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四大奇案

明朝四大奇案

明朝四大奇案,是指中國明朝末期宮廷中發生的梃擊案紅丸案移宮案妖書案的總稱。而魏忠賢利用這些事件藉機打擊東林黨

基本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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妖書案

第一次妖書案

萬曆十八年(1590年),著名大儒呂坤擔任山西按察使,在職期間,他采輯了歷史上賢婦烈女的事跡,著成《閨範圖說》一書。宦官陳矩(後來執掌東廠,參與審理第二次“妖書案”)出宮時看到了這本書,買了一本帶回宮中。鄭貴妃看到之後,想藉此書來抬高自己的地位,於是命人增補了十二人,以東漢明德皇后開篇,鄭貴妃本人終篇,並親自加作了一篇序文。之後,鄭貴妃指使伯父鄭承恩及兄弟鄭國泰重新刊刻了新版的《閨範圖說》。
儘管第二版的《閨範圖說》與第一版有許多相同之處,但出書人的初衷卻有本質的區別,不幸的是逐漸有人將兩版書混為一談。
萬曆二十六年(1598年)五月,擔任刑部侍郎呂坤上《天下安危疏》(《憂危疏》),請明神宗節省費用,停止橫徵暴斂,以安定天下。吏科給事中戴士衡藉此事大作文章,上疏彈劾呂坤,說他先寫了一本《閨範圖說》,然後又上《安危疏》,是“機深志險,包藏禍心”,“潛進《閨範圖說》,結納宮闈”,逢迎鄭貴妃。呂坤平白無故地蒙受了不白之冤,立即上疏為自己辯護,說:“先是,萬曆十八年臣為按察使時,刻《閨範》四冊,明女教也。後來翻刻漸多,流布漸廣,臣安敢逆知其傳之所必至哉?……伏乞皇上洞察緣因《閨範圖說》之刻果否由臣假託,仍乞敕下九卿科道將臣所刻《閨範》與(鄭)承恩所刻《閨範圖說》一一檢查,有無包藏禍心?”
呂坤確實比較冤枉,他原來的書被人改頭換面,本來就與他無關,而還說他自己偷偷送進宮裡,企圖“結納宮闈”,更是莫名其妙的罪名。因為整個事情牽涉到鄭貴妃,明神宗裝聾作啞,沒有理睬。
不料平地再起風雲,一個自稱“燕山朱東吉”的人專門為《閨範圖說》寫了一篇跋文,名字叫《憂危竑議》,以傳單的形式在京師廣為流傳。“朱東吉”的意思是朱家天子的東宮太子一定太吉。“憂危竑議”四字的意思是:在呂坤所上的《憂危疏》的基礎上竑大其說,因為《憂危疏》中沒有提到立太子的問題。文中採用問答體形式,專門議論歷代嫡庶廢立事件,影射“國本”問題,大概意思是說,《閨範圖說》中首載漢明德馬皇后,馬後由貴人進中宮,呂坤此意其實是想討好鄭貴妃,而鄭貴妃重刊此書,實質上是為自己的兒子奪取太子位埋下的伏筆。又說:呂坤疏言天下憂危,無事不言,惟獨不及立皇太子事,用意不言自明。又稱呂坤與外戚鄭承恩、戶部侍郎張養蒙山西巡撫魏允貞等九人結黨,依附鄭貴妃。
此文(即所謂的“妖書”)一出,立即引起了軒然大波。人們不明所以,紛紛責怪書的原作者呂坤。呂坤憂懼不堪,借病致仕回家。
明神宗看到《憂危竑議》後,大為惱怒,可又不好大張旗鼓地追查作者。鄭貴妃伯父鄭承恩因為在《憂危竑議》中被指名道姓,也大為緊張,便懷疑《憂危竑議》為戴士衡全椒知縣樊玉衡所寫。在戴士衡上疏之前,全椒知縣樊玉衡曾上疏請立皇長子為皇太子,並指斥鄭貴妃。
明神宗也不想把事情鬧大,便親下諭旨,說明《閨範》一書是他賜給鄭貴妃的,因為書中大略與《女鑒》一書主旨相仿佛,以備朝夕閱覽。又下令逮捕樊玉衡和戴士衡,經過嚴刑拷掠後,以“結黨造書,妄指宮禁,干擾大典,惑世誣人”的罪名分別謫戍廣東雷州廉州。而呂坤因為已經患病致仕,置之不問。
呂坤之後再也沒有步入仕途,閉門著述講學,二十年後謝世。著名的《呻吟語》便是其作品。
戴士衡於萬曆四十五年(1617年)死於廉州。
明光宗即位後欲起用樊玉衡為南京刑部主事,但被樊玉衡推辭。

妖書案與國本之爭

第一次妖書案由於明神宗故意輕描淡寫地處理,所以並未引起政壇的震動。至於誰是《憂危竑議》的真正作者,始終沒有人知道。而六年後的第二次“妖書案”就非同一般了,其曲折離奇之處,令人匪夷所思。
在正式講第二次“妖書案”前,先繼續講“國本之爭”。明神宗遲遲不立長子朱常洛為太子,自然是想立鄭貴妃之子朱常洵。但封建皇朝對嫡長制看得很重,太子必須立嫡(皇后所生之子稱嫡),無嫡立長,在皇帝無子的情況下,可以兄終弟及
當時明神宗皇后還在世,為了能夠名正言順地立鄭貴妃之子朱常洵為太子,唯一的辦法就是等到原配皇后死了,扶鄭貴妃為皇后,這樣朱常洵的身份就變成了“嫡子”,名份超越了朱常洛的“長子”。基於這樣的考慮,明神宗在立太子的問題上採取了“拖”的態度,一直要拖到鄭貴妃當皇后為止。為了鄭貴妃,明神宗幾乎得罪了所有的人,但他卻不敢在敗壞祖制這條路上走得太遠。然而,天不遂人願,偏偏明神宗皇后遲遲不死,不僅如此,還對王恭妃所生的皇長子朱常洛十分愛護。
明神宗一拖再拖,大臣們自然不同意,上疏者前赴後繼,但都沒有起到任何效果。到了萬曆二十九年,明神宗到慈聖太后那裡問安,這位老太后不滿意地問明神宗為什麼遲遲不立太子。可能是老太后威風猶在的緣故,也可能明神宗對太后的問題事先沒有準備,驚惶之下竟然說了一句關鍵的錯話:“他(指兒子朱常洛)是都人(明朝皇宮內稱呼宮人為都人)之子。”意思是說朱常洛出身卑賤。但明神宗顯然是鬼迷心竅,他忘記了他母親也是都人出身。當慈聖太后怒氣沖沖地指著他說 “你也是都人的兒子”時,明神宗這才醒悟過來,然後驚恐地“伏地不敢起”了。
這件事後,轉眼到了八月,內閣大學士沈一貫上了一疏,竟然立竿見影地收到了奇效。奏疏中用“多子多孫”勸明神宗早立太子,終於打動了皇帝,下詔即日舉行冊立太子禮。這太子的人選,自然是指長子朱常洛
朝野上下,聞訊而歡聲雷動。但鄭貴妃卻坐不住了,為此跟明神宗大鬧了一場,明神宗又開始動搖,以“典禮未備”為由,要改期冊立太子。在關鍵時刻,沈一貫起了相當關鍵的作用,他將明神宗的手詔封還,堅決不同意改期。在這樣的情況下,明神宗總算下了決心,於十月十五正式冊立皇長子常洛為太子,朱常洵被封為福王。這位福王,就是後來在明末被農民起義軍殺死的那位。
朱常洛雖然當上了太子,但其實日子並不好過。明神宗不大喜歡他,鄭貴妃也對太子位虎視眈眈,隨時想“易儲”。

第二次妖書案

萬曆三十一年(1603年)十一月十一日清早,內閣大學士朱賡在家門口發現了一份題為《續憂危竑議》的揭帖,指責鄭貴妃意圖廢太子,冊立自己的兒子為太子。不僅朱賡收到了這份傳單似的東西,之前一夜,已經在京師廣為散布,上至宮門,下至街巷,到處都有。《續憂危竑議》假託“鄭福成”為問答。所謂“鄭福成”,意即鄭貴妃之子福王朱常洵當成。書中說:皇上立皇長子為皇太子實出於不得已,他日必當更易;用朱賡為內閣大臣,是因“賡”與“更”同音,寓更易之意。此書大概只有三百來字,但內容卻如同重磅炸彈,在京城中掀起了軒然大波。時人以此書“詞極詭妄”,故皆稱其為“妖書”。
明神宗得知後,大為震怒,下令東廠錦衣衛以及五城巡捕衙門立即搜捕,“務得造書主名”,第二次“妖書案”由此而起。
《續憂危竑議》中,指名道姓地攻擊了內閣大學士朱賡和首輔沈一貫,說二人是鄭貴妃的幫凶。這二人大驚失色,除了立即上疏為自己辯護外,為了避嫌,不得不帶罪在家。沈一貫老謀深算,為了化被動為主動,便指使給事中錢夢皋上疏,誣陷禮部右侍郎郭正域和另外一名內閣大學士沈鯉與“妖書案”有關。之所以要誣陷沈鯉,除了因為沈鯉與沈一貫一直不和外,還因為當時內閣只有三人——首輔沈一貫、次輔朱賡,以及沈鯉,沈一貫和朱賡均被“妖書”點名,只有沈鯉一個人榜上無名,獨自主持內閣工作,自然,人們會理所當然地懷疑他。而誣陷郭正域,一是因為郭正域之前與沈一貫因為楚太子獄一事鬧得很不愉快,二是同知胡化上書告發訓導阮明卿“造作妖書”,而阮明卿就是給事中錢夢皋的女婿。錢夢皋為了替女婿脫罪,需要找個替罪羊。郭正域不但是沈鯉的門生,而且是胡化的同鄉,加上當時已經被罷官,即將離開京師,很有“發泄私憤”的“嫌疑”。
總而言之,沈一貫和錢夢皋聯合起來誣陷沈鯉和郭正域,不過是挾嫌報復,但卻由此引發一場大獄。
郭正域正要離開京師時被捕。巡城御史康丕揚在搜查沈鯉住宅時,又牽扯出名僧達觀(即著名的紫柏大師)、醫生沈令譽和琴士鐘澄。康丕揚上疏指出“妖書案”和“楚太子案”兩案同源。達觀大師紫柏真可因當時要求朝廷停止徵收礦稅,不停奔走在京師各界,而遭到當權者忌恨,因此亦被趁機牽連。達觀和沈令譽都受到了嚴刑拷打,達觀更是被拷打而誣以罪,自獄中歸後,沐浴端坐圓寂,而另一位醫師沈令譽亦被處以酷刑。但二人都未能如沈一貫所願,牽扯出郭正域等人。
這裡好重點講一下東廠、錦衣衛三法司刑部都察院大理寺)的會審。為了讓沈令譽服罪,事先做了不少布置。沈令譽奶媽的女兒只有十歲,也被叫到大堂作證。東廠提督陳矩(之前帶呂坤《閨範圖說》入宮的那位)問那小女孩:看到印刷妖書的印版有幾塊。那小女孩說:滿滿一屋子。陳矩聽了忍不住大笑。《續憂危竑議》只有短短三百來字,頂多也就兩張紙,哪來的一屋子印版。沈令譽的冤屈顯而易見,由此對郭正域和沈鯉的誣陷自然也不能成立。
這個時候,有些人紛紛出來檢舉揭發,錦衣衛都督王之禎等四人揭發同僚周嘉慶與妖書有關,但不久就查明純屬誣告。案情越來越複雜。原告胡化承認自己誣告阮明卿寫妖書。史載:“數日間,鋃鐺旁午,都城人人自危!”參與審訊的官員得到沈一貫暗示,想逼迫之前誣陷錢夢皋女婿阮明卿的胡化承認郭正域是妖書的主謀。胡化卻不肯附和,說:“(阮)明卿,我仇也,故訐之。(郭)正域舉進士二十年不通問,何由同作妖書?”
因為郭正域曾經當過太子朱常洛講官(老師),朱常洛聽說此事後,對近侍說:“何為欲殺我好講官?”這話相當有深意,諸人聞之皆懼。為了營救老師,朱常洛還特意派人帶話給東廠提督陳矩,讓他手下留情。陳矩為人精明,儘管太子地位不穩,但也決不會輕易開罪太子。加上沒有任何證據證明郭正域跟“妖書案”有關,顯而易見地是場大冤獄。後來正是由於陳矩的鼎力相助,郭正域才免遭陷害。
針對郭正域的審訊一連進行了五天,始終不能定案。明神宗震怒,下詔責問會審眾官,眾官惶惶不安。東廠、錦衣衛,包括京營巡捕,壓力都相當大,京師人人自危,如此一來,必須要儘快找到一隻替罪羊。

妖書案與皦生光

萬曆三十一年(1603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妖書發現後十日,東廠捕獲了一名形跡可疑的男子皦生彩,皦生彩揭發兄長皦生光與“妖書案”有關。
皦生光本是順天府生員(明朝的生員不僅是官學生,還是一種“科名”),生性狡詐,專門以“刊刻打詐”為生。明人馮夢龍在《智囊全集》中記載了一則他的故事:有一鄉紳為巴結朝中權貴,到處訪求玉杯,想送給權貴做為壽禮,也曾託過皦生光。三天后,皦生光拿著一對玉杯求售,說這對玉杯來自官府,價值百金,現在只要五十金就行。縉紳很高興的買下。沒過幾天,忽然卒吏匆忙的押著兩個吵鬧不休的人前來,再仔細瞧,原來是皦生光和一名宦官,皦生光皺著眉頭說,前次賣給縉紳的玉杯本是皇宮中寶物,被宦官偷出變賣,當前事機敗露,只有物歸原處,雙方才能平安無事。縉紳大為窘困,玉杯已送權貴無法索回,只好請皦生光想辦法,皦生光面帶為難色,過了許久才答應幫忙,他建議縉紳出錢賄賂宦官、衙門官員,或者能得以倖免。縉紳不得已,只有答應,於是拿出近千兩銀子。日後雖明知皦生光藉機詐財,但也無可奈何。
不僅如此,皦生光還膽大包天地借“國本之爭”訛詐過鄭貴妃的兄弟鄭國泰。當時有個叫包繼志的富商為了附庸風雅,曾經委託皦生光代纂詩集。皦生光故意在詩集中放了一首五律,其中有“鄭主乘黃屋”一句,暗示鄭貴妃為自己的兒子奪取皇位。包繼志根本不懂,便刊刻了詩集。皦生光立即托人訛詐包繼志,說他詩集中有悖逆語。包繼志情知上當,卻也無可奈何,只好出錢了事。皦生光又拿著詩集去訛詐鄭國泰,鄭國泰膽小,加上朝野上下輿論都對鄭貴妃不利,只好出錢了事。
皦生彩揭發聲名不佳的兄長後,皦生光之前的事跡全部曝光,錦衣衛如獲至寶,立即逮捕了皦生光,將其屈打成招。
事情到了這個地步,本來就可以結案了,主審的刑部尚書蕭大亨為了討好沈一貫,想把“妖書案”往郭正域身上引。但皦生光卻表現出最後的骨氣,在酷刑下始終沒有牽連他人。他的妻妾和年僅十歲的兒子都受到了拷打,卻都沒有按蕭大亨的意思招供。
儘管所有人都明白“妖書案”其實與皦生光無關,就連急於結案的沈一貫朱賡都不相信妖書出自皦生光,他們認為《續憂危竑議》一文論述深刻,非熟悉朝廷之大臣不能為,皦生光這樣的落魄秀才絕對沒有這樣的能耐。但急於平息事端的明神宗還是匆匆結案,皦生光被凌遲處死,家屬發配邊疆充軍
皦生光死後,離奇的第二次“妖書案”就此不了了之,“妖書”的真正作者始終沒有人知道。妖書案之後,楚王朱華奎以助工為由,向朝廷貢獻萬兩白銀。運送途中,在漢陽被不滿朝廷處理方式的楚國宗室朱蘊鈐糾集數百人劫走。地方通判等官當場拘捕了帶頭行劫的宗犯32名,送往獄中。繼而楚王宗族群起鬧事,突入府院,想要奪回銀兩和被捕的宗人。副使周應治(鄞縣人,任廣東參政時在惠州建“天泉書院”,見葉夢熊《天泉書院記》)等無法約束,甚至被毆,只得匿身民間。兵部尚書、右副都御史湖廣巡撫趙可懷,本熟悉楚藩情況,因之前辦理“偽楚王”案中順沈一貫意,宗藩恨趙可懷不公,趙可懷提訊要犯時,被朱蘊鈐和朱蘊訇掙斷刑枷,當場打死。萬曆三十三年四月,朱蘊鈐與朱蘊訇解送湖廣承天府處死,朱華堆等三人自殺,朱華焦、朱蘊鍅等被幽禁,史稱“劫槓案”。

妖書作者之謎

妖書案匆匆結案之後朝野開始流傳“妖書”其實出於武英殿中書舍人趙士楨之手。
趙士楨是明朝歷史上傑出的火器專家,一生研製改進了多種火器。因其在政治上不得志,名字未能如宋應星徐光啟那樣彪炳史冊。
趙士楨的一生頗富傳奇色彩。他早年是太學生,在京師遊學。他能寫一手好字,書法號稱“骨騰肉飛,聲施當世”,時人爭相買他所題的詩扇。有個宦官也十分喜歡趙士楨的書法,買了一把詩扇帶入宮中,結果被明神宗看見,大為賞識,趙士楨平步青雲,以布衣身份被召入朝,任鴻臚寺主簿。鴻臚寺有點類似於國賓館,日常職責是凡外國或少數民族的皇帝、使者,到京師朝見皇帝或進貢,按等級供給飲食及招待。
趙士楨為人慷慨有膽略,交遊頗廣。萬曆五年(1577年)張居正喪父,因貪戀權位不肯回家奔喪,發生了震驚朝野的“奪情”事件,五名大臣因此被廷杖趙士楨不畏乾連,予以調護,詞翰聲譽甚盛,號稱“他途入仕”名士。不過,他因“生平甚好口訐,與公卿亦抗不為禮”,加上又因為製造火器得罪了不少人,一生並不得志,當了十八年鴻臚寺主簿才升為武英殿中書舍人,還經常受到懷疑、誹謗。皦生光被殺後,京中盛傳妖書“是東嘉趙士楨所作也”。趙士楨為此而身心勞瘁,據說他已經精神錯亂,甚至多次夢見皦生光索命,終於一病不起,抑鬱病亡。
但趙士楨是妖書作者始終只是傳說,並沒有證據,真正的作者到底是誰,始終無人知曉。“妖書案”雖平,但其影響所及,卻已遠逾宮廷,遍及朝野,險惡的宮廷鬥爭也並未就此平息。
妖書案後接著又發生了著名的“明末三案”,事實上都是晚明黨爭的延續。

梃擊案

在中國歷代皇朝的禮制中,皇帝立皇后所生之嫡長子為太子,而皇后無所出時,則以年長者為太子。雖然明朝數代皇帝經過特別情況而被立為帝(明成祖起兵篡奪侄兒惠帝的帝位,明代宗景泰帝因明英宗被俘而被大臣擁立,明世宗明武宗無子而入繼大統。),但明朝亦仍然依襲這套禮制。
明神宗萬曆帝在位期間,由於王皇后無子,故朝臣主張立年長子為太子,皇長子朱常洛,萬曆十年出生,是神宗宮女所出。皇三子福王朱常洵,萬曆十四年出生,是神宗寵愛的鄭貴妃之子,神宗希望福王為太子,鄭貴妃亦不斷向神宗進言。但朝臣堅持立朱常洛為皇太子,而皇太后李氏,皇后王氏也支持立朱常洛。
最初神宗不斷拖延,弄至皇長子十歲時,因為儲位未定,不能就學讀書。神宗雖然處分一些支持皇長子的大臣,但東林黨也支持皇長子,使支持皇長子為太子的聲勢更大。萬曆二十九年,皇長子朱常洛二十歲,神宗在無法拖延下終於策立常洛為皇太子,常洵為福王,封地為洛陽。
國本之爭,演變成皇帝與士紳大臣的勢力之爭。結果,鄭貴妃忍無可忍,終於爆發明朝立國以來最嚴重宮廷仇殺事件——梃擊案。

爆發

萬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有一男子張差,手持木棍,闖進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慶宮,擊傷守門太監,太子內侍韓本用聞訊趕到,在前殿逮捕張差。

轉折

經過御史劉廷元審訊,張差是薊州井兒峪人,語言顛三倒四,常提到“吃齋討封”等語。刑部提牢主王之寀認為事有蹊蹺,覺得張差決不像瘋癲之人,用飯菜引誘他:“實招與飯,不招當飢死。”張差低頭,又說:“不敢說。”王之寀命眾人迴避,親自審問。
原來張差靠砍柴與打獵為生,在一個月前,張差在濟州賣完貨後,賭錢輸了,結果遇上一位太監,太監說可以帶他賺錢,張差隨這位太監入京,見到另外一位老太監,老太監供與酒肉。幾天後,老太監帶他進紫禁城。老太監交木棒給張差,又給酒張差飲。帶他到慈慶宮,著他進宮後見人即打,尤其見到穿黃袍者(是太子朱常洛)。這是奸人,要把他打死。老太監言明,如打死穿黃袍者,重重有賞,如被人捉住,他會救張差。
張差的供言,結果供出是鄭貴妃手下太監龐保、劉成指使。

結局

朝臣有人懷疑是鄭貴妃想要謀害太子,王志何士晉張問達奏疏譴責外戚鄭國泰“專擅”;鄭貴妃則惶惶不可終日,向皇上哭訴,神宗朱翊鈞要她去向太子表明心跡。結果皇帝和太子不願深究,最後以瘋癲奸徒罪將張差處以凌遲。張差臨死前曾說:“同謀做事,事敗,獨推我死,而多官竟付之不問。”(據《先撥志始》)。不久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三法司前後五次會審龐保、劉成兩人,由於人證消失,龐、劉二犯有恃無恐,矢口否認涉案。六月一日,明神宗密令太監將龐保、劉成處死,全案遂無從查起。

紅丸案

病急亂投醫

本來泰昌帝以為新君繼位,會有一番作為,不想登基大典後僅十天,也就是八月初十日,泰昌帝就一病不起。第二天的萬壽節,也取消了慶典。
內閣首輔方從哲是以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的資格入閣的,他在萬曆朝擔任了七年首輔,很能處理君臣間的關係。萬曆皇帝對於方從哲替他草詔的各項諭旨,幾乎沒有受到過駁斥,那是由於方從哲設法結交了萬曆最寵愛的妃子鄭貴妃的緣故。
方從哲剛來到朝房,內廷就送來了一道緊急公函。原來是泰昌帝有病亂投醫,昨天竟擅自斥退太醫院醫官,而請內侍崔文升給他看病。崔文升開了一個方子,皇帝吃後大瀉不止,一夜之間如廁三四十次,現已昏迷不醒,急請內閣處置。
當方從哲帶著閣臣們趕到太和門時,內廷已經亂成了一團,皇帝昏迷不醒,太醫們束手無策。
天近中午了,幾位御醫才從宮中出來。領班的御醫已經七十多歲了,平日與方從哲交往很深,一見面就壓低了聲音說:“上頭的病不妙。”方從哲有些疑惑:“剛剛四十出頭,怎會病成這個樣子。”老太醫搖了搖頭:“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皇上精損過重,所以太醫們一向使用固精建中之類的藥物。這類藥物本是慢工,豈能神仙一把抓?皇上埋怨服之無效,而濫用瀉藥,以致我們數月調治之功毀於一旦。”方從哲脫口問道:“莫非不好辦了?”老太醫嘆了口氣說:“如果不再亂用庸醫,只以充血生精之藥調理,還是有望的,只怕……”方從哲趕緊說:“我當進宮勸諫,請皇上按太醫院的醫案調養。”
送走老太醫,已經過了午時,方從哲匆匆用了一點午餐,正準備寫勸諫皇帝相信太醫院的札子,卻聽到太和門裡一迭聲的傳呼:“皇上急召首輔入宮。”
方從哲又火速進了乾清宮。泰昌帝伸出有些顫抖的手握住方從哲,說:“朕這幾日頭目眩暈,身體軟弱,不能臨朝,一切大事都煩先生操勞了。”方從哲趕緊道:“萬歲天恩浩蕩,從哲敢不竭盡全力報效國家?”泰昌帝說:“朝中政事先生可代朕朱批,太子生性懦弱,也望先生扶持,後宮妻妾尚未來得及冊封,先生可依舊例擬定名分。”這幾句話無疑是交代後事了,方從哲忙安慰說:“萬歲春秋正富,偶染小疾,原無大礙,望安心調養,千萬不要誤信流言,作踐龍體。”泰昌帝搖了搖頭突然問道:“壽宮可曾齊備?”方從哲感到十分為難,思索了一陣才說:“萬歲放心,大行皇帝已安葬完畢,天壽山地宮於前天開始復土……”沒等他說完,泰昌帝打斷說:“朕問的是朕之壽宮。”方從哲慌忙顫聲勸道:“太醫院御醫已稟報,萬歲目前不過是體質虛弱而已,哪裡會有天崩地裂的事?”泰昌帝厭煩地說:“太醫院一幫庸醫,朕信不過。”方從哲說道:“萬歲若信不過太醫院,臣當傳檄天下,廣召名醫。”
聽到廣召名醫幾個字,泰昌帝就問:“聽說鴻臚寺有官員來進藥,如今為何還不送來?”方從哲說:“鴻臚寺丞李可灼曾上本說他有仙方可治萬歲病症,但臣與內閣諸臣計議,以為不可輕信,所以已將李可灼斥退了。”泰昌帝面露嗔色:“太醫無用,仙方又不可信,難道叫朕束手待斃?”方從哲嚇得連連叩頭說:“微臣怎敢?只是李可灼之言實不可信,皇上三思。”泰昌帝揮了一下手說:“你傳旨下去,朕要試試這個仙方。”
方從哲知道,從萬曆帝的爺爺嘉靖帝起,就信奉道教,求煉長生不老的仙丹,這股風氣由來已久。看來泰昌帝也迷信“仙方”,只好推託道:“待臣與六部九卿商議後,再來稟明皇上。”泰昌帝揮了揮手,示意方從哲不要再說。方從哲匆匆退了出去。
接連三天,後宮裡不斷來人催問:“李可灼的仙丹是否送來了。”方從哲只是推託,到了第三天下午,皇帝的親隨太監來到體仁閣,說皇上降旨,著李可灼速帶仙丹進宮。方從哲無奈,只得與閣臣韓火廣議定,由他二人陪同鴻臚寺丞李可灼帶所進之藥進宮見機行事。

迴光返照

鴻臚寺丞李可灼是個五十開外的老人,他舉止飄逸,確有點道骨仙風。所進的“仙丹”盛在一個十分古樸的錦匣內。據李可灼講:此仙丹乃是他年輕時在峨眉山採藥時得遇一位仙長所贈,所用藥料均采自神府仙境,能治百病。
泰昌帝顯得比前幾天更消瘦了,體質虛弱。但他的神志十分清楚,見方從哲進來就問:“仙丹可曾帶來?”方從哲跪著奏道:“李可灼已攜仙藥進宮,究竟能否治病,臣尚不敢妄言,請皇上明斷。”這時,李可灼也捧著“仙丹”跪在後面。泰昌帝示意把藥呈上來。李可灼見周圍大臣有疑慮神色,先自服一丸,大臣們方才放心。而泰昌帝一見仙藥,於是命人取水來,急匆匆地把藥吞下去了。
過了會兒,泰昌帝睜開雙眼,坐了起來,好像一下子健康了許多,臉上露出了笑容,連夸:“果然是仙藥,仙藥!”又稱讚道:“李可灼是個大忠臣。”說罷探出身來叫道:“李可灼!”李可灼伏地輕應:“微臣在。”泰昌帝說:“朕服仙丹果然奏效,請你明天再進一丸來,大概就可痊癒了。”李可灼答道:“臣家中尚有一丸仙丹,但仙長曾指點過,需在第一丸後三天再進第二丸,臣當於三天后再獻靈藥。”泰昌帝說:“朕病好後,一定給你加官晉爵。”
自吃了李可灼的“仙丹”後,泰昌帝的病好似一下子被驅走了一半。兩天來,他除了時常坐在龍案前養神外,居然還有兩次走出了殿門。
三天前在皇上的催逼下,方從哲引李可灼進宮獻藥,雖然當時就收到了效果,但憑他多年的閱歷,總覺得這似乎是心理作用所致,並不一定是藥的神效。回到府中後,就有幾位心腹幕僚前來打聽情況,他們都勸方從哲不要再引李可灼進宮。尤其是太醫院的幾位太醫異口同聲否定“仙丹”的作用,他們表示,如果首輔再引人送什麼“仙丹”,他們就集體辭職了。
第三天一早,泰昌帝就派人催仙藥,並發下聖諭,如果內閣阻攔進藥,就以抗旨欺君論處。他才無可奈何地將李可灼召到內閣,再三叮問,李可灼力保仙丹有神效,方從哲這才拉上韓火廣一同陪李可灼進宮。
李可灼看泰昌帝服罷藥,跪請他上床休息,泰昌帝卻不在乎地擺了擺手說:“用不著,朕今天精神很好,李愛卿獻藥有功,來日定當封賞。”

一命歸天

本來已經康復了的泰昌帝,服了一粒並非御醫進呈的紅丸,在夜裡猝然死去。方從哲已預料到明早就會有無數指劾他的奏本飛進來,弄不好很可能被扣上一頂“弒君”的帽子。按明朝舊例,皇帝駕崩,遺詔需由內閣首輔代擬。方從哲想來想去,覺得只有利用擬遺詔的機會,申明服用紅丸是皇帝自己的意見,把責任一股腦推到大行皇帝身上才算上策。
果不出方從哲所料,泰昌帝的暴卒引起了整個朝廷的注意,要追查皇帝死因的奏摺兩天之內就達數百件。其中有的奏本已經公開指出,給泰昌帝服瀉藥的內侍崔文升,最初曾在鄭貴妃屬下任職,後來才由鄭貴妃轉薦給泰昌帝。崔文升竟敢用瀉藥摧殘先皇,其背後必有人指使。
於是方從哲迫不及待地徵得了閣臣同意,頒布了由他親筆起草的遺詔。遺詔中以大行皇帝的口吻誇獎李可灼,並詔賜銀幣。遺詔一下,群情鼎沸,朝臣們都知道遺詔出自首輔之手,無形中更把方從哲與紅丸案緊密聯繫在一起了。
十月中旬,追查“紅丸案”的呼聲達到最高潮,禮部尚書孫慎行和左都御史鄒元標上了兩道令人矚目的奏疏,孫慎行指出:“從哲縱無弒君之心,卻有弒君之罪。欲辭弒之名,難免弒之實。”這給追查“紅丸案”元兇定了基調。
方從哲思來想去,他寫了一道很長的奏本,一面仔細為自己辯解,一面十分誠懇地提出了退隱的要求。方從哲奏本遞上去不到十天,天啟皇帝的批准諭旨就下來了。十一月初,這位執政八年的老臣,離開了京城。
泰昌帝的猝逝,使得御史鄭宗周、南京太常寺少卿曹珍等指此一事件與多年前的“梃擊案”出於同一“奸謀”,即有人必置光宗其人於死地;刑部主事王之采更直指光宗之死與鄭氏、光宗寵妃李氏等陰謀奪權有關。

移宮案

明萬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明神宗萬曆帝朱翊鈞駕崩,明光宗泰昌帝朱常洛即位。

挾持太子

泰昌帝即位後,其子朱由校與李選侍一起遷住乾清宮。一月後,泰昌帝駕崩,李選侍控制了乾清宮,與太監李進忠魏忠賢)密謀挾持朱由校,欲爭當皇太后以把持朝政,此舉引起朝臣的極力反對。
泰昌帝駕崩當日,楊漣劉一燝等朝臣即直奔乾清宮,要求哭臨泰昌帝,請見皇長子朱由校,商談即位之事,但受到李選侍的阻攔。在大臣們的力爭下,李選侍方準朱由校與大臣們見面。楊漣、劉一燝等見到朱由校即叩首山呼萬歲,並保護朱由校離開乾清宮,到文華殿接受群臣的禮拜,決定以本月六日(1620年九月初六)舉行登基大典。為了朱由校的安全,諸大臣暫將他安排在太子宮居住,由太監王安負責保護。李選侍挾持朱由校的目的落空,又提出凡大臣章奏,先交由她過目,然後再交朱由校,朝臣們強烈反對。朝臣們要求李選侍移出乾清宮,遷居噦鸞宮,遭李選侍拒絕。李選侍又要求先封自己為皇太后,然後令朱由校即位,亦遭大臣們的拒絕,矛盾日漸激化。

移出乾清宮

朱由校御乾清宮登基大典日期迫近。至初五日,李選侍尚未有移宮之意,並傳聞還要繼續延期移出乾清宮。內閣諸大臣站在乾清宮門外,迫促李選侍移出。朱由校的東宮伴讀太監王安在乾清宮內力驅,李選侍萬般無奈,懷抱所生八公主,倉促離開乾清宮,移居仁壽宮內的噦鸞宮。九月六日,朱由校御奉天門,即皇帝位,改明年(1621)為天啟元年,史稱天啟帝。至此,李選侍爭當皇太后、把持朝政的企圖終成畫餅。
李選侍雖已“移宮”,但鬥爭並未結束。“移宮”數日,噦鸞宮失火,經奮力搶救,才將李選侍母女救出。反對移宮的官員散發謠言:選侍投繯,其女投井,並說“皇八妹入井誰憐,未亡人雉經莫訴”,指責朱由校違背孝悌之道。朱由校在楊漣等人的支持下批駁了這些謠傳,指出“朕令停選侍封號,以慰聖母在天之靈。厚養選侍及皇八妹,以遵皇考之意。爾諸臣可以仰體朕心矣”。至此,“移宮”風波才算暫告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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