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歷史背景,張居正其人,張居正對小皇帝的教育培養,張居正改革方向,改革的對立面,張居正改革評價,張居正的施政,張居正評價諸說,
歷史背景
明王朝經過兩百多年的風風雨雨，到了嘉靖年間已是百病叢生，危機四伏。紫禁城里每日設壇修醮，青煙繚繞。幻想長生不死的嘉靖皇帝陶醉於《慶雲頌》的華面詞藻，閉著眼睛將朝政託付給奸相嚴嵩。嚴嵩父子趁機為非作歹，貪贓枉法。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平民出身的內閣首輔(宰相)張居正被推上了歷史的前台，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整飭朝綱，鞏固國防，推行一條鞭法，使奄奄一息的明王朝重新獲得勃勃生機。張居正也應其巨大的歷史功績而被後世譽為“宰相之傑”。
張居正出生和活動在明代嘉靖、隆慶和萬曆年間，這是手工業、商業空前活躍的時期，同時也是社會矛盾、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尖銳複雜的時期。從社會矛盾和階級矛盾看，自明初創立衛廠機構以來，宦官的權力驟然膨脹了起來，他們掌握了“批紅”權，成為皇帝的代言人，又可出任京營和各鎮的監軍，能控制部分軍隊。這樣至明中期，隨著宦官勢力的惡性發展，權傾朝野，使得當時政治十分混亂和黑暗。在此同時，吏治腐敗，內閣傾軋，朝政也就更加動盪不安。明中葉後，土地高度集中，嚴重地阻礙著農村經濟的發展。由於皇親貴戚、大官僚大地主享有特權，兼併土地，逃避賦稅，直接減少了明王朝的稅田額，政府財政危機日益突出嚴重。如據《明史·食貨志》等有關史籍記載，嘉靖時，每年收入田賦約銀二百萬兩，而支出，多者超過五百萬，“歲入不能充歲出之半”。自嘉靖七年（1528）至隆慶元年（1567）的四十年間，明王朝每年要虧空二三百萬兩（銀），而隆慶元年這年，太倉僅存一百三十五萬兩，只充三個月的開支。
張居正其人
張居正，生於公元1525年5月24日，卒於公元1582年7月09日。5歲入學，7歲能通六經大義，12歲考 中了秀才，13歲時就參加了鄉試，寫了一篇非常漂亮的文章，只因湖廣巡撫顧轔有意讓張居正多磨練幾年，才未中舉。16歲中了舉人，23歲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進士，由編修官至侍講學士令翰林事。隆慶元年（1567年）任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隆慶時與高拱並為宰輔，為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萬曆初年,代高拱為首輔。當時明神宗年幼，一切軍政大事均由張居正主持裁決， 前後當國10年，實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收到一定成效。他清查地主隱瞞的田地，推行一條鞭法，改變賦稅制度，使明朝政府的財政狀況有所改善；用名將戚繼光、李成梁等練兵，加強北部邊防，整飭邊鎮防務；用凌雲翼、殷正茂等平定南方少數民族叛亂。用潘季馴主持浚治黃淮，亦頗有成效。萬曆十年（1582年）卒，贈上柱國，謚文忠。死後不久即被宦官張誠及守舊官僚所攻訐，籍其家；至天啟二年方恢復名譽。著有《張太岳集》、《書經直解》等。
張居正對小皇帝的教育培養
張居正非常注重對小皇帝的教育培養，為他安排好講解經書與上朝聽政的時間，按時進行，不得隨便耽誤。張居正親自為小皇帝講解，但他不像一般皇帝老師那樣，照本宣科，而是善於結合實際，進行啟發教育。
一次，張居正講了宋仁宗不喜歡佩帶珠寶玉器的故事，小皇帝接著就說：“是呀，應當把賢德有才能的大臣當做寶貝，珠寶玉器對治理國家有什麼益處呢?”
張居正跟著啟發說：“陛下說得很對，還有，聖明的國君都重視糧食，不看重珠玉。糧食可以養人，珠玉既不能禦寒，又不能充飢。”
小皇帝高興地說：“很對，很對。宮妃們都喜歡穿衣打扮，我就要減掉她們的費用。”
張居正答：“陛下能想到這層，是國家有福啊。”
張居正親自編了本《帝鑒圖說》，選出一百多個古代皇帝治理國家的故事，配上生動的插圖，送給小皇帝看。明神宗一頁一頁地翻，看得津津有味，張居正則在一旁指點。後來，他還讓人將明太祖創業的事跡、講話、文告等編輯成書，分為“創業艱難”、“勵精圖治”、“勸學”、“親賢臣”、“去奸邪”等四十項內容，給明神宗學習。
張居正還把對小皇帝的教育與政治改革結合起來。有一年夏天，遼東方面傳來警報，說是二十多萬敵人騎兵將向邊塞進犯。神宗非常吃驚。張居正分析說，夏天不是北方遊牧部落打仗的季節，敵軍不可能南下侵犯。不久，果然傳來報告，說是沒有那么多敵人，已經沒有危險了。為此，上上下下的人又感到高枕無憂了。張居正卻認真地對明神宗說：“我們並不了解敵人的真實動向，卻因為一個假警報，就亂得一塌糊塗。次數多了，大家一定麻痹大意。萬一敵人真正打來了，軍隊沒有防備，那才真要出大事哩。這說明一些官員、將領平時就貪生怕死、麻痹大意，一旦有事，又驚惶失措。請陛下下旨整頓軍隊，加強戰備，注重了解敵情。”
張居正停了一下，又說：“據臣下了解，邊塞上有許多士兵口糧接不上，如何能打仗?請陛下命兵部儘快發放口糧，讓飢餓的士兵們吃上飽飯才是。”在張居正的主持下，明朝北方的邊塞部隊，一邊守衛，一邊屯田，裝備、訓練都有改善，防禦工事得到加固，還收復過一些失地。
明神宗對張居正非常信服、尊敬，甚至畏懼，他稱張居正為“元輔”、“太師”、“先生”。有一次，讀《論語》，有個“勃”字，小皇帝讀成“背”(bèi)字音，張居正在邊上，嚴厲地糾正說：“要讀‘勃’(bó)!”小皇帝和太監都被嚇一跳。
張居正改革方向
明朝中期，大量土地被皇親國戚、豪強地主兼併，農民貧困，而國家的賦稅卻收不上來。張居正針對這種狀況，在全國範圍內實行丈量土地，清理皇親國戚、豪強地主多占的土地，開闢國家賦稅的來源，嚴厲地打擊抗拒者。在全國清查出隱瞞的土地竟有一百四十七萬多頃。
張居正將各縣州府的賦稅和勞役合併起來，按照實際占有的土地，折合成銀兩徵收，就像將幾根繩子編結在一起，所以叫“一條鞭法”。這個辦法的實行，國家賦稅有所增加，而一般農民的負擔則減輕了。
經過張居正的改革，國庫里的存糧和銀兩可以支用十年，國力大大增強。
改革的對立面
這十年成效得來並非易事，一事一議都歷經艱難。這不僅是因為改革要觸動豪強權貴的利益遭到頑強的抵制，還因為封建體制發展到明後期，已經衰老而僵化，能允許改革的餘地已經非常狹小。地主階級走向下坡路的人情世態，因循守舊，姑息偷安，容不下哪怕很小的變動，稍許更新，也不易為現實所接受，連反對張居正的著名文人王世貞也不得不承認:“文吏不習見祖宗制，創聞以為駭而不便者，相率而為怨謗。”對此張居正有敏銳的感受，他說:“明興二百餘年矣!人樂於因循，事趨於苦窳，又近年以來，習尚尤靡，至是非毀譽，紛紛無所歸究。”
當此因循難振之時只有頑強破除積習，才能打開局面。海瑞秉公執法，遭受非難，他致函表示要力摧浮謠之議，褒獎奉法之臣。在懲辦一批庸官貪吏之際，有人攻擊他“執事太嚴”，藉口雷擊端門，胡說上天降災，要求撤消新政，他鄙夷地申斥:“皆宋時奸臣賣國之餘習，老儒臭腐之迂談。”宣稱必須重處肇事者，以定國策，把他們削職、戍邊，論罪下獄。由於對反改革的勢力無情反擊，所以能消除阻力，把新政引向前進。
但是，利益受到損害的大官僚大地主對張居正恨之入骨。公元1577年，張居正的父親去世。因為改革的需要，張居正經過明神宗批准，利用“奪情”特例，沒有按照當時禮制，離職回家守孝三年。於是他遭到那些懷恨他的官員，還有一些讀書人的攻擊。直到明神宗直接干涉，事情才暫時平息。
可是，隨著明神宗漸漸成人，他不再能忍耐張居正嚴厲的管束，在內心裡滋生了怨恨。
公元年，張居正病逝。當初被壓制的反對者將所有的憤恨都發泄出來，攻擊他專橫跋扈，聚斂錢財。於是，明神宗批准削去張居正所有官爵，抄了他的家。但張居正家及他所有子女、兄弟、侄子家的財產合起來，還不到嚴嵩家財的二十分之一。張家子孫十多口人，被抄家者關在空屋子裡餓死。張居正的改革，除“一條鞭法”外，全被廢除。
張居正改革評價
《明史·張居正傳》以“尊主權、課吏治、信賞罰、一號令”概括了張居正施政。也就是說，張居正是在原有的政治框架中，通過強化控制、加強管理達到行政目的。張居正與同朝的大多數官僚治國理念並無不同，他的前任高拱，主張整飭吏治，加強邊備、加強法制、加強理財，甚至自嘉靖後期以來的施政大都如此。張居正在政見上與高拱、徐階等人相比沒有什麼高明之處，只是他比那些人更強悍，更有政治手段，因而執行起來也更有成效。正因此，張居正在當時才得到普遍的讚揚。
張居正最值得炫耀的事就是所謂“民不加賦而國用足”。不加賦如何國用足？因為核准徵收賦稅的土地增加了，這主要得益於清丈土地。從根本上說，當時國家財富的增加並不是由於生產力的提高，而是因為官府控制的徵收賦稅的土地增加了。無疑，就徵收總量而言確實是加了賦的，而且這些賦稅最後的實際承擔者還是普通農民，地主有的是辦法把他們的負擔轉嫁到普通農民身上。
還有，萬曆頭十年的振興，也並非完全是因為張居正一當了首輔就立竿見影，當時所謂“中外乂安，海內殷阜”，在很大程度上是收穫了從嘉靖到隆慶年間所栽種的果實，是從徐階到高拱等一系列能臣多年努力的結果。張居正的歷史作用被誇大了。
至於一條鞭法的推行，張居正從中得到了過多的榮譽，也有可議之處。一條鞭法的產生和推行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並非一人一時之功。首先，一條鞭法不是張居正創造的，它是從嘉靖初年到隆慶年間由潘季馴、龐尚鵬、海瑞等人創立，先後在廣東、浙江等地推行並逐漸完善的。由於一條鞭法簡化了賦役手續，便於操作，受到各地方官的歡迎，不少地方官熱衷於推行一條鞭法，這種態勢經嘉靖後期、隆慶年間一直延續到萬曆初年。張居正直到萬曆九年（1581）才提出在全國推行一條鞭法。無疑，以張居正的身份，更利於一條鞭法的推行。但這也不過是順勢而行，“天下有不得不條鞭之勢，張江陵不過因勢而行之。”（《清經世文編》卷二十九，引自《明史研究論叢》第一輯任源祥文）張居正死於萬曆十年（1582），並且旋即遭到反攻清算，而此時一條鞭法的繼續推行，就與張居正無關了。另外，一些人過大估計了一條鞭法的意義，說它促進了資本主義萌芽的發生髮展云云。實際上，一條鞭法的主要意義在於簡化徵收手續。農民的負擔並沒有因此減輕。強行徵收白銀看似有利於商品經濟的發展，實則加重了農民的負擔。
而加強專制控制，則是張居正執政的主要特徵。這在施政理念上了無新意。強化專制權力，壓制不同意見，做到令行禁止，不論皇帝專制，還是首輔專制，其目的、結果都是一樣的。萬曆七年（1579）正月戊辰，根據張居正的建議，朝廷下詔禁毀天下書院。“是時士大夫競講學，張居正特惡之，盡改各省書院為公廨。凡先後毀應天府等處書院六十四處。”（《明通鑑》卷六十七）
禁止書院講學，隆慶年間，在高拱等人的推動下就已經開始了。（《國榷》卷六十六，隆慶四年三月《禁提學憲臣聚徒講學詔》）只是後來張居正的禁講學更為嚴厲、更徹底。張居正在書信中有一篇夫子自道，他說：“（講學）其徒侶眾盛，異趨為事，大者搖撼朝廷，爽亂名實，小者匿蔽醜穢，趨利逃名。嘉隆之間，深被其禍，今猶未殄，此主持世教者所深憂也。”（《張太岳文集》卷二十九，答南司成屠平石論為學）萬曆七年（1579），張居正上《請申舊章飭學政以振興人才疏》，指斥講學是“群聚徒黨”、“空談廢業”，造成各級官員“寧抗朝廷之明詔，而不敢掛流俗之謗議；寧壞公家之法紀，而不敢違私門之請託”，因此他力主“不許別創書院”。（《張太岳文集》卷三十九）
講學一事，不論就其內容而言，還是參與人員而言，都可以說是魚龍混雜、良莠不齊。不過，士大夫對講學趨之若鶩，各種新說層出不窮，就講學活動本身和講學內容的主流而言，它反映的是社會的進步。如果說，大臣們畏懼輿論，甚至不惜對抗詔旨，蔑視官法，更反映出民間思想的覺醒和輿論力量的強大，這在思想史、社會史、政治史上都被認為是進步，而且已經得到廣泛的共識。然而，一些人為了拔高張居正，對他加強專制鉗制輿論的事，不是不提就是輕描淡寫。
張居正的施政
張居正被批評的還有個人操守和政治道德，包括勾結馮保陰謀打倒高拱，捏造案件陷害異己，貪戀權位，乃至奢侈自恣，科場作弊，等等。
對張居正作出公正評價的歷史尺度
我不非難張居正的專權。在當時的體制下不專權就做不成事。而個人操守也不是我們評價政治家的主要依據。我們評價張居正，主要看他的政績和影響。無疑，他是明朝歷史上一位重要人物，具有傳統政治家的優秀的政治品格。他曾說：“得失毀譽關頭若打不破，天下事無一可為者。”“苟利社稷，生死以之。”真是大呂黃鐘般的錚錚之言。他教育、輔佐幼主十年，弼成萬曆初政，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堪稱一代良相。張居正利用專制權力，強化管理，振衰起弊，使明朝出現了短暫的中興，是少有的治世能臣，是傳統意義上的大政治家。
張居正對舊制度修修補補，使其得到加固，如同給垂死的舊制度服了一劑強心劑，延緩了它的壽命。但是，通過加強專制鞏固舊制度，是與當時迅猛發展的社會經濟和思想解放潮流背道而馳的。所以，張居正死後，社會變遷的潮流如同洪水衝決堤岸，不可阻擋，明朝歷史進入了轉型期。張居正成了最後的衛道士，歷史走向了他的反面。
張居正評價諸說
海 瑞：“工於謀國，拙於謀身”。
王世貞：“器滿而驕，群小激之，虎負不可下， 魚爛不復顧”，“沒身之後，名穢家滅。”
李 贄：“江陵宰相之傑也，故有身死之辱。”
萬斯同：“雖曰瑕不掩瑜，而瑕實甚矣”，“挾宮闈之勢，以驕蹇無禮於其主”。
劉獻庭：“明只一帝，太祖高皇帝是也；明只一相，張居正是也。”
梁啓超：“明代有種種特點，政治家只有一張居正。”
熊十力：“竊嘆江陵湮沒三百年，非江陵之不幸，實中國之不幸。”
黃仁宇：“自信過度，不能謙虛謹慎，不肯對事實做必要的讓步”。
樊樹志：“近人由於對張居正的敬仰與同情，對這位‘磊落奇偉之士’的另一面三緘其口，甚至為之百般辯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