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賈景德
- 別名：煜如
- 國籍：中國
- 民族：漢族
- 出生地：清代山西澤州府沁水縣
- 出生日期：公元1880年
- 逝世日期：公元1960年10月20日
- 職業：晉綏系高層
- 畢業院校：科舉進士出身
- 主要成就：民國重要人物
個人簡介,人物生平,與北洋聯絡,籌公民黨支部,兼長民政斡旋,經濟實業建設,謀劃徵收房稅,督辦山西鐵路,敦促馮玉祥赴晉,閻錫山的筆桿子,草擬致張楊電文,《亞盟宣言》,“兵農合一”,危難時不遺餘力,最後的秘書長,簡述,為閻錫山送終,
個人簡介
賈景德（1880—1960），字煜如，號韜園。1880年生於山西澤州府(今晉城市)沁水縣端氏鎮的一個書香門第。長閻錫山三歲。父賈作人，1879年（光緒五年）己卯舉優貢第一名，旋中本科舉人。1889年（光緒十五年）登己丑科進士。當即用知縣分發直隸候補，五年未授實缺，棄職還鄉。後應聘主講於汾州府（今汾陽）西河書院。叔父賈耕，乙酉拔貢，辛卯舉人，先後主講潞安府（長治）的上黨書院和令德堂（山西大學堂的前身）。辛亥革命後，相繼出任北洋政府總統典禮官、約法會議山西議員、段祺瑞“安福國會”議員。
人物生平
1893年，十三歲的賈景德隨叔父賈耕到太原，先入書院（清代教育，中央有國子監，地方則有府、州、縣學。山西州、縣亦然。但府、州、縣學實為科考之基地，失去了教育之本旨。故學校之外又有書院，書院以官立為多），後來又就讀於山西大學堂中齋。1904年（光緒三十年）中甲辰科進士。遂放山東招遠知縣，繼放山東郯城知縣。1911年，母病逝，報丁憂返里。旋應黑龍江巡撫周樹模函邀，入幕巡撫衙門。
1948年6月戴季陶（中）和賈景德（右）
1948年6月戴季陶（中）和賈景德（右）賈景德的家鄉端氏鎮系沁水第一重鎮，秦漢始設縣，五代時方與沁水合為一縣。端氏位於沁河、端氏河交匯處，土地肥沃，氣候溫和，人文薈萃，代有獲取功名者。生於斯長於斯的賈景德得天獨厚，既得端氏風水之滋養，又受飽讀詩書、先後博取功名的父輩的薰陶，加上少年開蒙接受傳統文化教育，以科舉為第一要義，練就了一手道德文章。承轉啟合，羅列排比，下筆有神，妙手華章。同時，早期為官的經歷，又使他對於官場人事有所了解。這一切都是初登都督之位，雄心勃勃，決心乾一番事業的閻錫山需要的。因此，辛亥革命後不久，與革命可以說是毫無瓜葛的賈景德便被委以重任，並且始終如一地成為閻錫山的股肱之臣。
1911年10月29日（農曆九月初八）太原城頭響起起義的槍聲時，賈景德作為一個局外人，還遠在已是冰天雪地的黑龍江做他的巡撫幕僚。時局瞬息萬變，太原光復，清軍入晉，閻錫山率部北撤轉戰綏包，南北議和，閻錫山返並復任山西都督……這一切只發生在眨眼之間。1912年4月，隨著閻錫山的復任都督山西的局勢歸於平靜，各省先後光復，鹹與共和。也就在這時，賈景德從東北返回山西，為亟需號令三晉的都督閻錫山做起了秘書監（秘書長）。初入閻幕，賈景德惟命惟謹，很快得到閻錫山的信任。其時省政初創，得力之人不敷使用，賈景德文牘之餘兼及行政。1913年3月5日被任命為山西省北路觀察使兼晉北執法處處長，一直做到1914年4月10日。閻錫山兼長山西民政後，又於1917年9月15日被任命為山西省行政公署政務廳廳長，截止1919年6月7日。
與北洋聯絡
籌公民黨支部
1913年，中華民國為北洋政府所替代，參、眾兩院作為共和的裝點而被選出，正在進行選舉正式大總統之預備時期，臨時大總統袁世凱的秘書長、交通銀行總經理梁士詒為爭取國會議員來擁護袁世凱當選，創立以自己為黨魁、以葉恭綽為副黨魁的中國公民黨之政黨組織。公民黨成立之時，政壇要人如段祺瑞、段芝貴、薑桂題、江朝宗等紛紛爭先加入，氣勢之盛，超過以湯化龍為首的共和黨、以王揖唐為首的統一黨、以梁啓超為首的進步黨。公民黨以每月二百元的津貼吸引和利誘了國會議員百人以上。儘管如此，梁士詒仍不能滿足，乃選擇各省留京人士分向各省發動組織公民黨支部。與賈景德為山西大學堂同學的王家駒被推舉回省籌設公民黨山西支部。
賈景德七六壽辰與于右任等簽名黑白照片
賈景德七六壽辰與于右任等簽名黑白照片王家駒帶著梁士詒給閻錫山的親筆信到太原見閻。其時，閻錫山正怯於袁世凱的威脅，試圖尋找出路，並將梁士詒視為靠山，故對公民黨支部的籌設表現得尤為熱心，當即責成與賈景德、崔廷獻籌商進行。鑒於閻錫山的支持，賈、崔二人都表示要鼎力襄助。特別是賈景德，因沒有參加過任何黨派（辛亥革命後的山西政界大部分為同盟會同志，少部分為立憲派，無黨無派者為極少數，賈景德就是其中之一。賈加入國民黨是後來的事，並多少有點因事而黨的意味），對公民黨之籌設視為己任，用心去做。除派專人選定地址（布弓街），即日成立山西公民黨籌備處外，並指派其胞弟賈進德為籌備主任。籌備處所屬秘書處、總務科、交際科、宣傳科等應有盡有。他不僅親自委派各科人員，而且不時到籌備處指導。為擴大影響，賈景德等還發起上黨留省同人（沁水屬上黨地區）在太原海子邊召開歡迎王家駒大會。
在賈景德的積極配合下，從8月開始，截止9月底，一個多月的時間，山西正式填寫入黨志願書者業已超過三百人，首先是賈景德、崔廷獻等政府要員帶頭參加，其次有省議會議員、各司科科長以及各學校教職等依次加入。在前述之基礎上，10月1日召開成立大會，中國公民黨山西支部宣告正式成立，賈景德被公推為正部長。隨即電報北京本部備案，梁士詒來電祝賀，各界人士互相談論，一時大有後來居上捷足先登的況味。相比之下先一年成立的國民黨則顯得默默無聞，黯然失色。
中國公民黨山西支部在短短一個多月的時間裡發展到三百多人，可謂創造了一個奇蹟，甚得梁士詒之歡心。賈景德等奉命籌設中國公民黨山西支部，成績卓著，為閻錫山掙足了面子。因此，是年11月初閻錫山偕賈景德到京朝賀袁世凱時，梁士詒在公民黨本部舉行歡迎大會，在京公民黨黨員全體出席，約有五百餘人。梁士詒親致歡迎辭，對閻錫山支持公民黨山西支部表示衷心感謝。閻錫山則以謙恭逢迎之辭回敬。閻梁關係由此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閻錫山在袁世凱左右得到了一個有力的內援。
1913年10月，袁世凱派親信組成公民團包圍國會，迫使議員選舉他為中華民國大總統。各省都督分別電賀擁護，袁世凱地位漸趨穩固。隨即，袁世凱下令解散國民黨，撤銷國會中國民黨籍議員的資格；並進而廢除臨時約法，解散國會。公民黨的歷史使命即宣告結束。大約在1913年底到1914年初，公民黨山西支部悄然消失。賈景德一手包辦成立的中國公民黨山西支部，雖然僅僅存在了不到半年的時間，但是因此而締結的閻錫山與梁士詒的關係卻一直發展下去。在以後的一個時期中，梁士詒一直充當著閻錫山在袁世凱政府中的保護傘。有資料表明，袁世凱在地位開始鞏固後，陸續剪除了非北洋系的南方各省都督的職權，不久除西南地區之外，北洋勢力幾乎遍布全國各地。閻錫山以老同盟會員、革命黨人身份任山西都督，一直為袁世凱所忌。儘管極力肆應，仍不能取得完全的信任。於是，袁世凱一度打算調虎離山，讓閻錫山改任黑龍江都督。閻錫山聞訊後，即刻派人與梁士詒聯繫，請求代為疏通。只因梁士詒一力承擔，在袁世凱面前替閻美言，並予擔保，調任之事才沒有成為事實。
兼長民政斡旋
辛亥太原光復後的一個長時期中，閻錫山在山西只是一個握有軍權的都督。依據北洋政府的有關規定，各省民政長由大總統任命。山西行政公署的民政長先後由趙淵、陳鈺等遞任。由於袁世凱不可避免的戒心，閻錫山一直與民政長無緣。不僅如此，隨著形勢的發展，其在握的軍權乃至原有的地位都產生了動搖。操縱總統選舉、廢除臨時約法、解散國會只是袁世凱走出的前三步。之後，袁氏為進一步完成個人集權，於1914年5月23日明令撤銷各省民政長，改設巡按使，並改各道觀察使為道尹。山西第一任巡按使金永是個旗人，其人相當驕悍，是袁世凱特別派來消滅民軍勢力的。金永以巡按使主持省政，並積極成立警備部隊，初為七營，後不斷增加，對閻錫山形成極大的威脅。在撤銷民政長的同時，各省都督之制也予以廢除——無論中央與地方將領，均授予將軍或上將軍官職。在中央者上冠一“威”字，在地方者上冠一“武”字，閻錫山遂由都督改任“同武將軍督理山西軍務”，方面大員變成了中央政府的督理軍務人員，實際權力大大削弱。對於這一切，閻錫山心中惶惑，卻無可奈何。從保存現有實力、維護既得權力出發，閻錫山不惜韜光養晦，裝出一副庸庸碌碌的樣子。軍務諸事多委之於黃國梁，聽憑山西軍隊編制一再縮減。
袁世凱死後，北洋集團分裂成直皖兩系，內部政爭日趨激烈，對各省的控制相對削弱。閻錫山乘機徹底改變策略，一邊採取支持段祺瑞的立場，擁戴段氏執掌國務總理大印，出兵討伐張勛復辟；一邊排除異己勢力，逐步收回一度旁落的軍權。與此同時，在賈景德、南桂馨等的參與策劃下，閻錫山兼長山西民政的設計進入操作階段。
如前所述，袁世凱時期北洋政府曾實行過一次改制。袁之後，黎段體制形成（黎元洪由副總統繼任總統，段祺瑞任國務總理）。隨即於1916年7月下令，在官制未定以前各省督理軍務長官改為督軍，民政長或巡按使改為省長，署內組織及一切職權均應暫照其舊，並派沈銘昌為山西省長。與此同時，閻錫山由同武將軍改任督軍。7月6日，沈銘昌的任命一下，山西的民意機關省議會就紛紛提案反對。沈銘昌剛到山西，座椅還沒有捂熱，在閻錫山勢力的排擠下就不得不拍屁股走人。見沈銘昌在山西不能立足，北京方面又於10月14日任命孫發緒為山西省長。孫發緒到任後，立即著手辦理地方自治。任命下達的當月，山西省地方自治促進會成立，省議會議長杜上化兼會長，另設兩名副會長，賈景德是其中之一。儘管孫發緒盡力擺出擁護山西地方勢力的姿態，首先致力于山西的地方自治，仍不能見容於閻錫山。閻錫山要省長自為，已是“司馬昭之心”。適逢督軍團會議的一個電文中，載有不利於孫的材料，閻錫山便加以利用，藉故攻擊。由於經過幾年的培植，閻錫山在山西已有相當的勢力，省議會議員絕大多數有擁閻傾向，議長杜上化完全為閻所用，孫發緒作為外來勢力根本無法匹敵。1917年6月5日，孫發緒被迫離職。孫發緒離職時正值“府院之爭”激烈之際，乘北京政府無暇顧及地方事務之機，閻錫山便以護理（代理）的名義，擅刻印信，自兼了山西省長。
賈景德書法
賈景德書法掌握了軍事實權，“護理”了省長職務，閻錫山一步一步地接近了兼長山西軍民兩政的目的。然而，護理畢竟不是中央實授，對於這個名不正言不順的護理省長，閻錫山心裡不踏實，賈景德等幕府近臣更不能罷手。於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據參與其事的南桂馨回憶，“初，閻兼省長系暫兼性質，並無‘真除’之令。復辟劇終，馮國璋以副總統正位，段祺瑞再為國務總理，閻擬乘此機實任省長，因遣我入京，疏通段祺瑞下一命令。我通過陸軍部軍需司長羅仲芳（段在小站時的舊屬，與段關係至深）的關說，得到段的允許。段並且說：‘各省軍政都系一人兼任，山西當然不必例外。’但在我回省復命以後，而閻真除省長之命遲遲未發”。
多方活動不能奏效，問題的解決繫於賈景德一身。原來閻錫山“真除”省長之命遲遲未發的癥結在於內務部總長沒有副署，而時任內務部總長湯化龍、次長蒲殿俊都是晚清進士出身，與賈景德有“同年”之誼（湯化龍不僅與賈景德有同年的關係，而且曾應山西學政寶熙之聘，任山西大學堂國文教習）。於是，賈景德主動承擔使命，自請入京疏通。到北京後，賈景德先側面了解了內務部不副署的原因，再面見湯、蒲，極力為閻錫山說項。結果湯等要求給方貞（和湯有私交）以雁門道尹一缺，方可副署。賈景德在徵得閻錫山同意後，答應了對方的要求。在賈景德的主動斡旋下，死結終於解開。1917年9月3日，北京政府特任閻錫山“兼山西省長”。賈景德不辱使命，閻錫山好夢成真。
經濟實業建設
謀劃徵收房稅
閻錫山兼長山西軍民兩政後，從增強山西實力出發，開始實施擴軍計畫。到1925年，晉軍從兩個混成旅擴充到十一個步兵旅，外加手擲彈旅和一個迫擊炮團。與此同時，厚生計畫、六政三事、教育諸項一起投入，財政開支由700萬元增至2000萬元。龐大的軍政費用使得省財政不堪重負。閻錫山有一句常言，“當兵、納稅、受教育是國民的三大義務”。他認為越是經濟發達的國家，納稅越多。換句話說，就是國民越自覺納稅，多納稅，國民經濟就越發達。循著這個思路，為了解決財政困難的問題，滿足軍需 ，1925年春，省公署秘書長賈景德與財政廳長楊永泰、山西省銀行行長徐一清共同謀劃，建議估價徵收房稅。為此特做了一個估算，按估算價格值百抽九，如果連馬棚、豬舍、廁所都算上，一年所收稅款，除去軍需，還有盈餘。其具體辦法是：
1、驗契。即檢驗房產契。通過檢驗，（1）有地無契者，補契；（2）字跡模糊，殘破不全的舊契，一律另換新契；（3）連頭的（幾塊地一張契），應予分開，各補各的新契；（4）清代和民國初年的契約，未經驗契處用印的，另換新契；（5）兄弟已分居，仍用老契者，應依新戶主，各補各契。以上各種或補或換的契約，都要根據當時地價核實，按價格的百分之五徵稅。
2、估價。即將全省城鄉所有的民房，無論平房、窯洞，還是馬棚、廁所，一律按構造形式、間架大小，由專人負責評估，定出價格。
3、徵稅。無論房屋好壞，一律按照估定房產價格，值百抽九。
4、責成各縣公署主持，並對各縣知事（山西自辛亥起一直沿用縣公署知事制。1933年，閻錫山根據南京國民政府公布的《縣組織法》，開始推行縣長制，縣公署改稱縣政府）定有獎懲辦法，如期完成成績顯著者獎，辦理不力者撤職。
鄉村房屋本不值錢，而官定價格幾乎都和城市房價相等。原來山西各縣城鎮房屋買賣，都按房價百分之九交納契稅。至於鄉村的房產，不論祖遺或自建，多無契據，購買房產，白紙黑字，畫押為證。習慣如此，從無所謂契稅之說。加上徵收房稅過程中，有的縣長急於求成，不顧一切地強制推行，致中產以下的房主因一時拿不出稅款而不得不變賣產業，高利借貸；甚至因告貸無門，而被傳訊押追。鬧得人人恐慌，家家不安。
由於徵收房稅直接影響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且涉及面廣，不僅下層民眾不能接受，就是擁有田產者也極力反對。於是，徵收房稅的政策一出台，立刻引起上自官紳，下迄百姓的普遍不滿，全省上下民怨沸騰。以此為契機，在中共太原支部和團地委的發動和領導下，爆發了轟動一時的民眾抗稅運動。
1925年5月18日，太原各大中學校的數千名學生舉行示威遊行。示威學生先衝進省議會，嚇跑了議長和議員，接著又包圍了督軍府。在派出交涉的代表遲遲不見出來的情況下，激憤的學生一哄而起砸了督軍府的牌子。
迫於情勢，閻錫山不得不收回成命，手諭：“房屋估價補契辦法，著即取消。關於此項稅款，如有收起者，立即退還，以昭公允。”在達到目的，撤退返程途中，示威學生把怨氣一股腦撒在賈景德等出謀劃策者身上。賈景德及楊兆泰、徐一清寓所被余怒未消的學生打砸，內外一片狼藉。
徵收房稅，滿足軍需，克服困難，賈景德為閻錫山畫了一個圓圓的大餅，孰料事與願違，非但沒有收到成效，反因違背了民意，激發了一場民眾運動（當然與中共地下組織的發動領導不無關係）。同時，引火燒身，成了學生攻擊的對象，心中難免歉疚。閻錫山的態度則是公開下達《罪己令》和《寬恕令》。《罪己令》主動承擔責任，表示自責：“本省長承乏晉疆十有四載，德薄能鮮，成績毫無。近以四境多故，妄思竭其綿力，保衛治安。凡財政會議決行事件，均系本省長所特交。唯我貌躬，德不足以服眾，誠不足以感物，遂令莘莘學子，疑障橫生。咎在己身，責無旁貸，撫衷循省，漸仄良深。”《寬恕令》在對學生的過激行為進行指責的同時，表示既往不咎：“本月18日午前，有學生數千人，經過省議會，搗毀門窗。隨後群集署前，請求收回估價徵收房稅命令。我為了服從民意，當即允予停辦。學生出署後，竟以道路傳聞不符事實之詞，群至楊兆泰、賈景德、徐一清寓所，撞門入室，搗毀財物。民商驚慌，秩序紊亂，於地方治安，妨害實大。本應按法究辦，姑念各校學生尚在青年，不忍以法相繩，從寬一律免於深究。著於各校校長嚴加訓誡，以資警惕。”
督辦山西鐵路
賈景德從政的經歷可以上溯到民國初年，然而由於幕僚地位使然，在過去的一個長時期中並沒有什麼正式的官銜。北洋政府時期，只在一個短時間內擔任過山西省北路觀察使和山西省行政公署政務廳長，前後加在一起還不到三年時間（前者從1913年3月5日到1914年4月10日，後者從1917年9月15日到1919年6月7日）。列入南京國民政府職官序列的第一個職務只是閻錫山任主席的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太原分會委員，時間是1928年2月到1935年12月。
1930年賈景德被任命為鐵道部正太鐵路管理局局長。正太鐵路始建於1902年，系當時山西省境內唯一的一條鐵路幹線（此外只有位於北部的平綏鐵路過境線），是山西東出娘子關的主要通道。正太鐵路管理局局長實際負責的是山西鐵路的建築和管理。因此，在30年代及其之前的一個時期中，賈景德主要致力於鐵路建設。也就是說，鐵路建設是賈景德進入閻錫山幕府之後，所從事的第一項實際工作。
賈景德書法
賈景德書法還在正太鐵路管理局局長的任命下達之前，賈景德就奉閻錫山之命，開始插手鐵路事宜。本世紀初的正太鐵路建設時期，領風氣之先的山西籍京官，翰林院庶吉士解英格、吏部主事李廷揚等就向當時的山西巡撫張曾敫建議：由本省紳商招集股本，自造一條貫通南北的同蒲鐵路，造福桑梓。張曾敫奏請朝廷獲準後，隨即成立山西同蒲鐵路有限公司，並動工測量。後因政局動盪，籌款困難幾起幾落。1928年，北伐完成，閻錫山勢力達於華北五省、市之後，基於“交通是現代經濟發展的樞紐”的認識，在賈景德等幕中高參的建議下，閻錫山決定籌資修築同蒲鐵路。隨即，賈景德開始負責為同蒲鐵路籌款，同時建議發行公債。據1928年12月1日閻錫山（駐節北平）致楊兆泰（山西省政府常務委員，受閻錫山委派代主省政）電報稱，“近密育堂（按：指冀貢泉）來述執事意，擬極力籌修鐵路，甚合我意。惟進行築路，以籌款為第一要事。煜如（按：指賈景德）在平專籌此事，頗費力量，尚無把握。茲由此間會商擬決由發行公債辦法，籌現款七百五十萬元為購買外物之用，其餘本省銀行紙幣即可。擬由山西政府發行賑災築路公債三千萬元，以路作抵，由各縣擔任現款七百五十萬元，分二年交。其餘交由省銀行承受。如此則路工可以進行，工賑亦可立辦，國家地方災民並受其利。希速籌辦妥為要。”
在同蒲鐵路修築期間的1933年到1937年，賈景德既是鐵道部正太鐵路管理局局長，又是晉綏兵工築路總指揮部襄辦，一直以雙重身份參與其事。同蒲鐵路以山西一省之力，用最經濟的辦法在四年之內基本完成，閻錫山的主持之功不可沒，其中自然離不開賈景德等的參贊作用。
敦促馮玉祥赴晉
1928年的討奉之役，使閻錫山得以逐鹿中原。然而好景不長，取得平、津，北伐勝利後，蔣介石以統一相號召，召集編遣會議，籌劃“削藩”。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三大集團軍面臨被蔣介石中央各個擊破，分頭瓦解的危機。於是各派勢力由擁蔣而反蔣，一時戰雲密布。1929年2月，蔣桂戰爭爆發，桂系反蔣失敗。同年5月，馮玉祥與蔣介石反目。馮玉祥違抗蔣介石的命令，拒不進京供職，並在華陰召開軍事會議，決定收縮戰線，集結兵力。國民黨中常會決議，革除馮玉祥一切職務，永遠開除黨籍，下令查辦。5月15日，馮部將領通電指責蔣介石，並公推馮玉祥為“護黨救國西北軍”總司令，準備討蔣。蔣馮之戰一觸即發。
聽其言察其行，閻錫山對蔣介石鳥盡弓藏、兔死狗烹的做法洞若觀火。唇亡齒寒，兔死狐悲，不保之虞迫在眉睫。於是，閻錫山迅速調整戰略，改捧蔣壓馮為對馮玉祥曲意維護，甚至不惜以與馮“共進退”要挾蔣介石。一時與馮玉祥函電往來，密切之至。
為了實現挾馮以自重的目的，5月30日，閻錫山攜秘書長賈景德、參謀長朱綬光，以及眷屬一行由太原抵達運城。隨即，賈景德銜閻錫山之命，與朱綬光同行，從芮城風陵渡渡過黃河，前往第二集團軍（西北軍）駐地華陰，面見馮玉祥，交涉相關事宜，敦促馮玉祥赴晉。
在華陰，賈、朱二說客謹遵閻錫山的旨意，極力說項，一番為黨國計，為人民計的大道理之後，自然是設身處地從對方出路考慮，使馮玉祥為之動容。在達到預期效果後，5月31日，賈景德、朱綬光偕馮玉祥所派代表曹浩森、鄧哲熙由華陰返運城。除轉述馮玉祥願意知難而退，答應下野出洋，赴山西的意思外，對所部之安置、撤銷通緝之成命、將領之保全、軍食之維持等事，進行商酌。隨即，曹、鄧回華陰向馮復命，閻錫山先期攜朱綬光返回太原，賈景德則奉命留在運城，迎侯馮玉祥。
回到太原的閻錫山繼續與各方周旋。電報蔣介石，剖陳利害，一再表示“馮出洋，山必偕行；馮爽約，北路軍事山負責”的決心。同時，一面向正在召開的國民黨三屆二中全會發出就河北省黨部干涉省政情事“請嚴定黨政權責”的抗議電；一面指使河北省主席商震和新任北平市長張蔭梧嚴格限制國民黨各級黨部的活動，做出聯馮抗蔣的姿態。賈景德在運城一等就是二十天。6月19日，馮玉祥夫人李德全“及公子三女隨員四，並馮總司令岳丈舅婦暨女工等十一人，行李多件”，於午前十一時抵運城。賈景德作為閻錫山的迎候使節，自然少不了一番忙碌。6月21日，馮玉祥為閻錫山的“至誠”所感動，力拒部屬的勸阻，繼夫人子女之後，攜隨員二十餘、汽車三輛，由風陵渡渡河入晉。賈景德心裡的一塊石頭終於落地。隨後，在賈景德等山西政界要員的陪同下，馮玉祥起程北上。6月25日，閻錫山親往介休迎接。閻、馮見面，撫今遭受中央冷遇，追昔不見昔日輝煌，不禁百感交集，抱頭痛哭。旋抵太原，馮玉祥客隨主便，先被閻錫山安排到太原城郊之名勝晉祠小住，後轉到五台縣建安村。
閻錫山邀馮赴晉，無疑增加了自己手中的籌碼。因此，不僅敢於出頭和蔣介石相抗衡，而且有了對反蔣各派的號召力，進而取得了反蔣聯合陣線的盟主地位。從這個意義上說，邀馮赴晉是一場謀略戰。賈景德參與了這場謀略戰的全過程，不僅出謀劃策，而且參與實施，充當了其中的一個重要角色。與以趙戴文為代表的山西上層反戰派的態度相反，賈景德可以說是閻錫山發動中原大戰唯一的堅決贊成者。據徐永昌的回憶反映：“趙次隴（戴文）先生頭腦清楚，對於閻先生這次企圖（指發動反蔣戰爭）絕不贊同，因此其十八年以來對趙芷青（丕廉）有時聯絡雜牌軍隊，及對薛子良（篤弼）代表馮煥章來說山西合作，都表示反對。及至閻錫山最後騎上虎背，又作堅決反對。賈煜如則一心要佐閻先生成一國家元首，所以賈閻之間，是利用一條僅通兩人之電話以交換意見。憶十三年之政變（指馮玉祥發動的北京政變），首謀當是續西峰（桐溪），而成之於馮（玉祥）、胡（景翼）、孫（岳）。今次大戰，首謀是閻先生，而成之於賈煜如。”
賈景德支持閻錫山發動反蔣戰爭，當然希望自身成為輔弼元勛，成就大業，而結果卻相反。戰後，賈景德無可奈何地把敗因歸之於閻錫山的用人不當：“閻先生遇事取巧而寡斷。如津浦線彼自任總司令，既屬非是，而張蔭梧、傅作義學歷相等（一為天津警備司令，一為北平市長，同為保定軍官五期生），不確分許可權，乃令張為副總司令，傅為總指揮，閻先生不在任所時，又派辜達岸（仁發）參謀長為行營主任，於是真箇一國三公，無所適從。濟南下後，只好令張向膠濟線，傅向津浦線，兩線兵力不能活用，膠濟兵等於閒置，各不相關，同淪於敗潰。”
閻錫山的筆桿子
草擬致張楊電文
閻錫山擁馮以自重，聯合各反蔣勢力，高張反蔣大旗，咄咄逼人。馮玉祥在羈留山西八個多月後，於1930年3月8日攜一致反蔣協定，與閻錫山話別，返回所部，部署反蔣軍事。5月11日，蔣介石下達對閻、馮的總攻擊令，中原大戰爆發。在此期間，賈景德曾肩負閻錫山的秘密使命，到鄭州往見馮玉祥。中原大戰失敗，閻錫山下野，賈景德一度淡出政壇。
1932年2月，閻錫山出任太原綏靖公署主任後，賈景德復出，就任非他莫屬的綏署秘書長。1934年12月17日，閻錫山之父閻書堂（字子明）病逝。閻錫山在回河邊村守孝服喪期間，為表姿態，報請中央開去本兼各職，所有太原綏靖公署公務，著由秘書長賈景德代拆代行。也就是在這一年，賈景德在他家鄉沁水端氏大興土木建築“賈府”，翻修祖塋，並自撰墓志銘。1936年，在太原匯刻《沁水賈氏塋廟石刻文稿》出版。
蔣介石致閻錫山、賈景德信札各一通
蔣介石致閻錫山、賈景德信札各一通星轉斗移，時間的年輪定格在了1936年12月12日。這一天，西北“剿總”司令張學良、陝西綏靖公署主任楊虎城二將軍為逼蔣抗日，在西安臨潼發動兵諫，扣押蔣介石，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爆發。西安事變爆發的次日，張、楊一面以其抗日救國的“八項主張”通電全國，一面分别致電各地方實力派，“共商抗日救國大計”。
閻錫山在收到張楊兩電（一是致各地方實力派的“靖機電”，一是張學良專致閻，說明並非囚蔣，乃請其容共團結，一致對日的“元未電”）後，當夜召集軍政要員會議協商，趙戴文、徐永昌、賈景德、朱綬光、楊愛源、孫楚、周玳、王靖國、趙承綬等出席。會議的中心議題是何以自處。閻錫山先為會議定調：“漢卿（張學良）、虎城，是個傀儡，此事幕後必為中共所指使。”少頃，閻錫山兩手交叉於背後，邊走邊交待賈景德擬一封給張楊的復電。這邊會議繼續進行，眾人你一言我一語，議論紛紛，或指責張楊扣押領袖，是冒天下之大不韙；或分析事變背後之隱情；或主張討伐；或主張調解。那邊賈景德，揣摸閻錫山的心思，略運文心，命筆成文：
“兩兄靖機電及漢兄元未電均誦悉。環讀再三，驚痛無似，弟有四個問題，質諸兄等：第一，兄等將何以善其後？第二，兄等此舉，增加抗戰力量乎？減少抗戰力量乎？第三，移內戰為對外戰爭乎？抑移對外戰爭為內戰乎？第四，兄等能保不演成國內之極端殘殺乎？前在洛陽時（指是年10月31日在洛陽為蔣介石祝壽時，閻錫山曾與張學良就停戰抗日向蔣介石進諫之事），漢卿兄曾涕泣而道，以為介公有救國之決心。今兄等是否更以救國之熱心，成危國之行為乎？記曾勸漢卿兄雲，今日國家危險極矣，不洽之爭論，結果與國不利，當徐圖商洽。不洽之爭論，尚且不利國家，今兄等行此斷然之行為，增加國人之憂慮，弟為國家，為兄等，動無限之悲痛，請兄等亮察，善自圖之。”
《亞盟宣言》
1937年，抗戰軍興，太原綏靖公署改稱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部。然而，不管機構如何變化，只要閻錫山做長官，賈景德的秘書長地位就不會改變。11月，太原失守，賈景德隨二戰區長官部撤退到臨汾。1938年春，日軍南下，臨汾陷落，閻錫山率部再退晉西，並一度駐於陝北宜川。賈景德奉命率領省政府的部分人員和物資先撤退到西安，後來以陝西三原東里堡為基地。
1941年，遠在重慶的蔣介石親筆致函閻錫山，“國家危難已極，只要你我兩人精誠合作，必能轉危為安。請派玉（煜）如先生常駐中央，加強聯絡，隨時晤談。”閻錫山則這樣評價他的秘書長：“煜如日夜在公，公爾（而）忘私者。”是年12月27日，賈景德被任命為國民政府考試院銓敘部部長。同時，任國民政府稽勛委員會常務委員、國民政府法規委員會委員，常駐陪都重慶，溝通蔣閻關係。
在賈景德赴重慶任職前後，閻錫山開始了與日本軍方的接觸談判。早在1938年6月，日本大本營陸軍部就制定了一套所謂的“謀略計畫”，規定對中國各派地方軍進行瓦解和誘降工作，閻錫山作為其瓦解誘降的主要目標，被列為“狸工作”。1939年，日本中國派遣軍總部成立後，鑒於“對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進行的懷柔招撫工作，在分裂瓦解重慶將領的工作中是有可能的，而且對其他方面的影響很大”的分析，責成華北方面軍專負其責，易稱“伯工作”。此後，日本軍方加緊了對閻錫山的誘降活動。
賈景德書法
賈景德書法1939年歲末的“晉西事變”後，閻錫山及其二戰區面臨著空前的困難。對此，閻錫山這樣說：“目前咱們的處境很不好，蔣介石要借抗戰的名消滅咱，不發給咱們足夠的經費，也不給補充人員和武器，處處歧視咱們，事事和咱們為難。共產黨對咱們更不好，到處打擊咱們，八路軍在山西各地有嚴密組織，把老百姓都拿過去了。如果日本人再打咱們，那就只有被消滅了。”就在閻錫山敏銳地感到發生了存在危機的關頭，1940年2月，日本華北方面軍參謀長田中隆吉責成偽山西省長蘇體仁，派人前往晉西設法與閻錫山聯絡。急於擺脫困境的閻錫山由此開始了與日本方面的長期接觸。議而不決、決而不行的談判一直持續到1942年5月。
1942年，由於互不履行協定，閻錫山與日方的關係顯得有些緊張。1月，日方要求閻錫山履行前此達成的《汾陽協定》；2月，日方對閻錫山提出通牒；3月，對晉綏軍實施攻擊。文武之道，一張一弛，在與日方僵持了一段時間之後，閻錫山準備親自出面會會日方代表。四五月間，為下一步的行動預作準備，已在重慶就任銓敘部長的賈景德被閻錫山電召回二戰區長官部駐地山西吉縣克難坡。
回到二戰區的賈景德一個重要的任務就是協助閻錫山起草一份秘密文書《亞盟宣言》。為了避免干擾，賈景德和閻錫山住到離克難坡約三公里的古賢村寓所，只帶了徐崇壽和陳過兩個秘書（為抄寫便利）。徐崇壽這樣回憶當時的情景：“記得是一個下午，侍從長張逢吉到七間房（侍從秘書辦公室）對我和陳過傳閻的話：‘帶上簡單的行李用具，隨會長到古賢村，內勤隊備馬送去。’古賢村是距克難坡不遠的一個小村。人馬沿著羊腸小道，在一條兩旁土崖壁立的溝內行進。上到崖頭，看見一片黃土高垣上有一住戶不多的小村。閻下榻於早為他準備的窯洞內。我們到了之後，當晚國民黨政府銓敘部長賈景德亦抵此，安頓在閻住房之對面西屋內。後來才知是閻電召賈由重慶返回，共同起草《亞盟宣言》的。避居古賢村是為了躲開克難坡其它公務之干擾，而便於集中精力研商《宣言》之措詞。”“每天飯畢稍事休息之後，賈即來到閻的窯洞內開始草擬工作。炕中置一小木桌，閻、賈二人盤坐炕上，口擬詞句，我與陳過立於地下伏桌以毛筆記錄。”草擬工作如此這般，持續了數日方告結束。
所謂《亞盟宣言》，實際是一個建議性的文本，可能是閻錫山準備在與日方的進一步接觸中用來裝點門面的。據少數幾個得悉其詳者透露，大意是說，亞洲之國，日本為先進，中國、印度為大國，東亞問題之中心是中日印三國。應集合各國民族之優秀者，組織亞洲民族革命同志會，協謀亞洲民族之解放，並建立亞洲大同盟。亞洲同盟，就外交一致，內政自理，有無相通，長短互助，以自榮達到共榮，以共榮增進自榮。文末是設問的口氣：“以天下為公成世界大同，豈徒亞洲之幸，亦世界之福也。日本人士，其有意乎！？”
1942年5月6日，閻錫山在吉縣安平村與日華北方面軍第一軍司令官岩松義雄等會晤。會上，閻錫山以演講的形式談了《宣言》的主要觀點——亞洲同盟、外交一致、內政自理等。後因會晤不歡而散——日方置“不拍照”的承諾於不顧，不僅拍了照，還攝了電影；且態度蠻橫惡劣。閻錫山不滿於日方的表現，遂生“鴻門宴”的懷疑，不辭而別——《宣言》沒有交給日方。有資料說，《亞盟宣言》由閻錫山責成手下的留英美學人譯成英文，曾托人送交印度領導人尼赫魯參閱。作為一份流產的文本，《亞盟宣言》本身的價值無關宏旨。重要的在於透過這件事情，可以看到賈景德與閻錫山非同尋常的關係，一方面是閻在政治上對賈的無比信任和依託，另一方面是賈對閻的思想意圖的深刻領會和忠誠不二。也就是在起草《亞盟宣言》的時候，賈景德曾對身邊的秘書說，“會長從民元到今，幾十年內國家元首更迭不少，但他卻穩坐山西，功在國家，名在中外。”欽佩服膺之情溢於言表。
“兵農合一”
身為重要輔弼，賈景德對閻錫山可以說是從無二心，至忠至誠。但是，賈景德畢竟是一個不可多得的人才，學問才識俱佳——閻錫山之父閻書堂子明先生暨原配曲夫人合葬墓志銘，由五台趙戴文撰文、沁水賈景德書丹、榆次常贊春（清末舉人，1913年畢業於京師大學堂，山西著名書畫家）篆蓋，文書篆珠聯璧合，被時人稱為“三絕碑”。這就決定了他凡事都有自己的見解，並不是人云亦云。
1943年，與整個抗日戰場和世界反法西斯戰場開始轉敗為勝的大形勢不同，偏安晉西一隅的閻錫山面臨著重重困難——由於後方控制區的萎縮和日軍嚴密的經濟封鎖（1942年安平會晤後，談判破裂。日軍開始進攻汾南，在稷王山一帶將晉綏軍第三十四軍擊潰，並揚言進攻二戰區長官部所在地吉縣。同時，日軍對晉西廣大地區實行嚴密的經濟封鎖），兵員日益不足，補給日趨緊張——其正規部隊第六十一軍、第十九軍，每連官兵最多者不過六七十人，少則二三十人；長官部及省政府等單位夜間照明用的是羊油所制之土蠟燭；明文規定全戰區軍人吃頭等飯，其餘人員吃二等飯，而頭等飯的主食只有小米五兩。對此閻錫山曾無可奈何地說：“我們今天的困難，是種地的人少，打仗的人少。”為了擺脫困境，閻錫山從1944年春開始在晉西地區推行“兵農合一”。其具體做法是：
1、編組互助。即以自然村為單位，把村中十八歲至四十七歲的役齡壯丁（免役、緩役、禁役、停役的除外），不管其在村不在村，統一每三人編為一個兵役互助組，其中一人為常備兵，入營服役，二人為國民兵在家領種份地。國民兵每年共出米麥五石、棉花十斤給常備兵家屬。常備兵三年服役（工、騎、炮兵為四年）期滿後回村入組勞動，由組內另出一人為常備兵，依此類推。
2、劃分份地。即把村中土地以年產量二十石為一份，劃分為若干份地，優劣遠近搭配。每一個國民兵領一份，份地不足時兩人合領一份，份地有剩餘時可借耕。保留地主土地所有權，按規定收取租金。
3、平均糧銀。即把劃入份地的田賦，重重加以平均。各縣原有糧銀以不增不減為原則，偏高偏低時由村“調劑”、縣“補救”。
按閻錫山的構想，實行“兵農合一”，既能緩解兵員不足（三丁抽一，兵源得到了保證），又能間接解決農民土地問題（通過劃分份地，使人人有地種），完糧納賦，補給也就自然有了。但是推行的結果是農民負擔更加重了，農民不堪重負——孝義縣一二區，每畝地產量最高者小麥一官石二斗，最低者四官斗，平均約為八官斗（240斤）。每畝糧銀九分四厘，加上田賦、地租、隨賦負擔等，折算下來每份地即需要負擔41石一斗七升二合，而依平均畝產量八斗計，每份地的收成則只有四十八石，所剩不及七石。若再去掉飼料等項，實際所剩無幾。因此，“兵農合一”一開始就不受老百姓歡迎。抗戰勝利，閻錫山的控制範圍擴大到同蒲路中段及正太鐵路沿線地區。為了加強統治、適應內戰的需要，閻錫山把在晉西實施的“兵農合一”強行推廣於上述地區，搞得民怨沸騰。
對於閻錫山推行“兵農合一”，賈景德不僅不肯苟同，而且反覆諫言。1946年12月，賈景德與孔祥熙、溫壽泉、趙丕廉、徐永昌等聯名致函閻錫山，指出：“現在山西省府統治下之人民，逃至平津汴洛及西安等處者日益增加。大多衣食無著，顛連困苦，其狀甚慘。在抗戰時期圖避敵寇而逃，或在共產黨占據區域不堪壓迫而逃，尚不足怪。今省府收復區內竟亦有此現象，殊出意外。”據逃難者陳述及調查得知，“推行兵農合一，將社會基礎根本改造；征糧工作及其它一切攤派竭澤而漁；地方及鄉村幹部組織龐大、職權太高、分工複雜、生殺予奪、勒索凌辱，人民不堪其苦”。有鑒於此，建議“迅速停止‘兵農合一’辦法”，“撤銷地方鄉村各級幹部，村長改由民選”，“取消一切不合理之攤派”等。
接著，賈景德又於次年1月單獨致電閻錫山，婉言進諫：“眾口鑠金，天下事只要真理存在，將來必有實行之日，不必成功自我。請默運淵懷，將兵農合一試辦區縮小，一面試行制度，一面容納眾意，以慰共望。”
賈景德苦心可鑑，閻錫山雖表示理解，但仍固執己見。在回復賈景德的電文中稱：“煜如：江辰電悉，你以極大的熱忱，欲完成我的歷史，不願人有所訾議，在你是很表道義，此間同人接讀之後，無不欽感。惟兵農合一為救國救鄉之惟一途徑，我既認識此，主張此，又在元首前建議當面承諾在山西試辦此，按之當前山西環境亦誠需要此。不變更此主張，不委卸此責任，此即我追隨國父的革命人格，報效黨國的革命歷史，一切犧牲在所不惜，毀譽成敗，更非所敢計也。佛說，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托爾斯泰主張勞動即持鍬而死於工地，此其行符於言也。我既主張兵農合一，我還能不在兵農合一上犧牲一切，否則無以對元首，無以對國家，更無以對桑梓。此系山西安危所關，本黨存亡所系，我絕非固執己見也。”話已至此，只能聽任事態的發展了。
危難時不遺餘力
抗戰勝利後，賈景德繼續在國民黨中央任職。銓敘部長一直任到1948年7月；1945年5月，當選國民黨六大中央監察委員；1946年11月，當選制憲國民大會代表和主席團成員；1948年6月，任考試院副院長；1949年3月，加入何應欽內閣，特任行政院副院長。
在此期間， 國內局勢急轉直下，和平不成，內戰驟起。到1948年底1949年初，山西省城太原已經成為一座孤城，風雨飄搖，朝不保夕。遠在南京的賈景德清楚地意識到丟掉山西只是一個時間問題，遂不遺餘力地四處活動，試圖促使閻錫山放棄太原，以保留山西的殘餘勢力，不致把底牌也一起輸光。
功夫不負有心人，在得到蔣介石同意後，1949年1月的一天，賈景德由南京電報閻錫山，傳達蔣介石的兩條重要指示：“一、就大局看，太原絕難長久支持，請速退往西安，擔任西北行營主任，負指揮西北各處重責。幹部由陳納德用飛機接走，軍隊儘量西撤。由胡宗南派遣精銳，從離石軍渡到太原的這條公路，打開一條走廊。另由陳納德的飛虎隊，抽戰鬥機一百架掩護西撤。二、共產黨對太原兵工廠很重視，放棄太原的時候，一定要把兵工廠破壞掉。”
如果站在閻錫山的立場上看，西撤不失為沒有辦法的辦法，最後的“曙光”。然而，斯時斯地西撤又是脫離實際的。首先是客觀上已經不可能：1948年12月，解放軍已攻占了太原外圍要點，閻錫山的部隊被壓縮在縱橫不到三十里的狹小地區，幾乎沒有迴旋餘地。且不說太軍（指太原至黃河東岸軍渡的公路）走廊打開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就算能夠成立，胡宗南也不會全力以赴，實施救助。劃地為牢，各自為政，相互拆台在國民黨內各個不同派系之間司空見慣。覆巢之下安有完卵，胡宗南自身尚且難保，又如何救人？其次是主觀上不願意。太原是閻錫山統治的最後堡壘，孤注一擲進行最後的掙扎，是閻錫山的既定方針，所以絕不會輕言放棄，所謂“困獸猶鬥”是也。可嘆賈景德又一次錯誤地估計了形勢，由於閻錫山死守的決心已定，上述努力只落得徒勞一場。
西撤沒有實施，太原棄守已成定局。閻錫山在城破前離開太原，先到南京，後撤廣州。昔日，閻錫山曾為入主中樞逐鹿中原，落得一個慘敗的下場。風水輪流轉，1949年6月13日，連立足之地也最後輸光的敗軍之將閻錫山卻因禍得福，漁人得利，受命組閣，搖身一變成為國民政府的行政院長兼國防部長。時事難料莫此為甚。
6月3日，立法院第三會期第二十五次會議，以254票對56票的壓倒多數通過閻錫山出任行政院長的議案。6月5日，閻錫山便以“我對中央各方面不熟”為由，提出“非請賈先生任行政院秘書長不可”。在閻錫山的一再堅持下（曾有代總統李宗仁欲任賈景德為總統府秘書長的傳聞），賈景德由行政院副院長改任閻內閣秘書長，為閻錫山參贊一切。此後直到1949年12月8日撤往台灣，整整半年的時間裡，賈景德鞍前馬後追隨閻錫山，輾轉奔忙於廣州——重慶——成都一線。在此期間，閻錫山發布的一系列文告裡自然少不了賈景德的筆墨，閻錫山所到之處不能沒有賈景德的影子。
10月13日，國民黨軍隊撤離廣州，賈景德隨同閻錫山由穗飛渝。
10月29日，既是閻錫山66歲生日，又是太原光復紀念日。賈景德與徐永昌特邀閻錫山至重慶化龍橋商震舊寓晤談。在談及進退智愚時，賈景德勸諭閻錫山：“寧武子之愚，不算高明。孔子恓恓惶惶，到處碰壁而不休，那才是高明之愚，仁者當如斯。寧武子可算是個智者。院長向來重仁次智，以孔子為仁，以老子為智；智者僅可善自身，仁者方能善天下。我願院長學孔不重老。”
11月28日，國民政府由重慶撤至成都，賈景德亦隨閻錫山到蓉。
12月8日，賈景德同閻內閣的其他成員一起撤離成都，飛抵台灣。
最後的秘書長
簡述
伴隨閻錫山一退再退，直至退到與大陸隔海相望的台灣島上。賈景德成為屈指可數的幾個與閻錫山相伴始終者之一。
與賈景德之於閻錫山一樣，閻錫山之於風雨飄搖中的國民黨及其政府稱得上是盡心盡力，在擔任行政院長的日子裡，“由廣州到重慶，由重慶到成都，復由成都到台灣。這一時期的軍事、政治、經濟與社會人心，其混亂的程度，自不待說，而每到一地，立足未穩，又行遷移的情形，正如同一個王室的流浪王子一樣。”儘管如此，蔣李之爭中漁人得利，出長內閣的閻錫山還是難逃丟失大陸的指責。在代總統李宗仁稱病離職、黨總裁蔣介石背後掣肘，政治、經濟一籌莫展的境況下，又要蒙受失敗的責任，閻錫山的行政院長眼見著是當不下去了，辭職卸任只是個時間問題。
1950年3月1日，蔣介石復“總統”職。同日，閻錫山呈請內閣總辭職。3月6日，中國國民黨常委會臨時會議準閻內閣辭職，並通過陳誠繼任行政院長。當晚，閻錫山與徐永昌齊集賈景德寓所，就上述問題研究對策。當徐永昌說到“陳誠之新閣如立法院通過，公可遂其願。如通不過，公欲去而不得事小，國家之形勢將如何事大，應有所考慮”時，賈景德接著發表了如下見解：“如立法院通不過，院長可提出陳誠為副院長，通過中常會即可任命，不需再通過立法院。任命之後，令陳代理院務，按憲法副院長可代四十日，屆時再提立法院通過，想不為難。”閻錫山馬上表示贊同：“煜如之言甚好。我惟望順利通過，倘通不過，即照此辦。”徐永昌附和道：“此舉要快，一得到通不過之訊息，即往陽明山謁見蔣公，提出辦法，遲則枝節並生，不好挽回。”計議停當，只等立法院的議決。不想次日，蔣介石即正式提名陳誠為行政院長。3月8日，立法院會議同意陳誠繼任行政院長。定局已成，“通不過”的問題已不復存在。3月15日，閻錫山出席新舊內閣交接儀式，正式卸任。與此同時，賈景德的秘書長生涯也就壽終正寢了。
從1912年入幕到1950年閻錫山內閣的總辭，三十八年如一日，“秘書長”賈景德事主惟忠，殫精竭慮；成敗榮辱，無動於衷；升降沉浮，全不計較。過關斬將，敗走麥城，閻錫山的足跡中無不融入賈景德的謀劃和參與，從這個意義上說，做了閻錫山幕僚的賈景德實際上已經喪失了自我，其一生的成就只能依閻錫山而論。
為閻錫山送終
結束了閻內閣秘書長的歷史使命後，作為點綴，賈景德先後有過幾個頭銜：1952年4月13日至1954年8月16日，代理考試院院長；1952年10月10日，當選中國國民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中央評議委員；1958年前後，台灣第一屆國民大會第三次會議主席團成員（晉系之惟一），與閻錫山同為總統府資政。然而，實際上形同賦閒。這樣一來，賈景德與閻錫山不再是部屬與主官，而成為至交知己。截止兩人於同年先後謝世，整整十年的時間裡，他們往來酬酢直至人生的終點，而且是愈往後交往愈見密切。
賈景德在從政之餘，喜歡和文人學者相往來，並寫過不少舊詩詞。早在1919年就組織過“漫社”詩社。1923年，又在太原組織“韜園詩社”，和當時山西一些著名文人如郭象升、李亮工、常子襄等，詩酒唱和，關係密切。1941年，任職重慶時將其詩作匯刻成書，名曰《韜園詩集》，由中華書局出版。到台灣後，再出版《韜園文集》。賦閒期間，賈景德曾經致力于山西文化，主要是閻錫山治晉期間歷史文獻的整理出版。據台灣出版的閻錫山年譜長編記載，閻錫山在交卸行政院長的當天，即與賈景德等研究刊印《治晉政務全書》、《晉綏軍事全書》、《要電錄》等事項。閻錫山則在著書立說之餘暇不時與賈景德等密友小聚，在探討學理的同時兼敘舊情。
賈景德書法
賈景德書法1957年10月29日，閻錫山七五壽辰（虛歲）。這一天，賈景德陪同閻錫山前往徐永昌寓所餐敘。
1959年3月8日，閻錫山入住台大醫院作健康檢查，賈景德偕三軍總醫院大夫丁農前往看望晤談。
同年8月26日，賈景德八十壽辰（虛歲），適逢水災正進行救災重建，遂請各界籌備負責人即行登報，取消原定一切祝賀節目，婉謝賀宴。閻錫山對賈景德之舉措甚表贊同，蔣介石至賈景德寓所祝賀。
閻錫山進入老年後患有糖尿病、冠狀動脈硬化等病症。賈景德雖然年長閻錫山三歲，卻身體康健，精神矍鑠。
1960年5月2日，閻錫山患腹泄病，伴有腿部臉部浮腫等症，並無大礙。20日，因感冒病情加重。次日，按照事先約定，賈景德陪同田耕莘樞機主教前往陽明山菁山草廬見閻。這時閻錫山已不能站立，舌僵，語言困難。賈景德見狀速與三軍醫院聯繫，派大夫上山診治。閻錫山病情趨於平緩。
23日上午8時，因掛念閻錫山病情，賈景德再上陽明山探望。閻錫山精神尚好，兩人從容地進行了30分鐘的談話，內容多涉及對時局的看法。最後關頭，閻錫山念念不忘的仍然是“反共復國”。他對賈景德講：國家有總統（指蔣介石）領導，全國上下必能團結一致，反攻大陸，完成反共復國的偉業。惜自己已不能追隨總統回大陸去，並深表遺憾。必須實現國父的三民主義，完成世界大同。賈景德一邊頻頻點頭稱是，一邊盡力安慰。
隨即，閻錫山病情進一步惡化，已由感冒引起的氣管炎轉成急性肺炎合併冠狀動脈硬化性心臟病，氣喘劇烈，汗如雨下，坐臥不寧，情況危急。賈景德遂與家屬商量，送台大醫院急救。1960年5月23日11時32分，在前往台灣大學附設醫院的路上，閻錫山在賈景德的陪伴下，因病情惡化，永遠地閉上了眼睛。
閻錫山身後極盡哀榮，蔣介石特發“總統褒揚令”，舉行國葬，政要致祭。當天，“閻伯川先生治喪委員會”成立，何應欽為主任，賈景德與唐縱為副主任。作為治喪委員會副主任，賈景德參加了從致祭、大殮到選墓地的全過程。在賈景德的主持督導下，經歷次勘測，選定七星山之陽為閻錫山墓地，並動工興建。
閻錫山遺體安葬儀式原定於10月5日舉行，後因氣候關係，推遲至12月6日。賈景德作為閻錫山政治生涯的伴隨者和見證人，自然是這最後的儀式中必為可少的人物。無奈天不假年，為閻錫山安排好一切之後，賈景德沒有來得及參加葬禮，就於同年10月20日因心臟病突發而撒手人寰，緊隨閻錫山而去，享年八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