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創作背景,主要內容,作者介紹,意義評價,流傳狀況,
創作背景
20世紀初的韓國經歷了愛國啟蒙運動以後，民族主義情緒高漲，並出現了以民族主義觀點重塑韓國歷史的熱潮，由此誕生了民族主義史學。韓國民族主義史學的奠基人是申采浩和《韓國痛史》的作者朴殷植，其中申采浩起步稍早，且著重研究韓國古代史；朴殷植是在1911年亡命中國以後才開始正式研究歷史。當時韓國已在1910年根據《日韓合併條約》而遭日本吞併，作為一名愛國知識分子的朴殷植對此感到痛心不已，他認識到了歷史對維繫民族靈魂的重要性。因此，他開始注意蒐集歷史，並編寫了《略紀便覽》（現藏韓國學中央研究院藏書閣），成為後來的著作《韓國痛史》的底稿。他亡命中國以後，在1914年完成了《韓國痛史》，並於次年由上海大同編譯局出版，署名“太白狂奴”，並邀請中國著名思想家康有為作序。朴殷植在《韓國痛史》中鮮明地提出了“國魂史觀”，他認為一個國家主要由國魂和國魄兩樣東西組成，“蓋國教、國學、國語、國文、國史，魂之屬也；錢穀、卒乘、城池、船艦、器械，魄之屬也”“魂之為物，不隨魄而生死”，所以國魂比國魄更重要，魄亡魂不亡，國家仍有望。他說：
“……歲月如流，不我少延，余又廢此職也，則四千年文明舊國，亦將不類乎渤海之國亡史亡耶？雖天下之人，誚我以蠻，亦烏得以辭耶？然四千年全部之史，有非孤陋衰鈍所能為役，且非可以時月告功，是則有望於能者。而自餘生世以後目擊之近史，庶可勉焉，乃自甲子迄辛亥，為三編一百四十四章，名之曰痛史，不敢以正史居也。幸我同胞，認以為國魂所存，而勿棄置也否。”
這段為《韓國痛史》一書的結尾，可看作是朴殷植創作此書的動機。首先他是為了保全韓國的歷史，其次他在尚無條件完成四千年通史的情況下先著述斷代的“痛史”，即他平生所目睹經歷的韓國亡國史；最後他創作“痛史”就是為了保全韓國的“國魂”。總之，基於民族主義的“國魂史觀”是該書一以貫之的指導思想。1919年“三一運動”以後，朴殷植又開始創作《韓國獨立運動之血史》，於1920年由上海維新社出版，該書進一步闡明和發揮了“國魂史觀”，可以看作是《韓國痛史》的姊妹篇。
主要內容
《韓國痛史》書影及康有為序《韓國痛史》主體敘述的時段為1864年朝鮮高宗即位到1911年“105人事件”，此外還有朝鮮半島的地理、歷史情況概況和插圖，正文前有康有為所作的序，書尾附有一段作者所撰的“結論”，升華全書主題，堪稱點睛之筆。全書用流暢的漢語文言文寫成，總計約15萬字，由1冊3編114章構成，第一編由“地理之大綱”和“歷史之大概”兩章構成，記述了韓國的地理和歷史，為後文作鋪墊；第二編由51章構成，敘述自朝鮮高宗即位到俄館播遷期間的歷史，作者以興宣大院君攝政作為“痛史”的開端，並將這一時段朝鮮半島風雨如晦的亂世景象完整呈現出來。第三編由61章構成，占本書近60%的篇幅，時段為自大韓帝國建立到日韓合併後的“105人事件”，也就是正式展開對韓國滅亡的過程敘述，對日本侵略韓國種種罪行的披露尤為詳盡。
《韓國痛史》一書雖然著重控訴日本的侵略及謳歌韓國人的愛國運動，但也進行了充分的反省，對作者認為對民族有害的文化、集團或個人加以強烈批判，以使韓國人在讀了這本書後除了銘記對日本的仇恨、激發愛國心以外，還能進一步吸取亡國的教訓。朴殷植在後來寫的《韓國獨立運動之血史》中對《韓國痛史》中的一些觀點有所修正，如對開化黨、東學黨的評價等。
作者介紹
朴殷植（1859年—1925年），韓國近代史上著名的儒學家、新聞工作者、歷史學家、獨立運動家。字聖七，號謙谷、白岩、太白狂奴、無恥生，本貫密陽朴氏，出生於朝鮮黃海道黃州。他曾任《皇城新聞》和《大韓每日申報》的主筆，在國家危亡的情況下，大力鼓吹民族主義和儒教改新，倡導陽明學。日韓合併後亡命中國，投身韓國獨立運動，1925年當選大韓民國臨時政府第2任總統，同年死於上海。他的遺著被收錄於《朴殷植全書》（共3卷）中。
朴殷植
朴殷植意義評價
《韓國痛史》是第一部韓國人撰寫的韓國近代史，亦是以民族主義史觀闡述韓國歷史的開山之作。該書標榜“國魂史觀”，首次將韓國近代史系統化，同時以近代史學方法為基準，對後世韓國史學產生深遠影響。因此，《韓國痛史》無疑是研究韓國近代史與民族主義思想的重要資料。
就史料價值來看，《韓國痛史》也是一部內容充實、可信度較高的文獻。朴殷植親身經歷了不少事件，亦查閱了大量檔案資料，特別是他曾長期擔任《皇城新聞》和《大韓每日申報》的主筆，比一般人更熟悉當時的史實，對大韓帝國的社會狀況也有相當深入的把握。但作為私人著作，仍需要與其他史料相互參照。
流傳狀況
朴殷植的《韓國痛史》自1915年在上海大同編譯局出版以後，就引起了海外韓人社會的較大反響，1917年被夏威夷韓僑翻譯為韓文，甚至成為海外韓僑的教科書。同時，此書因其直接揭露與抨擊日本侵吞韓國，也是日本殖民當局嚴加防範的重點對象，嚴禁其流通於朝鮮半島。為了抵制《韓國痛史》的影響，朝鮮總督府還在1916年組織了“朝鮮半島史編纂委員會”，按日本的意思編寫《朝鮮史》，日本人在《朝鮮史編修事業概要》中特地提到：“朝鮮人民與其他殖民地愚昧的民族不同……自古以來，他們存有大量史書，且有不少新的著作，例如在國外的朝鮮人的著作《韓國痛史》……這些書籍不顧事實的真相，胡亂編造謊言，對人心的腐蝕是無法估量的……與其禁止這些書籍，不如編寫一部正確的史書取而代之，此即編寫《朝鮮史》的主要理由。”日本人對《韓國痛史》的攻擊反證了《韓國痛史》所具有的巨大價值與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