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傳教士之子,迪克西使團,建議與中共合作,無效的努力,《美亞》案件,誰丟了中國,勝訴與無奈,餘熱,濃濃的中國情,成都洋少年,四川老鄉情,山城遇知音,杜甫草堂行,
傳教士之子
謝偉思（1909-1999）的父親是浸禮會傳教士，1905年攜妻來到中國成都創辦基督教青年會。謝偉思是家中長子，1909年8月出生於成都，在成都和重慶度過了童年，說得一口流利的中國話。11歲時隨父母遷往上海，就讀於那裡的美國學校。全家返回美國後，謝偉思在國內接受中學和大學教育，畢業於俄亥俄州的奧伯林學院。青年謝偉思立志從事外交，1933年通過美國國務院的資格考試，1936年被正式任命為外交官，成為活躍在外交舞台上的青年才俊，是美國外交界名副其實的“中國通”。
謝偉思和毛澤東在延安
謝偉思和毛澤東在延安1938年，謝偉思被調往美國駐上海總領事館任副領事。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謝偉思又被調往重慶，任大使館三等秘書。晚年在與有關研究人員的通信中，謝偉思曾透露：在1942年秋，他已經逐漸意識到，大多數美國人通過官方渠道得到的對中國的看法，過多地集中在國民黨和蔣介石家庭身上；而被國民黨封鎖隔離的抗日根據地的中國共產黨人，卻可能在將來的中國發揮重要的作用。
美國援華抗戰期間，解放區軍民積極救助美軍飛行員。為了將來更大規模對日作戰的需要，謝偉思等人提議與控制著廣大敵後地區的中國共產黨建立一條聯繫渠道，以保證被救助的美軍飛行員能夠迅速回到後方。與此同時，中國共產黨人也認識到美國在戰後太平洋地區的重要地位，希望美國在延安設立領事館，以便在戰時和戰後與美國方面進行合作。但是，由於蔣介石國民黨政府的阻撓，這一計畫遲遲得不到實現。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蔣介石對抗戰再次轉向消極。約瑟夫·史迪威出於儘早擊敗日本、結束戰爭、減少美軍傷亡的目的，對蔣的表現甚為不滿。中共武裝對日軍的有效抵抗使史迪威有意充分利用這支力量，便提出派人去延安實地考察，但卻遭到蔣介石的反對。1944年夏，美國副總統亨利·阿加德·華萊士訪華，在為華萊士訪華準備的備忘錄中，謝偉思提出，美國應給予中國共產黨的軍隊以援助與合作，同時改革蔣介石國民黨政府。他“建議美國政府實行一項把有條件的支持和政治壓力結合起來的政策，以擴大中國政府的基礎”。在華萊士和高斯、史迪威的努力下，蔣介石被迫同意美方派人去延安考察。1944年7月，美軍派遣以駐華使館武官包瑞德、二等秘書戴維新、三等秘書謝偉思等組成的“美國軍事觀察小組”進駐延安。謝偉思被委任為“美國軍事觀察小組”的“政治顧問”。
迪克西使團
1944年7月15日，中共中央接到董必武發自重慶的電報。電報說：“美觀察組頭一批九人，定於二十日飛延。成員包括包瑞德武官、醫生卡斯伯格、二十航空隊的多倫、美軍司令部的謝偉思、十四航空隊的斯特爾，及四名軍事人員。任務是與中國新力量合作。他們主要商量在邊區及敵後根據地建設機場問題，了解我實際情況，觀察我與蘇聯的真實關係。人員包括有陸軍、航空、電訊、醫藥等方面的人。” 22日，觀察組的專機飛抵延安。中國共產黨對美軍觀察組的到來給予了高度重視。中共中央在《關於外交工作的指示》中提出：“這次外國記者、美軍人員來我邊區及敵後根據地便是對我新民主中國有初步認識後有實際接觸的開始。因此把這看作是我們在國際間統一戰線的開展，是我們外交工作的開始。”後來，包瑞德在寫給上司的報告中說：“八路軍給予美國陸軍的衷心合作和實際協助幾乎是盡善盡美的。”
謝偉思在延安一住就是近三個月。在延安期間，他多次會見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彭德懷、任弼時、葉劍英、董必武、楊尚昆等中共領導人。其中，與毛澤東的談話多達50餘次。毛澤東多次對別人講，謝偉思等人是他的朋友。他還見到了從各抗日根據地去延安開會和匯報工作的中共將領，如陳毅、林彪、聶榮臻等。毛澤東在和他的多次談話中表達了中共對美國的善意和期望，並希冀美國作出積極回應。毛澤東的談話由謝偉思及時、詳盡地報告給美國政府，然而卻在美國國務院的檔案室里被束之高閣，塵封了24年。
謝偉思根據自己在延安的所見所聞，在報告中這樣寫道：“美軍觀察組人員及迫降的美空軍人員幾乎訪問了華北和華中所有重要的中共控制區。他們的所見所聞證實了中共所聲稱的對敵占區廣大農村地區的有效控制。”“迄今，對我們證實這點幫助最大的是從這些地區被護送到安全地帶的大批美國空軍人員(現有70名)。”“從他們的獲救處到達終點，有些飛行員在中共控制區內行進約1000英里（約1600多公里）。他們在抗日軍民護送下從山海關附近毗鄰滿洲的海灘途經北平抵達延安。在蘇北著陸的另一些人穿越蘇皖兩省到達安全地帶。還有一批人從與南京隔水相望的江北被送到山西。中共曾在上海、漢口、廣州、南京和太原附近（均為日軍占領的要地）解救了美國飛行員。他們在離日軍機場和碉堡咫尺之遙處安全著陸後，穿越日軍控制的鐵路線多達百次。不言而喻，要將盎格魯—薩克遜人在中國偷偷轉移是很難的，除非要穿越鐵路和離日軍近處。然而，事實上，所有的遣送行動都在光天化日下進行且無需遮掩。一路上，慶祝會、歡迎會和演講會幾乎成了家常便飯。根據地的報紙不斷提到這些過路客人，有的飛行員連美國軍裝都懶得更換。以下結論無疑是正確的：1.我們必須承認中共關於他們控制了華北和華中地區廣大農村的說法總體上是對的。2.我們過去一向將這些地區統稱為‘日占區’的提法要修正。日軍只控制了點和線，其餘廣大地區實為我方勢力所控制。”
在延安的所見所聞使謝偉思相信：“中共早晚會成為執政黨。”在與周恩來、劉少奇等人多次交談後，謝偉思得出這樣的結論：中國共產黨很想在抗擊日本侵略者的過程中得到美國的支持，中共也想在戰爭結束後，在經濟方面與美國人合作。 同時，延安與重慶的強烈的反差也使他更為厭惡國民黨政權。謝偉思的觀點在當時在華的美國人中有一定的代表性。費正清後來也回憶說：“在1945年，許多美國人認為，如果當權的政府垮台，中國人還好過些。”
針對蔣介石和美國國內有些人宣揚中共是蘇聯的“附庸”和“代理人”的誣衊，謝偉思以其敏銳的觀察和精闢的分析給予了有力駁斥。他在報告中說：“目前在延安僅有三名俄國人，其中一位是名叫奧洛夫的外科醫生。他自己說他不是職業軍人，只不過是在1938年應徵入伍而已。他於1942年獲準離職三年，並在11月乘最後一架俄國飛機抵達延安。他是一位名副其實的外科醫生。他帶來了一些新的醫療技術，終日在延安中央醫院忙於做手術。另兩名俄國人是‘塔斯社’代表，於1942年來接替他們的前任。在延安，沒有任何人把他們當成重要人物。他們來時不會講中國話，現在也說不好。他們身上毫無‘中國通’的特徵。他們看上去和中共主要領導人並不熟悉……事實上，除非在重大社交場合，他們很少露面，即便出外活動，也消失在普通人群之中。在中共控制的所有地區內，除了從像天津那樣的城市來的白俄難民外，看不到其他俄國人，而這些白俄總是被當作潛在的日本間諜受到特別的懷疑和監視。”
從“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達官貴人醉生夢死、夜夜笙歌，等級森嚴、特務橫行的重慶來到延安，謝偉思不禁覺得耳目一新。我們還是引述一下他在報告中對抗日根據地描述的片斷：“我們一行所有的人都有同樣的感覺：我們似乎來到了另一個國家，見到了不同的人民。精神面貌和氣氛是如此之不同。一位生長在中國的軍官說：‘我覺得需要好好地感受一下此地真正的中國氣息。’許多方面都顯示出了另一種氣氛。在他們的談話和行動中看不到裝腔作勢和繁文縟節。無論官員和平民在對待我們抑或中國人自己彼此相待時均開誠布公、直截了當和友善。毛澤東和其他領導人受到廣泛的尊敬。他們平易近人，沒有人在他們面前奴顏婢膝。他們經常和大眾打成一片。在重慶經常看見的動輒崗哨林立、如臨大敵的緊張局面在此一概不見。一眼望去，延安沒有警察，也很少看見士兵。沒有乞丐，沒有極端貧困的跡象。人們的衣著和生活非常簡樸。除農民外，幾乎所有的人均穿一種土布縫製的中山裝式的制服。在穿著、生活和娛樂方面看不到奢華和鋪張。”關於延安的抗戰氣氛，謝偉思寫道：“這裡充滿信心。戰爭是近旁和切實的存在。沒有失敗主義，而只有信心。沒有對戰爭的厭倦情緒。”
建議與中共合作
謝偉思不是共產黨人，甚至不是共產黨的同情者，他只是一名美國職
業外交官。但他對苦難中的中國人民有真摯的同情。他心中充滿美國人民所具有的傳統良知。1944年，赫爾利接替高思任美駐華大使時，美國對國共兩黨的政策已從“援蔣但不反共”轉向表面“中立”，實際上單方面支持蔣介石。謝在此後的報告中向美國政府提出以下建議：
謝偉思（中）與毛澤東（右二）等在延安合影
謝偉思（中）與毛澤東（右二）等在延安合影在援助國民黨政府抗戰的同時，也給中共以支持。這樣做不僅有利於儘快打敗日本，也有利於和中共建立建設性的關係。鑒於蔣介石在戰後必然會發動內戰，而內戰的結果一定是中共獲勝，這樣做更有其必要性，這叫做“未雨綢繆”。中共並非蘇聯的“附庸”和“代理人”，完全是中國現實所造就的一股土生土長的革命勢力。如美國處置不當，中共完全有可能真的倒向蘇聯。謝在1945年2月28日為大使館起草的有關中國局勢給國內的一份電報（當時，赫爾利回國述職。使館幾乎全體外交官在臨時代辦小艾奇遜的主持下，聯名向國務院發回了這份被赫爾利稱為“反叛”行為的著名電報）中是如此闡述這樣做將會起到的作用：“毫無疑問，這樣的政策將會受到大多數中國人的歡迎（當然，國民黨統治階層除外），並提高美國的威望。孫科本人就曾對一位負責的美國人說：‘如果美國徑直通知蔣而非先徵求他的意見，說美國決定援助中共和抗日游擊力量，則將會迫使蔣和中共達成妥協。’大多數中國人認為，要解決中國內部問題，主要在於國民黨自身進行改革而非相互作出讓步。他們還不無道理地宣稱：美國的‘不干涉’根本無助於問題的解決。實際上是在支持中國當前保守的領導人。如果我們採取這種基於接受中國現實的政策，則我們可以指望得到中國各派力量在對日作戰中的合作、使中共傾向我們而不至於投向俄國人的懷抱。這樣做還能夠使國民黨明白，他們當前明顯在制定的內戰計畫是不可取的，從而導致產生有利於統一的某種和平局面。也許這種統一眼下不會完整，但卻會給未來實現充分的民主製造和平氣氛。”
後來，人們在評價謝偉思的這些報告時稱讚道：“這些報告和建議暗示，第二次世界大戰在亞洲不一定直接導致中美之間的一場冷戰。的確，存在另外一種政策，這種政策可能避免後來發生的打亂了美國同亞洲關係的許多災難。就算華盛頓的決策者僅僅認識到國民黨的致命弱點，認識到中國共產黨是還在成長的力量和她明顯希望在戰後避免同美國發生衝突，那么，中美敵對的年代就可能避免了。”
無效的努力
然而，謝偉思對美國的忠誠卻給自身帶來了料想不到的災禍。1945年年初，中共“七大”召開在即。謝偉思再度“請纓”赴延安就地觀察這件大事。在延安，他又數度見到毛澤東。毛澤東再次明確地表示願意和美國友好和合作。謝將這些情況及時地一一報告重慶和華盛頓。3月30日，謝接到要其立即返回華盛頓報到的命令。中共領導人還以為美國政府在收到他的報告和使館電報後要進一步聽取他的意見。4月1日下午4時，謝應邀前往毛澤東的住所。周恩來和朱德已先行到場。談話徹夜進行。董必武在談話即將結束時也來了。這是謝和中共領導人之間的最後一次談話，涉及國共、中美、中蘇關係等許多重要問題，其深度和廣度均超過以往的歷次談話。
謝偉思於1945年4月4日離開延安。他事後回憶說：“給我的命令很不明確。只說要我立即返回華盛頓。當時有各種各樣的猜測。中共領導人希望，召我回國是要向我諮詢重要問題或要我參加討論有關對華政策的重要會議。我也這樣想。”然而，這只是一廂情願。由於當時美國政府和蘇聯已就蘇聯出兵東北，以及戰後分享在華利益以保證蘇方和蔣介石合作達成了默契，病入膏肓的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已不認為有和中共合作的必要。他在對華政策的辯論中傾向了主張支持蔣的派屈克·傑伊·赫爾利。此外，親蔣的“院外援華集團”和極端反蘇、反共的共和黨右翼開始聯手向民主黨政府發難。1945年4月12日，謝抵達華盛頓。這一天恰逢羅斯福逝世。氣氛急轉直下，對謝的歸來無人問津。
《美亞》案件
此時，他偶爾邂逅了一位名叫菲利浦·賈飛的報人。賈飛是《美亞》雜誌主編。謝將自己撰寫的有關中國問題的一些報告借給賈飛閱讀。誰知，這導致了一場飛來橫禍。“聯邦調查局”一直懷疑賈飛為蘇聯間諜，將其置於長期監控之下。6月6日，謝受此案牽連與包括賈飛在內的另外5人同時被捕。謝在此案中是完全無辜的，因為外交官和報人之間的這種交往和交換信息在美國是很正常的事，然而卻成了當時轟動全國的頭條新聞。6月7日，《舊金山新聞報》的頭條大標題是《共產黨獲得了美國機密》。第二天，報紙進一步點名集中攻擊謝偉思。頭條大標題竟說：《赤色分子製造了史迪威和蔣介石的分裂》。謝偉思一下子變成了“赤色分子”，而且成了史、蔣矛盾的“罪魁禍首”。
逮捕行動看上去像是“反間諜”，而實際上帶有強烈的政治含義。賈飛等雖被指控為蘇聯間諜，但此事對蘇聯所造成的震撼還遠不及中共所感受到的。在大洋彼岸的邊陲小城延安，中共的《解放日報》發表了一篇據說為毛澤東親自執筆撰寫的社論，認為這次逮捕“標誌了美國對華政策的一個轉折點”。隨著謝的被捕和受審，美國的對華政策日復一日地將自己和蔣介石集團緊緊捆綁在一起而再也無法回頭。謝雖被判無罪，但在結論中留了條“尾巴”，說他“不夠檢點和謹慎”，無非是說逮捕他不無道理。謝在獄中挨過漫長的一夜，第二天取保候審。
賈夫案結束後，謝偉思先是被派往美軍占領下的日本，在道格拉斯·麥克阿瑟手下工作，後來又被派往紐西蘭。但國會右翼勢力一直對他對亞洲問題的態度耿耿於懷，根據聯邦調查局提供的“材料”，國務院又對他進行了4次調查，但一直沒有查出任何不當行為。
誰丟了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美國政府急需尋找“丟失了中國”的替罪羔羊，國務院裡的“中國通”們結束外交生涯的時機也就來了。謝偉思被從紐西蘭調回，國務院內部對他爭議很大，參議院的右翼分子強烈反對對他委以重任，對謝偉思的任命先後變動了三次，他的名片也不得不改印了三次。然而即使是最後一次，他的名片也沒機會派上用場。在他和家人乘船去新德里大使館任參贊的路上，剛剛到達日本橫濱，就接到了要他即刻乘飛機返回華盛頓的命令。約瑟夫·麥卡錫得知此訊息後得意地嚷道：“他們召回了謝偉思。我終於抓到他了。”
根據“忠誠審查委員會”的要求，謝偉思不得不接受“忠誠安全委員會”的裁決。在那種黑雲壓城的氣氛下，幾乎沒有誰敢為他的清白作證。哈佛大學教授費正清因為說了一句公道話，失去了訪問日本的機會。1950年10月19日，“忠誠安全委員會”做出了沒有發現任何問題的裁決，國務院遂通知已在新德里等候謝偉思赴任達一年之久的家人回國。但到了1951年秋，謝偉思又被召到了“忠誠審查委員會”，“美亞事件”亦舊事重提，審查結果終於推翻了原先的判決，謝偉思的忠誠“值得懷疑”，國務卿艾奇遜馬上決定：開除謝偉思。富有傳奇色彩的優秀外交官，就這樣被葬送了前程。此後，謝偉思遷居紐約，靠著40歲後學到的手藝，得以養家餬口。
勝訴與無奈
他們在紐約一住就是五年半。在此期間，他一刻也沒有放棄為自己討回公道的努力。1956年，情況開始有了轉機。美國最高法院同意重審他的案子。1957年6月17日，在“謝偉思訴杜勒斯（國務卿）案”中，九名大法官除一名棄權外都裁定謝偉思勝訴。裁定書說，原國務卿艾奇遜作出的有關開除謝偉思的決定有悖於國務院自身的規定，從而無效。1957年7月3日，一家聯邦地區法院按照最高法院的裁定，命令國務院恢復謝偉思的外交官身份。然而，此後的道路仍遠非坦途。他開始在國務院打雜，後被派往德國波恩，又受到國防部的異議，最後被派到英國利物浦當總領事。眼看政府對他的中國經驗毫無興趣，而且升遷無望，他三年任滿後決定提前退休，舉家遷往加州伯克利。年過50的謝偉思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攻讀了碩士學位後，又攻讀博士學位（他沒有完成博士學位）。有一次，他參加在密執安大學舉辦的有關中國問題的學術會議時見到一位年輕的中國問題專家。謝在攻讀學位時閱讀過對方的著作，於是上前說：“教授先生，我很想和你談談，我的名字叫謝偉思。”“我不禁大吃一驚”，這位年輕教授事後說，“因為在乾我們這一行人的心目中，謝偉思是一位‘聖人’。而他卻是如此含蓄和不自我炫耀。”
餘熱
即使在退休之後，謝偉思仍然關心著中美友好事業。他曾擔任美中人民友好協會舊金山分會名譽會長，積極參加中美人民之間的友好交流活動。謝偉思自1945年離開中國之後，直到1971年秋，才在闊別中國將近30年後重新踏上中國這塊被他視為第二故鄉的土地。之後，他重訪中國4次。他1971年來訪時，正值尼克森總統訪華前夕。由於謝偉思在中美交往中曾扮演過的特殊角色，他的這次訪問受到了中美兩國政府的高度重視。周恩來總理親切會見了謝偉思夫婦，回答了他們提出的許多國際和雙邊問題。美國時任國務卿基辛格在謝偉思訪華前後兩次單獨約見，了解他對中美關係發展的看法以及訪華的感受。謝偉思夫婦在這次長達兩個月的訪問中，走訪了中國沿海和內陸的許多城市，參觀了工廠、農村、學校等。作為一個對舊中國有所了解的美國人，謝偉思對新中國建立後發生的翻天覆地的變化產生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
謝偉思夫婦(攝於1985年)
謝偉思夫婦(攝於1985年)1971年訪華回國之後，謝偉思著文、演講，向美國人民介紹中國情況，支持尼克森訪華和實現中美關係正常化。1974年9月，他在美國參議院外委會作證時，批評美國政府缺乏履行上海公報的誠意，敦促政府將美駐北京聯絡處和駐台北“大使館”顛倒過來。1975年謝偉思再次訪華3個月，走遍了大半箇中國，加深了對中國的了解。回國之後，他積極呼籲美國政府不要再干涉中國內政，要改善中美關係。尤其在台灣問題上，他指出美國政府應該面對現實，放棄搞“兩個中國”和“一中一台”的幻想，真正履行其在《上海公報》中承擔的諾言，從台灣完全撤軍並與中國正式建交。1975年他在美中友協年會上發表講話說，“為了我們自己的利益，為了和平和人類的利益，讓我們向前進，實現與中國關係正常化。”
1999年2月3日，90歲高齡的謝偉思在家中安然辭世。
謝偉思著有《亞美論集：中美關係史上若干問題》等，其戰時電訊文稿被人整理成《在中國失去機會：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謝偉思文電稿彙編》。
濃濃的中國情
謝偉思是出生在中國的美國人，他的一生有三十幾年都跟中國有著緊密的聯繫，從西南重地成都到北京，從陪都重慶到烽火抗日的延安，都留下了他的足跡，他對四川更是感情深厚，常稱自己為“四川老鄉”。
成都洋少年
謝偉思的父親是美國傳教士，1905年帶著妻子來到中國成都創辦基督教青年會。1909年夏天，謝偉思出生在成都。基督教青年會是一個教學的地方，陳毅在這裡讀過書，和謝偉思見過，謝偉思的父親是老師。陳毅當時是個很激憤的青年，謝偉思說，他常常是兩杯老白乾下肚，就會猛烈抨擊國民黨，也很反對外國人，有時直指美國。
謝偉思的母親是個有文化的家庭主婦，經常給他灌輸文化知識，在少年教育中，他多半都是接受的親職教育。在那些日子裡，成都街頭總能見到一個瘦長、大眼睛的外國男孩。謝偉思天真活潑，他經常一個人走街串巷，陝西街、杜甫草堂、老皇城等等，無不留下他的足跡。他走進店鋪東看西看，在地攤前也是一站好久，畢竟沒見到過自己的家鄉，這裡的一切對他來說都充滿了新鮮和好奇，而對父母不斷給他描述的加利福尼亞家鄉，對他來說還只能是一種陌生的憧憬。
在這個異域之地，謝偉思很快就融入了周圍的生活，他和成都的小夥伴一起嬉戲玩耍，捉迷藏。夏天就邀幾個朋友到城邊的水田溝邊去，撩起褲腳捉泥鰍，弄得一身的泥，其樂融融，而人們對這個外國男孩也是見怪不驚。謝偉思經常跑到少城公園去看保路運動紀念碑，深思良久。那時他剛出生，還不懂，但他的父親卻親眼目睹了那場風潮，常常講給他聽，謝偉思年少的心裡就覺得這事了不起。
在成都，謝偉思愛去的地方還有華西壩，特別是那座從綠樹翠竹間露出半截灰白顏色的古鐘樓，更是讓他流連忘返，記憶頗深。1921年，12歲的謝偉思隨父親舉家回到美國。1971年，已經花甲之年的謝偉思來成都，一提起華西壩的古鐘樓就不免心情激動，觸景生情，夢回到少年時代，回到了中國小夥伴身邊。
四川老鄉情
謝偉思一看見四川人就會十分熱情地說：“我們是老鄉！”
謝偉思思維敏捷，他是最先提出向中共控制區派遣美國觀察員的，根據他的建議，1944年7月，美軍觀察組來到延安，組長是包瑞德，謝偉思是重要成員。他一身筆挺的軍便裝，說話幽默風趣，不分男女老少，見誰都打招呼。
在延安時，謝偉思經常到棗園去見毛澤東，一次是同賀龍一起去，後來都是他單獨坐吉普車去。謝偉思問開車的年輕人是哪兒人，開車的說是四川人，謝偉思很高興地說：“我也是四川人咧！”開車的很不相信，這個外國人是四川人？說他吹吧？謝偉思向開車的解釋，自己生在四川，在四川讀書，不信去問問他們陳毅將軍就清楚得很。開車的還在想，謝偉思這是想跟自己套親近。
車到棗園大門口，都是先由哨兵通報，在得到毛澤東親自點頭後才允許進。後來，毛澤東對這個外國的四川人大開綠燈，拍著肩膀對他說：“你想幾時來就幾時來！”
謝偉思在延安結識了很多四川老鄉，他與朱德、陳毅、聶榮臻等聚在一起時，就用四川話擺起龍門陣，成都的街景，成都的小吃，夫妻肺片、賴湯圓等等，都讓他懷念不已。因為陳毅在成都基督教青年會里讀過書，一見了面，就會幽默地對人說，他是我老師的兒子！謝偉思也欣然接受。一次，陳毅興沖衝來到謝偉思的住處，拉著他就往外走，謝偉思問：“陳老總，啥子事？”陳毅告訴他，幾個四川老鄉合個影，謝偉思真的被當成了四川老鄉，心情自然激動。
山城遇知音
1938年，謝偉思被派往美國駐上海總領事館，在總領事高斯手下任副領事。高斯是資深外交家，他說，謝偉思是整個美國政府里研究中國共產主義的權威，這在當時無人能比，這也得益於他生於斯長於斯的生活。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謝偉思被調往重慶任大使館三等秘書，不久升為二等。在如火如荼的山城裡，他結識了趙韞如。
趙韞如是江蘇常州人，戲劇表演藝術家，曾出演多部劇目，1940年到重慶，很快成為劇壇上的一顆明珠。謝偉思和趙韞如的相識也是一個很偶然的機會。謝偉思有自己的車，很少趕公共汽車，那次他少有的坐上公共汽車，兩個人就這樣相遇了。
趙韞如在《夢飛江南》一書中對他們之間的感情作了細緻的描述，她說：“我和謝偉思第一次見面，是在公共汽車上。那天，我乘車去一個法國老先生那裡，教他學中文。車上人不多，我—個人坐在那裡，看報紙。忽然有人讀出了報上一篇文章的標題：《鐵石心腸》。我一回頭，是個外國人。”
趙韞如沒有想到，一個外國人會把中文說得那么好，但她只是略為驚訝而已。而謝偉思第一次看到趙韞如就有了好感，在後來的日子裡，他也不開車，就在公共汽車站等，在車上等。趙韞如開始並不認可這個外國人，謝偉思問她叫什麼名字，趙韞如說，我又不認識你。謝偉思就這樣堅持了兩個多月，兩人才開始交往起來。
謝偉思對趙韞如很真誠，他說：“你是我愛的人，希望你能分享我的生活。”
後來，謝偉思去了延安，1945年奉召回美國，一下飛機就被戴上了手銬。趙韞如不明究竟，一氣之下，打掉了肚裡的孩子。
1949年，謝偉思在美國的家中終於又見到了趙韞如，趙韞如這才知道，謝偉思對她的感情還是那樣真誠，提到被打掉的孩子，兩人相視而泣。這一次見面匆匆別去，直到1978年，兩人又才在北京重逢……
杜甫草堂行
謝偉思可說是深受東西方文化薰陶的人，他念念不忘自己的中國，不忘在中國、在成都生活的日子，那些日子給了他美好的回憶，取之不盡。
受母親的啟蒙教育，謝偉思很小就對中國古代文化產生了濃厚興趣，知道中國唐代有個偉大詩人杜甫，而成都的草堂就是詩人的住所。謝偉思對杜甫的名句“窗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里船”、“兩個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更是愛不釋手，他不停地讀，不停地背，又用英語對照著大聲朗誦，對詩里所描繪的美麗景色心馳神往。
少年時代，謝偉思的家離西門上的杜甫草堂遠，他就一路問，一路穿街過巷，街邊賣擔擔麵的，擺攤的，都熱情地給這個洋少年指著路。謝偉思走了半天時間，終於找到了草堂，繞草堂一周，站在空地上向西望去，真的看到了遠處的雪山。他甚至在想，詩人寫那詩的時候，是怎樣的景象呢？
1978年，謝偉思再次回到成都，驅車前往杜甫草堂。他不需要人引導，輕車熟路，精神抖擻地走在前面，一路風趣幽默，英語國語四川話，交替著從他嘴裡說出來，親切而自然，引起陣陣笑聲。有人問他，離開成都那么久了，成都話還說得那么好？謝偉思無不自豪地說：“是啊，因為這裡就是我的故鄉，我在夢中都喊著她的名字，怎么能忘呢？”
的確如此，謝偉思早把自己當成了成都人，他經常對人說：“我既是美國人，又是中國人，在美國我說是舊金山人，在中國我就說是成都人。”其情濃濃，永世不忘。
謝偉思去了，但他對中國、對成都的感情卻長留不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