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佛，蒙藏佛教對修行有成就、能夠根據自己的意願而轉世的人的尊稱。實際上，“活佛”這個辭彙在藏傳佛教標準術語中並不存在。據學者考證，這一俗稱最早大約出現於在元代，是不折不扣的漢地製造。與“活佛”一詞最相對應的藏語為“支格”，其含義為化身。
常被稱為“朱古”（藏語）或“呼畢勒罕”（蒙語），意思是“轉世者”或“化身”。漢族人習慣將他們稱為“活佛”，其實是不確切的。應稱他們為“轉世尊者”。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活佛
- 外文名：The living Buddha
- 藏語：朱畢古
- 蒙語：呼畢勒罕
- 意義：轉世尊者
- 起源：始於公元157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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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演變
達賴喇嘛這個稱號，始於公元1578年。這一年蒙古阿勒坦汗贈給格魯派的哲蚌寺寺主索南嘉措以“聖識一切瓦齊爾達喇達賴喇嘛”的尊號，從此西藏歷史上才有了“達賴喇嘛”這一稱呼。“達賴”是蒙古語，意為“大海”；“喇嘛”是藏語，意為“大師”。經清朝順治皇帝於公元1653年的冊封，達賴喇嘛這一封號就成為達賴系統的專用名稱。
班禪這個稱號，始於公元1645年。這一年蒙古固始汗贈給格魯派扎什倫布寺寺主羅桑曲結以“班禪博克多”的尊稱。“班”是梵文“班智達”（即學者）的簡稱；“禪”是藏語，意為“大”，二字合起來意為“大師”。公元1713年，清朝康熙皇帝冊封班禪時的正式封號是“班禪額爾德尼”，“額爾德尼”是滿語，意為“珍寶”。從此，班禪這一封號就成為班禪系統的專用名稱。
等級
1、藏傳佛教兩大宗教領袖。即達賴喇嘛（一級活佛）、班禪額爾德尼（一級活佛）。（按：有人會問，達賴、班禪誰更大？在民主改革以前，西藏地區實行的是政教合一制度，達賴和班禪不僅是宗教領袖，而且是世俗地方政權的領袖。達賴管理的地區是前藏，班禪管理的地區是後藏。他們之間互不統屬，管理的地區也不同，不存在誰大誰小。參見《朱越利做客人民網談藏傳佛教和活佛轉世》等文章）。
2、藏傳佛教四大活佛。
即清代主管前藏政教的達賴喇嘛（一級活佛）、主管後藏政教的班禪額爾德尼（一級活佛）、主管外蒙古藏傳佛教的哲布尊丹巴（準一級活佛）、主管內蒙古藏傳佛教的章嘉呼圖克圖（準一級活佛，清代、民國均封為大國師）。其中，宗教地位上，達賴、班禪要高於哲布尊丹巴、章嘉呼圖克圖。
3、藏傳佛教八大呼圖克圖。呼圖克圖意思為聖者，是藏傳佛教最高等級的活佛名號，當然，低於達賴喇嘛和班禪額爾德尼。據《理藩院則例》卷五十六載，列入該冊的蒙、藏內外呼圖克圖共160人，其中以8人是除達賴、班禪外最大的活佛，被人們稱為“八大呼圖克圖”：
（1）四大活佛中的哲布尊丹巴（準一級活佛）、章嘉呼圖克圖（準一級活佛）。（2）西藏四大林活佛：即熱振呼圖克圖、策墨林呼圖克圖、濟隆呼圖克圖、第穆呼圖克圖。在清代，他們在達賴喇嘛年幼時，有資格出任西藏攝政王。他們擔任攝政期間，可視為準一級活佛，未擔任攝政時，為二級活佛。
（2）六大寺中的寺主活佛：因為拉薩三大寺寺主為達賴喇嘛，扎什倫布寺寺主為班禪額爾德尼，所以該級實際僅2人，即塔爾寺寺主阿嘉呼圖克圖（二級活佛）、拉卜愣寺寺主嘉木樣呼圖克圖（準一級或二級活佛）。嘉木樣活佛統管拉卜愣寺以及其100多座屬寺，是除達賴、班禪、哲布尊丹巴、帕巴拉活佛以外，又一實際建立政教合一的大活佛，民國時期，被封為輔國禪師的，僅嘉木樣和當時擔任西藏攝政的熱振活佛，綜合考慮其地位應稍高於二級活佛。
4、清代駐京八大呼圖克圖。依據《欽定理藩部則例》等有關文獻記載,駐京八大呼圖克圖包括章嘉、噶勒丹錫哷圖（現稱賽赤活佛）、敏珠爾、濟隆、那木喀、阿嘉、拉果、察罕達爾汗呼圖克圖等8位。也有文獻記載為章嘉、噶勒丹錫哷圖（現稱賽赤活佛）、敏珠爾、拉果、察罕達爾汗、洞闊爾、阿移動圖片嘉、土觀等8位。考慮到實際駐京大呼圖克圖不僅8位，且歷史上有所輪換，故“八大”應為虛指，實際人數在10人左右。同時，值得指出的是，藏傳佛教八大呼圖克圖中的章嘉呼圖克圖、阿嘉呼圖克圖也在清代駐京八大呼圖克圖名單中，所以，在清代，駐京大呼圖克圖，都是除達賴、班禪外最大的活佛（至少為二級活佛）。但隨著清王朝覆滅，部分活佛地位已有下降。
（1）格魯派（黃教）。因該派以甘丹寺為祖寺、祖師宗喀巴親任甘丹赤巴（即甘丹寺主持），所以甘丹赤巴是黃教教主（二級活佛，無政治權力，由學識出眾的黃教高僧擔任，任期7年）。因為是黃教教主，有資格主持各教派參加的拉薩傳召大法會。大法會上，達賴、班禪也應該向甘丹赤巴致意。甘丹赤巴是在舊西藏4個可以擁有國王依仗的大活佛之一，其他3人分別為達賴、班禪、薩迦天津法王。但是，由於達賴、班禪分別實施政教合一，人們對甘丹赤巴的推崇，僅僅是學識上的。故而，歷史上以甘丹寺巴(包括卸任者)出任達賴、班禪的經師者不在少數。
（2）薩迦派（花教）。該派教主元代稱大寶法王（當時西藏最高宗教領袖）、明代稱大乘法王（三大法王之二），清代以後稱薩迦法王（二級活佛，無政治權力，因為血統高貴，宗教上可歸為準一級活佛），採取血脈傳承，由度母宮、圓滿宮兩宮的長子依次擔任最高教主，故稱薩迦上下法座，其中薩迦天津法王地位高於薩迦達欽法王。薩迦天津法王在舊西藏4個可以擁有國王依仗的大活佛之一，其他3人分別為達賴、班禪、甘丹赤巴。
（3）噶舉派（白教）。該派支流眾多，每個支流都有其教主。影響較大的有2個：一是黑帽法王噶瑪巴，明代至今也稱大寶法王（明代地位最尊，清代黃教政教合一後，降為三級活佛，新中國地位有所提升，待遇高於一般的二級活佛；一是紅帽法王沙瑪巴，清乾隆時期因叛國被乾隆下令“剝黃正法”、禁止轉世，已絕。
（4）寧瑪派（紅教）。傳統上沒有教主。近以該派三大主寺之一敏竹林寺的主持為法王，稱敏林赤欽。
尊稱
“珠古”
活佛，是藏文(sprul-sku)的音譯，意為“化身”，這是根據大乘佛教法身、報身、化身三身之說而命名的。蒙文里讀“阿米都 寶日汗”，意為“在世活佛”，藏傳佛教認為，法身不顯，報身時隱時顯，而化身則隨機顯現。所以，一個有成就的正覺者，在他活著的時候，在各地“利濟眾生”；當他圓寂後，可以有若干個“化身”。換句話說，在這種佛教理論的指導下，藏傳佛教對於十地菩薩為普渡眾生而變現之色身，最終在人間找到了依託之物，即“轉生或轉世之活佛”。故“珠古”(即化身)是多種稱謂中最能表達“活佛”所蘊含的深奧義理和精神境界的唯一準確、全面的稱謂，因而是“活佛”的正統稱謂。
“喇嘛”，是藏文(bla-ma)的音譯，該詞最初是從梵文(gu-ru，固茹)兩字義譯過來的，其本意為“上師”；然而在藏文中還含有“至高無上者或至尊導師”的意義。因此，後來隨著活佛制度的形成，“喇嘛”這一尊稱又逐漸成為“活佛”的另一重要稱謂，以表示活佛是引導信徒走向成佛之道的“導師”或“上師”。
“阿拉”，是藏文(A-lags)的音譯，該詞在字面上看，沒有實際的意義，是一種表達恭敬的語氣詞；自從成為“活佛”的別稱之後，該詞就有了實際的意思。在不少藏族地區尤其是安多藏區以“阿拉”一詞來尊稱活佛，並成為活佛的專用名稱，從而完全代替了活佛的另外兩種重要稱謂，即“珠古”和“喇嘛”。因此，“阿拉”一詞已蘊含一種引導信眾從黑暗走向光明的殊勝意義。
“仁波切”，是藏文(rin-po-che)的音譯，意指“珍寶”或“寶貝”。這是廣大藏族信教民眾對活佛敬贈的最親切、最為推崇的一種尊稱。廣大藏族信徒在拜見或談論某活佛時，一般稱“仁波切”，而不呼活佛系統稱號，更不直接叫其名字。在活佛的多種稱謂中，“仁波切”是唯一普遍使用的一種稱呼。
蒙藏佛教對修行有成就、能夠根據自己的意願而轉世的人稱為“朱畢古”(藏語)或“呼畢勒罕”(蒙語)。這個字的意義就是“轉世者”或叫“化身”。“活佛”乃是漢族地區的人對他們習俗的稱呼，這可能與明朝皇帝封當時西藏地方掌政的噶舉派法王為“西天大善自在佛”和清朝皇帝給達賴的封號也沿用了這一頭銜多少有些關係，這種封號和稱號在佛教教義上都是說不通的。其實蒙藏佛教中並沒有“活佛”這個名詞。
轉世制度
活佛轉世制度是西藏宗教的重要特點之一，是以靈魂轉世說為根據，為解決宗教首領繼承問題而產生的宗教制度。它初創於藏傳佛教噶舉派的噶瑪支派。該支派的首領都松欽巴公元1193年逝世時，遺囑弟子“將轉世再來”。弟子們認定噶瑪拔希為其師的轉世靈童，經寺廟10年培養，正式以該派首領身份活動，成為西藏第一位轉世活佛。
格魯派（黃教）採用活佛轉世制度始於16世紀中葉，公元1542年，格魯派的哲蚌寺寺主根敦嘉措逝世，哲蚌寺正式尋找他的轉世靈童，並於1544年認定堆壠這個地方的貴族子弟索南嘉措為根敦嘉措的轉世靈童。
公元1546年，年僅4歲的索南嘉措被迎接到哲蚌寺接替根敦嘉措的法位。公元1578年，蒙古俺答汗贈索南嘉措“達賴喇嘛”的尊號後，格魯派（黃教）追認宗喀巴的弟子中年紀最小、創建並擔任扎什倫布寺寺主的根敦珠巴為一世達賴，追認曾任哲蚌寺寺主的根敦嘉措為二世達賴，而索南嘉措便成為三世達賴，達賴活佛系統從此建立，相傳至今的是十四世。在歷世達賴喇嘛中，除四世達賴是蒙古族、六世達賴是門巴族外，其餘都是藏族。
尋找要秘密進行，被選派的有聲望的活佛或近侍弟子，在閉關靜修後，化裝分赴各地去尋訪靈童。對初選的候選靈童要進行遺物驗證，即將前世常用的法器或其他用品，與同樣的物品放在一起，讓候選兒童從中認拿前世遺物，依認辨的準確程度對之篩選淘汰。鑒於以往尋訪轉靈童易為少數人所左右，往往造成僵局和糾紛的弊端，從清朝乾隆時期中央政府又設立了金瓶掣籤。
其程式是：將經過遺物驗證篩選出的數名候選靈童的名字及出生年月，各寫在名簽牌上，用紙包好後放入金瓶內，焚香誦經7日之後再當眾抽出的一名，即被定為正式靈童。正式靈童的批准後，要為轉世靈童舉辦盛大的坐床典禮，即轉世靈童依法升登前世的法床，正式繼承前世的法統。自此以後，靈童即以新的一世達賴或班禪的身份開始宗教活動，接受信徒朝拜。
一般男性活佛的下一任還是男性，女性活佛的下一任還是女性，也有出現例外，歷史記載過男活佛可以轉世為女活佛，女活佛也可以轉世為男活佛。是特殊的情況。根據國家宗教管理法規，2007年9月1日出台的《藏傳佛教活佛轉世管理辦法》(以下簡稱 《辦法》。《辦法》共14條包括立法目的轉世原則轉世條件、審批程式佛教團體職責違法處罰等。《辦法》規定活佛轉世不受境外任何組織個人的干涉和支配。
宗教事務局網站的數據則顯示中國現有藏語系佛教寺院3000餘座，活佛1700餘人。
一般活佛地位最低，來源很多，如通過考試格西學位獲得活佛稱號，一些世俗貴族為獲得活佛頭銜以重金捐買。解放前青海佑寧寺就有這樣的活佛近百名，塔爾寺有六七十名。他們在清代不入冊可以隨時增減可以轉世也可以停止轉世。
轉世
達賴和班禪是西藏黃教領袖宗喀巴的兩大傳承弟子， 後來形成兩個不同的傳承系統。
達賴喇嘛的稱號始於1578年，確定於第三世達賴索南嘉措時期。當時他到青海地區傳教，說服了土默特部的首領俺答汗皈依佛門，他們在政治上彼此推崇並互贈尊號。俺答汗贈給索南嘉措的尊號：“聖識一切瓦齊爾達喇達賴喇嘛”。
十世班禪
十世班禪“聖”在佛教中表示超出凡間；“識一切”是普遍通曉之意，認為是顯宗方面取得最高成就的人；“瓦齊爾達喇”為梵文，意為執金剛，是在密宗方面有最高成就的人的稱號；“達賴”是蒙語“大海”；“喇嘛”是藏語“大師”。
合起來說，就是在顯宗和密宗兩方面都修到最高成就的，超凡入聖而學問淵博猶如大海一樣的上師。這個尊號僅是蒙藏代表人物私人之間的互贈，尚不具有政治及法律意義。當時，俺答汗已受明朝冊封為順義王。索南嘉措托俺答汗代他向明朝皇帝請求冊封；他本人也向明朝宰相張居正致函，要求朝廷給他賜封。不久，明朝萬曆皇帝降旨，賜給他的封文中就有“達賴”的字樣。1587年明朝政府正式承認這一稱號，並派使節加以敕封。索南嘉措得此稱號之始，為三世達賴喇嘛。前兩世為後人追認。由此往前追溯，宗喀巴的弟子根敦珠巴為一世，根敦嘉措為二世。
1653年(清順治十年)，五世達賴應清帝之邀來到北京。順治皇帝沿用了俺答汗對三世達賴的尊號，正式冊封他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領天下釋教普通瓦赤喇怛喇達賴喇嘛”，並授予金冊和金印(金印刻有漢、滿、藏三種文字)。從此，“達賴喇嘛”封號開始具有政治意義和法律效力。
活佛
活佛1751年，清朝為了更好地治理西藏，又令七世達賴喇嘛掌管地方政權，開始政教合一。1959年流亡在印度的是第十四世達賴。
班禪的稱號始於1645年，當時控制西藏實權的蒙古首領固始汗封稱宗喀巴的四傳弟子羅桑確吉堅贊為“班禪博克多”。“班”是梵文“班智達”，漢語意為“學者”；“禪”是藏語“欽波”，漢語意為“大”，合起來是“大學者”的意思。“博克多”則是蒙語，指有智有勇的英雄人物。固始汗令羅桑確吉堅贊主持扎什倫布寺，並劃分後藏部分地區歸他管轄，稱為四世班禪(前三世為後人追認)。宗喀巴的弟子克珠傑被追認為第一世班禪。
達賴和班禪兩個喇嘛系統均採用獨特的活佛轉世制度。達賴系統轉世制始於三世達賴。班禪系統轉世制始於四世班禪。除達賴和班禪兩大活佛外，一些大的寺院也實行活佛轉世制度。藏傳佛教認為活佛是永恆的，通過連續不斷的“轉世”來到世間生活。因此一位活佛圓寂時，就要根據種種“徵兆”和“啟示”，來確定活佛轉世的方向和地點，然後再派人沿著一定方向尋找被認為是活佛化身的“轉世靈童”。有時找來的“靈童”不止一個，會出現糾紛和爭執，因此清乾隆皇帝於乾隆五十七年(1792)特頒發兩個金瓶，一置北京雍和宮，一置拉薩大昭寺。凡在理藩院註冊的藏傳佛教蒙、藏大活佛，如章嘉呼圖克圖、哲布尊丹巴、達賴、班禪等轉世時，均須將尋得的若干“靈童”的名字寫在象牙籤上，置於金瓶中，由理藩院尚書在雍和宮或由駐藏大臣在大昭寺監督掣籤來確定“靈童”，然後經過“坐床”儀式，便正式成為“轉世活佛”。
藏傳佛教格魯派有兩大活佛轉世系統，一個是達賴喇嘛，另一個為班禪額爾德尼。轉世系統雖然不同，但達賴和班禪的宗教政治地位是平等的。達賴與班禪個人之間互為師徒，關係頗為密切。班禪方面：一世班禪為一世達賴之師；四世班禪為四世、五世達賴之師；五世班禪為六世、七世達賴之師；六世班禪為八世達賴之師；七世班禪為九世、十世、十一世達賴之師；八世班禪為十三世達賴之師。達賴方面：五世達賴為五世班禪之師；七世達賴為六世班禪之師；八世達賴為七世班禪之師；十三世達賴為九世班禪之師。
1933年12月17日，十三世達賴圓寂。1938年冬，在青海尋訪到“靈童”，被認為是達賴轉世的化身。1939年3月，國民黨政府派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吳忠信入藏。1940年2月22日，十四世達賴在布達拉宮舉行了繼承職位的儀式“坐床典禮”。
轉世認定
達賴轉世的認定，一般要經過以下程式：
1． 觀察達賴圓寂時面向，了解有什麼遺言或暗示。2．請在世的班禪問卜，判斷轉世方向。
3．召集攝政和僧俗要員，讓專職降神的乃均、曲均降神，指明轉世方向。
4．請山南桑耶寺的降神喇嘛曲將降神，指明轉世方向。
5．派大德高僧到拉薩東部的曲科甲聖湖觀察轉世地方的地貌特徵顯影。先向湖中拋撒哈達、寶瓶藥物等，然後擇地誦經祈禱，靜觀湖面顯現幻影，最後描繪出轉世地的環境和特徵。
6．攝政將卜征和湖上顯征繪成圖，派出許多大德高僧分幾路前往確定的方位分頭尋找。
7．在卜算方位發現與卜征和達賴圓寂大致同時出生的男孩後，先觀察其長相與動作，然後將達賴生前用過的物品與其它雜物混擺在小孩面前任其抓拿，並進行智力測試，看其有無"靈異"現象。
8．如小孩表現“靈異”，又抓拿達賴用過的物品，選靈童的人便囑咐其家人要認真照看小孩，不讓外人接觸。同時回去向攝政等匯報。
9．攝政擇吉日邀請三大寺活佛和僧俗官員一起，再請乃均、曲均降神，如無誤，則報告駐藏大臣，徵求中央王朝的意見，並準備迎接。
10．由侍候達賴的“三大堪布”和官員、軍隊組成龐大的迎接隊伍，前往接請“靈童”，連其家人一同接到拉薩。
11．如果只選到一名“靈童”，就直接請駐藏大臣報請中央，請予免去“掣籤”而直接冊封。如果有多名“靈童”，那就要召集攝政和大活佛、高僧及官員到大昭寺，由駐藏大臣親自主持“金瓶掣籤”活動，將寫有各“靈童”姓名的簽放入瓶內搖後當眾掣出，定奪達賴轉世。定為轉世者，其家人被封為貴族。落選者也有較好的安排。12．被確定的“靈童”直接送至公塘寺或哲蚌寺學習經典。
13．由班禪親自為達賴轉世者剃髮受戒取法名，並親自教育轉世靈童一段時間。
14．在中央王朝冊封令下達後，擇定吉期，由攝政、駐藏大臣和各寺高僧、官員陪同前往大昭寺，先向殿中的“當今皇上萬歲萬萬歲”牌位獻哈達，再進內朝拜釋迦牟尼佛像。
15．向布達拉宮進發，在日光殿舉行“坐床典禮”。儀式後，新的達賴正式確定，開始使用達賴的金印、權力。
轉世起源
概述
藏傳佛教活佛按地位，自低至高大概分為扎倉活佛（主持僧院），措欽活佛（有資格在大法殿有法座），寺廟法台，寺主活佛，諾門罕（法王，擁有政教兩方面的權利），呼圖克圖（聖者，中央冊封的大活佛）。當然，達賴、班禪地位更在呼圖克圖之上。在西藏，呼圖克圖數目也不少，但其中地位最高的，是“四大林”呼圖克圖，即丹吉林第穆呼圖克圖、錫德林熱振呼圖克圖、功德林濟隆呼圖克圖、策墨林呼圖克圖，他們在達賴年幼時，有資格出任攝政王等高官。
藏傳佛教的活佛轉世制度，是藏傳佛教有別於其他宗教和佛教其他支派的最為獨特的方面之一。活佛轉世的空沒、玄妙，增加了藏傳佛教的神秘色彩。
按照佛教教義的說法，一個活佛的圓寂，不過是靈魂的轉移，化身為另一肉體的人而已。化身隨機體顯現，所以必有靈童轉世。
活佛生生不息地沿襲下來，是由轉世制度維繫的。世世相接，永垂無疆。活佛轉世制度創立於公元十三世紀。最早起源於噶舉派中的噶瑪噶舉派。噶舉派注重隱居生活，注意修行。西康僧人都松欽巴對噶舉派學說有獨到的見解，並建立了自己的寺院廣授學徒創立一派一噶瑪噶舉派黑帽系。公元1333年，噶舉派黑帽系第三代
主持——讓迥多吉受到元帝國皇室的邀請，赴京參加了元順帝的登基典禮，受到了元朝青睞，取代了薩迦派的地位。當他第三次上京訪問時，不幸染病圓寂，臨終前留有遺言，說自己將在西藏的工布地方轉世。他的弟子在他圓寂後，根據多種跡象和徵兆，在工布尋訪確認了他的轉世，成為第四代主持。
從此，活佛轉世制度開始出現。藏傳佛教各派競相仿效。十五世紀後，在藏區具有廣泛影響的格魯派（黃教）的活佛轉世制度，就是效仿噶瑪噶舉派的黑帽系所採用的轉世制度。
活佛的佛位，有高低大小之分。藏傳佛教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為最高活佛。
達賴，蒙古語意為大海。喇嘛，藏語意為上人或上師。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格魯派採用活佛轉世制度，迎請黃教（格魯派）創始人宗喀巴的後世弟子索南嘉措到哲蚌寺繼任寺主職位。習慣上，一般把四歲的索南嘉措進入哲蚌寺的時間作為格魯派寺院集團形成的標誌。明萬曆六年（1578），蒙古土默特部順義王俺達汗（也有譯為“阿拉坦”）迎請索南嘉措到青海傳教，甚為尊奉。兩人在青海湖東仰華寺會面，互贈尊號。俺達汗贈索南嘉措以“聖識一切瓦齊爾達喇達賴喇嘛”稱號，這句由蒙語、藏語、漢語多種語言組成的尊號，意思是“超凡入聖”、學問淵博猶如大海一般的大師”。這是達賴名號的來歷。後來格魯派僧眾以索南嘉措為三世達賴，上溯其師承，以根敦嘉措為二世，以宗喀巴的上首弟子根敦主為一世。明萬曆十五年，索南嘉措又受明朝廷冊封。到了公元1653年，清朝當政後也曾冊封第五世達賴羅桑嘉措以“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領天下釋教普遍瓦赤喇怛喇達賴喇嘛”尊號。由此，達賴喇嘛取得了蒙、藏佛教各派總首領的地位。達賴喇嘛被尊為觀音菩薩的化身。班禪，系梵語“班智達”（學者）與藏語“禪保”（大）的省稱，意為“大學者”額爾德尼，系滿語，舊澤“寶師”或“瑰寶”，班禪的名號，是由羅桑確吉堅贊開始的。這位出生於後藏倫熱布卡地方的僧人，公元1583年被認為是宗喀巴大弟子克主傑的第三世傳承者羅桑頓珠的轉世。公元1645年，蒙古和碩特部固始汗入藏並控制了西藏後，贈給羅桑確吉堅贊以“班禪博克多”的尊號（博克多，蒙語，意為“智、英武”），此為班禪名號之始。清順治帝亦封之為“金剛上師”，令其主持後藏札什倫布寺，並劃後藏部分地區歸其統轄。其徒眾上溯師承，追認黃教創始人宗喀巴的另一位大弟子克主傑和其後的傳承者索南喬朗、羅桑頓珠三人為其前三世，於是形成班禪活佛轉世系統。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清朝廷冊封班禪五世羅桑益西為“班禪額爾德尼”。班禪喇嘛在藏傳佛教界被認為是無量光佛轉世。
達賴和班禪，成為藏傳佛教格魯派（黃教）兩大活佛轉世系統。他們的轉世，是藏傳佛教界的重大事件，為世人所矚目。
達賴、班禪之下，還有分駐各地、在其駐地代理達賴喇嘛管理教務之權的各大寺寺主，稱作“呼圖克圖”藏語“朱必古”的蒙語音譯，意為化身）。呼圖克圖人數不定。依民主改革前的一般慣例，呼圖克圖不僅掌有教權，而且掌握政權，尤是藏族地區的呼圖克圖，均為政教兩權並掌。而在信奉藏傳佛教的其他民族，比如蒙古，情況就不一樣了，如在內蒙古地區呼圖克圖一般僅掌握教權，而政權則另掌握在各盟旗王公們手中。呼圖克圖，無形中依其政教之勢力，也有了大小區別。呼圖克圖中較著名的有在內蒙古地區藏傳佛教格魯派最大轉世活佛——章嘉呼圖克圖；安多藏區的嘉木樣呼圖克圖；西康藏區的帕巴拉大活佛等等。
在呼圖克圖之下，還有在各寺院具有高級佛位的高僧。稱作“呼畢勒罕”（意：轉生者）的，也都按慣例能夠轉生。
轉世情況
前世活佛轉世；
因學識淵博，修煉達到很高程度而被上一級活佛確認為活佛；
因對本寺政教事務作出卓越貢獻而被僧俗民眾要求轉世的；
也有些活佛因在世時失去威望或因寺院經濟力量衰敗、因戰爭或政治形勢變化等因素而中斷或不再轉世的。
這樣發展的結果，轉世者的數目難以預測。僅安多藏區，一九五八年前就有活佛一千五百五十餘名。札什倫布寺一個寺可轉世的活佛也有數十名。而拉卜楞寺院到一九四九年底，大小活佛竟達近百名。
活佛轉世禮制，不同於封建世襲和鐵券繼承制，而是有其獨特的神秘方式。在靈童的確認方面，可以說機會是均等的。凡信奉佛教家庭出生的兒童，不論民族，不論貧富，不論男孩、女孩，凡符合選拔條件的均可入選靈童。在歷世達賴喇嘛中，第四世達賴喇嘛雲丹嘉措是出生於蒙古族貴族家庭的蒙古族喇嘛；第六世達賴倉央嘉措則是門巴族人。而在至今前後共十四世達賴喇嘛中，其中有五位達賴出生於普通農、牧民家庭。在藏傳佛教中也有女活佛。西藏桑定寺的寺主就是女活佛。她屬下卻都是比丘。女活佛桑定·多吉帕姆在藏傳佛教噶舉派中地位極高。另外建在安多地區著名的佛教修行地——甘加白石崖的寺院，其寺主也是女活佛——貢日倉。從前，白石崖寺大小政教事務都由她主持。
靈童轉世禮制是為避免傳承爭奪、為防止教區和寺院的權力壟斷在某個家族手中而採取的特殊手段。
活佛
活佛靈童轉世禮制含有偶像崇拜的神秘性，必須適於佛法預示的條件。
當前世活佛圓寂時，如果已預示到自己轉世靈童的徵兆、出生方向地點等，那么就按前世活佛預示的徵兆，經寺院有地位的寺主、大堪布等降神抽籤算卦，如占卜結果與前世活佛的預示相一致，那么便可根據降神指點的方向去尋找。
但對於有影響的大寺院寺主活佛的轉世，則須向達賴或班禪大師直接請教，由他們預測靈童是否已出世，出世靈童所在的方向、年齡、屬相如何。
在聖母湖看過顯影后，就可按卜卦的方向和聖母湖的顯影尋覓靈童了。如果在此方向上確有與卜卦出的環境相符的地方，便可繼續尋找符合徵兆的靈童、但有時往往並非那么順利，有時一位活佛的轉世靈童需經幾路尋訪數年，方能被確定證實下來。
在尋訪的方向地點上若確有與神的昭示相符合的家庭和兒童，尋訪者要立即回報寺院。寺院遂派大堪布等人前往詳細考察。他們要向村人和兒童父母子解嬰兒的誕生的過程，仔細觀察嬰兒相貌、動作、機敏情況和身體健康狀況。這實際上象是個優選兒童的過程。對於靈童考察的情況和過程，都要據實向寺院報告。
在考察滿意之後，還要取出前世活佛用過的遺物數件，放置在嬰兒面前，看嬰兒是否拿取前世活佛用過之物。按照黃教的規矩，嬰兒如果取了，就證明正是前世活佛的轉生，遂將此情況向上級大活佛或達賴、班禪直接報告，獲得認可後，才能認定靈童是真活佛的轉生。有時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即同時覓得條件相似的幾名嬰兒，這時就要通過抽籤、抓面丸或金瓶掣籤來確定。
為減少在尋訪靈童過程中的流弊，避免在靈童尋訪問題上受少數人所左右，造成僵局和糾紛，清乾隆年間，清朝廷曾三次下詔諭，在不改變活佛轉世制度的前提下，由駐藏大臣監督，三大寺主要活佛主持，高僧及地方官員參加共同金瓶掣籤，保持公道，防止舞弊。並特賜一金瓶用以對達賴、班禪以及西藏、青海、西康等地的活佛轉世靈童的確認，此瓶保存在拉薩。同時在北京雍和宮也保存有一個清廷所賜金瓶，雍和宮保存的金瓶是為判斷蒙古地區呼圖克圖靈童而用的。
《金瓶掣籤》制度明確規定：凡尋找達賴、班禪轉世靈童時，必須邀集四大護法王、各呼圖克圖和駐藏大臣在大昭寺釋迦牟尼佛像前舉行金瓶掣籤認定儀式。儀式中，將所尋訪到的數名靈童的名字、出生年月用滿、漢、藏三種文字寫於象牙作的簽牌上，呈給達賴（或班禪）、攝政、佛師、駐藏大臣等過目。然後由秘書用紙將牙籤包好，投入金瓶內，由活佛達賴（或班禪）同全體喇嘛一同誦《金瓶經》。念經完畢，由駐藏大臣起立向東磕頭，然後打開金著，在瓶內攪三匝，用金箸箝出紙包，打開來看，牙籤上的名字就可確定為轉世靈童。
假如尋訪到的靈童僅此一名，也須將這一兒童名字寫在簽牌上，和另一沒有名字的簽牌共同放入瓶內。假若抽出沒有名字的簽牌，就不能認定已尋到的兒童是大活佛的轉生，而要另外尋找。
靈童一但擇定，其父親按慣例封為公爵，劃分財產、莊園、牛羊。靈童便迎入寺院撫養、訓練。從此靈童就在全封閉的佛教氛圍中成長起來，不受凡塵污染。
被迎進寺院的靈童，要由高僧為其剪髮、換僧衣，並給靈童授戒取法名。授戒取法名後，寺院還要為靈童剃度取名舉行盛大慶典。待選定良辰吉日，便舉行坐床儀式。
活佛坐床後，按過去舊例，正式啟用前輩活佛的大印，並開始學習佛學顯、密經典。此後，小活佛便在嚴格的佛教戒律下，習經修煉，直到學業合格圓滿，到一定年齡即可正式主持教務。
活佛只是尊稱並不真是現身成佛者
近人多好立異，不肯做老實功夫，故有學禪宗、相宗、密宗者，此三法門均不可思議，然均屬自力。密宗雖有現身成佛之義，而現身成者，究有幾人？莫道學密之人不能現身成佛，即傳密宗之“活佛”也不是現身成佛之人。（復韓宗明張宗善二居士書）
因為如果真是即身成佛的，自然就能像釋迦佛那樣的，能說各種方言，一音說法，亦能令一切眾生皆能會得。何以西藏的“活佛”，中國的語言[1]，他就不懂呢？如此一件小事，就可證明他不是即身成佛了。（由上海回至靈岩開示法語）
[1]中國的語言：指國語，亦即漢語。
密宗“現身成佛”或雲“即生成佛”，此與禪宗“見性成佛”之話相同，皆稱其工夫湛深之謂，不可認做真能現身成佛。須知現身成佛，唯釋迦牟尼佛一人也，此外即古佛示現，亦無現身成佛之事。無知之人，每每錯認，其失大矣。（復周志誠居士書一）
現身成佛與宗門明心見性，見性成佛之語大同，仍須斷惑，方能證真，方可了生脫死。若謂現生即已三惑[1]淨盡，二死[2]永亡，安住寂光，了無事事，則為邪說，為魔話。彼嫌淨土偏小遲鈍，讓彼修圓大直捷之法，現身成佛去。吾人但依淨土言教以修，彼此各不相妨。（復溫光熹居士書一）
[1] 三惑：即見思惑、塵沙惑、無明惑。
[2] 二死：即分短生死、變易生死。
還有密宗即身成佛的話，縱然聽起來，是如此動人，但是事實上，並沒有如此快便。即身成佛的意義，是說密宗工夫，修到成功的時候，現身就可成道。然而這樣成道，不過是了生死而已，勉強說做成佛，或亦可以。如果是真的當做成了五住究盡，二死永亡的佛，那就大錯特錯了。（下略）
要知道我們這個世界，在釋迦牟尼佛的佛法當中，只有釋迦牟尼佛一人是即身成佛。再要到了彌勒佛下生的時候，才可算又是一尊即身成佛的佛。在這個釋迦滅後，彌勒未來的中間，要再覓個即身成佛的，無論如何，亦是不可得的。即使釋尊重來應世，亦無示現即身成佛的道理。（由上海回至靈岩開示法語）
祈專志淨宗，勿被密宗現身成佛之語所動。現身成佛，乃理性，非事實。若認做事實，則西藏、東洋之佛，不勝其多。（復黃智海居士書）
密宗提倡即身成佛，乃以了生死為成佛。一班無知之人，便認做成福慧圓滿之佛，則是以松栽[1]為棟樑，其材可以為棟樑，非現在即可為棟樑也。（復石金華居士書）
[1]松栽：栽，即秧子，可以移植的植物的幼苗。松栽即松樹苗。
以上摘自印光大師《佛法修行止偏法要》
活佛
人間活佛濟公——古往今來，名人如恆河沙數。然而能為東西方世界雅俗共賞者，陳帥佛認為首先要推中國的活佛濟公了。濟公（1130-1209），原名李修緣，出生於天台永寧村，是南宋禪宗高僧，法名道濟。他的高祖李遵勖是宋太宗駙馬、鎮國軍節度使。李家世代信佛。父親李茂春和母親王氏住在天台北門外永寧村。李茂春年近四旬，膝下無嗣，虔誠拜佛終求得子。濟公出生後，國清寺住持為他取俗名修緣，從此與佛門結下了深緣。
活佛濟公的一生富有傳奇色彩，他既“顛”且“濟”，他的扶危濟困、除暴安良、彰善罰惡等種種美德，在人們的心目中留下了獨特而美好的印象，人們懷念他、神化他。神化就從他的出世開始。《西域志》載：“天台山石樑橋古方廣寺，五百羅漢之所住持，其靈異事跡往往稱著。”而濟公誕生時正好碰上國清寺羅漢堂里的第十七尊羅漢（即降龍羅漢）突然傾倒，於是人們便把濟公說成是羅漢投胎。黎民盼望救星，社會呼喚英雄，當人民十分需要聖賢的時候，高僧就成了“活佛”，凡人道濟成為歷代供奉祭祀的神靈，其成佛後的尊號長達28個字：“大慈大悲大仁大慧紫金羅漢阿那尊者神功廣濟先師三元贊化天尊”，集佛道儒於一身，堪稱神化之極致。這也就說明濟公深受廣大人民民眾的喜愛，成為人民心中的“活佛”，反映出濟公形象的廣泛親和力。和那種正義的化身！
濟公性狂而疏、介而潔，不同凡響。有與他同時代的詩僧居簡及其詩文選集《北澗集》為其作證。居簡是濟公的師侄，在遊覽赤城山時把山上的一塊摩崖稱作“書記岩”。濟公圓寂後，居簡寫了一篇《湖隱方圓叟舍利塔銘》，這“湖隱”、“方圓叟”都是濟公的別號。濟公身為禪宗高僧，撰有《鐫峰語錄》10卷，還有很多詩作。他跟唐代隱士寒山、豐乾、拾得（即“三賢”）一樣，既受到佛教禪宗的薰染，也受到了道家隱逸之風的影響。不同的是，他還具有民間遊俠的色彩，從而使他在眾多的佛門弟子中獨樹一幟。這與他從小就在佛道雙修的赤城山攻讀，並受到“台州式硬氣”的民風陶冶有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