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化黨（朝鮮語：개화당）是朝鮮王朝末期所產生的一個秉持開化思想、以在朝鮮實現近代化改革、建設獨立富強國家為目標的政治團體。其核心人物為金玉均、朴泳孝等急進開化派分子，涵蓋了兩班、中人、常民等朝鮮社會各階層及官吏、僧侶、軍人、商人、下人、宮人等不同職業的人士。開化黨對外以日本明治維新為楷模，表現出親日態度，並且反感宗主國清朝的干涉，欲脫離中國而獨立自主，故又被稱為“日本黨”或“獨立黨”。
開化黨大約組建於19世紀70年代中後期，在壬午兵變後積極展開活動，但因閔妃集團為首的事大守舊勢力的排擠及清朝的干涉而收效甚微，金玉均等開化黨領導人遂決定以暴力奪取政權，為改革鋪平道路。他們與日本駐朝公使館聯合，在1884年12月4日發動甲申政變，殺閔妃集團官僚多人，建立了開化黨新政府，頒布了資本主義色彩的改革政綱，結果不到三天就被袁世凱率領的駐朝清軍鎮壓，金玉均等開化黨骨幹亡命海外，留在朝鮮的開化黨人幾乎被斬盡殺絕，開化黨亦隨之瓦解。
概念界定,形成過程,先覺醞釀,草創黨派,壯大隊伍,主要特徵,人員構成,思想目標,內外關係,活動歷史,第一階段,第二階段,第三階段,三日而亡,
概念界定
“開化黨”最開始並非朝鮮開化黨人的自稱，而是日本人對他們的稱呼。“開化”一詞作為“由野蠻進入文明的狀態”的意思，簡言之即文明化或近代化，是源於日本的舶來辭彙。日本明治維新期間，“文明開化”一詞風靡日本社會，成為當時日本的主流思潮，由此便賦予了“開化”以文明化、近代化甚至歐美化的含義。這種“開化”模式的思維也擴展到日本人的對外認識上，比如當時日本就將琉球士族劃分為所謂的“開化黨”與“頑固黨”。這種劃分同樣適用於朝鮮，在《江華條約》簽訂前夕的1874、75年，日本派往朝鮮交涉的官員森山茂與廣津弘信就使用“開化黨”和“鎖攘黨”的稱呼。不過其所稱的對象分別是閔妃集團和大院君集團，並非後來所說的開化黨，但這證明了“開化黨”一詞是日本人的發明。
1876年《江華條約》簽訂、朝鮮開港以後，代表文明化、近代化概念的“開化”一詞隨之傳入朝鮮。韓國歷史學家李光麟指出：“開國後我國許多知識分子曾赴日本考察，他們體會到在日本流行一時的開化一詞的魅力，對這個概念產生共鳴，回國後逐漸加以使用。”早在《江華條約》談判期間，朝鮮代表團的譯官、開化黨鼻祖吳慶錫在與日本人宮本小一、森山茂私下交流時曾說：“遇開化之人，為開化之談，情意殊舒。”“開化”一詞最早見於朝鮮文獻是在1881年“紳士遊覽團”的一員朴定陽所撰寫的報告書《日本聞見條件》中，其中介紹了日本的開化、守舊之論及文明開化論中急進、漸進之派。而朝鮮開化黨是19世紀70年代中後期建立的，當時“開化”這一辭彙尚未在朝鮮普及，故在1879年時曾被日本人稱為“韓國改革黨”或“革命黨”。1881年以後，“開化黨”一詞就開始被日本人頻繁使用，如1881年5月6日《朝野新聞》報導“為了朝鮮開化黨而被暗殺的李東仁”、5月7日《東京日日新聞》報導“朝鮮開化黨員50名漫遊日本”，5月20日《朝野新聞》在一則題為“朝鮮國朝士渡來研究日本”的報導中的留下了紳士遊覽團中的“開化黨員”魚允中與守舊黨沈相學爭論的一段逸聞，1882年4月《東京日日新聞》報導“朝鮮開化黨首領金玉均來游日本”等等。至此“開化黨”的稱呼開始固定化，朝鮮開化黨人也接受了這一稱呼，如尹雄烈在1882年壬午兵變後逃亡日本、接受《朝野新聞》採訪時以“開化黨”自居，而其子尹致昊亦有過“吾開化黨”的表述。
在朝鮮近代史上，支持近代化變革、具有開化思想的人士均泛稱為“開化派”，但“開化派”並不等於“開化黨”。開化派分為穩健開化派和急進開化派，前者以金允植、魚允中、金弘集為代表，主張效仿中國洋務運動路線（即“東道西器”路線），並維持中朝宗藩關係；後者則以金玉均、朴泳孝、洪英植為代表，要求像日本明治維新那樣全面變革，並追求脫清獨立。而“開化黨”則是以急進開化派分子為核心的團體。穩健開化派和急進開化派的區分在開始並不明顯，甚至金允植、魚允中等穩健開化派還加入了開化黨，是金玉均的“同志”。但以壬午兵變為節點，穩健開化派就和急進開化派（即“開化黨”）分道揚鑣了，這點將在後文詳述。另外，“開化黨”這一稱呼，是與“守舊黨”相對應的；同時別稱“獨立黨”或“日本黨”，這是與“事大黨”相對應的。但要把開化黨尤其是甲申政變的對立面籠統說成是“事大黨”或“守舊黨”並不準確，實際上開化黨反對的既不純然是事大黨，也非一般意義上的守舊黨，具體來說是閔妃集團，這一點也容後文闡述。開化黨在英文史料中一般記為“Progressive Party”。
形成過程
先覺醞釀
關於“開化黨”的形成，目前尚未發現史料記載其組建的具體時間和經過，後世大多是透過朴泳孝、徐載弼、吳世昌（吳慶錫之子）等相關人士在多年後的回憶來推測的。大致來說，開化黨形成的過程是與開化思想的誕生相伴隨的，而說到開化思想的誕生則不能不提到吳慶錫、劉鴻基（劉大致）、朴珪壽三人。其中吳慶錫出身中人，自1853年來13次以譯官身份出使中國，觀察國際形勢，並從中國帶回了《海國圖志》、《瀛寰志略》等“新書”，與同樣是中人的密友劉鴻基相互研究切磋這些書籍，於是逐漸萌生了開化思想。他們二人頻頻嘆息朝鮮國運如風前燈火，想搞一場大變革。一天劉鴻基對吳慶錫說：“我邦之改革，如何方得成就耶？”吳慶錫回答說：“先求同志於北村（漢城的兩班貴族聚居區）之兩班子弟中，以起革新之運氣也。”漸漸他們就物色了金玉均、朴泳孝、徐光范等青年貴族，播下了開化思想的種子。
對開化黨形成產生重要影響的《海國圖志》
對開化黨形成產生重要影響的《海國圖志》朴珪壽則是官至右議政的朝廷高官，他的祖父是實學大家朴趾源，是主張振興工商和革新技術的“北學派”，朴珪壽繼承了乃祖的北學思想，並在1861年和1872年兩度出使中國時目睹了西勢東漸的現狀，也鑽研《海國圖志》等書籍，因此力主“自主開國論”，成為將北學思想嫁接到開化思想的關鍵人物。朴珪壽與吳慶錫之間有交往，但在當時保守派興宣大院君當政的情況下，他們的思想得不到伸張，於是轉而著眼於培養下一代。在1869年時，朴珪壽調回漢城任職，他與吳慶錫、劉鴻基共同在漢城北村講學，向一些兩班子弟講解朴趾源《燕岩集》等實學著作與《海國圖志》等“新書”，傳播自己的見解與主張，將開化思想植入這些年輕人的腦中。多年後朴泳孝回憶說：“新思想出自我親戚朴珪壽家的舍廊，金玉均、洪英植、徐光范以及我的伯兄（朴泳教）都聚集於齋洞朴珪壽家的舍廊中……通過閱讀《燕岩集》中攻擊貴族的文章獲取了平等思想”。因而吳慶錫、劉鴻基和朴珪壽可謂是開化黨的鼻祖。但朴珪壽和吳慶錫相繼在1877年和1879年去世，都沒有活到開化黨完全形成的時候，劉鴻基則成為後來開化黨的幕後指導者。除了這三人以外，當時一名武弁出身的文人姜瑋也被認為是早期的開化思想家，但他對開化黨形成的作用不如這三人明顯。
草創黨派
總之，開化黨的組建是在19世紀70年代中後期，到1879年左右已完全形成。這年協助李東仁訪日的日本和尚奧村圓心記錄道：“革命黨朴泳孝、金玉均等憤慨國家之衰運，欲大行刷新”，而李東仁本人在訪日前夕曾對日本駐朝代理公使花房義質稱金玉均為“予同志之巨擘”，並提及了吳慶錫、劉鴻基、姜瑋、朴泳孝等“先輩”或“同志”，可知以金玉均、朴泳孝為首的開化派人士已經組建了一個“黨”，並且表現出明確的群體意識，說明在1879年時開化黨已初具輪廓。
壯大隊伍
金玉均、朴泳孝等人在組建開化黨時是如何吸引別人加入該黨的呢？首先從開化黨中的上層人士來看，一個必要條件就是他們都具有或贊成開化思想，而他們結合的具體方式則是透過同門關係、官場關係及世家大族之間的聯姻關係等。金玉均、朴泳孝、朴泳教、洪英植、徐光范、俞吉濬、金允植等人都曾在朴珪壽門下受學，接受開化思想，同門關係使他們聯結在一起；徐載弼的舅舅金聲根和徐光范的妻子都出身安東金氏，他們通過這層關係結識了同樣出身安東金氏的金玉均，這是通過大邱（達城）徐氏與安東金氏這兩個“三韓甲族”之間的聯姻關係來聯合的；閔泳翊（王妃閔妃之侄）、李載兢（領議政李最應之子），包括洪英植（領議政洪淳穆之子，對於他加入開化黨的時間有爭議，一說因同門關係而一開始就加入了，一說是壬午兵變尤其是訪問美國歸來後被金玉均拉入伙的），他們都是當朝權貴的公子，且已經開始在政界呼風喚雨，他們本身支持開化思想，而金玉均等人也通過官場關係極力結交他們，使他們成為開化黨的頭面人物，此外魚允中、尹雄烈等有一定資歷的壯年官僚也是在具有開化思想的條件下，通過官場關係而成為開化黨的一員。尹致昊則既是尹雄烈的兒子，又是魚允中的門人，由此加入了開化黨。
開化黨人接受軍事訓練的日本戶山軍校舊址
開化黨人接受軍事訓練的日本戶山軍校舊址除了兩班貴族以外，開化黨領導者還利用他們的人際關係鼓動各階層、各職業人士加入開化黨。如出身中人的劉鴻基是金玉均等人的指導者，而他又以佛教信仰為紐帶將李東仁、卓挻埴等僧侶拉入開化黨中。尹泳觀、李圭完、林殷明、申重模、申應熙、鄭蘭教等人則是被金玉均、朴泳孝挑選為士官生徒赴日學習軍事的，他們大多數是常民出身，後來又全部參與甲申政變。申重模之兄申福模亦是作為朴泳孝的心腹，曾到日本受過軍事訓練。朴齊絅、邊樹等中人出身者曾是金玉均、朴泳孝訪日的隨員。李喜貞、李寅鐘是武官出身，義結金蘭，雙雙投入金玉均門下。武官柳相五、柳赫魯父子與金玉均、劉鴻基等關係密切，吳鑒與洪英植關係密切。全興龍是朴泳孝的醫監。尹景純是賣菜的商人，很早就與金玉均往來，他的弟弟尹景完（尹啟完）亦隨其兄參與開化黨。李昌奎是負商統領，吳昌模是下級武官，這二人是通過李喜貞等加入開化黨的。南興哲是洋物商，他曾隨金玉均訪問日本。徐載昌是徐載弼的弟弟。金奉均、李點乭、高興宗、李允相、車弘植、崔英植、高永錫等人則是金玉均、朴泳孝、徐光范、徐載弼家中的下人（傔從），大部分為僱傭的僕人，崔英植和高永錫二人是有人身依附關係的奴婢，他們受主人影響加入開化黨。顧大嫂（李禹石）、柳在賢（後背叛開化黨）等宮女、宦官則應該是金玉均、朴泳孝等人在出入宮禁時拉入伙的。此外還有許多開化黨的中下層人士，因資料缺乏而無法了解和推定他們與開化黨領導者有怎樣的關係，但他們應該都是被開化黨領導者物色而參與其中的。總而言之，金玉均、朴泳孝等人動員他們周邊所有的人際關係，使各色人等匯集到開化黨的名下，從而壯大了開化黨的規模，為開化黨的活動提供後備力量。
主要特徵
人員構成
開化黨並非一般意義上的黨派或政黨（party），而是一個集團（group），這個集團既不同於朝鮮黨爭政治下的“朋黨”或勢道政治下閔妃集團這類統治階級內的利益集團，也不同於“事大黨”這類沒有明顯結黨行為但具有某種共同特點的官員的統稱。開化黨是一個超越階級、職業、身份、年齡甚至性別等界限的團體，有群體意識、目標與互動。前文已提及李東仁訪日時已流露出群體意識，其他開化黨人如金玉均、朴泳孝、洪英植、尹致昊等也曾有過“吾黨”、“我黨”的表述，互相引為“同志”，他們都是為了“開化”的共同目標而奮鬥，展開一系列活動。但另一方面，這一團體又是十分鬆散的組織，沒有明確的規範與分工，直到1884年11月以後為了發動政變才稍顯嚴密。
開化黨領導人左起徐光范、金玉均、朴泳孝
開化黨領導人左起徐光范、金玉均、朴泳孝開化黨的主導勢力大部分都出身名門或身居要職，如金玉均、朴泳孝、洪英植、李載兢、閔泳翊、徐光范、徐載弼、朴泳教、尹雄烈、尹致昊、金允植、魚允中等。此外還有一些中人和僧侶活躍於開化黨中，如劉鴻基（開化黨幕後指導者）、邊樹、朴齊絅、李東仁、卓挻埴等。其中李東仁、李載兢死於1881年，卓挻埴死於1884年，金允植、魚允中、閔泳翊在壬午兵變後相繼脫離了開化黨，尹雄烈、尹致昊、俞吉濬和劉鴻基出於主觀或客觀原因沒有參與開化黨發動的甲申政變。甲申政變平息後高宗曾表示：“梟獍妖孽，出於世胄貴顯”，可見開化黨領導者所具有高貴的社會地位。
開化黨的下層人士的身份多為下級兩班和常民，職業則有軍人、商人、宮人、下人以及所謂的“壯士”等，有數十人之眾。在涉入甲申政變的開化黨人中，除了金玉均、朴泳孝、洪英植、徐光范、徐載弼5名領導者以外，兩班有11人，中人5人，常民39人，不明身份者23人，而不明身份者據推測以常民居多。開化黨下層人士的主觀能動性不如主導勢力，但具體事務則由他們承擔，這在甲申政變中體現的特別明顯。
思想目標
開化黨的指導思想無疑是“開化思想”，這一思想本身便在不斷發展中而尚未成形，故難以系統確切地描述開化黨人的思想到底是什麼。從開化黨發展的軌跡來看，他們的開化思想是脫胎於實學中的北學思想的，而北學思想並未脫離儒家思想的範疇，故在開化黨草創之初，開化黨人雖期望國家富強，但其思想應該不會太偏離“東道西器”的程度。但是隨著他們對日本的欣賞崇拜及頻繁的對日交流，他們迅速以明治維新為榜樣，決心走一條對體制進行全面改革、實現近代化的道路。壬午兵變後又加入了反清獨立的思想。不過到甲申政變為止，他們的思想仍處於近代思想和傳統思想之間的青黃不接的狀態（詳見詞條開化思想）。
具體的例子就是開化黨人對東方儒家思想和西方啟蒙思想的態度。金玉均愛讀佛書、厭惡儒學已是眾所周知，洪英植亦“斥孔孟倫常之道，肆然無忌”，朴泳孝、徐載弼、徐光范、俞吉濬等人離經叛道的言論和舉動更是傳遍當時的朝鮮，時人對此感嘆：“倫理滅矣，國有不亡者乎？”“若此輩（開化黨）不遭亡不旋踵之禍，可謂天理全無矣！”但是開化黨並不是資產階級的團體，當時朝鮮也沒有發育出資產階級，開化黨的領導者們是封建地主階級中的“逆子”，所以他們難免儒家的烙印。這點在他們共同持有的忠君思想上體現的淋漓盡致。金玉均曾對日本人說：“大君主雖極英明聰斷，以茲四百年積累之頑俗，猝無化矣，勢不得有一番大更張，改革政府，然後君權可以尊、民生可以保矣……雖滅身抉腹，惟尊王室以報我君主之恩。”後來英國駐朝總領事阿須敦問他：“若當有變之時，公輩何以處身？”金玉均毫不猶豫地回答：“若有事，理當與國王同死而已。”朴泳孝在甲申政變後亦曾上疏表白開化黨發動政變“實因於忠君愛國之心，而不因於篡逆亂國之意”。雖然當時尹致昊在日記中罵過高宗李熙是昏君，但總體來說開化黨極力標榜忠君，也不反對君權。而在甲申政變以前，開化黨人的文明開化觀念完全從日本囫圇吞棗地學來，對西方啟蒙思想了解很淺，也沒有接受基督教的跡象，直到甲申政變失敗後，開化黨領導者才開始直接領教受西方思想薰陶，信仰基督新教的徐載弼後來更回國傳播啟蒙思想，但此時開化黨作為一支政治力量已不復存在了。
以上所說的“開化思想”只適用於開化黨的領導者，而開化黨中的下層人士的思想與動機顯然不會達到這種高度。在朝鮮這樣一個封建等級制度森嚴、階層固化嚴重的社會裡，他們作為受壓迫的階層，對“翻換世道”、社會改革的渴望不亞於開化黨領導者，但他們又不可能真正理解開化思想。他們大概認為參與開化黨是向上爬的一個捷徑，所以他們對“開化”的理解是“吾輩於開化之世，事若成則當得好官矣”“今世常漢（對常民的俗稱）皆為好官矣”。反映出他們樸素的思想觀念。開化黨的領導者亦時常對他們實施開化獨立的思想教育，不過應該不會有本質上的升華。
開化黨的目標顯然是“開化”，但當時尚未有人闡明“開化”究竟為何物，直到甲申政變數年之後，從美國歸來的俞吉濬才在《西遊見聞》中首次系統論述“開化”理論，此時開化黨已經分崩離析了。而開化黨活動時所追求的“開化”目標在甲申政變時所頒政綱中被具體表現出來，總之就是要建設與日本並駕齊驅的文明富強的近代國家，正如金玉均對開化黨同志所放出的豪言：“如果說日本是東方的英吉利，那么我國就是亞細亞的法蘭西！”或是尹致昊所歸納的八字：“興新改舊，恆圖獨立”。
內外關係
- 對國內
開化黨與當時朝鮮內外部關係的基本情況是：壬午兵變以前，接近閔妃集團，反對大院君集團，向日本傳遞秋波；壬午兵變以後，反對閔妃集團，拉攏大院君集團與事大黨中的穩健開化派，徹底依賴日本，反對清朝。一般認為開化黨與守舊黨對立，或是與事大黨對立，這都是片面的。19世紀70年代以後，朝鮮的政治勢力分為閔妃集團和大院君集團兩派，閔妃集團以驪興閔氏外戚為核心，並有安東金氏、豐壤趙氏等老論派大族與之聯合，自1873年從大院君手中奪權以後，構成了閔氏一族的勢道政治，國王高宗亦受制於閔妃集團；大院君集團則以高宗生父興宣大院君李昰應為中心，南人與北人官僚及“衛正斥邪”的儒生亦屬於這一派。而自19世紀70年代後期以後，開化黨異軍突起，逐漸形成一股新的政治勢力。壬午兵變以前，在這三股政治勢力中，大院君集團無疑是典型的“守舊黨”，曾在1881年掀起辛巳斥邪運動與李載先謀逆事件，後來更引發了壬午兵變，使守舊勢力達到頂峰；而閔妃集團則一直主張開港，並對新生的開化黨加以倚重，在1880年高宗決議採納《朝鮮策略》、實施開化政策以後，開化黨人李東仁、尹雄烈、閔泳翊、洪英植、魚允中、金允植等開始活躍於開化的第一線，在建立統理機務衙門、創設別技軍、派遣赴日紳士遊覽團與赴華領選使、與美國簽訂《朝美修好通商條約》等開化政策的實施過程中都不乏開化黨人的身影，因此閔妃集團可謂是開化黨的同路人。至於“事大黨”一說，在壬午兵變以前並不存在，而僅停留在封貢層面的“事大”可以說是這三股政治勢力的共識。
但是壬午兵變打破了這一局面，一方面由於清朝對朝鮮的干涉，大院君作為兵變禍首而被抓到中國，標榜“衛正斥邪”的守舊黨——大院君集團一蹶不振，這在客觀上為開化黨掃除了一個大障礙，使開化思想與觀念迅速流行於朝鮮；另一方面，由於自身理念與對清態度的不同，穩健開化派從急進開化派分化並脫離了開化黨，閔妃集團也不再扶持開化黨，他們藉助清朝力量恢復權勢，並更傾向於清朝洋務運動式的改革，而親清的穩健開化派金允植、魚允中、金弘集等也與閔妃集團合作，一道構成了所謂的“事大黨”。開化黨人雖試圖在自己職權範圍內推動近代化改革，卻遭壓制而收效甚微。於是閔妃集團變為開化黨的敵人，他們雖未否定開化，但開化黨則對其嗤之以鼻，稱其“名曰開化，實無開化之效”，並嘆息“實開化黨無幾人，皆是頑固黨，則開化之效，不知在於何日也？”也就是說當權的閔妃集團已被開化黨定性為新的“頑固黨”（守舊黨），這也成為其發動甲申政變的動機。而對於真正的“守舊黨”即大院君集團，開化黨反而充滿同情並加以籠絡，開化黨人曾高度評價道：“大院君，人傑也”，並稱“雖然若非此公之虎威，則不能杜開化而保頑固；非此公，則他日亦難望變頑固而進開化也”。即他們認為大院君雖然在過去有阻礙開化的作用，但將來沒有他也不能成就開化。後來開化黨發動甲申政變，政綱第一條便是“大院君不日陪還事”，並在新政府中為大院君的子侄預留了職位。同時，開化黨雖高喊“擊滅事大黨”，卻對事大黨中的穩健開化派仍給予尊重，在甲申政變時的新政府中也授予他們官職。但是大院君集團已無能為力，而穩健開化派又不買開化黨的賬，故導致了開化黨的迅速敗亡。總之，壬午兵變後開化黨的敵人是閔妃外戚集團，開化黨發動甲申政變也是要聯合大院君集團與穩健開化派來打倒閔妃集團，開化黨在甲申政變時的人事調動以“凡見屈於諸閔者概舉當官”為原則就充分反映了這點。有學者據此認為，甲申政變的性質並不是開化黨要掃除守舊黨或打倒事大黨的近代化改革或革命，而是“獨立黨為了和外戚對抗，依靠日本勢力，企圖實行急進式的革新。他們雖然標榜革新，但其本質不過是要打倒外戚政權，建立以非外戚為中心的政權而已……大概在近代朝鮮歷史上，政治上不得志的名門子弟擁立宗室的不平分子企圖打倒外戚的事例並不鮮見，李載先之獄就是其中一例。也就是說，獨立黨和外戚的抗爭是朝鮮特有的政權爭奪。”
- 對日本
在開化黨的對外關係上，親近日本是其主要特徵。自開化黨於1879年派李東仁赴日以後，開化黨要人便不斷前往日本考察，金玉均、朴泳孝、洪英植、徐光范、徐載弼、尹致昊、俞吉濬等在甲申政變前均有出使日本或赴日考察學習的經歷，他們試圖與日本進行全方位的合作，在政治上藉助日本力量對抗國內反對派，經濟上多次向日本借款，文化上輸入日本式的近代文明，軍事上接受日本式的軍事訓練。開化黨下層也有很多赴日的，他們大多是作為隨員或下人跟隨主人去日本，有的還在開化黨領導者的勸告或推薦下前往日本學習深造，如徐載弼以下李圭完、申應熙、鄭蘭教、申重模等10多名在日本戶山陸軍學校接受軍事訓練的士官生徒，此外徐載昌在日本學習養蠶，申重模在日本學習日語，申福模在日本學習軍事，邊樹在日本學習化學，南興哲在日本學習牛痘，等等。而日本著名思想家福澤諭吉則對開化黨表示歡迎並不遺餘力地給予支持，由此開化黨在國內的指導者為劉鴻基，在國外的導師當屬福澤諭吉了。
開化黨的導師——福澤諭吉
開化黨的導師——福澤諭吉當時福澤支持開化黨是基於其“東洋盟主論”的理念，他認為東洋三國中日本最為優越，故應努力開導朝鮮文明開化，以抵禦西洋的入侵。他說：“朝鮮之人民絕非野蠻，雖非無高尚之文思，然眼光尚未分明，如迷失方向者也。……若外來者，不可以威脅迫，不可以利侵占，唯正其人心之非，使之自發一途耳。”由於開化黨“傾意依賴於日本”，故又得到了“日本黨”的稱號。但福澤諭吉反對這種提法，他指出甲申政變完全是“事大黨”和“獨立黨”之間的傾軋，或者可謂守舊與改進之爭。福澤認為，“支那黨”之名是非常適合的說法，“支那政府干涉朝鮮之內政，喜歡其涉者即是‘支那黨’”，而日本只是和朝鮮締結了友好通商條約， 除此之外毫無其他關係，但朝鮮人看見希望維持本國獨立的人就稱其為“日本黨”，其名甚至傳到了日本，“原本在他國主張獨立之人，我輩主要乃喜歡他們認可獨立，百事有羨慕我日本之情，但此僅乃對方之事，非我國所了解。總之，在如今混亂之情況下，朝鮮有‘日本黨’之名，世間或理解為如‘支那黨’之‘支那’二字，產生日本人同朝鮮之內政、內事有關係等嫌疑也無法預料的”。可見這無非是福澤為了開脫自己同開化黨、甲申政變的干係的說辭而已。
- 對清朝
對於宗主國清朝，一般認為開化黨是要反清獨立，不過這一目標是壬午兵變後才浮出水面的。之前清朝雖為宗主國，但勢力未進入朝鮮，且對朝鮮開化產生關鍵影響的《海國圖志》、《瀛寰志略》及後來的《朝鮮策略》、《易言》等書無不來自清朝，所以開化黨人不但沒表現出反清言行，而且不排除對清朝有好感。開化黨領袖金玉均在1882年上半年第一次東渡日本時，還主動接觸清朝駐日公使黎庶昌和駐長崎領事余瓗，與其探討世界大勢。但是金玉均等開化黨人在日本被福澤諭吉洗腦，壬午兵變後又親眼目睹清朝對朝鮮的粗暴干涉，遂產生了強烈的反清情緒，疾呼“打倒清國”。壬午兵變後朴泳孝、金玉均、徐光范、閔泳翊等開化黨人奉命出使日本，表面上他們仍與清朝保持交流，金玉均甚至邀請黎庶昌為其新作《治道略論》撰寫評論與跋文，還請求清朝出面斡旋朝鮮與更多西方國家建交，但另一面他們卻向駐日英、美、俄等國公使痛罵清朝的干涉，並懇請他們直接與朝鮮建交，不要經由清朝。
黎庶昌為金玉均題跋的《治道略論》
黎庶昌為金玉均題跋的《治道略論》壬午兵變平息、《濟物浦條約》簽訂後，中日兩國均在漢城駐軍，其中清軍達3000人，日軍僅200人。開化黨見清人橫行霸道於朝鮮國土，肆意干涉朝鮮內政，反清獨立思想日益根深蒂固。金玉均在1883年夏第三次渡日時，每周都有一次與留學生的見面會，他在會上教育開化黨的留學生說：“西洋各國皆是獨立國也，無論某國獨立，然後可以和親，而朝鮮獨為中國屬國，深可恥也。朝鮮亦於何時可為獨立，而與西洋諸國同列乎？”另外朴泳孝亦曾訓誡開化黨人說：“汝為朝鮮人當有知覺矣！朝鮮乘此時可為獨立國。”尹致昊也有類似言論。由此“文明開化”與“反清獨立”成為開化黨人相輔相成的奮鬥目標。然而，當時開化黨的言論只是單純想要脫離清朝，並沒有或來不及上升到批判事大主義、鼓吹民族主義的地步，清朝在甲申政變前似乎也沒對開化黨引起足夠重視。
活動歷史
第一階段
開化黨形成以後，據說曾在戊寅年（1878年）謀議第一次具體的改革計畫，但由於某位重要同志的死亡而作罷，此後他們把視線轉向國外。首先開化黨是在1879年委託開化僧李東仁考察日本，開化黨之所以把對外考察的對象首選日本，應是受到其鼻祖吳慶錫在參與《江華條約》談判後告誡“一定要去日本開眼界”的影響，而李東仁早已在釜山與日本人有交往，是開化黨中唯一一個在日本有人脈關係的，他從釜山回漢城後將新事物展示給金玉均、朴泳孝、徐載弼等開化黨人看，使開化黨對日本的興趣更加強烈，所以委派他去最為合適。李東仁渡日初步奠定了開化黨親日的性格，李東仁動身前曾作為開化黨的代言人向日本駐朝代理公使花房義質交代了開化黨的基本情況，他將日本稱為朝鮮的“兄弟”，歡迎日本來朝鮮通商，提出了朝日全面合作的主張，包括朝日共同開發朝鮮半島的礦山和田野、開化黨負責勸漢城六矣廛與日本交易、向日本借款、並派10多名同志赴日全面學習新文明等內容。李東仁到日本後，學習日語，參加興亞會，並通過慶應義塾學生兼東本願寺僧侶寺田福壽結識了福澤諭吉，實現福澤與開化黨的首次接觸。李東仁還帶來大量新式文物與書籍，在次年回國後給開化黨人看。徐載弼回憶說：“李東仁果然帶回了許多書籍、照片、火柴等等（當時我們是第一次看到火柴的，因此當我們看到火柴桿劃出火花時，都為之嚇了一跳，並心裡想，這真是鬼神之造化，日人確實有能使鬼神的才華）。他帶來的書有歷史、地理、物理、化學等等……我們花了一年以上的時間讀完這些書，儘管那些書全是用日本語書寫的，但因為我們大概懂得漢文，故只看裡面的漢字也差不多能讀懂其意思。在讀完那些書籍之後，我們仿佛感到真正領悟到了世界的大勢，而且在心裡萌發了我國也象其他國家那樣應當確立人民之權利的想法。”可知李東仁渡日對開化黨發展的重大意義。
開化僧李東仁
開化僧李東仁1880年，高宗和閔妃接受第二次修信使帶來的《朝鮮策略》之建議，決議對外開放，並實施開化政策，這成為開化黨發展的首次機遇。但同時大院君集團興風作浪，掀起辛巳斥邪運動，極力阻撓開港與開化政策，甚至策劃擁立大院君庶長子李載先取代高宗。在閔妃集團與大院君集團殊死鬥爭的風口浪尖中，新生的開化黨也受到衝擊，開化黨的兩名重要人物——李東仁和李載兢在1881年3月相繼蹊蹺死亡，其中李載兢是領議政李最應（興寅君）的兒子，也是高宗的堂弟，他是被金玉均等推為當時開化黨的“黨魁”的，盛傳他死於毒殺。他們的死亡無疑是開化黨的損失，多被懷疑是大院君集團所害。不過，高宗和把持朝政的閔妃集團力挺開化，因此頂住了大院君集團的壓力，鎮壓辛巳斥邪運動，粉碎李載先政變計畫，處死和放逐許多守舊黨，開化黨也就渡過了第一次難關。隨後開化政策順利實施，繼建立統理機務衙門後，開化黨人閔泳翊、尹雄烈創設別技軍，洪英植、魚允中參與紳士遊覽團赴日考察，金允植率團出使中國學習洋務，並談判《朝美修好通商條約》，大有如日方升之氣象。不過開化黨與閔妃集團實為同床異夢，開化黨從一開始就不滿當權的閔妃集團，早在李東仁訪日之際，便稱：“國王（高宗）、王妃（閔妃）、領議政（李最應）、王妃之兄（閔謙鎬）四人合議便成勢道，因此政府之事不過百事因循而已。”即便是1880年閔妃集團實施開化政策、起用開化黨人以後，開化黨與閔妃集團仍存在隔閡，1882年春花房義質曾對一名向他抱怨當權者的開化黨人說：“回顧去年，有李太師（李裕元）之謫，有李載先之死，有洪在鶴之斬，仆外人過見之，有開化黨得力擅勢之形。希聞此怨望執政者之言，仆未能解也。”壬午兵變以後，開化黨與閔妃集團之間終究因利益不同而轉為敵對關係了。
壬午兵變雖造成了穩健開化派脫離開化黨及閔妃集團不再支持開化黨的後果，卻也使開化黨迎來了新一輪的發展機遇。壬午兵變被鎮壓，大院君的時代一去不復返，國王高宗昭告朝鮮八道百姓，宣布“予將洗心滌慮，懲前毖後。政令之從前不便於民者，悉令除之；擇循良之吏，以牧群生；講究實效，思與一國更始。爾等亦宜各懋乃績，告以嘉謨，言雖不合，必無苛責之理， 庶幾補綴前過，共守丕基，則宗社之幸也”。隨後幾個月的時間內，朝廷便接到了大量具有開化思想的上疏，這些上疏雖非開化黨人所寫，但反映出“開化”已成為朝鮮知識界的共識。在國王的親自倡導下，開化勢力增強，從而形成了推進改革的社會氛圍，“開化”一詞也為人津津樂道，成為當時朝鮮社會的流行語。開化黨借著這個機遇迅速擴大勢力，金玉均、朴泳孝、徐光范等人開始活躍於朝鮮政壇，並被高宗委以重任。在《濟物浦條約》簽訂後，高宗以朴泳孝為“謝罪兼修信使”，出使日本，金玉均、徐光范、閔泳翊等開化黨人隨行，其間他們創製了太極旗，表達了獨立自主的願望。他們不僅得到了日本政府的熱情接待與大力扶持，還以日本為舞台展開廣泛的外交活動。當然，他們也少不了與福澤諭吉等人的接觸。金玉均寫道：“時日本政府方注意於朝鮮，視為獨立國，待公使（朴泳孝）頗殷殷，余察其實心實事，仍與朴君議，遂傾意依賴於日本”。金玉均一行還在日本政府的斡旋下籌措借款，最後在無政府委任狀的條件下，以釜山關稅和端川金礦為擔保，由橫濱正金銀行貸給17萬日元，以5萬元支付賠款，12萬元用於創辦開化事業。金玉均在朴泳孝使團回國後還留在日本，想要更多借款，但日本政府告訴他必須有委任狀才行，於是就在1883年3月返回朝鮮。
開化黨人朴泳孝、金玉均設計的第一面太極旗
開化黨人朴泳孝、金玉均設計的第一面太極旗開化黨既有日本做外援，也不斷嘗試接近國王高宗，作為進行改革的倚靠。朝鮮高宗起初也對他們予以重用，後來朝鮮政府下發的官方檔案《甲申變亂事實》中承認：“逆黨金玉均、朴泳孝、洪英植、徐光范、徐載弼等曾經遊歷日本……我大君主以其薄有才辯，略通外國之情，寵之以顯官，待之以親信”，便證明了這一點。開化黨人出使日本歸國後，朴泳孝被任命為漢城府判尹，後來迫於守舊黨壓力而辭職，不久高宗又起用他為廣州府留守，並奉命在南漢山城訓練新式軍隊；金玉均回國後被提拔為承政院右副承旨，既而任外衙門（統理交涉通商事務衙門）參議；洪英植任外衙門協辦，相當於二把手；徐光范任奎章閣待教、弘文館副修撰，1884年從美國歸國後升任內衙門參議。他們在自己職權範圍內嘗試改革，如朴泳孝在漢城設立治道局、警巡局，籌劃《漢城旬報》，在廣州訓練新式軍隊，與另一開化黨人尹雄烈在北青訓練的新軍南北呼應。
但是，閔妃集團顯然很不樂意看到開化黨不斷發展，於是他們慫恿高宗於1883年4月調任金玉均為東南諸島開拓使兼管捕鯨事，1883年10月免去朴泳孝廣州府留守的官職，使其賦閒在家，同時收編了他訓練的軍隊。在此期間閔妃集團的權臣閔台鎬與外籍顧問穆麟德主張發行當五錢，引發通貨膨脹，金玉均表示反對，並稱自己有委任狀便可從日本借來300萬元，以緩解財政危機。高宗乃頒給他外債募集委任狀，金玉均於1883年6月攜委任狀第三次渡日。金玉均在日本滯留了10個多月，四處活動以求借款，但日本政府卻食言自肥，導致金玉均一無所獲，連借10萬或20萬都沒辦法。他的老師福澤諭吉連發《朝鮮政略之急在於挪用我國資金給它》、《挪用日本之資金給朝鮮無風險》、《挪用資本給朝鮮對我國甚是有利》三篇文章，呼籲日本政府貸款給朝鮮，但無濟於事。日本拒絕借錢給金玉均的原因，是由於那時日本正與閔妃集團政府交涉通商問題，為了能在未來的協定中保留更多特權，日本企圖討好閔妃集團，而不願給予開化黨更多支持。1884年5月金玉均歸國時無奈地對福澤諭吉吐露：“沒有資金，什麼事也無從著手。如今空手歸國的話，平素就嫉視我、欲置我於死地的閔族一派事大黨必逞其非難中傷，策劃陷我於絕境。姑且不論玉均自身，我獨立黨的同志會蒙受沉重打擊，改革的計畫也會化為烏有，朝鮮除了永遠做支那的屬國外別無他途。我黨與事大黨終究不能兩立，所以在不得已的場合下說不定會達致最後的決心。”就這樣，開化黨在內有閔妃集團排擠、外無日本政府支持的情況下，決定孤注一擲，靠發動政變來奪取政權了。
第三階段
開化黨活動的第三階段的主題無疑是發動政變。壬午兵變後穩健開化派從開化黨中分離，閔妃集團不再支持開化黨，開化黨雖然藉助提倡開化改革的社會氛圍而活躍了一陣子，但終究不容於當權的閔妃集團，因此開化黨很早就有起事奪權的想法了。據開化黨人俞吉濬記載：“……余以遊學將向北美之合眾國，與洪公英植會金公於日本之東京，議定改革大計，金公在國外，主募住兵人；洪公在國內，主勸撤都下（清日）二國兵，約五年後舉事。餘一書生，不能有所贊劃，只許參聽任究，察萬國情形……”。由此可見，在1883年8月間閔泳翊、洪英植、徐光范所率之報聘使訪問美國途中滯留日本時，金玉均等開化黨人就開始醞釀政變，不過還在從長計議中，並未決定短期內發動政變。當時正值金玉均第三次渡日、艱難交涉借款期間，他後來透露曾在這段期間委託開化黨僧侶卓挻埴從西方人那裡買來炸藥，同時他還向後藤象二郎、福澤諭吉上了一道《朝鮮改革意見書》，表示改革朝鮮之道有二：“一是得君密敕而和平行事也，一是密賴君意而以力從事也”，並強調如果採取後者的話則不得不僱傭日本人，請後藤和福澤與自己“共圖大計”、“共生共死”，顯然這裡金玉均是傾向“以力從事”的。但那時候開化黨人各奔東西，有的在朝鮮，有的在日本，有的在美國，所以還沒有形成具體的政變計畫。
等到1884年5月金玉均空手回國，處境日益險惡，被迫“暫退田舍，以弛其禍，以圖展後之策”，1884年6月閔泳翊、洪英植、徐光范、邊樹等開化黨人從美國回國，同年7月徐載弼等士官生徒從日本回國，至此開化黨人全部集合於朝鮮，有了謀議政變的條件。而各種壓力則加深了開化黨人的危機意識。閔泳翊從美國回來後，就脫離了開化黨，轉而維護閔妃集團的利益，成為事大黨的頭目；而在1884年9月還被稱為“吾開化黨一幹事重位”的宦官柳在賢到10月就背叛了開化黨，通過向高宗進讒言而使來京受閱的開化黨武裝力量——尹雄烈所訓練的新軍調回北青，使開化黨的計畫蒙受一大挫折。而開化黨人對閔妃集團的腐敗無能、清朝的干涉壓制更感到痛心疾首，他們認為“主弱臣佞，以因循姑息為萬全之策，以振作進步為亡國之計，上下汲汲於朝暮之利”，“顧今國事罔涯，奸臣弄權，財用罄竭，名曰開化，實無開化之效”。1884年6月發生清朝懲辦李范晉的事件，使開化黨人更加意識到推翻現政府的必要。李范晉案發生兩天后的6月23日，金玉均復歸外衙門任協辦，發現朝廷官員對此案集體失聲，不禁同開化黨人“相與恨嘆陳氏（清朝商務委員陳樹棠）之妄悖，及我國政府之無意於保民之意”。他們慨嘆道：“各國人不惜其身得以開化，朝鮮獨不能焉，甚可恨也！”因此，開化黨人感到形勢逼人，不能再等下去，必須立即發動政變，打倒事大守舊的閔妃集團（開化黨雖然認為閔妃集團事大守舊，但客觀地講閔妃集團並不算真正的親清派，而閔妃集團推行的是東道西器的開化政策，嚴格來說也不算純粹的守舊派），然後宣布獨立，實現開化。
促使開化黨人下決心發動政變的不僅是以上種種危機意識，還存在有利的外部條件。首先，中法戰爭爆發，清朝調回了壬午兵變以來駐紮朝鮮的3000士兵中之一半，而且清朝在朝鮮的威信也由於戰況的不利而下降。另外朝鮮國內發生了《漢城旬報》事件和李范晉案，以及清朝商民湧入朝鮮損害本土商人的利益，使人們滋生反清情緒。1884年9月21日，金玉均對美國駐朝公使福特說：“清佛（法）方爭，我國獨立機會盍在此時？”說明最遲在這時，開化黨已決意將政變奪權的想法付諸實施了。更重要的有利條件是日本態度的變化，前文提到金玉均赴日借款失敗，使一貫親日的他對日本產生疑慮。但其後日本見清朝陷入了中法戰爭的泥潭，於是蠢蠢欲動，日法同盟說甚囂塵上。而對朝鮮，日本則希望藉此局勢驅逐清朝勢力，將朝鮮半島收入自己的範圍之內，開化黨再次成為他們的利用對象。1884年10月30日，休假10個多月的日本駐朝公使竹添進一郎歸任朝鮮，他一改過去對開化黨的冷淡態度，開始與開化黨頻繁接觸，並勸開化黨人利用中法戰爭的機會奪權，金玉均雖也知道“日本政府變幻政略，如兒戲之事”，但又覺得“獨立我國，變革舊習，非藉手日本外無策”，同時他判斷竹添進一郎原本只是一個書生，不是什麼強硬派，他歸任後如此支持開化黨政變，背後肯定有日本政府撐腰，所以開化黨接受了日本的援助。此外，前《漢城旬報》編輯井上角五郎和他的老師福澤諭吉等人也為開化黨購買日本刀、炸藥和步槍等武器，並以走私方式輸入。日本的支援堅定了開化黨發動政變的決心。
三日而亡
主詞條：甲申政變
金玉均成立了一支名為“忠義契”的政變敢死隊，又集中了開化黨的大部分人力、物力和財力，還包括4名日本“壯士”，著手準備政變，1884年11月30日和12月1日確定了舉事時間和方案。日本也積極配合，駐朝日軍在11月11日深夜舉行了實戰演習，甚至驚動了高宗，以致在次日清晨召來金玉均盤問。開化黨準備就緒並經過多次謀議後，在1884年12月4日以洪英植開辦郵政局為契機發動了“甲申政變”。他們挾持王室，引來日軍，砍傷閔泳翊，殺死6名閔妃集團大臣及宦官柳在賢，然後成立新政府，發布帶有資本主義色彩的政綱。開化黨原打算拉攏事大黨中的穩健開化派，但穩健開化派的金允植等人拒絕合作，反而請求駐朝清軍出動鎮壓開化黨。12月6日，袁世凱率駐朝清軍及親清朝鮮軍進攻開化黨及日軍，救出高宗，平息了甲申政變，開化黨的“三日天下”結束了。
開化黨發動政變地——郵政局
開化黨發動政變地——郵政局開化黨在經歷“三日天下”的短暫輝煌之後，迅即遭到土崩瓦解的命運。洪英植、朴泳教及7名士官生徒死於政變，金玉均、朴泳孝、徐光范、徐載弼、柳赫魯、李圭完、邊樹、鄭蘭教、申應熙等9名開化黨人亡命日本。緊接著，閔妃集團展開了對開化黨的大肅清行動，在甲申政變後便逮捕了李喜貞等12名開化黨人並將其處死，隨後到1886年陸續處決了100多名開化黨人及其家屬。一些未參與政變的開化黨人也被牽連，如尹雄烈、尹致昊父子採取謹慎態度而未涉入，後尹致昊逃到中國，尹雄烈被流放；開化黨指導者劉鴻基在政變後失蹤；俞吉濬在政變時尚留學美國，聽說政變訊息後回國，閔妃集團本欲將其處死，但在韓圭卨的保護下幸免於難，此外申箕善、李道宰等對開化黨友好的朝臣也遭流放。由此開化黨人幾乎被趕盡殺絕，流亡日本的開化黨領袖金玉均雖欲東山再起，但與他一起亡命的8人中除了柳赫魯以外都遠渡美國了。福澤諭吉聽說閔妃集團屠戮開化黨人及其家屬的訊息後，怒斥這是“人間婆娑世界之地獄出現在朝鮮京城”，他說：“但凡有一國存在，這個國家的人產生獨立精神乃自然之勢，想留也留不住。故此次趁機將獨立黨人殺得精光，也只是殺盡了人，卻不能殺盡其精神。可以明確的是數年之內又可能出現第二個獨立黨，只要朝鮮存在，此黨就不會消失。此次拚命地殘殺只不過是無益之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