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股取士

八股取士

明代成化年間(1465-1487) ,科舉考試之法又大大變更,用排偶文體闡發經義,稱為“八股”,亦稱“時文”、“制義”或“制藝”。以後便承襲下來,格式愈益嚴格,文章越發空虛,直至清末光緒二十四年(1898)戊戌變法時才廢除,光緒三十一年(1905)科舉制被廢除。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八股取士
  • 外文名:Eight shares of the people
  • 又稱:八股
  • 時間:明代成化年間(1465-1487) 
  • 組成:破題、承題起講、入題等
簡介,歷史,爭議,

簡介

所謂八股文,每篇由破題、承題起講、入題、出題、起股、中股、後股、束股、落下十個部分組成。破題,開首用二句設破題意。承題,用三四句或五六句承接破題的意義加以說明。起講,用數句或十數作為議論的開始,只寫題大意,宜虛不宜實。入手一二句或三四句,為起講後入手之處。以下起股至束股才是正式議論中心。這四股中,每股又都必須有兩股排比對偶的語句,一般是一反一正,一虛一實,一淺一深,亦有聯屬者,共合八股,故名八股文。全篇總字數, 順治時定為550字,康熙時增為650字,最後改作700字。八股文的試題出自四書,應試者必須按四書五經的代聖賢立言,依格式填寫,因而具很大的局限性,弊病尤大。然而明清取士,卻以科舉為重,而科舉又以八股文為主,於是教育重心當然就完全放在如何教八股文與如何做八股文上了,嚴重束縛了學子的思想與才華。
八股取士
八股取士
八股取士 明清朝選拔官吏沿用科舉制度。科舉考試只許在四書五經範圍內命題,文體嚴格限於八股文,應考者不能發揮個人見解。明朝統治者用“八股取士”來禁錮知識分子思想。考中做官的,很多成為皇帝的忠順奴僕。 明朝的科舉考試分三級進行。省級考試叫鄉試,及格者稱為舉人;舉人到京參加會試,合格者稱為貢士;貢士再參加皇帝主持的殿試,考中者稱為進士。進士的前三名分別稱為狀元榜眼探花。中舉的知識分子,都能享受一些特權,可以免除差役和稅糧,進士都有官做。但是,這些人很多是沒有真才實學的。

歷史

人們通常只知道八股文是明朝的東西,實際上早在唐宋即已有其雛形。唐朝科舉考試所採用的“帖經”、“墨義”實際上就是明朝八股文的萌芽形態。唐朝科舉考試以“帖經”取士,所謂“帖經”,是拿所誦之經書,掩其兩端,中間只開一行,裁紙為帖。唐朝先採用口試方式,令應試舉子回答經義,後來改用筆述回答經義,這就叫做“墨義”。宋初沿用此制,到了南宋,程朱理學興起,為了減輕應試舉子的負擔,於是廢考經義,考試範圍限制在朱熹集注的《四書》(《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的合稱之內,試題亦取自《四書》中的文句,所以後來的八股文又被稱為“四書文”。到了元朝仁宗延祐年間,明確規定了科舉考試法,有個叫王充耘的寫了《書義矜式》一書,提出“八比”(即八股)的寫作方法,於是舉子考試都以八比體式作文應試。
八股取士
八股文在歷史上早就有了萌芽,那為什麼到明朝才最終定型呢?又是誰首倡這種考試文體的呢?對這些問題,目前尚無定論,學界亦眾說紛紜。
有人認為,這是明朝初年統治者網羅人才的一種手段。明初,戰事方了,百廢待興,各級政府的管理和地方的治理,都迫切需要大量知識人才。因此,朱元璋格外重視對人才的網羅,但作為一個出身寒微的帝王,朱元璋又希望能對臣子擁有足夠的駕馭和約束能力。所以在選拔官員的科舉考試中,他採取固定統一格律,行文以《四書》、《五經》為題,不允許考生有自己的思想,答題也只是代古人立言,試圖通過推行這種考試方法,將天下知識分子的思想集於一統,從而讓自己的江山能夠永固。因此八股文在明初方始出現,它是由朱元璋首創的。
有人則持不同看法。因為科舉最後一道關是殿試,而殿試內容又極其博大龐雜,也就是通常所說的策問,包括問聖學、問天時、問刑賞、問聖賢、問天地鬼神、問人臣言行、問文學之士、問佛仙等。這些極具知識含量的問題,出身寒微、缺乏教育的朱元璋能否提出,顯然是一個問題。所以持反對“朱元璋首創說”的人認為,明初八股文是由朱皇帝的臣子謀士劉伯溫、宋濂等人最先創製的。
但“劉、宋首創說”的觀點也有問題,因為明朝正式頒行“八股取士”制度時,劉伯溫已去世數年了。所以現在又有一種折衷的觀點,認為明朝八股文是在明初特殊的政治、文化環境中產生的,在眾謀士特別在劉伯溫的提議下,朱元璋正式下令推行八股取士的考試制度。
八股取士
中國的各個封建王朝,為了鞏固他們的統治,發展封建的政治經濟,都十分注重網羅人才。中國歷史上遴選人才的方法,在科舉以前,經過了察舉徵辟九品中正等幾個階段。這些方法帶來的一個嚴重弊端,就是在國家政權機器里出現了一個特權階層——士族,他們控制著人才的選擇權,家族世代當官,而且還都是高官,出現了一些三世三公、四世三公的豪門望族。這些豪門望族相互勾結,把持朝政,成為政府中一股舉足輕重的力量。這樣一方面堵塞了其他人當官的機會,另一方面也不利於皇帝的集權,因此皇帝和社會民眾對此普遍不滿。到隋朝時,開始推行科舉制,也就是通過考試選擇官員,這樣使得廣大中小地主也可以參與到政權中來,皇帝也重新掌握了官員的選擇權。經過唐宋的發展,科舉選士已成為十分成熟的人才選拔制度,出現了進士科明經科、明法科等許多科目,還有武舉專門選拔軍事人才。這一時期考試的內容也是比較多樣的,如唐朝時還要考詩賦,因此讀書人都要學會寫詩,正因為如此,唐朝是中國歷史上詩歌發展最輝煌的時期。宋朝王安石“三新經義”為依據,對策試士,這種考試的內容和形式已接近後來的八股文了。元朝科舉考試辦法基本上沿襲兩宋的做法。不過,直到明朝才正式規定了八股取士,科舉考試進入了八股文時代。
明朝改用八股文為主要的考試形式,當時的政治、經濟狀況所起的決定作用是顯而易見的。朱元璋取得天下以後,他的目的是要再建封建帝國,加強中央集權。但是當時已有資本主義萌芽,商業和市場有了很大程度的發展,這對封建經濟是一種衝擊,所產生的市民思想和各種“異端邪說”對封建主義的思想體系也是一種衝擊。“自人文向盛,士習寢漓,始而厭薄平常,稍趨纖靡。纖靡不已,漸鶩新奇。新奇不已,漸趨詭僻。始猶附諸子以立幟,今且尊二氏以操戈。惟南華西竺之語,是尊是敬。”也就是說參加科舉考試的舉子們已經不再滿足於前代人的思想,他們在應試的文章中寫出了新的內容,裡面不僅有諸子的思想,還加入了佛道兩教的觀點。應試文章竟然離經叛道,雜入新奇之說,詭僻之論,對封建的中央集權是不利的。為了迫使當時的知識分子服贗孔孟之道,制止異端邪說,從而鞏固封建專制,就必須加強儒家經典的灌輸,把人們的思想重新納入官方思想的軌道上。要達到這一目的,最好的辦法自然是把科舉考試從內容到形式都加以嚴格規定,於是明朝規定,科舉考試必須以朱熹集注的儒家經典《四書》作為標準答案,文章必須以八股文為形式。這樣,讀書人就不再需要有自己獨立的思想,也不可以有自己獨立的思想,不然的話,就無法通過科舉考試這一關。可憐天下的讀書人為了他們書中的黃金屋和顏如玉,十年寒窗苦讀,學到的卻只是些除了應付科舉考試以外百無一用的八股文。再則,明太祖雖出身行伍,但是他明白,武力可用來奪取政權,卻不能用以安邦治國,他的部下大多不識字,也辦不了公文,更不能作高級執政官員。所以戰事還沒有結束的時候,他就勤於學問,多方羅致文人。至正十三年(公元1353年),朱元璋攻破徐州,有一個名叫范常的文人到軍營見朱元璋,朱元璋就把他留下來作為智囊以備諮詢。以後每到一處,都要把那裡的宿學大儒網羅起來。至正二十四年以後,就下詔令開設文武兩科取士。明朝建立以後,諸事草創,百廢待舉,於是在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就下詔令開科舉,自此開始一連開了三年科舉考試。
八股取士
到了明憲宗成化年間,又正式規定了一套完整的八股文寫作方法,並且限定字數,規定鄉試、會試《五經》義一題,限五百字,《四書》義一題限三百字,以後到清朝最長也不得超過七百字。八股文一開頭便要用一兩句話將題意點明,稱為“破題”,接著便是“承題”、“起講”、“入手”,然後用八股文字對比地展開議論,隨即“落下”,結束全篇,容不得半句離題話。這是最簡練的文字,而且“語言文章之工,合於邏輯者,無有逾於八股文者也。”清朝科舉考試仍然沿用八股文。由於八股文是登入仕途的“敲門磚”,於是明清兩朝八股文大盛,文人們紛紛把所有的精力都花在這精緻但缺乏實用的八股文之中。一直到清朝末年,面對歐美列強的欺凌,古老的帝國卻發現自己沒有可用之才與之抗爭,痛定思痛之下,八股文成為千夫所指的罪魁禍首。於是在一片聲討聲中,八股文被逐出了歷史舞台。

爭議

科舉考試開始於隋朝,完善於唐朝,宋元進一步發展,明清時期失去積極意義考試內容趨於八股,遂叫八股取士,清朝廢除。八股取士的主要特點,體現在考試內容和文章格式兩個方面。通過考試選官,到底考什麼內容?從隋唐科舉制創立以來,經歷了複雜的變化,或以對儒家經典的記誦為主(帖經),或以對當前國家統治面臨的現實問題提供解決方案為主(對策、對時務策),或以文章寫作水平的高下為準。考試內容是考試指揮棒能否發揮正面作用的關鍵。隨著宋代以後社會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統治階級的知識水平和從政能力都有很大提高,而思想意識對鞏固王朝統治的重要性日益突出。以《四書》為代表的程朱理學,是古代政治家、思想家長期摸索出來的統治理論。程朱理學強調“明天理,滅人慾”,主要對象是統治集團以及作為其後備軍的封建士人,而不是為了毒害廣大人民。士人通過學習“程朱之說”,有利於樹立起對王朝的忠誠和治理天下的公心,是解決“時弊”的一個有力手段。明朝科舉考試基本內容,開始是《五經》、《四書》並重,後來逐漸發展成主要根據《四書》成績錄取,正是在以上背景下出現的變化。這個變化是符合歷史發展趨勢的。
八股文取士,雖主要考《五經》、《四書》,以至專重《四書》,但卻不採用要求考生死記硬背之法,而是規定必須撰寫文章,闡述經義,以“代聖賢立言”。這種做法的一個重要背景是,強調對儒家經典的記誦,容易產生死記硬背之弊,而強調對儒家經典的理解發揮,又容易陷入“妄作主張”的境地。通過“代聖賢立言”式的闡述經義的考試,則不但要認真讀經書,而且要讀書得法,在認真閱讀五經、《四書》及權威註疏之後,努力體會“聖賢之意”,真正做到“明天理,滅人慾”,掌握古代統治經驗。一方面防止了死記硬背,另一方面又防止了束書不讀,胡亂聯繫歷史與現實,故為新奇詭異之論的毛病。從考試內容上說,要求“代聖賢立言”的闡述經義的考試,在古代社會中似乎是一種理想的手段。也就是說,在以儒家思想為指導、以鞏固王朝統治為目的的傳統政治格局中,八股取士是能夠找到的最好辦法了。
八股取士的另外一個方面就是對文章格式的要求,所謂“排比有定式”。明清科舉考試中的文章,一般需要四組文句,每組兩個段落,相互對仗。因共有八個段落,即八股,故稱八股文(又稱時文、制義、制藝等)。對科舉取士來說,它有一個優點,就是對仗工穩與否,標準很具體,使考官對內容大體達到要求的若干考卷,容易判定高下,避免引起糾紛爭論。這在考生多,錄取名額少的條件下,是至關重要的。歷史上的科舉,從來都十分重視這一類的標準,八股對仗就是北宋以後發展起來的一種文章格式,到明清時期正式用於科舉考試。也就是說,面對應舉人數多而錄取名額少的矛盾,在考試形式的設計中,強調容易判別高下的客觀標準,防止考官的主觀升降和徇私舞弊,是一個沒有辦法的辦法。
八股取士制度是明清統治集團為選拔人才,經過長期摸索,總結經驗教訓,最後確定下來的。從考試內容上說,繼承發展的是北宋以來所肯定的一種指導思想,即通過闡述經義,最有利於督促士人閱讀《四書》、五經,體會聖賢心意,以培養、選拔合乎規格統治人才。從文章格式上說,繼承發展的卻是詩賦寫作中的規矩準繩,以此種文學領域的規矩為楷模,經過長期摸索,演變而成的一種文章格式。這樣一套制度,從最初指導思想看,決不是為了禁錮士人思想,陷士人於愚昧無知。但是在客觀上,八股取士後來逐漸成為了禁錮思想的選官制度。尤其是八股對仗這種格式,一方面整段整段地對仗,難度較大,限制了士人自由表達思想;另一方面,為了照顧排比對仗,內容又容易流於敷衍、空疏,所以明、清兩代一直有人反對八股取士。可是,又不可能有更合理的辦法。這就是中國古代專制主義國家體制內選官制度面臨的困境。今天也有人反對高考,反對客觀題的標準化、程式化,但我們現在確實找不到能夠取代高考更好的公平選撥人才的辦法,因為我們決不能退回到“保送”時代。
科舉考試相對於察舉制九品中正制等選官制度而言有很大的優點,他使得一些門第較低的人也可以進入仕途,從而改變了魏晉以來的“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的局面,但到了明代以後,這種較為先進的選官模式就被一個“和尚”把經念歪了,此人就是在皇覺寺做了幾天小和尚的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
朱元璋來自於社會底層,他深知權力的重要性。然而這個沒讀過幾本書的皇帝,對於知識分子是心存疑慮,他既要用文人治國,但又不相信文人,在這種複雜、矛盾的心境下,他想到了一種桎梏和鉗制文人思想的枷鎖,那就是考試寫“八股文”,考試內容嚴格限制在四書五經之內,不允許有任何的發揮,加之“學而優則仕”的觀念的作怪,明代的知識分子不再鑽研歷史,埋頭儒家的經書之中。《史記》、《漢書》不聞,《通典》、《通志》不問。
如果從考試命題分析,八股文僅僅是一種文體,但為什麼就能束縛思維呢?原來一篇八股文就700多字,先破題再承題;接著“代聖人立言”也就是模仿聖人的口氣寫文章,這叫起講,後中股、後股、束股,正文就是四段,每段又要分文字相互的對仗的兩股,因此成為八股文。八股文中只考經書,評判優劣又只根據作文的技巧,並不允許考生在內容和形式上有個人的發揮和見解。,必須依據“四書主朱子集注,易主程傳朱子本義,書主蔡氏傳及古註疏,詩主朱子集傳,春秋主左氏、公羊、毅梁及胡安國張洽傳,禮記主古註疏”。把讀書人的智力思維刻版化。作文本來沒有定法,一旦將技巧格式化,而且又杜絕了考生髮揮個性的任何可能,考生只要預先在肚子裡裝下各種題目的八股幾十篇,即使沒有什麼經史學問,也完全能夠金榜題名。相反,老老實實讀書,讀白了頭也未必能寫出考官看中的文章。難怪范進中舉高興的發了瘋,現在真可以理解了
明的科舉取士,給知識分子在思想上套上了一條緊箍。八股取士是一種十分嚴酷的制度,封建統治階級收到了加強統治的一定效果,但卻給社會帶來了滿身瘡痍,給國家民族帶來了災難。當清軍入京時,城門上有人寫道:“八股奉送大明江山一座!”八股取士毒深如此!但毒又何止如此,清軍入關後,一個文化落後的民族征服了一個文化先進的民族,但在文化上有很大的自卑感,滿人對漢文化什麼都學,連朱元璋發明的八股取士他們也學。這樣,對文化的限制、思想的制約更深,使八股取士的危害更甚。到清末之時龔自珍發出了“我勸天公從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呼豪。龔自珍也對八股取士導致史學沒落深惡痛絕,“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墮人之枋,敗人之綱紀,必先去其史;絕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
明清時期八股取士的興起,確實給自宋元以來活躍的史學當頭一棒,明清的史學失去了宋元時候的活力,從而導致受教育者缺少歷史修養,思想麻木,思維僵化,固步自封。加之對事件的認識缺乏歷史的眼觀與謀略,也為中國近代的屈辱埋下了禍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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