如此,倒也不失為一條出路。可是,他真耐得住寂寞么?不久,葉青到了成都,給自己的師長和著名民主人士張瀾(當時正在主持四川大學)做秘書(一說依靠劉湘成都大學圖書館主任),又創辦了《科學思想》旬刊,以“不再盲目的相信主義”為名,意欲“繼續和完成‘戊戌’、‘五四’以來思想界底破壞和建設——思想革命到底”。也就是說,他要另起爐灶了。儘管他的“馬克思主義”已經是曖昧的了,不過在當時卻可以迷惑許多人。至1930年,葉青得友人之邀,赴上海加入辛墾書店,從事編輯和著譯。《沙汀傳》中說,當時辛墾書店的幾個發起人得知即將加盟的“青鋒”(即葉青)是中共叛徒時,都表示反對,但楊伯愷卻解釋說“青鋒”來滬一事,是經中共四川省委點頭的。這樣,辛墾書店的幾個發起人才勉強答應。“從此,葉青加入辛墾書店。他在住處整天伏案寫作,身邊帶來個南充青年周紹章,替他料理生活、抄稿。葉青無論吃肉吃菜,都要求與飯一鍋煮。對生活要求之簡,連崇拜他的周紹章都吃不消。他的迂,成為大興坊(書店所在地——筆者注)人們談笑的話柄,稱其為‘老夫子’。葉青很快交出翻譯的普列漢諾夫《無政府主義與社會主義》及其他論著,他的學問是明顯高出別人一籌的。‘辛墾’沒有正式編輯,葉青來後,成了書店的總編輯。”此後,由於辛墾書店不斷出版了一批進步書籍(還發行了《二十世紀》、《研究與批判》等雜誌,均由葉青主編),在社會上也有了一些名聲。
1932年8月,正在開展“文化圍剿”的國民黨當局派遣“復興社”特務在上海大肆搜查和搗毀進步書店,壓迫出版界。“北新”和“良友”等進步書店先後蒙難,楊伯愷憂懼“辛墾”也會受到查封,便對沙汀、任白戈說,想請葉青去與周佛海拉關係,但兩人當即表示反對,此事遂罷。後來葉青還是到南京找過周佛海,彼時周是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負責文化方面的事。經過周的調停,“辛墾”暫時無虞,不過書店內部卻產生了矛盾:任白戈、沙汀等決定脫離“辛墾”,而當時職任左聯黨團書記、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化工作委員會書記的周揚也支持他們離去。楊伯愷一再挽留,最後建議他們與葉青談談。“葉青這時單獨住一棟弄堂屋子,將南充的弟弟妹妹接來幫他料理生活。他比起剛到上海時闊氣多了。到了約定的時間,任白戈未到。葉青見了沙汀,口若懸河,大談書店前途,似乎‘北新’、‘開明’也不在眼裡。沙汀問他去南京是怎么回事,他明明懂得問話的用意,卻狡辯道:‘那是有人介紹(給)我一位中央大學文史系的女學生。’隨即談自己如何滿意,單等對方畢業後結婚,現在雙方通信,討論治學,將來準備也出本《兩地書》,連結婚的費用也可解決……”
以上是難得的對叛變後的葉青的文字描寫,由此似乎可以得出一個粗淺的印象:葉青的叛變,尚不是徹底與無產階級革命分道揚鑣,其間還有一個灰色地帶(當時的確有許多這樣的人)。
坊間傳說,1930年10月楊開慧在長沙被捕,葉青曾向何鍵獻策,稱“楊開慧如能自首,勝過千萬人自首”。於是審訊官提出楊開慧只要宣布同毛澤東脫離關係,即可獲得自由,但隨即遭到楊的嚴詞拒絕,不久楊壯烈犧牲。其實,楊開慧被捕之時,葉青業已在上海加盟“辛墾”,埋頭譯書,他似有“不在場”的證據。

曖昧與弔詭——“反共的馬克思主義者”

對於叛變後的葉青,特別是他從創辦《科學思想》到在上海從事文案時的表現,此前很長時間裡,我們的敘述中都是說他“打著‘思想革命到底’的旗號,宣傳‘托派’理論”云云。為什麼指認葉青是中國的“托派”(其同夥還有鄭學稼、張滌非、任一黎、吳曼君、張絢中等)?這要具體到當時的歷史語境以及此後“宏大敘事”中的特別表達來看。時至今日,“托派”案已重新解讀了,換言之,且勿論“托派”的是是非非,即以葉青而論,他果真是一個“托派分子”么?真正“托派”且以此自豪的鄭超麟並不把葉青視為自己人。葉青自己也否認是“托派”。抗戰爆發後,在武漢有幾齣關於“托派”的著名訴訟案,中共長江局的王明等指認陳獨秀等是“托派”、“漢奸”,把葉青也颳了進去,葉青還聘請律師登報予以澄清,後不了了之。
葉青是遲至1939年才由國民黨中宣部部長葉楚傖潘公展介紹重新加入國民黨的,當然,這個國民黨與此前國共合作時的國民黨已大不一樣了。1927年國民黨“清共”後的中國思想界,葉青表現得異常活躍,在著名的哲學論戰中,就有所謂“新康德主義”的張東蓀與葉青之間關於“唯物辯證法”的論戰。不過,在左翼學者看來,兩人的實質都是反對馬克思主義的。由於葉青“托派”的名聲在外,辛墾書店和《二十世紀》承受不起一波接一波的壓力,葉青只好退出,另與鄭學稼等組成“真理出版社”,後又創辦了《時代思潮》雜誌。其實,葉青之所以色彩駁雜,不外是他的“反共”與當時其他“反共”人士的著作(多系武斷和粗製濫造的宣傳品)不同,即他號稱自己是一位“反共的馬克思主義”者,又帶有一定的“學術性”(如他後來所自言,他的“反共”“是從學術上著眼”的),形式上又是所謂“不反之反”。他號稱“中國雖不需要共產主義,但馬克思主義,如其所包涵的辯證法、唯物論、唯物史觀等,仍可單獨地成為一種學術思想,加以研究和運用”,並且動輒拾擷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話語,加以旁徵博引,不惜文章佶屈聱牙讓人看了昏昏沉沉,這在人們尚不能很好地辨別什麼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之時,特別是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一命題還沒有凸顯之時,“葉青”在中國思想界的出現帶來了一點曖昧和弔詭。就在上世紀30年代的理論熱潮中,很多人還錯以為他就是理論界的“馬克思主義派”的代表者,這不僅因為他提出了許多貌似“學術”的問題(又有所“創新”),還因為他以其譯著數量龐大而嚇人不輕(另有《費爾巴哈論綱研究》、《論理學問題》、《為發展新哲學而戰》、《救國哲學》等大批哲學著作——編者注)。

攻擊“毛澤東主義”——掀起“批葉”高潮

“反共的馬克思主義者”葉青,到抗戰時期索性成了“三民主義理論家”。
原來,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後,1939年1月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確立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針,並通過了《限制異黨活動辦法》等。會後遂有“一個主義,一個領袖,一個政黨”的宣傳潮流,其中葉青的言論最為突出。他召集了一些人發起了所謂“三民主義研究及三民主義文化運動”,而當時國民黨以“三民主義”為旗號發起的“反共”高潮也是以他的理論為核心的。葉青也達到了他一生“反共”理論的巔峰時期。他明白無誤地宣布:“我以為研究中國政治問題不能對於共產黨底主張置諸不理,反之,還非從檢討出發不可,檢討它的結果應該是批判,從而作為它底基礎的共產主義之不合於中國需要,也就十分明了。那末,用什麼來代替它呢?批判了人家的主義,自己必須拿出一種主義來,這就舍三民主義莫屬了。於是,我遂由批判性的研究,轉到建設性的研究來。因此,我決定研究三民主義。”(《我怎樣做三民主義底理論事業》,桂林《滿地紅》第4卷第15、16期,1942年12月5日)
葉青的理論迅即遭到中共理論界人士的批判。毛澤東於1939年6月10日在延安高級幹部會議上的報告《反投降提綱》中說:“在思想鬥爭問題上,兩年來,尤其是半年來,代表國民黨寫文章的人包括托派葉青等在內,發表了許多不但反對共產主義而且也是反對真三民主義的‘紛歧錯雜的思想’……其實,他們所謂只有三民主義與國民黨為適合國情,乃是最不合適國情的假三民主義與假國民黨,而共產主義與共產黨乃是完全適合國情的。”(見《毛澤東文集》第2卷)
面對葉青等國民黨“理論人才”的污衊和進攻,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陳伯達艾思奇吳黎平等相繼發表文章加以反駁,形成了延安理論界對葉青等人的批判高潮。
有意思的是,也是因為葉青的一個偶然的因素,關於“毛澤東思想”這一提法似是水到渠成地提了出來。原來,1941年葉青在閱讀了毛澤東的《論持久戰》、《論新階段》、《新民主主義論》等一批文章之後,在重慶出版的《抗戰與文化》雜誌撰寫讀後感,文章中率先提出了一個概念——“毛澤東主義”。當然,葉青是想說“毛澤東主義”是所謂“中國的農民主義”,即是“太平天國洪秀全的一個再版”。無疑這是他在攻擊“毛澤東主義”。1942年2月18日,延安理論家張如心在《解放日報》發表《學習和掌握毛澤東同志的理論和策略》,駁斥葉青,但接著葉青的說法,提出“毛澤東主義”,後來又有王稼祥等修訂為“毛澤東思想”。至中共七大,劉少奇在報告中正式提出“毛澤東思想”。
1940年,葉青受國民黨江西省省長熊式輝的邀請,赴江西參與指導“三民主義文化運動”,並在國立中正大學任教和創辦“三民主義研究會”,影響達於周邊諸省,受到蔣介石的賞識。1942年,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吳鐵城、戰時青年訓導團主任康澤分別電邀其返回陪都,加強“三民主義文化運動”。在得到蔣介石的召見和表揚之後,葉青發起成立“中國三民主義學會”。此後他又相繼擔任國民黨中央黨部專門委員、中組部研究室主任、戰時青年訓導團研究室主任、三青團中央幹事、中央幹部學校教授、國民黨候補中央執行委員等職。抗戰勝利後,葉青隨張繼代表國民政府宣慰華北五省。他到北平後,在各大專院校對青年發表攻擊中共及蘇聯的演講。

敗退前夕——蔣介石問計於葉青

晚年的葉青著文《我為什麼反共?》,回顧了他的叛變和反共經歷:旅歐回國之後,“一面參加共產黨底工作,一面也參加國民黨底工作。後來因國民黨清黨,自然脫離了國民黨。由於共產黨實行盲動主義,盲動底結果,大批黨員被捕,甚至被殺,也自然脫離了共產黨。我也是這樣。當時深感盲動主義之不當,它以黨員為犧牲,以民眾為芻狗。”繼之,他說:“我反共是為了國家,為了中國。從前在法國贊成社會主義,加入共產黨,是為了參加勞動,同情工人,乃基於局部的事實。現在知識廣,經驗多,了解中國底歷史趨勢,亦即了解全部的事實,自然根據中國需要,從事反共了。”
這段說辭由所謂“德高望重”的國民黨“反共元老”、“反共專家”甚或“反共教父”的葉青說出,自是堂而皇之。而按照葉青自己的劃分,他的“反共”可以分為“哲學反共、思想反共”和“政治反共、實際反共”兩類。前者,是在哲學和思想領域通過著述來從事“反共”;後者,則是歷史和現實中的“反共”。他的得意之作是抗戰前夕針對中共要求停止內戰的口號,針鋒相對地提出所謂的“統一救國”。他後來回憶和表功說:“大概是在二十五、六年間(即1937年前後——筆者注),共產黨推行‘人民陣線’運動,因而有‘救國會’之崛起……當時共產黨底口號是‘聯合抗日’,不好反對。而聯合各黨各派各界各軍共同抗日,顯然有利於共黨共軍,不利於國黨國軍。於是我主張發表宣言,展開‘統一救國’。這是共產黨不能反對的,但又有損於共產黨,因其要將‘邊區’軍政大權交於國民政府也。潘公展(國民黨CC系骨幹,曾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副部長、中央宣傳委員會主任委員——筆者注)大為贊成,在上海發起‘統一救國’十萬人簽名運動。他辦有《文化建設》月刊,我告其主編樊仲雲,即出版一個‘統一救國’專號,以壓倒上海日漸流行的‘聯合抗日’口號。他深以為然,遂發信徵稿。”葉青這種彌合國民黨“攘外必先安內”政策的論調迅即遭到當時左翼陣營的猛烈批駁,被指控為“托洛斯基派”、“日本警犬”、“民族敗類”等(除葉青之外,還有鄭學稼、張滌非、任一黎等)。中共方面也直接致電蔣介石,要求追究葉青等人“破壞統一戰線”之罪,但葉青卻因“反共有功”獲得蔣介石的關注和賞識。當時蔣介石、汪精衛陳誠等國民黨高層人物先後接見了他。葉青多年後仍有受寵若驚之感,他回憶說:“據說共產黨反對我的事引起了當時蔣委員長底注意。中國人這樣多,為什麼共產黨獨怕葉青呢?因此想看我為(是)何人。”
此後葉青把自己牢牢綁在國民黨的戰車上,不遺餘力地充當反共內戰的急先鋒。他除了不斷著文為國民黨的“戡亂”獻計獻策之外,還曾發起針對政協會議的“三民主義憲法促成會”等,甚至親自組織反共示威遊行(自稱是“主戰派”)。1948年底淮海戰役之際,時任國民黨南京市黨部執行委員的葉青提議在南京舉行十萬民眾的“反共示威大遊行”,“以支持徐州底反共將士”,又赴各地“勞軍”和發表反共演說(組織巡迴講演團),出版反共書刊(《共產黨問題》、《反共問題》、《中國目前的變化及其出路》、《為誰而戰》、《新路線》等),無奈國民黨已經分崩離析,儘管葉青“一心反共,不計其它;只知謀國,不管己事”,甚至母喪不歸,頹勢也無法挽回。
1949年,“引退”回鄉的蔣介石奉化溪口會見了葉青,並向他問策。任卓宣回答:“未能徹底實行三民主義,尤以耕者有其田政策之落空,致使廣大農民終為共產黨之驅策。”蔣介石當即表示同意他的看法,讓他寫出來。7月,葉青受命擔任國民黨中宣部副部長,旋即代理部長,所謂“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葉青為困獸猶鬥的國民黨拚命打氣,他奔波於西南,所謂指導宣傳業務、剖析對時局的看法等,號召開闢“第二戰場”和“經濟戰”、“思想戰”,“重振北伐精神”,組織“遠東反共國際”,等等,以鼓舞早已癟空了的舊政權的士氣。

一生概括——“名以葉青顯,文因反共多”

1950年春,葉青由海口回到台北。他是最後一批抵台的反共干將,因無顏面對“反共不利”的指責,辭去了宣傳部部長的職務,轉而任教於一所“政工幹部學校”。不過,蔣介石仍然非常器重他,授命他為“總裁辦公室”下的設計委員會委員、黨務顧問、訓練委員會委員。葉青以自己的使命是“寫作和講演”為由,未接受。
晚年的葉青苦心經營他此前在大陸創辦的一個反共書店——帕米爾書店。這家書店在台灣復業後,專事出版反共書刊(如《政治評論》半月刊)。葉青自己更是筆耕不輟,撰寫了大量的研究三民主義和反共的書籍、文章。(後來結集成的《毛澤東思想批判》一書,就是他為反共廣播而撰寫的廣播稿,此外還有《新民主主義批判》、《中國向何處去》、《共產主義批判》、《共產黨“土地改革”批判》、《階級鬥爭批判》,等等。)此外,當時大凡台灣及周邊國家和地區的反共報刊,如台北《民族報》、《中華日報·思潮》、《戰鬥周報》、馬尼拉《大中華日報·思想》等,均由其操筆主持;至於講演,葉青可謂勞碌,台北乃至環島,以及“冷戰”開始時中國周邊建立的所謂“亞洲反共聯盟”、“世界反共聯盟”等組織,皆有他的聲音。講演內容也不外是“國父遺教大綱”和所謂的“匪黨理論批判”,這些講稿又分別被列為台灣軍方各軍事學校的政治教材。
葉青認為中共內部沒有稱得上有“理論”的人,如王明陳紹禹)只是共產國際代表米夫身後的“一個黃口小兒”;而毛澤東呢,葉青說:“自從《論新階段》出版以後,我對毛澤東的看法比較不同。他的‘馬克思主義底中國化’問題之提出,證明他懂得一些理論。那時他叫出‘學習’底口號,想‘認真學習一點東西’。兩年以後,看見他在《解放》第九十八和九十九兩期合刊上的《新民主主義論》,覺得他有相當的進步。”於是,“我對於毛澤東,從此遂把他作共產黨理論家看待了”。葉青從來就是自居為“理論家”的,如今他把“政治家”的毛澤東也稱為“理論家”,這不是恭維,是認為自己有了真正意義上的論敵。
晚年的葉青在《我反共經驗底總結》一文中總結道:“我反共約有四十五年之久,已分成我在上海反共、在武漢反共、在重慶反共、在南京上海廣州反共、在台北反共五期……可以說,用筆墨唇舌反共,在中國究竟有幾人如此,而且又歷時四十五年未嘗停止或間斷呢?”這就是“反共理論家”葉青的自供狀了。所謂堅持反共近半個世紀,著述逾千萬字,實堪稱20世紀反共之第一人,也是中共歷史上最決絕的叛徒了。
葉青退休時,曾獲蔣介石頒發的“雲麾勳章”。1965年4月4日,時逢葉青七十大壽,台灣當局在台北“三軍軍官俱樂部”為他舉行了簽名祝壽活動,到場者三千餘人。蔣介石“欽賜”壽匾,名流顯要如張群何應欽白崇禧谷正綱盛世才葉公超、毛子水等親到現場為之祝壽,禮堂掛滿屏聯、書畫和詩詞。曾任國民黨湖北省主席的萬耀煌在祝壽詩中直書:“名以葉青顯,文因反共多。”可謂概括了葉青的一生。
晚年葉青的著作和傳記,大多是在他創辦和主持的帕米爾書店出版的那些所謂“評傳”,內容也不外是頌揚其“反共鬥士”的“光榮歷史”。
葉青雖然叛變了共產黨,不過有一條他似乎還留有共產黨的痕跡,那就是終其一生,以過著“苦行僧”的生活而著稱,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反共宣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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