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記體小說

筆記體小說

筆記體小說是中國古典小說的一種,是具有小說性質、介於隨筆和小說之間的一種文體。筆記體小說多以人物趣聞軼事、民間故事傳說為題材,具有寫人粗疏、敘事簡約、篇幅短小、形式靈活、不拘一格的特點。起源可以追溯到南朝劉義慶的《世說新語》。

基本介紹

  • 中文名:筆記體小說
  • 外文名:note-style novel
  • 地區:中國
  • 年代:南朝
代表作品,文體分類,文體特點,區別,

代表作品

代表作如清代紀昀閱微草堂筆記》等。此外還有《干將莫邪》《宋定伯捉鬼》等
另有《太平廣記》,《洛陽伽藍記》、《郡國圖志》、《博物志》、《酉陽雜俎》、《考工記》等。

文體分類

姜亮夫先生的分類
姜亮夫先生在其編選的《筆記選》中,概括筆記的特點是隨筆而記,篇幅短,本質比較松閒、安雅,簡練而且能夠顯露一點“事實的真”。他將古代筆記分為六類,即一、論學的筆記,如《困學紀聞》、《日知錄》;二、修身養性的筆記,如《論語》、《退庵隨筆》、《容齋隨筆》以及理學家的語錄等;三、記事的筆記,如《隋唐嘉話》、《開元天寶遺事》、《朝野僉載》等;四、閒話的筆記,屬於遊戲雋語小說等,如《世說新語》、《衍世說》等;五、記人的筆記,如《海岳志林》、《欒城遺言》等;六、小說的筆記。其中第一類相當於中華版的“學術筆記”,第三類相當於中華書局的“史料筆記”,而後三類則大致相當於今天所說的“筆記小說”。
王季夫先生的分類
1940年,王季思先生髮表《中國筆記小說略述》一文,認為筆記小說出於文人手筆,跟出於說書人口說的諸如《大宋宣和遺事》以及“三言”、“二拍”之類的平話小說和白話小說分道揚鑣,也與純學術的討論與考訂的筆記不同,可分為軼聞類、怪異類、詼諧類。該文沒有提到唐傳奇與筆記小說的關係,從文章的論述來看,似乎傳奇亦屬於筆記小說的範疇。
劉葉秋先生的分類
1980年,劉葉秋先生所著《歷代筆記概述》,給予筆記較高文體定位,並將其分為小說故事類、歷史瑣聞類、考據辯證類等三類,其第一類即是“筆記小說”,後兩類則與中華書局版“史料筆記”和“學術筆記”相合。這樣的分類照顧到了現代小說觀念,也合理處置了非小說作品的歸屬問題,但他同時也將唐傳奇作為一支納入了“筆記小說”範疇之內,如此則所謂的“筆記小說”就成為包羅寬泛的文體概念,這自然不利於古代小說的分體研究。
陳文新先生的分類
陳文新先生《中國筆記小說史》問世於台灣,作者認為中國文言小說可以分為筆記小說與傳奇小說兩大類,前者脫胎於子、史,並形成了獨立品格,與後者熱衷“文辭華艷,敘述宛轉”所不同的是注重哲理和知識的傳達;輕實用而重情趣、篇幅短小;筆記小說以隨筆形式寫作,其首要任務是議,可以虛構;筆記小說是小說前形態,並非成熟小說。重要的是,作者為中國古代筆記小說給出了明確的類型劃分:即筆記小說可分為志怪小說和軼事小說,前者又可分為“搜神”體、“博物”體、“拾遺”體三類,軼事小說即志人小說,可分為“世說”體(瑣言體)、“雜記”體(逸事體)、“笑林”體(排調體)。其研究特色在於並不套用現代小說觀念,而是立足實際,對筆記小說的文體分類和淵源的學理闡釋。

文體特點

苗壯《筆記小說史》始在大陸出版,此著於筆記小說的收錄範圍和取捨標準均較為嚴格,作者認為筆記小說的特點是基於耳聞目睹的現實性、“雜”與內容的豐富性、“小說”、“小語”與形式的靈活性。

區別

其一,傳奇體作家更熱衷於生命力的弘揚,筆記體作家則較多關心智慧與倫理的健全。魏晉南北朝是一個重視內在智慧的時代,風度、言行作為內在智慧的外現才成為眾所欣賞的對象。繪畫藝術中的“以形寫神”,語言藝術中的“言不盡意”,都強調“神”、“意”即思辨智慧的主導地位。魏晉風度的具體形成如藥、酒、姿、容等,概由帶玄學色彩的人格生髮出來。所以,這時期的軼事小說以《世說新語》為代表,“樂曠多奇情”、“類以標格相高”。就著述方式言,以類相從,體例嚴謹;筆墨簡約,風格一致;這種對於筆記體小說創作規律和審美形式的講究,正是內在智慧向藝術世界拓展的第一步。至於作者以空靈的胸襟、玄學的眼光所體會、所觀察、所把握到的美,亦多富於“靜”的哲學氣質,這就與傳奇體多“動”而少“靜”大不一樣了。甚至軼事小說中笑話類作品如《笑林》也以“舉非違,顯紕繆”,從反面啟迪智慧為主。
宋以後的筆記體小說,在智慧、倫理二者中,似對倫理更看重一些。比如清代紀昀就說他寫《閱微》“大旨期不乖於風教”。若干畸形的筆記象金捧閶《客窗偶筆》、梁恭辰《池上草堂筆記》、訂奉恩《里乘》,“盛陳禍福,專主勸懲,已不足以稱小說。其實,宋以後的筆記體小說還是以智慧為主。但已不是魏晉那種基於名理思辨的智慧,而是走向日常生活的掌故意味鮮明的智慧。或為“史官之所不記”的朝廷遺事,如歐陽修《歸田錄》;或多載“嘉言韻事”,如宋王讜《唐語林》;或詳於各地風俗及民間雜事,如宋莊季裕《雞肋編》、周去非《嶺外代答》;或記歲時娛樂、市井瑣細,如宋周密《武林舊事》;或“上自廊廟實錄,下逮村里膚言,詩話小說,種種錯見”,如元末陶宗儀《輟耕錄》;或將“方言巷詠,嘻笑瑣屑之事”點染成篇,如明末張岱《陶庵夢憶》。總之,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涉及,並能對讀者的情趣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使之臻於儒雅。
連志怪也有明顯的偏重智慧的傾向。魏晉南北朝志怪,其美感魅力的一個主要來源是可以“廣異聞”;宋以後的志怪,能向讀者提供的新鮮“異聞”看來不多:奇奇怪怪的事經過反覆講述就成了陳辭濫調。要出新,就要另闢蹊徑。蒲松齡“用傳奇法,而以志怪”,將生命力和“孤憤”注入其中,這是一條路;筆記體作者如紀昀等則是將智慧注入其中,以“測鬼神之情狀,發人間之幽微,托狐鬼以抒己見”為核心,目的在於益人神智。
其二,筆記體小說寫生命力的弘揚,重視雍容的氣象,力戒虛浮驕矜,虛張聲勢。《世說新語》在《汰侈》、《任誕》、《惑溺》等門以皮裡陽秋的手法批評了過度的任性放浪與揮霍豪奢;東陽無疑《齊諧記》敘薛道詢“服散狂走,猶多劇,忽失蹤跡,遂變作虎,食人不可複數”,意在嘲笑那些無節制地服五石散的名士。《閱微草堂筆記》更經常對虛浮驕矜、虛張聲勢的名士風度予以針砭,如卷十一指出:“偽仙偽佛,技止二端:其一故為靜默,使人不測;其一故為顛狂,使人疑其有所託。然真靜默者,必淳穆安恬,凡矜持者偽也。真托於顛狂者,必遊行自在,凡張皇者偽也。”而唐傳奇和《聊齋志異》中正有大量“狂生”,在蒲松齡筆下,使酒罵座的灌夫尤其受到推崇。比較起來,筆記體風格平易,易為讀者接受,但也不免減弱了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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