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察哈爾姓
- 漢語拼音：chá hā ěr
- 郡望：察哈爾
- 名人：察哈爾·博迪 察哈爾·阿剌克 等
定義,姓氏淵源,遷徙分布,郡望堂號,郡望,堂號,歷史名人,
定義
姓氏淵源
單一淵源：源於蒙古族，出自元朝時期蒙古察哈爾部，屬於以部落名稱漢化為氏。據史籍《清朝通志·氏族略·蒙古八旗姓》記載：蒙古族察哈爾氏，亦稱察哈喇氏、多羅特氏，以部為氏，世居察哈爾(今河北張家口一帶，包括河北、內蒙烏蘭察布盟、錫林郭勒盟一部、山西部分地區)、布爾噶蘇台(今河北承德)、阿爾達額爾蘇(今黑龍江勃力)、科爾沁(今內蒙古東部通遼地區、以及吉林西部一帶)、薩喇穆魯(今河北圍場)等地。後有滿族通過聯姻方式引為姓氏者，滿語為Cahar Hala、Duolot Mokun、Cahala Mokun。“察哈爾”，是古突厥語“汗之宮殿侍衛”之意。有近代法國學者伯希和(Paul Pelliot，公元1878～1945年)認為，“察哈爾”一詞來源於古波斯語，意為“家長”或者“臣僕”，隋、唐時期突厥汗國軍隊中的精兵被稱作“柘羯”，而“柘羯”就是“察哈爾”一詞最早的漢譯形式，傳入蒙古後音變為“Jaqar”。國內曾有幾位學者利用古漢語音韻學試讀柘羯古音，肯定了伯希和的觀點。古代蒙古察哈爾部，原駐牧於阿爾泰山地區，強盛於明朝時期，遂成為蒙古各部的中心。成吉思汗的第十五世孫、阿寨台吉次子阿葛巴爾濟濟農之子孛兒只斤·巴圖孟克(公元1474～ 1517年)，蒙古察哈爾部人，在明成化十六年(公元1480年)由寡母滿都海福晉扶立即汗位，成為著名明朝時期蒙古大元可汗，亦稱察哈爾蒙古達延可汗，為蒙古各部的“共主”，世襲蒙古汗位，成為察哈爾氏的鼻祖。明朝時期，察哈爾本部分八個分部(愛馬克)，其中稱嶺南四察哈爾的有敖漢部、奈曼部、蘇尼特部、烏珠穆沁部，稱嶺北四察哈爾的有鄂托克部、主固特部、布里雅特部、阿刺齊特部。統稱為察哈爾八部。清朝時期，滿清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又將蒙古察哈爾部以分散駐防等形式，遷居於全蒙古各地，因此蒙古九部以及興安嶺至天山的三十八旗中，都有察哈爾部蒙古族人的分布。
蒙古族、滿族、達斡爾族、鄂溫克族、維吾爾族、錫伯族、哈薩克族、柯爾克孜族的察哈爾氏，在清朝中葉以後多冠漢姓為察氏、插氏、查氏、多氏、哈氏、朱氏、平氏、安氏、伊氏、明氏、賀氏、肖氏、金氏、赫氏、武氏、吳氏、梅氏、袁氏等，世代相傳至今。
遷徙分布
察哈爾氏是蒙古族、滿族、達斡爾族、鄂溫克族、維吾爾族、錫伯族、哈薩克族、柯爾克孜族共有姓氏，歷史悠久，至今仍在稱呼使用，亦多漢化為察氏、插氏、查氏、多氏、哈氏、朱氏、平氏、安氏、伊氏、明氏、賀氏、肖氏、金氏、赫氏、武氏、吳氏、梅氏、袁氏等，分別融入各氏大家庭，族人編布全國年各地，多以察哈爾為郡望。
郡望堂號
郡望
察哈爾：中國舊省級行政區，簡稱“察”，以察哈爾蒙古族命名，宋、元兩朝時期稱察哈爾路，歸屬察哈爾萬戶所轄，其時地域包括河北、內蒙古烏蘭察布盟和錫林郭勒盟一部、山西等地部分地區。察哈爾建省於民國元年(公元1912年)，治所在張家口(時稱張家口廳，原名張垣)。張自忠將軍曾任察哈爾省主席。在清朝時期，察哈爾不是一個省，而是叫“張垣特區”。民國二年(公元1913年)，察哈爾改為察哈爾特別區，有六個旗和十一個縣，即張北、多倫、沽源、商都、寶昌、康保、興和、陶林、集寧、豐鎮和涼城。民國十七年(公元1928年) 察哈爾成為一個省，興和、陶林、集寧、豐鎮和涼城劃入綏遠省，並自河北省口北道宣化府劃入以下十縣：宣化、赤城、萬全、懷來、蔚縣、陽原、龍關、延慶、懷安、涿鹿，全部的旗隸屬於錫林郭勒盟。察哈爾省自民國二十六～三十四年(公元1937～1945年)被日寇占領並成為德穆楚克棟魯普領導的日控制區蒙疆的一部分。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由馮玉祥將軍和吉鴻昌將軍在張家口成立於民國二十二年(公元1933年)3月26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行政區劃重新進行了調整。1952年，察哈爾省廢設，現主要在內蒙古自治區境內，也有部分地區劃入北京市和河北省。
堂號
張垣堂：以望立堂，亦稱察哈爾堂、多羅特堂、口北堂。
歷史名人
孛兒只斤·巴圖孟克
(公元1474～ 1517年)，蒙古族，又稱察哈爾·巴圖蒙克，成吉思汗第十五世孫，阿寨台吉次子阿葛巴爾濟濟農之子；蒙古察哈爾部人。著名明朝時期蒙古大元可汗，亦稱察哈爾蒙古達延可汗，察哈爾氏鼻祖。據清朝康熙內府蒙古文抄本的史籍《蒙古源流》記載，孛兒只斤·巴圖孟克六歲即汗位，稱大元可汗。一說他在位七十四年，終年八十歲。孛兒只斤·巴圖孟克的父親孛兒只斤·巴延蒙克和其叔孛兒只斤·滿都魯結成聯盟，本來要擁立孛兒只斤·巴延蒙克為大汗，但孛兒只斤·巴延蒙克主張擁立孛兒只斤·滿都魯為大汗。不久，孛兒只斤·滿都魯即大汗位，孛兒只斤·巴延蒙克為濟農(輔政、副汗)。後來，因部族之間的紛爭，二人同敗，相繼而死。孛兒只斤·滿都魯可汗逝世後，他的遺孀滿都海福晉執掌汗廷大權，統轄著蒙古各部。她在寡居期間，拒絕非黃金家族貴族的求婚，精心撫育孛兒只斤·巴延蒙克之子孛兒只斤·巴圖孟克，兩部聯合，加強實力。在孛兒只斤·巴圖孟克六歲時，滿都海福晉扶立他即汗位，尊稱察哈爾蒙古達延汗，並同他結婚。她輔佐年幼的達延汗，執掌政事，發誓報仇，維護黃金家族統治。
在明朝時期的蒙古史上，有兩位傑出的女性：一位是滿都海福晉，另一位是三娘子(忠順夫人)。滿都海福晉曾率軍出征，馳騁大漠，打敗梟雄，消滅仇敵，鞏固了蒙古察哈爾部的統治地位。在孛兒只斤·巴圖孟克年長後，親自執政，厲行改革，廢除太師制度，恢復濟農，強化汗權，重分領地。據史籍《李朝成宗大王實錄》記載，當時孛兒只斤·巴圖孟克為人“賢智卓越”，控弦十萬騎。在穩固了同志權以後，孛兒只斤·巴圖孟克分封諸子，建左右兩翼六個萬戶——左翼三萬戶為察哈爾部萬戶、兀良哈部萬戶和喀爾喀部萬戶；右翼三萬戶為鄂爾多斯部萬戶、土默特部萬戶和永謝布部(哈喇慎、阿蘇特)萬戶。左翼三萬戶由孛兒只斤·巴圖孟克自己直接統轄，大汗駐帳於察哈爾部萬戶；右翼三個萬戶由濟農代表大汗行使管轄權，濟農駐帳於鄂爾多斯部萬戶。孛兒只斤·巴圖孟克的這些舉措，為後世蒙古各部落形成的起源，重新劃定蒙古各部的行政版圖等，均影響極為深遠。此後，察哈爾成為蒙古重要的部落姓氏。
察哈爾·巴爾斯博羅特
察哈爾·博迪
(公元？～1547年)，蒙古族，又稱卜赤，圖魯博羅特可汗長子；蒙古察哈爾部人。著名明、清之際蒙古博迪阿拉克汗。明正德十四年(公元1519年)，博迪台吉帶領左翼三萬戶官臣到鄂爾多斯成吉思汗八白室祭祀，並威脅其叔叔。巴爾斯博羅特看局勢不妙，給博迪讓位。十七歲的察哈爾·博迪在成吉思汗八白室前即汗位。明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察哈爾·博迪去世，終年四十四歲，在位二十八年。
察哈爾·阿剌克
察哈爾·達賚遜
(公元？～1557年)，蒙古族，又稱達萊遜，阿剌克可汗之長子；蒙古察哈爾部人。著名明、清之際蒙古庫登汗。明嘉靖二十七年(公元1548年)，二十九歲的察哈爾·達賚遜即汗位，統領蒙古察哈爾部。察哈爾·達賚遜繼可汗位後，舉部東遷，駐牧於薊、遼地域(今遼寧、內蒙古東部和河北北部地區)。他的遷徙之舉產生了重大歷史影響：馮瑗在《開原圖說》中記述：“遼左始有虜患”。日本學者和田清在《明代蒙古史論集》一文中認為：“率領所部十萬東遷，移牧於興安嶺東南半部，不僅是歷史上無與倫比的罕有事件；由於移動的結果，在蒙古內部引起了重大變化，並使明廷遼東大為疲敝，不久便形成了清朝興起的基礎。”蒙古察哈爾部東遷後，與明朝長期反覆、激烈地廝殺，損失慘重，兩敗俱傷。明軍大將李成梁守遼，重點就是針對著蒙古的察哈爾部。而當時滿洲後金的佟·努爾哈赤則隱藏於赫圖阿拉地區，暗自發展，形成氣候。所以，遼東地區明朝與蒙古的廝殺，為滿洲崛起提供了歷史機遇。
公元1557年，察哈爾·達賚遜去世，終年三十八歲，在位十年。
察哈爾·圖們
明嘉靖三十七年(公元1558年), 察哈爾·圖們在二十九歲時即汗位。
明萬曆二十年(公元1592年)，察哈爾·圖們五十四歲時去世，在位三十五年。
察哈爾·布延
察哈爾·林丹
(公元1592～1634年)，蒙古族，又稱陵丹、靈丹，打來孫可汗的四世孫；蒙古察哈爾部人。著名明、清之際蒙古呼圖克圖汗，簡稱林丹可汗。在史籍《明史·靼韃傳》中，記載察哈爾·林丹則取諧音為“虎墩兔憨”，是滿族對他帶有輕蔑的意思。據清朝康熙內府蒙古文抄本的史籍《蒙古源流》記載，林丹汗是蒙古察哈爾部首領，也是蒙古最後一位大汗，出身於蒙古黃金家族，是成吉思汗的第二十二世孫。黃金家族指的是大蒙古帝國成吉思汗的後裔。
察哈爾·林丹於明朝萬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即察哈爾蒙古大汗位，時年十三歲，後駐帳廣寧(今遼寧北寧)以北。十二年後，比察哈爾·林丹年長三十三歲的佟·努爾哈赤登上後金政權的可汗位。後來繼承汗位的後金天聰汗愛新覺羅·皇太極與察哈爾·林丹同歲，他成了蒙古察哈爾·林丹的致命剋星。其時，蒙古察哈爾部實力雄厚，其勢力範圍東起遼東，西至洮河，擁有八大部、二十四營，號稱四十萬蒙古。在史籍《明神宗實錄》中記載，林丹汗有“帳房千餘”，牧地遼闊，部眾繁衍，牧畜孳盛，兵強馬壯，自稱全蒙古大汗。察哈爾·林丹自稱：“南朝止一大明皇帝，北邊止我一人！”因而，察哈爾·林丹冀圖繼承大元可汗的事業，南討明朝撫賞，東與後金爭雄，號令漠南蒙古。察哈爾·林丹即位後，進行全面的政策調整。察哈爾·林丹極力爭取黃教僧侶封建主的支持，接受沙爾巴呼圖克圖的灌頂戒教，稱“林丹呼圖克圖汗”。又下令將一百零八函的《甘珠爾》經典譯成蒙古文，用金字抄寫在藍紙上。繼而編纂蒙古文《大藏經》，並興建了著名的寺院“察乾召”(白寺)。在察哈爾·林丹的積極倡導下，黃教在蒙古左翼諸部傳播開來，寺宇林立，僧眾遍地，每個家庭都派一子出家為僧，喇嘛教迅速為蒙古貴族和民眾所接受。喇嘛們用千金鑄造嘛哈噶喇金佛。傳國玉璽、嘛哈噶喇金佛、金《甘珠爾》經被視為三大法寶。不過，在察哈爾·林丹改奉紅教後，信奉黃教的漠北喀爾喀和右翼三萬戶的各部汗、濟農、諾延、台吉，與林丹汗逐漸有所疏遠。由於漠南蒙古東介於明朝與後金之間，具有重要戰略地位，而成為後金與明朝的爭奪對象。在明朝、後金與察哈爾部之間鼎立的矛盾中，明廷與後金的矛盾是主要的。明朝主要採取“以西虜制東夷”的策略，聯合林丹汗，共同抵禦後金。林丹汗向明廷提出“助明朝、邀封賞”。明朝政府則每年給林丹汗的賞銀先為四千兩，後增至四萬兩，再增至四萬兩，爾後增至十四萬兩。
明崇禎二年(後金天聰三年，公元1629年)崇禎皇帝朱由檢命大臣王象乾與袁崇煥共商對策。在《明史·韃靼傳》中記載：“象乾至邊，與崇煥議合，皆言西靖而東自寧，虎不款，而東西並急。因定歲予插(察哈爾林丹汗)金八萬一千兩，以示羈糜。”就是明朝政府以牛羊、茶果、米谷、布匹、金銀為撫金，換取察哈爾林丹汗不犯邊，而求得西邊安靖，明廷得以集中力量對付後金政權。察哈爾·林丹接受了明朝的撫賞，顯然妨礙了後金攻明的大政方針，後金天聰汗愛新覺羅·皇太極決定首先征撫察哈爾·林丹。因此，後金天聰汗與林丹汗之間的爭戰根本就不可避免。結果，愛新覺羅·皇太極先後三次出兵進攻蒙古，察哈爾·林丹勢窮力竭，最終死在青海。察哈爾·林丹對明朝索要撫賞，忽即忽離。而對待後金政權則由輕慢而迅速轉為畏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