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各民族語言的總稱。語言是人類最重要的交際工具，既是人區別於其他動物的本質特徵之一，又是民族識別的基本要素之一。中國歷史悠久，人口眾多，地域遼闊，民族語言十分豐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國共產黨和國家實行民族平等、民族團結、民族區域自治的政策，大力進行少數民族社會歷史和語言的調查，開展民族識別的工作。到目前為止，已經確定了56個民族。其中除回族、滿族一般使用漢語外，其他少數民族大多使用一種民族語言，但也有一些少數民族使用兩種或兩種以上語言。例如，裕固族分別使用東部裕固語和西部裕固語；瑤族分別使用勉語、布努語和拉珈語；高山族分別使用布嫩語、排灣語、阿眉斯語等。有一些少數民族大部或部分使用或兼用漢語。此外，還有一些新發現的語言。因此，中國民族語言約在80種以上。
基本介紹
基本情況,語言系屬,漢藏語系,阿爾泰語系,南島語系,印歐語系,研究歷程,早期研究,現代研究,語言瀕危,
基本情況
民族語言十分豐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國共產黨和國家實行民族平等、民族團結、民族區域自治的政策,大力進行少數民族社會歷史和語言的調查
語言系屬
漢藏語系
早期曾稱為“印支語系”。包括漢語和藏緬、壯侗、 苗瑤3個語族。壯侗語族在國外多稱“侗台語族”。漢語在語言系屬分類中相當於一個語族的地位。使用漢語的人約有96800多萬(少數民族中部分轉用漢語的人口,未計算在內)。漢語有商代的甲骨文字和銅器銘文以及後世極為豐富的典籍。歷代的字典、詞典、詩詞、韻文、韻書、聲訓以及漢字本身的結構都給漢語史的研究提供了寶貴的參考（見漢文）。用漢字記錄的少數民族語言資料，對古代少數民族語言研究，也可作為重要的參考。
使用藏緬語族語言的人口約有1560多萬。分布在西藏自治區、青海、甘肅、四川、雲南、貴州、湖南、湖北等省和廣西壯族自治區。包括藏語、門巴語、珞巴語、嘉戎語、土家語、羌語、普米語、獨龍語、怒語、彝語、傈僳語、納西語、哈尼語、拉祜語、白語、基諾語、景頗語、載瓦語、阿昌語等。 存在於公元58～75年間的《白狼歌》的語言屬藏緬語族。唐宋以來西夏語文的文獻和各類字書， 特別是唐以來藏語碑銘、 木牘、寫卷、刻印經典等用拼音藏文寫下的文獻，對語言史和歷史的研究，尤為重要。唐代樊綽《蠻書》所記烏蠻、白蠻語也屬藏緬語族。納西族圖畫文字、象形文字、哥巴文的經書和彝文的碑銘、寫本，也是藏緬語族的重要文獻。藏緬語族語言還分布在緬甸、印度、錫金、不丹、尼泊爾和泰國等。
使用壯侗語族語言的人口約有1900萬。分布在廣西壯族自治區和雲南、貴州、湖南、廣東等省。包括壯語、布依語、傣語、侗語、水語、仫佬語、毛南語、拉珈語、仡佬語、黎語等。存在於公元前500年左右的《越人歌》的語言屬於這個語族。傣語有13世紀以來的文獻。壯侗語族語言還分布在泰國、越南、寮國、高棉、緬甸和印度。
使用苗瑤語族語言的人口約有 640多萬。分布在貴州、湖南、 雲南、四川、廣東5省和廣西壯族自治區。包括苗語、布努語、勉（瑤）語和畲語。瑤族部分地區使用方塊瑤字並用這種文字寫下一些經書、傳說和民歌故事。苗瑤語族語言還分布在越南、寮國、泰國。
美國學者白保羅（即P.K.本尼迪克特）把壯侗和苗瑤兩個語族的語言列入他提出的澳泰語系。這個問題有待於進一步研究。
使用藏緬語族語言的人口約有1560多萬。分布在西藏自治區、青海、甘肅、四川、雲南、貴州、湖南、湖北等省和廣西壯族自治區。包括藏語、門巴語、珞巴語、嘉戎語、土家語、羌語、普米語、獨龍語、怒語、彝語、傈僳語、納西語、哈尼語、拉祜語、白語、基諾語、景頗語、載瓦語、阿昌語等。 存在於公元58～75年間的《白狼歌》的語言屬藏緬語族。唐宋以來西夏語文的文獻和各類字書， 特別是唐以來藏語碑銘、 木牘、寫卷、刻印經典等用拼音藏文寫下的文獻，對語言史和歷史的研究，尤為重要。唐代樊綽《蠻書》所記烏蠻、白蠻語也屬藏緬語族。納西族圖畫文字、象形文字、哥巴文的經書和彝文的碑銘、寫本，也是藏緬語族的重要文獻。藏緬語族語言還分布在緬甸、印度、錫金、不丹、尼泊爾和泰國等。
使用壯侗語族語言的人口約有1900萬。分布在廣西壯族自治區和雲南、貴州、湖南、廣東等省。包括壯語、布依語、傣語、侗語、水語、仫佬語、毛南語、拉珈語、仡佬語、黎語等。存在於公元前500年左右的《越人歌》的語言屬於這個語族。傣語有13世紀以來的文獻。壯侗語族語言還分布在泰國、越南、寮國、高棉、緬甸和印度。
使用苗瑤語族語言的人口約有 640多萬。分布在貴州、湖南、 雲南、四川、廣東5省和廣西壯族自治區。包括苗語、布努語、勉（瑤）語和畲語。瑤族部分地區使用方塊瑤字並用這種文字寫下一些經書、傳說和民歌故事。苗瑤語族語言還分布在越南、寮國、泰國。
美國學者白保羅（即P.K.本尼迪克特）把壯侗和苗瑤兩個語族的語言列入他提出的澳泰語系。這個問題有待於進一步研究。
阿爾泰語系
從19世紀中葉起的一個時期內，不管稱阿爾泰，還是稱烏拉爾－阿爾泰，幾乎都把烏拉爾諸語言和阿爾泰諸語言合成一個語系。自芬蘭語言學家蘭司鐵（G.J.拉姆斯泰特）撰寫的《阿爾泰語言學導論》（1952）等著作問世以來，烏拉爾諸語言應屬另外一個語系的問題，已經解決。阿爾泰語系包括蒙古、突厥、滿－通古斯3個語族,已經得到多數學者的贊同。但是還有一些學者認為這 3個語族不應當合成一個語系。爭論的焦點，仍然在於大量相同相近的詞根和附加成分是同源還是借貸的問題。
中國使用蒙古語族語言的人口約有 390多萬。分布在內蒙古自治區、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和黑龍江、遼寧、吉林、青海、甘肅等省。蒙古語族包括蒙古語、達斡爾語、東鄉語、東部裕固語、土族語和保全語。古代的契丹語屬於這個語族。蒙古人民共和國的蒙古語，蘇聯的布里亞特語、卡爾梅克語（也稱衛拉特語）和阿富汗的莫戈勒語也屬這個語族。蒙古族有13世紀20年代回鶻式蒙古文的碑銘，元明以來的回鶻式蒙古文和八思巴文文獻、漢字譯音的《元朝秘史》（亦稱《蒙古秘史》）和其他重要文獻。
中國使用突厥語族語言的約有 700多萬人。分布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和青海、甘肅、黑龍江等省。中國境內突厥語族包括維吾爾語、哈薩克語、柯爾克孜語、烏孜別克語、塔塔爾語、撒拉語、西部裕固語、圖佤語。突厥語族語言還分布在蘇聯、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南斯拉夫、土耳其、伊朗、蒙古人民共和國、阿富汗和其他一些國家。突厥語族較早的文獻是公元 6～10世紀的突厥文碑銘、寫卷和 8～15世紀的回鶻文碑銘、宗教經典。還有11世紀的《突厥語詞典》和其他重要文獻。
中國使用滿-通古斯語族（也稱通古斯滿語族）語言的人口約11萬。分布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內蒙古自治區和黑龍江省。 此語族包括滿語、錫伯語、赫哲語、鄂溫克語和鄂倫春語。滿族通用漢語。黑龍江省愛輝和富裕兩縣還有少數農村的滿族老人會說滿語。12世紀文獻中的女真語屬於這個語族。滿－通古斯語族的語言還分布在蘇聯和蒙古人民共和國境內。女真文最早的文獻是1185年的《得勝陀頌》碑銘。1599年創製的滿文有豐富的文獻。
中國使用蒙古語族語言的人口約有 390多萬。分布在內蒙古自治區、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和黑龍江、遼寧、吉林、青海、甘肅等省。蒙古語族包括蒙古語、達斡爾語、東鄉語、東部裕固語、土族語和保全語。古代的契丹語屬於這個語族。蒙古人民共和國的蒙古語，蘇聯的布里亞特語、卡爾梅克語（也稱衛拉特語）和阿富汗的莫戈勒語也屬這個語族。蒙古族有13世紀20年代回鶻式蒙古文的碑銘，元明以來的回鶻式蒙古文和八思巴文文獻、漢字譯音的《元朝秘史》（亦稱《蒙古秘史》）和其他重要文獻。
中國使用突厥語族語言的約有 700多萬人。分布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和青海、甘肅、黑龍江等省。中國境內突厥語族包括維吾爾語、哈薩克語、柯爾克孜語、烏孜別克語、塔塔爾語、撒拉語、西部裕固語、圖佤語。突厥語族語言還分布在蘇聯、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南斯拉夫、土耳其、伊朗、蒙古人民共和國、阿富汗和其他一些國家。突厥語族較早的文獻是公元 6～10世紀的突厥文碑銘、寫卷和 8～15世紀的回鶻文碑銘、宗教經典。還有11世紀的《突厥語詞典》和其他重要文獻。
中國使用滿-通古斯語族（也稱通古斯滿語族）語言的人口約11萬。分布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內蒙古自治區和黑龍江省。 此語族包括滿語、錫伯語、赫哲語、鄂溫克語和鄂倫春語。滿族通用漢語。黑龍江省愛輝和富裕兩縣還有少數農村的滿族老人會說滿語。12世紀文獻中的女真語屬於這個語族。滿－通古斯語族的語言還分布在蘇聯和蒙古人民共和國境內。女真文最早的文獻是1185年的《得勝陀頌》碑銘。1599年創製的滿文有豐富的文獻。
南島語系
也稱馬來－玻里尼西亞語系。中國台灣省高山族的語言屬這個語系的印度尼西亞語族。根據台灣學者1965年寫的論文,台灣高山族人數是235000人,遍布於全省三分之二的面積，因為長期與漢族雜居，交往密切，相當一部分高山族人民轉用了漢語，所以使用高山語的人數比本族人口數字少。高山族在不同地區有排灣語、阿眉斯語、布嫩語以及魯凱、賽夏、 卑南、邵、泰雅爾、賽德、鄒、沙、卡、雅美等語言。屬同語族的語言還分布在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菲律賓、馬爾加什等國。
南亞語系 中國的佤語、德昂語、布朗語屬於這個語系的孟高棉語族。使用人口約37萬。分布在雲南省南部邊疆地區。對這3個語言的研究較多。此外,還有幾種剛開始研究的語言。這個語族的語言還分布在緬甸、高棉、泰國和印度。
南亞語系 中國的佤語、德昂語、布朗語屬於這個語系的孟高棉語族。使用人口約37萬。分布在雲南省南部邊疆地區。對這3個語言的研究較多。此外,還有幾種剛開始研究的語言。這個語族的語言還分布在緬甸、高棉、泰國和印度。
印歐語系
研究歷程
早期研究
中國民族語言的研究，以漢語的研究歷史較為悠久。但中國有些少數民族早在古代也有了自己的語文學家，他們對本民族的語言文字進行研究，著書立說，取得了重要的成就。藏族學者圖彌三菩札於 7世紀參考梵文，根據藏語的語音結構，創製了藏文。他還寫出了主要討論結構助詞的《授記根本三十頌》和論語音及動詞變化的《性入法》。19世紀中葉，司都·卻吉久贊撰寫的《司都藏文文法》問世後,影響較大。維吾爾族至晚在8世紀就參考粟特文創製了回鶻文。維吾爾族學者馬合木德·喀什噶里在11世紀調查了新疆和中亞一帶的突厥語言，寫出了《突厥語詞典》,具體介紹了900年前突厥語言的口語結構以及歷史、 地理、民俗等情況。 蒙古族學者搠思吉斡節兒於14世紀初寫的《蒙文啟蒙》奠定了蒙文正字法的基礎。18世紀丹金達格巴的《蒙文啟蒙詮釋》、畢里貢達賴的《蒙文授業啟蒙》都受到搠思吉斡節兒的影響。蒙古族學者在清代編的詞書中有滿—蒙、滿—漢—蒙對照詞典和用蒙古語解釋的21卷本蒙語辭彙等。
歐洲學者儘管在18世紀撰寫過關於中國少數民族語言的著述,但是可稱語言學著作的,當從19世紀上半葉始。1834年，匈牙利藏學家S.喬瑪的《藏語語法》、1835年蘇聯學者A.A.博布羅夫尼柯夫的《蒙古語語法》出版後，還陸續有關於藏語、蒙古語、突厥語的語法書和詞典問世。在突厥語方面，還出版過方言詞典，古突厥語詞典和詞源詞典。美國和日本學者也寫了一些關於中國少數民族語言文字的著作。滿語、土族語和台灣高山族的語言也有外國學者編寫的著作。南方少數民族語言特別是雲南、貴州的彝、苗、景頗、德昂等語言，在1949年以前外國學者也編寫過有關詞典語法一類的書籍、論文等。
歐洲學者儘管在18世紀撰寫過關於中國少數民族語言的著述,但是可稱語言學著作的,當從19世紀上半葉始。1834年，匈牙利藏學家S.喬瑪的《藏語語法》、1835年蘇聯學者A.A.博布羅夫尼柯夫的《蒙古語語法》出版後，還陸續有關於藏語、蒙古語、突厥語的語法書和詞典問世。在突厥語方面，還出版過方言詞典，古突厥語詞典和詞源詞典。美國和日本學者也寫了一些關於中國少數民族語言文字的著作。滿語、土族語和台灣高山族的語言也有外國學者編寫的著作。南方少數民族語言特別是雲南、貴州的彝、苗、景頗、德昂等語言，在1949年以前外國學者也編寫過有關詞典語法一類的書籍、論文等。
現代研究
中國現代語言科學工作者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調查研究少數民族語言。趙元任的《廣西瑤歌記音》和李方桂的《廣西凌雲瑤語》都於1930年發表。以後，李方桂調查了壯侗語族的多種語言，並且撰寫了《龍州土語》(1940)、《莫話記略》(1940)等專著。他在1936～1937英文《中國年鑑》里寫的《語言和方言》一文，為中國少數民族語言系屬分類奠定了基礎。40年代羅常培調查獨龍、景頗、白、傣等族語言，於1942年發表《貢山俅語初探》,1944年連續發表3篇《論藏緬族父子連名制》的論文。1945年又用英文改寫，在美國哈佛亞洲學報發表。聞宥調查了羌、彝等語言，與傅懋合作，於1943年發表了《汶川蘿蔔寨羌語音系》；他還發表了《汶川瓦寺祖羌語音系》(1943)、《理番後二枯羌音系》（1945）等論文。羅常培經常鼓勵他的學生努力調查研究少數民族語言，他的一些學生獻身於民族語言研究工作。當時馬學良調查苗語、彝語，發表了《湘黔夷語掇拾》（這裡的夷語主要指苗語）（1938）、《倮文祭經的種類述要》(1947)、《倮文作齋經譯註》(1949)。傅懋調查彝語、納西語、白語、羌語，發表了《維西麽些語研究》(1940、1941、1943)、《麗江麽些象形文古事記研究》(1948)。李霖燦、張琨、和才合著的《麽些象形文字字典》和《麽些音字字典》先後於1944、1945年出版。張琨於1947年發表《苗瑤語聲調問題》，還調查了羌語、嘉戎語、藏語，論著多在40年代以後發表。在以上20年裡，雖然對某些少數民族幾個地方的語言進行了比較深入的調查研究，但由於歷史條件限制，未能全面調查研究任何一種語言的方言，更無足夠力量對中國各少數民族語言有計畫地進行全面研究。
新時代的新成果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十分重視民族語文的研究工作，制定了一系列有關民族語言文字的方針、政策，把各民族都有使用和發展自己的語言文字自由規定在《憲法》之中，並採取多種措施加以貫徹施行。經過廣大民族語言工作者的辛勤勞動，中國少數民族語言研究這個年輕的學科終於大規模地開展起來了。
新時代的新成果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十分重視民族語文的研究工作，制定了一系列有關民族語言文字的方針、政策，把各民族都有使用和發展自己的語言文字自由規定在《憲法》之中，並採取多種措施加以貫徹施行。經過廣大民族語言工作者的辛勤勞動，中國少數民族語言研究這個年輕的學科終於大規模地開展起來了。
中國少數民族語言的研究，具有如下主要特點：
①有明確的目的性，即為貫徹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民族語文政策，提高少數民族的文化水平服務，既為當前現實需要服務，又同時注意學科發展的需要，分別輕重緩急，有步驟、有重點地開展研究。
②民族語言研究和當地語文工作既有分工又有緊密結合。民族語言研究的工作與成果不僅反映在學術論文和專著上，而且表幫助解決實際問題方面。
③重視培養少數民族語文幹部,在放手使用中認真幫助他們,尤其重視培養本民族的語文幹部。在全國的10所民族學院中普遍設立了民族語文專業,培養出大批的業務骨幹,逐步形成了一支民族語文研究隊伍。
④在研究方法上,注重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除運用傳統語言調查和分析方法外，還注意運用描寫語言學、套用語言學和社會語言學的某些原則和方法。
35年來，中國少數民族語言研究工作者多次參加實地調查，取得了豐碩的成果。1950年，民族語言研究工作者參加了民族訪問團，分赴各少數民族地區初步調查各民族語言。1951年開始，一批民族語言學工作者先後到四川、雲南、廣西、貴州調查10多個少數民族的語言，並研究其文字創製與改進問題。1955年，一批專家、學者分赴內蒙古和西北地區調查蒙古語族和突厥語族的語言和方言。1956年，根據既定規劃，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事務委員會和中國科學院組織有關研究所和院校 700餘人，分為7個民族語言調查工作隊,分赴全國少數民族地區進行語言調查。
這次調查，歷時3年之久，普查了42個少數民族的語言，主要取得4項成果：
35年來，中國少數民族語言研究工作者多次參加實地調查，取得了豐碩的成果。1950年，民族語言研究工作者參加了民族訪問團，分赴各少數民族地區初步調查各民族語言。1951年開始，一批民族語言學工作者先後到四川、雲南、廣西、貴州調查10多個少數民族的語言，並研究其文字創製與改進問題。1955年，一批專家、學者分赴內蒙古和西北地區調查蒙古語族和突厥語族的語言和方言。1956年，根據既定規劃，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事務委員會和中國科學院組織有關研究所和院校 700餘人，分為7個民族語言調查工作隊,分赴全國少數民族地區進行語言調查。
這次調查，歷時3年之久，普查了42個少數民族的語言，主要取得4項成果：
①對有方言的語言,提出了劃分方言土語的科學論據。
②對各種語言結構、語言的親屬關係、語言之間的相互影響積累了大量的資料，並且有了比較深入的理解。
③幫助要求創製文字的民族，提出了有關標準語的基礎方言和標準音的意見，並設計出拼音文字方案。
④在調查研究的實踐中和許多專家的指導下，大批漢族和少數民族的語言專業科研人材成長起來。
1960年以後，除不斷地對調查資料不足的語言進行補查以外，還新調查了怒、 獨龍、基諾、 門巴、珞巴等語言。分布在台灣省的高山族有十幾種語言，用現代語言科學方法進行調查開始較晚。50年代李方桂曾帶領一個小組調查中國台灣省的邵語，發表了《邵語記略》（1956）。董同龢發表了《鄒語研究》(1964)，李壬癸發表了《魯凱語的結構》（1973）。在大陸上也有一些學者合作研究高山族使用的阿眉斯、 排灣、布嫩3種語言，已取得初步成果。原來對傣族語言只進行了重點調查，對朝鮮語尚未普查，在1982～1983年間對這兩種語言進行了普查。
在上述調查研究中，首先是客觀地描寫語言結構的工作。1959年出版了苗瑤、 壯侗、突厥3個語族的《語言簡志》。為了描寫得更細緻,學術水平更高些,從1979年起，增加字數，加深描寫。對每種語言一般各寫一種“簡志”，作為國家民委統一規劃下的“民族問題五種叢書”之一，即《中國少數民族語言簡志叢書》，共57種，陸續出版。壯侗、蒙古兩個語族的14種語言的簡志已經出齊。藏、 維吾爾、羌、獨龍、 普米、仡佬、瑤、佤、白 9個民族的語言簡志已經出版。還有14種已經發排，總計完成35種簡志。每種語言簡志包括音位系統、辭彙結構、語法和方言的描寫，還有按同樣分類次序編出的《辭彙附錄》， 以便進行比較研究。50 年代曾經出版過羅常培、 邢慶蘭的 《蓮山擺夷語文初探》(1950)、馬學良的《撒尼彝語研究》(1951)、袁家驊的《阿細民歌及其語言》(1953)、高華年的《楊武哈尼語初探》和《彝語語法研究》(1955)。這 5本書都是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調查的資料寫成的。根據50年代初以後調查的資料寫成的著作很多，主要有：語法研究方面如《布依語語法研究》(1956)、《壯語語法概述》(1957)、《景頗語語法綱要》(1959)、《傈僳語語法綱要》(1959)、《苗語語法綱要》(1965)、《現代蒙語語法》(1980)、《藏文文法教程》(1981)。調查報告方面如《布依語調查報告》（1959）、《阿里藏語》(1983)、《黎語調查研究》(1984)等。詞典工作方面也有突出的成就， 如《蒙漢詞典》（1977）、 《佤漢簡明詞典》(1981)、《漢景詞典》（1981）、《景漢詞典》(1982)、《維漢詞典》（1982）、《藏漢拉薩口語詞典》(1983)。50年代創製文字時期編寫的詞典有《壯漢辭彙》、《苗漢簡明詞典》（黔東方言和川黔滇方言各一種），布依漢、漢布依、侗漢、漢侗、苗漢（滇東北次方言）等簡明詞典也都陸續出版。
此外，在報刊上發表的還有大量的有關民族語言研究的論文。特別是關於語音和語法結構的描寫，或者比前人深入，有獨到之見；或者在探討新的領域方面作出了新成績。在語音方面，有的研究彝語支鬆緊元音的來源,有的探討複輔音的演變,有的利用電子計算機分析藏語聲調，把藏語輸入電子計算機已試驗成功。在語法方面，有的對一些語言的人稱、使動、時態、趨向、領屬等範疇做了比較深入的分析；有的對維吾爾語的陳述語氣提出了獨到的見解；有的對蒙古語族和突厥語族的某幾種語言提出了確定和非確定語氣的範疇；有的對滿－通古斯語族的個別語言提出了與此相應的親知與非親知語氣的範疇。還有一些論文研究民族標準語和方言的關係，以及標準語的規範和正字法問題。有的文章探討漢語和少數民族語言翻譯原則和技巧問題。在辭彙結構方面，有的研究詞和詞之間的音義關係，有的研究少數民族語言中漢語或外國語的借詞。過去研究漢語對少數民族語言的影響較多，近來還發表了研究少數民族語言對漢語的影響或少數民族語言的互相影響的論文，以及研究社會結構對語言結構的影響或雙語現象的論文，研究混合語、研究敬語和禁忌語等方面的文章。同時，關於語言歷史比較的研究,也有一些著述,如有的探討苗語聲類和韻類，並構擬原始苗語的形式；有的探討漢語和壯侗語或其他語族的同源關係。過去，少數民族語言研究的論文，主要有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主編的《中國語文》、《語言研究》等少數刊物發表。從1979年起，陸續創刊了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主辦的全國性的民族語言研究刊物《民族語文》，華中工學院中國語言研究所主辦的《語言研究》(1981)，中國語言學會主辦的《中國語言學報》（1983）。各民族大專院校和有關省、區社會科學院的綜合性刊物，也經常刊登有關這方面的論文。
隨著民族語言研究的發展，在民族文字的研究方面也不斷取得新成果（見中國民族文字）。一些少數民族聚居區用本民族語言、文字進行教學。30多年來，少數民族文字翻譯、出版了大量圖書，僅1983年用少數民族文字出版的圖書即達3358萬冊，比1949年增長19倍；用少數民族文字出版的雜誌616萬冊,比1949年增長51.2倍；用少數民族文字出版的報紙 1.04億份，比 1949年增長41.9倍。少數民族語言廣播事業也有了很大發展，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開設了蒙古、藏、維吾爾、哈薩克、朝鮮等民族語言的廣播，少數民族聚居的省、區電台也開設了當地民族語言的廣播。邊疆少數民族地區基本上建成了以縣為中心、以鄉為基礎的農村有線廣播網，每天都可聽到用本地民族語言播送的新聞和文藝節目。文化部門十分重視以少數民族語言譯製電影，新疆、廣西、內蒙古等地電影製片廠相繼建立。僅1984年就有23種少數民族語言的 427部譯製片在各少數民族地區放映。今後，民族語言調查工作還將繼續進行，重點是進一步調查空白語言並加強專題調查。民族語言在社會主義四化建設中如何更好地發展以及如何發揮更大的作用，將是今後研究的重要課題。語言類型的研究和歷史比較研究將會進一步加強。語言相互影響和語言系屬的研究，也會同時並進。語言學理論的研究，將繼續在各種語言工作實踐的基礎上，不斷加深。同時，將進一步研究國外語言學理論，作為發展中國語言學的借鑑。
在上述調查研究中，首先是客觀地描寫語言結構的工作。1959年出版了苗瑤、 壯侗、突厥3個語族的《語言簡志》。為了描寫得更細緻,學術水平更高些,從1979年起，增加字數，加深描寫。對每種語言一般各寫一種“簡志”，作為國家民委統一規劃下的“民族問題五種叢書”之一，即《中國少數民族語言簡志叢書》，共57種，陸續出版。壯侗、蒙古兩個語族的14種語言的簡志已經出齊。藏、 維吾爾、羌、獨龍、 普米、仡佬、瑤、佤、白 9個民族的語言簡志已經出版。還有14種已經發排，總計完成35種簡志。每種語言簡志包括音位系統、辭彙結構、語法和方言的描寫，還有按同樣分類次序編出的《辭彙附錄》， 以便進行比較研究。50 年代曾經出版過羅常培、 邢慶蘭的 《蓮山擺夷語文初探》(1950)、馬學良的《撒尼彝語研究》(1951)、袁家驊的《阿細民歌及其語言》(1953)、高華年的《楊武哈尼語初探》和《彝語語法研究》(1955)。這 5本書都是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調查的資料寫成的。根據50年代初以後調查的資料寫成的著作很多，主要有：語法研究方面如《布依語語法研究》(1956)、《壯語語法概述》(1957)、《景頗語語法綱要》(1959)、《傈僳語語法綱要》(1959)、《苗語語法綱要》(1965)、《現代蒙語語法》(1980)、《藏文文法教程》(1981)。調查報告方面如《布依語調查報告》（1959）、《阿里藏語》(1983)、《黎語調查研究》(1984)等。詞典工作方面也有突出的成就， 如《蒙漢詞典》（1977）、 《佤漢簡明詞典》(1981)、《漢景詞典》（1981）、《景漢詞典》(1982)、《維漢詞典》（1982）、《藏漢拉薩口語詞典》(1983)。50年代創製文字時期編寫的詞典有《壯漢辭彙》、《苗漢簡明詞典》（黔東方言和川黔滇方言各一種），布依漢、漢布依、侗漢、漢侗、苗漢（滇東北次方言）等簡明詞典也都陸續出版。
此外，在報刊上發表的還有大量的有關民族語言研究的論文。特別是關於語音和語法結構的描寫，或者比前人深入，有獨到之見；或者在探討新的領域方面作出了新成績。在語音方面，有的研究彝語支鬆緊元音的來源,有的探討複輔音的演變,有的利用電子計算機分析藏語聲調，把藏語輸入電子計算機已試驗成功。在語法方面，有的對一些語言的人稱、使動、時態、趨向、領屬等範疇做了比較深入的分析；有的對維吾爾語的陳述語氣提出了獨到的見解；有的對蒙古語族和突厥語族的某幾種語言提出了確定和非確定語氣的範疇；有的對滿－通古斯語族的個別語言提出了與此相應的親知與非親知語氣的範疇。還有一些論文研究民族標準語和方言的關係，以及標準語的規範和正字法問題。有的文章探討漢語和少數民族語言翻譯原則和技巧問題。在辭彙結構方面，有的研究詞和詞之間的音義關係，有的研究少數民族語言中漢語或外國語的借詞。過去研究漢語對少數民族語言的影響較多，近來還發表了研究少數民族語言對漢語的影響或少數民族語言的互相影響的論文，以及研究社會結構對語言結構的影響或雙語現象的論文，研究混合語、研究敬語和禁忌語等方面的文章。同時，關於語言歷史比較的研究,也有一些著述,如有的探討苗語聲類和韻類，並構擬原始苗語的形式；有的探討漢語和壯侗語或其他語族的同源關係。過去，少數民族語言研究的論文，主要有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主編的《中國語文》、《語言研究》等少數刊物發表。從1979年起，陸續創刊了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主辦的全國性的民族語言研究刊物《民族語文》，華中工學院中國語言研究所主辦的《語言研究》(1981)，中國語言學會主辦的《中國語言學報》（1983）。各民族大專院校和有關省、區社會科學院的綜合性刊物，也經常刊登有關這方面的論文。
隨著民族語言研究的發展，在民族文字的研究方面也不斷取得新成果（見中國民族文字）。一些少數民族聚居區用本民族語言、文字進行教學。30多年來，少數民族文字翻譯、出版了大量圖書，僅1983年用少數民族文字出版的圖書即達3358萬冊，比1949年增長19倍；用少數民族文字出版的雜誌616萬冊,比1949年增長51.2倍；用少數民族文字出版的報紙 1.04億份，比 1949年增長41.9倍。少數民族語言廣播事業也有了很大發展，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開設了蒙古、藏、維吾爾、哈薩克、朝鮮等民族語言的廣播，少數民族聚居的省、區電台也開設了當地民族語言的廣播。邊疆少數民族地區基本上建成了以縣為中心、以鄉為基礎的農村有線廣播網，每天都可聽到用本地民族語言播送的新聞和文藝節目。文化部門十分重視以少數民族語言譯製電影，新疆、廣西、內蒙古等地電影製片廠相繼建立。僅1984年就有23種少數民族語言的 427部譯製片在各少數民族地區放映。今後，民族語言調查工作還將繼續進行，重點是進一步調查空白語言並加強專題調查。民族語言在社會主義四化建設中如何更好地發展以及如何發揮更大的作用，將是今後研究的重要課題。語言類型的研究和歷史比較研究將會進一步加強。語言相互影響和語言系屬的研究，也會同時並進。語言學理論的研究，將繼續在各種語言工作實踐的基礎上，不斷加深。同時，將進一步研究國外語言學理論，作為發展中國語言學的借鑑。
語言瀕危
中國雖然不在語言瀕危的熱點地帶，但至少也有數十種語言處於瀕危狀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將西南地區、東北地區、陝晉黃河中游地區列為中國瀕危語言最集中的地區。
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多語言的開發中國家。除漢族外，已確定民族成分的有55個少數民族，約占全國人口總數的8.5%，分布在占全國總面積約55%的土地上。55個少數民族中，除回族、滿族已全部使用漢語外，其他53個民族都有自己的語言。隨著中國現代化進程的加快，一些少數民族語言正在面臨消亡的危險。儘管中國在少數民族語言保護方面已經取得一定的成績，但其語言多樣性保護形勢依然嚴峻。
細心的遊客，在仰視雲南麗江古城木府高懸的門額時，會看到“天雨流芳”四個大字；這是納西語的音譯，意為“去讀書吧”。這體現了納西族人推崇知識的靈心慧性。但遺憾的是，很多納西族小孩都不學納西語了，開始學起了四川話、昆明話或廣州話，以便將來外出謀生。納西族人、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木仕華研究員對此憂心忡忡：“在家中，往往是祖父母說納西語，孫輩卻不會說，年輕的父母已不會用納西語教自己的孩子了。”看來這種活潑生動、與自然緊密結合的語言將成為只在老人記憶中的語言。
在有著中國母系氏族社會傳統的摩梭族中，小於20歲的年輕人要么摩梭語發音“變味”，要么就根本不會講。雖然生長於雲南麗江瀘沽湖畔的大於60歲的摩梭族人還能用自己的語言交流，但越來越多的年輕人放棄了對原有民族語言的傳承；因其語言沒有文字形式，文化傳承靠口耳相傳，摩梭語即將成為中國正在消失的語言之一。
鄂溫克族是人口較少的民族之一，生活在位於內蒙古東部的呼倫貝爾草原。他們有著自己的母語——鄂溫克語，由於該語言沒有文字，只好借用蒙古文和漢文作為本民族的通用文字，孩子們通常接受蒙古語或漢語教育。長此以往，鄂溫克族青少年中會說本民族語言的人越來越少。鄂溫克語的現狀令人擔憂。
最新調查顯示：中國正在使用的120餘種少數民族語言，使用人口在1萬人以下的語言約占語言總數的一半；在1000人以下的有20餘種，它們基本上處於瀕臨消亡的邊緣。台灣最後一個會說巴則海語的人——97歲的原住民潘金玉去世，這一語言隨之消亡。貴州的木佬語僅有一個90多歲的老人會說，已是名副其實的垂危語言。
即使使用人口超過1000人的語言，也並不說明它們有較強的生命力。例如，滿族雖然有1100多萬人口，但會說滿語的人卻已經不足百人，而能精通滿文的不到10人，他們都是年過八旬的老人；這些老人辭世之時，也將是滿語退出歷史舞台之日。有關人士擔憂：如果滿語消失，很多清代史實再也沒有解密的機會了。中國對滿語的保護已經做了許多工作，但還存在著一些瓶頸問題——教學經費的投入、專業人員的培養、語言資料的保存等；因此保護滿語，仍需加倍努力。
對此，中國知名學者周海中教授指出：當今處於弱勢的民族語言正面臨著強勢語言、全球化、網際網路等的衝擊，正處於逐漸消失的危險；因此有關機構和語言學界都應該採取積極而有效的措施，搶救瀕臨消失的民族語言。保護民族語言，有利於人類文明的傳承與發展，也有利於民族團結、社會安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