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谷城

周谷城

周谷城,(1898年~1996年),中國著名歷史學家、教育家、社會活動家,曾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國史學會常務理事兼首任執行主席、中國太平洋歷史學會會長、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聯合會副主席、上海市歷史學會會長。1898年9月13日(光緒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八)生於湖南省益陽縣長湖口的農民家庭,民國2年(1913年)入湖南長沙省立第一中學,1921年考入北京高等師範學校英語部。

自1942年秋起,周谷城一直在復旦大學執教,任歷史系主任、教務長等職。後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兼教育科學文化衛生委員會主任委員,曾任中國農工民主黨副主席、主席。早年學習世界語,熱心世界語的宣傳、推廣。1981年同胡愈之楚圖南等知名人士發起世界語之友會,以後曾出席世界語之友會座談會,倡導世界語。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周谷城
  • 國籍:中國
  • 出生日期:1898年
  • 逝世日期:1996年
  • 職業:著名歷史學家
  • 主要成就:打破以歐洲為中心的舊的世界史
  • 代表作品:《中國通史》,《論西亞古史的重要性》,《中國社會史論》
  • 黨派:中國農工民主黨
人物生平,人物事跡,人物交往,治學論斷,人生評價,個人語錄,

人物生平

發表討論中國農村和改造中國教育方面的論文
1927年國民大革命失敗後,周谷城到上海以賣文和翻譯作為謀生手段。發表過多篇討論中國農村和改造中國教育方面的論文,出版了《農村社會新論》(上海遠東圖書館1939年)和《中國教育小史》(泰東圖書局1929年)等書。並譯有《文化之出路》、《蘇聯的新教育》等。1927~1930年在上海暨南大學附中、中國公學任教。1930~1933年周谷城任中山大學教授兼社會學系主任,期間撰寫了若干探討中國社會的著作,如《中國社會之結構》(1930年)、《中國社會之變化》(新生命書店1931年)、《中國社會之現狀》(1933年)等。1932~1942年任暨南大學教授兼史社系主任。此後至民國30年,周谷城任暨南大學教授兼歷史系主任。其間撰寫了《中國通史》上下兩冊,開明書店民國28年出版,書中首次提出並運用“歷史完形論”的理論,意在指出歷史事件的有機組織和必然規律。《中國政治史》民國31年由中華書局出版,1983年再版。
周谷城一直在復旦大學執教
自1942年秋起,周谷城一直在復旦大學執教,曾任歷史系主任、教務長等職,後為該校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他積極參加愛國民主運動,發表大量政論文章,如《論中國之現代化》(1943年)、《論民主趨勢之不可抗拒》(1944年)、《論民主政治之建立與官僚主義之肅清》(1945年)、《人民時代之中國農民》(1946年)、《近五十年來中國之政治》(1947年)、《中國之獨立地位》(1947年)、《徹底肅清封建勢力》(1949年)等。周谷城執教於復旦大學以後,從事民主進步活動,受聘為民主政團同盟顧問,與陶行知等人發表擁護中國共產黨組建聯合政府主張的共同宣言,與張志讓等組織大學教授聯誼會;和翦伯贊等一起起草反蔣宣言。由於經常支持學生反迫害、反扶日、反飢餓等活動,被撤去系主任職務,並遭逮捕。民國35年他還與張志讓、潘震亞等組織上海大學民主教授聯誼會。
打破了以歐洲為中心的舊的世界史框框
1949年9月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1949年周谷城撰寫的《世界通史》出版,該書採取諸區並立、同時敘述,打破了以歐洲為中心的舊的世界史框框,曾多次再版。由此周谷城成為當代史學家中僅有的兩部通史的著者。新中國成立後,周谷城歷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委員,上海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兼文教委員會主任,上海市政協副主席,第一、二、三、五屆全國人大代表,第六、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兼教育科學文化衛生委員會主任委員;第五屆全國政協常委。1952年加入中國農工民主黨。長期從事學術研究的組織領導工作,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擔任中國科學院歷史一所學術委員會委員,創建上海歷史學會,曾任中國史學會常務理事兼主席團成員以及首任執行主席、中國太平洋歷史學會會長、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聯合會副主席、上海市歷史學會會長。1988年11月22日,鄧小平同出席第五次全國文代會代表周谷城親切握手。1996年11月10日,周谷城在上海逝世,享年98歲。
周谷城
在大學任教期間
除開設《中國通史》、《世界通史》等課程外,並於建國後首先開設《世界文化史》課程。講授《中國通史》時,強調“歷史完形論”,著意闡明各個歷史事件組成為整體歷史過程的必要性,提出了見解獨特的中國歷史分期法;講授《世界通史》時,主張著眼全局、統一整體,反對以歐洲為中心的世界史,並相繼發表過《史學上的全局觀念》(1959)、《論西亞古史的重要性》(1960)、《評沒有世界性的世界史》(1961)、《迷惑人們的“歐洲中心論”》(1961)等論文,對推動國內世界史的教學和研究影響深遠。他視野寬闊,主張微觀與巨觀結合,對比中外,撰文《中外歷史的比較研究》(1981),對歷史研究提出了新看法。
鄧小平接見周谷城鄧小平接見周谷城
周谷城的教學和研究
涉及史學、哲學、美學、邏輯學、政治學、社會學、教育學等學科;縱述古今、橫論中外。六十多年來,著述數百萬字,出版專著十餘部,發表論文兩百餘篇。如:《生活系統》(1924)、《農村社會新論》(1927)、《中國社會史論》三卷(1931)、《中國通史》兩卷(1939)、《中國政治史》(1940)、《中國史學之進化》(1947)、《世界通史》三卷(1949)、《黑格爾邏輯大綱》(1951年譯)、《古史零證》(1956)、《形式邏輯與辯證法》(1960)、《史學與美學》(1980)、《詩詞小集》(1985)等。史學方面的論文已彙編出版了《周谷城史學論文選集》(1983)。在年已九旬時主編《中國文化史叢書》、《世界文化叢書》,於80年代末期陸續出版。

人物事跡

與毛澤東“同師”
1913年,十五歲的周谷城考入湖南長沙省立第一中學,這是湖南省內第一所省立中學,創辦人和第一任校長是符定一。符定一治校嚴謹,以“公、勇、勤、儉”為校訓,對學生進行勉勵。進入省立一中,周谷城像跨進了一個全新的世界,對英語和數理化等每門學科都感興趣,如饑似渴地學。
他曾有過八年在“周氏族學”中讀書的經歷,養成了很好的古文功底。周谷城的作文在班上一直名列前茅,那時他已經系統地讀了《史記》《漢書》《國語》《戰國策》等古籍,作文時喜歡引經據典,闡述道理。國文老師袁吉六後來說:“我在第一師範教書時,古文最好的學生是毛澤東;在省立一中教書時,古文最好的是周谷城。”袁吉六是前清進士出身,既是湖南第一師範的老師,又受聘在第一中學教國文,在一中的作文講評時他經常引周谷城的文章為例。
周谷城與毛澤東有三個共同的老師,另兩位便是楊昌濟和符定一。楊昌濟是楊開慧烈士的父親,當時在省立一中教修身課,他的學問、道德和風采,給周谷城留下很深的印象。符定一是一位前清宿儒,袁世凱稱帝時,楊度發起成立“籌安會”,符定一緊緊跟上,在湖南籌安會當上了會長,但他跟楊度一樣,後來的思想也轉到社會主義這邊來了。
接受“五四”洗禮
1917年周谷城從湖南省立一中畢業,考入北京高等師範學校英語部。甫入大學,即逢中國近代史上一次偉大的愛國主義運動——五四運動。周谷城後來回憶,正是在那段時間裡,他如饑似渴地閱讀了《新青年》和許多哲學原著。他十分贊同科學和民主的觀點,還廣泛接觸各種新思想,閱讀了大量反映當時社會政治思潮的中外書籍,有馬克思主義的,也包括實用主義的。
廣泛涉獵,兼收並蓄,百家爭鳴,推陳出新,這是“五四”時期知識界、學術界的風氣,也是當時北京高等師範學校的學術風氣,可以說,影響了他一生的學術道路。從那時開始,周谷城在學問道路上一直是解放思想,打開視野,廣博地閱讀,不斷地求知,貫通中西,窮究今古,自立新說而成一家之言。進入盛年以後,除歷史學領域外,這位學人在哲學、美學、教育學、邏輯學、社會學各個領域,都有深入研究和獨到的見解,令人刮目。
執教英語和論理課
1921年,周谷城離北京高師畢業還差半年,便回到湖南長沙,在第一師範執教英語和論理課了。當時,毛澤東正在一師附小任主事。一見之下,引為知己。在那段令周谷城終身難忘的日子裡,通常是,晚飯之後,毛澤東去到周谷城處,說古論今,作竟夜長談。讀過馬克思的《資本論》和不少共產主義小叢書的周谷城,和中國最早的共產主義者毛澤東之間,自有說不完的話題。
1921年8月,毛澤東、何叔衡等在長沙創辦湖南自修大學。1922 年底,何叔衡出任船山學社社長。周谷城應毛澤東之邀,做過自修大學和船山學社的教師,教心理學。與此同時,周谷城又將教學與學術研究相結合,開始了長達一生的筆耕生涯。1923年,周谷城出版了第一本譯作《實用主義論理學》。
1924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了周谷城構建自己學術思想體系的《生活系統》一書。在這本兼融心理學與哲學於一體的著作中,他認為知、情、意三者前後承續,首先是物我渾然一體,而後是物我分立,進而是信仰生活。這部著作既是對構造派心理學的批判,也是周谷城向哲學領域挺進的起始,其早年的創新思維由此可見一斑。
新復旦首任教務長
1942年春,周谷城經進步教授陳望道、張志讓介紹,受聘於遷址重慶北碚的國立復旦大學,任歷史系教授,並在陳望道任系主任的新聞系開設英文報紙分析課。周谷城仍繼續積極參加抗日民主活動,還協助陶行知開辦社會大學,被聘為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民盟前身)顧問。他的學問人品受到學生們的景仰,1945年春周谷城任系主任,歷史系的學生曾以他的名字成詩:“周谷城裡,春光明媚,鳥語花香,人才濟濟”。
周谷城還致力於對世界歷史的研究,他仔細研究和分析了當時流行的世界史著作,認為缺憾多在於堆砌歷史事件,而且都是以歐洲為中心,置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古老文明於不顧。周谷城認為,不能也不應該追隨以歐洲為中心的學術思想,希臘、羅馬並非駕馭其他地區的文化中心,中國、印度跟希臘、羅馬是可以相提並論的。在這樣的思想前提下,周谷城著手編寫格局一新的《世界通史》,力求將人類社會發展的全局綜合為統一整體,闡明歐洲的古老文明和近代文明,中國、印度等各自都有其獨立發展的文化系統,東方文明與西方文明互相滲透、互相作用,蔚成一幅波瀾壯闊的世界歷史畫面。
周谷城編的世界通史周谷城編的世界通史
1949年,周谷城的三卷本《世界通史》正式面世。在這部通史中,周谷城以埃及、巴比倫、波斯、印度、中國和墨西哥六大文化中心的相互關聯、日趨融合為主旨,描繪了世界文化彼此交流和互為因果的內在聯繫。周谷城提出,世界是一個多元的有機整體,儘管世界上多文化區、多國度並存,但並非各自孤立活動,而是從一開始便蘊涵著互相往來、互相交叉和互相滲透的趨勢,這種趨勢又是必然的。
周谷城還著有《中國通史》
除《世界通史》外,周谷城還著有《中國通史》。
1946年,周谷城隨復旦大學由重慶回到上海,出任史地系主任,又與張志讓、潘震亞、翦伯贊等人發起組織了上海大學民主教授聯誼會(簡稱“大教聯”)。周谷城作為“大教聯”中堅分子,上了國民黨上海警備司令部的黑名單。
上海解放後,周谷城被任命為新復旦的首任教務長,接著又受郭沫若、翦伯贊、侯外廬的委託,創辦了上海市歷史學會,並長期擔任會長。1952年高校實行院系調整,調入復旦大學的全國知名學者、學術界的權威人物多達十五人。作為復旦教務長,周谷城代表校長陳望道,帶著車隊把十五位名教授接進復旦,其中包括浙大的蘇步青、陳建功,滬江大學的蔡尚思等。多年以後,蘇步青仍感慨不已道:“望老不容易,把十五個大頭團結了起來;周谷老也是有功勞的,我就是周谷老代表望老帶了車隊接來復旦的。”
“時代精神匯合論”
60年代初,周谷城陷入了一場“鬥爭哲學”的重圍。那就是圍繞周谷城美學思想展開的大論戰。1961年至1962年間,周谷城先後發表了三篇闡述其美學思想的文章,即《光明日報》上的《史學與美學》,《文匯報》上的《禮樂新解》,還有《新建設》上的《藝術創作的歷史地位》。在以後針對他的美學思想展開的論戰中,他又先後發表了五篇文章。
當時的中國大地,已經歷了1957年的反右鬥爭,1958年的“拔白旗,插紅旗”,1959年的反右傾,1960年的反修防修。階級鬥爭的弦正越繃越緊。而周谷城在自己的那些文章中,厚積薄發,坦誠地表述了自己在“正確認識矛盾鬥爭的限度”、“正確認識矛盾鬥爭與矛盾統一的關係”等問題上的觀點和看法。尤其在《藝術創作的歷史地位》中,周谷城表述了一個主要觀點,即“時代精神匯合論”。他是這樣詮釋的:
在原始氏族社會,因著人與自然的鬥爭,部落與部落的鬥爭,常形成各種不同的思想意識,匯合而為氏族社會的時代精神。封建時代又有各種思想意識,匯合而為當時的時代精神。資本主義時代,又有各種思想意識,匯合而為當時的時代精神。各時代的時代精神雖是統一的整體,然從不同的階級乃至不同的個人反映出來,又是截然不同。
截然不同
這就是周谷城的“時代精神匯合論”。周谷城的解釋,自然又引起軒然大波,成為被圍追堵截的又一焦點,一時間,“商榷”文章蜂起。關於時代精神的討論,從1963年至1964年,前後延續了兩年。各方來稿踴躍。僅《光明日報》一家,在1964年夏、秋之際三個月里,討論的稿件就有近三百篇,其中批評周谷城觀點的占大多數,贊成他觀點的僅三十餘篇。在這段時間裡,有人為顯示其革命的徹底性,與周谷城在《光明日報》上多次交鋒。
毛澤東一直密切關注著這場討論。他看過周谷城、姚文元在報刊上發表的論戰文章及其他有關文章。而對於金為民、李雲初的《關於時代精神的幾點疑問——與姚文元同志商榷》一文,他還在發表以前看過報社排印的清樣。7月6日他看完這篇文章清樣後,立即讓中宣部把這篇文章和姚文元的文章編成一本小冊子付印出版,並親自寫了一段按語作為序言:
周谷城
這兩篇文章,可以一讀。一篇是姚文元批駁周谷城的,另一篇是支持周谷城批駁姚文元的。都是涉及文藝理論問題的。文藝工作者應該懂一點文藝理論,否則會迷失方向。這兩篇文章不難讀。究竟誰的論點較為正確,由讀者自己考慮。
從今天的眼光看,毛澤東的這段序言並不顯得咄咄逼人,但對這場討論的態度,對辯論雙方觀點的態度,對老朋友周谷城的態度,意思全在裡面了。不久“文化大革命”爆發,“時代精神匯合論”被列為全國重點批判的“黑八論”的第二位,周谷城終究還是為此吃了不少苦頭。
人生第二春
粉碎“四人幫後,周谷城迎來了人生和學術道路上的第二個春天。
1978年以後,周谷城在學術研究上著述頻頻,先後發表《秦漢帝國的統一運動》《繼往開來的史學工作》《關於藝術創作地位》《看重統一整體,反對歐洲中心論》等論文,創言立論,老而彌堅。與此同時,他還出版了《史學與美學》一書,重新修訂出版了《中國通史》。1982年,他編著的《中國通史》和《世界通史》被列為全國高等院校文科教材。
周谷城晚年一直擔任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他以八十高齡登上教壇,講授世界史,培養了“文革”後第一批史學碩士和博士研究生,撰寫了《中外歷史的比較研究》、《所謂意境》、《論古封建》等有影響的專論。1984年,他主持創辦了《中國文化研究集叢》,並主編了“中國文化史叢書”。1986年,又擔任了“世界文化史叢書”主編。1988年,又主持編纂出版了大型學術叢書“民國叢書”。199 0 年11月和1992年3月,周谷城兩次寫信給全國人大和上海市人大負責人,表達對自己身後事的態度:“谷城去世以後,不要搞告別儀式,不要骨灰,一切書籍、文物交給人大科教文委員會。”
周谷城“一筆二史”見功力
復旦大學教授周谷城是著名的歷史學家,曾任歷史系主任, 復旦大學教務長。代表作《中國通史》 上、下冊,《世界通史》一、二、三冊。這兩史可說是影響了中國幾十年。
史學名家不少,但一人撰寫《中國通史》和《世界通史》,這在中國史學界至今還沒有第二人。
1932年,周谷城赴上海暨南大學任教授兼史地系主任,開始以歷史學為專業,主講《中國通史》課。這時,他在既從事反帝愛國運動,又擔負繁重的教書任務的情況下,埋頭編寫《中國通史》上下冊。1939年他出版了《中國通史》,提出了“歷史定形論”,指出歷史事件的有機組織和必然規律,力圖以歷史唯物主義論述中國歷史,在廣大進步知識分子中產生了很大影響。由於這本書被當局認為“有馬克思主義嫌疑”,視為禁書,責令周谷城停止教中國歷史課,改教世界史課,周谷城從此跨入了世界史領域。
歷史事件的堆砌
從1942年秋天到重慶開始,周谷城擔任復旦大學教授長達半個多世紀。周谷城研究了當時流行的世界史著作,認為都是歷史事件的堆砌,不能給人以全局或統一的整體感,而且都是以歐洲為中心,輕視亞洲、非洲和美洲的古老文明。他批評“歐洲中心論”,提出要諸區並立,同時著手編寫具有新格局的《世界通史》,力求綜合人類社會發展的全局為統一整體,闡明歐洲的古代文明與近代文明,只是構成世界文明史的一個部份,中國、印度等各有其獨立發展的文化系統,與西文文化系統滲透,相互競爭,構成一幅生動而又壯麗的世界畫面。1949年,他出版了《世界通史》,這部著作並不是僅僅將以往國外各項研究成果匯集綜合起來,從體系構成到具體論斷,都表現了作者鮮明的個性與獨到的見解。和國外同類著作相比,該書有著極為鮮明的特色。它堪稱自成一家之言,打破以歐洲為中心的世界史舊體系,在世界史研究方面起了撥正方向的作用。這兩部個人奮力編寫的通史,實為中國現代史學史上所僅見。
這兩部巨作奠定了周谷城在歷史學界的地位,也曾讓他從困境中得以解脫。1966年夏天,“文革”開始了,周谷城被關進“牛棚”,受盡了折磨。1968年11月,在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上,毛澤東說:“周谷城的《世界通史》還沒有寫完,書還是要讓他寫下去。”周谷城由此得到了解放。但由於張春橋、姚文元的百般阻撓,《世界通史》終於沒能續寫下去。
《世界通史》一至三冊,敘述從古代世界到近代世界的歷史。第四冊,計畫敘述產業革命展開以來的歷史,當時未得來及寫出,後來周谷城一再想補寫,可惜,終其一生未能如願。

人物交往

同聲相應同氣相求
周谷城是傑出的愛國民主戰士和政治活動家、中國農工民主黨的卓越領導人、著名的歷史學家、知識淵博的學者。他親身參與了中國近代史上的許多重大歷史事件,目睹了國家的衰敝與興盛。在99年的漫長歲月中,周谷城與中共領導人,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結下了深厚的個人友誼。
早在1921年,周谷城在湖南省立第一師範教書時,就認識了在一師附小任主事(即主任)的毛澤東,並結成好友。大革命時期,受毛澤東影響,周谷城參加了農民運動,任湖南省農民協會顧問兼農民運動講習所講師。1936年,周谷城收到毛澤東一封信,信中希望國民黨中樞人物和社會名流在寇深禍急之時,臨民族危亡之險,作狂瀾逆挽之謀,呼籲“停止內戰,一致對外”。周谷城堅決贊成,積極參加了抗日宣傳。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周谷城因積極參加“反內戰,反飢餓,反迫害”的鬥爭遭逮捕,直到上海解放才獲得自由。
又碰到了
建國後,毛澤東去上海時,總是邀周谷城相聚;周谷城到北京,也每每受主席之邀,到中南海暢談。每次見面,毛澤東第一句話總是:“又碰到了。”這樸實的話語浸潤著老朋友間不同尋常的親密。
一次,毛澤東去上海,陳毅錦江飯店設便宴招待。晚飯後,去小禮堂觀看一部寫李自成的歷史劇。毛澤東沒有去前排為他準備的大沙發上就坐,而是同周谷城一道坐在中間的一排小椅子上,並笑著說:“我們就甘居中游。”開演前閒聊,周谷城隨便說了句:“有人說,洪承疇之投降清朝具有善意,目的是減少漢人大遭屠殺。”毛澤東略帶微笑地說:“有此一說,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事情不甚簡單,恐怕還得作些研究。”
1956年,周谷城應邀來到中南海露天游泳池。“你能游泳嗎?”毛澤東問。“少年時在小河或池塘里,可以游幾十碼,不知現在還浮得起來否。”“試試看。”毛澤東說。於是二人換上泳裝,毛澤東從深水區下去,暢遊起來;周谷城從淺水區下去,卻始終不敢往深水區游。毛澤東朝他招手:“來呀!”周谷城幽默地回答:“我既不能深入淺出,也不能由淺入深。”
1961年“五一”節,毛澤東來到上海,周谷城等人受到接見。當晚,周谷城應報社之約,填詞一闋,題為《五一節晉見毛主席》,調寄《獻衷心》,發表在次日的《解放日報》上。詞曰:是此身多幸,早沐春風。蠲舊染,若新生。又這回傾聽,指點重重,為學術,凡有理,要爭鳴。情未已,興偏濃,夜闌猶在誨諄諄。況正逢佳節,大地歡騰。人意泰,都奮進,莫因循。
毛澤東見到這首詞,當即請周谷城來。他倆由這首詞而談到《離騷》,又由詩詞而談到政治,洋洋灑灑,天馬行空。二人豐富的歷史人文知識,嚴密的邏輯推理,不時碰撞出智慧的火花。由下午3點一直談到6點,興猶未荊周谷城偶然提及鄧演達,毛澤東說:“鄧演達先生這個人很好,我很喜歡這個人。”說到這裡,倆人在一張小桌上用餐。毛澤東吃飯,喜歡在大米中摻些雜糧,周谷城戲稱為“三色飯”。
飯後,毛澤東一直把周谷城送上汽車。
周谷城最後一次見毛澤東是1965年,在上海的一座老式別墅。他們暢談哲學、舊體詩,並一起吟誦李商隱的詩。這以後,周谷城只在牛棚里聽過一次毛澤東的談話錄音,毛澤東的錄音講話中提到:“周谷城的《世界通史》還沒寫完,書還要讓他寫下去。”
毛澤東去世時,周谷城賦《哀悼毛主席逝世》七律一首。詩曰:“陰沉一霎朔風號,領袖驚傳別我曹。搶地籲天呼不應,傷心慘目淚如潮。五洲魑魅焰仍在,百國工農志不撓。且化悲哀為力量,繼承遺志奪高標。”

治學論斷

周谷城是我國當代著名學者和教育家。他在教學的同時著書立說,“縱論古今,橫說中外”,一生著述甚豐,專著10餘種,論文200餘篇。他治學可謂學域廣闊,兼涉史學、教育學、哲學、美學、社會學和政治學,而且持論通辟,堅於求真,自創新說,成一家之言。
就其求學與治學活動而言,大體可分為五個階段:1898至1920年底的求學階段;1921至1930年秋的教書、參加大革命以及賣文譯書為生的階段;1930至1942年的教學與科研並行、政治與學術並進的階段;1942至1949年的潛心史學教學與研究但又投身現實政治鬥爭的階段;1950年至今的“老來猶有沖天勁,學府文壇作戰場”的階段。本文限於篇幅,對其治學活動不作具體分析。而綜觀其數十年艱苦的探索與追求,已形成嚴謹的治學方法,使其治學具有鮮明的個性特徵。對此,本文擬作深入論析。
注重打好雄厚的知識基礎,注重知識的積累,這是周谷城治學的第一個突出特色。少時的周谷城讀書很自覺,很刻苦,特別注重打好基礎。6至9歲,他讀完了《三字經》、《百家姓》、《幼學》,還讀完了《四書》《五經》,大多能理解背誦。為了了解世界,學習世界的歷史和文化,他刻苦學習英語,在省立一中讀書時,外國人來校演講,他不僅認真聽,還常常在自習室模仿其腔調,學得維妙維肖,同學們賜他以“洋文大家”之稱。他還在同學中組織英語學會,自任會長。求學期間,他還選讀了許多西方名著。他曾利用一個暑假蠻讀了英文本《邁爾通史》,最初只懂五六成,書讀完時,看其它英文西史時,竟全然懂得。這種“蠻讀”法也是他讀中國古籍的一個方法。
在省立一中求學期間,他自學了《十子全書》,對《老子》《莊子》等書興趣猶濃。他對這些書鑽得很深,這既了解了書中的思想觀點,又活躍了自己的思想,而且打下了堅實的文學基礎。1917年,他以優異成績考入北京高師後,更加努力學習新文化、新學說。他閱讀了大量的西方書報,特別喜歡閱讀《新青年》及該刊介紹的馬列主義叢書,同時閱讀無政府主義者的書,如克魯泡特金的《互助論》、《貧困的哲學》等,還閱讀了西洋哲學書籍,如杜威、羅素、柏格森、詹姆士等人的著作。他通過認真思考後,傾向馬克思主義。1921年,他在湖南一師教書時,就認真研讀了英文版和德文版的《資本論》原著。由於年青時期的周谷城注意打好知識基礎,注意馬列主義的理論修養,故在第一次大革命時期,他就運用馬克思主義觀點分析中國的實際問題,支持農民運動,寫出了《論租谷》等文章,還出版了《農村社會新論》一書,在當時獲得了較大的社會反響。總之,認真讀書,打好基礎,這是周谷城之所以博大精深、學識淵博的一個不可缺少的學習方法。獨立深思,不人云亦云,不妄發議論,力求提出自己的獨立見解,這是周谷城在治學中特別堅持的一個原則。青年時期的周谷城就特別反感那種不學無術,不作研究,不獨立思考,人云亦云的做法。如他在早年發表的《教育新論》中提出今後中國教育改造的方針時,就運用馬克思的唯物史觀來觀察、分析此問題,而得出如下結論:
與文懷沙在一起與文懷沙在一起
(一)全國人民應有受教育權。
(二)凡受教育者皆為有用人才。
(三)有用之才又必切乎中國之需要。
他認為中國的教育問題必在政治問題徹底解決時,始能有徹底之解決。寥寥數語,把中國教育改造之方針問題說得非常透徹。周谷城研究史學,更強調有自己獨到的見解。他撰寫的《歷史完形論》,可說通篇都有自己的獨到之見。他不同意蔡元培先生“史學本是史料學”的觀點,認為不能把史料當歷史,史學家只能“把史料當尋找歷史的指路碑及歷史的代表。”“片斷的痕跡卻並不是歷史之自身”。又如他對紀傳編年本末三體史書體例的評說,都提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見。他指出紀傳體不適宜於編著通史,因為它破壞了歷史自身之完整。如“楚漢之爭”,本是一事,參加此事的主要動力為楚漢。而《史記》不以整個的“爭”為敘述之對象,而將其分述於《高帝本紀》和《項羽本紀》之內,故紀傳體史書只適合保存史料,不能作為通史。他對袁樞的《通鑑紀事本末》曾予以中肯評價,認為此書較紀傳編年各體史書為優,特別是它有二個長處尤為突出,第一是比較地接近了人類過去之活動。史不是虛空的時間,不是獨立的人物,而是人物在時間上的“活動”。《通鑑紀事本末》不為人物所拘,不為時間所拘,而以個別的事情為敘述之對象,較為接近人類過去活動之義。第二,該書破壞歷史自身之完整處較少。但它也明顯有三個缺點:
一是事情與事情間或篇與篇間沒有聯繫;
二是每一事情之內,或每一篇之內沒有分析;
三是此書未能充分表現人類過去之活動。
在《歷史完形論》這篇重要的史學論著中,周谷城最後得出的結論為:“治歷史而亦著重分析工夫,卻不是為分析而分析;目的只在將人類過去活動之全體或歷史自身之全體分析為許多因素,尋出這許多因素間必然不可移易之關係,從而了解此全體”。這段話雖說是周谷城30年代的主要史學論點,但它對我們今天治史仍有啟示作用。在周谷城其它研究論著中,我們只要稍加注意,都可見到這位大學問家對一些問題的深刻見地。如他闡述史學與美學的關係,說“歷史家從現實中抽出規律,組成理論,以為理想,藝術家從現實中捉住感情,造成藝術品,以為理想。歷史家的理想是指導人的,藝術家的理想是感動人的,然而都是載道的,都推動鬥爭,使不斷前進”。這些話都是頗有思想見解的。
在治學中,周谷城很講究獨立思考的方法。比如說在史學研究中,他非常注意史學上的全局觀念,認為歷史的部分與全局是同在的,正如人的手、足、耳、目等是人的整體同在一樣,歷史自身,既有具體事實,又是有機組織;既是部分,又是全局;部分是全局所有的,全局也是部分所不能離開的。如果不注意分析歷史自身各部分的互相聯繫,依靠制約,也就把握不住歷史的整體。治史中,周谷城還注意運用比較研究的方法。認為研究中外歷史,只有拿它們對照看看,就能使人們看出研究的重要性,作更切合現實的考慮。
他在《封建長期,似乎不長》一文中,把中國的封建社會與世界古代史奴隸社會的許多特徵作比較研究,如鐵的使用,如城市工商的發達,如社會的自由競爭,如平民與貴族的鬥爭,如學術的發達,如法制的出現如何處理它,如經典的纂集,如統一集權帝國的出現,如封建等級國的沒落,在世界古代史上,都是奴隸制時代的特徵。他認為我們若把中國封建時代的上限或奴隸制時代的下限,由公元前480年移到公元二世紀下半期,則中國奴隸制時代的種種特徵,可以同世界古代史上其他各國一樣,保存完好;否則必須把這一節搬入封建時代,或排斥在奴隸制時代之外,使奴隸制時代變成既短促,又空虛。這可說是世界古代史上的一種反常現象。如何處理它呢?
一是理論上要糾偏。他認為社會發展史上各階段的長短比例,似乎有一定前一段必比後一段長,後一段必比前一段為短。這大概是生產進步的遲速決定的。時代距今愈遠,生產進步愈遲緩,所歷時間便愈長;反之時代距今愈近,生產進步愈迅速,所歷時間愈短,因此緊接著奴隸制時代之後的封建時代必比奴隸制時代短些。二是處理的辦法,把中國封建時代的上限往下移,這樣,1600年的封建時代,對2400年的奴隸制時代,這樣做,不僅從年代學的觀點,而且從社會發展史的觀點來說,都是有理由的。此外,他在獨立思考中,還非常注意歷史與現實的關係,重視古為今用的問題。
提倡學術上的自由討論,實事求是,“相互客氣,明辨是非”,不搞霸道作風,這可說是周谷城治學的另一個顯著特點。早在北京高師求學時,周谷城就喜歡開展學習上的自由討論。他曾組織過一次別開生面的辯論會,自擬辯論題為《人類社會中不應有單獨的知識階級存在》。辯論雙方為北京高師與清華高師二代表隊。周谷城任北京高師主辯人。當時到會者千餘人,可謂盛況空前。自此後,周谷城對學術上的自由討論更為看重。民主革命時期,雖然受社會歷史條件的局限,但他不怕戴上“赤化”帽子,堅持用馬克思的唯物史觀來分析問題,爭論問題,明辨是非。如1930年3月,胡適在《新月》雜誌寫文章攻擊周谷城為“教育革命的鼓吹家”及其《中國教育歷史的使命》一文中關於封建制與封建形式觀點是矛盾的。周谷城則在《教育雜誌》發文反駁胡適,與之辯論。
再如他在抗日戰爭時期(1943年6月),在《新中華》雜誌連續發表過《論中國現代化》的文章,批判了學術界“全盤西化”的主張,認為“國人對中西社會文化之差異,尚分辨不清”。提出要加速中國產業革命,須從組織、培養人材、思想文化諸方面進行革新,加速積累資本,在不損害主權的條件下,亦可引進外債發展生產。周谷城指出“自由辯論,即在今日的學術界,仍值得提倡”。至於說到建國後周谷城所發動和參與的學術討論,可謂規模更大,反響更大。如五、六十年代有關邏輯學和美學方面的大討論,就是由於周谷城發表了獨到見解的文章而引發的。
1956年,周谷城曾在《新建設》發表《形式邏輯辯證法》一文,提出了新見,認為形式邏輯的對象是推論方式,它的法則只是對推論過程的形式規定。它的任務,側重於依據大前提如何推論,卻不問大前提是如何成立的。在認識活動中,“辯證法是主,形式邏輯是從;主從雖有別,卻時刻不能分離”。周谷城的觀點不為人接受,康生曾指示對周文進行批駁,並迫使全國報刊在發表周谷城答辯文字時加編者按“表態”。這實際上是形成了對周文的圍攻。然而,周谷城堅持辯論,以理服人。他理直氣壯地說:“只要雜誌給我以篇幅,我可以辯論到底。”後來毛澤東知道此事後,還鼓勵他“不要怕,要積極地寫”發表己見的文章。1962年,周谷城發表了《藝術創作的歷史地位》一文,其中有兩點引起了極大的爭論:一為“無差別境界”或“沒有矛盾的境界”;二為對“時代精神”的解釋,或所謂“時代精神匯合”論。對這些新見解,當時受到了姚文元等人的批駁,並以此作為“文革”中劃定周為“反動學術權威”的一個罪證。然對姚文元的文章,周谷城不以為然,他繼續發文闡發自己的見解。此外,周谷城還就藝術觀和美學家朱光潛作過認真的討論,等等。
這裡應特別指出的是,周谷城提倡學術上的自由討論,暢所欲言,各抒己見,但有一前提,這就是要“相互客氣,明辨是非”。學術上的討論切忌“霸道”作風,而應實事求是,以理服人。不論是民主革命時期,他發文評論哲學家馮友蘭的《新理學》、《新原人》,評哲學家熊十力的《新唯識論》,還是建國後,討論我國的封建時代的劃分時期問題,或參與史地學術問題的討論,他都采慎重的態度,與人討論問題,以事實為據,充分說理。1958年7月,古田在《新建設》上發表了《評周谷城著〈中國通史〉》一文,對這部書提出了尖銳的批評,周谷城並沒有惱怒,或不審慎地予以批駁,他採取的是與作者認真商榷的態度。這一點,從所寫的《評古田對〈中國通史〉的書評》的內容即可看出,文中周谷城引用了古田文中的十段要言,平心靜氣地與作者逐條討論,弄清是非曲直,其依據則是根據無可辨駁的事實,而不是強詞奪理,只憑意氣用事,以勢壓人。
用馬克思主義作指導進行學術研究,但不貼標籤,不搞教條主義。這是周谷城治學中一個顯著的特徵。社會科學研究,離不開以馬克思主義作指導,但這種指導,並不等於照搬照抄馬列的詞句,不顧史實來圖解歷史。周谷城最反對教條主義的做法。他做學術研究,總是力圖吃透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使之融化在自己的學術研究中,恰到好處地把理論指導與學術研究緊密地結合在一起。這一點,在他的論著中,可說隨處可見。如他所寫《史學如何為現實服務》一文中,他提出今日研究歷史,必須重寫很多歷史書,也須新編很多歷史書,以為祖國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基礎服務。他認為過去許多歷史書是依舊觀點寫出,為舊社會的經濟基礎服務的,屬於舊的上層建築,今天經濟基礎完全變了,舊的上層建築不僅不能為新的經濟基礎服務,而且成了它的障礙,倘若只有新的經濟基礎,而無新的上層建築為之服務,研究歷史的,如不很好地注意這一點,或注意不夠,那談不上為現實服務。顯然,周谷城就是運用馬克思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辯證關係的原理,言簡意賅地闡明了史學與現實的相互關係。
早在30年代初期他寫的《中國社會之變化》一書,他就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分析中國之變化,提出西方國家,由於產業革命而興起的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的過程中,不斷向中國擴張,由通商到軍事侵略,到經濟侵略,直到扶持支配中國不受任何勢力節制的封建軍閥,使之成為帝國主義支配殘酷壓迫、剝削中國人民,摧殘中國新勢力,奴役中國,從而使中國淪為軍閥統治、軍閥割據與軍閥混戰的軍閥政治,這就是近代中國之變化。這段話可說是一針見血的。作為一箇舊社會的知識分子,倘若沒有較深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修養,對當時中國之國情是不可能剖析得如此透徹的。
建國後,周谷城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研究學術問題,得出科學的結論,可說更加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如他在《統一整體與分別反映》一文中,駁斥姚文元“不同階級的不同思想意識不能構成統一整體”的觀點,他指出這種說法與事實是根本不相符的。因為,請問祖國的文化遺產是不是統一整體?然而它卻是包括不同思想的不同意識的,而且自始就包括不同種族的不同語言和信仰。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不是統一整體?然而截至今日為止,它不僅包括不同階級的不同思想意識的,而且事實上還有不同階級存在,不同種族存在。如果認為不同意識不能構成統一整體,亦即部分不能構成全體,那么統一的中國,中國的歷史,中國的文化遺產都將不能存在了!因此,根據事實說,對立鬥爭的部分構成統一的整體是否認不了的。可見,周谷城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思想,來分析問題,解決問題,是嫻熟自如的。正是由於他的馬列主義理論修養深厚,故在“十年文革”中,儘管姚文元等人大肆污衊批駁他的正確的學術觀點,他都能不屑一顧,堅持真理,堅信自己的觀點符合馬列主義,不向姚文元等人作任何的妥協。

人生評價

周谷城是傑出的愛國民主戰士。他早年參加五四愛國運動。1926年投身湖南農民運動,發表《論租谷》、《農村社會新論》等文章,用剩餘價值理論分析農村中的階級剝削,在當時產生了很大影響。1930年加入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中國農工民主黨前身),在上海創辦《正理報》(周刊),著文批判買辦哲學。抗日戰爭期間,他創辦社會科學講習所,向淪陷區青年宣傳愛國主義思想,被敵偽勢力監視。在中共地下黨的支持下潛赴大後方時,遭日偽逮捕,在杭州拘禁37天后被保釋。在重慶復旦大學教書時曾被聘為民主政團同盟顧問。解放戰爭時期他積極參加“反內戰、反飢餓、反迫害”的鬥爭,起草宣言,鼓勵學生參加革命,成為當時上海著名的民主教授之一。他參與發起成立“上海大學教師聯誼會”, 在中共地下黨的領導下,為反對國民黨獨裁政治,爭取民主獨立的新中國而奮鬥。上海解放前夕,他被捕關押於國民黨上海警備局令部,後由於復旦大學師生的罷教罷課,國民黨被迫將他釋放交學校管束。周谷城為中國民主革命做出了重要的貢獻,他以心血譜寫了自己閃光的歷史篇章。
周谷城是中國共產黨的親密戰友。幾十年來,他與中國共產黨的三代領導人都有密切交往,且忠誠合作。早在大革命時期他就與毛澤東、何叔衡、徐特立、夏明翰等往來密切,心心相通。紅軍長徵到達陝北後,他接到毛澤東的來信,堅決贊成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並願為此效力。全國解放後,他擁護黨的領導,擁護社會主義。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他受到“四人幫”的長期迫害,但始終沒有動搖對共產黨、對社會主義的信念。他衷心擁護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堅定不移地擁護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擁護以江澤民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第三代領導集體。他以淵博的學識、坦誠的態度、諍友的胸懷為黨和國家的大政方針建言獻策,充分表現了一個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戰友的高貴品質。
周谷城是中國農工民主黨卓越領導人,著名的政治活動家。他早年結識鄧演達,1930年曾加入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解放後,歷任中國農工民主黨上海市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央委員會委員、中央委員會主席團委員,中央委員會副主席、主席、名譽主席。他為農工民主黨的組織建設、思想建設做出了重大貢獻。他和農工民主黨其他領導人一起,帶領各級組織和廣大成員,為鞏固和發展愛國統一戰線,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認真貫徹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方針嘔心瀝血,努力工作,為加快社會主義各項事業的建設,他積極參政議政。
在上海市人大工作期間,周谷城積極提議,制訂上海市文物保護法規,主張加強上海市的基礎教育,為推進全市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立法和監督,提出許多意見,受到有關方面的重視。在擔任全國人大領導職務期間,他不顧年事已高,為推進國家的法制建設,為教育、科學、文化、衛生等領域的立法和執法檢查工作,進行深入細緻的調查研究,積極向有關方面提出意見和建議。他還為推進我國與各國議會間的交往做了大量工作。他在會見外賓中,宣傳我國改革開放和國家法制建設情況,為讓世界上更多的人了解中國,了解中國的政治制度做出了積極貢獻。
周谷城始終關心祖國和平統一大業。他籌建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擔任第一任會長,還擔任中華詩詞學會會長。他為弘揚中華文化,振奮民族精神,促進祖國現代化建設和統一大業而殫精竭慮,直到病重期間,仍然關心該會工作,提出許多寶貴意見。
周谷城是蜚聲海內外的著名學者。他從事歷史教學和研究70多年,碩果纍纍。早年出版了《中國社會之變化》、《中國政治史》等著作。1939年出版的《中國通史》,是他力圖以歷史唯物主義觀點編著而成的產生了很大影響。1949年出版的《世界通史》,打破了以歐洲為中心的舊世界史框框。他治學嚴謹,學識淵博,縱論古今,評說中外。從歷史學到政治學,從哲學到社會學,從美學到教育學,都有深刻而獨到的見解,他勇於創新,尤喜獨立思考,敢于堅持真理,為學界尊敬。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周谷城以80高齡登壇授課,為國家培養了“文革”後第一批碩士生和博士生。他在學術研究中,注重聯繫實際,堅持為政治服務,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晚年,他特別關注環太平洋地區研究和文化史研究。他提出環太平洋地區的發展將是21世紀人類文明發展的一個重要區域,並主持創立了“中國太平洋歷史學會”,親自擔任會長,繼續為社會主義事業做貢獻。
周谷城的一生,是近代中國愛國知識分子不斷追求真理、追求進步的一生,是對國家和人民事業忠心耿耿、奮鬥不息的一生。他秉性忠厚,識大體,顧大局,作風民主,平易近人。他嚴於律己,寬以待人,生活樸素。他生前立下遺囑,身後不要開追悼會,不搞告別儀式,不留骨灰,表達了他回響中國共產黨提倡的移風易俗、喪事從簡號召的決心。周谷城的愛國情操和高尚品德,以及他在學術上的精深造詣和傑出成就,永遠值得我們尊敬和懷念。

個人語錄

當智慧超過需要時,幽默風趣就出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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