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機對策共有三招：一是股權重組，增資擴股；二是壞賬打包，切割剝離；三是注入資金，解決流動性。金融危機對策又分為:應急對策、中期對策、長期對策，其中應急對策為三招救市，中期對策是為了正興實體經濟，長期對策為重構貨幣體系。
應急對策,中期對策,長期對策,首要任務,我國短期對策,中長期對策,
應急對策
這三招，一是股權重組，增資擴股；二是壞賬打包，切割剝離；三是注入資金，解決流動性。首先，政府對陷入危機的金融機構進行重組，增資擴股。比如美國把“兩房”國有化，把私有企業變成了國有控股的企業。其次，把銀行的壞賬剝離，打包放在一邊，銀行復甦後贖回資金，如果銀行倒閉了，由政府埋單，將壞賬清零。第三，當銀行陷入流動性危機，老百姓擠兌時，注入資金，增加現金流。或者政府出面擔保，增強社會信心；或者政府出面擔保，讓其他銀行拆借。根據測算，美國大約有2萬億美元壞賬，今年通過採取這三招大體解決了1萬億美元壞賬，明年還將要解決剩下的1萬億美元壞賬。
中期對策
如何遏制實體經濟下滑，是全球高度重視和重點解決的問題。解決的辦法，仍然是增加投資、刺激消費、加大出口的三條途徑和寬鬆的貨幣政策、積極的財政政策。目前，各國政府都啟動了增加投資和刺激消費的政策，並且摒棄貿易保護主義而採取共同行動。
在中期，各國政府會採取三個方面的措施。首先是寬鬆的貨幣政策，鬆動銀根，降息、降低準備金率，增加流動性。其次是積極的財政政策，財政補助困難企業和困難群體，幫助他們渡過難關、增強活力。第三是培育市場主體。抓住目前大批企業減產停產、破產關閉的時機，推進併購重組，推進企業改造發展。作為美國政府，除了啟動投資、消費、出口三大需求，推進產業、企業的結構調整，振興實體經濟之外，還要亡羊補牢，從體制機制上解決滋生金融六個環節弊端的根本問題，健全金融制度。
長期對策
1944年形成的布雷頓森林體系，以黃金為基礎、以美元作為最主要的國際儲備貨幣，美元直接與黃金掛鈎，各國貨幣與美元固定匯率掛鈎，並可按35美元一盎司的官價向美國兌換黃金。20世紀50年代後期，隨著美國國際收支趨向惡化，出現全球性“美元過剩”，美國黃金大量外流，美國的黃金儲備不能支撐美元的泛濫。1971年8月，尼克森政府被迫宣布放棄“美元本位制”，實行黃金與美元比價的自由浮動。歐洲經濟共同體和日本、加拿大等國宣布實行浮動匯率。1973年布雷頓森林體系正式瓦解後，儘管美元不再承擔兌換黃金的義務，歐元、日元實力日強，但美元的核心地位沒有改變。
首要任務
過去150年世界經濟史的啟示是：各國經濟發展最重要的條件是經濟全球化，以穩定的國際金融體系為基礎的金融市場全球化則是經濟全球化的核心;自金本位制崩潰後，國際金融體系作為全局性公共產品，多是人類設計的產物，以三十年左右為一個周期，就會出現大的問題，需要進行調整與或重組;金融全球化是在不確定條件下對全球資源進行跨期配置的市場機制，其危機意味著經濟全球化的危機，其崩潰則意味著經濟一體化的解體。
1970年代後期，國際金融體系完成了布雷頓固定匯率體制崩潰後的調整，經濟全球化由此得以全面推進。事實上，這一體系為我國的改革開放提供了最理想的外部環境。三十年的發展使我國融入世界市場，受益匪淺，成為增長最強勁的大經濟體。只要國際金融體系再穩定三十年，我國將成為最大的收益者，將超過美國成為第一大經濟體。經濟全球化的倒退將直接威脅我國的根本利益，不符合我國的長遠發展目標。因此，我國主動與積極地參與防止國際金融體系惡化與崩潰。
對於我國，這次危機的意義在於：全球金融市場的不穩定性和國際金融體系的脆弱性遠遠超過預料，依靠作為公共產品的現有國際金融體系參與全球勞動分工、搭便車發展的時代將一去不復返;與1980年代後日本面臨的局面相似，我國將不得不承擔維持這一體制的部分成本，外部環境變化對實體經濟的負面影響可能非常巨大;我國的金融改革難以通過對美國市場的模仿複製達到，完善國內金融市場必須與改變國際金融環境緊密結合。
面對大變局，我們有兩種選擇：或是全面考慮未來發展，結合國際金融體制的變化，制定我國的國際金融戰略，從當前開始布局，逐步建立與擴展我國經濟邊界相適應的金融邊界，為下一代人留下足夠的發展空間;或是採取隨機應變的策略，對美歐關於當前危機及國際金融秩序的提議簡單應對、或零敲碎打的提出一些戰術措施。
顯然，後者無助於我們逐步確立自己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獨立地位。在歷史上，兩種選擇均有前例。二戰之後，歐洲從1950年代初歐洲重建時期的煤鐵同盟開始，在1970年代初利用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的機會建立貨幣共同市場，直至本世紀初歐元區的確立，都沿著富有遠見的長遠戰略思路逐步推進，其中不乏反覆和倒退，但大的方向始終如一，終於使歐洲市場相對獨立於美國主導的國際金融體系，並可能成為修正國際金融體系缺陷的重要力量。
不可否認，在目前，形成並提出國際金融的戰略思路有諸多難處，比如“摸著石頭過河”的經驗主義式路徑依賴、固化的部門利益格局、行政當局缺乏研究未來發展的內在動機、內向型格局與求穩心態、缺少系統的長期研究等等。但這些困難並非無法逾越，關鍵在於決策者的前瞻眼光與政治決心。
我國短期對策
我國近年來積累了近兩萬億美元的巨額外匯儲備，與二十多萬億元人民幣儲蓄餘額的比例大致為0.6:1。這兩項是中國經濟與社會發展的主要資金來源，但是，這種金融資產僅僅是潛在的購買力，並不等於真實的國民財富，而且，隨著未來商品與資產價格的上升，其相對價值將大幅貶損。這需要我們在恰當的時間，以恰當的方式和合適的成本，將潛在的購買力轉變為真實國民財富。
傳統上，亞洲的公眾與政府有很強的儲蓄偏好，同時也有將儲蓄等同於國民財富的傾向——然而，國民財富不但表現為物化的生產要素與產出總量，而且更體現在具有創新能力的人與組織之中。
近來各方紛紛提出抄底美國金融機構的建議，從財務投資的角度看，這的確是數十年難遇的好時機。但是，財務投資並不應該是我國戰略性金融資源關注的重點。如果十年之後，巨額外匯儲備僅只在財務上保本或年均增加幾個百分點收益，而沒有給我國開拓未來空間，這便是戰略上的失敗。從更廣闊的角度看，全球金融市場的劇烈變動為我國調整經濟結構、提高創新能力、從中低端製造業向中高端產業過渡，以及增加國民財富提供了稍縱即逝的戰略性投資機會。
在這次危機中，我們具備了戰略投資的槓桿——豐裕的外匯流動性，同時也有了支點——已開發國家全面拯救市場的迫切需要。這是一次歷史機緣，決策層應下決心，撥付相當比例的外匯資金，既可以表明中國參與全球拯救行動、維護全局性公共產品的誠意，也可以在共贏之上，大力提升我國的創新能力。
在這一方面，雙邊會談及行動遠大於多邊會談，有許多事情可以做。
應鼓勵對美歐大型金融機構進行戰略投資。雖然中投公司對百仕通、摩根史坦利等機構的投資遭受了一些批評，但在當時情況下也有其合理性，而這些較小投資是大規模進入市場的試水。應當將其納入國家層面的雙邊會談，與當前歐美政府對大型金融機構的注資進行一比一匹配投資，迅速進入。
應大力支持大型國有企業併購或參股那些行業相關、目前陷入財務困難、但在仍有有優勢(市場、管理、創新等方面)的大型工商公司;支持優秀的民營企業在資本市場與私募市場選擇有創新能力的中小型公司，採取多種方式進行合作。
可從外匯資金中配置足夠數額，通過有關金融機構發放抵押貸款、過橋貸款等多種方法，專門用於企業產權收購與合作;需要調整我國對資本項目外匯管理的若干規則，促進境外的產權交易。在與歐美國家的雙邊談判中，在積極參與拯救行動的同時，要求對方放寬或取消其對於資本市場與私募市場產權交易的限制。
還應鼓勵國內企業及其他機構吸引發達國家的各類研發人才。
只要著眼點不在於資本回報的財務投資，而是國家創新能力的戰略投資，只要有十分之一的成功率就非常值得。
但是，需要特別關注信息不對稱引發的多種道德風險：金融機構向資產持有者轉移的“市場道德風險”、金融機構向政府轉移的“公共道德風險”，以及國際儲備貨幣當局向全球資產持有者轉移的“國際道德風險”。我們需要學習與運用多種降低道德風險的機制，例如，積極的多邊參與可能起到某種較有效的外部約束，而這種約束由於信息、能力、法律、文化等障礙，難以有效地在雙邊之間形成;建立風險共擔機制，設定各類限制與優先條件;要求在其他領域消除歧視條款(如貿易、技術、資本市場交易)等等。
中長期對策
這次金融危機顯示，現行國際金融體系的不穩定性已成為最大的系統風險來源。
無論自然界還是人類社會，系統風險都是一種普遍的現象。它是一種穩定均衡退化到另一種較劣的穩定均衡的狀態或過程。例如，在江河湖海，藍藻與其他植物共生，處於穩定均衡。一旦水域的富營養超過臨界點，藍藻急劇瘋長，擠占其他植物的生存空間，就會出現生態危機。美國次貸危機也有同樣的特點。在缺乏外部約束的情形下，以抵押貸款為標的物的衍生品急劇膨脹，占據了金融機構資產負債表的相當部分甚至大部分，引發系統性風險。
物種多樣性則是化解或緩和系統風險的主要辦法。金融史上，真正意義的金本位是“自然演進”的結果，此後的各種國際金融體系則是“人為設計”的產物。任何人造產品都不可避免地有先天的缺陷，系統風險總難以避免。因此，人類必須不斷創新，提供多樣性的選擇，以減低系統風險。
1870年，美國的經濟規模已和英國相當，但八十年之後美元才完全取代英鎊成為最主要的國際貨幣，此前一直是英鎊的補充或“備胎”。1969年，即在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前五年，歐洲就有遠見地提出了歐洲貨幣聯盟的建議，經過三十年努力才實現單一貨幣的目標。目前，歐元區的經濟規模與美國基本相當，歐元主要在歐洲大陸及周邊國家使用，在國際交易中約占五分之一的份額。歐元區的出現產生了競爭與選擇，既為國際社會提供了一個國際儲備貨幣的備胎，也為歐元區國家提供了規避系統風險的機制。
不過，歐元的根本問題在於，它建立在超國家協定之上，僅有成員國遵守承諾的道義約束，而迄今為止主要國際貨幣卻都是由國家信用剛性支持。此外，雖然發行歐元的歐洲央行獨立制定貨幣政策，但它有三個大的缺陷：歐洲央行沒有最後貸款人的法定資格、沒有對歐洲的銀行實行監管的權力(這兩個權力屬於各成員國央行及有關當局)、無權決定匯率政策(這一權力歸成員國財政部長)。因此，歐元的前景還有許多不確定因素，難以在短期內取代美元。
根據歐洲的經驗，現在就應制定中長期人民幣區域化的戰略規劃，並逐步落實。以前我們認為，國際金融體系的系統動盪是較遙遠的事，但這次全球金融危機給我們亮起了紅色警號，即使僅從危機應對的角度，也需要提前進行準備。
人民幣區域化的關鍵是人民幣、港幣、新台幣的融合。中長期內人民幣區域化是水到渠成的過程，難度遠小於歐元區的創立。這是中國的家務事，無需他人置喙。在步驟上，可首先考慮人民幣與港幣的逐步融合。名義上，港幣的穩定由與美元直接掛鈎的聯繫匯率制度保證;但事實上，19897-98東亞金融危機和這次全球金融危機中，中央政府都公開保證全力支持港幣的穩定，扮演了對港幣最終拯救者的角色。港幣的前景必然是與人民幣融合。人民幣的非全面兌換性並不妨礙兩幣先在交易及計量貨幣上的融合。其次，研究人民幣與新台幣融合的方案與路徑;在海峽兩岸政治關係和平解決之上，逐步實施。
人民幣使用範圍擴大，這是人民幣區域化的自然延伸。當前可以擴展人民幣在官方儲備與貿易交易中的使用邊界。例如，擴大人民幣在亞洲跨國機制(中日韓與東協的貨幣互換機制、可能的亞洲基金)中的儲備金比例，鼓勵周邊開發中國家採用人民幣進行雙邊貿易，對亞非國家的發展性優惠貸款可部分或全部採用人民幣提供，用於對我國企業產品與勞務的購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