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利亞事件

貝利亞事件

1953年7月10日,莫斯科各報刊登了一則爆炸性訊息:幾天前,蘇聯共產黨舉行了中央全會,決定把貝利亞從蘇共中央委員會清除出去,並開除出黨。同日,貝利亞的蘇聯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和內務部長職務也被解除

基本介紹

  • 中文名:貝利亞事件
  • 時間1953年7月10日
  • 地點蘇聯
  • 人物:貝利亞
  • 人物結果槍決
  • 檔案資料:《二十世紀俄羅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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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發展

此時,距史達林逝世還不到4個月。
幾個月後,貝利亞即被槍決
事件發生後,各出版機構和圖書館奉命銷毀了有關貝利亞的資料,蘇聯大百科全書用新印成的文字貼上了書中的貝利亞條目。貝利亞從此成為血腥鎮壓、陰謀鑽營、道德敗壞、帝國主義間諜的代名詞。
貝利亞是史達林之後新領導班子的第二號人物,怎么一下就變成蘇聯共產黨和蘇聯人民的敵人呢?
儘管蘇聯官方曾發表過一系列檔案,赫魯雪夫在不同場合也曾多次吹噓自己如何挫敗貝利亞,其中不乏驚險離奇的情節,但並沒有消除人們心中的疑問。
最近,莫斯科出版了《二十世紀俄羅斯》檔案檔案集,其中一卷集中了從史達林逝世到貝利亞被槍決這段時間內的一些原始檔案資料,可以說,貝利亞事件的真相正在逐漸露出水面。

處理事件

貝利亞在史達林逝世後的114天中主要做了些什麼
1953年3月,史達林逝世。還在追悼史達林的演說中,貝利亞就強調要保護憲法賦予人民的民主權利和自由。在安葬史達林之後的大約一個半月里,貝利亞迅速把注意力集中在史達林晚年的一些鎮壓案件的清理上。
3月26日,貝利亞指出在蘇聯監獄和勞動改造營中關押的200多萬犯人大多屬於不該判刑或判刑過重的人,應進行大赦。他同內務部法務部總檢察長起草了大赦命令草案,3月28日由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伏羅希洛夫簽署公布,120萬人被釋放,40萬人的案子停止偵查。這是史達林逝世後震動蘇聯社會的頭一件大事。
4月1日,貝利亞向中央主席團提出關於為參加所謂的“醫生謀殺案”的人員平反的報告,指出這一案件完全是前國家安全部副部長、國家安全部偵訊局長留明惡意捏造的,前國家安全部長伊格納季耶夫沒有表現出自己的原則性,沒有進行必要的監督,變成留明的尾巴。4月3日,中央主席團討論了這一報告並通過決議:1.釋放因“醫生謀殺案”而被捕的醫生及其家屬並為其徹底平反;2.對那些想方設法捏造這一挑撥性案件並粗暴違反蘇聯法律的前國家安全部的工作人員追究刑事責任。醫生案件公開平反通告是又一枚震撼人心的炸彈。
4月4日,貝利亞簽署了一份命令,指明蘇聯內務部已查明,在國家安全部機關的偵查工作中,存在著粗暴踐踏蘇聯法律的現象。貝利亞下達命令堅決禁止對犯人使用暴力和體罰,取消監獄裡對犯人採取體罰措施的場所,銷毀一切刑具。
這期間,貝利亞還向主席團提出關於“明格列爾民族主義集團”案件、前空軍司令員沙胡林和航空工業人民委員諾維科夫案件、炮兵元帥雅科夫列夫、炮兵管理局長和炮兵上將沃爾科特魯邊科等重大案件的平反報告。主席團根據這些報告都作出了相應的平反決議。
從4月下旬開始,貝利亞開始把自己的關注點轉向史達林時期的另一重大問題———民族政策上的錯誤。1939-1940年,蘇聯兼併了原屬於波蘭的西烏克蘭和西白俄羅斯,占領了一戰後獨立的波羅的海沿岸三國立陶宛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在那裡用暴力推行農業集體化,逮捕和鎮壓了大批反抗者。從5月26日起,貝利亞相繼向主席團提出報告,批評這裡的國家安全機關試圖藉助於大規模的鎮壓來“改善”政治狀況。
貝利亞拒絕增加國防開支。他對將軍們說:“你們花的錢太多了。”他建議放棄許多耗費大量預算資金的建設項目;支持馬林科夫減輕農民負擔,推行較自由的經濟政策。
在這個時期,貝利亞還提出改善同一些國家的關係、緩和國際緊張局勢的問題。1953年夏天,民主德國局勢惡化,東德的居民大批逃往西德。德國統一社會黨採取了提高勞動定額的措施,柏林和其他城市發生民眾性的抗議示威,發生動亂。貝利亞主張不必在東德強調建設社會主義的路線,蘇聯需要一個和平中立的德國。
這就是在蘇共中央主席團檔案中和後來在批判貝利亞的中央全會上的發言中所反映出來的在史達林死後的114天中與貝利亞有關的主要活動。

會議反應

主席團會議上沒有作出逮捕貝利亞的決定,逮捕行動是由少數人事先決定並準備的
主席團的多數成員從什麼時候開始懷疑貝利亞的呢?
馬林科夫說,在6月12日中央主席團討論了白俄羅斯問題以後,他們開始注意了貝利亞的問題。
赫魯雪夫在其回憶錄中承認是他首先向馬林科夫指出貝利亞的危險性,赫魯雪夫說服了馬林科夫同他結成反對貝利亞的聯盟。在往後的一個多星期里,他們兩人同主席團其他成員進行了溝通,談話因為害怕被竊聽一般在大街上進行。
馬林科夫態度的轉變是關鍵,幾乎在同所有的主席團委員談話時他們首先要弄清馬林科夫的態度。莫洛托夫無疑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他不僅積極支持搞倒貝利亞,而且首先主張採取極端措施。赫魯雪夫又做通了卡岡諾維奇薩布羅夫的工作。在同伏羅希洛夫交談時遇到困難,後來由馬林科夫出面才取得成功。同米高揚談話最晚,而且他表示了某些不同意見。
所以,在這一策劃中起決定性作用的是赫魯雪夫、馬林科夫和莫洛托夫。他們決定在6月26日召開一次部長會議主席團會議,邀請不是部長會議成員的黨中央主席團委員參加,開會後再宣布是黨中央主席團會議,討論貝利亞問題。為了當場逮捕貝利亞,馬林科夫請來朱可夫,並由赫魯雪夫、布爾加寧組織了軍人小組。
6月26日主席團會議的具體過程,沒有留下紀錄。後來赫魯雪夫在其回憶錄中做了一些敘述。他說,會議由馬林科夫主持,他自己首先發言,要求討論貝利亞的問題,並揭露了貝利亞的歷史問題和現實活動的反黨性質。接著布爾加寧、莫洛托夫發言表示支持。米高揚則表示了不同意見。馬林科夫沒有把大家的意見加以歸納,甚至對赫魯雪夫提出的解除貝利亞職務的動議沒有付諸表決,就按了桌子上的電鈴,軍人小組衝進來……
赫魯雪夫的這些敘述有意抬高自己貶低馬林科夫,並未完全真實地反映出會議的情況。
現在,在檔案集中收集了馬林科夫在主席團會議上的講話提綱,這份提綱不僅有馬林科夫講話的主要內容,而且在頁邊上還有他用另一種鉛筆記的可能是其他人的發言和會議的過程。這一發言提綱可以澄清赫魯雪夫的某些說法。
馬林科夫的提綱寫道:“敵人想把內務部機關提到黨和國家之上。任務在於把內務部作為黨和政府的機構置於黨的監督之下。”“敵人想利用內務部機關達到犯罪的目的,任務在於消除任何重複這類犯罪的可能性。內務部機關在國家機關體系中採取了最大可能濫用職權的措施。任務在於不允許濫用職權。”“貝利亞同志在內務部的地位,他從這個崗位上監督政府,現在如果不糾正,這孕育著大的危險。”提綱也點到了指控貝利亞的一些事實。值得注意的是:在“怎樣糾正?”的題目下寫著:“調離部長會議副主席的位置,任命為石油工業部長”,“中央主席團——解決大問題——書記、主席簽署”。這似乎說,以後黨和政府的大問題由黨中央主席團解決,中央書記和部長會議主席共同簽署。
這個提綱表明,在主席團會議上許多人發了言,看法並不一致。從貝利亞7月1日給中央寫的第二封信的內容也可以看出,主席團會議開的時間比較長,會上對貝利亞的指責他都聽到了。會上也沒有作出逮捕貝利亞的決定,逮捕行動是由少數人事先決定並準備的。
有關貝利亞的罪名,對他的起訴和審判的一切程式和細節,都由蘇共中央主席團決定
貝利亞被逮捕後,6月27日中央主席團作出召開中央全會的決議。6月29日蘇共中央主席團才作出了關於組織偵訊貝利亞反黨反國家罪行案件的決議。偵訊工作不能由內務部進行,決定交給檢察院。赫魯雪夫對現任檢察長薩福諾夫不信任,便任命他的親信烏克蘭檢察長魯堅科為新的蘇聯檢察長。6月30日魯堅科奉命趕到莫斯科,主席團責成他在一晝夜內組成偵訊機構報主席團批准,並要求按照主席團的決定收集貝利亞集團成員的反黨反國家敵對活動的事實。
蘇共中央全會7月2日至7日在莫斯科召開。會上馬林科夫的報告、赫魯雪夫的講話以及其他人的發言,極力把史達林死後貝利亞通過中央主席團採取的改革嘗試說成他企圖把內務部置於黨和政府之上的罪行,把糾正民族政策上的錯誤說成挑撥各民族之間的關係,把貝利亞在處理民主德國問題的意見說成“是帝國主義的代理人”。
中央全會最後通過了《關於貝利亞反黨反國家罪行活動的決議》。檔案集的編輯說,黨中央決議上“反國家”幾個字是後來加上去的,可能是魯堅科從法律角度指出後作的修改。1991年曾經在《蘇共中央通報》上公布了1953年7月全會的速記紀錄。這一次檔案集中收集了兩份速記紀錄,除了已經公布的紀錄,編者還找出了沒有經過重新編輯和加工的原始紀錄稿。據編輯考證,在1953年9月赫魯雪夫擔任了中央第一書記後,書記處根據新的形勢對7月會議的速記紀錄進行了比較大的加工和修改,其中赫魯雪夫和莫洛托夫的講話改動最大。

案件審理

中央全會以後,審理加速進行。
7月26日,逮捕了內務部副部長柯布洛夫。7月29日,蘇共中央主席團通過了剝奪貝利亞全權代表的決議。貝利亞的親屬包括年邁的母親、岳母、他的妻子、妹妹、兒子在內的20餘人被逮捕。
9月12日,蘇共中央主席團通過了把貝利亞的親屬遷出喬治亞的決議。
9月17日,蘇共中央主席團通過關於審判貝利亞案件法庭的組成、起訴書和情況通報的決議,責成魯堅科根據主席團會上通過的修正在兩周內最後完成貝利亞案件起訴書和檢察院通告,提出審判貝利亞及其參加者案件專門法庭組成人員,審判不許外人參加,秘密進行。
12月10日,蘇共中央主席團通過經主席團修改的檢察院關於貝利亞案件的通告,12月17日在報上公布;批准檢察院的起訴書;批准由科涅夫擔任審判庭主席,參加審判庭的有全蘇工會理事會主席什維爾尼克、最高法院第一副院長塞丁、莫斯卡連科將軍、莫斯科市委書記米哈伊洛夫、莫斯科高等法院院長格羅莫夫、內務部第一副部長盧涅夫、喬治亞工會主席庫恰瓦。這些人中只有塞丁和格羅莫夫是律師和法院工作人員。
案件從1953年12月18日開始審判,23日結束。
12月24日,魯堅科和克魯格洛夫向蘇共中央報告了審判及執行結果,貝利亞及其他6人被槍決。

其他相關

可以說,從檔案中很難看出貝利亞反黨、反國家的具體罪行,貝利亞作為蘇共一名黨員,在黨內並沒有按照黨章和黨的規程處理;交付法庭審理,更沒有嚴格按照法律程式進行,少數人密謀就可以決定一個人的命運,不要說他還是黨和國家的第二號人物。有關貝利亞的罪名,對他的起訴和審判的一切程式和細節,都由蘇共中央主席團決定。
不能說貝利亞就沒有奪取最高領導權圖謀,但至少從現有的材料中沒有發現他奪權的直接證據
史達林之後的新班子是馬林科夫、貝利亞和莫洛托夫三巨頭執政,但由於莫洛托夫在史達林晚年失勢,重新出台只管外交,所以,實際上是馬林科夫、貝利亞、赫魯雪夫的三足鼎立。馬林科夫既是政府首腦又是黨中央主席團第一名委員,應是第一把手。但他長期在史達林手下工作,是一個典型的行政官員,獨當一面、堅定果斷地處理問題的能力卻比不上貝利亞。在史達林死後的一段時間,馬林科夫、貝利亞、赫魯雪夫形成了三人聯盟。
曾有人說,貝利亞把一個內務部的師調進了莫斯科。據俄羅斯學者研究,那個師一直駐在原地未動。
赫魯雪夫在中央全會上解釋為什麼要逮捕貝利亞時說:“對於這種奸詐小人只能這樣做。假如我們略微早一點對他說,他是個惡棍,那么他會除掉我們。他會這樣做的……他會下毒,他也做得出一切卑鄙下流的事情……我們認為,如果他得知在會議上將討論有關他的問題,那么結果可能是這樣:我們來參加這個會,而他將會鼓動他的那些亡命徒,天知道他會做出什麼。”事實上,貝利亞被逮捕後內務部的幹部沒有任何反抗的表示,相反貝利亞的副手立即向中央表示了忠心。
看來貝利亞的改革嘗試,應該是他被猜忌的主要原因。這些重大決策,使他的作用日益顯赫,而使馬林科夫、赫魯雪夫等相形見絀。
主席團內的其他成員站在了赫魯雪夫和馬林科夫這一邊,也並不奇怪。一方面是大家對史達林時期利用內務部和國家安全部門任意剪除異己,記憶猶新,憂心忡忡,大家對貝利亞存在著極大的懷疑與戒心。另一方面,貝利亞對人態度粗暴,使用威脅手段,得罪了許多人。
值得注意的是,貝利亞被處決後,他所倡議的大多數措施如平反冤假錯案、反對史達林的個人崇拜、恢復同南斯拉夫的關係、推進德國統一等,並沒有被否定,貝利亞之後的領導人在一定程度上繼續執行。
圖片說明:
貝利亞(1899-1953),蘇聯秘密警察首腦,在1936-1938年史達林大清洗期間曾發揮重要作用。

事件可能真相

貝利亞是蘇聯黨和國家的主要領導人之一。他於1938年調到莫斯科,任內務人民委員(後來稱內務部長);1941年任蘇聯部長會議副主席。1945年成為蘇聯元帥。他從1946年起為黨的決策機構(原為政治局,後為主席團)的委員。史達林逝世後他成為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在黨內排名第二。
貝利亞為蘇聯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為加強蘇聯的國防力量、為反對德國法西斯侵略戰爭的勝利立下了巨大功勳。因此,他在史達林時期獲得了許多獎勵,包括:社會主義勞動英雄金質獎章1枚,列寧勳章5枚,紅旗勳章2枚,蘇沃洛夫一級勳章1枚,等等。他時是蘇聯的大功臣。
史達林逝世以後,如本文第三部分所述,貝利亞做了大量有利於國家和人民的工作,包括:改革國家領導制度,建立對領導的監督機制;平反冤假錯案,懲辦冤案假案的製造者,恢復法制;改革國家保全體制,精簡內務部機構;糾正民族政策錯誤,改善民族關係,加強民族團結;反對個人崇拜,加強集體領導;改變經濟建設方針,壓縮基本建設項目;緩和德國的局勢,改善蘇聯與南斯拉夫的關係;等等。貝利亞的重要主張,都得到了中央主席團的支持;他所採取的重大措施,都得到了中央主席團的批准。貝利亞是蘇聯在史達林逝世後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的開拓者,是對社會主義的史達林模式進行改革的急先鋒。
由於貝利亞在史達林逝世以後的行為對馬林科夫、赫魯雪夫等人的權力地位造成了威脅,於是赫魯雪夫玩弄陰謀詭計,策劃組織政變,在中央主席團會議上逮捕了貝利亞。然後,以赫魯雪夫為代表的貝利亞的反對派,顛倒是非、混淆黑白,給貝利亞強加了許多罪名。請看貝利亞的功績是怎樣被扣上“罪名”帽子的:
赫魯雪夫等人把貝利亞改革國家領導制度、建立對領導的監督機制說成“把內務部機關凌駕於黨之上”;把調查處理冤假錯案、懲辦冤案假案的製造者說成“進行恐怖活動反對忠於黨和人民的政治活動家”;把反對個人崇拜說成“貶低史達林的威信”;把糾正民族政策錯誤、改善民族關係說成“煽起民族紛爭和破壞民族友誼 ”;把緩和東德的局勢、處理東德國問題的意見說成是“帝國主義的代理人”、“為外國資本家賣力”;把與南斯拉夫秘密聯繫以便改善蘇聯與南斯拉夫的關係說成是與“外國間諜機關建立聯繫”、“背叛祖國”;等等。於是,貝利亞這個蘇聯黨和國家的卓越領導人、社會主義的功臣便成了“妄圖奪取國家政權,推翻工農蘇維埃制度,復辟資本主義和重建資本家的國家”的十惡不赦的“罪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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