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紀末馬克思主義傳入俄國，俄國反對派運動中出現社會民主主義（馬克思主義）與民粹主義的對立，在政治理論上就是“政治自由”與“人民專制”的對立。在1890年代，雙方的陣營曾經壁壘分明。社會民主黨人曾經與自由主義結盟反對民粹派，而民粹派中那些最敵視“西方民主”的人在搞不成“人民專制”之餘，寧願接受沙皇專制也要反對“自由”。 但後來社會民主黨人與民粹派中各自都發生了一些分歧，到了斯托雷平（П. А. Столыпин）時代更是發生了筆者所謂的“雙向異化”：一部分民粹派放棄“反對政治自由（據說這會使政權轉到資產階級手裡）”的“徹頭徹尾的民粹派份子的觀點”而逐漸社會民主主義化，而一部分社會民主黨人則放棄了“人民發展所必須的『抽象權利』而逐漸變成『超民粹主義』”[2]。以至到了1917年，過去界限分明的馬克思主義者─社會民主黨人和民粹主義者─社會革命黨人發生了戲劇性的重新洗牌：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多數派”（音譯“布爾什維克”）聯合“左派社會革命黨”，以暴力推翻了俄國社會民主工黨（自稱時通常不帶括弧，列寧等人貶稱為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主流派主導的最後一屆聯合臨時政府。 儘管這時社會革命黨主流派已具有相當程度的社會民主色彩，但在俄國，最典型的社會民主主義政黨還是孟什維克。過去蘇聯官方理論說孟什維克是“機會主義者”──這個詞的本義是指那些一味“隨機應變”而沒有原則的人。但實際上如果要貶抑孟什維克，倒不如把他們稱之為教條主義者。他們的缺點（從另一種價值觀看或許是優點？）恰恰在於過份虔誠地執守意識形態原則，理論上堅持正統馬克思主義觀點而不善權變，行為上堅持道德自律而不願使出辣手，對他人過份天真而不諳世事險惡，對自己“潔癖”太甚而處處循規蹈矩。由於努力和機遇，他們在俄國曾有比列寧一派更大的影響，但因為上述“缺點”以及一些更深遠的原因，他們最終被自己過去的黨內“同志”消滅了。 說孟什維克是俄國馬克思主義的“正統”幷不誇張。俄國馬克思主義的鼻祖、被列寧稱為“教育了我們整整一代人”的普列漢諾夫（Г. В. Плеханов）後來是孟什維克成員。世所公認的俄國第一個馬克思主義組織、普列漢諾夫建立的勞動解放社所有成員，除早逝的伊格納托夫（В. Н. Игнатов）一人外，後來都是孟什維克成員[3]。與馬克思、恩格斯有過交往的所有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參加第二國際1889年巴黎成立大會的全部俄國代表，凡是活到1903年以後的也都是孟什維克成員。在與列寧等人發生爭論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二大”上，所謂孟什維克實際也是主流：在兩派爭執的著名“黨章第一條”的表決中和“二大”的大多數會議中他們都是多數，只有在選舉中央機構時，由於傾向他們的猶太工人總同盟成員因他故退場，列寧一派才取得微弱多數。儘管列寧後來以此一直自詡“多數”而貶稱他們為孟什維克（“少數派”），但此後黨內的大部分爭論場合，乃至在杜馬黨團中，他們仍是多數。只是由於孟什維克自恃以理服人並不標榜“多數”，也不屑於爭辯列寧所謂“多數派”的真偽，才在歷史上留下了“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這兩個名實不符而約定俗成的稱謂。
但如果“資產階級”要動武，孟什維克也主張堅決鎮壓。當8月間發生右派企圖以武力推翻民主政府的科爾尼洛夫（Л. Г. Корнилов）叛亂時，孟什維克不僅推動臨時政府進行鎮壓，還支持不久前才因被指煽動暴力而受到壓制的布爾什維克重返政壇，並組織民兵（赤衛隊）參與平叛──然而正是這些布爾什維克民兵後來反過來成為推翻臨時政府的主力軍。
“一五血案”後，孟什維克與布爾什維克的關係徹底決裂，並受到後者嚴厲鎮壓而轉入地下活動。但是，立憲會議被驅散終於導致社會危機的大爆發。不僅布爾什維克與所謂“民主反革命”之間的矛盾激化，而且布爾什維克廢除民主的做法，也使二月革命後懾於當時人們對民主的認同而一時蟄伏的各種舊俄勢力乘機而起，隨著憲政民主前景的破滅也堂而皇之地出來搶奪江山。他們的邏輯是：既然不搞民主了，沙皇的遺產憑什麼留給你呢？“有槍便是草頭王”的局面於焉形成[8]。 面對如此局面，孟什維克陷入了空前的困境。1918年1月，他們不分國內、國外，“國際主義者”還是“護國主義者”，都一致抗議廢除民主，也都成了列寧式“專政”的反對派。但在後來的內戰中，由於他們同樣反對與蘇俄為敵的資產階級及舊俄勢力（所謂“白衛勢力”），因而顯得左右為難：“布爾什維克專政政策實際上已把俄國大多數人口即農民和一大批城市民主派推到了反革命隊伍中，另一批民主派則把立憲會議的命運與帝國主義同盟國和國內反動派連在一起。……結果，立憲會議可能被用來作為直接進行反革命活動的口號和藉口”[9]。 於是在如何“兩害相權取其輕”的問題上，孟什維克的成員發生了嚴重的分歧。俄國國內以馬爾托夫與唐恩（Ф. И. Дан）等人為代表的主流派雖然譴責布爾什維克破壞民主，但認為反對資產階級與舊俄勢力更為重要，因而在內戰全面爆發後改變了激烈譴責的立場，採取了姑且支持蘇俄的態度。他們仍然按正統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把列寧的“專政”看成內戰中的非常狀態，期待其在戰後能夠恢復民主。馬爾托夫說：“當階級鬥爭進入內戰階段時，一定會出現……以革命少數派專政的方式來執掌國家政權”，所以我們這些“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與列寧等人“爭論的焦點”並不在於要不要專政，而在於：“這種專政的目的是為了鞏固自己，並建立一整套制度使專政永久化呢，還是相反，儘快地以這個革命階級或幾個階級的有組織的主動精神和自治，來代替這種專政。”[10] 於是他們力圖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獨立性和批評者立場的同時，以盟友身份支持內戰中的布爾什維克。馬爾托夫號召國內支持者保衛蘇俄，在國際上也盡力為布爾什維克遊說，呼籲國際社會民主黨暫停討論“民主還是專政”的問題。當時喬治亞的孟什維克通過民主競選上台執政並宣布脫離蘇俄，成為原俄羅斯帝國範圍內孟什維克掌權的唯一地區。然而儘管沙俄解體後的“獨立風”流行一時，喬治亞並非特例，當時所謂“民族自決”的意識形態承認這種權利，沙俄時期列寧還鼓勵這種做法，布爾什維克在內戰期間為了集中力量對付其他異己勢力，也承認喬治亞獨立，但為了取悅於布爾什維克，馬爾托夫還是嚴厲譴責了喬治亞的同志，孟什維克中央甚至宣布開除他們。 這時孟什維克不僅承認戰時的“革命專政是必經階段”，“客觀上好比外科醫生的手術刀”，而且為未來制度的構想，他們也已經不再為立憲會議呼籲，而僅限於呼籲擴大“蘇維埃民主”。他們認為只要有民主就可以約束列寧等人，“不僅普選權這種民主，就連蘇維埃民主也不會讓共產黨的少數人得逞”[11]。但是，正由於任何民主都與專制不相容，列寧並沒有因為他們的支持而寬容對待他們，內戰一結束，就對他們發動嚴厲鎮壓。1920年馬爾托夫被迫流亡國外。仍在國內希望與布爾什維克合作的孟什維克首領唐恩，在其提出的新經濟政策建議被列寧接過去之後，他本人卻因企圖表現得比領袖更聰明而不能見容。正如當年列寧“照抄”了社會革命黨的土地綱領之後就反過來鎮壓了該黨一樣，孟什維克也因唐恩的意見被採納而在1922年遭到了最後的滅頂之災。這時他們才明白：自己面臨的並不是臨時性的“迪克推多”（dictator），而是一種比沙皇更嚴酷的“人民專制”。 而孟什維克的命運也確實給正統馬克思主義的“專政”觀出了一道難題：如果戰時的“專政”是可取的，但和平恢復後就應當取消專政恢復民主。那么怎樣才能做到這一點？是僅僅指望“專政者”的好心和自覺嗎？ 與國內的孟什維克主流派不同，僑居國外的許多孟什維克名人，如阿克雪裡羅得（П. Б. Аксельрод）等人反對馬爾托夫的“兩害相權取其輕”。他們認為列寧搞的“不是無產階級專政，而是對無產階級和農民的專政”。針對當時左派中的一些人，以法國大革命中的雅各賓專政為例為列寧的行為辯護，阿克雪裡羅得指出蘇俄這種做法不是雅各賓專政式的戰時措施，而是列寧一貫的長期專制主張。因而他們認為應當進行反抗，並且根據正統馬克思主義的說法，不排除以暴抗暴的可能。但這也僅僅是理論上的“可能”而已。他們同樣也不願與“白衛勢力”為伍，幷且要與之劃清界限，於是所謂的反抗只限於向第二國際的兄弟黨呼籲，希望通過“國際社會主義干預”來迫使布爾什維克改變做法[12]。這自然是毫無結果。 只有以饒爾丹尼亞（Н. Н. Жорданиян）為首的喬治亞孟什維克，自1917年二月革命後一直沒有失去對當地蘇維埃的領導，1918年通過民主選舉在當地的多黨制議會取得多數，上台後領導喬治亞脫離俄國獨立，並組建軍隊抵抗蘇俄進攻。他們在喬治亞執政三年，進行了頗值得研究的、憲政基礎上的“民主社會主義”實踐（土地改革、八小時工作制、工業國有化、發展自治工會農會等），但這個社會民主黨領導的喬治亞最後也在1921年被蘇俄大軍攻滅。正統馬克思主義者在俄國的民主實踐就此中斷了。
列寧與馬爾科夫（左起第三與第四）
列寧與馬爾托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