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1933年4月,會昌中心
縣委書記鄧小平同志調離會昌中心縣委,由中心縣委
組織部長
羅屏漢同志接任中共會昌(亦稱會、尋、安)中心縣委書記。6月,
羅屏漢調任粵贛軍區政治部任主任,9月,羅屏漢被選為粵贛省蘇維埃臨時政府執行委員,不久又被選為中共粵贛省委
候補委員。參加各次反“圍剿”的南線作戰。同年11月,奉中央軍委重命,在劍溪的桅桿下成立了
閩粵贛邊區游擊縱隊司令部,並且擔任閩粵贛邊游擊縱隊
司令員,率部隊在興寧、
平遠、尋鄔、
龍川邊境開展游擊戰爭,深入到
國民黨粵軍最危險的“腹部”進行牽制
國民黨南線的陳濟棠軍隊,策應中央紅軍主力作戰,進行反蔣介石的層層“圍剿”。
1934年8月被調到新成立的中共贛南省委工作,加強尋南工作團的領導。10月中央紅軍主力長征時期,情況萬分危急,周恩來同志和朱德同志通過秘密部署,再次以中央軍委名義重命
羅屏漢到
尋烏南部進行強有力的軍事游擊領導,重新整編
閩粵贛邊區游擊縱隊司令部,並仍然由羅屏漢親任
司令員。
潘漢年與何長工也另外單獨和
羅屏漢作了砌夜長談,交待了各項秘密任務,後在
尋烏劍溪桅桿下原來的司令部(劍溪區黨支部),共編了六個縱隊。1935年2月,“九路突圍”困難時期,中央分局
陳毅同志按毛主席早前的囑託委任
古柏同志為閩粵贛邊游擊縱隊
司令員之職,準備派往
尋烏接任
羅屏漢司令員一職,
羅屏漢另作軍政重任。
後人回憶
筆錄:
劉承松(原吉潭公社
毛主席思想廣播宣傳站站長、
劍溪鄉黨委辦公室主任、劍溪鄉民政所所長、《
尋烏廣播史》撰寫人之一、《尋烏
吉潭鎮志》編輯部主要成員/劍溪片區主編)
1934年10月,由於
博古和共產國際軍事顧問
李德排擠了毛主席正確的軍事路線,實行
王明“左”傾冒險主義錯誤的線路進行破
蔣介石的第五次“圍剿”,結果損失殘重,迫使
中央紅軍主力要離開“紅都”
瑞金,開始作戰略轉移。正在這時,原
粵贛省蘇維埃政府副主席
羅屏漢特別受中央軍委任命和委派,離開了一直並肩作戰的、時任
贛南省委白區工作部部長的愛人
張瑾瑜同志,到
尋烏南部進行強有力的軍事游擊領導。主要任務是深入到
國民黨粵軍的“喉嚨”要害,用游擊戰和運動戰迂迴於國民黨粵軍後方進行重要的軍事襲擊,牽制和鎮守南方戰線,秘密平衡協調著“羅塘談判”的五項協定,為紅軍主力作戰略轉移創造一切最有利的條件。臨行前,中央軍委地方工作部長
潘漢年、粵贛軍區
司令員何長工特別和
羅屏漢單獨作了整夜的長談,傳達了
周恩來和
朱德的秘密指示,並且交給
羅屏漢一封中革軍委即刻委任他司令員的委任書和相關檔案,還有送交閩粵贛省委、軍委的指示信。
羅屏漢回
尋烏後,立刻領導閩粵贛邊的游擊隊投入了戰鬥,馬不停蹄地頻頻在閩粵贛邊境活動,不斷攻擊、牽制向中央蘇區延伸的、被蔣介石收買的廣東、福建軍閥部隊,使他們盤踞自己地盤死守“老巢”,不敢隨便譴調部隊為老蔣賣命,時時想著保存自己的實力,有力地在閩粵贛三省周邊省境對向中央蘇區延伸的
國民黨軍隊以無情的攻擊和瓦解,破壞、阻止了活動在廣東、福建的軍閥北上去中央蘇區。同時開闢了安全無阻的革命秘密通道;使用各種商業隧道換取了中央緊缺的物資。
10月21日,紅軍主力轉移途中,過陳濟棠在安遠、信豐的第一道封鎖線,結果陳未守約,沒有遵守“羅塘談判”的五項協定來給紅軍撤退部隊讓道,發起了戰鬥。在劍溪的
羅屏漢立刻進行了周密的戰鬥部署,在必要的關鍵時刻,發起了攻打陳濟棠
國民黨粵軍反動部隊的戰鬥,命令蔡梅祥和羅亞彬為第一縱隊,帶領部隊速回廣東,鉗制
陳濟棠在廣東之留守軍隊;命令
潘秉星為第二縱隊,帶領部隊襲擊
李揚敬第七師駐羅塘的師部和第八師駐澄江的軍隊;命令
李大添為第三縱隊,帶領部隊鉗制
余漢謀第一縱隊第四十四師
清溪方向之敵;
陳錦華和
杜慕南的部隊負責牽制余漢謀第一縱隊在
安遠、
贛縣的三個師;
劍溪蘇維埃主席劉隆寶負責敵區情報;
周田蘇維埃主席
黃清泉負責後勤。這些紅軍游擊隊接令後,立刻神出鬼沒地不停奇襲陳部。頓時,陳濟棠以為紅軍全面向他的廣東進攻,恐慌萬狀,立即下令停戰,鉗制陳濟棠死守諾言,遵守“羅塘談判”的五項協定給紅軍主力主動撤軍讓道,使我紅軍主力以較小傷亡順利地通過了第二、三道陳濟棠的
封鎖線。
羅屏漢的這次戰鬥部署,完全是按中央的正確指示,秘密、靈活、有效地利用了陳濟棠想獨霸“南天王”寶座,欲借紅軍為“擋箭牌”抵制蔣介石
軍事壓力,同時害怕和紅軍打仗削弱了實力的矛盾心理,在陳濟棠還沒有搞清楚紅軍的秘密動向時,使其與紅軍始終保持著“外打內通”的良好關係,最大限度地減輕了紅軍主力轉移途中的戰鬥損耗和阻力,使紅軍主力轉移途中順利地跳出了蔣介石的第一次軍事大包圍。
11月,閩粵贛邊的
游擊隊,在
羅屏漢的領導下,鉗制陳濟棠遵守“羅塘談判”五項協定成功,戰事也稍停。
羅屏漢在
尋烏澄江的周田村宿營,等候從羅塘回來的
潘秉星部隊,並且準備儘快按來尋烏之前中央軍委下達的命令,完成重新整編好
閩粵贛邊區游擊縱隊司令部的任務。次日,接到了
潘秉星的部隊後,與在劍溪
萬安石迎候的蔡梅祥、李大添、羅亞彬等部隊會合,在劍溪村桅桿下原來的劍溪區黨支部(原獨立三師師部駐地)重新
組織整編了
閩粵贛邊區游擊縱隊司令部,壯大了武裝力量,在劍溪區蘇維埃政府駐地石壁下建立了臨時指揮所,
羅屏漢按原中央軍委的委任仍然親任
司令員。
司令部整編完善後,原獨立三師308團政委謝遠青(滋溪人,外號“銅鑼四”)的親人在滋溪張屋張庚秀家(新獨立三師成立點、師部駐地、滋溪黨支部)首先發展了新的赤衛隊,熱烈回響
羅屏漢的號召。之後榜溪、
漁溪、劍溪、周田、牛欄背、華齊、
大墩、簧竹湖、賴地、漢地、上轉坑、
項山等村也相繼發展了新的赤衛隊,不斷地壯大了
武裝力量。游擊縱隊經常打敵人的團防;剪他們的電線;挖毀北上交通;燒斷運輸的
橋樑;截取軍事情報;並且購取大批醫藥、槍彈、糧食、油鹽等,通過
紅色通道運往中央支援紅軍和
蘇區民眾。
從1934年10月底至1935年4月初,主力紅軍長征了以後,
中央革命根據地全面被
國民黨慢慢所控制。陳濟棠也在湖南湘軍的
湘江戰鬥中知道了中央紅軍的真正動向,便撕毀了”契約“,並從江西調回主要軍隊,開始瘋狂“圍剿”
羅屏漢領導的閩粵贛邊區和古大存領導的東江蘇區,歷史上艱苦卓絕、最黑暗的游擊戰便已拉開了序摹。
任閩粵贛邊區游擊縱隊
司令員、廣東興寧特委書記的
羅屏漢本來在
龍川、興寧、
平遠等地迂迴打游擊,準備用他原來”五興龍“以前的基礎,重新
組織蘇區民眾起來武裝鬥爭的,但陳濟棠聞知後,立刻調來了
國民黨粵軍重兵前來包圍。
羅屏漢避重就輕,立刻帶領部隊躲開他們,不跟他們正面交鋒,轉而攻入江西
尋烏南部的留車、岑峰和丹溪,並在
平遠八尺、仁居襲擊了陳濟棠第二軍軍長
張達和
黃任寰獨一師駐粵北沒有防備的部隊;潛入尋烏
項山又攻擊了幾個“屎缸伯公”的民團,並且沒收了大地主的銀元分給當地貧苦農民兄弟,最後隱蔽在不遠的劍溪臘塔泥休整。
不料,在劍溪臘塔泥巧遇
閩西交通站工作人員送來封
張鼎丞的信,於是又爬過五夷山余脈,進入福建武平的東留、
民主一帶,協助閩粵贛軍區在福建武平的武裝部隊伏擊了
國民黨的鐘少奎部。
羅屏漢領導的閩粵贛邊區游擊縱隊就象根“魚刺”扎在
陳濟棠粵軍的“喉嚨”里,更象
孫悟空鑽進了妖怪的肚子裡,必要的關鍵時刻,總能適當按意願左右著陳濟棠的軍隊,牽制拖累著他們。在”九路突圍“時,又為
陳毅、
項英領導的中央分局大突圍創造著最有利的條件,繼續發揮著
閩粵贛邊區游擊縱隊司令部不可磨滅的重要
歷史作用。之後,閩粵贛邊區游擊縱隊司令部由古柏繼續領導指揮。中央紅軍主力長征時,古柏受“鄧毛謝古”的影響,也留在了
中央革命根據地。
1935年2月,“九路突圍”困難時期,中央分局
陳毅同志委任古柏同志為閩粵贛邊游擊縱隊
司令員之職,準備派往尋烏,在贛粵邊開展游擊戰爭。與此同時,陳毅又親自寫信羅屏漢同志,特囑李天柱交給羅屏漢,信里的內容是:“現在革命形勢惡劣,鬥爭異常殘酷,應儘快把黨的革命團體縮小分散隱蔽起來進行游擊鬥爭;派好的領導帶領粵贛紅軍用游擊戰和運動戰攻擊瓦解敵人;秘密工作,必須建立好
香港、
汕頭的秘密交通路線。為適應粵贛邊地區革命鬥爭的需要,並使這些工作順利開展起來,必須儘快組建一個指揮中心,抓好武裝游擊鬥爭和
人民民眾鬥爭,使黨政軍團結一致,力挺難關,共迎勝利之曙光”。
1935年3月6日,古柏在廣東龍川上坪鴛鴦坑被國民黨軍包圍,在掩護部隊突圍的戰鬥中英勇犧牲,時年29歲。中國工農紅軍高級指揮員古柏犧牲的噩耗傳到
延安後,
毛澤東親筆題詞:“吾友古柏,英俊奮發,為國捐軀,殊堪悲悼。願
古氏同胞,繼其遺志,共達
自由解放之目的。” 7月,
羅屏漢在興寧的大坪也為了掩護粵贛紅軍獨立營營長
潘秉星(為羅屏漢任會昌縣委書記時的貼身警衛)而壯烈犧牲,時年28歲,小
古柏同志一歲。歷史上艱苦卓絕、最黑暗的游擊戰便已拉開了序摹。
1935年4月,中央分局
陳毅、項英領導的“九路突圍”困難時期,
羅屏漢在
尋烏接到了
周建屏、
李天柱帶領的中央紅軍和部隊護送下的
陳正人後,
羅屏漢同志按中央的指示,在贛南
尋烏縣劍溪最隱蔽的山區梨樹溏(俗名:壢塔坭)成立了粵贛邊區軍政委員會,會議一致確定選舉羅屏漢為粵贛邊軍政委員會主席。之後,
閩粵贛邊區游擊縱隊司令部由古柏繼續領導指揮。
陳毅同志說:“他們都是粵贛邊的重要領導人,有他們共同在閩粵贛邊開展游擊鬥爭,革命工作才能得以順利開展。”但
粵軍非常害怕
古柏和
羅屏漢的隊伍匯合在一起並肩戰鬥,所以粵軍在
古柏同志回
尋烏的途中設定了層層阻礙,至使他們最終被敵人衝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