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孟武

薩孟武

薩孟武(1897年—1984年4月13日),名本炎,字孟武,福建福州人。政治學家。

薩孟武對中國傳統政治思想、制度、理論的研究,能不落俗套,深入淺出,貫通中西,對中國政治學的形成影響很大。幾本隨筆式的小書,以小說解說學術觀念,獨具特色,也頗得讀者歡迎。著有《中國社會政治史》、《中國政治思想史》等。

基本介紹

  • 中文名:薩孟武
  • 別名:薩本炎
  • 國籍:中國
  • 民族:色目人
  • 出生日期:1897年
  • 逝世日期:1984年4月13日
  • 代表作品:《中國社會政治史》、《中國政治思想史》
  • 性別:男
人物生平,家族背景,主要作品,歷史評價,

人物生平

1897年生於福州安泰河朱紫坊
1903年入家塾,同學中有堂兄師俊、堂弟本炘和胞弟本鈞。
1905年就讀第二公立國小。後因鼠疫輟學。
1907年-1911年就讀明倫國小,同學中有本鐵、本剛、本棟、本澄等。
1911年入林長民所辦私立法政附中。
1912年留日,入成城中學三年。曾與吳清源之父吳毅同住,學會圍棋。
1916年補習一年後入第一高等學校。一年後轉到第三高等學校。
1921年-1923年,京都帝國大學法學部政治系,獲法學士學位。
1924年回國,在上海以譯書、撰文為生。曾主編反對共產主義的雜誌《孤軍》(後改名《獨立青年》)一年,同人中有何公敢周佛海、郭心嵩、陶希聖等,多為日本帝國大學畢業生。期間曾在大夏大學兼課。
1925年,開始編著《中國社會政治史》(1944年出版)。
1927年與《孤軍》社同人整個加入國民黨政治部宣傳處,任編輯科科長。主任吳稚暉,副主任為陳銘樞劉文島
1928年在南京中央軍校任編輯部主任,上校銜。政治部主任周佛海,總教官陶希聖。
1930年在南京中央政治學校行政系任專職教授。
1937年抗戰爆發,隨政治學校遷芷江,再遷重慶。
1946年-1948年,赴廣州擔任中山大學法學院院長。
1949年後到台灣,曾任台灣大學法學院院長。曾當選“立法委員”。

家族背景

薩孟武出身於著名的福州薩氏家族,其始祖為輔佐元世祖經略吐蕃有功的色目人(屬西突厥部落葛羅祿)答失蠻,元代中期賜姓薩,後為蒙古族同化,明後更“從漢俗,弗稱氏”。故如今其後人有的自認蒙古族,有的自認漢族。因先祖曾世居雁門,故常稱雁門薩氏。元代末期一支遷居福州,名列福州八大家族。
家族中人才輩出,包括元朝詩人薩都剌,明朝宣德年間禮部侍郎薩琦,近代更有薩孟武的叔祖——著名海軍將領薩鎮冰、曾任廈門大學校長的薩本棟中山艦殉難時的艦長薩師俊等。

主要作品

《三民主義政治學》
《中國社會政治史》
《<;紅樓夢>;與中國舊家庭》
《<;西遊記>;與中國古代政治》
《<;水滸傳>;與中國古代社會》
《儒家政論衍義》
《中國憲政新論》
自傳《學生時代》
自傳《中年時代
作品介紹
本書原由台灣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出版,初版於1969年9月,增補5版於1987年3月。凡6篇35章,論及先秦政治思想、秦漢政治思想、魏晉南北朝政治思想、隋唐五代政治思想、宋元政治思想、明清政治思想等。自稱“偏見不少”,“不免參以著作人的價值判斷”。
葛荃以“基本沒有受到政治局面變幻的影響”評本書:“在中國台灣地區,1949年前後,一批學者移居台灣,中國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基本沒有受到政治局面變幻的影響,得以延續下來。(《近百年來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綜論》)
薩孟武一生思想的亮點,在其“國家主義”之信仰:他以為近代以來之“國際關係”,“全為弱肉強食之世界”,西洋所謂“世界主義”,所謂“人道主義”,是不涵蓋“吾華人民”的;甚至西洋所稱之“人類”,亦不包含“吾華人民”。故中國當以“國家主義”自救,使一般民眾“皆有國家意識,努力求國家之統一,努力刷新國家之政治”。目標是“強中國家,使彼輩強者認吾輩為人類,記憶吾輩為人類也”……
本書詳細介紹了中國歷代政治思想史。本書旨在網羅民國時期的學術精品,為讀者了解和研究民國時期的文化學術成果提供讀本。本書是一部沒有受到政治局面變幻影響的學術著作。
《紅樓夢》與中國舊家庭
“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雲作者痴,誰解其中味”。薩孟武先生以研究社會文化的角度來解讀《紅樓夢》,引領讀者深入賈府的家庭生活,重新認識中國傳統家庭,剖示傳統社會的文化與倫理格局,演繹社會風氣的流轉,見解精微,啟人心智,是一部別開生面、言近旨遠的大家小書。
自傳《學生時代》
自序
本書固然是回憶,而在回憶之中,又夾以許多感想。感想也許有的流於偏見,但由於這種偏見若能給予青年讀者以一種暗示,讀者由於暗示,能作更進一步的研究,則作者不勝榮幸。
本篇回憶只述到大學畢業時為止,一篇極平平凡凡的回憶,人是平平凡凡的人,事也是平平凡凡的事,不值得讚揚,也不值得漫罵,寫了出來,不過供人茶餘飯後開心而已。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
自傳《中年時代》
自序
本篇回憶是繼續《學生時代》而寫的,由回國,寫至來到台灣為止。
我一生在福州滿十六年,在日本滿十一年,在上海滿六年,在南京滿七年,抗戰軍興,在路上尤其是湖南一帶,約有一年,在重慶滿八年,在廣州約二年,住在台灣最久,有十九年,即由民國三十七年,現在是一九六七年,整整十九年了。本書所述乃來到台灣以前的事,還是平平凡凡,既不謾罵別人,別人謾罵亦不反駁。但過去人俗風俗,儘量敘述,因為返到大陸之時,這種人情風俗也許都改變了。
關於回憶錄,人們喜歡看的乃是平凡的小事,至於說明我與那一位要人,有什麼關係,我在學術上有什麼貢獻,這種文章,閱者大率不喜歡看,而且看了覺得頭痛,故我儘量捨去不談。由平平凡凡的事,認識當時的民風土氣,這是本篇的寫法。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日
作品一覽
薩孟武:“替天行道”的意義
“替天行道”,為梁山泊的口號。這個天道觀念不但涵義複雜,而且性近玄學,我現在只研究政治上的天道觀念,由此說明梁山泊終是草寇集團,沒有得到天下的希望。
原始社會都是血統團體,而以氏族為基礎,到了血統團體進化為地域國家之時,血統關係尚未完全脫掉。這個時代,最大的氏族可以統治別的氏族,而其族長則上升為國家的元首。例如黃帝,他是有熊氏的族長,而有熊氏又是當時最強的氏族,所以黃帝同時又為中國的元首,其他如青陽氏、高陽氏高辛氏、陶唐氏、有虞氏夏後氏都是他們當時最大的氏族。氏族乃集合許多家族而成,在家族之內,家長須慈愛其子弟,同樣,由氏族演進為國家之時,元首也須慈愛其臣民。家長要管束其子弟,必須立身以正,足為子弟的模範。子弟服從,一家就可統一,而有相當的威力,而能壓服氏族。氏族既已壓服,又可利用氏族的威力,征服別的氏族,而組織國家。這就是《尚書堯典》所說:“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的根據。
這種思想雖然發生於血緣團體之內,但是血緣團體變成地域國家之後,中國人仍用這個觀念來解釋國家。就是他們仍把國家視為家族的擴大,仍把政治看做家政的擴大,君主為臣民的父母,臣民為君主的赤子,君主與臣民的關係無異於家長與子弟的關係,家長須慈愛其子弟,君主亦須慈愛其臣民,所謂“仁政”就是由此而產生,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也是由此而產生的。
但是國家和家族又有不同之點,在家族之內,父子關係是自然的,父是父,子是子,任誰都不能變更。反之,在國家之內,君民關係卻不像父子關係那樣的自然,於是又發生了誰是君、誰是民的問題。
人類總喜歡用自己周圍的現象,擴充之以觀察萬物,古代中國人不但用家族現象觀察國家,且用家族現象觀察宇宙。家有家長,家長須慈愛其子弟,國有元首,元首亦須慈愛其臣民,同樣,宇宙之內,亦有一個主宰,而能慈愛萬物。這個宇宙的主宰,中國人稱之為天,日月照臨,風行雨施,這就是天的慈愛。天是宇宙的主宰,人類社會不過是宇宙的一部分,所以人類社會也受天的支配,這種天道思想由來甚久,《尚書》之中有不少的“天命”、“上帝”、“神後”之言。而把這種觀念組織為一個有系統的學問者則為漢儒董仲舒。在秦漢時代,法家思想最見流行,武帝罷黜百家,表章六經,儒家思想也見用於政治之上。法家主張法治,希望人主“不淫意於法之外,不為惠於法之內”。但是法由人主制定,“利在故法前令則道之,利在新法後令則道之”。這樣,要束縛人主於法律之內實非易事。儒家主張人治,希望人主任賢使能,使“賢者居位,能者在職”。但是決定誰是賢能的權力又屬於人主,“燕子噲賢子之而非孫卿,故身死為僇。夫差智太宰豁而愚子胥,故滅于越”,法不能拘束君主,人不能掣肘君主,君主不受任何拘束,即君主的權力乃如漢順帝所說:“朕能生君,能殺君,能貴君,能賤君,能富君,能貧君。”君主既有如斯權力,而法治與人又莫能匡救,在民主思想尚未發生以前,學者只有求助於“天”,於是董仲舒就套用陰陽家的學說,把天放在人主之上,使人主見到天象,有所警惕。他主張:“春秋之治,以人隨君,以君隨天……故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義也。”同時又說:“天之生民非為王也,而天立王以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樂民者,天予之,其意足以賊害民者,天奪之。”復說:“天常以愛利為意,以養長為事,春夏秋冬皆其用也。王者亦常以愛利天下為意,以安樂世為事,好惡喜怒而備用也。然而主好惡喜怒乃天之春夏秋冬也。”自董仲舒之後,吾國政治並不受法家思想的影響,也未受儒家學說的支配。真正控制中國政治的,乃是董仲舒所代表的陰陽學說,吾人觀廿四史之五行志即可知之。
但是蒼蒼者天,不能直接統治人民,必須授命於一人,令他代天統治,這個人就是天子,天子為天的兒子,代天統治人類。但是天是慈愛的,所以天子必須體天之德,同家長愛其子弟一樣,愛其赤子;否則天命不祐,天必奪其帝位,以另給別人。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孟子萬章章句上》)
但是天不能言,何由知道誰人能夠體天之德呢?“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尚書泰誓中》),凡人能夠得到百姓的歡迎,都可以視為受命於天,而為天子,所以在上文所引萬章與孟子的對話,又繼以下列文句:
“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入之所能為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同上)
“撫我則後,虐我則仇”(《尚書泰誓下》),在中國歷史上,君主因受百姓反抗,而致失去天下的不知多少,匹夫因受百姓歡迎而能得到天下的又不知多少,所以聰明的人常能體天之意,施惠於民。不過人民二字尚覺空泛,“人絕對不容易得到全民的歡迎”,但是至少必須得到最有勢力的人的歡迎,孟子說:“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就是因為在春秋戰國時代,巨室(土地貴族)最有勢力。那末,秦漢以來,哪一種人最有勢力呢?中國本來是個農業國,秦漢以來,又是個官僚國,而中國所以成為官僚國,又由於農業國的生產條件而來。何以說呢?中國經濟乃是閉鎖的自然的農業經濟,這種農業經濟最容易產生割據的封建制度。但是中國農業的生產條件又不許割據局面的存在。因為中國農業的基礎是築在水利經濟之上,這個水利經濟只有集合各地,共同協力,而後才能成功。如果各地割據,只能在河流的一部分,建築堅固的堤防,而不顧到全流域,那末在上流或下流還是要潰決的。漢明帝時尚有“左堤強,則右堤傷,左右俱強,則下方傷”之詔。兼以農業依靠水利,齊桓公會諸侯於陽穀,以“無障谷”為盟約之一。所謂無障谷是謂“無障斷川谷,專水利也”。水利的獨占亦可破壞中國的農業。由於這個必要,遂成立了中央集權的國家。中央集權的國家要預防割據局面的復興,不能不打倒土地貴族;既然打倒了土地貴族,自然不能不利用士大夫階級,以組織官僚國家。這樣,士大夫階級就代替了土地貴族,而取得統治權。閒話少說,言歸正傳。因為中國是官僚國,所以士人有很大的勢力;因為中國是農業國,所以農民也有很大的勢力,誰能夠得到士農的歡迎,誰便可得天之助,而為天子。但是怎樣才能得到士農的歡迎呢?於此,我們又須研究他們兩者的生活狀況。
士人就是知識階級,他們利用知識,以維持自己的生活,又利用知識,以取得社會的及政治的勢力。他們維持生活的方法,或做師而取得一定的束脩,或做官而取得一定的祿俸。若就普通的情形來說,士人都想做官。這種士人階級產生於春秋末季(在此以前,不是沒有知識分子,不過他們生活非依靠於知識,乃依靠於土地的收入;他們做官非依靠於知識,乃依靠於門閥,所以他們與知識階級不同)。然在當時,士人階級的人數尚少,他們做官容易,所以在《論語》裡面,孔子門人未曾以“仕”為問題,而孔子亦不大言“仕”。到了戰國時代,士人階級已覺過剩,由是就發生了生存競爭,而令土人注意到“仕”的問題,所以在《孟子》裡面,孟子門人喜歡問“仕”,而孟子且以“仕”為君子的職務。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吊。’”“三月無君則吊,不以急乎?”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亦不足吊乎?”“出疆必載質,何也?”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為出疆,舍其耒耜哉?”
孟子豈但以“仕”為君子的職務,且又以“仕”為君子謀生的方法。孟子曰:“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由此可知士人必仕,而仕的目的,好聽的說,在於行道,不好聽的說,在於救貧。士人的生活既然依靠於仕,所以聖主賢君要得到士人的歡迎,必須大開仕路,使人人可用自己的才智,得到相當的地位。
農民的生活怎樣?他們耕田,他們固然希望政府“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如其不能,也希望政府不來過度剝削。孟子說:“有布縷之徵,粟米之徵,力役之徵,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所以明君在位,必須“不違農民”、“薄其稅斂”,使民“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君主能夠這樣待遇農民,農民亦必謳歌盛德,而願為之氓。
總而言之,不管是誰,只要他對於士人能夠尊賢使能,對於農民能夠薄其稅斂,必可得到士農的歡迎,而成為天子。在吾國歷史上,最能實行這個政策的,一是漢高祖,他於十一年下詔求賢,詔曰:
“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慧型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進!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為一家,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亡絕也。賢人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我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十二年十一月過魯,又以太牢祀孔子。明太祖的作風有似於漢高祖。他於洪武元年二月以太牢祀先師孔子於國學,表示崇奉儒家之意,同年九月亦下詔求賢,詔曰:
“天下之治,天下之賢共理之。今賢士多隱岩穴,豈有司失於敦勸歟,朝廷疏於禮待歟,抑朕寡昧不足致賢,將在位者壅蔽,使不上達歟。不然,賢士大夫幼學壯行,豈甘沒世而已哉。天下甫定,朕願與諸儒講明治道。有能輔朕濟民者,有司禮遣。”
漢高祖入關之時,致力收羅人心。
漢元年十月,沛公兵遂先諸侯至霸上。……召諸縣父老豪傑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入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諸吏人皆安堵如故。凡吾所以來,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無恐!……”乃使人與秦吏行縣鄉邑,告諭之。秦人大喜,爭執牛羊酒食獻饗軍士。沛公又讓不受,曰:“倉粟多,非乏,不欲費人。”人又益喜,唯恐沛公不為秦王
秦時,“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海內之士,力耕不足糧餉,女子紡織不足衣食”。漢興,在財政極度困難之際,還是“輕田租,什五而稅一”。文帝十二年以後,又改為三十而稅一。明太祖於至正十六年,攻下應天,他的作風有似於漢高祖入關之時。
太祖入城,悉召官吏父老諭之曰:“元政瀆擾,干戈蜂起,我來為民除亂耳,其各安堵如故。賢士吾禮用之,舊政不便者除之,吏毋貪暴,殃吾民。”民乃大喜過望。
同時,又能安撫農民,凡得到一地,即免該地田賦。這種免租對於人心乃有極大作用,“奚我後,後來其蘇”,各地人民希望免租,而希望明軍來臨,乃是理之必然。
聰明哉明太祖,對於士人尊孔招賢,對於農民,減租免稅,士農階級當然謳歌盛德,希望明太祖成功。明太祖不過濠州和尚,而又做過流丐,他於元順帝至正十二年舉事,附郭子興之下,至正十五年郭子興死,明太祖才漸漸自樹一幟,然既出身於和尚,當然可使士人懷疑,所以必須尊孔招賢,使士人知道自己已經棄釋歸儒,而安其心。他又因為做過流丐,很容易使人誤會自己為盜匪,所以每次攻城掠地,先則安民,次則減稅,以表明自己和流寇不同。他能夠得到天下,是應該的。
梁山泊雖然標榜“替天行道”,但是他們的行為又常常與天道背馳。他們在江州劫法場的時候,“不問軍官百姓,殺得屍橫遍地,血流成渠”(第三十九回)。這種舉動已使百姓害怕,而起事數年,除流氓降將之外,又未曾用過一個士人,至對付近鄰的農村,更不得其法,卒致祝、扈、李三莊因怕梁山泊過來借糧,準備抵抗(第四十六回)。試問這樣行動何能收攬民心?“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惡是懷”。梁山泊不能“施惠於民,當然民不懷德,民不懷德,當然皇天不祐”。這是梁山泊失敗的原因。 ;(本文摘自隨筆集《水滸傳與中國社會》)
唱童謠及聽故事
我生於甲午戰爭後三年,戊戌政變前一年,即丁酉年。時為清光緒二十三年,西元一八九七年,我已看過兩世紀了。
在中國,這是開始轉變的時代,大家族開始轉變為小家庭,手工業開始轉變為工廠工業,家塾八股開始轉變為學校科學,天子至尊開始轉變為主權在民。一切都開始轉變,在這轉變期之中,一切又要求解放。解放於大家族之外,解放於手工業之外,解放於家塾八股之外,解放於皇帝專制之外。而最先實現解放的,卻是婦女的足,由纏足解放為天足。
我記憶力頗強,幼年的事歷歷在目,我記得初次學步,時為陰曆七八月早晨,太陽射在粉們,映至堂上,特見光亮。我又記得初次學唱童謠,時洪水為災,家人都逃至樓上。十一叔教我唱童謠。什麼“小鳥兒,啄波波”呢,什麼“月光光,照池塘”呢,我至今還會唱。我又記得西太后萬歲節,大約是在陰曆十月間。福州城內最熱鬧的市區(南大街),一路天空均用白布為幕,下用紅布綴成壽字。時為秋末冬初,天氣晴朗。平時我們兄弟皆深居簡出,雖在白天,也不許越出大門一步。此時乃各由乳姆抱至南大街,坐在店鋪柜上,看高腳及許多化裝遊行。
在此期間之內,台灣已經割與日本.而列強又欲瓜分中國,我家許多叔父均赴日本留學了,後來也變成革命黨。社會上流行一種愛國歌。我年齡尚幼,不知愛國歌之內容如何。一兩年後,我同堂兄師俊(大我一歲)都會唱《聖人歌》。前數句為:“聖人聖人,至智至靈,大成玉殿,萬古留名。”中數句為;“左手三千徒弟子,右手七十二賢人。聖人頭戴珍珠冠,手執白玉笏,身穿銀鳳紫龍袍,腳踏虎豹兩蓮花。”我年齡雖幼,還會發生疑問,以為聖人左邊的人太多,右邊的人太少。而聖人穿戴有如廟裡菩薩,不像是一個人。《聖人歌》最後數句是述十願:“弟子有十願,第一願正心誠意,第二願聰明在智,第三願三場得意,第四願四書學習,第五願五經博覽,第六願大藝皆通”,第七、八、九願已經忘記了,“第十願天下太平”,繼以“平平仄,仄平平,希望弟子都聰明,一鼓名登龍虎榜,十年身到鳳凰池”。當時口雖能唱,其中意義未必了解。因為唱得爛熟,所以過了六十多年,還能默寫出來。
小孩都喜歡聽故事,尤其喜歡聽鬼怪故事。講故事給我們兄弟聽的,是本鐵(小我三歲)奶嬤,她姓陳,我們叫她陳嬤。白天她有工作,講故事都在夜裡。夜裡講鬼怪,我們又愛聽,又害怕,都擠在她的床上。又怕鬼怪由床後,伸出雙手,把我們抓去,大家又爭匿床的中央,聽陳嬤講盤古分天地,講葉向高故事,講許由故事,講羅隱故事。其中,羅隱故事最感興趣,羅隱是貧窮小孩,只有嬤嬤,爸爸早就死了。一天一位看相的人在門口看見羅隱,即告訴羅嬤嬤。你要好好看管羅隱,此子相貌不凡,以後可以做天下第一人。羅隱嬤嬤說,天下第一人就是皇帝,吾子自做皇帝,我要把石臼打破底。我們聽了之後,就問:“什麼叫做石臼打破底?”陳嬤說:“石臼破底,當作枷,枷在人的項上。”我們大家都說:“好重呀。”陳嬤又說:“不但重。而且壓死人。”羅隱嬤嬤時在廚房煮飯,此話給灶神聽了,即往玉皇處報告,謂羅隱母親太過殘殘酷,其子若做皇帝,恐天下百姓將受其害。是晚羅隱睡到半夜,甚似有人把他五臟換去一樣,甚見苦痛,即告訴他的嬤嬤,他的嬤嬤用手掩住羅隱嘴巴,城其不要說話。這樣,羅隱的身體雖然換了,而嘴巴卻未曾換。這叫做“皇帝嘴,乞食身,因為皇帝嘴,所以他說話都極靈驗。說人窮,人就窮。說人富,人就富。說人賤,人就賤。說人貴,人就貴。說人死,人就死。說人生,人就生。因為乞食身,羅隱就以討飯為生,一天一位貴人誕辰,羅隱到他門口,討點錢用。他唱道:“富貴兼壽考,金玉又滿堂,三代祖父孫,門大好開喪”,人家喜事,而羅隱乃說“開喪”,那貴人家奴就用棒子把羅隱打出去,羅隱說,我現在不管你們了,看你們自生自死。自此以後,人們有活到一百歲的,有的未及成年即見夭折。沒有羅隱這句話,人們都可活到一百歲。我們聽了之後,大怪那貴人家奴多事。陳嬤又繼續說:“羅隱是皇帝嘴,所以他說什麼,就是什麼。你看,我們家裡如有糖果,就引來螞蟻,而餅店糖又多,餅又多,乃無一隻螞蟻,就是羅隱說過了。你們再看糞何等的臭,而挑糞的人竟不聞臭,這也是羅隱說過了。”我們問她“羅隱說什麼話”,陳嬤說:“忘記了,一天羅隱上山斫柴,因為倦極,乃睡在岩石之下,醒時看見岩石搖搖欲墜,不覺說道:‘好危險呀,這個岩石若塌下來,我就沒命了。’話未說完,岩石果然塌下來了。羅隱埋身於碎石之下,身死了,只露出頭部,伸出舌頭。此時來了一隻烏鴉,一隻喜鵲,烏鴉吃了說壞話的一半舌頭,喜鵲也吃了說好話的一半舌頭,所以今日烏鴉一啼,家裡就發生不好的事;喜鵲一叫,家裡必有喜事。”此種童話,我們兄弟均深信不疑。(摘自《學生時代》)

歷史評價

本土情懷
嶽麓書社所賜,在大陸讀書人眼裡,薩孟武的名字幾乎與中國三大古典文學名著連在了一起。“來訪《<;水滸傳>;與中國社會》之作者薩孟武”,此為當年薩鎮冰訪薩孟武未遇留下的字條。如今,若問起薩孟武為何許人,應者大概也會來上一句“《<;紅樓夢>;與中國舊家庭》、《<;西遊記>;與中國古代政治》和《<;水滸傳>;與中國社會》之作者”。對於一名政治學家而言,這未嘗不是一種悲哀。說悲哀,我並非責怪讀者的口味,或對他們的選擇有意見,而是不滿於薩孟武的憲法學和政治學論著在大陸出版界被長期忽略。純學術性著作的銷路雖然比不得暢銷書,但薩孟武對制憲權修憲權性質不同的區分,與時下學界正走紅的卡爾·施密特之論述似有暗合,不藉此東風出版薩孟武的理論著作,實在可惜。
退而求其次,薩孟武的回憶錄也算值得一讀,可聊補遺珠之憾。兩冊小書中有許多片斷,涉及法律與政治,雖為一鱗半爪,然見微知著,依舊讓我們得窺薩孟武的政治理念,在無專著可讀的條件下,權作解饞之用亦無不可。談到華僑之能夠聚斂巨額財富,薩氏明言,此必仰賴於“帝國主義者”的保護,即對個人財產權的尊重,並特別指出“保護”不僅是禁止個人侵犯個人財產,而是禁止政府侵犯個人財產。言及日本的司法獨立時,薩氏舉了一個有趣的例子:俄國皇太子訪日遇刺,刺客行刺未遂而被捕,日政府希望法院判處刺客死刑,以不得罪俄國。然日本刑法僅有“凡企圖傷害日本天皇及皇太子者處死刑”的規定,俄國皇太子不屬此列,故法院認為刺客不宜判處死刑,雖政府與法院多次交涉,法院終未屈服。豈料,不僅日俄邦交未有惡化,歐洲各國因日本司法能獨立,紛紛取消領事裁判權。薩氏感嘆道:“由此一事,可知外交無須一意逢迎,只要我能依法辦事,外國不但不會反對,而且還會欽佩。”此類與法或政治相關的事例,星散書頁間,在在可拾。
讀完回憶錄,給我印象最深的當屬薩孟武的本土情懷。從自己幼年求學到成年後教育子女,薩孟武一再強調文言寫作的重要,並痛感歐化語言對中文寫作的毒害,以至於明言自己討厭新詩,並將讀新詩喻為“嘗膽”。舊塾中學童搖頭晃腦讀古文,他也承認有其道理,因為“讀得爛熟了,頭搖得合節了,文章自會做出來。”話說得有些偏激,但也顯露出薩先生耿介可愛的一面。讀名人回憶錄,就為見其真性情,四平八穩,左右逢源的文章反而讀來索然無味,使閱讀快感大打折扣。
1935年薩孟武與陶希聖等十教授發表了《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並引發與西化派的論戰,他的本土情懷也在此一行動中得到明確表達。近70年後,一份《甲申文化宣言》同樣鬧得沸沸揚揚,無果而終。此類文化論爭,實在無趣,鼓搗一份宣言出來就能捍衛文化傳統?中國文化在日韓的勃興靠的是宣言嗎?如此捍衛文化傳統,與那些反文化傳統者,思路的起點毫無二致,仿佛傳統可以像衣服一樣穿上或脫下。薩孟武的本土情懷贏得我的好感,恰不在其參與宣言之發布,我更看重的是回憶錄中那些極具個人化的表達。薩先生安詳平和的心態,浸淫於傳統中的那份陶醉,讓人感到傳統之親合力,卻完全沒有宣言那種咄咄逼人的態勢。引發我共鳴的正是無數微小事例,而傳統也藉此涓滴而成。
薩孟武作品薩孟武作品
出於本土情懷,薩孟武熟諳中國歷史,同時又留洋受過嚴格的西方學術訓練,自能思接千載,視通萬里,即便是一部回憶錄也寫得開闊而毫不拘囿,並常在一筆帶過的敘述中別具識見。抗戰勝利後,美國希望國共和談成功並組織聯合政府,薩孟武認識到此事之不可能,反駁一美國人道:“你們美國南北戰爭之時,為什麼不講和談,而必以干戈相見。”同一時期,夏濟安在日記中寫道:“政治協商會議開幕,國共雙方下令停止衝突,一般人很樂觀,我悲觀。”日後,形勢的發展印證了薩與夏的判斷。
一部回憶錄,若少了各類八卦,就會淡而無味,薩孟武自然沒有忘記添加佐料,除了同時代知識分子的軼事,甚至在書中言及鬼神之事,此類野狐禪則需翻書細品了。
詩曰:早年心事近陶周,唯物思潮共逐流。小說洞明皆學問,西遊水滸更紅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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