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言小說

文言小說

文言小說,即古代以文言為載體記錄的故事,包括異聞、雜說、民間故事。內容虛構,創作手法以或誇張、或荒誕、或離奇、或風趣為特色;形式大都是殘叢小語、尺寸短書。

基本介紹

  • 作品名稱:文言小說
  • 創作年代:古代
  • 文學體裁文言文
  • 作者:知識分子或官吏
簡介,類型,發展史,

簡介

文言小說指的是古代以文言記錄的雜事、異聞和故事
第一個著錄了小說書目的《漢書·藝文志》說:“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途說著之所造也。”
這個說法代表了從漢至唐對文言小說的理解,不同於現代的小說概念。文言小說,作者都是知識分子或官吏;內容是不現與經典的傳聞,雜說或民間故事;創作手法有誇張、比喻,即虛構,形式大都是殘叢小語,尺寸短書,即短篇:語言是語言文字,即文言文。文言小說從漢至清,不斷發展,產生了《搜神記》、《世說新語》、《唐代傳奇》、《剪燈新話》、《聊齋志異》等代表作品。

類型

我國的文言文小說數量眾多,內容龐雜,大致可分為三類:
世說新語世說新語
一是記鬼神怪異之事的志怪小說。其中不少作品,雖然採取了神鬼怪異的虛構形式,卻表現了積極進步的現實內容。如《列異傳·宋定伯捉鬼》,講述了宋定伯夜行遇鬼,但他並不害怕,最後迫使鬼化為羊,賣錢千五百,表現了超人的勇氣和智謀。《搜神記·韓憑夫婦》和《董永》,前者描寫韓憑夫婦反抗宋康王迫害,雙雙殉情而死後變成雄雌鴛鴦,相聚不散,後者講述了人與仙女的愛情,均表達了古代人們追求幸福生活的強烈願望。
二是搜奇記逸的傳奇小說。《唐傳奇》是這類小說的代表作,標誌著文言文小說發展的一個新時期。其中《柳毅傳書》通過書生劉毅洞庭湖君之女——龍女傳書的神話題材,讚揚了劉毅正直無私、扶危濟困的高貴品質。《霍小玉傳》則正面反映了唐代現實生活。進士李益和名妓霍小玉相愛,兩年後,李益毀約另娶高門女,小玉悲痛而絕。這個愛情悲劇深刻地反映了下層婦女的悲慘命運,控訴了唐代門閥世族制度的罪惡。另如《任氏傳》、《李娃傳》等都是寫的成功的作品。清代《聊齋志異》的出現,光芒四射,代表了文言小說的最高峰。
三是或記人物言行,或記所聞軼事的雜錄小說。南朝劉宋時的《世說新語》,就是專記魏晉文人、名士的言行和風度的。特別是有關統治階級的兇殺篡奪、貪婪奢侈的記載,像王武子用人乳餵豬,石崇用蠟當柴燒等事實,較有認識價值。
文言小說中,有的通過言講巫鬼妖怪、神仙道術或佛教靈異,宣揚了迷信思想;有的追求煙花粉黛、搜奇獵異的記述,或“錟虛無勝於言時事”,離開了現實生活,成為無聊消遣之作。這些都對後世讀者有消極影響。
文言小說在流傳過程,散佚嚴重。《太平廣記》保存了唐以前的古小說;明刻有關叢書,存有大量文言小說輯本,是我們研究和整理文言小說的基礎。

發展史

柳毅傳書就文言短篇小說發展的這一條線,至宋,文言短篇小說大體分為三種類型:一是傳奇體,這是唐人小說的餘緒;二是筆記體短篇小立,它是童年期志人小說的演化;三是志怪體,這是童年期志怪小說的延續。宋人傳奇小說的成就遠不如唐人。“唐人大抵寫時事;而宋人則多講古事,唐人小說少教訓;而宋則多教訓”。“大概唐時講話自由些,雖寫時事,不至於得禍;而宋時則忌諱多,所以文人便設法加避,去講古事。加之宋時理學盛極一時,因為小說也多理性化了。”總之,宋代傳奇多與歷史題材,總體成就不高,但也不乏散金碎玉之作,如奏醇的《譚意歌偉》、無名氏的《李師師外傳》等。宋人筆記特多,為以前所不曾有過之現象。其中不少為說或近似小說。北宋初期,多記唐五代事,如孫光寬的北夢瑣言;北宋中期以後,多記本朝事,如司馬光的《涑水紀聞》;而南宋人則多記北宋舊年,如周輝的《清波雜誌》等。宋代的志怪小說,“平實而乏文采”,其成就還不如記歷史瑣聞的筆記,但也有幾部頗有影響的作品,如洪邁的《夷堅志》、吳淑的《江淮異聞錄》等。宋人的文言短篇小說的成就雖不甚高,然數量與種類繁多,在小說史上應占有一席之地。而宋人對文言小說的最大貢獻,在於編輯了一部卷帙浩繁的《太平廣記》,北宋初年以前的許多文言短篇小說,多賴以保存下來。
聊齋志異聊齋志異
金元時期的文言短篇小說,無論數量或質量都未超過宋代水平。但發展線索未斷,且有一些較有影響的集子,如元好問的《續夷堅志》、劉祁的《歸潛志》、淘宗儀的《南村輟耕錄》等。
明代的文言短篇小說雖不能與同時代的白話長、短篇比肩,但在文言小說發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著名的傳奇、志怪、清言小說集有:瞿佑的《剪燈新話》、李禎的《剪燈余話》、邵景詹的《覓燈因話》、張潮編輯的《虞初新志》、何良俊的《何代語林》等。這些集子中有許多文情並茂的作品。另外,有些散文大家如宋濂、劉基馬中錫的文休中,亦間有若干小說名篇。
柳毅傳書柳毅傳書
聊齋志異以宋初至明末的六百多年間,文言短篇小說大多晉唐,然又無一能逾越於唐。至清代而大變,文言短篇小說高度繁榮,產生了具有世界意義和影響的《聊齋志異》,把文言短篇小說的發展推向了最高峰。“用傳奇法而以志怪”(魯迅),概括了《聊齋志異》寫作與內容兩方面的基本特徵。《聊齋》的“志怪”與六朝的“志怪”的根本區別在於:蒲松齡的“志怪”而不信“怪”,六朝人則“志怪”而信“怪”;六朝人“志怪”是有竟無意地宣揚“怪”,而蒲松齡的“志怪”乃是有意寓托於“怪”。《聊齋志異》有云:“集腋成裘,妄續幽冥之錄;浮白載筆,僅成孤憤之書;寄託如此,亦足悲矣!”《聊齋》一出,作出蔚起,雖無一能與之頡頏,但亦各有自己的成就。甚影響較顯者有:王士禎《池北偶談》、袁枚《子不語》(即《新齊諧》)、沈起鳳《諧鋒》、滿人和邦額《夜譚隨錄》、曾衍東《小豆棚》等。之後,時治至光緒年間有王韜的《遁窟讕言》、《松隱漫錄》、《淞濱瑣話》和宣鼎的《夜雨秋錄》等。魯迅評後幾種集子云:“其筆致又純為《聊齋》者流一時傳布頗廣遠,然所記載則已狐漸稀,百煙花粉黛之事盛矣。”另有程趾祥《此中人語》和賈名的《女聊齋》等。可見《聊齋》的影響及信作之盛況。《聊齋》風行百餘年後,紀昀的《閱微草堂筆記》相繼問世。紀的對《聊齋》頗有微詞,謂其為“才子之筆,非著書者之筆”。“訾(zhǐ底毀)其有唐人傳奇之詳,又雜以六朝志怪者之短”。(魯迅語)魯迅贊評《閱微》,謂其“雋思妙事,時足解蕢;間雜考辨,亦有灼見。敘述雍容淡雅,天越盎然,故後無人能奪其席。”但《閱微》側重記事以明理,故事情節不夠豐富,人物形象不夠豐富,且議論過多,因而缺乏《聊齋》那樣濃厚的小說意味,其學述價值高於文學價值。《閱微》之後,信者亦夥。清人筆記盛況空間,在文言短篇小說中,筆記小說所占比重最大。但筆記中普非全為小說,只是筆記中有不少符合小說要求的作品。它有待我們去鑑別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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