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8年

458年

公元458年,南朝宋大明二年,北魏太安四年。

基本介紹

紀年,本年年表,大事,

紀年

北魏太安四年

本年年表

中國大事件
敦煌風光公元441年,北魏滅北涼,守將西逃,並且遷走了萬餘戶人家。敦煌遭受的前所未有的破壞。
公元441年,仇池楊難當攻占葭萌(今四川昭化),俘劉宋晉壽太守申坦,又攻涪城(今四川綿陽),獲雍州流民7千餘家還仇池。
太平真君一年(公元441年),廢除民間神廟,把信佛看成迷信,並將從涼州請到平城擔任太子晃的老師沙門玄高和尚書韓萬德之師慧崇處死。
《赭白馬賦》作於元嘉十八年(公元441年),賦中對馬的形體、神態、速度都有形象的描寫:
附筋樹骨,垂梢植髮,雙瞳夾鏡,兩權協月,異體峰生,殊相逸發。超攄絕夫塵轍,驅騖迅於滅沒。簡偉塞門,獻狀繹闕。旦刷幽燕,晝秣荊越。……睨影高鳴,將超中折,分馳回場,角壯永埒。別輩越群,綯練夐絕。
沈約塑像《宋書》是有關南朝宋(公元420年~公元479年)的紀傳體史書,作者是梁朝的沈約,有本紀十卷、志三十卷、列傳六十卷,共一百卷。沈約(公元441年~公元513年),字休文,吳興武康(今中國東南部浙江德清西)人,在宋、齊、梁三朝任官。
宋武帝元嘉十八年(公元441年),惠勝十七八歲,請求出家。家裡見她很有慧根,認為這是件很大的功德,並不加以阻止,順從了她的意願意。
公元441年,李寶奉調敦煌任太守,帶走10部音樂、3部舞蹈、11件樂器,以及30餘名伊吾藝人,這中間最著名的是伊州樂,在敦煌最為流行。
尼姑光靜,俗姓胡,名叫道婢,吳興(今浙江省湖州市)東遷人。宋文帝元嘉十八年(公元441年)五月,光靜年事已高,不幸生病,臥倒床上。
公元441年,申坦在葭萌城破被俘。
尼眾普照,本姓董,名叫徐悲,渤海安陵人。普照從小志節清勵,十七歲那年披剃出家,居住在南皮張國寺里,精勤苦修。
宋文帝元嘉十八年(公元441年)十二月,普照終於積勞成疾,並且病情日漸加深。然而,普照對於這些,並不理會,反而篤情深信,不改初衷,從早到夜,專意祈誠。由於病重,無法下地,普照就在枕頭上面向佛叩著,按時懺悔,完全和平時的作息修持一樣。此外,普照還以超出常人的毅力,每天念誦《法華經》三卷,周圍尼眾看她如此精誠,無不為之虔敬動容。
歐洲大事件
阿提拉公元441年,匈人鐵騎先後攻陷了馬古斯,費米拉孔(Viminacium),辛吉度努姆(Singidunum,今貝爾格勒)及塞爾曼(Sirmium)等城市,直至翌年狄奧多西二世北非調回他的軍隊,以及發行新金幣支付軍費,才暫時遏止了阿提拉的攻勢。在此之後,他認為已有足夠力量對抗阿提拉,便拒絕了匈人的要求。
阿提拉約公元441年率軍從多瑙河中游渡河南下,進攻拜占庭帝國。
聖派屈克將基督教帶入了愛爾蘭,聖派屈克時期的遺蹟在愛爾蘭隨處可見。其中最著名的便是梅奧郡(County Mayo)的克羅派屈克山峰(Croagh Patrick)公元441年聖派屈克曾在那裡絕食了四十天。
公元441年,統治著從烏拉爾山和喀爾巴阡山之間的草原的匈奴人首領阿提拉,向東羅馬宣戰。
公元441年的一天,阿提拉建立匈奴國,擔任了單于。
Senchus Mor是從公元441年到17世紀末期間11個世紀以來愛爾蘭所一直沿用的法律,儘管在這期間英格蘭國王一直要廢除它,引入英格蘭法律。

大事

(1)春,正月,丙午朔,魏設酒禁,釀、酤、飲者皆斬之;吉凶之會,聽開禁,有程日。魏主以士民多因酒致斗及議國政,故禁之。增置內外候官,伺察諸曹及州、鎮,或微服雜亂於府寺間,以求百官過失,有司窮治,訊掠取服;百官贓滿二丈者皆斬。又增律七十九章。
(1)春季,正月,丙午朔(初一),北魏頒布禁酒令,釀酒、賣酒、飲酒的人,一律斬首;遇到喜事、喪事的時候,暫時可以開禁,但一定要有日期限制。北魏國主因為士民、百姓常常由於酗酒而導致相互毆打,或者借著喝酒而在一起議論國家政事,因此,頒布了禁酒令。北魏朝廷又增加了內外候官,監察各曹、州、鎮,有時,內外侯官還換上平民百姓穿的家常衣服,混雜在政府、寺廟等地,以此來尋找文武百官是否有什麼過失,一旦發現,有關部門就會嚴加追究、盤查,抓起來,嚴刑拷打,逼招口供。文武百官接受賄賂贓物,布匹達到兩丈,即予斬首。又增加七十九章法律條文。
(2)乙卯,魏主如廣寧溫泉宮,遂巡平州;庚午,至黃山宮;二月,丙子,登碣石山,觀滄海;戊寅,南如信都,畋於廣川。(2)乙卯(初十),北魏國主前往廣寧溫泉宮,順便巡查平州。庚午(二十五日),抵達黃山宮。二月,丙子(初二),登臨碣石山,在山上遠眺一望無際的茫茫大海。戊寅(初四),又南下前往信都。再到廣川狩獵。
(3)乙酉,以金紫光祿大夫褚湛之為尚書左僕射。
(3)乙酉(十一日),劉宋朝廷任命金紫光祿大夫褚湛之為尚書左僕射。
(4)丙戌,建平宣簡王宏以疾解尚書令;三月,丁未,卒。
(4)丙戌(十二日),劉宋建平宣簡王劉宏因為病重,免去了尚書令。三月,丁未(初三),劉宏去世。
(5)丙辰,魏高宗還平城,起太華殿。是時,給事中郭善明,性傾巧,說帝大起宮室,中書侍郎高允諫曰:“太祖始建都邑,其所營立,必因農隙。況建國已久,永安前殿足以朝會,西堂、溫室足以宴息,紫樓足以臨望;縱有修廣,亦宜馴致,不可倉猝。今計所當役凡二萬人,老弱供餉又當倍之,期半年可畢。一夫不耕,或受之飢,況四萬人之勞費,可勝道乎!此陛下所宜留心也。”帝納之。
(5)丙辰(十二日),北魏文成帝返回平城,興建太華殿。當時,給事中郭善明生性乖巧善變,他又遊說文成帝大肆興築宮殿。中書侍郎高允勸諫說:“太祖時開始興建城池街市,興建時他一定讓人利用農閒的時節。何況,我們國家已經建立很久了,永安前殿足夠朝會時使用。宴請、歇息,有西堂、溫室也足夠了。紫樓足可以用來登高遠眺。況且,縱然要擴大建設工程,也應該慢慢進行,不能倉猝行事。現在核算一下,要抽調民差役二萬人,而羸老、病弱供應飯食的,又得增加一倍,預期半年可以完工。一個農夫不種田,就會有人挨餓,何況現在是動用四萬人,勞力和費用是無法計算的。這是陛下您所應該留心的事。”文成帝接受了他的勸諫。
允好切諫,朝廷事有不便,允輒求見,帝常屏左右以待之。或自朝至暮,或連日不出;群臣莫知其所言。語或痛切,帝所不忍聞,命左右扶出,然終善遇之。時有上事為激訐者,帝省之,謂群臣曰:“君、父一也。父有過,子何不作書於眾中諫之?而於私室屏處諫者,豈非不欲其父之惡彰於外邪!至於事君,何獨不然。君有得失,不能面陳,而上表顯諫,欲以彰君之短,明已之直,此豈忠臣所為乎!如高允者,乃忠臣也。朕有過,未嘗不面言,至有朕所不堪聞者,允皆無所避。朕知其過而天下不知,可不謂忠乎!”
高允喜歡直言相諫,朝廷內有什麼事做得不適當時,他就立刻請求晉見。文成帝常常屏退左右侍從,單獨一人和他商談。有時,二人從早到晚相談,甚至一連幾天都不出來,各位大臣不知他們談些什麼。有時,高允說話時言詞激烈、切中要害,文成帝聽不下去,就命令左右侍從把高允攙扶下去,但是他始終對高允很好。當時,有人上書措辭激烈地批評朝政,文成帝看完後對大臣們說:“君王和父親是完全一樣的。父親有錯,兒子為什麼不把它寫在紙上,在大庭廣眾之中進行勸諫,而偏偏私下在隱蔽之處勸諫?這難道不是不想讓他父親的罪惡昭彰在外,讓天下人都知道嗎?至於說臣子侍奉君主,又何嘗不是這樣?君主有了什麼過失,作為臣子,不能夠當面直言勸諫,卻要上書進行公開指責,這是想要使君主的短處昭彰於世,顯示他自己的正直,這難道是一名忠君之臣所應該做的事嗎?像高允那樣的人,才是地地道道的忠君之臣。朕有了過失,他沒有不當面直接批評的,甚至有時有些話,朕已經難以接受,但高允並不迴避。朕由此知道了自己的過失,但天下人卻不知道,難道這不能說是忠心嗎?”
允所與同征者游雅等皆至大官,封侯,部下吏至刺史,二千石者亦數十百人,而允為郎,二十七年不徙官。帝謂群臣曰:“汝等雖執弓刀在朕左右,徒立耳,未嘗有一言規正;唯伺朕喜悅之際,祈官乞爵,今皆無功而至王公。允執筆佐我國家數十年,為益不小,不過為郎,汝等不自愧乎!”乃拜允中書令。
高允同時被徵召的游雅等人,全都做了大官,被封為侯,部下們官至刺史、有二千石俸祿的人也有幾十成百名了,可是,高允還仍然為著作郎,二十七年從來沒有升過官。文成帝對各大臣說:“你們這些人雖然每天手持刀箭,站在朕旁邊侍侯,卻不過是白白地站著,沒有一個人勸諫過我一句話。而只是在看到我心情高興時,要求賞賜一官半爵,現在,你們全都沒有什麼功勞,卻做了王公。高允僅用一枝筆輔佐治理國家幾十年了,他的貢獻不小,可他仍然不過是個郎官,你們這些人難道不感到慚愧嗎?”於是,提升高允為中書令。時魏百官無祿,允常使諸子樵採以自給。司徒陸麗言於帝曰:“高允雖蒙寵待,而家貧,妻子不立。”帝曰:“公何不先言,今見朕用之,乃言其貧乎!”即日,至允第,惟草屋數間,布被,袍,廚中鹽菜而已。帝嘆息,賜帛五百匹,粟千斛,拜長子悅為長樂太守。允固辭,不許。帝重允,常呼為令公而不名。
當時,北魏文武百官們都沒有俸祿,高允常讓他的兒子們上山砍柴,來維持家裡的生計。司徒陸麗對文成帝說:“高允雖然蒙受您的優待,但是,他家的生活卻相當貧困,他的妻子和孩子也沒有生活來源。”文成帝說:“你為什麼不早說?偏偏看朕重用了高允,才告訴我說他窮。”當天,文成帝親自來到高允家,看見高允家裡只有幾間草房,幾床粗布被褥和用舊麻絮做的棉袍,廚房裡也只有一些青菜和鹽。文成帝忍不住嘆息,賞賜給高允家五百匹絹帛,一千斛粟米,任命高允的長子高悅為長樂太守。高允竭力推辭,但文成帝不同意。文成帝很器重高允,平時經常稱高允為令公,而不叫他的名字。
游雅常曰:“前史稱卓子康、劉文饒之為人,褊心者或不之信。余與高子游處四十年,未嘗見其喜慍之色,乃知古人為不誣耳。高子內文明而外柔順,其言吶吶不能出口。昔崔司徒嘗謂余云:‘高生豐才博學,一代佳士,所乏者,矯矯風節耳。’余亦以為然。及司徒得罪,起於纖微,詔指臨責,司徒聲嘶股慄,殆不能言;宗欽已下,伏地流汗,皆無人色。高子獨敷陳事理,申釋是非,辭義清辯,音韻高亮。人主為之動容,聽者無不神聳,此非所謂矯矯者乎!宗愛方用事,威振四海。嘗召百官於都坐,王公已下皆趨庭望拜,高子獨升階長揖。由此觀之,汲長孺可以臥見衛青,何抗禮之有!此非所謂風節者乎!夫人固未易知;吾既失之於心,崔又漏之於外,此乃管仲所以致慟於鮑叔也。”
游雅常說:“從前史書上曾經稱讚漢代卓茂劉寬的為人,心地狹窄的人不相信那是真的。我和高允相處為官四十年了,從未看見他把喜怒哀樂表現在臉上,為此,我才知道古人古事都不是假的。高允內心文採光明,外表溫和柔順,他說話時總是慢騰騰的,就好像不會表達一樣。從前,司徒崔浩曾經對我說:‘高允博才多學,是一代俊傑,他所缺乏的,恐怕只是一點兒剛毅的風骨。’我也認為是這樣,直到崔浩犯了罪,不過是因為一些細微小事,可是,皇上親自審問時,崔浩嚇得渾身發抖,聲嘶力竭說不出話來。宗欽以下的官員,也都嚇得爬在地上,汗流浹背,個個都面無人色。只有高允一人站在那裡詳細陳說事件的經過,進一步闡述是非曲直,表達清晰而有條理,闡明的事理清楚有深度,且聲音高亢、洪亮,連皇上聽著都為之動容,聽的人沒有不為他捏著一把汗的,這種行為,不是剛毅的風骨又是什麼呢?在宗愛正好高升,把持著大權的時候,其威風凜凜,震撼四海。宗愛曾經召集文武百官到朝堂論事,王公以下的官員,全都小步前行到宗愛面前,向宗愛叩拜,只有高允一人走上台階,只對宗愛長揖了一下。從這件事上看,漢汲黯可以躺在床上會見衛青,行對等的禮節,有什麼不可以的?這難道不就是我們所說的高風亮節嗎?了解一個人,本來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已經看錯了他的內在品德,而崔浩又看漏了他的外在氣質,這就是管仲之所以對鮑叔牙的死感到萬分悲痛的真正原因啊!”
(6)乙丑,魏東平成王陸俟卒。
(6)乙丑(二十一日),北魏東平成王陸俟去世。
(7)夏,四月,甲申,立皇子子綏為安陸王
(7)夏季,四月,甲申(十一日),劉宋孝武帝立皇子劉子綏為安陸王
(8)帝不欲權在臣下,六月,戊寅,分吏部尚書置二人,以都官尚書謝莊度支尚書吳郡顧覬之為之。又省五兵尚書
(8)孝武帝不希望把大權交給自己的臣屬。六月,戊寅(初六),吏部尚書分設兩名,任命都官尚書謝莊度支尚書吳郡人顧覬之分別擔任,同時,撤銷了五兵尚書這一官位。
初,晉世,散騎常侍選望甚重,與待中不異;其後職任閒散,用人漸輕。上欲重其選,乃用當時名士臨海太守孔覬、司徒長史王為之。侍中蔡興宗謂人曰:“選曹要重,常侍閒淡,改之以名而不以實,雖主意欲為輕重,人心豈可變邪!”既而常侍之選復卑,選部之貴不異。覬,琳之之孫;,謐之兄孫;興宗,廓之子也。
當初,晉朝時期,散騎常侍官職的選授很被天下人看重,和侍中沒有兩樣崐。後來,這一官職的工作清閒鬆散,所以,擔任這一職務的人也變得越來越無足輕重了。現在,孝武帝打算提高它的地位,所以,他任用當時很有名望的臨海太守孔覬、司徒長史王擔當這一職務。侍中蔡興宗對人說:“吏部地位重要,而常侍工作清閒、無關緊要,如果僅僅是在名稱上更改一下,而不是加強實際權力,儘管是皇上想要提高它的地位,人心又怎么能夠改變過來呢?”不久,散騎常侍的地位再度降低,而吏部的尊貴,卻與從前沒什麼兩樣。孔覬孔琳之的孫子。王是王謐哥哥的孫子。蔡興宗蔡廓的兒子。
裴子野論曰:官人之難,先王言之,尚矣。周禮,始於學校,論之州里,告諸六事,而後貢於王庭。其在漢家,州郡積其功能,五府舉為掾屬,三公參其得失,尚書奏之天子;一人之身;所閱者眾,故能官得其才,鮮有敗事。魏、晉易是,所失弘多。夫厚貌深衷,險如溪壑,擇言觀行,猶懼弗周;況今萬品千群,俄折乎一面,庶僚百位,專斷於一司,於是囂風遂行,不可抑止。乾進務得,兼加諂瀆;無復謙恥之風,謹厚之操;官邪國敗,不可紀綱。假使龍作納言,舜居南面,而治致平章,不可必也,況後之官人者哉!孝武雖分曹為兩,不能反之於周、漢,朝三暮四,其庸愈乎!
裴子野論曰:選用適當的人任某一官職,是件很困難的事,前代君王早已說過,這已經很久了。按周朝的禮儀來說,從學校開始就注重人才的培養,首先在他的家鄉加以評論,把評論的結果告訴給各個州郡的六事,再由六事把這些人的姓名呈報給朝廷。在漢王朝時代,各個州郡蒐集一些有才能有功勞人的情況,再由五府任命他們為輔佐。三公前來具體考察他們工作的得失,尚書把考察結果呈報給天子。一個人才,經過了這么多道的審查,因此,為官者能夠稱職,人盡其才,很少把事情做壞。魏、晉時代不是這樣,選用官員的失誤特別多。有些人長著一副忠厚誠懇的面孔,但內心卻是陰險狡猾得很,就好像那萬丈深淵一樣難以摸透。即或是聽其言、觀其行,恐怕也還是不能全面了解。何況現在千千萬萬的為官者,只靠偶爾見過一面的印象,就要決定是晉升還是削免;成百的僚屬的任用,由一個部門獨斷專行。從此,投機鑽營的惡劣風氣猖獗,不能遏止。為了能升官進爵滿足自已的貪慾,就用盡一切手段去諂媚、瀆職枉法,廉恥之風蕩然無存,官吏們不再有謹慎寬厚的操行。貪官污吏作惡多端,致使國家政局混亂腐敗,不能再加約束。縱使是舜帝面南主持朝政,讓龍作尚書,要想使國家達到太平盛世,恐怕也未必做得到,更何況後代那些為官的人呢。如今,孝武帝雖然把吏部尚書一分為二,卻已無法再回到周、漢時代了。僅僅是朝三暮四更改名稱,這豈不是變本加厲嗎?
(9)丙申,魏主畋於松山;庚午,如河西
(9)丙申(二十四日),北魏國主到松山狩獵。庚午(二十八日),前往河西
(10)南彭城民高、沙門曇標以妖妄相扇,與殿中將軍苗允等謀作亂,立為帝。事覺,甲辰,皆伏誅,死者數十人。於是下詔沙汰諸沙門,設諸科禁,嚴其誅坐;自非戒行精苦,並使還俗。而諸尼多出入宮掖,此制竟不能行。
(10)劉宋南彭城平民高、和尚曇標用妖邪虛妄的語言胡言亂語,煽動人心,同殿中將軍苗允等人秘密勾結,陰謀叛亂,擁護高作皇帝。事情被發覺,甲辰(初二),全被抓起來處死,同時受牽連被斬首的人有幾十個。為此,孝武帝頒下詔令,清除所有和尚,並公布各種禁令,嚴格執行株連制度。除了能嚴守戒規、苦心修行的高僧外,其餘的都要還俗。可是,有很多尼姑經常出入深宮,這項規定竟然執行不了。
中書令王僧達,幼聰警能文,而跌盪不拘。帝初踐阼,擢為僕射,居顏、劉之右。自負才地,謂當時莫及,一二年間,即望宰相。既而遷護軍,怏怏不得志,累啟求出。上不悅,由是稍稍下遷,五歲七徙,再被彈削。僧達既恥且怨,所上表奏,辭旨抑揚,又好非議朝政,上已積憤怒。路太后兄子嘗詣僧達,趨升其榻,僧達令舁棄之。太后大怒,固邀上令必殺僧達。會高反,上因誣僧達與通謀,八月,丙戌,收付延尉,賜死。
中書令王僧達,自幼聰明伶俐,寫得一手好文章,可是,他個人卻是放蕩行事,不拘小節。孝武帝剛剛登上帝位,曾提拔他做僕射,官位在顏竣劉延孫二人之上,因此,王僧達自負才能和門地,認為當世之人沒有誰能比得上他,一二年的功夫,他就能升為宰相。不久,他卻被貶為護軍將軍,所以,心裡鬱郁不得志,幾次上書請求到外地任職。孝武帝很不高興,從此以後慢慢把他崐降級,五年之間,連貶七次,最後,又被彈劾。王僧達既覺得恥辱,又心懷不滿和怨恨,每次寫給孝武帝的奏章,言辭之間多有不平,又特別喜歡指責朝政的弊端,孝武帝早已積著一股怨氣。偏巧,皇太后路氏哥哥的兒子曾經拜訪王僧達,他直接就坐到了王僧達的床上,王僧達下令把床扔出去,路太后因此非常惱怒,把孝武帝叫來讓他一定把王僧達殺了。這時,正趕上高謀反,孝武帝順勢陷害王僧達與高是同謀。八月,丙戌(十五日),逮捕了王僧達交付廷尉,命他自殺。
沈約論曰:夫君子、小人,類物之通稱,蹈道則為君子,違之則為小人。是以太公起屠釣為周師,傅說去版築為殷相,明揚幽仄,唯才是與。逮於二漢,茲道未革:胡廣累世農夫,致位公相;黃憲牛醫之子,名重京師;非若晚代分為二途也。魏武始立九品,蓋以論人才優劣,非謂世族高卑。而都正俗士,隨時俯仰,憑藉世資,用相陵駕;因此相沿,遂為成法。周、漢之道,以智役愚;魏、晉以來,以貴役賤;士庶之科,較然有辨矣。
沈約論曰:所謂君子與小人不過是分別對一類人物的通稱。走正路,就是君子;不走正路,就是小人。所以,姜太公起於屠夫漁夫之中做了周朝的太師,傅說放下築屋壘牆的工作,做了殷朝的宰相。從下層中發現被埋沒的人才,完全取決於他本人是否有才能。直到兩漢時期,這個道理還沒有改變:胡廣出身於世代務農的農夫家裡,他卻能高升到公相的位置;黃憲也不過是個獸醫的兒子,名聲竟也威震京師。並不像後代把人分成士族和庶族兩等。魏武帝開始建立九品中正制度,依此來評價人才的優劣,卻不是用來評價家世的高低貴賤,但是地方的都正俗人們卻為了個人利益,隨波逐流,他們依仗著自己門第的高貴、出身的顯赫,以此高踞於別人之上,並由此而形成了習慣,最後竟然成為一種約定俗成的法規。周、漢的方法,是有才智的人役使愚昧無知的人。魏、晉以後則是出身高貴、地位高貴的人驅使出身卑賤的人。士族與庶族的不同品類就有明顯的區別了。
裴子野論曰:古者,德義可尊,無擇負販;苟非其人,何取世族!名公子孫,還齊布衣之伍;士庶雖分,本無華素之隔。自晉以來,其流稍改,草澤之士,猶顯清途;降及季年,專限閥閱。自是三公之子,傲九棘之家,黃散之孫,蔑令長之室;轉相驕矜,互爭銖兩,唯論門戶,不問賢能。以謝靈運、王僧達之才華輕躁,使其生自寒宗,猶將覆折;重以怙其庇蔭,召禍宜哉。
裴子野論曰:古代,只要是有道德講仁義的人,都會受到尊敬,不管他的出身地位是販夫還是走卒。如果這個人品質低劣,即使他出身世族,又有什麼可取的呢?名公高位的人的子孫們和普通老百姓是一樣的。雖然士族和庶族有所區別,但卻沒有什麼豪華與凡素的對立。從晉代以來,這一潮流漸漸改變,出身草野荒澤的寒士,還可以在清正的仕途中得到顯貴。到了晉末,就專門注意人的門第出身了。從此,三公的兒子瞧不起一般官宦人家;朝中官員的子孫,更看不起地方官吏的後代。彼此之間相互傲慢驕矜,爭比高低,斤斤計較。只看出身門第,而不問賢德才能。像謝靈運、王僧達這種身負才華,卻又性情輕狂驕躁的人,即使讓他們生在寒門之家,也仍然要遭到覆亡摧折,何況他們還要仗恃著自己出身顯貴的特權,最終為自己招來殺身之禍,是理所當然的事啊!
(11)九月,乙巳,魏主還平城。
(11)九月,乙巳(初四),北魏國主返回平城。
(12)丙寅,魏大赦。
(12)丙寅(二十五日),北魏實行大赦。
冬,十月,甲戌,魏主北巡,欲伐柔然,至陰山,會雨雪,魏主欲還,太尉尉眷曰:“今動大眾以威北狄,去都不遠而車駕遽還,虜必疑我有內難。將士雖寒,不可不進。”魏主從之,辛卯,軍於車侖山。
冬季,十月,甲戌(初四),北魏國主向北巡察,想要討伐柔然,走到陰山,正趕上下大雪,北魏國主打算回去。太尉尉眷說:“現在,我們發動全軍去威震北狄,離開都城還沒有多遠,卻要突然班師回朝,蠻虜們一定懷疑我們國內發生了動亂。將士們雖然感到寒冷,但卻不能不繼續前進。”北魏國主接受了勸告。辛卯(二十一日),北魏大軍屯紮在車侖山。
(13)積射將軍殷孝祖築兩城於清水之東。魏鎮西將軍封敕文攻之,清口戍主、振威將軍傅乾愛拒破之。孝祖,羨之曾孫也。上遣虎賁主龐孟虬救清口,崐青、冀二州剌史顏師伯遣中兵參軍苟思達助之,敗魏兵於沙溝。師伯,竣之族兄也。上遣司空參軍卜天生將兵會傅乾愛及中兵參軍江方興共擊魏兵,屢破之,斬魏將窟公等數人。十一月,魏徵西將軍皮豹子等將三萬騎助封敕文寇青州,顏師伯御之,輔國將軍焦度刺豹子墜馬,獲其鎧具裝,手殺數十人。度,本南安氐也。
(13)劉宋積射將軍殷孝祖,在清水東岸建造了兩座城池。北魏鎮西將軍封敕文向那裡發動進攻,清口鎮將、振威將軍傅乾愛率軍抵抗,大敗封敕文。殷孝祖是殷羨的曾孫。孝武帝派遣虎賁主龐孟虬援助清口,青州、冀州刺史顏師伯派遣中兵參軍苟思達也趕來相助,在沙溝大敗北魏大軍。顏師伯顏竣的族兄。孝武帝又派遣司空參軍卜天生率領大軍和傅乾愛及中兵參軍江方興會師,一起抗擊北魏大軍,他們幾次大敗敵軍,並斬了北魏大將窟公等幾人。十一月,北魏徵西將軍皮豹子等人率領三萬騎兵援助封敕文,入侵青州,劉宋顏師伯抵禦,輔國將軍焦度刺中皮豹子,皮豹子從馬背上摔下,焦度搶到皮豹子的鎧甲、長矛等全套裝備,親手殺死幾十人。焦度本來是南安氐人。
(14)魏主自將騎十萬、車十五萬兩擊柔然,度大漠,旌旗千里。柔然處羅可汗遠遁,其別部烏朱駕頹等帥數千落降於魏。魏主刻石紀功而還。
(14)北魏國主親自統率十萬騎兵、十五萬輛戰車,進攻柔然國。他們穿過大沙漠,旌旗飄揚,綿延千里。柔然國處羅可汗郁久閭吐賀真遠遠逃走。其支派烏朱駕頹等人率領幾千個帳落向北魏投降。北魏國主文成帝在柔然國刻石記下戰功,然後班師回朝。
(15)初,上在江州,山陰戴法興戴明寶、蔡閒為典簽;及即位,皆以為南台侍御史兼中書通事舍人。是歲,三典簽並以初舉兵預密謀,賜爵縣男;閒已卒,追賜之。
(15)當初,孝武帝在江州時,山陰人戴法興戴明寶、蔡閒擔任典簽,待孝武帝登基做了皇帝後,就把這三人全都任命為南台侍御史兼任中書通事事人。這一年,這三位典簽官都因為最初起兵討伐劉劭時參預了密謀,而被賜為縣級男爵。蔡閒已經去世,被追贈給這一爵位。
時上親覽朝政,不任大臣;而腹心耳目,不得無所委寄。法興頗知古今,素見親待。魯郡巢尚之,人士之末,涉獵文史,為上所知,亦以為中書通呈舍人。凡選授誅賞大處分,上皆與法興、尚之參懷;同外雜事,多委明寶。三人權重當時;而法興、明寶大納貨賄,凡所薦達,言無不行,天下幅湊,門外成市,家產並累千金。
當時,孝武帝親自上朝處理政務,而不信任手下大臣。他的心腹、耳目不能無所寄託。戴法興非常熟悉古代歷史和當代政治,平時一直受到孝武帝的親近和厚待。魯郡人巢尚之出身寒門,他通覽文史,深受孝武帝的賞識,也任命他為中書通事舍人。凡是官員的遴選、免職、賞賜、誅殺等重大事情,孝武帝都要和戴法興巢尚之商量討論,宮廷內外事務大都委託戴明寶處理。在當時,三人權力重大,超過所有人。但戴法興戴明寶大肆收受賄賂,凡是他們推薦上的官員,從來沒有不通過的。天下趨炎附勢的人都集中到他們那裡爭相巴結,家門外像鬧市一樣人來人往,他們的家產也都積累到了千金。
吏部尚書顧覬之獨不降意於法興等。蔡光宗與覬之善,兼其風節太峻,覬之曰:“辛毗有言:‘孫、劉不過使吾不為三公耳。’”覬之常以為:“人稟命有定分,非智力可移,唯應恭己守道;而暗者不達,妄意僥倖,徒虧雅道,無關得喪。”乃以其意命弟子原著《定命論》以釋之。
吏部尚書顧覬之偏偏不巴結戴法興等人,侍中蔡興宗和顧覬之關係不錯,但他嫌顧覬之風骨氣節太硬,顧覬之說:“辛毗有句話:‘孫資、劉放頂多讓我當不上三公罷了。’”顧覬之自己經常認為:“人的天賦才能和人的命運好壞,上天都是有定分的,不是靠才智、聰慧就能夠改變的,所以,人只應該恭良克己、嚴守正道。但是,愚蠢的人並不完全了解這一點,他們只是一味地胡思亂想,總想能僥倖得到這些。結果白白地使自己在正直的道路上走偏了,而對自己的得與失並沒有什麼用處。”於是,按照這種想法,他命令自己的侄子顧原撰寫了《定命論》,用以解釋、闡明自己的這一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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