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書法

魏晉書法

魏晉書法承漢之餘緒,又極富創造活力,是書法史上的里程碑,奠定了中國書法藝術的發展方向。魏晉書法規隋唐之法,開兩宋之意,啟元明之態,促清民(國)之朴,深刻地影響了歷代書法並影響著當代書法的發展。

基本介紹

  • 中文名:魏晉書法
  • 外文名:Calligraphy of Wei and Jin Dynasties
  • 類型:書法藝術
  • 時代:魏晉
  • 代表人物:鐘繇、王羲之、王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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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晉書法

簡介

從曹魏開始,對文學藝術的關注進入了一個新階段,“惟才是舉”等選人制度的實施,使“才能”有可能越過道德而成為人們的首要追求,其中就包含文學藝術,如原來被視作小道的文學,被曹丕譽為“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書法在東晉時期成為世家大族爭能鬥勝的方式之一,上層貴族大量進入這個領域。魏晉書法在這一背景下,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首先,是楷、行、草等字型在廣泛的套用中得到迅速完善;其次,出現了多位在歷史上極具影響力的大書家,在風格的開創和典範的樹立上有無可取代的意義,深刻地影響了中國書法史的發展;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是,書法作為藝術的許多基本觀念被揭示出來,不僅形成理論,而且被貫徹到實踐中,從而使書法的藝術性質得到了強化。
這時期的書法發展,大約可以這樣來描述:三國為過渡時期;兩晉(尤其是東晉)為鼎盛時期。

三國

馬宗霍先生《書林藻鑒》這樣描述三國書法的意義:“三國者,亦書體上一大轉關也。……又書派上兩大導源也。”其具體意見容或可以商量,但對三國書法的轉折意義的揭示則是極有見地的。我們說它的主要發展特徵是過渡性,表現在:一,從有關制度來說,三國所制定的許多制度,是後來書法發展的重要影響因素。二,從字型演變來說,楷、行的發展,三國是中間時代。三,從書家的狀況看,三國時代的許多書家實際上成長於漢末,而三國時代成長起來的書家,卻有許多進入了西晉,因而前後傳承的特點非常突出。
《定武本木蘭亭》序局部《定武本木蘭亭》序局部
魏的書法發展比較正常,這與武帝曹操的喜愛有關,他周圍聚集了鐘繇梁鵠韋誕邯鄲淳衛覬等一批書家。更重要的是,建安十年他還發布了一個禁碑令,雖然扼制了隸書的套用空間,但同時卻可以說為楷、行書的發展提供了機遇。這一制度在東晉時得到重申,為行書發達起了極大的作用。鐘繇在楷書領域的開創性貢獻,為後來二王父子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蜀國默默無聞;而吳國則在草書、楷書和篆隸方面都有可觀,尤其幾塊重要的碑刻已是楷書的前驅。
《上尊號奏》《上尊號奏》

字型

隸書

主要集中在魏國。有名的碑刻是:《上尊號奏》、《受禪表》、《孔羨碑》、《曹真碑》、《範式碑》、《王基碑》、《魏三體石經》等。一個共同特點是,出現了非常明顯而且接近的程式化的作風:體勢開始走向縱長;筆劃形成較強的規律性,並出現了一些刻板的處理方式,像“蠶頭”部分經常飾以方形的角,波磔的尾部常常過於圓滿、張揚等等。這種情況,反映出在新的歷史環境中,人們對於隸書的認識正逐漸趨於淺俗、簡單,隸書的衰弱已經不可避免。啟功先生把這時期的隸書喻為蔗渣,非常形象。可以《上尊號奏》為代表。

篆書

數量極少,著名的有兩件,都屬吳國,一為《天發神讖碑》,傳皇象書;一為《禪國山碑》,傳蘇建書。
《天發神讖碑》局部《天發神讖碑》局部
《天發神讖碑》,又名《天璽紀功碑》,傳為三國吳皇象所書。晉時折為三段,俗稱“三段碑”,嘉慶十年毀於火。現故宮博物院藏有北宋拓本。在中國書法史上,《天發神讖碑》是一個非常奇特的碑刻。從書體上說,它非篆非隸,處在兩者之間。此碑用隸筆寫篆字,橫首用折刀頭、橫尾有波磔,豎尾用懸針,轉折用方,若懸崖斬斷,字勢雄偉。
《禪國山碑》體勢也是變幻莫測,風格奇詭。有人以為這是吳地地域風氣的影響,應該是有道理的,但可能還有一個更深刻的原因——即篆隸本身的走向沒落。至於它們的藝術價值,清人張廷濟云:“吳《天璽紀功碑》雄奇變化,沉著痛快,如折古刀,如斷古釵,為兩漢以來不可無一,不能有二之第一佳跡。”雖嫌過譽,而對其審美特點的揭示可謂中肯。

草書

三國時期的草書,最為傑出的書家是吳國的皇象
皇象,字休明,廣陵江都(今江蘇揚州)人。生卒不詳。官侍中、青州刺史。唐張懷瓘以其八分入妙、小篆入能,章草入神品。清包世臣說:“草書唯皇象、索靖筆鼓盪而勢峻密,殆右軍所不及。”
皇象《急就章》皇象《急就章》
傳世作品有《急就章》《頑暗帖》《文武將隊帖》等,《急就章》尤為劇跡。現存《急就章》,以明正統四年據葉夢得之潁昌本為底本所刻的“松江本”最為有名,字數達1394個。其藝術特點,以唐人竇臮和張懷瓘的評價最稱精當。竇臮《述書賦》說:“廣陵休明,樸直古情,難以窮真,非學可成。似龍蠖蟄啟,伸盤復行。”張懷瓘《書斷》說:“右軍隸書,以一形而眾相,萬字皆別;休明章草,相眾而形一,萬字皆同,各造其極。”長期以來是學習章草的極佳範本。

楷書

三國時期的楷書傳世的有三種類型:碑刻法帖簡牘
碑刻集中在吳國,有《谷朗碑》和《葛府君碑》兩種。從體勢來看,還有隸書的平正姿態,而筆劃則已經都泯滅了波磔,未知是字型演變已經臻於此境,或是刻手不佳所致。清康有為認為,“南碑當溯於吳,”以此二種為“真楷之極”,特別是《葛府君碑》“尤為正書鼻祖”,其說後來多為書法史研究者所繼承。
鐘繇《宜示表》局部鐘繇《宜示表》局部

鐘繇

法帖主要是魏國鐘繇的作品。繇字元常,潁川長社(今河南長葛東)人。生於東漢桓帝元嘉元年,卒於魏明帝太和四年(公元151~230年)。漢靈帝時任黃門侍郎,魏國時官至太傅,史稱鐘太傅。他在中國書法史上享有崇高地位,在南北朝時代,與張芝王羲之王獻之被稱為“四賢”,以後長期與王羲之合稱“鐘王”。劉宋羊欣說鐘繇善銘石書、章程書和行押書,當即隸書、楷書和行書。他在歷史上享名最盛的是小楷,有“正書之祖”的美譽。其書存世可以確認的主要是小楷,共有10種,即《賀捷表》《薦季直表》《宣示表》《力命表》和《還示帖》《墓田丙舍帖》《白騎帖》《長患帖》《雪寒帖》《長風帖》。
南朝梁武帝以為逸少不及元常,並評其字說:“鐘繇書如雲鵠游天群鴻戲海,行間茂密,實亦難過。”又說:“張芝、鐘繇巧趣精細,殆同機神”。庾肩吾認為其書“天然第一”。唐太宗李世民則認為雖然鐘繇“布纖濃,分疏密,霞舒雲卷,無所間然”,但盡善盡美的只有王羲之。唐張懷瓘《書斷》認為“真書古雅,道合神明,則元常第一”。又說:“剛柔備焉,點劃之間,多有異趣,可謂幽深無際,古雅有餘。秦漢以來,一人而已。”清人劉熙載認為“其書大巧若拙,後人莫及”。
鐘繇以國家重臣的身份,在書法領域進行了積極的活動,對人們的書法熱情是一種極大的促進,這本身就有很重要的意義;更重要的是,他的努力,加快了楷書成熟的步伐,為東晉崛起的二王,有直接的先導作用。他的小楷,長期影響了歷史上的小楷書家。“正書之祖”的美譽,他是當之無愧的。
簡牘書主要出土於吳地。1979年江西南昌發現的《高榮名刺》(其用途近於現在的名片)及簡牘、安徽馬鞍山發現的《朱然名刺》及《木謁》,都有很接近成熟楷書的寫法,尤其是後者,體勢寬博,雖然剛從隸書化出,但楷法已具規模。可見,到三國時代,楷書的發展已經是勢不可當了。這幾件作品,風格與後世受隸書影響的楷書有相似之處,值得重視。

行書

比較嚴格意義上的行書,在三國時代還沒有發現。史書記載鐘繇學行書於劉德升,且書風瘦勁,但沒有作品傳世。現存比較接近行書的作品是吳地出土的簡牘,這就是江西南昌的吳應墓《木方》,除了少數筆劃如捺、長橫等還有隸書遺存跡象外,無論結體還是筆劃的連線、省減,都是行書的規模。由此看來,到東晉時代形成成熟的規範行書,是可能的。

書法家

曹操

歷史上見過曹操書法作品的人,無不贊其書作有“金花細落,遍地玲瓏;荊玉分輝,瑤若璀粲。”、“筆墨雄渾,雄逸絕論。”之大美。漢朝末期,書法評論家評出章草大家有五人,即:崔瑗、崔實、張芝、張昶、曹操。南朝的書法評論家梁瘐肩在其《書 品》中,把古代名人的書法作品分為:上、中、下三品,每品又分作上、中、下,共九品;他把曹操的書法作品列入中中之品。唐代書法家兼評論家張玉灌,按歷代書法家的藝術成就,把它們劃分為神、妙、能三類:傑立特出者為神,運用精美者為妙,離俗不謬者為能;他在書法評論專著《書 斷》中稱曹操的書法作品為妙品。由此看來,曹操的書法作品雖不能列為神品、上品,但在全國名書法家中是數得著的。按理說,他也是個書法大家。

鐘繇

鐘繇不但在政治上,軍事上取得重要成就,而且,更重要的是其書法成就經常被人稱頌,在中國書法史上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
據唐代張彥遠《法書要錄·筆法傳授人名》說:
蔡邕受於神人,而傳與崔瑗及女文姬,文姬傳之鐘繇,鐘繇傳之衛夫人,衛夫人傳之王羲之,王羲之傳之王獻之。
可見,鐘繇是蔡邕書法的第二代傳人。其實,鐘繇的書法藝術之所以取得巨大藝術成就,並不限於一家之學。宋代陳思《書苑菁華·秦漢魏四朝用筆法》就記述了鐘繇的書法成功經過,說他少年時就跟隨一個叫劉勝的人學習過三年書法,後來又學習曹喜劉德升等人的書法。因此,鐘繇與任何有成就的學者一樣,都是集前人之大成,刻苦用功,努力學習的結果。

西晉

簡介

短促的西晉在文化方面有不少的貢獻,在書法方面也有很大成就。朝廷設立書博士,設弟子員,以鐘繇、胡昭二人書法為標準,教習書法。西晉產生了一批卓有成效的書法家,是章草向今草轉化,行書從萌生走向成熟的過渡期。
索靖《出師頌》局部索靖《出師頌》局部
西晉時期的書法與三國書法有極大的相似性,具有強烈的過渡性色彩,表現在幾個方面:一,重申禁碑令,使行楷的發展趨勢得到保證;二,字型演變繼續推進,尤其是行草書;三,出現了一種在後來成為重要的書作樣式的形式,即墓誌
隸書碑刻仍然存在,如《明威將軍郛休碑》、《任城太守孫夫人碑》、《皇帝三臨辟雍碑》、《太公呂望表》等;同時出現了墓誌,著名的有《劉韜墓石》、《張朗墓石》、《左棻墓石》、《荀岳墓誌》、《石尠墓石》等。此外,有《朱曼妻薛氏買地券》、《楊紹買地莂》和《鹹寧四年呂氏磚》等特殊用途的作品。從藝術的角度看,這些作品都平淡無奇,有的還因為試圖保持隸書風貌而具有嚴重的程式化傾向。
在本世紀以來出土的西晉竹木簡牘和紙質墨跡中,有很值得重視的作品,如泰始五年的《詣鄯善王檢》、《泰始九年簡》、《諸佛要集經》、《三國志殘卷》等。《詣鄯善王檢》比《朱然名刺》更接近於楷書,《泰始九年簡》接近行書;後二者介於隸、楷之間。這反映了行、楷書的穩步發展。
草書領域裡,《梁思永書翰殘瓷片》等已經不是純淨的章草書,而帶有今草的特徵,流暢迭宕,氣勢懾人,表明草書也在向前邁進。
這時期的著名書家有三位:衛瓘索靖陸機

衛瓘

(公元220年~291年),字伯玉,河東安邑(今山西夏縣)人。曾任尚書令,是西晉重臣,官至司空、太保。八王亂起,為賈后所殺。父覬享書名於三國時期,子恆巨山)亦善書,世稱“巨山三世”。

索靖

(公元29年~303年),字幼安,敦煌龍勒(今甘肅陽關附近)人,張芝姊孫。官酒泉太守、征西將軍,人稱“索征西”。與衛瓘書名不相上下,有“一台二妙”之譽。後人有謂:“瓘得伯英筋,靖得伯英肉。”衛瓘自己說:“我得伯英之筋,恆得其骨,靖得其肉。”索靖則以為己書如“銀鉤蠆尾”。唐張懷瓘說:衛瓘“采張芝法,取父書參之,遂至神妙。天姿特秀,若鴻鵠奮翼,飄飄乎清風之上。率情運用,不以為難。時議謂:伯玉放手流便過索,而法則不如之。”索靖則“若山形中裂,水勢懸流。雪嶺孤松,冰河危石,其堅勁則古今不逮”。可見一比較流便,一比較嚴謹。衛瓘只有《淳化閣》所載《頓首州民帖》傳世,索靖則有《出師頌》(傳)、《皋陶帖》、《七月廿六日帖》、《月儀帖》等,可以印證張懷瓘的說法。

陸機

(公元261年~303年),字士衡。吳縣華亭(今屬上海市)人。祖遜、父抗,皆東吳名將。西晉時官太子洗馬、著作郎,為成都王司馬穎所重,任平原內史、前將軍,伐司馬乂,兵敗被殺。陸機在書史上並無大名,但傳世最早的文人墨跡《平復帖》歷來歸於他的名下。因年久而筆划起收墨跡脫落,鋒芒內斂,顯得質樸老辣,在古代章草中具有獨特的氣質;體勢縱長而微側,末筆多下展,有與下字相連的趨勢,這通常被看作向今草的過渡形態。由於這兩方面的原因,《平復帖》長期被視為國寶,享有崇高的地位。

東晉和十六國

簡介

東晉和十六國長達100餘年的南北對峙,是西晉末年曆時16年之久的八王之亂的直接結果。對於政治經濟,這是一場災難;而對於書法來說,這種歷史變遷所引起的一系列外在條件的更新,卻是一個發展機遇。
隨晉室南遷的世家大族,在嚴酷的政治現實面前,需要心靈的解脫,於是,他們拋棄繁瑣經學,通過服藥、飲酒、游心自然、清談、乃至寄情書法等生活方式,開拓了一片與漢代讀書人很不相同的生活空間。書法在世家大族流風相扇、競能鬥勝中,表情達性的功能被強化,含蘊的內涵得到擴展,獲得了長足的進步。以王羲之、王獻之父子為代表的東晉行、草書,不僅使行書作為一種字型完全定型,而且本身在藝術上樹立了歷史的新高峰,成為一個時代精神生活的標誌,在書法史上巍然聳立,至今仍熠熠生輝。
東晉、十六國時期的作品,大體上可以分為兩類:世家大族作品和非世家大族作品。之所以這樣劃分,是因為這一時期不同階層的書法風貌有相當大的差異,甚至可以說它是這一時期書風差異的主要表現。
唐代竇臮《述書賦》敘述東晉書法的狀況說:“博哉四庾,茂矣六郗,三謝之盛,八王之奇。”王、謝、庾、郗,不僅是當時政局的主要支柱,同時是當時主宰書壇的主要家族。此外,衛、桓等族亦皆不弱,共同構成了東晉世家書法的鼎盛局面。

書法家

王氏家族
東晉初年勢力最大的家族,當時甚至有“王與馬,共天下”之說,同時,終東晉一代甚至整個書法史,王家也可以說是最為煊赫的一族。
王羲之《十七帖》王羲之《十七帖》
王家的第一代,在東晉就都享有書名。其中書名較盛的有王敦王導王曠王廙。王敦的書法《淳化閣帖》卷二,有他的草書《蠟節帖》,筆勢雄健,氣勢威武。王導的書法有《省示帖》、《改朔帖》,唐竇臮《述書賦》評他的書法:“將以潤色前范,遺芳後車,風棱載蓄,高利有餘。”王導在西晉末年帶《宣示表》過江,為東晉書法保留了重要的典範作品,對東晉書法發展有貢獻。王曠是王羲之的父親,宋陳思《書小史》評其“善行、隸書”。王廙是最為突出的書家,書畫雙絕,書法“謹傳鐘法”(羊欣語),“畫為明帝師,書為右軍法”(王僧 王羲之《黃庭經》
虔語)。
王羲之
第二代中,王羲之為整個時代書法的核心人物。楷書方面,他在鐘繇的基礎上,進一步完善法則,創製出影響千古的範式,從此使楷書的各種點畫有了明確的分工,隸書與楷書完全分流,成為特色截然不同的兩種字型。行書方面,他繼承鐘法,使之進一步規範化,也成為後世模範,充分體現“晉尚韻”的特色。草書方面,他進一步使章草向今草轉化。總之,他將鐘繇古質樸素的書風改變為風流妍妙的今體,尤其是他的行書、小楷書,標誌著這兩種字型的成熟。他以完美的技法和婉媚的風範,影響了此後整箇中國書法的進程,被後人譽為“書聖”。
王羲之(303~361),字逸少,琅琊臨沂(今屬山東)人,生於西晉太安二年癸亥(303)。他少年時即得到從伯王敦、王導的鐘愛,被視作“佳子弟”。他曾自稱“素自無廊廟志”,但卻肯於為國計民生作努力。因為他擔任過右軍將軍、會稽內史,後人有時也稱他為“王右軍”“王內史”。但他也有一般東晉士人的習性,比如雅好服食、寄情山水,史稱他初渡浙江,便有終焉之志。
其行書傳世有《哀禍》《姨母》《游目》《喪亂》《二謝》《得示》《何如》《奉橘》等,均非原跡,多為唐人摹本。代表作《蘭亭序》,享有“天下第一行書”的美譽。作品寫於永和九年(353)暮春三月三日,當時王羲之與親友謝安、孫綽等四十二人宴集於會稽山陰之蘭亭,行修禊之禮。王羲之酒酣興濃,用繭紙鼠須筆為蘭亭集作序,凡二十八行,三百三十四字。
王羲之《黃庭經》王羲之《黃庭經》
王羲之傳世草書作品有《十七帖》《初月帖》《快雪時晴帖》等。《十七帖》內容是信札,點劃清健峻快,結體靈動多姿,富有情趣,是歷來寫草書的範本。《快雪時晴帖》麻紙墨跡,四行,28字。清高宗以為“天下無雙,古今鮮對”,並在帖後跋“龍跳天門,虎躍鳳閣”,並將該帖及王獻之《中秋帖》、王珣《伯遠帖》視作“三希”,同置於三希堂內。
他的小楷書傳世的有《黃庭經》、《樂毅論》等。唐孫過庭《書譜》里評王羲之“寫《樂毅》則情多怫鬱,書《畫贊》則意涉瑰奇,《黃庭經》則怡懌虛無,《太師箴》又縱橫爭折”,認為同樣表現了王羲之的“情性”與“哀樂”。
王獻之
第三代中,王獻之不為其父所束縛,而是改其父的內擫筆法為外拓筆法,大膽創新,進一步破除古法,增強點劃之間的牽連映帶,突出節奏的變化,使行草書更具自由發揮的空間,創造了“破體”。
王獻之(344~386),字子敬,小字官奴。王羲之第七子,官至中書令,故又稱“大令”。 《晉書》稱其“少有盛名,而高邁不羈,雖閒居終日,容止不怠,風流為一時之冠”。
他以行書的筆意寫楷書,以草書的筆意寫行書,介於二體之間,卻又兼二體之長。隨手揮灑,俯仰適意,觸處生妙,令人觀字而想見其風流。張懷瓘《書議》評王獻之書云:“子敬才高識遠,行、草之外,更開一門。夫行書非草非真,離方遁圓,在乎季孟之間。兼真者謂之真行,帶草者謂之行草。子敬之法,非草非行,流便於行草,又處其中間,無藉因循,寧拘制則,挺然秀出,務於簡易,情馳神縱,超逸優遊,臨事制宜,從意適便,有若風行雨散,潤色開花,筆法體勢之中,最為風流者也。”
王獻之《洛神賦》局部王獻之《洛神賦》局部
《廿九日帖》是行楷,筆法嚴謹結實,轉折處方硬有力,結體微帶橫扁,應當是還沒有形成自家風格時的作品。但末尾四字的草法,體勢舒展大方,已能見出其氣質。
王獻之的行草作品,最有名的是《鴨頭丸帖》和《中秋帖》等。《中秋帖》是米芾臨本,可以不論。《鴨頭丸》,絹本,共兩行,十五字,筆致稍枯,然不失潤澤,“鴨頭丸故不佳”六字成一段,“明當必集當與君相見”九字又成一段,筆勢酣暢,圓轉生動,痛快淋漓,行筆疾徐有度,筆斷意連,流貫而下,紙短意長,可見書寫時略無滯礙的狀態,非常充分地展現了王獻之行草的獨特風格。
王獻之的楷書流傳後世的,僅有小楷《洛神賦》。白麻箋,南宋賈似道先後得二紙共十三行,摹刻於水蒼色端石上,以其石碧似玉為喻,稱《玉版十三行》。鐘繇小楷,雖然號稱“正書之祖”,但留有隸意;王羲之小楷,完善楷法,體勢端謹,法度嚴密。而《玉版十三行》則點劃圓潤,字勢開張,有流光溢彩、逸致翩翩、飄然遠舉之致,遠觀如鶴舞九霄,近看如逸士清游,無一絲塵俗之氣,令人神清目暢,與其行草一樣,富於風流瀟灑的氣質。
這一代中其他人物如王徽之王珉、王珣等,在當時也都有影響,其中王珣由於《伯遠帖》原跡意外流傳後世,並在乾隆時與王羲之《快雪時晴帖》、王獻之《中秋帖》(米芾臨本)並列稱為“三希”,而形成了極大影響。即使在東晉以後,這個家族雖然逐漸降低了地位和影響,但書法活動仍然極為活躍,出了不少名家。
庾氏家族
庾翼庾亮庾冰庾懌。庾翼的書名一度在王羲之之上,甚至因為與羲之爭勝而有“家雞野鶩”之語,直到後來看見羲之寫給其兄庾亮的草書信札,才信服王羲之可追張芝。張懷瓘《書斷》云:“庾翼字稚恭,潁川鄢陵人。明穆皇后弟,安西將軍、荊州刺史。善草、隸書,名亞右軍。”
謝氏家族
謝安謝尚謝萬。謝安,字安石,年四十齣仕,為一代治國重臣,名聲亦自不菲。王僧虔《論書》曰“謝安亦入能流,殊亦自重,乃為子敬書嵇中散詩。得子敬書,有時裂作校紙。”他與王獻之之間關於羲、獻孰勝的討論在書法史上尤有影響。
郗氏家族
也出現了幾位有影響的人物,如郗愔郗曇,王羲之早年書法不及郗愔(虞龢《論書表》)。郗家書法,以郗愔為最。他的思想以道為主,致力於玄學、書法、優遊。善於章草,代表作《至慶帖》。
衛氏家族
自西晉以來就人才輩出,至此雖然稍殺,也非無人,最重要的人物是衛夫人鑠,為汝陰太守李矩妻,她“規矩鐘公”(張懷瓘語),繼承鐘繇書風,是王羲之的啟蒙老師,對於書聖的成長有重要的作用。
桓氏家族
桓溫、桓玄等人,亦都擅長書法;其他家族如太原王等,也出現了一些書法人才。
這些家族都是當時的上層貴族,有著優厚的物質生活條件,也能夠接受高層次的教育,因而對於書法來講,是一支高素質的隊伍。他們的積極介入,迅速地提升了書法的社會地位,當北朝還把書法視作傭僕之役時,書法在他們的眼裡已經是一種重要的精神生活方式,可以展示他們獨特的胸襟,寄寓他們的喜怒哀樂,傳達他們對於人生自然社會的種種感悟。這種態度,對於中國書法的發展是有著積極的促進意義的,由此開始,書法真正成為中國文人的一種不能須臾或忘的精神活動。
東晉特殊的社會文化環境,造就了這些貴族人物的獨特情懷。身居廟堂時,他們也會像傳統知識分子一樣,心憂天下。但其他許多儒家倫理道德觀念在他們的生活中已經失去了權威,因而當回到個人的生活中來時,他們崇尚玄談,寄興高遠,飲酒服藥,悠遊山水之間,縱情享受人生,他們的精神,體現為不拘不執、瀟然放曠、縱意自適,雖然其中也許隱藏著深深的絕望和痛苦。這種精神風貌,在他們的書法里得到了真實的顯現,後來人把這種藝術風貌的精華,概括地稱為“韻”,成為中國書法藝術美的一大典型,長期得到崇敬。
非世家大族
非世家大族書法,按地域分,可以分為東晉和十六國;按載體說,可以分為石刻、墨跡兩類。
東晉繼續禁碑,正式碑刻極少,著名的《爨寶子碑》,出於雲南邊地,處於似楷似隸之間,是少數民族的一件傑作;在東晉統治的核心地區,所見主要是王謝墓誌,材質多為磚,或許不是非常正式的,如《王興之夫婦墓誌》《謝鯤墓誌》《顏謙婦劉氏墓誌》《王閩之墓誌》《夏金虎墓誌》《謝琰及妻王氏墓誌》等。這些作品與世家大族書法有很大的不同,方整樸拙,橫劃尾部還往往有向上挑的意圖,保持了較濃厚的隸書特點。王謝墓誌的出土及它們的這些特點,引起了研究者的關注。從清代起就已經產生的關於《蘭亭》的真實性的懷疑,再次被提出,從而在本世紀中期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蘭亭》論辯”,至今仍然沒有得出一致的意見。
《李柏文書》《李柏文書》
十六國的碑刻則相對多一些,著名的有前秦《廣武將軍碑》、《鄭太尉祠碑》,後秦《呂憲墓表》,北涼《沮渠安周造象碑》等。字型大多在隸、楷之間,風格朴茂古拙。其中《廣武將軍碑》筆劃渾樸,結體生辣拙厚,尤其享有較高聲譽。
墨跡則主要是十六國地區作品,有:前涼《李柏文書》、前秦《譬喻經》、西涼《十誦比丘戒本經》、北涼《沮渠封戴贈官木表》、後梁《維摩經卷》、西涼《秀才對策文》和《妙法蓮花經》等。《李柏文書》最為引人注目,它同王羲之早年的《姨母帖》有許多相似之處,保存了行、楷的發展軌跡,對於考察文字的演變和書風的變化都有極高的參考價值。其他幾件作品,多介於隸、楷之間,也是文字演變的重要資料,同時由於隸、楷的結合極有特點,在書法領域裡也是別具特色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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