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證券風波,國外證券風波,
一夜暴富的誘惑國內證券風波
在1999年7月1日《證券法》出台前，陸續出現了若干重大事件。主要有：
“8.10”深圳股票發售事件
1992年8月9日～11日，深圳以發售認股抽籤表的方式發行5億元新股。從8日起，有超過100萬的當地及全國各地的準股民在全市302個發售網點前排起長龍，準備購買百元一張的抽籤表。在9日早晨開始發售時尚能維持一定的秩序，但後因一些網點組織工作出現問題，造成秩序混亂，並發生衝突。到8月10日上午，抽籤表全部售完。這天傍晚，數千名沒有買到抽籤表的股民在市內深南中路遊行，打出反腐敗和要求公正的標語，並形成對市政府和人民銀行圍攻的局面。
1992年1月，一種叫做“股票認購證”的新鮮玩意走俏上海灘。
8月9日(星期天)和8月10日(星期一)。人們盼望已久的深圳新股認購抽籤表發行了。各售表網點門前提前三天就有人排隊，9日早上已有了100萬人的長財富的誘惑龍隊伍。上千萬張、成捆的身份證，特快郵遞至深圳。排隊者不分男女老少、已婚未婚，前心貼後背地緊緊擁抱在一起長達10小時。儘管下午4時下了傾盆大雨，但人們“九千個雷霆也難轟”。至8月9日晚9時，500萬張新股認購抽籤表全部發行完畢。但是，營私舞弊暗中套購認購表的行為被許多民眾發現。發售網點前炒賣認購表猖獗，100元一張表已炒到300元至500元。銀行此時發布公告，將收購表回收期限延長到8月11日。許多人覺得這裡有詐。8月10日晚11時，深圳市長助理出面，見了請願者，宣布了市政府的五項通告，決定再增發50萬張認購表以緩解購買壓力。但是人們仍不散去……午夜12時，警察與示威者開始發生衝突。深圳警方拘捕了12名“鬧事分子”。8月11日下午2時，新增發的50萬張新股認購抽籤表兌換券開始發售，次日全部售完，秩序良好。8月11日晚，深圳市市長鄭良玉發表電視講話：“10日晚上有極少數不法分子利用我市發售新股抽籤表供不應求和組織工作中的一些缺點，聚眾鬧事，嚴重破壞了社會治安，危害了特區的安定團結。……我們每一位市民都要識大體，顧大局，珍惜特區來之不易的安定團結局面。”……
“8·10”風波中股票舞弊者經歷時4個月清查水落石出：全市11個金融單位共設300個發售點，有10個單位共95個發售點受到民眾舉報；從2900多件(次)民眾投訴中篩選出重點線索62件，涉及金融、監察、工商、公安等5個系統20個單位75人，其中處級以上幹部22人。到12月10日止，已清查出內部截留私買的抽籤表達105399張，涉及金融系統幹部、職工4180人。其中，金融系統內部職工私買近6.5萬張，執勤、監管人員私買2萬多張，給關係戶購買近2萬張。民眾投訴的62條重點線索現已核查57件68人，屬實和部分屬實的38件，涉及43人。其中，處級幹部11人，科級幹部22人，一般幹部職工10人；黨員23人；屬金融系統30人，工商系統8人，公安系統4人，企業單位1人。最後被公開處理的“罪大惡極”的9人，其中7人是單位或部門的負責人。
認購證風波啟示:"認購證"是中國股市創造的奇蹟。有人形容那時的股票市場，根本就是一場"搏傻"行動。股票越炒越高，直到高得沒邊沒沿，看誰最傻接到最後一棒。而就像楊百萬曾經說的那樣："中國股市的傻子就像田裡的韭菜，割了一茬，長一茬。"
第一代股民發財的的確很多，但到今天很多已經銷聲匿跡。因為第一代股民的金融專業知識大多都不是很高，不少人是跟風而為。一些轉行做公司成功發展或保留了部分資產過安逸生活的有一些個案，但絕大多數人都是先一夜暴富，然後漸漸的把錢賠光或用光，現在和普通市民沒有多大區別。第一代股民暴富但很快銷聲匿跡的原因有股民自身和政策、機遇的因素，也有中國當時所處的特殊時代背景的因素，它是一個時代的綜合產物。今天看來，這些經歷對中國的股市發展有很大的啟示作用。
“8·10事件”誘發了滬深股市的暴跌。8月10日（周一）當天，滬市一開盤就跌穿1000點，幾個月來多方苦苦經營的心理防線崩潰。11日，大盤再急速下跌100點，當日跌幅超過10%。12日，賣盤排山倒海而來，中午休市時指數跌到590點，收在860點。最終上證指數從8月10日的964點暴跌到8月12日的781點，跌幅達19% 。
相應地，8月7日（周五）深圳成份股指數的收盤點數是2814點，8月10日是2883點，11日則是2733點，跌了150點；12日再跌，收盤報2727點；而13日收盤更跌至2644點，前後共跌去239點。 而深圳股指從8月10日的310點猛跌到8月14日的285點，跌幅為8.1%。同時元氣大傷，深指從此一直猛跌到11月23日股市價164點才止跌反彈。
劉鴻儒是首任中國證監會主席，2000年末，他是這樣回憶股市初創時的情形的。1992年2月後，在國務院的指示下，體改委聯合有關部委制定了13項股份制試點配套法規，隨後各地股份制公司很快發展起來，出現了新一輪股票熱。是年8月11日，深圳發生了“8·10事件”，國務院緊急作出反應，決定成立專門的證券監管機構，由此產生了由13個部委組成的國務院證券委，另成立中國證監會，負責日常監管和決定執行。
當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朱鎔基找到劉鴻儒，說出了讓其擔任證監會主席的決定。10月，劉鴻儒走馬上任，開始創建證監會的工作。如果說，是“8·10事件”催生了中國證監會的話，那么就可以說，是廣大投資者對致富的強烈嚮往，促使中國的資本市場走向了成熟和壯大，這裡面無疑也飽含了許許多多投資者的心血和汗水，值得我們去好好愛護和珍惜。股市低迷不振，投資者損失累累，絕對不應是一種股市“常態”。
原野停牌事件
深圳原野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是深市最早的上市公司之一。由於存在股本投入不實、會計師事務所提供虛假驗資證明、管理失控、賬目混亂等嚴重問題。7月7日，深圳證券交易所宣布：原野股票停牌交易。這是中國證券市場首隻停牌的股票。9月5日，原野公司召開臨時股東大會，決定更名為深圳世紀星源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1月3日復牌。
八月救市
1994年7月下旬，上海綜指為335點，深圳綜指已跌破百點基數，為96點；兩市成交金額僅6億元。7月30日，中國證監會發布公告，明確年內除已發行未上市的股票外，暫停各種新股的發行和上市。而且，已在報紙上刊登招股說明書公告的企業的發行與上市工作也一律推遲。這一措施推出後，市場反響非常熱烈，進入8月以後，滬深股市強勁反彈，八月救市由此而來。
“327”國債期貨事件
1995年2月23日，受新債發行及保值貼息等因素的刺激，加之萬國證券違規聯手操作，超限額持倉後，大量拋單打壓價格，造成市場極大混亂；在收市前10來分鐘，以巨量沽單將價格直線打壓，使“327”品種由暴漲3元轉為下跌0.71元，但收市後，上交所宣布最後時間交易無效予以取消。中國證監會逐於1995年5月17日發出緊急通知，宣布暫停國債期貨交易試點。
長虹事件
1995年8月21日，有投資者發現四川長虹法人股轉配部分所送紅股可以賣出，更多不知內情的股民因放棄轉配資格而蒙受了巨大損失，反應非常強烈。中國證監會立即出面制止轉配紅股流通，長虹股票停牌。經查，這是一起蓄意損害投資者權益的事件：上交所違規擅自批准長虹轉配紅股上市；主承銷商中經開公司、副主承銷商上海財政證券公司大肆拋售包銷轉配所獲紅股牟利；長虹公司也有違規行為。經證監會長達兩個多月的調查處理後，長虹股票復牌。
瓊民源事件
1997年1月22日，瓊民源1996年年報率先“閃亮登場”：由垃圾股變成了投資者追捧的“績優股”，加上10送3的題材，取代深發展成為深市走強的領頭羊。其股價如一隻斷線的風箏，從1996年4月1日的2.08元，漲至1997年1月的26.18元，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裡升幅高達16倍！瓊民源業績的突變，引起管理層和投資者的疑慮。1998年4月29日，由有關部門組成的調查組進行了長達一年多的調查之後，公布瓊民源1996年年報內容嚴重失實。1998年11月，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就“瓊民源案”做出一審判決：瓊民源原任董事長馬玉和因犯提供虛假財務會計報告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三年；公司聘用會計班文昭也以同等罪名被判處有期徒刑二年，緩刑二年。據悉，這是1997年10月實施新刑法後，首次使用證券犯罪條款判處的個案。在查處案件的同時，監管部門著手瓊民源重組工作。
紅光實業於1997年6月6日靠行騙上市，上市後繼續行騙：一是編造虛假利潤，騙取上市資格；二是少報虧損，欺騙投資者；三是隱瞞重大事項；四是擅自改變募集資金投向而不予披露。對此，中國證監會對原董事長、原總經理、原財務部副部長和紅光公司等，以及與此有關的會計師事務所、律師事務所、資產評估師事務所以及上市推薦人等中介機構及責任人員均進行了處罰，紅光事件的主要負責人被移交司法機關處理。
上述重大事件的不斷出現，導致證券界內外議論紛紛，有人茫然若失，有人憂心忡忡。特別是“8.10”事件作為中國股市早期發生的重大事件，對中國證券市場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8.10”風波以後，國務院立即決定成立專門的證券監管機構。在中國證券市場何去何從的關鍵時刻，1995年12月19日，一直關注中國證券市場成長進程的朱鎔基同志，在視察上海證券交易所時發表了深刻影響證券市場未來走向的重要講話，提出了“法制、監管、自律、規範”的八字方針。“八字方針”成為中國證券市場發展的指導性方針，對中國證券市場的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
國外證券風波
2007美國次級按揭貸款證券風波剖析
由美國次級按揭貸款證券引發的金融風波正在迅速向全球蔓延。由於次級按揭貸款證券是以次級按揭貸款為基礎資產的結構金融產品，因此，此次風波的發生及其演化反映了近些年來美國住房金融市場的變化，而其根源在於全球流動性過剩推動的房地產價格飆漲。
美國的居民按揭貸款有許多種。根據信用質量，可以將這些按揭貸款分為“最優”（prime）貸款、次優或次級貸款（subprime mortgage）、超A貸款（Alt-A）等三類。在這三類貸款中，最優貸款達到或基本達到了美國相關政府支持機構（GSE）規定的嚴格標準，具有良好的信用品質，引發此次風波的是近些年大量發放的次級貸款，並很可能將波及到超A類貸款。
次級貸款和超A貸款有兩個共同特點：貸款標準低、以浮動利率貸款為主。次級貸款的借款人通常沒有良好的信用記錄，並且，還款額與收入比（PTI）超過了55%，或者貸款總額與房產價值比（LTV）超過了85%。超A貸款的信用質量雖然好於次級，並且大體能夠接近最優貸款的標準，但借款人無法提供完整的收入證明。除了貸款標準低以至於信用風險明顯高於最優貸款之外，次級和超A貸款另一個重要特點就是以浮動利率貸款為主，這與固定利率抵押貸款占絕大多數的最優貸款形成了鮮明對比。據估計，在最優貸款、次級貸款和超A貸款中，浮動利率貸款所占的份額分別為20%以下、85%和60%左右。
次級按揭貸款以及超A貸款的這兩個特點同近些年來美國房價的飆升和家庭購房的支付能力下降密切相關。隨著美國房價的持續上漲，按照傳統按揭貸款的要求，越來越多的家庭、尤其是低收入家庭不僅難以支付巨額的首付款，而且，在近些年美聯儲持續加息的背景下，也難以支付貸款後的月供。次級按揭貸款通過兩種方式克服了傳統按揭貸款的問題：其一是允許較高的PTI和LTV；其二是靈活的還款方式，為了減輕初期的還款壓力，貸款的償付採用先低後高的方式，即在貸款的頭幾年只需支付很少的月供。例如，有的次級按揭貸款允許借款人在頭兩年以低於市場利率水平的固定利率還貸，兩年後再轉化為利率水平高於市場利率的浮動利率貸款；有的次級按揭貸款允許借款人在開始的階段只償還利息，甚至允許出現負的分期攤還（即還款額低於當期需要償還的借款利息）。隨著上個世紀90年代後期房價的逐步攀升，次級按揭貸款和超A貸款受到了越來越大的歡迎。在2003年，次級按揭貸款和超A貸款只占當年美國按揭貸款發放總量的不到15%，到2006年已經達到了46%。在這類貸款的幫助下，美國居民住房的自有率已經從1995年的64%上升到2006年的69%左右。其中，低收入家庭的獲益最大。據美聯儲統計，在1995年至2004年間，低收入家庭的住房自有率上升了6個百分點，而高收入家庭只上升了4個百分點。
然而，次級貸款的創新在提高美國居民住房福利的同時，也埋下了潛在的巨大風險。其突出問題就在於先低後高的還款方式，這使得借款人將會在借款後的兩年左右時間突然面臨較大的償付壓力。例如，據美國有關學者估計，從2007年開始，在2004至2006年發放的次級貸款和超A貸款中，59%的貸款還款額將會增加25%以上，19%的貸款還款額將會增加50%以上。在還款額大幅度上升的同時，許多家庭的收入並沒有相應增加，這尤其體現於以製造業為主的地區——在這些地區，失業率大幅度上升，家庭收入大幅度下降。更加雪上加霜的是，從2006年開始，美國房地產價格的上漲速度逐漸減緩，在一些地區甚至出現了下降。由於抵押品價值的相對下降，對於困難家庭來說，其唯一的選擇就是停止還款、放棄房產。除了這些真正的以自住為目的的借款家庭之外，獲得次級按揭貸款的還有相當數量的投資購房者，而這些購房者在房價下降的過程中，更是會立刻放棄房產。
在諸多負面衝擊的影響下，美國次級按揭貸款的逾期率開始大幅度提升，並且，浮動利率貸款的逾期率遠高於固定利率。2006年，浮動利率的次級按揭貸款逾期率達到了近15%，比固定利率次級貸款的逾期率高近5個百分點。同時，浮動利率和固定利率的最優貸款逾期率分別只有3%和2%左右。可以預計，隨著越來越多的次級貸款進入還款方式的調整期，未來的逾期率將會進一步上升。
雖然由次級貸款違約造成的金融風波正在逐步擴大，但是，其規模和對美國經濟、金融體系的影響將會遠遠小於上個世紀80年代美國發生的儲貸協會危機。這除了同美國經濟基本面依然看好以及美聯儲及時出台的救助政策相關之外，最關鍵的還是在於90年代以來的資產證券化市場得到了極大的發展，從而分散了本來由貸款銀行承擔的金融風險。截至2006年，在美國全部未到期按揭貸款中，存款貨幣機構直接持有的按揭貸款只占30%左右，而這個比例在上個世紀80年代達到了近60%。因此，儘管少數發放次級按揭貸款的銀行（如滙豐銀行）會遭受損失，但這種損失不會形成波及銀行業乃至整個經濟的大危機。
此外，在現有的次級按揭貸款證券中，也並不是所有的證券都會因按揭貸款的違約而發生損失。截至今年1月份，以次級按揭貸款為基礎資產的證券規模約為8100億美元，其中，首先承擔本息損失的BBB和BB級證券約占3.6%，即大約290億美元。據雷曼兄弟預測，只有當未來5年美國房價平均每年下跌4%的時候，這些證券才會全部損失。而根據美國聯邦住房機構的統計，2006年底美國的房價上漲速度還達到了5.9%。因此，即使未來次級按揭貸款逾期率繼續上升，其對金融市場的影響也會得到控制。
不過，由於目前國際金融市場中日趨複雜的結構金融產品交易，難以準確地估計次級貸款違約所波及的範圍，特別是需要關注未來房價下降所帶來的巨大衝擊。就此次風波對中國的啟示而言，有三點似乎非常重要：第一，應該警惕國內住房按揭貸款的潛在信用風險，未來除了要加強對借款人的信用審查之外，對於房價上漲過快的地區、房價過高的樓盤，可以考慮提高按揭貸款的首付比；第二，應該儘快推動住房按揭貸款證券化市場的發展，以化解集中於銀行體系的金融風險；第三，鑒於當前絕大部分的住房按揭貸款都是浮動利率貸款，央行在調整利率的過程中需要格外小心，以免造成由貨幣政策引發的金融風波。
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加劇而導致金融危機
在現代市場經濟體系中，市場調節與政府干預，自由競爭與巨觀調控，相互補充、缺一不可。市場機制的完全有效性假說在現實中是不可能成立的，美國2008年的次貸危機就是很好的例子；而政府干預的完美無缺同樣也僅僅依賴於“理想的政府”，也就是說，市場與政府都不是萬能的，都有內在缺陷，關鍵是尋求到市場機制與政府調控的最佳結合點。
市場失靈是指市場無法有效率地分配商品、勞務和資源等要素的情況，它是政府干預的一個邏輯起點。政府干預對矯正市場失靈、提高效率、促進平等、保持巨觀經濟的穩定，具有重要意義。市場失靈具體表現在以下幾方面：(1)信息失靈。通常所說的信息失靈主要表現為信息不充分、信息不對稱以及信息不準確。當信息失靈現象大量出現在某一市場時，該市場必將被扭曲，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盛行，由此導致市場資源配置效率低下。(2)競爭失靈。在現實經濟運行中，市場往往達不到完全競爭狀態，出現完全壟斷、壟斷競爭和寡頭市場。競爭是市場經濟中的動力機制，但由於分工的發展使產品之間的差異不斷拉大，資本規模擴大和交易成本的增加，阻礙了資本的自由轉移和自由競爭，由此產生了壟斷。(3)外部負效應問題。外部負效應是指某一主體在生產和消費活動的過程中，對其它主體造成的損害，並不因此而支付必要的成本。外部負效應實際上是生產和消費過程中的成本外部化，但生產或消費單位為追求更多利潤，會放任外部負效應的產生與蔓延，最典型的就是環境污染的問題。(4)收入與財富分配不公。這是因為市場機制遵循的是資本與效率的原則，導致馬太效應的發生。從市場機制自身作用看，這是屬於正常的經濟現象，擁有資本越多在競爭中越有利，效率提高的可能性也越大，這就導致收入與財富更多地向資本擁有者手中集中，造成了收入與財富分配差距的進一步拉大。(5)失業問題。失業是市場機制作用的主要後果，一方面，工業化的深入導致機器排斥勞動，當資本為追求規模經營，提高生產效率時，勞動力逐漸被機器所替代；另一方面，市場化的競爭也促使著企業減員增效。(6)區域經濟不協調問題。市場機制的作用只會擴大地區之間的不平衡現象，一些地理位置優越，發展起點較高的地區，發展越有利。落後地區會因經濟發展所必須的優質要素資源的流失而越發落後，出現要素資源“空心化”的現象，區域經濟差距會進一步拉大。(7)公共資源的過度使用。有些生產主要依賴於公共資源，如漁民捕魚、牧民放牧，他們使用的就是以江湖河流、草場這些公共資源為主要對象，這類資源在技術上和使用過程中不易明晰歸屬。由於生產者受市場機制追求最大化利潤的驅使，往往會對這些公共資源出現掠奪式使用。
作為行為主體的政府在經濟運行過程中無疑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但是政府對市場進行干預的天然合理性有時候也被證明是低效甚至是無效的，這就是政府失靈。政府失靈，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是公共政策失誤和政府部門的低效率。布坎南的公共選擇理論認為，導致公共政策失誤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社會實際上並不存在作為政府決策目標的所謂公共利益；其次即使現實社會中存在著某種意義上的公共利益，而現有的公共決策機制會因其自身的內在缺陷而難以實現這種利益；再次，決策信息的不完全性，不管是選民還是政治家，他們擁有的信息都是不完全的；最後是選民的“短見效應”，政治家為了謀求連任，也會主動迎合選民的短見，制定一些從長遠來看弊大於利的政策。政府部門低效率的原因在於：首先，政府部門缺乏競爭壓力，由於官僚機構壟斷了公共物品的供給，沒有競爭對手，就有可能導致政府部門的過分投資；其次，官員花的是納稅人的錢，沒有成本約束。最後是監督信息不完備，誰來監督監管者的問題一直沒有辦法得到較好的解決。二是規制失靈。規制是指具有法律地位並相對獨立的行政機構依照一定的規則對企業活動進行限制的行為，政府規制的對象主要是微觀經濟活動以及參與這些活動的企業、個人或組織機構。與巨觀管理職能相對，政府規制主要體現的是政府通過干預微觀經濟主體的行為，來實現對市場經濟生活的比較直接干預。
此次金融危機就是市場和政府雙失靈的很好體現。從市場的角度來看，歷次危機的爆發看似非常突然，卻是市場長期非理性繁榮的產物，這次金融危機也不例外。美國房地產2001年至2005年的長期繁榮和低利率為危機埋下了種子，在這種非理性的繁榮下，導致了抵押貸款的標準的放鬆，這正是市場追逐利潤的本性使然。危機發生前，無論是貸款銀行、投資銀行還是投資者都認為房地產仍將繼續上漲，而且房價的上漲將會超過利率的上漲，這樣的預期使得人們相信即便是還不起房貸，房價的上漲也能讓他們清償完貸款後仍有剩餘，信用風險在這樣的預期下被掩蓋，而資產證券化和結構化更是將信用風險通過資本市場向商業銀行，基金，保險公司甚至是投資銀行自身傳遞。但是歷史上從來沒有隻漲不跌的事情，對於房價是如此，對於利率也是如此，所以當房價下跌，利率上行時，危機就因為當初次級抵押貸款的證券化而逐漸蔓延，並有危及實體經濟的危險。此外，市場失靈導致的信息不對稱也是危機惡化的另一個原因。
次貸危機的微觀傳導機制如下：貸款公司和機構發放次貸→房利美及房地美等公司進行擔保及證券化，發行MBS→投資銀行進行進一步的證券化打包，發行CDO→高級 CDO出售給養老機構、商業銀行、保險公司等→投資銀行通過設立SPV和對沖基金將中級品CDO及普通品CDO分離出去→對沖基金以CDO作為抵押品從銀行等機構得到高槓桿的融資，從而更大規模從投行購買CDO產品，同時通過CDS將違約風險轉移到保險機構手中。從危機的微觀傳導機制來看，在次貸發放過程中，對於購房者的還款能力和信用水平，放貸銀行與購房者存在著信息不對稱；在收購銀行抵押貸款的過程中，對於貸款債權的質量，“兩房”與放貸銀行存在著信息不對稱；在投資銀行進行進一步的證券化打包發行CDO過程中，對於CDO的定價，投資銀行與“兩房”存在著信息不對稱；在高級CDO的出售過程中，對於CDO的質量，養老機構、商業銀行、保險公司與投資銀行存在著信息不對稱；對沖基金購買中級品CDO及普通品CDO後，通過CDS規避風險，這時候又存在著保險機構與對沖基金在資產違約風險上的信息不對稱。整個危機傳導的微觀鏈條上，存在著多重的信息不對稱，以至於最後誰也無法對次貸複雜衍生品進行合理定價，房地產市場危機來臨之際，市場信心崩潰，這些次貸衍生品甚至可能因為多重信息不對稱而一文不值，這些也加速了危機的惡化。
從政府的角度來看，這次危機再一次證明了政府也不是萬能的，而且往往落後於市場的變化而出現規制滯後，最明顯就在於政府監管的滯後和缺位。隨著金融創新的不斷推進，美國政府的金融監管已經很難跟上市場金融創新的腳步，以至於政府無法對眾多複雜的衍生產品進行有效的監管。到底是過度創新還是監管不足，這本身就是硬幣的兩面。美國的多頭監管也使監管出現了真空地帶，美國經濟學家、前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委員愛德華·葛蘭里奇在他2007年9月逝世不久前發表的文章里寫道，“次級房貸市場就像是狂野的美國西部，超過一半以上的這類貸款由沒有任何聯邦監管的獨立房貸機構所發放”，這充分揭示出美國的金融監管存在著真空與漏洞。美國金融監管部門採用的是多頭管理，這種設定存在著專業化的比較優勢，各監管機構之間也可以形成權利的制衡。
然而，隨著全球化的發展和金融機構綜合化經營的發展以及市場之間產品創新的發展、交叉出售的湧現和風險的快速傳遞，這樣的監管體制也越來越多地暴露出一些問題，其中最為突出的就是監管標準不一致，監管領域的重疊和空白同時存在，監管對於市場的反應滯後等。在次貸危機中，多頭管理的問題暴露無遺，比如對於投資銀行過高的槓桿比率，無論是美聯儲還是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都缺乏必要的法規對之進行約束。事實證明，從貸款發放到證券打包銷售及再加工的整個循環過程中，沒有一個監管機構有足夠的法律授權來負責全部監管，因此，在風險蔓延的過程中，也沒有任何機構能夠對風險進行全方位的覆蓋並在必要時提出風險預警，這些也是今後變革的起點。
從本質上看，政府干預並非是一種客觀存在，而更是一種制度性安排。政府行為會受到一個國家的政治、經濟、法律體制、歷史和社會文化的影響。在實行政府干預的過程中，首先政府權力不宜過分集中，應該對政府的權力進行約束和限制，即加強對干預者的規制，規範政府的職能，力圖實現制度供給均衡。其次，應該對政府的各職能機構的權力進行科學的設計和分配，專業監管與綜合監管相結合。對金融監管而言，在綜合經營的背景下，分業監管已不可行，經營模式的轉變和金融創新亟須一個覆蓋範圍更廣的綜合監管機構的出現。當然，沒有最好的制度，只有最適合的制度，這種制度設計是與時俱進的。再次，充分發揮民眾和輿論的作用，強化對公權力的監督與制約，使得政府干預在動態過程中尋找到社會總效用最優的路徑。最後作為干預主體的政府，在進行經濟干預的過程中也應該秉承公正、透明、高效的原則，真正發揮好政府應該發揮的作用。
這次金融危機促使著人們重新反思監管體系的設計，當金融發展到今天，到底怎么樣的監管體系才是科學和嚴密的？由於政府與市場永遠存在著信息的不對稱，除了政府監管，還應當從公司內部治理的委託代理以及風險控制角度進行重新的制度設計，也應當強化行業自律在監管過程中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