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工農紅軍第五軍團(紅五軍團)

中國工農紅軍第五軍團

紅五軍團一般指本詞條

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工農紅軍主力部隊之一。中國工農紅軍第五軍團是原國民革命軍第二十六路軍在江西寧都起義之後改編的。1931年12月14日,由趙博生董振堂等同志領導的寧都起義爆發,並獲得成功。起義軍共1.7萬餘人。中央軍委十分重視這支有生力量,決定成立中國工農紅軍第5軍團。下編13、14、15三個軍。軍團總指揮為季振同,副總指揮為董振堂,政委為肖勁光,政治部主任為劉伯堅。第13軍軍長為董振堂(兼),政委為何長工;14軍軍長為趙博生,政委為黃火青;15軍軍長為黃中嶽,政委為左權

基本介紹

  • 中文名:紅五軍團
  • 成立時間:1931年12月14日
  • 軍團總指揮季振同
  • 副總指揮董振堂
  • 西路軍:1936年11月8日,編入西路軍
概述,建制變遷,李達,誕生,領導人,

概述

紅5軍團組成後,立即開進了中央革命根據地。歸入紅1方面軍建制。肅反擴大化中季振同被錯殺,總指揮改由董振堂擔任。後參加長征。1935年7月,紅1、紅4方面軍會師以後改稱中國工農紅軍第5軍,仍由董振堂任軍長,編入左路軍開始西征。1937年1月,紅5軍主力與六倍與己的敵人血戰甘肅之高台,軍長董振堂以下2000多人全部壯烈犧牲,只有極少數人輾轉回到陝北。
軍團總指揮季振同軍團總指揮季振同

建制變遷

1931年12月14日,趙博生董振堂領導國民革命軍第二十六路軍在江西省寧都縣起義,起義部隊整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五軍團。下轄紅十三軍紅十四軍、紅十五軍,季振同任總指揮,董振堂任副總指揮,肖勁光任政委,趙博生任參謀長,劉伯堅任政治部主任。
1932年2至3月,紅五軍團參加贛州戰役。3月12日,周子昆任軍團參謀長,紅十四軍調入紅三軍團,紅十五軍調入紅一軍團,紅五軍團只轄紅十三軍,全軍團6600餘人。6月,紅十三軍縮編為紅十三師,博生勝利石城模範師改編為紅十四師,兩個師各轄3個大團,隸屬紅五軍團。五軍團軍團長董振堂,政委朱瑞,參謀長陳伯釣,政治部主任劉伯堅,保衛局長歐陽毅,供給部長傅蘭蓀,衛生部長陳義厚.後姬鵬飛。第十三師師長陳伯鈞,政委謝良,轄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團。第十四師師長程子華,政委朱良才,政治部主任唐天際,10月28日,紅十四師調入紅九軍團。年底,曹里懷任紅五軍團參謀長,劉振亞任補充師師長。
1934年6月,紅七軍團三十四師調入紅五軍團,師長陳樹湘,政委程翠林,參謀長袁良慧,政治部主任朱良才,郭如岳任軍團參謀長,曾日三任軍團政治部主任,全軍團12594人。
1934年10月,董振堂任軍團長,李卓然任軍團政委,陳雲為中央駐五軍團代表,劉伯承任軍團參謀長,傅蘭蓀任軍團後方部主任,劉型任軍團後方部政委,姬鶘飛任軍團衛生部長,彭嘉慶任軍團衛生部政委,鄧振洵任中央地方工作團主任。突圍轉移時全軍團約12100人。突破湘江蔣介石第四道封鎖線時,紅三十四師大部壯烈犧牲,紅八軍團僅剩1000佘人。12月18日,撤銷紅八軍團番號,剩餘部隊補入紅五軍團。羅榮桓調紅五軍團任政治部主任未到職。劉伯承調回中革軍委任總參謀長,陳伯鈞繼任紅五軍團參謀長。
1935年2月,扎西整編,撤銷紅十三師番號,軍團直轄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團。7月21日,紅五軍團改編為紅五軍,董振堂任軍長。9月15日,張國燾強令紅五軍隨四方面軍南下。1936年1月,紅五軍部隊縮編為紅十三師,紅三十三軍部隊縮編為紅十五師,紅五軍轄兩個師。
1936年11月8日,紅五軍編入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渡黃河西征執行寧夏戰役計畫。參加了攻占山丹臨澤高台等縣城的戰鬥。1937年1月12日,紅五軍在甘肅高台縣城與近十倍於己的敵人浴血苦戰,董振堂率部戰至最後一人一彈,於20日壯烈犧牲。

李達

1931年12月,李達參加了著名的寧都起義。1932年9月加入中共。先後任中國工農紅軍第五軍團連長、湘贛蘇區獨立第一師參謀長、第十七師參謀長兼團長、第六軍團參謀長。參加了湘贛蘇區第四、五次反“圍剿”,曾榮獲二等紅星獎章。1934年紅六軍團實行戰略轉移,他率軍團部分部隊,幾經輾轉,衝出重圍,與賀龍同志所率第二軍團勝利會合。後調任第二軍團參謀長,參加指揮了龍家寨、梧溪河、忠堡、龍山、板栗園等戰鬥,為創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作出了重要貢獻。在長征途中,他先後擔任紅二軍團和紅二方面軍參謀長,出色地完成了各項任務,成為任弼時、賀龍、關向應在軍事方面的得力助手。1937年初,李達任援西軍參謀長。

誕生

1931年12月14日,趙博生董振堂季振同等率全軍1.7萬多人宣布脫離國民黨,參加紅軍。而此時的紅一、三軍團,加起來也只有2萬多人。16日,軍委就授予起義部隊“中國工農紅軍第五軍團”的番號,下轄第十三、十四、十五三個軍,董振堂、趙博生、黃中嶽分別兼任各軍軍長。隨後,紅五軍團開往石城一帶進行整編。毛澤東對“寧都起義”有很高評價,曾於1938年12月題詞:“以寧都起義的精神用於反對日本帝國主義,我們是戰無不勝的!”
紅5軍發布的布告紅5軍發布的布告
經過整編後,紅五軍團成為我工農武裝的一支雄師鐵軍。1932年,紅一、三軍團攻打贛州,由於贛州城三面環水,又有堅實的城牆,易守難攻,炸城牆進到城裡的紅軍被國民黨軍包圍,此時紅五軍團第十五軍受命前往增援,戰士們揮舞大刀衝進敵陣,把受困的部隊解救了出來。隨後在攻打漳州以及中央蘇區第四、五次反“圍剿”等歷次戰鬥中都屢立戰功,以勇猛頑強、善打硬仗惡仗著稱。1933年1月8日,該軍副軍團長兼參謀長趙博生金溪黃獅渡戰役中英勇犧牲,中央人民政府為此將寧都縣改為博生縣,並在紅都瑞金葉坪建博生堡以示紀念。寧都至今還有趙博生烈士陵園及趙博生墓,原來的起義舊址成“寧都起義紀念館”,收藏了有關紅五軍團的各種資料,寧都的博生路是目前該縣最繁華的街道之一。
長征中,紅五軍團的行軍序列一直在最後,主要負責抗擊敵軍追兵,掩護紅軍主力北上。一路上,紅五軍團以頑強的阻擊和悲壯的犧牲為自己贏得了聲譽,“鐵流後衛”成為紅五軍團的另一稱呼。紅軍隊伍中流傳著這樣一句話:“紅一軍團打先鋒,攻無不克;紅五軍團殿後,守無不固。”在湘江血戰和金沙江阻擊戰中,紅五軍團竭力阻擊數倍於己的追兵,不顧自己時刻面臨與主力失去聯繫,甚至全軍覆滅的危險,擊退並遲滯了國民黨軍隊的行動,保證了紅軍主力和中央機關的安全,留下了許多可歌可泣的故事。
湘江戰役中,為確保中央紅軍順利渡過湘江,軍團長董振堂臨危受命,率部同蜂擁而至的敵人殊死激戰,出色地完成了任務。然而,負責殿後的紅五軍團三十四師,被敵軍阻隔在湘江以東,陷入重重包圍。三十四師面對4個師的敵人孤軍作戰,5000多名官兵大部分壯烈犧牲,師長陳樹湘在率部突圍時腹部中彈。被俘後,他從腹部的傷口中拽出腸子絞斷,壯烈犧牲,年僅29歲。
中央紅軍巧渡金沙江時,紅五軍團奉命在石板河阻擊追兵。他們在崇山峻岭中與敵人奮戰九晝夜,像一個“鐵閘”一樣,緊緊把十多萬國民黨“追剿”軍堵在了僅有的一條道路上,保證了黨中央的安全。紅軍主力渡江後,紅五軍團交替掩護撤離了石板河,順利渡過金沙江。完成渡江後,他們鑿沉了渡江的7條木船,對尾隨而來的敵人關上了追擊的大門。
1935年6月,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後,紅五軍團改稱第五軍,董振堂任軍長。1936年10月,他們編入西路軍,渡黃河西征執行寧夏戰役計畫,參加了攻占山丹、臨澤、高台等縣城的戰鬥。1937年1月12日,第五軍在甘肅高台遭到十倍於己的國民黨軍包圍進攻,全軍將士在董振堂的指揮下誓死堅守高台,血戰七天八夜,戰至最後一人一彈,終於寡不敵眾,董振堂及3800多名紅軍戰士全部壯烈犧牲。五軍在臨澤的37團和43團,最終編入了紅九軍。

領導人

1931年12月14日,被蔣介石驅入江西“圍剿”紅軍的原國民黨第二十六路軍一萬七千餘人,在該軍中共特別支部的策動、組織與中華蘇維埃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的指導下,由趙博生、董振堂、季振同、黃中嶽等人率領於駐地寧都城舉行了中國革命史上著名的“寧都起義”,宣布加入紅軍,成立中國工農紅軍第五軍團,季振同任紅五軍團總指揮,董振堂任紅五軍團副總指揮兼十三軍軍長,趙博生任紅五軍團參謀長兼十四軍軍長,黃中嶽任十五軍軍長。以寧都起義部隊為主組建的紅五軍團,在鞏固、保衛中央蘇區的鬥爭和紅軍長征以及在同張國燾分裂主義的鬥爭中,立下了不朽的功勳。他們中的大多數為中國革命事業壯烈犧牲了,為數不多的倖存者經過長期革命鬥爭的考驗,不少人建國後成為各級黨政軍領導。而紅五軍團的四位卓越領導人,卻有著不同的人生歷程:趙、董血灑疆場,季、黃冤遭錯殺。
趙博生——血染黃獅渡
寧都起義後,為了把這支舊軍隊改造成為真正為工農勞苦大眾服務的革命武裝,在中央軍委的直接領導下,部隊開往蘇區的石城秋溪、龍岡、橫江及瑞金壬田、九堡、沿壩等地進行整編。按照毛澤東關於建設紅軍的原則,首先確立黨對這支部隊的絕對領導,建立了政治委員制度,團以上設政治部,黨支部建在連上。黨派出大批優秀幹部充實紅五軍團,任命肖勁光為紅五軍團政委,劉伯堅為政治部主任,黃火青為十五軍政委。
這支剛剛起義過來的部隊,雖然改稱為紅軍,可是官兵們在思想、行為上,仍然表現出舊軍隊的許多陋習,不習慣紅軍生活,受不了紅軍的嚴明紀律約束,影響了部隊官兵關係及戰鬥力。趙博生對此極為重視。他非常尊重黨派到紅五軍團來工作的幹部,不但注重向他們學習,盡力糾正舊軍隊中一切非無產階級的思想作風和領導方法,帶頭擁護黨對這支部隊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的改造,積極協助黨組織和政治委員做好乾部戰士的工作,而且經常深入部隊,與下級官兵同甘共苦,加強交流,告誡並鼓勵士兵:“要遵守黨的紀律,加強團結,去掉不良作風,這對我們長期生活在舊軍隊里的人開始可能不習慣,有不少困難,但是不要向困難低頭,為了解救全中國的勞苦大眾幹革命,是至高無上的任務,我們的幸福日子,就在後頭了”。
紅五軍團經過整編,部隊政治素質和軍事素質得到了較大提高,逐漸成為一支無產階級的革命軍隊。趙博生也正是在這個時候比較系統地學習了政治理論和軍事知識。他認真研讀了大量無產階級革命書籍,深有感觸,深受啟發。他對周圍的同志說:“我雖然在青年時代就立下了救國救民的大志,苦於沒有引路人,自己摸索,奮鬥了十幾年,結果不是被人欺騙利用,就是孤軍奮戰,以失敗告終。今天才算找到了出路,重見了光明。我趙博生願將後半生為全國勞苦大眾的翻身解放竭盡微薄之力”。
兩個多月的整編結束後,趙博生偕同其他同志率領紅五軍團,和兄弟部隊一道開赴前線作戰。1932年2月,參加圍攻贛州戰鬥。4月與一軍團組成東路軍,參加東征福建漳州戰役。接著回師江西與紅三軍團會合,於7月間向粵北南雄挺進,在水口攻打廣東軍閥陳濟棠部。8月,紅一、三、五軍團並肩北上,連克宜黃樂安等縣城;爾後,率部參加了攻克建寧戰役趙博生在每次戰役中,都表現出一貫的勇敢、堅定、沉著。水口戰鬥中,他左臂受傷,同志們勸他下去休息,他說:“流血很少,微傷何足慮。”在他的感召下,全軍戰士奮起向前,重創敵軍,有力地配合了一、三軍團的反“圍剿”作戰。
趙博生還很注意在實踐中學習紅軍的作戰原則,做到果斷、機謹、靈活。凡屬重要戰鬥和關鍵時刻,他都親臨前線,周密部署,反覆檢查,親自指揮。紅五軍團的戰士在作戰中非常英勇、頑強,尤其是馬刀拼得敵軍膽顫心驚。之前,蘇區軍民都說“一軍團的衝鋒,三軍團的包抄”厲害,此後又加上了“五軍團的馬刀”。因指揮作戰有功,紅五軍團成立一周年時,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下令嘉獎趙博生,並授給他一枚紅旗勳章。
1933年初,蔣介石的主力第九十師,二十七師和十五師向金溪、南城一帶蘇區進犯。正圖殲滅我紅軍主力一、三軍團。為保障紅軍主力於黃獅渡殲滅敵人,趙博生奉命率四個團在長員廟吸引和鉗制三倍於已的敵人。趙博生深感責任重大,帶領幹部戰士親臨前線察看地形,縝密研究與部署戰鬥,告誡叮囑指揮員,在長員廟利守難攻的地形上,要擇險而守,要注意發揮老兵的長處,善挖戰壕構築碉堡,發揚我們善於防守陣地的作用。這次戰鬥事關全軍勝利,必須要完成這次戰役的光榮使命。
戰鬥開始後,敵人的進攻十分猖狂,先是集中大炮轟炸我軍前哨陣地,然後發起連續數次進攻,但均被打退。此時,我軍彈藥所剩不多,到中午11時左右,敵人又向我左路發動進攻。趙博生很快意識到,如果敵人攻下右路一三五團的陣地,左路一二八團就有被包圍的危險,要守住陣地是十分困難的。於是他立即命令一二八團“特務連立即出擊,協助一三五團恢復陣地”。特務連多為身強力壯的老兵,武器配備較為精良,每人擁有大刀、手槍、衝鋒鎗三大件,戰鬥力較強。出擊以後很快打退敵人,恢復了一三五團的陣地。趙博生把一二八團團長袁血卒找去說,估計敵人還會進攻一三五團陣地。一三五團陣地地勢低,工事薄弱,戰鬥動作不熟。要他補充工事,形成扇面火力,注意節省彈藥,他把指揮任務交給他的參謀。自己則親赴一三五團這處最前線、最危險的陣地上。
敵人經過一段時間的喘息,又立馬集中力量向兩翼陣地輪番發起衝鋒。我守軍戰士子彈打完了,手榴彈扔完了,趙博生就指揮戰士們用石塊猛砸敵人,用寫有“百戰百勝”字樣的斗笠裝上鵝卵石回擊敵人。部隊傷亡增大,陣地發生了動搖。趙博生親自帶領軍官組成的最後突擊隊,向瘋狂的敵人發起猛烈的反衝鋒。趙博生在距敵百米遠的地方,一邊指揮,一邊回擊敵人,不幸頭部中彈,當即倒地。
趙博生不幸犧牲的噩耗傳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致電五軍團,弔唁趙博生。唁電說:副總指揮趙博生“是為蘇維埃政權而犧牲的,為中國民族解放與社會解放而犧牲的。他的犧牲,是永遠光榮於中國蘇維埃史上。中央政府表示悲悼和敬意”,並慰勉五軍團的廣大指揮員“更要繼續趙博生同志的犧牲精神,堅決地進攻敵人,徹底粉碎帝國主義國民黨四次‘圍剿’與對我中央蘇區的大舉進攻,爭取蘇維埃在全國勝利,來完成趙博生同志未完成的任務”。為了永遠紀念“寧都起義”的領導者、紅五軍團的締造人之一趙博生,1月13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下令,將寧都縣改為博生縣,命令全蘇區於1月21日舉行追悼大會。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又在瑞金葉坪廣場上,建造“博生堡”以示紀念,朱德總司令還親筆題寫了“博生堡”三個大字。趙博生的遺體被安葬在他領導起義的寧都縣城。毛澤東稱趙博生是“堅決革命的同志”。葉劍英曾於1962年“八一”建軍節紀念日前作詩懷念先烈趙博生。詩云:
寧都霹靂響天晴,
虎穴堅持神聖業,
幾人鮮血染紅星。
董振堂——高台鑄榮光
紅五軍團在石城秋溪、龍岡、橫江等地接受整編時,董振堂懷著新生的喜悅,認真加強學習、努力工作。當時對紅五軍團改造的政策,是採取自願的原則,願走的送走,願留的留下,有的還送到紅軍學校接受學習。因受到“左”傾思想“只要兵,不要官”的影響,許多爭取起義過來的營連級以上幹部被打發回家。對此,人們有議論。董振堂對這種做法當時亦有所不解。但還是極力克制自己的情感,堅決執行上級命令,耐心做好被勸說回家的自己屬下官兵的思想工作,讓他們安心離開。認真查擺部隊士兵的思想、紀律及作風改造建設情況。配合負責紅五軍團整編工作的同志努力把整編工作做好。經過黨的教育和革命隊伍的薰陶,董振堂由一個有正義感的舊軍人,迅速成長為一名無產階級革命戰士。根據他的表現與要求,1932年4月經何長工介紹,黨組織批准他為中共正式黨員。
紅五軍團經過整編,戰鬥熱情高漲。此時,紅三軍團正在攻打贛州,多次激戰未克。於是紅五軍團受命前往助戰,與紅三軍團一道著手第四次爆破攻城。董振堂指揮部隊,棺材內裝上爆藥,炸掉了城樓和後面的碉堡及左翼的敵陣地,炸死敵營長李自林等200餘人,隨後董振堂親率戰士攻入城去。但因敵人阻擊火力強大,後又撤出城外。敵人加兵救援,紅軍用火力封鎖贛江上下游,把援敵堵截於贛江彼岸,紅三軍團抓住這一有利戰機,猛烈再次攻城,沉重打擊了守城敵軍。
1932年3月,紅軍撤圍贛州,不久董振堂被任命為紅五軍團軍團長。漳州戰役戰事吃緊時,紅五軍團奉命前往增援。此役初顯紅五軍團英勇善戰,在董振堂指揮下,俘敵1000多人,勝利完成阻擊任務。1932年9月,水口戰役打響,紅一、三軍團打得十分激烈,紅五軍團再次奉命助戰,軍團領導親上戰場,紅五軍團勇猛殺敵,聲威大震。為此,在慶祝紅五軍團誕生一周年大會上,中央軍委授予董振堂紅旗勳章一枚。
1934年10月,由於“左”傾教條主義的錯誤領導,導致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紅軍被迫實施戰略轉移。紅五軍團受命擔任突圍西進的後衛任務,以英勇果敢的精神,完成了掩護大軍連續突破敵人三道封鎖線後,又疾至湘江,阻擊敵人對紅軍的圍殲,幫助主力紅軍渡過湘江,突破敵人四道封鎖線。因戰鬥激烈悲壯,人員傷亡較大,其三十九師遭敵合圍,未能渡江,紅五軍團部隊戰鬥力由兩師減到一個師。之後,紅五軍團又掩護紅軍主力部隊過老山界來到貴州。在貴州,董振堂參加了遵義會議。會後,董振堂和五軍團其他領導同志一起,按照中央部署,在阻擊敵人的戰鬥中,接連打了許多漂亮仗。在黔北,他指揮紅五軍團奮戰五晝夜,頂住了四川軍閥劉湘的整編師九個團,使紅軍主力部隊迅速渡過赤水河,重占婁山關和遵義,取得了長征以來的第一個大勝利。接著紅五軍團飛赴金沙江畔,堅守九天九夜,掩護全軍安然過江。從此,中央紅軍跳出了敵人尾追堵截的圈子。一路上,紅五軍團掩護主力部隊斬關奪隘,搶險飛渡,順利通過彝族區,跨過大渡河,翻越夾金山,於1935年6月在四川懋功與紅四方面軍勝利會師。
1936年10月,紅五軍團回響黨中央繼續北上的號召開出會寧城。但當紅五軍團和四方面軍到達靖遠附近時,卻接到張國燾西渡黃河的命令。這是明目張胆地對抗黨中央,在這個嚴重的危急時刻,董振堂表現出一個共產黨員特有的沉著、鎮定。為顧全大局,減少紅軍損失,他一邊耐心地做部下的思想工作,穩住大家,一邊把情況及時向黨中央和朱總司令作了匯報,使黨中央及時掌握到了這一信息。但紅五軍團在張國燾的脅迫下還是渡過了黃河,開始了悲壯的西征。
西路軍渡過黃河以後,紅五軍團改編為紅五軍。董振堂指揮紅五軍接連打了一些勝仗,並於1937年1月2日一舉攻克高台城,但隨即陷入了馬匪軍的重圍之中。馬彪等匪首以數倍於我的兵力,猛烈攻城。董振堂不顧個人安危,鎮定自若地指揮戰士們奮力反擊。激烈的戰鬥從12日一直持續到19日凌晨,一場殘酷的巷戰經過幾小時的肉搏,敵人膽戰心驚,屍積成山,我方也傷亡慘重,活著的為數不多。在這種情況下,董振堂只得帶領剩下的戰士且戰且退至東城,鑽進東南角的一個雙層碉堡里堅守,欲阻止援敵,但未果。無奈之下,他只得帶著身邊的幾名戰士跳下城去,隨即又陷入包圍之中。他支撐著滿是傷痕的身體,手舉兩把盒子槍,與敵人展開了最後的搏鬥,斃數敵後,不幸大腿中彈。他站立不了即蹲下繼續戰鬥,直到身邊的戰士全部犧牲,這時,他手中僅剩一顆子彈。為不讓敵人生俘自己,他把最後一顆子彈給了自己……
董振堂犧牲後,黨中央在延安召開了追悼大會,深切悼念這位堅貞不屈的無產階級英雄,並且決定將他的家鄉河北省新河縣命名為“振堂縣”。
毛澤東對董振堂和紅五軍團作了極高的評價,曾滿懷深情地說:“路遙知馬力”,讚譽董振堂是“堅決革命的同志”。1937年3月,毛澤東在延安與參加過寧都起義的幹部合影留念,並親筆在照片上題詞:“為創建新的紅五軍團而奮鬥”!
季振同、黃中嶽——沉冤遭錯殺
季振同、黃中嶽是寧都起義的功臣。起義後,中革軍委任命季振同為紅五軍團總指揮;黃中嶽為紅五軍團第十五軍軍長。1932年春,季、黃二人都被批准加入中國共產黨。他們加入紅軍後,在起義部隊整編、率部參加贛州戰役及後來黃中嶽率紅十五軍編入東路軍入閩作戰中,都很積極,經受了考驗。但作為原國民黨軍隊中的高級軍官,起義後也存在一時難以完全適應紅軍的艱苦鬥爭生活,對革命隊伍中的一些制度和做法持有不同看法,甚或私下裡發發牢騷怨言,偶爾邀集幾位舊部好友聚首聊天等事情。季振同起義後因軍權旁落,心情鬱悶,也曾對人說過自己是“空頭司令”的話。但他對中革軍委派到紅五軍團任軍團政治委員的蕭勁光很尊重,有什麼心裡話都對蕭說。他在1932年三四月間表示自己難以適應紅軍中的工作,希望能離開紅軍到蘇聯去“學習軍事”,並把這個想法向蕭勁光作了報告。蕭發電報請示中央,中央同意了他出國學習的要求。
就在這時,國民黨軍隊方面對季振同進行策反。季振同原在西北軍的老上級馮玉祥派其參謀長劉驥為代表與季聯繫。季振同將此事報告了蕭勁光,蕭報告了中央局,中央局同意季與劉見面。事後,季也將國民黨的一些策反信件送給蕭看,表明他“不為所動”。為出國學習,季振同離開軍團部時,蕭為他開了歡送會。季把所有的東西都留下了,望遠鏡給了蕭勁光,一匹驃駿的青馬留下,後來送給了朱德總司令,槍交了,警衛班也留下了,只帶了一個保鏢。蕭勁光派人將他送到了瑞金。
黃中嶽受季的影響,在漳州期間,思想有些動搖,想離開部隊,另謀去處,乘便做了一套便服,“準備開小差”時用;還說過“我這次到前方去,乾多少就多少,拖(拖槍)不動就算了”的話,但卻沒有任何“拖槍”、“反水”的實際行為。
可是,1932年5月5日,中央國家政治保衛局執行部長李克農周恩來批准,突然在漳州將紅十五軍軍長黃中嶽、紅十五軍參謀長蕭世俊逮捕。5月8日,又將等待出國、請假到汀州視事的季振同逮捕。隨後被捕的還有:李聘卿(紅五軍團經理處會計科長)、高達夫(紅十五軍經理處副處長)、朱冠甫(曾任紅五軍團參謀長、紅校總教官)、張少宜(紅十五軍副軍長、紅校總教官)、劉佐華(馮玉祥與季振同聯絡代表)、蔡佩玉(紅軍學校俱樂部管理員)六人。當時加給季、黃、蕭等人的是“反革命”罪名。
1932年8月3日至4日,蘇維埃臨時最高法庭在葉坪臨時中央政府大廳對“季、黃反革命案件”進行審訊。最高法院由何叔衡、梁柏台、劉伯承、陳壽昌劉振山五人組成,何叔衡為主席。原告人李克農代表國家政治保衛局指控季、黃“參加寧暴根本就是投機的”,“隨時隱藏著再做軍閥夢、毀滅紅五軍團和寧暴光榮歷史的反革命企圖”,並羅列了一大堆“罪狀”。審訊結束時,最高法庭完全同意原告機關的訴訟意見,抓住季、黃等一些還沒有構成事實的問題,判決如下:“季振同黃中嶽、蕭世俊、張少宜、朱冠甫、高達夫、李聘卿、劉佐華八名執行槍決,並沒收他們的一切財產。蔡佩玉監禁五年。‘判決’是最後的,無抗訴權”。
當這一判決送達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批准時,毛澤東和項英沒有同意。他們認為:“季黃等均是參加寧都暴動者,對革命不無相當功績”,“季黃二人雖是此案的主謀者,但曾為寧都暴動領導人之一,應減刑免死”,“朱冠甫、高達夫、張少宜等三人曾參加寧都兵暴,並且不是此案的主謀者,可改為監禁。”於是,1932年8月10日由毛澤東、項英簽署的中央委員會決議案決議如下:季、黃二人“由死刑減為監禁十年”;朱、高、張三人“由死刑改為監禁八年”;其餘劉佐華等4人“仍按原判執行”。
判決後,季、黃等人一直被監禁在瑞金縣九堡、麻田等地收容所。1934年10月紅軍主力長征前夕,為純潔內部,甩掉“包袱”,解除後顧之憂,中央政治保衛局將季振同黃中嶽等人處決於瑞金九堡大山中。
毛澤東對季、黃之死十分痛心。據蕭勁光說:“延安時曾聽毛主席講過,把季、黃殺掉是不應該的。建國後,毛主席在中南海懷仁堂後廳的一次高幹會議上又講,季、黃在寧都起義中是有功的,沒有他們,全部起義的勝利是不可能的,把他們處決是錯誤的。直到1982年,中央組織部對此案給予了複審,經過調查研究,對季振同、黃中嶽給以公正的評價,並予以平反。”
周恩來在1972年6月批林整風時,曾沉痛地談到:“五軍團兩個暴動過來的非黨人士季振同黃中嶽,在寧都起義中起了關鍵作用,肅反時外面有謠傳,說這兩個人不安心,想走。李克農向我報告,我同意將他們逮捕,結果處死了。”
可見季振同、黃中嶽是王明路線“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所謂“肅反”運動的犧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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