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才是中國古代選拔官吏的科目。亦曾作為學校生員的專稱。漢武帝改革選官制度，令地方官府考察和推舉人才，即為察舉。元封四年(前107年)，命公卿、諸州每年各舉薦秀才一名，意為優秀人才。東漢因避光武帝名諱，遂改稱茂才。三國曹魏時沿襲察舉，復改稱秀才。至南北朝時，舉薦秀才尤為重視。隋代始行科舉制，設秀才科。唐初沿置此科，及第者稱秀才。後廢秀才科，秀才遂作為一般讀書人的泛稱。宋代為士子和應舉者的統稱。明代曾一度採用薦舉之法，亦有舉秀才。明清時期，秀才亦專用以稱府、州、縣學生員。秀才別稱茂才，原指才之秀者，始見於《管子·小匡》。漢以來成薦舉人才的科目之一。亦曾作為學校生員的專稱，現代也比喻知識量豐富的人。
基本介紹
- 本名：秀才
- 別稱：書生，窮秀才
- 所處時代：古代
- 類型：選拔官吏的科目，學校生員的專稱
- 外文名稱：scholar
內容概況,歷史發展,社會地位,察舉制時期,科舉制時期,古代人才選拔,附錄,
內容概況
何謂「秀才」？它原本指稱才能秀異之士，與《禮記》所稱「秀士」相近，是一種泛稱，並不限於飽讀經書。及至漢晉南北朝，秀才變成薦舉人才的科目之一。唐初科舉考試科目繁多，秀才只是其中一科，不久即廢。與此同時，秀才也習慣地成了讀書人的通稱。宋代各府向朝廷貢舉人才應禮部會試，沿用唐代後期之法，先進行選拔考試，其中凡應舉選拔考試，以爭取舉薦的，都稱為秀才。《水滸傳》以王倫為「不第秀才」，有輕蔑的意思，指他覓舉未成，在選拔考試中名落孫山。宋代秀才名銜，無論經過考試取得；但明清時代則不同，秀才得來不易，必須通過幾重考試關隘才可，而且秀才最後也不一定能夠應舉。
明清時代，秀才專指府（或直隸州）學、縣學的生員，是讀四書五經而進學者的專稱。要取得這種資格，必須在學道或稱童子試獲得取錄。不論年齡，應童子試的都稱童。魯迅小說《孔乙己》、《白光》中的主人公孔乙己、陳士成在前清多次童子試均考不上，人已老了，還是童生，或稱老童生。若果縣、府、院三試都錄取了，進入府學、州（直隸州）學或縣學的，稱為進學，通名生員，即秀才的俗名。生員除了經常到學校、學官的監督考核外，還要經過科考選拔（未取者有錄科、錄遺兩次補考機會），方可參加本屆鄉試（各省舉行的考試，取中者為舉人）。
秀才
童子試關卡重重，有否其他途逕入仕呢？其實，應試者老是不經過童子試、科考的，也能參加鄉試。方法是參加所謂「納粟入監」。這個制度始於明代中葉，一直行至清末。「納粟入監」就是化銀子捐一個監生，取得鄉試入場資格（更多的是，有錢不學的人捐監後並不入場應試）。這個途徑，往往被看輕，但也總有意外：明代羅圭七次應考都不能通過童子試，捐監後卻在鄉試、會試中連獲第一名。
鄉試在秋天（中秋前後）舉行，所以稱為秋闈（闈是考場的意思）。次年春季（在陰曆二月或稍後）舉行會試，稱為春闈。會試由禮部主持，又稱禮部試、禮闈。會試之後是殿試。明清時代，正常情況下，這種科舉考試每三年一次；遇有國家慶典，增加恩科。由柳洪平創建。
歷史發展
秀才別稱茂才，原指才之秀者，始見於《管子·小匡》。漢以來成薦舉人才的科目之一。亦曾作為學校生員的專稱。漢武帝元封四年（前107），下詔求賢，云：“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茂”本作“秀”，東漢人避光武諱，改作“茂”。舉秀才始此。南北朝最重此科。當時雖出自薦舉，也有策問。《北堂書鈔》引《晉令》，“策秀才，必五策皆通，拜為郎中。”隋、唐科舉制亦有秀才科。唐初，秀才科第最高，從武德到永徽，每年秀才不過一、二人。高宗永徽二年（651），停秀才科。後玄宗、代宗時，幾次恢復，旋即停止，所得之人極少。明太祖時，曾舉秀才數人，如洪武四年（1371）以秀才丁士梅為蘇州知府，十五年以秀才曾泰為戶部尚書，此均系辟舉，不是科舉之士。後乃專用以稱府、州、縣學的生員。
秀才原本指稱才能秀異之士，與《禮記》所稱「秀士」相近，是一種泛稱，並不限於飽讀經書。及至漢晉南北朝，秀才變成薦舉人才的科目之一。唐初科舉考試科目繁多，秀才只是其中一科，不久即廢。與此同時，秀才也習慣地成了讀書人的通稱。宋代各府向朝廷貢舉人才應禮部會試，沿用唐代後期之法，先進行選拔考試，其中凡應舉選拔考試，以爭取舉薦的，都稱為秀才。《水滸傳》以王倫為「不第秀才」，有輕蔑的意思，指他覓舉未成，在選拔考試中名落孫山。宋代秀才名銜，無論經過考試取得；但明清時代則不同，秀才得來不易，必須通過幾重考試關隘才可，而且秀才最後也不一定能夠應舉。
明清時代，秀才專指府（或直隸州）學、縣學的生員，是讀四書五經而進學者的專稱。要取得這種資格，必須在學道或稱童子試獲得取錄。不論年齡，應童子試的都稱童。魯迅小說《孔乙己》、《白光》中的主人公孔乙己、陳士成在前清多次童子試均考不上，人已老了，還是童生，或稱老童生。若果縣、府、院三試都錄取了，進入府學、州（直隸州）學或縣學的，稱為進學，通名生員，即秀才的俗名。生員除了經常到學校、學官的監督考核外，還要經過科考選拔（未取者有錄科、錄遺兩次補考機會），方可參加本屆鄉試（各省舉行的考試，取中者為舉人）。
童子試關卡重重，有否其他途逕入仕呢？其實，應試者老是不經過童子試、科考的，也能參加鄉試。方法是參加所謂「納粟入監」。這個制度始於明代中葉，一直行至清末。「納粟入監」就是化銀子捐一個監生，取得鄉試入場資格（更多的是，有錢不學的人捐監後並不入場應試）。這個途徑，往往被看輕，但也總有意外：明代羅圭七次應考都不能通過童子試，捐監後卻在鄉試、會試中連獲第一名。
鄉試在秋天（中秋前後）舉行，所以稱為秋闈（闈是考場的意思）。次年春季（在陰曆二月或稍後）舉行會試，稱為春闈。會試由禮部主持，又稱禮部試、禮闈。會試之後是殿試。明清時代，正常情況下，這種科舉考試每三年一次；遇有國家慶典，增加恩科。
社會地位
察舉制時期
秀才一名在隋朝科舉開始以前已有。在漢朝使用察舉制時，由各州推舉的民間人材稱之為「秀才」。東漢時為避漢光武帝劉秀之諱，將秀才改名茂才，或稱茂材。茂才科主要是選拔奇才異能之士，所以通常稱“茂才異等”或“茂才特立之士”。秀才最初為特舉，在西漢後期成了歲舉，舉主為刺史，遂形成州舉秀才、郡舉孝廉的體制。
科舉制時期
在明清時的中國，秀才是地方士紳階層的支柱之一。在地方鄉村中，他們代表了「知書識禮」的讀書人。因為他們在地方官吏前所有的特權，故此經常會作為一般平民與官府之間溝通的渠道。遇上地方上的爭執，或者平民要與官衙打交道，經常都要經過秀才出面。而一般平民家中遇有婚喪事，或過年過節，亦有請村中秀才幫忙寫對聯、寫祭帳等習慣。
古代人才選拔
秀才，是我國古代封建社會最初在選拔人才方面對賢者的一種美稱。今天，人們仍常把一些才學之士冠以此號。
漢高祖統一天下後，實行崇懦的文教政策，視賢者為國器，促進了封建社會教育的形成和發展，為以後人才的選拔紮下了根基．高祖曾拜叔孫通為太常，太常的職責之一是“每選試博士，奏請能否”，還規定有才不薦舉者“免官”。漢文帝曾為太子立“思賢苑’，以招賓客．武帝劉徹雄才大略，他總結了自春秋戰國以來統治者的經驗，採納了董仲舒的“獨尊儒術”的思想，從而轉向儒學．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開始置辦太學，太學以研究儒家的《詩》，《書》，禮、《春秋》、《易》五經為主，按照儒家思想造就治術人才．他還首創選拔人才，立貢舉的制度，設定了孝廉，秀才的察舉，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並親自策問，從而使人才的選拔進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
秀才
漢代選才，標準大致有三：才學，道德和才幹。秀才偏重於經學，要求秀才寬博有謀，清白行高．薦舉的人數每年不同．東漢和帝劉肇在位時，“歲以百計”，大郡五、六十萬人小舉二人，有少數民族居住的小郡二十萬人亦可舉二人．薦舉的人才，一般從四個方面取士：一是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二是學道修行，經中博士，三是明達法令，足以決疑，能案章覆問，文中御史；四是剛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決．可見要求是相當高的，如胡廣上疏薦徐孺子，說他： “德行純備，著於人聽，若使擢登三事，協亮天下；必能翼宣盛美，增輝日月矣．”
太學在漢代是最高學府．太學中的教官稱為博士，博士必須精通一門經學．博士的選擇更嚴更廣， “策試博士，必求詳選，爰自畿夏，延及四方，是“博舉明經，唯賢是登，學者精勵，遠近同慕。”西漢時，博士以名流充當，或禮拜和薦舉，但不用考試。東漢則採取了考試的辦法，並且要寫“保舉狀”。開始規定每年—度的“歲試”，考試方法是“設科射策”，類似我們今天的抽箋考試．如蔡茂試博士，對策是“陳災異”，結果，“以高等擢拜議郎”。設科就是設立甲、乙兩科，以勉勤學者， “示人好惡，政弊就善”，區別出學生的程度高低和授官的職位不同。同時，博士還要求具有健康的體魄，富有實踐經驗，年齡在五十歲以上．此外，漢代還有童子郎，賢良文學之士等選拔制度，使有才者脫穎而出．任延年十二歲，就顯名太學，號為“任聖童”，黃香十二歲，習經典，在京師享有“天下無雙，江夏黃童”之美名．劉祜為皇帝期間，曾缺一名尚書，以策試政事，天文，道術三科選才， “翟脯封第一，拜尚書”，的確是大開了天下才路。
秀才
當然，這樣薦舉人才，也存在著不少弊端．不少人承一時的儒宗或家學淵源而世襲博士，策試博士時，有“私相容隱，開生奸路”， “不依章句，妄生穿鑿”的現象，舉孝廉重德輕才，不需考試，為營私舞弊提供了方便，東漢張衡批評了這一狀況： “雖有至孝，尤不應科，此棄本而取末……”．苟外有可觀，內必有闕，則違選舉孝廉之意矣。”但是，薦舉制的進步性和成功值得肯定，是主流。它在某種程度上打破了封建的門第觀念，從布衣平民中選拔了不少卓絕雋偉之才，如西漢的揚雄， “家產不過十金，乏無儋石之儲’。四十餘歲才被薦舉到京城作官．他的《長楊賦》，《甘泉賦》構辭精巧，飲譽文壇，而《太玄》和《法言》則顯示了他在哲學和天文學方面極高的造詣．東漢的王充出身於：“細門孤族”，他著的《論衡》，博大精深，發前人之末發，可謂中國古代哲學和思想領域的一顆璀燦明星。薦舉制還推動了漢代教育的發展．繼太學之後，還設立了新大學“鴻部門學；”貴胄學校、宮廷校、郡國學校及私學也相繼勃興，正如班固《東都序》所言： “四海之內，學校如林，庠序盈門．”
漢代的薦舉制度以其優越性彰示後世．三國時魏國曹操父子主張“唯才是舉”，建立了“九品中正”的選才辦法。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可見門弟觀念甚濃。到了隋初，文帝楊堅遠見卓識，廢除了“九品中正”制，代之以秀才科。隋煬帝大業二年(公元606年)，一種先進的選才方法——進士科設立．它的特點是專以考試的辦法來挑選人才，而不是由地方察舉，進士科宣告了中國科舉制的誕生．
秀才
唐代的科舉是獲得做官的重要達徑，體現了 “學而優則仕”的儒家思想．它使當時的地主官僚和商賈藝人的子孫斂志於科舉，一旦金榜高中，不但自己飛黃騰達，青雲直上，而且光耀門庭，顯赫鄉閭．科舉取士，及第人數的比重逐漸增加，從武德七年至顯慶六年，四十年間，進士及第共290人。
安史之亂以後，門第和官位也不再成正比．有門第還需要有才配合，才能擔任高級官吏，想僅靠祖蔭入仕，繼續官榮者的現象巳大為減弱。
科舉制最本質的核心是重視人才和知識的標準，體現了比較公正的原則和競爭的原則．它是科舉出身的官吏不斷地取代門蔭入仕的功臣貴戚子弟的過程，使得官僚隊伍的學識文化水平不斷提高．由於社會的驅使和自身的努力，不少寒門出身者通過才能的競爭一躍而成為政界和學術界的聲威顯赫的人物．
古代的科舉制度，是為強化封建統治而聚斂人才的，與我們今天的人才選拔不可相提並論．但其中確有可資借鑑之處，應引起我們關注。
附錄
「台州之邑」的仙居，原名樂安、永安，北宋真宗時因王溫得道，一家「雞犬升天」，真宗趙恆便「以其洞天名山，禁止周圍，而多神仙之宅」將永安縣改名為仙居。仙居南臨括蒼山，又因有一括蒼洞被列為道家第十洞天，相傳東漢至北宋曾有徐來勒，王方平、葛玄、蔡經、太慈、羊□、廣成子等12位真人在此修煉成仙。
仙居從東晉立縣以來，至今已有1600餘年了，這裡歷史上曾出過四位武狀元，進士、舉人和秀才則不可計數，中國最後的一位秀才張任天就是仙居人。之所以稱張任天為中國最後的秀才，是因為直到1995年109歲的張任天在杭州去世，中國再也沒有在世的秀才了。
在這個「神仙」居住的浙東小縣裡盤桓了數日，發現這裡知道張任天的人還真不少，雖然他的後半生都是在省城杭州度過的。可是知道他是中國最後一位去世的秀才的人並不多，知道他是清末數學家的就更少了。人們大都將他列為辛亥革命黨人、同盟會的元老和報業老人相看待。
經人引見拜訪了張任天的侄子張子正先生，張任天在世時對他疼愛有加。張子正現年62歲，國中畢業後曾考上江西體育學院，因歷史原因沒有上成大學，至今獨身一人在仙居生活；當時，子正因家庭成分不好，國中畢業後不能考高中，子正說他家最多算箇中農，成分也不至於差到哪裡去，大概是因為張家在仙居名氣太大的原因吧！於是三叔張任天讓他住在杭州指導他功課，並讓他直接考大學，子正當時的理想是考文科，以後像三叔一樣做個報人，結果陰差陽錯地考上了體育專業，但終究連體育也沒讀成。子正始終是個「自由人」，於是就有許多機會和時間去杭州看三叔，特別是「文革」開始後，張任天的妻兒老小都被清離了他身邊，倒是子正在三叔身邊的日子多一些。
清代數學家
張任天原名張家福，字圖南，自號萬竹居士。1887年11月24日出生於仙居縣城關萬竹居舊址補過軒，自幼聰穎好學，博覽群書。父親張培棣，是一個開明人士，曾於上海讀書經商，1904年（光緒三十年）取消科舉，張培棣就在仙居辦了一所「安洲國小」，當時在全國亦屬先驅。之所以取名安洲國小，是因宋末元初仙居傑出的教育家、詩人翁森曾創辦著名的「安洲書院」。張培棣後來又在仙居辦了兩所學校：育英國小堂和育英女子學堂。他還致力於實業救國，引外資開了個鉛錫礦廠，但好景不長，戰亂接踵而至。
秀才
有著如此好的家教氛圍，加上天資聰穎，1901年14歲的張任天便中了秀才，這位身高僅1.45米左右的得志少年或許受仙居「地氣」的影響，曾在台州府八仙岩上洞天攻讀詩書，習武練劍，許是這短短大半截的「修煉」造就了他今後一生的膽氣吧！第二年便隻身一人到杭州求是書院（浙江大學的前身）讀書。父親張培棣因通算術被鄉人詡為「精勾股」，張任天大概秉承了父親的基因，於1904年東渡扶桑，進入了早稻田大學攻讀數學。後又轉入日本明治大學讀政治經濟學。回國後，他引入「非歐幾何學」的思想，譯著有《幾何原理研究》等，1957年他還發表過論文《赫列斯的克》。1912年編纂的《中國名人大辭典》和李儼編撰的《中國算學史》都將他列為清代數學家。他還步先父後塵，自辦北京人天數學專科學校和杭州吳山數學院，從事教育工作。
革命黨人
20世紀初期的舊中國現狀，是每一個熱血青年所不堪容忍的。初到扶桑，張任天滿懷救國救民的熱忱，由蔡元培介紹參加了革命團體－－光復會，1905年7月，他以光復會會員的身份參加了同盟會在東京召開的籌備會議，8月，在孫中山的領導下由興中會、華興會和光復會組成了中國同盟會。張任天后來在《我與中山先生的交往》中談到，「1905年7月31日，在日本東京赤阪區檜町三會地黑龍會，我第一次見了中山先生。……先生是中國革命傑出的組織者和宣傳者，我的思想受先生宣傳的影響，開始從個人英雄主義走入團隊精神之中……」從此，他便積極地投身於民主革命，宣傳孫中山的思想，矢志不渝地追隨著孫中山。
1911年，張任天從外電得知武昌起義勝利的訊息，便馬上通知了駐上海光復會副會長陶成章，陶成章就派他會同杭州的革命黨人臨海縣人王文慶，發動新軍中的革命黨人回響。是年11月4日，浙江革命黨人攻入浙江巡撫衙門，光復了杭州。其間為了光復南京，浙江軍政府決定組建援寧浙軍支隊，便委派張任天以台州軍分府參謀的身份同仙居縣一同盟會會員朱一清回家鄉招募義軍千餘人（一說為二百餘人）參加浙軍，為攻克南京作出了貢獻。 1916年4月，袁世凱復辟。11日，張任天便會同臨海的王文慶、天台的張翅等革命黨人在杭州起義，宣布浙江獨立，參加護國運動。後來張任天曾短期擔任了浙江省教育廳廳長、省長公署秘書一職。
張任天同孫中山最後一次見面是在1924年11月19日，在上海的莫利哀路29號。
於是孫中山就派他到華僑眾多的南洋去進行宣傳。1924年除夕，張任天帶著孫中山親筆寫的介紹信，乘「日本丸」到了南洋，先在《光華日報》任翻譯，1925年轉到新加坡《新國民日報》任主筆，1926年又轉到荷屬蘇門答臘《南洋日報》任總編輯。《南洋日報》每日出版七大張，在眾多華僑中影響頗大，後因荷屬總督懷疑張任天是國際黨人，奉荷蘭女王特電「可以不問法律如何，立即驅逐出境」。1927年張任天回到祖國，令他遺憾的是「國民會議」終未召開，蓋因孫中山先生已經逝世了。1928年，孫中山遺體由北京遷葬南京，南京各界成立了治喪委員會，張任天擔任該會宣傳部副部長兼徵審主任，主持編印「總理遺囑釋義」十萬本，宣傳孫中山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新三民主義。
張陳之交
秀才
提到張任天與陳布雷的交往，要追溯到1905年，這年張任天自東京回國，進浙江高等學堂，陳布雷是1906年與鄭曉滄以插班生進入浙江高等學堂預科。張任天長陳二三歲，共處一堂，二人一見如故，無話不說，大至國內外形勢，小至個人瑣事，有時夜話達旦。1948年陳布雷自殺前兩個月，曾從上海打電話給張任天說有事面談，張任天深感意外，乘當晚火車趕到上海陳布雷家中，發現陳面容憔悴，一支接一支地抽菸，同張任天的談話也是語無倫次。張任天以為他終日政務勞頓、壓力太大，而且陳無心從政是眾所周知的，於是張任天便為他念了《詩經．民勞五章》的兩句詩：「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民亦勞止，汔可小息。」意思是勸陳早日擺脫身心不能兩全的尷尬境地。談話就這樣沒頭沒尾地結束了，沒想到兩個月後張任天卻在報上讀到了陳自殺的訊息。陳後來葬於杭州九溪十八澗的徐村，當時張任天參加了送靈的行列。
逍遙晚年
張任天晚年一直寓於杭州，居無定所，歷次搬遷。仙居也只是在1954年和1980年回去過兩次。1954年回去是因為前妻去世。1980年回去那次，據侄子張子正回想，90多歲的張任天，一人乘火車到義烏，又乘汽車到了仙居，只在仙居盤桓了兩三日，去看了看父親的墳，便又隻身返杭。據張子正說，晚年的張任天，子女8人都不在身邊，老伴跟著成都的兒子一起生活。從「文革」開始老人就一人獨自生活，張子正每次去看他，老人都十分開心。他生活得很自由，每天清晨四五點起床寫回憶錄，然後一天中其餘的時間大都是沿著西湖或在周圍的山林間漫步，餓了就隨便在路上買點兒吃。但是每年的清明、冬至兩天，老人必定沿著西湖一直走到上天竺、下天竺，走龍井、穿九溪，再到六合塔，沿途憑弔一下過去的同志、老友的墓地，其中必去徐村陳布雷的墓前，看看這個始終自稱一介書生、卻掙扎在宦海中並始終未能擺脫的老朋友…… 1995年，一個柳絮飄飛的下午，這位身高僅1.45米左右、留著雪染般長髯的老者，這個歷經了清末、民國、新中國的清末秀才張任天，終於走完了他109年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