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術士

方術士

方術士是指專門從事星占神仙房中巫醫占卜等術的人。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方術士
  • 拼音:fāng shù shì
  • 出自:《史記
  • 類型:字詞
起源和發展,方士的思想,方士的方,著述介紹,沒落,方士分類,綜述,學究型,隱士型,僧道型,食客型,生意型,江湖型,星家十要,簡介,學問,常變,言語,敦品,廉潔,勤勉,警勵,治生,濟貧,節義,總結,巫醫,發展歷程,相關文獻,社會地位,

起源和發展

起源於戰國時燕、齊一帶瀕海地區,從戰國末年,即齊威宣王時候,這些人便已經有了他們自己的傳授系統,《史記》中將他們叫做“方仙道”。同時還提到了其中的幾個典型人物,宋無忌正伯僑、充尚和羨門子高。
秦漢後漸盛。如秦之徐福;漢文帝時“望氣取鼎”的新垣平;漢武帝時主張祠灶的李少君等。道教承襲了方士煉丹採藥之術,作為修煉方法之一。《史記.秦始皇本紀》:“悉召文學方術士甚眾,欲以興太平,方士欲練以求奇藥。”《新唐書.李德裕傳》:“帝方惑佛老,禱福祈年,浮屠方士,出入禁中。”《元史.釋老志》:“元興,崇尚釋氏,而帝師之盛,尤不可與古昔同語,維道家方士之流,假禱祠之說,乘時以起,曾不及其什一焉。”
方士的由來,事實上更早於此,如我國古代傳說的籛鏗、容成、西王母、素女等,也應當說是一些方士。籛鏗相傳是堯時人,是我國最早的養生家之一,《莊子·刻意篇》說:“吹呴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為壽而已矣,此導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之所好也。”這裡所說彭祖,就是縫鏗。《楚辭·天問》中也說:“彭鏗斟雉帝何飧,受壽永多夫何長久?”孔子也曾經說:“竊比於我老彭,述而不作。”肯定我國古代是曾經有過這一號人物的。容成是黃帝時人,以研究房中術而得名。《後漢書·方術傳》說:“冷壽光行容成公……法。”《列仙傳》也說:“容成……能善補導之事,取精於玄牝,其要穀神不死,發白變黑,齒落更生。”關於西王母的傳說更多,相傳他和黃帝也曾經有過一些瓜葛,《山堂肆考》引《黃帝出軍訣》說:帝討蚩尤,西王母以符授之。帝寤,立壇而請,有玄龜銜符,從水而出。”他並認為這是道家符籙之始。素女也是黃帝時候的女方士,晉張衡詩:“明燈巾粉卸,設圖枕衾張,素女為我師,天教老軒皇。”《抱朴子》中也說:“黃帝論導養,而質之玄、素二女。”我國類似這樣的傳說,可以說是數不甚數;由於這些傳說甚囂塵上,還曾經深深引起了孔子的反感,所以他“不語怪力亂神。”但由此可以看出,方士和其神仙的思想,確乎是由來甚早的。
我國舊習,從來吳楚之人多信神鬼,《楚辭》中也經常談到什麼“雲中君”、“湘夫人”之類的神仙人物。《楚辭、遠遊章》說:“餐六氣而飲沆瀣兮,漱正陽而含朝霞,保神明之澄清兮,精氣入而粗穢除。”更清楚地敘說了他們吐納服氣的思想。所以我們也應當認識到,某些地區的民族神仙思想也有可能給予這些方士們以一定的影響。

方士的思想

他們的中心思想就是講求長生,認為服食、淫祀可以成為神仙。司馬遷說他們是“形皆(解)銷化,依於鬼神之事”。班固將他們叫做“神仙家”,《漢書·藝文志》說:“神仙者,所以保性命之真,而游求於其外者也,聊以蕩平心意,同生死之域,而無怵惕於心中。
他們這種神仙思想的根源,歷史上沒有明確記載,但是在中國古籍上最早談到長生的是《老子》。《老子·守道篇》中說:“是謂根深蒂固,長生久視之道”。《韜光篇》中說:“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人所以外其身和後其身,則完全是為了取法天地,認為天地就是這樣取得長生的。因為必須後其身和外其身,也就是要不自生,然後才能一夠身先和身存,身先與身存就是長生之道。此外,他還談到不少有關長生的方法,如“守中、抱一、無為、不爭”等等。最早具體描繪神仙的,則是《莊子》,他所說的“藐姑仙人”和“列子御風”即都是有關神仙的故事。
但方士的神仙思想,我們不應當單純地認為是脫胎於老莊,根據史籍,我國最早的方士是和老子時代相仿的萇弘。《史記·封禪書》:”萇弘以方事周靈王(公元前571年——545年),諸侯莫朝周,周力少,萇弘乃明鬼神事,設射狸首。狸首者,諸侯之不來者。諸侯不從,而晉入射殺萇弘。”這種設射狸首的方法和兩漢以來的魘勝之術頗多相似;和後來“喇瑪教中的咒人術,更如出一轍,顯然這是我國古代巫術中的把戲。這說明方士亦源於巫覡。《漢書·藝文志》陰陽家二十一家中有《萇弘》十五篇;《史記》和《漢書》中也都說過,著名的方士羨門則是陰陽五行鄒衍的弟子,這又說明了方士和陰陽五行家的關係。

方士的方

1、“方”就是“道”。這在前面已經談到,“方士”就是“道士”《莊子·天下篇》說:“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唐成玄英疏說:“方,道也”。《秋水篇》說:“吾常見笑於大方之家。”成玄英疏又說:“方,道也”。所以“治方術者,”就是治道術者;“大方之家”指的就是“治道之士”。
2、“方”的另一涵義,就是“方冊”或“方策”的意思,唐韓愈《與孟尚書書》:“聖賢事業,具在方冊。”程大昌《演繁露》說:“方冊雲者,書之於版,亦或書之於竹簡者:通版為方,聯簡為策。”方冊就是方策,《禮記·中庸》:“文武之政,布在方策。”鄭玄註:“方、版也;策,簡也。”所以方?就是古代的書,也就是秦漢間所流行的“竹簡”。所以廣義的說,方士的涵意,也可以說就是書生,當然也包括了儒生在內。秦始皇時,方士們欺騙了他;他卻遷怒於諸生,將四百六十餘人,盡坑之於鹹陽。他兒子扶蘇向他解釋方士和儒士的不同。他盛怒之下,又將扶蘇遠謫於邊地,監軍上郡。這就說明了,當時的方士是包括了儒生在內的,所以我們也無妨概而言之,說方士就是書生。所謂方術,也就是書上曾經記載過的某些方法。
根據以上兩種涵義,我們可以領會到,“方”的內容,應當是非常廣泛的。《史記·孝武本紀》說:“齊人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萬數。”後來劉向整理《鴻寶萬畢木》時,竟獲方兩萬有奇,其範圍之廣,我們可以想見。《太平經》中,將方叫做“訣”,其內涵之廣,更是無所不包了。
漢書·藝文志》中,將方分為醫經、醫方、房中、神仙四類。《後漢書華佗左慈等三十五人的《方術列傳》中則包括了天文、醫學、神仙、占卜、相術、命相、遁甲、堪輿等等更多的方術。
其實,在我國古代除了六書:禮、樂、書、數、射、御而外,其它的一切都叫做百工技藝,它們也都可以叫做方術
方士們的“方”是五花八門、無奇不有的,除了前面所說的求仙藥和淫祀而外,《史記》、《漢書》中也有不少其它的記載:
  1. 人主微行方 《史記·秦始皇本紀》盧生建議始皇,居處要不令人知,這樣才能得到長生之藥。他說:“方中、人主微行,以避惡鬼,惡鬼避真人。至人主所居,而人臣知之,則害子神。”
  2. 祠灶谷道(道即方) 《漢書》、《史記·孝武本紀》:李少君對漢武帝說“祀灶、則可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為黃金。黃金成,以為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仙者乃可見之。”
  3. 卻老方 這是李少君騙人的主要方術之一,他曾挾此方偏游於豪貴之門。《史記·孝武本紀》說:“少君者,故深澤。候人主方,匿其年及所生長;嘗自謂年七十,能使物不郤老。其游,以方遍諸侯。”
  4. 斗旗方 這是漢武帝給與欒大的考驗。《史記·孝武本紀》說:“於是上使先驗小方,斗旗,旗自相觸擊。”欒大以此便取得了武帝的信任。
  5. 黃帝谷仙術 這是王莽時方士蘇樂的方術之一。《漢書·郊祀志》:“種五梁禾於殿中,各順色置其方面,先鬻鶴髓、璃、瑁、犀、玉二十餘物漬種,計粟斛成一金。言此黃帝谷仙之術也”。
  6. 重道延命方 這是《漢書·劉向傳》所記載的鄒衍傳方。
以上都是《史記》、《漢書》中曾經著錄過的著名方術。其中還有一個頗饒趣味的有關“方”的故事,就是秦漢以來相傳修道之人忌食馬肝。漢武帝於殺死文成之後,又讓欒大替他效忠修方;為了掩飾文成的死,他向欒大說:“文成食馬肝死爾;子誠能修其方,吾何愛乎。”封建帝王和方士之間,互相以“方”愚弄,令人可發一噱。後人有詩云:“死為文成食馬肝”,就是譏諷漢武帝這一件事的詩。
此外許慎《說文》中說:“青蚨還錢”。鄭玄《周禮注》中也說:“陽燧取火、鑒鏡取水、莽草熏魚、牡蠣燒灰去蠣殼”,皆為漢人著述中所曾提到的方。
關於以上的方,谷永在上漢成帝書中說:“及此言有仙人服食不終之藥遙興輕舉,登遐倒景,覽觀玄圃,浮游蓬萊,耕耘五德,朝種暮獲,與山石無極,黃冶變化,堅冰淖溺,化色五倉之術者,皆奸人惑眾,挾左道,懷詐偽,以欺罔世主。”將當時所謂的方,簡略地做了一個介紹與評價,從這裡,我們可以認識到,所謂方是些怎樣的內容了。

著述介紹

關於方的集大成著述,我們知道的有《淮南枕中鴻寶秘書》。《漢書·宣帝本紀》說:“大夫劉更生(向)獻淮南枕中鴻寶秘苑之術。”《劉向傳》中則說得更詳細,它說:“上復興神仙方術之事,而淮南有《枕中鴻寶苑秘書》,書言神仙、使鬼物、為金之術及鄒衍重道延命方,世人莫見;而更生父德,武帝時治淮南獄,得其書。更生幼而讀誦,以為奇,獻之。”據葛洪《神仙傳》說,《枕中鴻寶苑秘書》就是淮南王專言黃白之術中篇八章的第三章。《隋書·經笈志》中有《淮南萬畢經》及《淮南變化術》各一卷,《唐書·藝文志》中有《淮南萬畢術》一卷。相傳即為其書,這些書今並不傳。清人孫馮翼、茅泮林曾就古書中的引文鉤輯了一個輯本,名《淮南萬畢術》(見《叢書集成》初篇)。此外,葉德輝也有輯本(見《觀古堂》二集)。這些雖非全豹,但頗可看出當時所謂方的一鱗半爪。其中有談服食以致不老的方,“曾青為藥,令人不老”,涉水不沉的方,“取蜘蛛與山狗及豬脂置瓮中,密以新縑,仍懸室後;百日視之,蜘蛛肥,殺之以塗足,涉水不沒矣”。又一法“取蜘蛛二七枚,內瓮中,合肪百日以塗足,得行水上。故曰:“蜘蛛塗足,不用橋樑”。有避鬼疫方,”歲暮臘,埋園石於宅隅,雜以桃弧七枚,則無鬼疫”。類似這一類的方很多,其中有的是古代醫方,如“守官塗臍,婦人無子”,又“青泥殺鼇,得莧復生”,都是曾見於古代醫書中的陳方。也有些是頗合於近代物理的,如“首澤浮針”,注曰:“取頭中垢以塗塞其孔,置水即浮”。又“銅瓮雷鳴”,注曰:“取沸湯置瓮中,堅塞之;內於井中,則作雷鳴,聞數十里”。這都是物理的當然現象,本來不足為奇的事;不過古人缺乏科學知識,對此不能理解,於是即視為神奇了。但其中絕大多數則是荒誕不經的。

沒落

秦漢方士的沒落,主要是由於西漢文人的反對與打擊。正當西漢方士挾持方術,遨遊諸侯之門,風頭正健的時候;前面已經談過,張敞向成帝上書,規勸他不要接近方士,這是給予方士們的當頭棒喝。繼之而起是谷永,他更大聲疾聲,批判了方術的虛偽性。此外如黃憲王充、揚碓等人也都是反對方士與方術的。當時的封建帝王們久受方士的欺騙,鑄方又多不驗,兼以處於多方面輿論的壓力下,日久天長,他們對於方士的信任,自然就會淡泊下去,方士們的登龍之術,也就無從施其伎倆了。
與此同時,和方仙道同源異流的黃老之學一時大興。據司馬談說,黃老之學系出於河上丈人。後來由於竇太后和景帝的提倡,進而興盛。西漢的顯宦和學者們,如曹參陳平田叔黃生鄧章、鄭當、司馬談嚴君平等即都是治黃老之學的人。當時文人多喜愛黃老而厭惡方仙,黃憲《四難》即痛斥方士,說他們不是老莊流裔,不配和浮屠老子相提並論。王充是崇尚自然的老莊信徒,他在《論衡·道虛篇》中也痛斥方士和方術。揚碓著《太玄賦》深贊老子“直道不行,其次之曲”的道理,說“執太玄兮,不拘彎兮。”但也反對方士,說他們是“甘飴含毒,難數藏兮。”由於這些人們的攻擊,方士乃不得不予以匿跡,方仙道也就從此不為人所稱道了。
繼方仙而出現的就是黃老道。《後漢書·襄楷傳》說,桓帝事黃老道,還在宮中立黃老、浮屠祠。《皇甫嵩傳》說:“初巨鹿張角自稱大賢良師,奉事黃老道、養畜弟子,跪拜首過。”他所奉持的經典則是《太平青領書》。”十餘年間,徒眾數十萬”

方士分類

綜述

其實,方士跟普通人一樣,也可以類相分,也有貧富貴賤之別的。
“方士階層”的身分構成是極其複雜的,從“就業”情形來看,有“專職”和“兼職”之分;從格調情趣來說,有“高雅”、“卑俗”之別;從活動性質來講,有的是致力於命理研究的“學究派”,有的則是賣技斂財的“江湖派”。他們的身分地位和家庭出身也是千差萬別的,有的出身高貴之門,有的來自下里巴人。如果把西漢以來的方士進行分類,則可大致分為“學究”、“隱士”、“僧道”、“食客”、“生意人”、“江湖術士”等不同類型。

學究型

“學究”型的方士往往都出身於知識階層,他們最擅長研究命理,探討方法,著書立說,算命術的產生、變革和流傳,都離不開他們的創作和整理。他們研究命理或為人推命,往往都是“兼職”的,就其身分本質而言,大多屬於封建社會的“士”階層,即封建知識分子。像奠定命學理論基礎的王充,是東漢末年的大思想家;促使算命術更加完善的李虛中,則是唐代進士出身;明代的萬民英,近代的袁樹珊,無不才思敏捷,文采橫溢。事實上沒有封建“士”人的參與和創作,也就不可能有今天我們所能見到的術數。這是因為,一方面,術數本身一開始就與陰陽五行、八卦易數、儒學道統、佛家意識等融匯貫通,因此中國方術自始至終都帶有極強的理性特點;另一方面,術數的內部機制也越來越趨向嚴謹而不失辯證,複雜而又有條理,這就必須要有深厚的天文曆象知識和清晰的邏輯思辨能力;再一方面,若要為人推測吉凶禍福和壽夭貴賤,還需要懂得社會的政治經濟和人情世故。術數自身的博大深奧,就決定了發明創造和具體推算的“術士”們必須具有高深的哲學理論、嚴謹的思辨素養、豐富的社會閱歷、極大的社會活動能力和巧舌如簧的口頭及文字表達能力。於是具備這些客觀要求的封建“士”階層便自覺與不自覺地參與或擔當了算命術數的發明、改造及其不斷的整合了,以至術數中無處不流露出他們的思想意識、價值觀念和倫理道德來。

隱士型

“隱士”型方士則又是一番特點,他們大都是些“異人”、“高人”,既具豐富而又極有理性的思想,卻又往往避開人世,尤其遠棄兇險黑暗的官場。好像傳統的社會結構本身就有製造“隱士”的功能似的,幾乎歷朝都有他們存在。沒有思想便不稱其為“隱士”,“隱士”往往都是滿腹經綸而沒有人生際遇,積極進取而看破仕途險惡的人。因此他們大多具有性格孤傲,清白自尊,與人寡合,重義輕財的特點,他們精通術數,但絕無商賈見錢眼開的銅臭心理;他們為人看命,絕不耍那套附會迎合的騙人把戲。漢代的司馬季主雖然於市中設肆賣卜,但正如賈誼所說:“吾聞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卜醫之中。”賈誼說尊官厚祿才是賢人所居,而司馬季主則慷慨陳辭:“今公所謂賢者,皆可為羞矣。卑疵而前,纖趨而言;相引以勢,相導以利;比周賓正,以求尊譽,以受公奉;事私利,枉主法,獵農民;以官為威,以法為機,求利逆暴,譬無異於開操白刃劫人者也。”其對官僚的奸詐趨利,自私害人的“高賢”嘴臉,可謂鞭撻得痛快淋漓。

僧道型

“僧道”類的方士,其身分則是和尚、道士,他們當中有的深諳術數,精通命理,但也有相當一部分不過是“半瓶”水平,其主要目的只是為施主起課、抽籤,略表菩薩心腸而已。精通命學的“僧道”大師,唐代有僧一行,著名的《大衍曆》說是他發明的,上自天文地理,下至人事俗情,可以說沒有他不曉得的。宋代則有僧贊寧、僧化成、僧道洪等。北宋中期的許多重要人物,僧化成都為他們看過三命。如《東軒筆錄》記載,熙寧八年呂惠卿為參知政事時,權傾天下,但僧化成則算定“其黜免可立而待也”。蔡元長兄弟二人赴省試時,也曾上門求化成推命,“時問命者盈門,彌日方得前”。《退齋筆錄》也說,元豐中王安石乞罷機政,神宗拖了兩個月尚未批准,於是他又去找化成。化成說:“三十年前與相公看命,今仕致宰相,更復何問?”
直到現在,有頭有臉的大人物到寺院去乞求法師道長算命的例子,也是不勝枚舉的。如蔣介石北伐南昌戰役時,即曾在牛行車站附近的一小廟求過簽,而他後來回老家雪竇寺求朗清大師看八字,更為他決定重新出山起到了重要的心理作用。至於平民百姓到寺廟道觀之中求籤燒香,起課算命,那就更是司空見慣了。在這些善男信女的心目中,“僧道”大師是遠離塵世的,既沒有士大夫官場上的爾虞我詐,也沒有商賈之輩唯利是圖的銅臭,由他們批命是最客觀最實際的,恐怕這也正是算命術士自產生之日起就日益與佛、道僧侶融會同流的主要心理因素吧!

食客型

“食客”型的方士,也是中國的一大特色。“食客”之風起於春秋戰國之際,“客”者依附於主人,主人則負責“養客”,養客多者達三千餘人。“食客”型的算命術士同樣也是依附於某個主人,通常都是投靠到王公貴族之家,或是週遊於士大夫官僚之間,為他們預卜前程,趨吉避凶,或者充當“謀士”、“軍師”。自隋唐以來,很多官僚士大夫家中常常有這樣的術士,他們不僅是其家中貴客,還可代主人“陪客”,主人家宴聚會親友時也往往“預坐”其中。如《獨異志》記唐代貞元中李師古家中即有這么一位術士,一次李師古設宴招待皇甫弼、賈直言十位從事,讓他也就座,並請他給每一位來客看命。他看後說:“十日之內,俱有重禍。”果然幾位在一次宴飲中,亭子摧塌,一人當場死,其餘傷。又據《續湘山野錄》,宋代蘇易簡家中也有這種“食客”,他不僅為主人推算,還為來往客人起課。明代此風就更盛了,皇帝身邊也每每有術士跟隨,制訂政策,行軍打仗,任用大臣,凡事都要向他們詢問,相命術士成了封建統治者的特殊謀臣。皇帝如此,大臣也跟著效法,明英宗時重臣石亨的身邊就始終跟隨了一位叫仝寅的算命術士。此類事例《明史·方伎傳》中都有記載,筆記小說等野史當中自不必說了。直到今天我們還可以在某些人家中看到這種“食客”術士,所不同的是,的相命活動往往跟“預測學”、“氣功”等聯繫在一起了。

生意型

“生意”型方士,主要是指那些掛牌經營、開肆設鋪的“日者”、“卜士”。西漢的司馬季主就是在市場中開了門面掛牌賣卜的,此後各城市之中到處都有“卜肆”可見。他們或者書其門曰:“吳中名術,金鼓傳家”(《蘇州府志》),或者門上貼著“妙算先天易數,每命封金三錢”(《金瓶梅》)。宋代開封府相國寺前就有這種“卜肆”,當時還稱之為“相監”,而岳柯《史》記中都有一位算命先生還標其門曰“看命司”的。有的“卜肆”是一種店鋪、欄棚式的門面,有的則是比較固定的攤位、鋪席。他們的目的很明確,就是賣技做生意,靠給人占卜算命掙錢生活。此類相命術士基本上仍能按命理術數的格式和要求為人看命,有的人看得較準,因而名氣也很大,以至求其測算者接踵而至。然而設肆賣卜畢竟是為了營利,有些話如果按命理術數的本意說出來,那是勢必遭耳光並把客人嚇跑的。因此算命術一旦被作為營利的手段,就必然會出現曲迎附會從而偏離了命理本意的傾向,甚至為其走向“江湖”推出了第一步。

江湖型

“江湖”派的方士則就完全不同了。他們的特點是到處遊蕩,正如《七修類稿》所說:“江湖游士,多以星命相卜,挾中朝而奔走閫台郡縣以餬口。”他們為人相命僅僅是為了賺錢,命學理論和算命方法不過是在形式上為他們所用而已,較好的“江湖術士”至多也只是使用一下算命術中的“訣”,如袁樹珊在《命理探原》跋文所說:“星命之學……積學之士不得其訣,遂厭其文:游食者流不講其文,專秘其訣。”但更多的“江湖術士”則完全是在相命術的幌子下巧言騙財,正如早在西漢時期賈誼所說:“世皆言曰:夫卜者多言夸嚴以得人情,虛高人祿命以說(悅)人志,擅言禍災以傷人心,矯言鬼神以盡人財,厚求拜謝以私於己。”(《史記·日者列傳》)因此他們為人算命雖然也口中念念有詞,但那只不過是用算命術專有名詞來嚇唬人罷了,其方法的實質已經與算命術大相逕庭了。如“江湖術士”常用的“父在母先亡”一句,至少可以有四種解釋,一是母親健在父親已死,二是父親健在母親先死,三是父母都健在有可能父親先死或母親先死,四是父母都已過世而父親或母親先死了。像這樣模稜兩可,故弄玄虛,可讓人任意揣摸想像的推命用詞,正是“江湖術士”巧口曲迎的絕技。

星家十要

簡介

方士的身份類型雖然不同,但是他們為推斷吉凶預卜未來這一點卻是一致的,因此命理學家經過長期的經驗總結之後,凡從事方術,要求從學問、道德、方法等各個方面有整體素質,袁樹珊《命理探原》即有所謂“星家十要”,對我們了解術士們的心理面貌很有參考價值。現將“星家十要”依次簡介如下:

學問

要想成為方士的人,首先必須得學術精湛,“學術不精則信者寡,信者寡則非分之營求愈熾,而安命者愈希。”怎樣才能學問精湛呢?關鍵是要多讀書,深究其理,“不僅宜多讀星命書,凡經、史、子、集有關於星命學者,亦宜選讀。”只有廣涉博覽,才能既增學問,又益身心,“用之行道,則吉凶瞭然,批談不俗;用之律己,則行藏合理,人格自高。”所以袁樹珊特別重視學問,他說:“有心斯道者首當知此。”

常變

方士不能刻板教條地死守命理,而應靈活辯證地看問題。祿命之說不一定都驗,一般能應驗十之七八,而不驗的原因,或是因為山川風土小異,或是由於門第世德懸殊,還有一行之善惡,一時之殃祥等,都可能改變造化和影響命運,因此星命術士若想事功圓滿,萬無一差,就必須注意這些“常變”因素,“參以人情物理,詢其山川風土,門第世德,以及生時之風雨晦明,而尤須鑑別其心術之善惡,處世之殃祥,然後定其富貴貧賤,壽夭窮通,乃可合法。”

言語

方士應該善於用語言表達,或者具備雄辯之才,但不可信口開河,誇誇其談,應該忠實。雅馴、從容,切忌阿諛、卑陋、躁急,要抓住重點而又不漏細微,既表達明白而又不失繁瑣。

敦品

即心術要正,品行要賢,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人的敦品關鍵是看他的視聽言動,衣服陳設則是次要的,如能做到這些,必然信用遠孚,聲名振大。

廉潔

方士要以廉潔自勵,以貪污為戒。所謂廉潔,並不是不要錢財,盡到了自己的所長,忠言相告,勸善避凶,自己就應該獲得報酬,這叫做“順取”,凡是應該得到的順取,無論數額大小,都是廉潔的;反之,沒有盡到自己的責任,或者是偽言欺人,如此得到報酬就屬於“逆取”,凡是逆取,無論多少,都屬於貪污。所以命士應該“見利思義”、“臨財毋苟得”。

勤勉

方士要因事利導,不計個人恩怨,以國家民眾利益為重。為政客推命,要勸勉他們忠君愛民,顯祖流芳;為司法官測算,當勉以虛心聽訟,切勿意氣用事;為武職人員論命,應勸其身先士卒,捍衛國家;為有孩子的父親推算,可勸其教養兼施。此外,還要勸富貴者學寬,勸聰明者學厚,勸農者力田,勸工者精藝,勸商者誠信。這些都是星家應盡的天職,不可不知。

警勵

要鼓勵世人懂得生活。即生活為萬事之根本,人無生活則不能仰事父母,撫養妻子,甚至連生命也不保。所以遇到窮困潦倒失業之人,一定要鼓勵他們棄大就小,自營生活,讓他們知道先哲格言:“求人不如求己”,“能屈始可能伸”。

治生

方士要先明白管子說的“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以及孟子說的“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的道理,勸人得意時不可揮霍,要多置恆產,勸紈絝子弟保守舊業,以免破敗。這些都是方士必要的議論。

濟貧

方士要懂得言論關係的重要,為貧困難堪之人看命,雖然其一生真無好運,也不可直言說明,這樣說斷絕了他的希望。應該婉言勸他:“大富由命,小康由勤,君能勤勉職業,節省消費,他日又得某運以補助之,不難發達。”這樣做並不是虛偽阿諛,只有這樣才能保全其性命。對這種人也不可索要錢財謝金,星家不能直接出金錢,出點智識濟貧也是應該的。

節義

方士為人推斷家庭、婚嫁之事,應勸人“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以及先哲所戒“富不易妻”等等,務使琴瑟調和,成人之美。對於納妾生子、孀婦改嫁,也要根據其生活情況和子息情況具體論斷。總之維持風化,也是星家應盡的天職。

總結

以上十點,都是對方士素質提出的具體要求,可以說它包含了如何做人,如何做一個合格的方士的各個方面。其用心之忠厚,用意之善良,普通凡人亦會為之感動。然而這畢竟只是對術士所寄予的期望而已,真正能夠做到這些的恐怕並不容易,惟其有了自勉的座右銘這一點,故當充分肯定。至於其中的某些觀點,如要求政客“忠君”,勸導有子的寡婦“茹苦含辛,撫孤守節”之類,其封建意識之濃似已不必置詞。
算命術士雖然有“星家十要”的標準約束,但因他們身份地位各不相同,從而呈現出千差萬別的生活遭遇。有些“隱士”型的方士大師,在他們生活的道路上並不缺乏飛黃騰達的人生際遇,然而他們卻對權力和金錢看得很淡,始終過著一種超然物外的逍遙生活。如前面介紹過的元朝方士俞竹心,就是這樣一位耿介灑脫的命學先生。他“酒嗜落魄,與人寡合,順其意者即與推算,醉筆如飛,略不構思,頃刻千餘言,道已往之事極驗,時皆以為異人”。又據《金華府志》記載,元末明初也有這樣一位方士,名叫劉日新,朱元璋未當皇帝時曾經召他來推命,他算出朱元璋的命當“極富極貴”,身邊幾位將校也是公、侯之命。朱元璋大喜,後來登基當了皇帝,特召劉日新來,問他是否想當官,他說不想,又問他要多少錢財,他也說不要。朱元璋見他富、貴全不要,便問他要什麼,劉日新說,我只想得到一個可以遍游天下的信符。朱元璋即以手中的扇子為憑據,題詩一首曰:“江南一老叟,腹內羅星斗;許朕作君王,果應神仙口。賜官官不要,賜金金不受;持此一把扇,橫行天下走。”署了名,識上御寶,劉日新持此遍游天下,心滿意足了。
有“退隱”的方士,也有“進取”的星家。據《邵氏聞見錄》記載,北宋時有一位方士叫种放,隱居終南山豹林谷,他去見術士大師陳摶時說:“某以道義來,官祿非所問也。”似乎並不在意入仕升官。然而由於他星命之學頗有名氣,真宗召見他,他還是去了,而且當上了諫議大夫、工部侍郎等官職。像這種扭扭捏捏的“隱逸”術士,多少還掩蓋一下內心深處追求入仕“進取”心理,而那些遊說於皇帝和士大夫之間的“食客”、“謀士”類型的命學術士們,則就明顯“凡心未淨”,意欲巧取了。就好像有些士人嘴裡哼著“式微式微,胡不歸”的小調,擺出一副棄官歸隱,不屑仕途的架勢,眼睛卻始終盯著烏紗帽,終日盤算著如何走“終南捷徑”一樣。所不同的是,士人突出在以“文”求進取,方士則以“術”謀發達,可謂目標一致,殊途同歸。“文”顯了,自然有人賞識提擢,“術”精了,也同樣有人抬舉推崇。相比之下,方士還有其便利之處,因為以術士身份週遊於權貴之間,顯然比其他身份更容易一些,更何況命學之士還可以仰仗主顧的發跡而發跡,即他們一旦瞄準一些有暴發可能的“潛龍臥虎”之人,就可以故弄玄虛地斷言他們“貴不可言”,“珍重珍重”,或者約下“他日富貴,切勿相忘”的許諾,以便真的有朝一日去“攀龍附鳳”、“沾光沾福”。
翻開史書,通過相命途徑走上仕宦道路的委實不可勝數。上面所說的術士韋叟,宋武帝劉裕經他相命後即許下“若中,當為司馬”的諾言,劉裕當上皇帝後,韋叟果真找上門來說:“成王不負桐葉之信,公亦應不忘司馬之言,今不敢希鎮軍司馬,願得領軍佐足矣。”所謂“君無戲言”,宋武帝哪裡好賴賬,只好如約封了他的官。北齊時的魏寧,也是“以善推祿命征為館客”的。此類例證,不一而足。
“生意”型的方士,躋進仕途的機會就沒有那么多了,但是他們一生中卻追求著一個“富”字,而且有一部分方士也真的“富比封君”了。例如王安石《汴說》記載:“予嘗汴之術士,善挾奇而以動人者,大抵宮廬服輿食飲之華,封君不如民。”又如當時有位術士名叫費孝先,《毗陵集》說他“名聞天下,王公大人不遠千里,皆以金錢求其封影,孝先因以致富”。開封府相國寺,起課算命最是集中之處,有位方士公開張榜,“一封萬錢”(《耆舊續聞》卷七)。還有一四川方士也在這裡課命,“一命必得千,隔夕留金,翼朝議命。”(《貴耳集》卷中)歷朝歷代,靠起課算命發家,以至巨富的,都不乏其人。
一般的方士在服飾衣著方面也都別具一番講究,好像一眼就能認出來他們是乾“術數”這一行的。史稱他們大都“皆具衣冠”,服飾素雅,陳設精緻,接人待物,文質彬彬,不亢不卑。尤其是小說中往往都有術士形象的描述。如《金瓶梅》第二十九回描寫術士吳神仙時說:“那吳神仙頭戴青布道巾,身穿布袍草屐,腰系黃絲雙穗絛,手執龜殼扇子,自外飄然進來。”雖然“星家十要”強調“當以視聽言動為本,衣服陳設為末”,但是畢竟乾一行就得像一行,特別是算命起課,術士的氣質、形象可能會對主顧直接產生心理影響,所以一般的星命術士對自己的“行頭”也就不得不講究一番了。
還有一些方士或是因為際遇不佳,或是由於術數不精,終生窮困潦倒,甚至因言語不慎而未得善終。如宋朝有位命士,一次來了兩位先生求其推八字,他說一位先生可官到極品,另一位先生命當觸刑棄市。後者一聽大怒,一刀就把命士給殺了,而他自己確也因此被判死刑,所以人們常說命士精於他人而暗於自己。北宋還有一位最終貧困的命士。據《東齋記事》卷三記載,這位命士在開封府相國寺前設“卜肆”起課,有一天,四位青年舉子先後求他算命,他算後驚叫:“一日之內,而有四人宰相!”這四人後來真的都成了宰相,可當時他們卻認為這位命士,是阿諛奉承,“相顧大笑而退”,命士遭到奚落,從此“聲望日消”,不再有人向他問命。等到四位宰相想起這位命士,甚至想為他立傳的時候,為時已晚,命士早已“窮餓以死
同是方士,有的富比君王,有的窮困餓死,但是術士自身的命運,亦足以令人嘆息了。

巫醫

發展歷程

黃帝開創了醫學時代。他重視發明創造,聚集了許多名醫,如僦貸季善方脈,岐伯嘗草藥治百病,俞拊精通外科,馬師皇長於獸醫,此外還有雷公、桐君、鬼臾區都懂得醫道。我國現存最早的、系統的醫學理論專著《黃帝內經》就是託名於黃帝,以黃帝與岐伯、雷公討論的方式撰寫。
進入階級社會後,巫的職守仍然主要從事醫術,巫道遍及於民間。《左傳·成公十年》記載有個叫桑田的巫預言晉景公很快會病死,醫緩前往會診,也認為景公病入膏肓不可治。桑田與醫緩的診斷是一致的。
我國在周代已經開始擺脫巫醫時代。醫術漸漸從巫術中分離出來。《周禮》把巫祝列於《春官·大宗伯》,把醫師列於《天官·冢宰》,這條記載,表明了醫、巫分流,醫術進入了日益科學的時代。
春秋戰國時期,巫、醫出現對立。扁鵲提出病有六不治,凡信巫不信醫的不治。巫、醫分開後,從事醫術的稱為方士。當然,方士還包括其他職業。史書中多有“方士”一詞。如《素問·至真要大論》:“余賜以方士,而方士用之尚未能十全。”《史記·秦始皇本紀》:“悉召文學方術士甚眾,欲以興太平,方士欲練以求奇藥。”大多數方士是精通醫道之人。漢代,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仍然稱著名醫家為方士:“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太古有岐伯、俞拊,中世有扁鵲、秦和……漢興有倉公。”

相關文獻

方術文獻中最多的是醫籍,上古的醫術是從巫術中分化出來的,從事醫術的多是方士,所以,把醫術列入方術是不足為怪的。
黃帝內經》是我國中醫的奠基性的專著,至今還是權威性的典籍,《漢書·藝文志》把它載錄到《方技略》。
《漢書·藝文志》中的方技類有醫經七家,二百一十六卷;經方十一家,二百七十四卷。班固說:“醫經者,原人血脈經絡骨髓陰陽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古湯火所施,調百藥齊和之所宜。”
經方有《湯液經法》、《神農黃帝食禁》等,班固說:“經方者,本草古之寒溫,量疾病之淺深,假藥味之滋,因氣感之宜,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齊,以通閉解結,反之平平。”
古代的方術家與醫家沒有絕然分開,扁鵲、華佗、葛宏、孫思邈等人既是著名醫家,也是方士。孫思邈撰寫了《千金方》三十卷,又撰《福祿論》三卷、《攝生真錄》和《枕中書》各一卷。
宋代有不少醫學書籍是民間方士撰寫。《宋史·方技傳》記載劉翰詣闕進獻《經用方書》三十卷,周世宗任命他為翰林醫官。入宋後,又參與修訂醫籍。寵安時精研《靈樞》、《太素》、《甲己》諸秘書,作《本草補遺》。
方術文獻以五行學說為理論,醫籍中的五行原理缺乏嚴密的科學性。《宋史·方技傳》記載名醫錢乙“始以《顱方》著名,至京師視長公主女疾,授翰林醫學。皇子病,乙進黃土湯而愈。神宗召問黃土所愈疾狀,對曰:‘以土勝水,水得其平,則風自止。’”這種“以土治水”的解釋,對於現代人看來是很荒唐的。
直到清代,還有不少醫家偏好巫卜。《清史稿·藝術傳》記載江蘇人王維德著《外科全生集》,又著《永寧通書》、《卜筮正宗》。
方術文獻中以醫學書籍的實用價值最大。清人從《永樂大典》中輯出20多種醫書。如元人鄒鉉的《壽親養老新書》就是一部有利於民眾健康的書籍,它載錄了食治之方、醫藥之法、攝養之道,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85年出版了點校注釋本。書目有補養藥法、種植、保養、服藥、貯藥、集方、食治方等。書中講究食療,介紹了蘿蔔,百合等物品的藥效,簡單易行。這些方法,實際上是勞動人民養生經驗的總結,有待於我們認真總結和推廣。

社會地位

兩漢以來,人們對方士就有一種歧視心理,因為在世人眼裡,比起升官發財之類的“正當職業”,他們就免不了有“不務正業”之嫌。漢初宋忠賈誼即站在官僚士大夫的立場上說方士這一行是“居卑”、“行污”,“尊官厚,世之所高也”,“夫卜者,世俗之所賤簡也。”(《史記·日者列傳》)但同時人們對方士又有一種好奇的崇敬心理,總是用一種神秘的眼光來看待他們,好像貧富貴賤、禍福吉凶就操縱在他們手裡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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