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稱：武漢徐源泉故居
- 外文名稱：Should's ancestral hall
- 地理位置：曇華林141號
- 著名景點：武漢徐源泉故居
概述,徐源泉,
概述
三處建築保護較好。
公館始建於1931年，是原國民黨第26集團軍總司令徐源泉在老家倉埠修建的私宅。公館占地4230平方米，呈組群布局，構造精巧別致，既具濃厚的中國傳統文化特色，又兼羅馬建築藝術特點，堪稱中西合璧典範。
屬市級文物保護單位的徐源泉公館，上世紀90年代，曾進行過局部維修，但未全部修復。為保護好這座近代建築，公館權屬單位區二中與省市文物部門制訂了“缷瓦調架”的大修方案，耗資300萬元，對其進行徹底的修繕。
徐源泉
徐源泉（1886-1960年），湖北黃岡人（今武漢市新洲區人），辛亥首義學生軍隊長，參加過陽夏保衛戰，後曾任國民黨軍長、集團軍副司令官、上將參議等職，抗日戰爭時參加過南京保衛戰，武漢保衛戰。1946年退出政界，1949年前往台灣。抗日戰爭期間，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廳長郭沫若再次住過。
1886年（光緒十二年）徐出生時，家道已經中落，父親研習中醫學，常為鄉人義診，平時對子弟皆有教育。父親去世，徐兄弟姐妹五人年齡尚幼，養老恤孤，全仗一人母親內外操勞。徐長成後，念及母親當年的“苦節堅貞”，常嘆息“養育之恩，未能報萬一”，後來發跡，全心盡孝。
徐源泉
徐源泉二十歲那年，徐隨在武衛左軍中任管帶的族叔至安徽，入隨營學堂學習，後保送進入兩江總督端方創辦的將備學堂，畢業後入南京陸軍學堂任見習（實習教官。有史料記載：徐為南京陸軍學堂畢業，此屬謬誤）。開學兩月，武昌舉義，清廷唯恐發生如湖北新軍那樣的變亂，調任張勛部隊包圍學校，搜捕師生中的革命分子。為了保證教職員工的生命安全，校方決定解散師生，令各自作暫且歸鄉計。徐源泉和一部分同學由江蘇返湖北，至武昌都督府報到。當時，1911年10月，漢口戰況於革命軍極為不利，清廷軍隊傾巢南下，以圖挽回頹勢。湖北軍政府決定招募新兵，擴充起義軍力量。黎元洪派人至徐所住的客棧向軍校學生髮出邀請，當晚，徐作為代表列席武昌都督府召開的軍政會議，慷慨發言願為革命效力。會後，徐號召學生軍三百餘人，自為隊長，連夜渡江到漢口，於大智門火車站與清軍激烈交戰。此為徐源泉從軍上陣的開始，也是他參加國民革命的開始，是他一生功勞薄最為光輝的一頁，所以在他的“回憶錄”中有詳細地敘述。
辛亥革命後，徐源泉返江浙尋訪軍校故舊，在上海，加入光復軍陳英士下屬的騎兵團，任副團長，後來，騎兵團併入江蘇陸軍第三師，隸屬袁世凱。其後不久，徐源泉應朋友邀，去新疆任軍職一段時間。1913年，南歸。1914年入張宗昌軍，隨之去東北，投靠張作霖，為張作霖所器重。任主任參謀。曾率領軍隊執行解散謝米諾夫部隊並收繳其重武器的軍事行動 。直奉戰爭起，徐受令入關參戰。歷任團長、旅長、師長、軍長等職。1926年被授予將軍府克威將軍一職。1928年，蔣介石調四個集團軍的兵力向奉系發動進攻，張作霖放棄北京退回關內。6月4日，皇姑屯事件，張作霖被炸死。張學良宣布歸順南京政府，奉系軍閥勢力遂告完結。徐於“回憶錄”中也記述了，當時日本所暴露出的對中國北部地區的占領野心——皇姑屯事件發生後不久，徐曾率奉系軍隊駐青島，威武鎮守，重兵戒備，以防內奸與日勾結，引發山東半島之亂。
徐源泉隨東北軍編入國民革命軍，駐紮北京郊區、昌平、南口，北溫泉一帶，訓練部隊，嚴肅軍紀，獲上司信任，歷任第三集團軍第六軍團總指揮，第十一軍軍長等職。1929年，率四十八師駐防湖北，參加中原大會戰，因戰功提升第十軍軍長。1930年8月，蔣介石在全國設立 “清鄉”機構，武漢行營主任何應欽代行總司令職權，統轄湘鄂贛3省軍隊，擬對共產黨根據地進行“圍剿”。徐源泉任湘鄂西邊區“清鄉”督辦公署督辦、鄂湘川“剿共”總司令等職。10月23日，蔣介石從中原大戰前線趕到漢口，親自主持召開湘鄂贛3省“會剿”。其間，徐源泉列席。1930年至1931年，徐率領所屬部隊“圍剿”湖北共產黨洪湖根據地，並鎮壓共產黨在黃安、麻城領導的農民起義（史稱“黃麻起義”）。1935年4月，晉升二級上將，11月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委員。
從1929年起，命運的變遷，將徐源泉的軍事生涯又一次地轉移到家鄉湖北，此後兩三年內，徐源泉在老家倉埠建公館，同時，在公館的側面，原倉埠巡衙署舊址上起屋辦“倉溪國小”，後改為“正源中學”，即前述“新洲第二中學”。也是在這一段時間，徐在武昌曇華林修建西方新古典主義公館洋樓，將家眷安頓在此。每逢戰事間隙，徐便趕回武漢與家人團聚。
有人評價武昌之徐公館，在當年曇華林公館群落中，其建築之華麗，為周圍達官富戶私宅所不能相比。因為“富甲一方”，所以有人傳言：1928年，徐所屬部下孫殿英盜取東陵財寶，徐有分贓之嫌疑，此事一直未得確證。2003年末，有鄉人在新洲縣徐公館，企圖就地掘金髮橫財，如我文章開頭所說：上演了一出現代“尋寶”的鬧劇。
上述史實，記載了徐源泉前半生的軍人經歷——由東北軍而靠攏國民革命軍，由軍閥而歸順南京政府——依照徐在“回憶錄”里的說法：從他的個人並不存有私心氣度，完全是以中華民族的前途為重，以孫中山總理遺訓為指導方向。至於是否真實想法，我以為沒有必要深究。
自1930年，尤其是蔣介石親臨武漢以後，徐對蔣的感情也日加深厚了。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何應欽等企圖重立南京政府，開始暗中於權利機構內封官任職。徐源泉在“回憶錄”中說：當時有人推徐執掌湖北省軍政大權，他表示了堅決反對，辭曰：“此際唯一要務，在營救領袖，不應為一省謀，尤不應為一身謀也。”
西安事變平息，蔣介石返回南京，徐正巧在南京，急忙前往官邸探視慰問，驚魂初定的蔣似乎很感動，“引余於臥榻旁，暢談達半小時，主要促余入川，略示拔擢之意，余堅辭之。（蔣）又娓娓家常話不休……”字裡行間，可以看出，受此親近待遇，最感動的還是徐源泉自己。由這一段文字，也可以推測，蔣介石早已作了退入四川的準備。
抗日戰爭局勢的危急，打碎了蔣介石對徐源泉的許諾。1937年，南京保衛戰開始，為了安頓唐生智誓死保衛首都的戰時決心，蔣介石將大批軍隊調派給唐指揮，原以為可以作一段時間的堅持，拖住日軍有生力量，贏得軍隊的喘息，換得南京政府逐漸向西撤退。在這樣的情勢下，駐湖北的徐源泉部也被派譴，急急東上，參與大戰。下為史錄：
“大約是27、28日左右（指1937年11月），日軍已經越過錫澄線繼續西進一兩天的樣子，蔣介石以計畫已定，讓作戰組的人先走，他說他準備坐飛機走，還緩些時沒關係。後來蔣介石在南京又大大增加了防守南京的部隊，就地由東戰場第三戰區序列抓去的不算，連在武漢的第二軍團徐源泉部也正在向南京輸送中……”
曾經，徐於中原大戰隸屬唐生智統轄，後，唐生智領軍反蔣，本屬敵對之派系，徐對唐的作法不支持。此次，唐慷慨請戰，徐不得不千里迢迢趕來南京，重新隸屬唐的管屬之下。南京保衛戰之後，唐至漢口向蔣“請罪”，細敘戰敗緣由，其中對徐的第二軍團略有微辭，徐因此很不高興。
當時，徐的部隊在南京城外圍，被先被派守棲霞山，後被派守烏龍山，日軍以海空軍作強勢攻擊，徐源泉率軍抵抗，但最終未能守住要塞。八日之內，南京城外圍，所有的制高點相繼失陷，最後陷落雨花台，日軍居高臨下強攻南京城，南京保衛戰失敗。
徐和他所率部隊，以城外丘陵地帶為掩護，得以撤離戰場逃得性命。但是城內尚有中國軍人十萬突圍不出，遭到日軍殘酷屠殺。
這一場生死慘烈的戰事，對於徐源泉的心理狀況，絕對有著很大的刺激，即便他曾經半生戎馬，後幾年，他于軍界政界堅決引退，不能說與當年南京保衛戰的親歷無關。
日軍攻下南京，一路西下，直逼中原而來。1938年6月，武漢保衛戰開始，外圍戰役地段選在安徽、江西沿江城市進行，阻擋日軍進攻軍隊，迫使其緩慢侵略步伐。第五戰區統帥李宗仁因牙疾復發在武漢南湖療養院住院，蔣介石委任白崇禧領導戰事。當時，第五戰區第二十六集團軍徐源泉部，在安徽境內與敵激戰後退守霍山、六安等地阻敵前進。楊森部隊守安慶，因力量懸殊血戰四晝夜退出。徐部由霍山出太湖切斷日軍後路，令敵人傷亡慘重。第五戰區令楊森部及徐源泉部在安徽一帶堅守，作持久戰的準備。如此才能給從武漢向西南的“大撤退”留一個稍稍和緩的空間——大武漢於淪陷之前的一番昇平歌舞，皆由前方將士以血換取。
不久，合肥失守，徐源泉率部退至霍山，8月16日，徐部退至湖北，由廖磊指揮，駐大別山南麓以側面阻擊沿長江北岸來犯之地。9月29日，日軍以海陸空三軍配合作戰，攻陷田家鎮要塞，10月24日，日軍破黃陂，打開通往武漢市的最後一道屏障。徐所屬二十六集團軍在潛山王家牌樓一戰傷亡慘重，徐遂率部往平漢鐵路（京漢鐵路）以西轉移。
此時，武漢保衛戰已堅持五個月，經歷了大小戰役數十次，傷日軍陸軍五萬，擊沉艦支過百，毀日軍飛機百餘架，雖然最終仍然不能抵擋日軍絕對的優勢，但是也達到了消耗敵人、在一定時間內阻攔敵人前進的戰略目的。1938年10月25日，國民革命軍軍委會下令放棄武漢。
武漢淪陷之後，李宗仁檢點武漢會戰戰況，準備“殺一儆百”，嚴肅軍紀以利再戰，於是沒有後台老闆的徐源泉便成了他整肅的第一個目標。1939年，李宗仁以“違反軍令”罪逮捕徐至西安關押，電請蔣介石將其撤職拿辦。蔣介石是否回電答覆？我所查資料未見記錄，而徐源泉本人去台灣後所撰寫的“回憶錄”中也有意識地迴避了這個“不愉快”的話題。根據《武漢市志·人物傳》中徐的簡介：徐被關押至1942年，經軍法總監、湖北老鄉何成浚代為在蔣介石面前求情 ，才得以釋放。
一個在抗戰前線出生入死的軍事將領，就這么不明不白地被關押獄中近三年——這一段經歷對徐源泉自然是不堪回首，所以在徐的“回憶錄”里草草帶過不提。我想他不是羞愧不言，而是憤慲不言——很多往事，不被事主記錄，不一定由於淡忘，也許是傷得太深，以至於事後不想再提及。
下面是我的分析：
從戰術上來講，沿大別山南麓阻攔日軍的中國軍隊，假若戰敗，依照戰役全局的利害，應該沿著長江北岸，邊打邊退，這樣才有可能為武漢市的城防保衛戰作一些消耗性的抵擋。徐的部隊（當然還包括別的軍團的殘部）往西北方向的撤離，無形中給沿長江西進的日軍讓開了道路。
從另一個角度來討論此事：武漢保衛戰——戰程長（五個月），戰區廣闊（包括數省），局部戰役次數多，是一場消耗性的大仗——中國軍隊以最大的犧牲作了最頑強的抵抗（前面已有詳述），徐源泉部在幾乎全軍覆沒的情況下向西轉移，依照戰場靈活作戰的原則，此舉完全沒錯，最後時刻，表現了對於個人生命的尊重（自己的生命以及部屬的生命）。
李宗仁的思路：徐源泉部應該以死效命，否則就是“違反軍令”。
如此評判戰事，的確是對艱苦抗戰軍人的不公。
1942年後，徐在重慶，任重慶政府軍事參議院上將參議。這是一個閒官，可能是蔣介石對他的安撫。據徐的回憶：徐的軍隊已在南京及武漢兩大戰役中傷亡殆盡，心灰意冷的他，再也沒有了統軍作戰的興趣。當年，那一個率領三百學生軍於漢口大智門首戰清軍的年輕軍人而今安在？人生真是一場夢……
抗戰後期，徐源泉全心致力於實業。此前，徐駐軍湖北，早已于軍事之暇開始商業和工業活動，在沙市、漢口、湖南沿江設碼頭，購置輪船十餘艘，發展內河航運，另在漢口、漢陽開工廠、銀行、公司，利用執掌軍權的便利，於商業經營中牟取暴利。來到重慶之後，徐駕輕就熟，繼續在川江上發展他的航運事業。
1945年，抗戰勝利，徐源泉回到武漢，徹底退出軍界，全然是一個響噹噹的一個實業資產者了。1949年以前，徐任大冶源華煤礦公司理事長，在沙市修馬路建公園，贊助修建倉埠與鄰縣相通之公路，成立汽車公司、輪船局、在家鄉開辦電燈廠、軋花廠、碾米廠、印刷廠、女子針織業社、藥店，及其它店鋪等等。
據徐源泉的兒子徐鈞武說，其父親自1945年以後，一直住武漢市區（即武昌曇華林徐公館），很少回倉埠徐公館多作逗留。1947年，徐當選為立法委。1949年初，徐往廣州開會，寫信讓徐鈞武去廣州玩玩，去了才知道，徐已經決定不回武漢，直接經香港然後去台灣。
我一直不清楚：當年，徐源泉為什麼扔下親生兒子不顧，隻身離開大陸？有史料說徐“攜家”飛港，我推測，可能指的是住曇華林徐公館內的徐夫人以及女公子徐明。就此，父子匆匆一別，從此後，隔海峽，再也不得見面。
1960年，徐源泉腦溢血在台北中心診所逝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