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宗周

劉宗周

劉宗周(1578—1645),字起東,別號念台,漢族,明朝紹興府山陰(今浙江紹興)人,因講學于山陰蕺山,學者稱蕺山先生。

他是明代最後一位儒學大師,也是宋明理學心學)的殿軍。他著作甚多,內容複雜而晦澀。他開創的蕺山學派,在中國思想史特別是儒學史上影響巨大。清初大儒黃宗羲陳確張履祥等都是這一學派的傳人。

劉宗周的思想學說還具有承先啟後的作用。當代新儒家學者牟宗三甚至認為,劉宗周絕食而死後,中華民族的命脈和中華文化的命脈都發生了危機,這一危機延續至今。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劉宗周
  • 別名:劉蕺山
  • 國籍:明朝
  • 民族:漢族
  • 出生地:紹興府山陰縣府城
  • 出生日期:1578年
  • 逝世日期:1645年
  • 職業:理學家
  • 信仰:宋明理學(心學)
  • 主要成就:開創蕺山學派,創“慎獨”之說
    開辦蕺山書院,主持證人會
  • 代表作品:《劉蕺山集》、《劉子全書》、《周易古文鈔》、《論語學案》
  • 字號:字起東,別號念台
  • 事跡:絕食而亡,為大明殉國
  • 知名弟子黃宗羲陳確陳洪綬祁彪佳
生平簡介,個人經歷,學說宗旨,學術成就,後期生活,明史記載,後世評價,

生平簡介

天啟初,為禮部主事。歷右通政。因劾魏忠賢客氏,削籍歸。崇禎初,起順天府尹,奏請不報,謝疾歸。再起授工部侍郎,累擢左都御史。又以論救姜采、熊開元,革職歸。福王監國,起原官;痛陳時政,並劾馬士英劉孔昭劉澤清高傑,復爭阮大鋮必不可用,皆不聽,乞骸骨歸。杭州失守,絕食二十三日卒。門人私謚正義,清時,追謚忠介。學者稱念台先生。又嘗築證人書院講學蕺山,又稱蕺山先生。宗周著作頗富,有《劉蕺山集》十七卷,及《劉子全書》、《周易古文鈔》、《論語學案》、《聖學宗要》等,均《四庫總目》並傳於世。
劉宗周像劉宗周像
劉宗周,初名憲章,字起東(一作啟東),號念台,紹興府山陰縣(今浙江紹興)人。後因講學於山陰縣城北蕺山,學者尊稱為蕺山先生。他生於1578年正月二十六日(3月4日),出生後不滿一歲,父親就去世了,因此,自幼隨母依養於外祖父章穎家中。
章穎字叔魯,別號南洲,是當時浙東一帶很有名氣的儒者,精通《易》學。年青時期屢試不第,遂以講學為生,與族兄章禮、章煥號稱章氏三傑。他有一套獨特的教學方法,故門生之中不乏擢高第、登顯宦的人,如陶望齡周應中等著名學者和官僚都出自他的門下。

個人經歷

劉宗周受到外祖父的培育,學問日進。17歲時,又從魯念彬學習制藝。由於他本人的努力,加上先生善於造就,只用了一年左右的時間,劉宗周的八股文就做得很好,為以後登第創造了條件。
萬曆二十五年(1597年),劉宗周考中了舉人,4年以後,考取了進士。但因母親去世,他沒有受官。後來經人介紹,他又師從湖州德清學者許孚遠
許孚遠字孟仲,號敬庵,是湛若水(甘泉)門下唐樞(一庵)的弟子。其學以“克己”為要,“篤信良知,而惡夫援良知以入佛者”,因此與羅汝芳(近溪)一派講學不合,認為羅及其弟子“以無善無惡為宗”,不合王陽明的“正傳”,故作《九諦》與之論難。劉宗周拜許為師時,問為學之要,許告以“存天理,遏人慾”。劉宗周受許孚遠影響很大,從此“勵志聖賢之學”,認為入道莫如敬,以整齊嚴肅人,“每有私意起,必痛加省克。”
明·陳夢鶴《劉宗周像》明·陳夢鶴《劉宗周像》
次年(萬曆三十二年,1604年),劉宗周北上京師赴選,任行人司行人。路過德清,拜別許孚遠,許勉勵他“為學不在虛知,要歸實踐”,劉宗周“為之猛省”。他一生對許非常推崇,曾說:“餘年26,從德清許恭簡公游,邑己問學,於今頗有朝聞之說”,“平生服膺許師”。後來他提倡“慎獨”之說,與許孚遠很有關係。
當時朝政黑暗,權臣當道,朋比為奸,·排斥正人。萬曆皇帝昏庸腐朽,深居官中,服食煉丹,數十年不出,大明江山,已是“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劉宗周任官不到一年,就以侍親為由,告辭還鄉。不久,外祖父、祖父相繼去世,他承重守制,於居喪之暇,在大善寺僧舍延課生徒,以此為生。他閒居七年,貧病交加,敝衾破缶,衣食不繼,往往靠借貸度日。但他足跡不至公庭,官吏有慕名造訪的,他也拒而不見。
萬曆四十年(1612年),因人推薦,朝廷下詔恢復劉宗周行人司行人的舊職。在北上途中,路過無錫,拜訪高攀龍。高與顧憲成都是當時的理學巨子,又是東林書院的創建人,天下士大夫仰之為泰山北斗。劉宗周在無錫短暫停留,與高相互切磋學問,有問學三書,一論居方寸,二論窮理,三論儒釋異同與主敬之功。從此劉宗周論學更反躬近里,從事治心之功。
當時東林黨人與朝中大臣互相攻訐,形同水火。劉宗周上《修正學以淑人心以培養國家元氣疏》,指出當時廷臣日趨爭競,黨同伐異之風行,而人心日下,士習日險。他希望朝廷化偏黨而歸於蕩平,不必以門戶分邪正。這篇奏疏對當時的黨爭作了持正的分析,不全以東林黨人為是,也不全以東林黨的政敵為非。但朝中黨派傾向已很明顯,劉宗周在前疏中發明顧憲成之學,被認為同情東林黨。他鑒於群小在位,黨禍將興,就申文吏部,請給假放歸。這時江西巡撫韓浚上疏彈劾劉宗周,比之為少正卯,說他“行偽言堅”,足以亂天下而有餘,乞賜尚方加誅,以為惑世誣民之戒。歸於顧,劉廷元又相繼對他進行攻擊。於是他踏上了歸鄉之路。
解官後,劉宗周的心情反而覺得輕鬆。他早就想潛心學問,擺落世事的纏繞。在《與周生書》中,他寫道:
不佞少而讀書,即恥為凡夫。既通籍,每抱耿耿,思一報君父,畢致身之義。偶會時艱,不恤以身試之。風波荊棘之場,卒以取困。愚則愚矣,其志可哀也。然而苦心熟慮,不諱調停,外不知群小,內不見有諸君子,抑又愚矣,其志亦可哀也。嗟乎,時事日非,斯道阻喪,亟爭之則敗,緩調之而亦敗。雖有子房,無從借今日之著,直眼見銅駝荊棘而已!《易》曰:“小人剝廬,終不可久也。”此曹何利之有?吾儕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萬物一體,亦會為此曹著忙。若夫一身之升沉寵辱,則已度外置之矣。惟是學不進,德不修,快取容足之地,而亡其所為天地立心,生民立命之血脈,於世道人心又何當焉?此不佞之所倦倦而不容自已也。昔韓退之中廢,作《進學解》以自勵,遂成名儒,其吾儕今日之謂乎!
劉宗周劉宗周
小人當道,國事日非,既不能作濟世之名臣,不妨作一個弘道之名儒。因此,劉宗周更加走向了注重內省的治學道路。
劉宗周“早年不喜象山、陽明之學”,認為陸、王心學“皆直信本心證聖,不喜言克己功夫,則更不用學問思辨之事矣”,容易導致禪學化。所以他曾說:“王守仁之學良知也,無善無惡,其弊也,必為佛老頑鈍而無恥。”但到了中年,他的學術主張發生了很大變化。這次解官後,他閉門讀書,“悟天下無心外之理,無心外之學”,轉向了陸王心學,著《心論》一文,闡發了自己的心學觀,認為“只此一心,散為萬化,萬化復歸於一心”,“大哉心乎,原始要終,是故知死生之說”。表明劉宗周完成了對心學從“始而疑”到“中而信”的轉變。
在教學之暇,劉宗周撰成《論語學案》、《曾子章句》兩部重要著作。在《論語學案》中,劉宗周強調“學字是孔門第一義”,指示“君子學以慎獨,直從聲外立根基”,“視聽言動,一心也;這點心不存,則視聽言動到處皆病,皆妄矣。若言視思明,聽思聰,言思忠,動思敬,猶近支離。”反映了他的學術思想既由心學中脫胎,又希望矯正心學之失的特徵。這表明劉宗周對陽明心學開始了由“中而信”到“終而辨難不遺餘力”的轉變。
劉宗周劉宗周
劉宗周家居三年。這期間,他的學術思想日漸成熟,名聲遠揚。而這時明朝的內憂外患也越來越嚴重,東北的滿洲日益強大,明軍連年失利;朝中則黨爭不已,政治腐敗。劉宗周雖身在江湖,但還是心繫魏闕,不在其位,並非不謀其政。他在《與周綿貞(起元)年友書》中,以強烈的憂患意識寫道:
今天下事日大壞,莫論在中在外,皆急需匡救,以緩須臾之決裂。況遐荒遠激,尤非帖然無事之日,又重以茸囗子之釀成弊也久矣。今得一二正人在事,地方之患猶不至一日瓦解耳。敵患孔亟,當事者苟率而處軍國,無一舉動可人意,恐旦夕有變,吾輩士大夫誠不知死所。
他認為,國事弄到現在這個樣子,“吾黨與有罪焉”,不能只怪所謂“奸黨”。他對“正人”的行為作了深刻的反思,指出“吾輩出處語默之間,亦多可議。往往從身名起見,不能真心為國家。”只顧自家博取好名,不以國家為念,如果天下一旦土崩瓦解,將死無葬身之地。所以劉宗周痛切地說:“所云吾黨之罪,在宋人之上,不為虛也!”
明熹宗即位,登用東林黨人,劉宗周被起用為禮部儀制司添注主事。這時熹宗乳母客氏、近侍魏忠賢干預朝政,劉宗周上疏參劾。疏入,傳旨廷杖六十,幸得葉向高相救獲免。當時上書者多請逐客氏,而糾彈魏忠賢,則自劉宗周始。後來魏忠賢大興黨禍,擾亂國家,劉宗周不幸而言中。天啟三年(1623),劉宗周升為尚寶少卿,旋告歸。次年,奉聖旨“劉宗周升通政司右通政”,朝廷照會讚揚劉宗周“千秋間氣,一代完人。世曰麒麟鳳凰,學者泰山北斗。”將推他進入內閣。但劉宗周鑒於群賢被逐,不願出山。他上疏推辭說:“世道之衰也,士大夫不知禮義為何物,往往知進而不知退。及其變也,或以退為進。至於以退為進,而下之藏身愈巧,上之持世愈無權,舉天下貿貿然奔走於聲利之場。”他要以自己的行動,來矯正士風,砥礪氣節,為衰世樹一榜樣。他又作了二疏,一申理諸君子發明忠邪之界,一參魏忠賢誤國之罪。二疏送到通政司,司中人目瞪口呆,說:“此何時?進此疏耶?大禍立至矣。”僅把辭職一疏上聞。果然熹宗大怒,降旨說:“劉宗周藐視朝廷,矯性厭世,好生恣放!著革了職,為民當差,仍追奪誥命。”
此時魏忠賢閹黨當道,緹騎四出,削籍的士大夫遍天下。劉宗周既因得罪魏忠賢得禍,於是慨然嘆道:“天地晦冥,人心滅息,吾輩惟有講學明倫,庶幾留民彝於一線乎!”他召集諸生,於蕺山之麓會講。他認為世道之禍,釀於人心,而人心之惡,以不學而進;今日理會此事,正欲明人心本然之善,他日庶不至凶於爾國,害於爾家。
會講每月舉行一次,到年終輟講。每次會講,劉宗周都令學者收斂身心,使根抵凝定,為人道之基。他曾說:“此心絕無湊泊處。從前是過去,向後是未來,逐外是人分,搜里是鬼窟。四路把截,就其中間不容髮處,恰是此心湊泊處。此處理會得分明,則大本達道,皆從此出。”於是他提出“慎獨”之說,作為自己學術思想的根本所在。

學說宗旨

“慎獨”說是劉宗周學說的宗旨。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反覆強調“慎獨”之重要。他說:
慎獨是學問的第一義。言慎獨而身、心、意、知、家、廁、天下一齊俱到。故在《大學》為格物下手處,在《中庸》為上達天德統宗、徹上徹下之道也。
又說:《大學》之道,一言以蔽之,曰慎獨而已矣。《大學》言慎獨,《中庸》亦言慎獨。慎獨之外,別無學也。
劉宗周手札劉宗周手札
可見劉宗周把“慎獨”提到了很高的地位。他認為“君子之學,慎獨而已矣”,“學問吃緊工夫,全在慎獨,人能慎獨,便為天地間完人。”?那么什麼是“獨”?劉宗周的學生陳確解釋說:“獨者,本心之謂,良知是也。”“獨”即是本心,即是良知,是人具有的一種主觀道德能力,“慎獨”則是一種內省的道德修養功夫。劉宗周把“獨”提升到本體論高度,而把“慎獨”說成是最重要的修養方法:“獨之外別無本體,慎獨之外別無功夫。”“獨即天命之性所藏精處,而慎獨即盡性之學。”所以,“獨”是“至善之所統會”,所謂“致知在格物,格此而已。”“獨者,物之本,而慎獨者,格之始事也。”這裡,不僅宇宙中的萬事萬物,而且人類的一切道德準則都統攝在“獨”(或者叫本心、良知)之中:“獨中具有喜、怒、哀、樂。四者,即仁、義、禮、智之別名。”
既然“獨”相當於王陽明所說的“良知”,“慎獨”的功夫相當於“致良知”,那么為何劉宗周還要立異呢?他本人對此有所解釋:
千古相傳只慎獨二字要訣,先生(指王陽明)言致良知,正指此。但此獨字換良字,覺於學者好易下手耳他認為“良知”說不如“慎獨”說簡易明白,後者更便於學者下手。而且“良知”說還有流於禪學的危險。
“慎獨”說是劉宗周的道德修養論。他在當時歷史條件下提出“慎獨”,主要是針對當時的士風,希望通過內省的功夫,收拾人心,使人人向善,躋於道德之域,以解救“世道之禍”。因此,他高度概括了“慎獨”的重要性:
君子由慎獨以致吾中和,而天地萬物無所不本、無所不達矣。達於天地,天地有不位乎?達於萬物,萬物有不育乎?天地此中和,萬物此中和,吾心此中和,致則俱致,一體無間。
人心與天地、萬物關係極大,通過“慎獨”的功夫治心,心為天地萬物之本,本正則天地萬物悉正,以此為出發點,齊家則家齊,治國則國治,天下太平則易如反掌。這裡,體現出劉宗周思想的心學特徵。“誠意”與“慎獨”密切相關。如果說“慎獨”是劉宗周全部學說的宗旨,那么“誠意”則是他的全部學說的根基。這裡,先要理解什麼是“意”。劉宗周說:
意者,心之所以為心也。止言心,則心只是徑寸虛體耳,著個意字,方見下了定盤針,有子午可指。
心之主宰日意,故意為心本。不是以意生心故曰本,猶身里言心,心為身本也。
因此,“意”是“心”之本體,是人心中超越的價值,是“至善”,是“道心”,是“至善之所上”。劉宗周還特別指出,“意”是“有而未始滯於有,無而未始淪於無,蓋妙於有無之間而不可以有無言者”,也就是說,“意”合攝了一切價值但又不表現為任何具體的價值規定,具一切相而不落於任何實相。所以“意為心之所存,非所發”,為未發之中。
“意”既然不是現實的活動,而只是一種超越的潛存,那么它就不可能是“動念”,而是“至靜”。劉宗周與弟子的一段對話說:
問:“一念不起時,意在何處?”
劉宗周與王陽明觀點同道劉宗周與王陽明觀點同道
先生曰:“一念不起時,意恰在正當處也。念有起滅,意無起滅也。”
又曰:“事過應寂後,意歸何處?”
先生曰:“意淵然在中,動而未嘗動,所以靜而未嘗靜也。”
在關於“未發之中”這一點上,劉宗周揭出“意”這一個重要範疇,指出“意無所為善惡,但好善惡惡而已”,也就是說,“意”只是善必好,惡必惡的一種潛在意向,不是好善惡惡的具體活動。由此出發,他對朱熹、陸九淵、王陽明等人都進行了批評:
朱子惑於禪而辟禪,故其失也支;陸子入於禪而避禪,故其失也粗;文成(即王陽明)似禪而非禪,故不妨用禪,其失也玄。
劉宗周所說的一意”既然如此,那么如何“誠意”呢?他說:
意根最微,誠體本天。本天者,至善者也。以其至善還之至微,乃見真止;定靜安慮,次第俱到。
也就是說,通過“定靜安慮”的功夫,使意“以其至善還之至微”,以實現對超驗價值本體的還原。《中庸》說“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孟子》說“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誠意”就是要以“思誠”的人道踐履實現天道的本誠。劉宗周說:“誠意雲者,即思誠一點歸宿工夫也。”正因為“誠意”是一點歸宿功夫,故正心先誠意,這是“由末以之本”,因為“誠以體言,正以用言”,誠意是體,正心是用。“誠意”的功夫就是“慎獨”。劉宗周說:
《大學》之道,誠意而已矣。誠意之功,”慎獨而已矣。意也者,至善歸宿之地,其為物不二,故曰獨。其為物不二,而生物不測,所謂物有本末也。格物致知,總為誠意而設,亦總為慎獨而設也。非誠意之先,又有所謂致知之功也。故誠意者《大學》之專義也,前此不必在格物,後此不必在正心也。亦《大學》之了義也,後此無正心之功,並無修治平之功也。
這樣,誠意、慎獨與致知、正心實際上是合一的,沒有先後之分,格物致知的目的就是誠意。在《學言》中,劉宗周又說:
大學》之教只要人知本。天下國家之本在身,身之本在心,心之本在意。意者,至善之所止也,而工夫則從格致始。正致其知本之知,而格其物有本末之物,歸於止至善雲耳。格致者,誠意之功。功夫結在主意中,方為真功夫。如離卻意根一步,亦更無格致可言。故格致與誠意,二而一,一而二者也。
可見,格致是誠意的手段或方式(功夫),誠意則是格致的目的或歸宿。通過“格物致知”這樣的經驗性方式,去體認人心中的超越的至善本體——意。因此,格致與誠意是二而一、一而二的。
牟宗三先生將劉宗周這種“誠意”、“慎獨”的學說概括為“以心著性”、“歸顯於密”。的確,誠意、慎獨的內傾性極為明顯。劉宗周希望通過對內在超越的道德本體的探求,找到一個現實道德實踐的理論基礎,然後再向外展開,去尋求這種超驗本體的實現方式,達到本體與功夫的合一,由誠意而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學術成就

劉宗周被革職後,閒居講學達四年之久。在這一時期,明代閉禍達到頂峰。東林、首善等講學書院被毀,並榜東林黨人姓名於天下。很多士大夫被削籍為民、逮捕入獄甚至被處死,知識界遭受到空前浩劫。天啟五年(1625年)七月,楊漣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顧大章等“六君子”先後被魏忠賢掠殺於鎮撫司獄中。這六人之中,有好幾位都是劉宗周的密友。劉宗周知道他們的死訊,以悲憤的心情寫了一篇《吊六君子賦》。隨後,密友高攀龍自沉於止水,黃尊素也被殺害。劉宗周本人也被列入了黑名單。不久熹宗崩,信王朱由檢嗣位,改元崇禎,大赦天下,解除了黨禁,斥逐閹黨,為死難者恢復名譽,給還削籍諸臣官誥。
《劉宗周全集》《劉宗周全集》
劉宗周才幸免於難,被起用為順天府尹。崇禎即位之初,即欲改弦更張,勵精圖治,朝政出現了一些新氣象,明朝的社稷似乎有了一線新希望。劉宗周飽含熱情,來到北京,上《面恩預矢責難之義以致君堯舜疏》,希望崇禎“超然遠覽,以堯舜之學,行堯舜之道”,崇禎認為這是迂闊之言。崇禎求治心急,人才、餉糧、流寇、邊患等常縈繞在心,希望群臣能拿出一些行之有效的具體措施。劉宗周卻認為這些都是刑名之術,近於功利,人主應以仁義為本。因議論不合,他只作了一年順天府尹,就告病回鄉,與陶爽齡成立“證人社”,會集同志講學。會期定於每月的三日這天,辰集午散。劉宗周撰定《證人社約》,分為學撤、會儀、約言、約戒四部分,作為證人社的章程。後來劉宗周將證人社歷次會講編為《證人社語錄》。
這以後,劉宗周又獨自講學,先後著《第一義》等說,輯《鄉約小相編》、《劉氏宗約》、《聖學宗要》,著《證人小譜》,又輯《孔孟合壁》、《五子連珠》等書,一方面對程朱陸王的學說進行篩選,另一方面繼續自己獨立的思考和學術活動,完善自己的哲學思想。
崇禎九年(1636年),朝廷詔升劉宗周為工部左侍郎。此時東北滿洲已建國號為清,日益強大;明王朝內部人民起義已經如火如荼,江山已搖搖欲墜,崇禎求治的希望化為泡影。劉宗周多年賦閒,對明王朝的痼疾了解得很清楚。冰凍三日,非一日之寒,急功近利,是無法解決國家的根本問題的。他希望能從皇帝本人做起,先修德治心,親近儒臣,這才是為治的根本。他向崇禎上《痛切時艱直陳轉亂為治之機以仰紓宵旰疏》,歷數從前弊政,請崇禎帝更調化瑟。他說:
抑臣聞之,有天德者然後可以語王道,其要在於懼獨。故聖人之道,非事事而求之也。臣願皇上視朝之暇,時近儒臣,聽政之餘,益被經史,日講求二帝三王之學,求其獨體而慎之,則中和位育,庶幾不遠於此而得之。
劉宗周向崇禎推銷自己的“慎獨”之學,崇禎帝當然不會感興趣。這位後來的亡國之君急求嚮往的是如果打退清兵,平息內亂,如何籌集軍餉,解決財政危機。他認為劉宗周的話是迂闊無用的陳詞濫調。疏中劉宗周對他的所作所為加以批評,這位剛愎自用的皇帝不想再聽逆耳之言,龍顏大怒,傳諭內閣,想加以重處。後來他又想,劉宗周素有清名,不妨放他一馬,我也樂得一個能容直言的名聲。劉宗周才得以平安過關。
也許作名儒比作名臣容易一些,劉宗周入朝後,很有些勉為其難。他在給兒子劉伯的信中說:
勉強拜命,真如牽羊人屠肆耳。及既拜命,則不便再容易抽身,只得以老病之身許之君父,意欲得當以報君恩,以了生平耿耿之懷,是以有前日之疏。
既然入了朝廷;食了君家的俸祿,就要為朝廷分憂。但犯顏直言吧,人家認為迂闊,不高興,不說吧,又對不起自己作為孔孟之徒的良心。劉宗周就是以這種心情,勉強入仕。他始終認為,人心為禍之烈,皇帝躬親庶務之非,必須自去其聰明,慎獨用賢,昭世教以正人心,崇儒重道,始可救衰亡於萬一。但他對國家大事的關切,得不到皇帝的賞識。這時有人上疏說“劉宗周才謂不足而道學有餘,主治未獲經綸之益,甄士殊多砥礪之功”,於是劉宗周再次告病求歸。行至德州,上《微臣身切時艱敢因去國之轍恭申慰悃兼附芻蕘之獻疏》,極言賢奸顛倒,任用匪人之禍,崇禎大怒,降旨:“劉宗周明系比私敵政,顛倒是非,姑著革職為民!”
紹興蕺山書院紹興蕺山書院
政治上的失意,卻換來了學術上的豐收。劉宗周從宦海漩渦之中解脫出來,將更多的時間投入講學與著述之中。在他的學術主張中,“誠意”、“慎獨”始終占據了重要地位。但直到這時,他才把自己關於《大學》“誠意”、《中庸》“已發”、“未發”的學說向學者系統地公開,劉宗周的哲學思想已臻於定型。
崇禎十一年(1638),劉宗周完成了《陽明先生傳信錄》一書的刪定。他做這項工作的目的,是要糾正王學末流之弊,故選錄他認為功夫最切近、最合於王陽明早年篤實精神的部分,並加了按語,反覆辨析,澄清混亂。早在天啟六、七年間,劉宗周就輯過《皇明道統錄》一書,共七卷,體裁仿朱熹《名臣言行錄》,首記平生行履,次抄語錄,末附斷語,褒貶俱出獨見。該書對當世推為大儒的薛(王宣)、陳獻章羅欽順、王畿等人都有貶詞,而對曹端胡居仁陳選蔡清王守仁、呂(木冉)諸人無間言。當時他特別推崇王陽明,說:
先生承絕學於詞章訓治之後,一反求諸心而得其所性之覺日良知,因示人以求端用力之要日致良知。良知為知,見知不囿於聞見;致良知為行,見行不滯於方隅。即知即行,即心即物,即靜即動,即體即用,即功夫,即本體,即上即下,無之不一,以救學者支離眩騖務華而絕根之病,可謂震霆啟寐,烈耀破迷,自孔孟以來,未有若此之深切著明者也。
但是,因王陽明的學說與朱熹之說不無牴牾,且極力表章陸九淵,故有人疑“良知”之說或出於禪。劉宗周雖然承認陽明之學“從《五經》中印證過來,其為廓然聖路無疑”,但又說:“特其急於明道,往往將向上一幾,輕於指點,啟後學躐等之弊有之”。由於王陽明語焉不詳,後學之人曲解了他的意思流入禪學,這在陽明弟子王畿(龍溪)那裡表現得尤為明顯。劉宗周批評說:“至龍溪直把良知作佛性看,懸空期個悟,終成玩弄光景,雖謂之操戈入室可也。”操戈入室,指入禪門之室。如關於有名的“四句教”,劉宗周認為考之《陽明集》中並不經見,為陽明的未定之見,平日雖曾說過這樣的話,但未敢筆於書以滋學者之惑。至王畿始雲“四有之說,猥犯支離”,勢必進之四無而後快。劉宗周批評說:
既無善惡,又何有心意知物?終必進之無心無意無知無物而後玄。如此,則致良知三字著在何處?
王畿“四無”說,認為“心是無善無惡的心,意是無善無惡的意”,將心中本來具有的“意”的至善品格抹殺了,只剩下一個空寂虛無的心,這樣,就墮入了禪學,使“致良知”三字沒有了著落。
劉宗周雖然沒有過多地對王陽明進行正面批評,但他認為王陽明在有些問題上語焉不詳可能導致後學者誤入歧途。因此,他極力辨解王陽明“似禪而非禪”。王陽明主張“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本身沒有錯,這正是儒家修養的正途,錯的是他不知先天有止,卻叫人在念起念滅時用為善去惡之力,終非究竟一著,故失之粗。
紹興蕺山書院紹興蕺山書院
對於“四句教”,劉宗周認為其根本錯誤在於對“意”的理解上。他多次說過。“陽明將意字認壞”,“先生解《大學》,於意字看不清楚”。如第一句“無善無噁心之體”,劉宗周認為應該改為“有善無噁心之體”。因為“意”為心體,是人類具有的一種先天性的好善惡惡的潛能,應該是純粹的善。第二句“有善有惡意之動”則錯得更遠。因為“意”是超越動靜的“至靜”,它是不動的,是“未發”,動的是“念”。第三句“知善知惡是良知”第四句“為善去惡是格物”雖然沒有大錯,但因大本已失,所謂“良知”,所謂“格物”也就徒勞無功。所以劉宗周總結說:
若心體果是無善無惡,則有善有惡之意又從何處來?知善知惡之知又從何處來?為善去惡之功又從何處起?無乃語語斷流絕港乎!
王畿從王陽明“四句教”中推論出“四無說”,就與禪學沒有什麼區別了。因此劉宗周又對禪學進行了批評。他說:
釋氏之學本心,吾儒之學亦本心,但吾儒自心而推之意與知,其功夫實地卻在格物,所以心與天通。釋氏言心便言覺,合下遺卻意,無意則無知,無知則無物,其所謂覺,亦只是虛空圓寂之覺,與吾儒盡物之心不同。
對禪學的批評實際上就是對王畿等人的批評。他認為禪學、儒學雖然都在談“本心”,但禪學之“本心”沒有任何內容,是虛寂,而儒學之“本心”中有“意”這種超越的至善存在。所以兩家在認識心的本體上有很大差別。不僅如此,在功夫上也是截然不同的。禪學的功夫是覺,通過頓悟去覺此心之空,萬事皆空;儒家則強調“格物”的功夫,由格物而有三綱領八條目。王畿的“四無說”,以黨育性,一覺無餘事,是率天下都是禪,因而背離了儒學,甚至也不合王陽明的原意。劉宗周主張將“四無說”改為“四有說”,即:“心是有善無惡的心,則意亦是有善無惡之意,知亦是有善無惡之知,物亦是有善無惡之物。”這樣,就解決了本體與功夫之間的關係問題,劃清了儒與禪間的界線。
除《陽明先生傳信錄》外,劉宗周還撰定了《經籍考》、 《古學經》,輯《古國小集記》、《古國小通記》,並著《原旨》、《治念說》。這些學術活動的目的,都是與他的學術主張密切相關的。

後期生活

崇禎十五年(1642),劉宗周被重新起用為左都御史。儘管劉宗周不太情願復出,但君命難違,他還是去了。入朝後,劉宗周多次上疏,請崇禎革除弊政,以擺脫國家的危機。在《敬循職掌條列風紀之要以佐聖治疏》中,他提出“建道撰”、“貞法守”、“崇國體”、“清伏奸”、“懲官邪”、“飭吏治”等策略。劉宗周雖素負清望,但畢竟只是一位飽讀詩書的學者、思想家,而不是一位運籌帷幄的政治家,因此他的一些主張並不合時宜。在當時明朝江山已是風雨飄搖,但劉宗周認為“今天下非無才之患,而無本心之患”,因此主張“治心”是解救時艱的根本。他要求崇禎“明聖學以端治本”、“躬聖學以建治要”、“崇聖學以需治化”。這表明在劉宗周那裡,儒家經世致用的實效已經喪失。
在關於西洋傳教士湯若望的爭論中,劉宗周的主張更暴露出當時儒學已經缺乏應變能力。崇禎帝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打算用湯若望製造火器,希望利用西洋的先進技術,解決內憂外患問題。如果崇禎此舉能順利進行,也許中國可以從此由冷兵器時代進入火器時代,並由兵器製造業引發一場工業革命,甚至中國近四百年的歷史都要重寫。但是,劉宗周堅決反對重用湯若望,更堅決反對製造火器。他說:“臣聞用兵之道,太上湯武之仁義,其次桓文之節制,下此非所論矣。”“今日不待人而恃器,國威所以愈頓也。”“火器終無益於成敗之數。”他把湯若望看成異端之人,請崇禎“放還本國,以永絕異端之根。”他堅持“仁義”說,反對革新兵器,更拒絕接納西洋的天主教。表明儒家傳統已失去了寬宏大量的開放精神,這也許是近四百年來中國落伍、中華文化發生危機的原因之一。
劉宗周劉宗周
崇禎帝急於求治,劉宗周卻說先治心,崇禎帝要求才望之士,劉宗周卻說操守第一;崇禎帝訪問退敵弭寇之術,劉宗周卻說仁義為本。故崇禎說他“愎拗偏迂”,又一次將他革了職。這一年劉宗周六十五歲,這是他第三次被革職。他在《與祁世培書》中說:“抱頭南下,便無面目見江東父老。”
革職後,劉宗周繼續進行學術活動,發揮“誠意”、“慎獨”的學術思想。他又寫下了《讀易圖說)、《易衍》、《古易鈔義》、《大學誠意章章句》、《證學雜解》、《良知說》、《存疑雜著》等重要著作。他對王陽明及其後學進行了批評,認為“後來學問只有一個工夫,凡分內分外,分動分靜,說有說無,劈成兩下,總屬支離。”可見,劉宗周在一些關鍵問題上,對宋明理學進行了總結。
崇禎十七年(1644),李自成率領的農民軍攻破北京,崇禎自縊身亡。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監國,建立南明,詔起復劉宗周左都御史原官。福王政權不僅於內政外交上沒有任何作為,反而繼承了崇禎朝的所有弊端:黨爭,苛斂,苟且偷安,等等。劉宗周上疏獻計,一曰據形勢以規進取,一曰重藩屏以資彈壓,一曰慎爵賞以肅軍情,一曰核舊官以立臣紀。又上疏請誅內外不職諸臣,於是他成為眾矢之的,受到排擠。劉宗周對崇禎亡國的原因進行了分析,認為“先帝無亡國之徵,而政之弊有四:一曰治術坏於刑名,二曰人才消於黨論,三曰武功喪於文法,四曰民命促於賄賂,所謂四亡征也。”他希望福王政權能改弦易轍,吸取教訓,但這只是他一廂情願。在愈演愈烈的黨爭中,他不得不辭職。但他沒有忘記盡一個孔孟之徒的責任,在出都門前,上《再陳謝悃疏》,對福王進行最後忠告。他的忠告有五條:一曰修聖政,無以近娛忽遠猷;二曰振玉綱,無以主恩傷臣紀;三曰明國是,無以邪鋒危正氣;四曰端治術,無以刑名先教化;五曰固邦本,無以外釁釀內憂。福王不予理睬。劉宗周曆經萬曆、天啟、崇禎、弘光四朝,“通籍四十五年,在仕六年有半,實立朝者四年。”
回到紹興後,劉宗周與門人編定了《中興金鑒》。該書原本為福王而作,旨在總結歷史上中興之主的歷史經驗,作為福王的借鑑。分為祖鑒、近鑒、遠鑒、王鑑、五帝鑒。該書最終沒能送到福王手中。劉宗周又對《大學》進行了考訂,著《大學參疑》,確定了《大學》的文本,並略為詮解。
這一時期他最重要的工作是改訂《人譜》。該書原名《證人小譜》,成書於崇禎七年(1634),以後三易其稿。在定稿自序中,劉宗周說: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今之言道者,高之或淪於虛無,以為語性而非性也,卑之或出於功利,以為語命而非命也。非性非命,非人也。則皆遠人以為道者也。然二者同出異名,而功利之惑人為甚。老氏以虛言道,佛氏以無言道,其說最高妙,雖吾儒亦視以為不及。乃其意主於“了生死”,其要歸之自私自利。故大上有《感應篇》,佛氏亦多言因果,大抵從生死起見。而動靜虛無以設教,猥雲功行,實恣邪妄,與吾儒“惠迪從逆”之旨霄壤。是虛無之說,正功利之尤者也。
劉宗周對《人譜》極為重視。他認為佛教談因果、道教談感應,都出於功利目的,不能真正成就聖賢人格。而儒者所傳的《功過格》,也難免入於功利之門。他認為:“今日開口第一義,須信我輩人人是個人。人便是聖人之人,聖人卻人人可做。”如何成聖?這便是《人譜》一書的目的。該書先列《人極圖》,第二篇為《證人要旨》,第三篇為《紀過格》,最後附以《訟過法》、《靜坐法》、《改過說》。“言過不言功,以遠利也。”他認為“諾人者莫近於是”,“學者誠知人之所以為人,而於道亦思過半矣。將馴是而至於聖人之域,功崇業廣,又何疑乎!”
《人譜》是劉宗周的絕筆。他後來在絕食期間對兒子劉燦說:“做人之方,盡於《人譜》。”弘光元年(1645)五月,清兵攻破南京,福王被俘遇害,潞王監國。六月十三日(7月6日),杭州失守,潞王降清。十五日(7月8日)午刻,劉宗周聽到這一訊息,時方進膳,推案慟哭說:“此予正命時也。”於是他決定效法伯夷叔齊,開始絕食。他說:
至於予之自處,惟有一死。先帝(指崇禎)之變,宜死;南京失守,宜死;今監國納降,又宜死。不死,尚俟何日?世豈有偷生御史大夫耶?
當時江南士大夫紛紛降清,做了貳臣,玷污名教,背叛了平時所學之道。劉宗周要以自己的行動,成就自己的人格,為衰世作一表率。弘光元年(1645)閏六月初八日(7月30日),劉宗周前後絕食兩旬而死。其子劉勺遵照他的遺命,曰:皇明蕺山長念台劉子之柩。

明史記載

劉宗周,字起東,山陰人。父坡,為諸生。母章氏妊五月而坡亡。既生宗周,家酷貧,攜之育外家。後以宗周大父老疾,歸事之,析薪汲水,持藥糜。然體孱甚,母嘗憂念之不置,遂成疾。又以貧故,忍而不治。萬曆二十九年,宗周成進士,母卒於家。宗周奔喪,為堊室中門外,日哭泣其中。服闋,選行人,請養大父母。遭喪,居七年始赴補。母以節聞於朝。
宗周始受業於許孚遠。已,入東林書院,與高攀龍輩講習。馮從吾首善書院之會,宗周亦與焉。越中自王守仁後,一傳為王畿,再傳為周汝登、陶望齡,三傳為陶奭齡,皆雜於禪。奭齡講學白馬山,為因果說,去守仁益遠。宗周憂之,築證人書院,集同志講肄。且死,語門人曰:“學之要,誠而已,主敬其功也。敬則誠,誠則天。良知之說,鮮有不流於禪者。”宗周在官之日少,其事君,不以面從為敬。入朝,雖處暗室,不敢南向。或訊大獄,會大議,對明旨,必卻坐拱立移時。或謝病,徒步家居,布袍粗飯,樂道安貧。聞召就道,嘗不能具冠裳。學者稱念台先生。子汋,字伯繩。
時有昆黨、宣黨與東林為難。宗周上言:“東林,顧憲成講學處。高攀龍劉永澄姜士昌劉元珍,皆賢人。于玉立丁元薦,較然不欺其志,有國士風。諸臣摘流品可也,爭意見不可;攻東林可也,黨昆、宣不可。”黨人大嘩,宗周乃請告歸。
天啟元年,起儀制主事。疏言:“魏進忠導皇上馳射戲劇,奉聖夫人出入自由。一舉逐諫臣三人,罰一人,皆出中旨,勢將指鹿為馬,生殺予奪,制國家大命。今東西方用兵,奈何以天下委閹豎乎?”進忠者魏忠賢也,大怒,停宗周俸半年。尋以國法未伸請戮崔文升以正弒君之罪,戮盧受以正交私之罪,戮楊鎬李如楨李維翰、鄭之范以正喪師失地之罪,戮高出、胡嘉棟、康應乾、牛維曜、劉國縉傅國以正棄城逃潰之罪;急起李三才兵部尚書,錄用清議名賢丁元薦李朴等,諍臣楊漣、劉重慶等,以作仗節徇義之氣。帝切責之。累遷光祿丞、尚寶、太僕少卿,移疾歸。四年,起右通政,至則忠賢逐東林且盡,宗周復固辭。忠賢責以矯情厭世,削其籍。
崇禎元年冬,召為順天府尹。辭,不許。明年九月入都,上疏曰:
陛下勵精求治,宵旰靡寧。然程效太急,不免見小利而速近功,何以致唐、虞之治?夫今日所汲汲於近功者,非兵事乎?誠以屯守為上策,簡卒節餉,修刑政而威信布之,需以歲月,未有不望風束甲者,而陛下方銳意中興,刻期出塞。當此三空四盡之秋,竭天下之力以奉飢軍而軍愈驕,聚天下之軍以博一戰而戰無日,此計之左也。
今日所規規於小利者,非國計乎?陛下留心民瘼,惻然痌瘝,而以司農告匱,一時所講求者皆掊克聚斂之政。正供不足,繼以雜派;科罰不足,加以火耗。水旱災傷,一切不問,敲扑日峻,道路吞聲,小民至賣妻鬻子以應。有司以掊克為循良,而撫字之政絕;上官以催征為考課,而黜陟之法亡。欲求國家有府庫之財,不可得已。
功利之見動,而廟堂之上日見其煩苛。事事糾之不勝糾,人人摘之不勝摘,於是名實紊而法令滋。頃者,特嚴贓吏之誅,自宰執以下,坐重典者十餘人,而貪風未盡息,所以導之者未善也。賈誼曰:“禮禁未然之先,法施已然之後。”誠導之以禮,將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無狗彘之心,所謂禁之於未然也。今一切詿誤及指稱賄賂者,即業經昭雪,猶從吏議,深文巧詆,絕天下遷改之途,益習為頑鈍無恥,矯飾外貌以欺陛下。士節日隳,官邪日著,陛下亦安能一一察之。
且陛下所以勞心焦思於上者,以未得賢人君子用之也,而所嘉予而委任者,率奔走集事之人:以摘發為精明,以告訐為正直,以便給為才諝,又安所得賢者而用之?得其人矣,求之太備,或以短而廢長;責之太苛,或因過而成誤。
且陛下所擘畫,動出諸臣意表,不免有自用之心。臣下救過不給,讒諂者因而間之,猜忌之端遂從此起。夫恃一人之聰明,而使臣下不得盡其忠,則耳目有時壅;憑一人之英斷,而使諸大夫國人不得衷其是,則意見有時移。方且為內降,為留中,何以追喜起之盛乎?數十年來,以門戶殺天下幾許正人,猶蔓延不已。陛下欲折君子以平小人之氣,用小人以成君子之公,前日之覆轍將復見於天下也。
陛下求治之心,操之太急。醞釀而為功利,功利不已,轉為刑名;刑名不已,流為猜忌;猜忌不已,積為壅蔽。正人心之危,所潛滋暗長而不自知者。誠能建中立極,默正此心,使心之所發,悉皆仁義之良,仁以育天下,義以正萬民,自朝廷達於四海,莫非仁義之化,陛下已一旦躋於堯、舜矣。
帝以為迂闊,然嘆其忠。
未幾,都城被兵,帝不視朝,章奏多留中不報。傳旨辦布囊八百,中官競獻馬騾,又令百官進馬。宗周曰:“是必有以遷幸動上者。”乃詣午門叩頭諫曰:“國勢強弱,視人心安危。乞陛下出御皇極門,延見百僚,明言宗廟山陵在此,固守外無他計。”俯伏待報,自晨迄暮,中官傳旨乃退。米價騰躍,請罷九門稅,修賈區以處貧民,為粥以養老疾,嚴行保甲之法,人心稍安。
時樞輔諸臣多下獄者,宗周言:“國事至此,諸臣負任使,無所逃罪,陛下亦宜分任咎。禹、湯罪己,興也勃焉。曩皇上以情面疑群臣,群臣盡在疑中,日積月累,結為陰痞,識者憂之。今日當開示誠心,為濟難之本,御便殿以延見士大夫,以票擬歸閣臣,以庶政歸部、院,以獻可替否予言官。不效,從而更置之,無坐錮以成其罪。乃者朝廷縛文吏如孤雛,而視武健士不啻驕子,漸使恩威錯置。文武皆不足信,乃專任一二內臣,閫以外次第委之。自古未有宦官典兵不誤國者。”又劾馬世龍張鳳翼吳阿衡等罪,忤帝意。
三年以疾在告,進祈天永命之說,言:
法天之大者,莫過於重民命,則刑罰宜當宜平。陛下以重典繩下,逆黨有誅,封疆失事有誅。一切詿誤,重者杖死,輕者謫去,朝署中半染赭衣。而最傷國體者,無如詔獄。副都御史易應昌以平反下吏,法司必以鍛鍊為忠直,蒼鷹乳虎接踵於天下矣。願體上天好生之心,首除詔獄,且寬應昌,則祈天永命之一道也。
法天之大者,莫過於厚民生,則賦斂宜緩宜輕。今者宿逋見征及來歲預征,節節追呼,閭閻困敝,貪吏益大為民厲。貴州巡按蘇琰以行李被訐於監司。巡方黷貨,何問下吏?吸膏吮脂之輩,接跡於天下矣。願體上天好生之心,首除新餉,並嚴飭官方,則祈天永命之又一道也。
然大君者,天之宗子;輔臣者,宗子之家相。陛下置輔,率由特簡。亦願體一人好生之心,毋驅除異己,構朝士以大獄,結國家朋黨之禍;毋寵利居成功,導人主以富強,釀天下土崩之勢。
周延儒溫體仁見疏不懌。以時方禱雨,而宗周稱疾,指為偃蹇,激帝怒,擬旨詰之。且令陳足兵、足餉之策,宗周條畫以對,延儒、體仁不能難。
為京尹,政令一新,挫豪家尤力。閹人言事輒不應,或相詬誶,宗周治事自如。武清伯蒼頭毆諸生,宗周捶之,枷武清門外。嘗出,見優人籠篋,焚之通衢。周恤單丁下戶尤至。居一載,謝病歸,都人為罷市。
八年七月,內閣缺人,命吏部推在籍者,以孫慎行林釺及宗周名上。詔所司敦趨,宗周固辭不許。明年正月入都,慎行已卒,與釺入朝。帝問人才、兵食及流寇猖獗狀。宗周言:“陛下求治太急,用法太嚴,布令太煩,進退天下士太輕。諸臣畏罪飾非,不肯盡職業,故有人而無人之用,有餉而無餉之用,有將不能治兵,有兵不能殺賊。流寇本朝廷赤子,撫之有道,則還為民。今急宜以收拾人心為本,收拾人心在先寬有司。參罰重則吏治壞,吏治壞則民生困,盜賊由此日繁。”帝又問兵事。宗周言:“御外以治內為本。內治修,遠人自服,乾羽舞而有苗格。願陛下以堯、舜之心,行堯、舜之政,天下自平。”對畢趨出。帝顧體仁迂其言,命釺輔政,宗周他用。旋授工部左侍郎。逾月,上《痛憤時艱疏》,言:
陛下銳意求治,而二帝三王治天下之道未暇講求,施為次第猶多未得要領者。首屬意於邊功,而罪督遂以五年恢復之說進,是為禍胎。己巳之役,謀國無良,朝廷始有積輕士大夫之心。自此耳目參於近侍,腹心寄於干城,治術尚刑名,政體歸叢脞,天下事日壞而不可救。廠衛司譏察,而告訐之風熾;詔獄及士紳,而堂廉之等夷;人人救過不給,而欺罔之習轉甚;事事仰成獨斷,而諂諛之風日長。三尺法不伸於司寇,而犯者日眾,詔旨雜治五刑,歲躬斷獄以數千,而好生之德意泯。刀筆治絲綸而王言褻,誅求及瑣屑而政體傷。參罰在錢穀而官愈貪,吏愈橫,賦愈逋;敲扑繁而民生瘁,嚴刑重斂交困而盜賊日起。總理任而臣下之功能薄,監視遣而封疆之責任輕。督、撫無權而將日懦,武弁廢法而兵日驕,將懦兵驕而朝廷之威令並窮於督、撫。朝廷勒限平賊,而行間日殺良報功,生靈益塗炭。一旦天牖聖衷,撤總監之任,重守令之選,下弓旌之招,收酷吏之威,布維新之化,方與二三臣工洗心滌慮,以聯泰交,而不意君臣相遇之難也。得一文震孟而以單辭報罷,使大臣失和衷之誼;得一陳子壯而以過戇坐辜,使朝寧無吁咈之風。此關於國體人心非淺鮮者。
陛下必體上天生物之心以敬天,而不徒倚風雷;必念祖宗鑑古之制以率祖,而不輕改作。以簡要出政令,以寬大養人才,以忠厚培國脈。發政施仁,收天下泮渙之人心,而且還內廷掃除之役,正懦帥失律之誅,慎天潢改授之途。遣廷臣齎內帑巡行郡國為招撫使,赦其無罪而流亡者。陳師險隘,堅壁清野,聽其窮而自歸。誅渠之外,猶可不殺一人,而畢此役,奚待於觀兵哉。
疏入,帝怒甚,諭閣臣擬嚴旨再四。每擬上,帝輒手其疏覆閱,起行數周。已而意解,降旨詰問,謂大臣論事宜體國度時,不當效小臣歸過朝廷為名高,且獎其清直焉。
時太僕缺馬價,有詔願捐者聽,體仁及成國公朱純臣以下皆有捐助。又議罷明年朝覲。宗周以輸貲、免覲為大辱國。帝雖不悅,心善其忠,益欲大用。體仁患之,募山陰人許瑚疏論之,謂宗周道學有餘,才諝不足。帝以瑚同邑,知之宜真,遂已不用。
其秋,三疏請告去。至天津,聞都城被兵,遂留養疾。十月,事稍定,乃上疏曰:
己巳之變,誤國者袁崇煥一人。小人競修門戶之怨,異己者概坐以崇煥黨,日造蜚語,次第去之。自此小人進而君子退,中官用事而外廷浸疏。文法日繁,欺罔日甚,朝政日隳,邊防日壞。今日之禍,實己巳以來釀成之也。
且以張鳳翼之溺職中樞也,而俾之專征,何以服王洽之死?以丁魁楚等之失事於邊也,而責之戴罪,何以服劉策之死?諸鎮勤王之師,爭先入衛者幾人,不聞以逗留蒙詰責,何以服耿如杞之死?今且以二州八縣之生靈,結一飽颺之局,則廷臣之累累若若可幸無罪者,又何以謝韓爌張鳳翔、李邦華諸臣之或戍或去?豈昔為異己驅除,今不難以同己相容隱乎?臣於是而知小人之禍人國無已時也。
昔唐德宗謂群臣曰:“人言盧?巳奸邪,朕殊不覺。”群臣對曰:“此乃?巳之所以為奸邪也。”臣每三覆斯言,為萬世辨奸之要。故曰:“大奸似忠,大佞似信。”頻年以來,陛下惡私交,而臣下多以告訐進;陛下錄清節,而臣下多以曲謹容;陛下崇勵精,而臣下奔走承順以為恭;陛下尚綜核,而臣下瑣屑吹求以示察。凡若此者,正似信似忠之類,究其用心,無往不出於身家利祿。陛下不察而用之,則聚天下之小人立於朝,有所不覺矣。天下即乏才,何至盡出中官下?而陛下每當緩急,必委以大任。三協有遣,通、津、臨、德有遣;又重其體統,等之總督。中官總督,置總督何地?總督無權,置撫、按何地?是以封疆嘗試也。
且小人每比周小人,以相引重,君子獨岸然自異。故自古有用小人之君子,終無黨比小人之君子。陛下誠欲進君子退小人,決理亂消長之機,猶復用中官參制之,此明示以左右袒也。有明治理者起而爭之,陛下即不用其言,何至並逐其人?而御史金光辰竟以此逐,若惟恐傷中官心者,尤非所以示天下也。
至今日刑政之最舛者,成德,傲吏也,而以贓戍,何以肅懲貪之令?申紹芳,十餘年監司也,而以莫須有之鑽刺戍,何以昭抑競之典?鄭鄤之獄,或以誣告坐,何以示敦倫之化?此數事者,皆為故輔文震孟引繩批根,即向驅除異己之故智,而廷臣無敢言。
陛下亦無從知之也。嗚呼,八年之間,誰秉國成,而至於是!臣不能為首揆溫體仁解矣。語曰:“誰生厲階,至今為梗。”體仁之謂也。
疏奏,帝大怒,體仁又上章力詆,遂斥為民。
十四年九月,吏部缺左侍郎,廷推不稱旨。帝臨朝而嘆,謂大臣:“劉宗周清正敢言,可用也。”遂以命之。再辭不得,乃趨朝。道中進三札:一曰明聖學以端治本,二曰躬聖學以建治要,三曰重聖學以需治化,凡數千言。帝優旨報之。明年八月,未至擢左都御史。力辭,有詔敦趨。逾月,入見文華殿。帝問都察院職掌安在,對曰:“在正己以正百僚。必存諸中者,上可對君父,下可質天下士大夫,而後百僚則而象之。大臣法,小臣廉,紀綱振肅,職掌在是,而責成巡方其首務也。巡方得人,則吏治清,民生遂。”帝曰:“卿力行以副朕望。”乃列建道揆、貞法守、崇國體、清伏奸、懲官邪、飭吏治六事以獻,帝褒納焉。俄劾御史喻上猷、嚴雲京而薦袁愷、成勇,帝並從之。其後上猷受李自成顯職,卒為世大詬。
冬十月,京師被兵。請旌死事盧象升,而追戮誤國奸臣楊嗣昌,逮跋扈悍將左良玉;防關以備反攻,防潞以備透渡,防通、津、臨、德以備南下。帝不能盡行。
閏月晦日,召見廷臣於中左門。時姜埰熊開元以言事下詔獄,宗周約九卿共救。入朝,聞密旨置二人死。宗周愕然,謂眾曰:“今日當空署爭,必改發刑部始已。”及入對,御史楊若橋薦西洋人湯若望善火器,請召試。宗周曰:“邊臣不講戰守、屯戍之法,專恃火器。近來陷城破邑,豈無火器而然?我用之制人,人得之亦可制我,不見河間反為火器所破乎?國家大計,以法紀為主。大帥跋扈,援師逗遛,奈何反姑息,為此紛紛無益之舉耶?”因議督、撫去留,則請先去督師範志完。且曰:“十五年來,陛下處分未當,致有今日敗局。不追禍始,更弦易轍,欲以一切苟且之政,補目前罅漏,非長治之道也。”帝變色曰:“前不可追,善後安在?”宗周曰:“在陛下開誠布公,公天下為好惡,合國人為用舍,進賢才,開言路,次第與天下更始。”帝曰:“目下烽火逼畿甸,且國家敗壞已極,當如何?”宗周曰:“武備必先練兵,練兵必先選將,選將必先擇賢督、撫,擇賢督、撫必先吏、兵二部得人。宋臣曰:‘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惜死,則天下太平。’斯言,今日針砭也。論者但論才望,不問操守;未有操守不謹,而遇事敢前,軍士畏威者。若徒以議論捷給,舉動恢張,稱曰才望,取爵位則有餘,責事功則不足,何益成敗哉?”帝曰:“濟變之日,先才後守。”宗周曰:“前人敗壞,皆由貪縱使然;故以濟變言,愈宜先守後才。”帝曰:“大將別有才局,非徒操守可望成功。”宗周曰:“他不具論,如范志完操守不謹,大將偏裨無不由賄進,所以三軍解體。由此觀之,操守為主。”帝色解曰:“朕已知之。”敕宗周起。
於是宗周出奏曰:“陛下方下詔求賢,姜埰、熊開元二臣遽以言得罪。國朝無言官下詔獄者,有之自二臣始。陛下度量卓越,妄如臣宗周,戇直如臣黃道周,尚蒙使過之典,二臣何不幸,不邀法外恩?”帝曰:“道周有學有守,非二臣比。”宗周曰:“二臣誠不及道周,然朝廷待言官有體,言可用用之,不可置之。即有應得之罪,亦當付法司。今遽下詔獄,終於國體有傷。”帝怒甚,曰:“法司錦衣皆刑官,何公何私?且罪一二言官,何遽傷國體?有如貪贓壞法,欺君罔上,皆可不問乎?”宗周曰:“錦衣,膏梁子弟,何知禮義?聽寺人役使。即陛下問貪贓壞法,欺君罔上,亦不可不付法司也。”帝大怒曰:“如此偏黨,豈堪憲職!”有間曰:“開元此疏,必有主使,疑即宗周。”金光辰爭之。帝叱光辰,並命議處。翼日,光辰貶三秩調用,宗周革職,刑部議罪。閣臣持不發,捧原旨御前懇救,乃免,斥為民。
宗周罷官家居,淵數往問學。嘗有過,入曲室長跪流涕自撾。杭州失守,淵方葬母,趣竣工。既葬,還家設祭,即投繯而卒,年三十五也。逾二日,宗周餓死。

後世評價

贊曰:劉宗周、黃道周所指陳,深中時弊。其論才守,別忠佞,足為萬世龜鑑。而聽者迂而遠之,則救時濟變之說惑之也。《傳》曰:“雖危起居,竟信其志,猶將不忘百姓之病也”,二臣有焉。殺身成仁,不違其素,所守豈不卓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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