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人物簡介,人物生涯,幕末時代,明治時代,榮典,著作,政策,由利財政及政策理念,由利財政的歷史地位,主導殖產興業,經濟理論,由利財政的失敗及後續,人物評價,
人物簡介
福井藩士出身。師從橫井小楠。與橋本左內等一起致力於福井藩的藩政改革，實行重商主義政策。在橫井小楠的影響下學習財政，因在福井藩的財政改革中表現出色，受到當時擔任幕府政事總裁的藩主松平慶永的重用。不久，因為藩內政治鬥爭受到打壓，被迫去職。1868年以明治維新為契機，任徴士·參與職，擔當新政府的財政、金融政策，如籌集會計基金、發行“太政官札”等，稱“由利財政”。由利公正因為參與了維新而被重新起用，與福岡孝弟一起起草了具有政治綱領性的《五條御誓文》。明治4年（1871年）為東京府知事。翌年加入岩倉遣外使節團赴歐美考察。1874年參加提出《成立民選議院建議書》。明治8年（1875年）為元老院議官，明治23年敕選為貴族院議員。
由利公正子爵人物生涯
幕末時代
文政12年11月11日（1829年12月6日）生於越前國足羽郡福井城下，是福井藩士三岡義知（御近習番·100石之下級武士）的嫡子。嘉永6年（1853年）繼任家督，承襲父業任炮術練兵方教授，安政4年（1857年）任兵器御製所頭取，從事兵制改革，兼管造船事業，並與橋本左內等人為國事而奔走。當時，由於將軍繼嗣運動（一橋派擁立德川慶喜）失敗，福井藩藩主松平慶永（松平春岳）被勒令隱居謹慎，遂一方面計畫剷除幕府大老井伊直弼，另一方面，聘用著名思想家、熊本藩士橫井小楠（維新元勛十傑之一）為政治顧問，指導藩政改革。
由利公正深受橫井小楠的“經世濟民”思想和殖產興業政策的影響和啟發，師從橫井小楠學習財政學。安政6年（1859年）赴江戶考察幕府的財政，著手本藩的財政改革，排除傳統的所謂儉約的消極政策，整理財政，振興物產，在長崎設立越前藏屋敷，用以開拓國際貿易，在藩國內設立物產總會所，以獎勵養蠶事業等殖產事業為重點。因其出色的財政手腕受到藩主松平慶永的拔擢，他推行的發行藩札和專賣制度相結合的殖產興業政策復甦原本陷入窘困的福井藩財政並取得豐碩的成果。文久元年（1861年）末，福井藩的物產輸出達500萬兩以上，藩金庫儲備黃金達50萬兩，由利公正的積極的經濟政策的成功傳遍諸藩。
文久2年（1862年），松平慶永任幕府政事總裁職，由利公正被任命為松平慶永的側用人（江戶時代，幕府和諸藩設定的役職，正式稱謂是“御側側用人”，以才幹和藩主的親信中選任者居多，其職責包括監督家老、掌管藩主家的家政、擔當藩主和世子的秘書）。在征伐長州時，藩論圍繞支持征伐和支持薩摩藩和長州藩等雄藩分為對立的兩派，儘管由利公正精心策劃彌合兩派分歧，但得不到支持，受到在福井城蟄居、謹慎（軟禁、禁閉）的處分。在禁閉期間，接受坂本龍馬的拜訪並有深入的交流。坂本龍馬和他暢談新政府應採取的財政經濟政策，並邀請他將來參畫新政府。後來的五箇條御誓文的原文“議事體之大意”和坂本龍馬的船中八策及思想存在基本共通點。龍馬在和公正會晤之後回到京都，撰寫了《新政府綱領八策》。
由利公正（幕末福井藩の重臣）明治時代
王政復古政變後，公議政體論派的由利公正出仕新政府。慶應3年（1867年）12月18日——慶應4年（1868年）閏4月21日任明治三職制政府參與，慶應4年1月17日實行三職七科制後，慶應4年1月17日——慶應4年2月20日兼任政府會計事務科掛和制度寮掛。慶應4年2月3日改為三職八局制後，慶應4年2月20日——慶應4年閏4月21日兼任政府會計事務局判事。慶應4年（1868年）閏4月21日實行政體書體制，慶應4年（1868年）閏4月21日——明治2年（1869年）7月8日任議政官上局參與。
明治新政府在大政奉還後的成立之初，標榜“公議”，探尋摸索國是的具體方略。慶應4年1月，由利公正與福岡孝弟共同參畫、起草明治政府的政治綱領性檔案《五條御誓文》，由利公正寫成題為《議事之體大意》五箇條的原稿，福岡孝弟進行潤色和初步修正，木戶孝允、三條實美續加修訂，最終確立為明治維新的基本方針。由利公正作為新政府徴士參與，擔當金融財政政策。在會計事務掛兼御用金谷取締（相當於今天的財務大臣兼金融擔當和經濟財政政策擔當相）任上，推進會計基立金募集、太政官札的發行、商法司設定的積極財政政策，史稱“由利財政”。太政官札是政府紙幣（法定紙幣），也是日本最初的全國流通紙幣，發行之初，國民還不習慣紙幣，政府信用也不穩定，向各藩和人民貸款募集資本，試圖作為產業振興的資金，但實際上，其中約三分之二被財政窘迫的政府用作戰爭和行政費的支出，太政官札的流通困難，其財政政策受到越來越多的批判，明治2年（1869年），由利公正被迫辭職。
1870年（明治3年）2月4日——1870年（明治3年）2月17日任大阪府知事御用取扱。1870年（明治3年）2月17日任福井藩大參事心得（代理）。1871年9月7日（明治4年7月23日）——1872年8月18日（明治5年7月15日）任東京府知事。創立代書人、巡查制度。明治5年5月以隨行身份參加岩倉使節團訪問美國和歐洲，考察研究各國的自治制度和議會制度。1874年（明治7年）1月17日，與板垣退助、江藤新平等人聯名向政府提交《民選議院設立建白書》。
1875年（明治8年）4月25日——1876年（明治9年）12月18日任元老院議官。1887年（明治20年）5月24日以維新之功勳敘爵子爵，列入華族。1890年（明治23年）7月10日敕選為帝國議會·貴族院子爵互選議員。同年10月20日授麝香間祗候。1894年（明治27年）3月在京都創立有鄰生命保險株式會社並任初代社長，當時正值日本生命保險公司的勃興期，有鄰生命保險會社、真宗信徒生命保險（今T&D金融生命保險）、真宗生命（今大同生命）並稱佛教系生命保險會社的巨頭。由利公正還任日本興業銀行期成同盟會會長，推動日本興業銀行的成立。1909年（明治42年）4月28日病逝，享年81歲。
由利公正榮典
1887年（明治20年）12月26日-正四位。
1909年（明治42年）4月28日- 勛一等旭日大綬章（沒後追贈）。
1909年（明治42年）4月28日- 從二位（沒後追贈）。
著作
由利公正的文章主要被收錄進《近世社會經濟學說大系》第14卷，述有《近世實業談》、《實業談話》，著有《迂拙草》。
政策
由利公正在福井藩實施殖產興業政策，在本土產業的基礎上，大力發展絲織業，與橫井小楠赴西國各地，在下關調查物產交易情況，在長崎的設立本藩的藏屋敷與荷蘭貿易公司簽訂生絲銷售的契約，推進積極的經濟政策。“民富則國富之理論”即被稱為“民富論”的富國政策取得了重大成果，福井藩的財政轉向盈餘。
在東京府知事任內，推進東京的防火政策。當時東京的房屋多數為土木構造，1872年（明治5年）銀座大火，東京中心地帶的丸之內、銀座、築地失火，著手實施以防火為第一要務的城市改造計畫，銀座被改造為防火構造（建築物多為磚瓦結構）的西洋式的街道就是這一政策實施的結果。
由利財政及政策理念
由利財政的歷史地位
由利財政，是指明治政府建立初期，由利公正負責財政事務期間所實施的一系列財政經濟政策。主要包括兩大措施：設立並籌措300萬兩會計基立金；發行3000萬兩太政官札，前者用來解決倒幕戰爭所急需的軍需費用，後者充當殖產興業的經費，建立並強化新政權的經濟基礎。由利公正是日本明治初期著名的財政家，從某種意義上說，他是日本近代財政的奠基人之一，他所生活的時代正是日本由封建社會向近代資本主義社會過渡的關鍵時期，他所實行的財政政策對保證這一過渡的順利完成起到了不可忽視的重要作用。
明治政府在戊辰戰爭巨額軍費開支、殖產興業的資金不足、維持中央和地方行政開支及皇室費用、對外交涉所需費用等問題所造成的巨大的財政壓力下舉步維艱，新政府既沒有財政基礎又沒有一點財政儲備，處境困難不言而喻。在當時很少有人通曉財政經濟的明治領導者中間，既忠於維新大業又精通財政的最合適的人選，那就是曾因在福井藩進行財政改革取得巨大成功而聞名天下的由利公正。由利公正可以說是受命於危難之際，基於自身在福井藩時期進行經濟改革取得的成功經驗，特別是明治新政府面臨的財政困難，上任伊始就迅速提出並實施會計基立金和太政官札兩大財政措施。其效果已經為此後日本近代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事實所證明。在如此困難的情形下，由利公正以有效和求實的政策，支持著維新政府擺脫財政困境，獲得全國支配的權威。
主導殖產興業
殖產興業是日本明治維新三大政策之一，日本學者淺田毅衛將殖產興業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自明治元年（1868年）明治新政府成立至1873年“明治六年政變”，以大藏省和工部省為中心展開，政策的主要制定者是會計官由利公正；第二階段自1873年“明治六年政變”至1881年“明治十四年政變”，指導中心由原來的大藏省和工部省轉向了內務省，政策的主要制定者是內務卿大久保利通和大藏卿大隈重信；第三階段自1881年“明治十四年政變”至明治二十二年（1889年）《大日本帝國憲法》頒布，以農商務省為指導中心，政策的主要制定者是大藏卿松方正義。
在殖產興業的第一階段，明治政府所面臨的首要問題是資金問題，為了解決這一問題，維新政權最初的財政主管由利公正，根據他江戶時代在越前藩（福井藩）進行改革的經驗，採取了構成“由利財政”核心的兩大重要舉措：
第一，設定財政主管機構“金谷出納所”，籌集大量資金。
慶應3年12月（1867年1月），在由利公正的主導下，明治政府設立了“金谷出納所”（慶應4年閏4月21日（1868年6月11日）改名為“會計官”，明治2年7月8日（1869年舊8月11日）改名為大藏省），負責政府財政運營和資金調度，由該機構任命三井組、小野組、島田組三大商家為“為替方”（政府指定貨幣匯兌機構，從事官費出納業務），令其各捐獻“御用金”1000萬兩，翌年1月又設立“會計基金”（具有公債性質的基金），令鴻池等商人出資，並任命應募的鴻池等15名商人為“會計事務局御用掛”。同時，由利公正“如法炮製”，要求兵庫縣、堺、伊丹等京阪地區的商人應募。在285.5萬兩的會計基金中，“三都”（東京、京都、大阪）原御用商人出資占74.3%，地方城市的商人出資占9.2%，居住農村的商人出資占3.9%，包括村官在內的農民出資占10.4%，其他寺社等出資占2.3%。
第二，發行“太政官札”，設定“商法司”、“商法會所”。
慶應4年閏4月19日（1868年6月9日），維新政府頒布“太政官達”（政府公告），宣布將在全國發行3000萬兩“太政官札”（在日語中，“札”意為紙幣），並在7月4日正式發行了總額為4800萬兩，明確規定“太政官札”為僅用於流通、不可兌換金銀幣的“不換紙幣”（又譯作“代金紙幣”），流通期限為13年。在總量為4800萬兩的“太政官札”中，2533萬兩即53%用於新政府的一般財政開支，1273萬兩即27%借貸給派兵參與倒幕戰事的各藩，剩餘993萬兩即約20%用於發展工商業，其中一部分用作實施“銀行計畫”的資本。
經濟理論
由利公正曾在明治維新初期起草《五條御誓文》（後由福岡孝弟修改，木戶孝允定稿）。由於由利公正曾師從橫井小楠，因此不僅“五條御誓文”留有受其影響的明顯痕跡，而且橫井小楠的重商主義思想理論亦體現於“由利財政”。由利公正推行以“會計基金”和“太政官札”為核心的“由利財政”，是以重建福井藩財政的成功經驗為基礎的。按照由利公正的觀點，若以民力增加物產，則可以在桑田之上構築金山。他的基本構想是：訴諸國家生產力，即通過人民的勞動力創造豐富的物產，然後通過繁榮通商貿易積蓄貨幣，即能使物產增值，從而奠定國富之基礎。他試圖通過推行重商主義的政策實現自己的目標。但問題是如何創造先決條件，形成商品生產的循環定式G — W — G′（商品—流通—增值），即如何籌集到作為富國之源泉的資本呢？由利公正經過深思熟慮，決定發行“藩札”（藩國在自己領內獨立發行的紙幣），使“藩札”成為“富國之源泉”。
由此不難發現，由利公正的經濟理論的核心，第一是“勞動力論”，第二是“紙幣論”。
關於“勞動力論”，由利公正在《經濟論》中寫道：“應該看到，經濟之要當求諸勞力。大興國家之希望，在於獎勵使用勞力之事，然後予以運作，實現國家繁盛。”他在《農工銀行法案理由書》中提出：“······國家之盛衰在於是否能利用勞力······夫財源源自人民之勞力。雖同胞有4000萬，若空泛使用勞力，則何以能維持國家乎？相反，若勞力推進一步，則國力亦前進一步，如此言說絕非言過其實，豈可不認真考慮乎？”
關於“紙幣論”，由利公正在《愛國卑言》中提出：“若為救一時之危急如此增發紙幣並貽百年之患，則稱這種建議為當局者之失策絕非誣陷······夫紙幣者，凡為使物產增值所用者，則將有最緊要之活動力······以紙幣直接使物產增值，以增值的物產輸入金幣，實為最善之富國良策，可謂在田地里構築金山。”日本學者辻岡正己指出，“由利公正的經濟政策觀，受其師橫井小楠思想的影響。因此，他的經濟政策原理亦如實繼承了小楠的經濟政策觀。”
確實通過比較不難發現，由利公正以殖產通商為核心的經濟政策觀，就是他的老師橫井小楠在《國是三論》的”富國論“中所闡述的重商主義經濟思想和理論的延續。由利公正正式將橫井小楠的經濟思想和理論用作重建福井藩財政的方案，通過福井藩“物產總會所”發行藩札，最終取得了成功。因此，“由利財政”就是由利公正將他在福井藩的成功經驗運用於全國的政策實踐。
1868年1月4日，即鳥羽伏見之戰開啟戰端的翌日，由利公正在太政官會議上正式提出了他基於上述思想的建議：“余有一策，今天下萬民三千萬人，若使一人一兩收納於朝廷，則將成為翼贊維新盛業之舉。故可發行三千萬兩金札，將其貸給民間，並確定規制，在一定年限內返還（按：到期允許兌換“金幣”，此前只能流通，不能兌換），通過勞力殖產開發富源，則政府和人民將共獲萬金之利益。”同年1月21日，鳥羽伏見之戰激戰正酣之際，由利公正在太政官會議上同時提出了募集“會計基金”300萬兩和發行“太政官札”兩項建議，並繼續強調發行“太政官札”之意義：“我國原來難興大事業的原因之一，是缺乏金銀，而以往鎖國之制又拒絕對外貿易，使之更甚。維新若以尋常手段難成大業，故當利用此革新之機會，按照一萬石一萬兩的比例，發行三萬兩金札並貸給諸藩，使各藩主翼贊勤王。同時據以廣開融通之途，使三千萬國民之精神和勞力趨向一致。以此振興產業，發達貿易，既求得財源之涵養，又達仁政之目的。在當今人心不穩之際，若將政府之費用悉數課於國內，則人民之閒惑將達難以探測之境，其結果足以堪憂。若一方面政府借用人民所有之金銀結束戰局，另一方面由政府借貸給人民金札以資獎勵殖產，實可謂增加國益之一石二鳥之方法，獲富國強兵之結果。”
由利財政的失敗及後續
“由利財政”的實施並未如願，主要原因是：1.大量“太政官札”沒有被用於“殖產興業”，而是被用作財政資金。2.明治政府剛剛建立，為紙幣提供擔保的信用度不足。3.為政府信用不足提供補充的豪商的信用體系基本限於“三都”即東京、大阪、京都，未遍及全國。4.“太政官札”13年流通期限過長，在用於沒有關稅自主權的對外貿易時更是不被認可。1869年2月，由利公正退任。
1870年以後，殖產興業在工部省的主導下推進。但是，工部省推行的政策，無異於“西方化”，即雖然在收回權利、排除外資和軍事工業建設方面扮演了一定角色，但是對如何使面對外國資本的壓力而岌岌可危的日本原有產業免於遭受滅頂之災，進而加以重組，卻束手無策，使日本經濟陷入貿易入超->金銀流出->物價飛漲->財政睏乏的經濟危機（明治7年經濟危機）。“明治六年政變”後成為維新政權核心人物的大久保利通遂開始著手收拾殘局。
由利公正子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