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語文字學，研究漢字形體以及形體與聲音、語義之間關係的一門學科。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漢語言文字學
- 解釋：對漢字的產生、發展、套用研究
- 所屬領域：中國語言文學類
- 古稱：國小
內容,發展歷史,概述,戰國秦漢間的識字書,六書說與文字學的建立,魏晉南北朝的字書,唐代刊正字型與《說文》研究,宋代的金石文字之學,宋元間的六書之學,明代的《字彙》和《正字通》,清代的說文之學,近代的古文字學,結語,秦漢時期,魏晉南北朝時期,隋唐時期,宋元明時期,清代時期,近代,關聯學科,參考書目,
內容
漢字遠在公元前3000年以前新石器時代就已經產生。開始是用繪畫來表示語義,後來由圖畫發展為象形字。以後，又以簡單的象形字為基礎向表意和一半表意一半表音的方向發展，而以一半表音一半表意的形式為主。但始終沒有走上純粹用拼音符號來記錄語音的道路，從古到今漢字一直守著方塊的形式沒有變，在世界文字中有自己的特點。對漢字進行研究，是了解漢語的重要階梯。
文字學的名稱是近代才有的, 古人稱之為“國小”。“國小”的名稱最早見於東漢班固(公元32～92)的《漢書·藝文志》。《漢書·藝文志》根據西漢末劉歆（？～公元23）的《七略》，把幼童識字用的字書和解釋字義的書附在經學《 六藝略 》之後,統稱之為 “國小”。後代也就以此來稱語言文字之學。清代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經部國小類又把語言文字書分為訓詁、字書、韻書三類、 三者各有所側重。訓詁之屬側重解釋字義；字書之屬側重辨別字形，兼及音義；韻書之屬側重辨別字音，兼釋字義。前人也曾稱國小為字學，到近代才稱為文字學。
文字學研究的內容，基本上就是前人所說的國小的內容，應當照顧到形、音、義三方面。因為三者是息息相關的，所以不能全然脫離音義孤立地去研究文字。不過,由於近代音韻學和訓詁學都各自獨立為一門學科,所以有人主張文字學就以專門研究文字的形體為主。主要研究文字的結構，形體的變遷，文字的發展，字形的規範化和簡化以及文字改革等問題，自成一個系統。然而自從清末光緒二十五年(1899)在河南安陽殷墟發現甲骨文以來，大家對於漢字早期的面貌，形體的結構和發展增加了許多新的認識；同時西周以迄戰國時期的青銅器和其他文物又大量出土，更加強了學者對古文字研究的興趣；因而古文字學在文字學的領域中蔚為大國，成為專門之學。如果按照不同歷史時期的文字形體進行研究，就可以分為以下幾方面：①先秦古文字研究；②秦漢篆隸文字研究；③魏晉以後的行書、楷書研究；④六朝唐宋以來的俗字、簡體字研究；⑤近代方言字的研究。這裡單就先秦古文字來說，又可按不同的資料分為商代的甲骨文，周代的金文，春秋戰國時期的璽印、貨布、陶器等文字以及相傳的秦以前的“古文”，品類繁多，各成項目。學者除了做資料的整理和分析辨認的工作以外，還要進一步探討文字發展史上的理論問題和當前使用漢字在文化教育方面的實際問題。如漢字發展的規律，漢字與漢語發展之間的關係，漢字的教學法和正字法等等都需要探討。最終要解決兩個問題：一個是在歷史上漢字怎樣表現漢語，為記錄漢語服務的；一個是現在怎樣使漢字在發展中國文化教育事業上和開展國際文化交流上發揮更大的作用。
發展歷史
概述
早在中國春秋戰國時代就有教授童蒙識字的教科書。《史籀篇》（已失傳）是其中著名的一種。秦統一六國後，實行統一文字。在《史籀篇》的基礎上，對籀文進行改造，努力使偏旁劃一，筆畫減省，字形整齊方正，形成了小篆。這次對文字的整理，在漢字發展史上有重大影響。到了漢代，漢字形體由小篆變成了隸書，這是漢字發展史上最關鍵的一步，使漢字進一步朝著符號化方向過渡。這時候著重於對漢字造字方法的研究，提出著名的六書理論。東漢許慎用六書分析篆書的形體結構，建立了研究文字的體系，著《說文解字》14篇，另有《序》一卷。全書收9353字，重文1163字，創造540 個部首。對每個字的訓釋，兼顧到音形義三方面。這是中國最有創造性、最有影響的字典。晉代呂忱著《字林》七卷，用隸書書寫，體例與《說文解字》相同。南朝梁代顧野王著《玉篇》30卷，是第一部楷書字典。魏晉南北朝的文字學主要表現在編纂字書上。唐代文字學主要表現在刊正字型上。南北朝時期，行書、草書、楷書盛行，字的寫法日趨混亂，這樣的現實決定了刊正字型是唐代文化中的重要內容之一。唐末五代時期，徐鉉、徐鍇兄弟二人開始深入研究《說文解字》，徐鍇著有《說文解字系傳》，徐鉉入宋後校訂《說文解字》。二徐的著述對《說文解字》的流傳起到重要作用。宋代開始注意對金石文字的研究。明代梅膺祚作《字彙》，把540個部首改造為214個部首，並創造同部首之中按筆畫多少檢字的方法。清代是漢字學大發展的時期，集中表現在對《 說文解字 》的研究上。這個時期研究《說文解字》的學者百家以上，卓有成就的有十幾家，其中最受人稱道的有說文四大家：段玉裁著《說文解字注》，桂馥著《說文解字義證》，王筠著《 說文句讀》和《說文釋例》，朱駿聲著《說文通訓定聲》。這些學者主要從訂正訛誤、探索《說文解字》體例、疏通字義、補充例證等方面研究《說文解字》，這對《說文解字》的廣泛流傳和普遍使用起到重要作用。近代文字學主要成就表現在對甲骨文、金文的研究上。特別是由於甲骨文的發現，使學者們看到殷商時代的文字 。通過對甲骨文和金文的研究 ，可以進一步考證《說文解字》的得失和漢字的起源。當代漢字學的重要任務是對現有漢字加以進一步整理，以促進漢字的規範化，使它更好地為記錄語言，為社會的發展服務。
漢語文字學
漢語文字學戰國秦漢間的識字書
中國的文字學已有長久的發展歷史。遠在春秋戰國時期就有了學童識字的字書。班固《漢字·藝文志》國小類載《史籀》15篇，他說：“史籀篇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史籀篇》早已亡佚，許慎《說文解字》還保存了200多字,字形繁複，跟春秋到戰國初期的銅器文字很接近，據王國維推測，《史籀篇》應是秦國早期教學童的識字書。籀文就是戰國時秦國使用的文字。籀文也稱為大篆。
後來，秦始皇兼併天下，實行統一文字，李斯等又改《史籀》大篆為小篆，字形既求其整齊方正，筆畫又要求簡化，偏旁寫法也要求一致；這是一次極為重要的文字整理工作，對後代漢字的發展有很大影響。李斯又作《倉頡篇》,趙高作《爰歷篇》,胡毋敬作《博學篇》。這些書都是教學童的字書，對推行小篆，統一文字也起了重要的作用。漢代初年把三部書合在一起,總稱為《倉頡篇》。這種書本為學童識字而設，所以編為韻語，以便記誦。《倉頡篇》是四字一句，兩句一韻。《漢書·藝文志》說：“倉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宣帝時征齊人能正讀者，張敞從受之。”所謂正讀，就是能認識是什麼字,能知道它的音義。《倉頡篇》本用小篆書寫,漢代隸書盛行，也就用隸書來寫了，所以傳習不絕。到漢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元帝時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時李長作《元尚篇》。《凡將篇》是七言韻語，據說沒有重複的字,《急就篇》則有三言、四言、七言,而以七言為主。三言、四言隔句一韻，七言每句押韻。到平帝時揚雄又作《訓纂篇》，去《倉頡篇》中的重複字，凡89章，5340字。這些書只有《急就篇》流傳下來，我們可以看到漢代通行字書的樣式。《倉頡篇》既多古字，到東漢光武帝時杜林作《倉頡故》，以解釋其中的字義，這是字書有註解之始。《漢書·杜鄴傳》說：“世言國小者由杜公”，等於說文字之學創始於杜林。
六書說與文字學的建立
漢代通行使用的文字是隸書，對文字有研究的是一些古文經家。“古文經”是六國晚期的寫本古書,如《毛詩》、《春秋左氏傳》、《古文尚書》、《古文論語》等都是用六國時期的古文字寫的，跟篆書不同。古文經家在朝廷秘閣校書，他們能看到許多古書，他們從篆書和古文、籀文中分析出造字的條例，創為六書說、六書的名稱曾見於《周禮·保氏》。漢人所稱的六書細目始見於《漢書·藝文志》。《藝文志》說：“古者八歲入國小，故‘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也。”班固《漢書·藝文志》大都本於劉歆《七略》，所以很明顯，六書說是古文經家創造出來的。這種造字條例的分析成為早期文字學理論的一部分。到漢和帝時，侍中賈逵的弟子許慎根據六書進一步分析篆書的形體結構,建立研究文字體系的方法,作《說文解字》14篇，按照偏旁分為540部，始“一”終“亥”,凡同從一個偏旁的都列在一起，同條共貫，雜而不越；每個字的解說都兼顧到形音義三方面，這是極大的特點。全書以小篆為主，兼收古文、籀文,共收字9353字,重文1163字,是中國也是世界最早的一部最有創造性的字典,在中國也是最有影響的一部字典。書中保存了大量的古文字和古音古義，對研究文字的功用極大。中國文字學在這時已經建立起來了。後代許多字書都仿照《說文解字》的體例，按部首編排文字，這種方法一直到現在還在套用（見《說文解字》）。
魏晉南北朝的字書
漢代篆書不通行，通行的是隸書和草書。《說文》的正文是篆書，在社會上不易通行，所以晉代任城人呂忱作《字林》7卷,用隸書書寫，全書沿襲《說文》的編排方法,仍分為540部,而收字有12824字，比《說文》多3471字。在唐代《字林》跟《說文》同為士林所重，但到宋代以後反而亡逸，清人任大椿始有輯本。南朝梁代，吳郡人顧野王又編纂一部《玉篇》，共分30卷,仍沿襲《說文》的編法,分為524部,但是部次有變動。書中每字下詳舉字義，並引證經傳文句和註解，這是前所未有的。字有異體，則分列在兩部或數部，也跟《說文》列於一字之下不同。全書收字達16917字,又比《字林》多4000多字，這正反映文字在隨著語言不斷發展。這部書在唐代跟《說文》一樣流行，一直流傳至今。不過，今本《玉篇》是唐代孫強的增字本，注文已大加刪節,宋代重修,名為《大廣益會玉篇》，跟顧野王原書的面目全不一樣了(見《玉篇》)。
魏晉南北朝的文字學主要表現在編纂字書上。一是多收羅古今異體，二是多列舉訓釋例證，原原本本，信而有徵。這兩方面對後世字書的編纂都有很大的影響。如宋代的《類篇》，明代的《字彙》、《正字通》，下至清代的《康熙字典》，都合於《玉篇》的格局，廣采眾書編纂而成。其次,魏晉時代有關文字的雜書也不少,如魏張揖的《古今字詁》、《雜字》、《埤蒼》，晉王義的《國小篇》,晉葛洪的《要用字苑》,宋何承天的《纂文》,齊王劭的《俗語難字》,梁阮孝緒的《文字集略》等都見於前代史志，唐人書中引到的很多，他們對文字跟語言的實際配合以及俗語、今義之類都極為重視，這是一大特點,可惜這些書今已亡佚無存。在魏晉時代“倉雅之學”盛行,“倉”即《倉頡篇》,“雅”即《爾雅》。《爾雅》 是秦漢間國小家所編的解釋詞義的書。張揖、郭璞學識都極為淵博。郭璞尤精於訓詁，著述亦多。
唐代刊正字型與《說文》研究
南北朝時期解散隸體，行書、草書、楷書盛行，字的寫法日趨於混亂。如“惡” 寫為“?”，“鼓”寫為“皷”，“席”寫為“廗”之類，都是一些別字訛體，所以到隋唐時代開始刊正文字。隋代曹憲曾著《文字指歸》4卷。到唐代貞觀年間秘書監顏師古作《字樣》1卷,以刊訂經籍文字。其基本精神是折衷於篆隸正俗之間，取其適中，以為楷法。後來他的侄孫顏元孫又作《乾祿字書》，分字為正、通、俗三體，提倡高文典策應當用正體。其後唐玄宗有《開元文字音義》一書,以隸書居首,而以篆文附下，以確定楷體的寫法。到唐代宗大曆中張參又作《五經文字》一書，根據《說文》、《字林》、《經典釋文》等書審定字型;文宗開成二年(837)唐玄度又作《新加九經字樣》，補充《五經文字》所不備;由此楷書有了一定的規範。這是文字學史上在整齊文字方面所取得的重要成果。
唐代本是韻書盛行的時期，雖然也有人編制了很大的字書，如武則天的《字海》就有100卷之多,但是沒有傳布。反之，在社會上卻有不少記載日常用語的書，如敦煌古書中的《時用要字》、《字寶》、《碎金》、《俗務要名林》等，自成一類，很切合實用。
《說文》在唐代雖為應 “書學” 考試的人所必學，可是因為有《玉篇》、《切韻》可以檢字，就很少有人真正理解《說文》的價值去從事整理工作。大曆中李陽冰精於篆書，曾刊定《說文》，但多荒謬無稽之說，徒知篆法，不足以言學。直到唐末五代時期南唐徐鉉、徐鍇兄弟二人,才精究許書,而徐鍇尤為精通。徐鉉入宋後曾與句中正等校訂《說文》，使《說文》流傳至今。徐鍇著有《說文解字系傳》40卷，這是《說文》最早的注本。徐鍇認為“文字之義，無出說文”，所以把許書比之於經，而稱自己的解釋為傳。《系傳》的主要工作是疏證許說，引書以證古義，並且從文字的諧聲偏旁和字音上推尋語義的本源，創見很多。在文字方面特別說明古書中字有假借，由於時移世易，字又有古今之異。辨析精審，在文字學史和訓詁學史上都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徐鍇又有《說文解字韻譜》10卷，把《說文》的字按韻書的韻部來排，頗便於檢索。
宋代的金石文字之學
五代末和宋代初年好古之士注意蒐集古文奇字， 編纂成書， 如郭忠恕的《汗簡》，夏竦的《古文四聲韻》都是。他們所根據的材料主要出自書本和一部分的石刻。可是後來商周鐘鼎彝器出土日漸增多，有些學者如劉敞、楊南仲、歐陽修等開始從事古器物的著錄和研究。一方面摹繪器形，一方面試著認識銘文。宋哲宗元祐七年(1092)藍田呂大臨作《考古圖》，並作了釋文，這是屬於古文字學的第一本書。他雖然只認識了幾百字，但是為古文字學的建立開創了道路。後來類似《考古圖》的書有王楚的《宣和博古圖》。專錄銘文的有南宋紹興年間薛尚功的《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王俅的《嘯堂集古錄》。專門集錄文字的有王楚的《鐘鼎篆韻》。後來薛尚功又作《廣鐘鼎篆韻》，集錄的文字稍稍加多。這是研究鐘鼎文字的先驅。
宋代不單是對鐘鼎彝器文字開始進行研究，而且對石刻文字也很注意。歐陽修《集古錄》和趙明誠《金石錄》都有關於石刻的記載。在南宋孝宗乾道二年(1166)洪适作《隸釋》一書，凡26卷，收碑碣258通,專門研究漢碑的隸書，考證了不少文字的假借，提供了很多重要的材料，代表了一種新的研究方向。
宋元間的六書之學
六書自東漢人提出以後，套用六書來研究文字構造的不多。宋代王安石作《字說》,過分強調形聲字的聲旁有義,把形聲字都解釋為會意字,六書就缺其一。南宋時鄭樵創新，不用《說文》系統，專用六書作文字形體的分析，以獨體為文，合體為字，立330母為形之主，870子為聲之主，合為1200文，成無窮之字。他把《說文》的540部歸併為330部，開後人歸併部首之先河。他的學說保存在《通志·六書略》里。宋末元初戴侗作《六書故》，則不用《說文》部目，而另分為九部，一曰數，二曰天文，三曰地理，四曰人，五曰動物，六曰植物，七曰人事，八曰雜，九曰疑。分為33卷。文字以鐘鼎文為主，注用隸書，以六書說明字義，頗有創見，可惜不為人所重視。元世祖時楊桓又作《六書統》20卷，用六書來統攝文字，先列古文大篆，次列鐘鼎文字，再列小篆，他想利用古文字來推尋造字本意，但為六書所囿，類例龐雜，反不足取。
明代的《字彙》和《正字通》
自許慎作《說文解字》創以形旁編排文字的方法以後，《字林》、《玉篇》和宋代的《類篇》都仿效《說文》而作，惟《玉篇》稍變許慎部次，而把字義相近的序列在一起，《類篇》則一如《說文》原來的部序不改。明代萬曆四十三年(1605)，梅膺祚作《字彙》12卷，另外創製新的排列法，頗有革新精神。他按照楷書筆畫多少排列部目,自1畫至17畫列為214部，而一部之內的字也按筆畫多少排列次第,這是很便於檢查的一種新方法。因為從篆書變為隸書，部首之間已經很難據形系聯，為便於查檢，勢不得不以筆畫多寡為序。所以後來的字書如崇禎末年張自烈、廖文英所編的《正字通》，清康熙年間所編的《康熙字典》都沿襲承用。至今還是編排檢字常用的方法。《字彙》收字以見於《洪武正韻》的為主,兼采經史中常見的字,怪僻的字一律不收。注釋比較簡要,在明代極為流行。《正字通》就是根據《字彙》而作的,全書也分為214部。不過收字多於《字彙》，註解也增繁，並援引前代書籍為證，兼及一般俗語意義, 雖稍嫌蕪亂, 然比宋代的《類篇》切於實用。清代的《康熙字典》也就是以《正字通》為藍本修輯而成。收字加多，例證更加充實，惟成於眾手，不無錯誤。道光年間王引之奉命作《字典考證》12卷，刊正其誤。
清代的說文之學
中國文字學到清代有了很大的發展,這跟考證經史、推重漢學有很大的關係。因為要通五經就不能不通國小，而國小里最重要的一部書就是《說文》，所以《說文》之學在清代最為盛行，以說文學名家的很多。段玉裁有《汲古閣說文訂》和《說文解字注》30卷，桂馥有《說文義證》50卷，王筠有《說文釋例》20卷和《說文句讀》30卷，錢坫(1744～1806)有《說文斠詮》14卷，朱駿聲有《說文通訓定聲》18卷。其他有關《說文》的論述極多，不勝枚舉。
他們對《說文》的研究，主要有下列幾個方面：
②解釋許書的體例。為讀通《說文》，首先要了解《說文》的體例。錢大昕在《十駕齋養新錄》里最先指出《說文》中有注文連篆文讀例。如“參”字下注文是“商星也”，應讀為“參商星也”。段玉裁作《說文解字注》更隨注闡發許書通例，王筠極為推重。王氏又作《說文釋例》一書，多所發明。後來又有人對《說文》中的“一曰”、“讀若”、“引經”等等作考證。
③疏證許書的訓解。《說文》中保存了很多的古字古義。在清代最先註解《說文》的是段玉裁。他引證經傳子史來解釋許說，並且從形體和聲音兩方面說明字義，最有創見。同時注《說文》的還有桂馥、錢坫。桂馥的《說文義證》蒐集的古書訓解最為完備，對研究許書的訓解很有幫助。後來王筠又參照段、桂兩家書作《說文句讀》，簡當易讀。
④說明古今字和假借字。文字在使用上因時代的不同而有古有今。段玉裁說：“古今者，不定之名也。三代為古,則漢為今;漢魏晉為古,則唐宋以下為今。" (《廣雅疏證序》)許慎書中有些是古字跟後代通用的字形不同。清人研究《說文》，根據許書的訓釋而說明古某字與今某字相當,以見文字的孳乳和演變。古人寫字,有時同音或音近假借，古書所以難讀，往往由於文字有假借。清代研究《說文》的人，如段玉裁、王念孫、桂馥、朱駿聲對古書的假借字都有所發現，解釋了不少經傳中文字訓詁的問題。
⑤根據《說文》的諧聲字研究古音。古音的研究自宋代就已經開始。鄭庠有《古音辨》，吳棫有《韻補》。到明代陳第又作《毛詩古音考》和《屈宋古音義》。主要都是根據《詩經》和《楚辭》等韻文考察古韻。到清代又開始注意到文字的諧聲。段玉裁據《詩經》押韻分古韻為17部，又按照《說文》的文字諧聲系統把聲旁按17部列為諧聲表，以與《詩經》押韻情況相印證，在考證古音方面創出另一種方法，識見超卓，引起很多學者重視。後來就出現不少《說文諧聲譜》之類的著作。影響所及，也就有人利用文字的諧聲系統研究古聲母的類別了。
⑥根據《說文》的文字諧聲系統因聲以求義。形聲字的聲符相同的字，其意義有時相近或相通。在清人的國小著作中，段玉裁闡發的最清楚。他說：“學者之考字,因形以得其音,因音以得其義。” (《廣雅疏證序》)又說：“聲與義同原，故諧聲之偏旁多與字義相近，此會意形聲兩兼之字致多也。”（《說文解字注》示部禛字注）他在《說文注》里舉出很多諧聲字聲中見義的例子。如凡“於”聲字多訓大，凡從“皮”之字皆有分析之意，凡“巠” 聲之字皆訓直而長者 ，如此之類很多。這樣把形音義貫串在一起來研究，執簡馭繁，掌握規律，使知識條理化，成為新的語言文字之學，這是前所未有的。
近代的古文字學
到了近代，古器物收藏家更注意摹拓傳印。羅振玉對影印銅器銘文不遺餘力，有《殷文存》，《三代吉金文存》,搜羅甚富,為研究銅器銘文提供極大的便利。王國維又作有《金文著錄表》，把前人書中已著錄的鐘鼎彝器都註明見於何書。學者也就可以按圖索驥，檢視原書了。
引起古文字學家有更大興趣的是商代甲骨卜辭的發現。自清光緒二十五年(1899)在安陽殷墟發現甲骨文以後，古文字學轉入了一個新的時代。王懿榮、劉鶚首先搜羅甲骨。劉鶚又印出《鐵雲藏龜》一書，學者大為驚喜。孫詒讓開始認識甲骨文，寫出《契文舉例》，後又作《名原》，對漢字的發展有了更多的理解。
後來甲骨文出土的數量越來越多。羅振玉把他歷年收藏的彙編為《殷虛書契》前後編印出，並作《殷商貞卜文字考》和《殷虛書契考釋》，王國維作《戩壽堂殷虛文字考釋》，又根據卜辭考證商代的先公先王，成就獨多。在羅、王之後，已故的著名的古文字學家有董作賓、容庚、郭沫若、唐蘭、於省吾、陳夢家、孫海波等人。這些人里，容庚有《金文編》，孫海波有《甲骨文編》，都按《說文》部次編排，等於是金文字典，甲骨文字典。董作賓曾從事安陽殷墟的發掘工作，最先提出卜辭要作斷代的研究,並作有《殷歷譜》。陳夢家有《殷虛卜辭綜述》一書，對甲骨卜辭作了全面的說明。郭沫若、唐蘭、於省吾三家著述極多,他們在考釋甲骨文、金文兩方面都各有發明，成績超卓。在文字學理論和研究方法上建樹較多的是唐蘭。唐蘭論文字的構成破除六書說，而倡三書說，即象形、象意、形聲，以三書範圍一切文字，這是一種新的見解。
現在古文字的研究正在蒸蒸日上，甲骨文、金文都有集錄在一起的書，如《甲骨文合集》、《殷周金文集成》，為研究者提供了方便。近年來,出土文物日多,春秋戰國時期的銅器、陶器、貨幣以及秦漢的竹簡、木簡，漢代的帛書都是研究的材料，古文字學定將有更大的發展。
結語
秦漢時期
秦代到西漢以編纂學童的識字書為主。東漢時期古文經家注意研究相傳的篆文、古文、籀文,分析造字的原則,創六書說，開始建立文字學。和帝時,許慎作《說文解字》，以篆文為主,兼采古文、籀文,創按形體偏旁編排文字的方法，分別部居，據形系聯，成為中國第一部字典，影響極大。
魏晉南北朝時期
這個時期文字逐漸增多，一字往往有異體，而且有不少增益偏旁的字，因此出現了各種不同的註解詳細的字書，同時也出現了按韻編排文字的韻書。還有解釋古今字和俗語、俗字的書。這個時期是編纂字書的時期。自東晉以後，也是音義書盛行的時期。
隋唐時期
這個時期為了確定楷書的規範，減少南北朝時期的別字訛體，因而有《字樣》之學，目的是確定楷法，使楷書趨於定型。在這個時期內雖然韻書盛行，但是在文字形體方面仍儘量要求純正，對正體、俗體分別很清，這個時期內，除刊正文字的書籍以外，還有很多屬於《時用要字》一類的書和編纂日常口語辭彙的書，這類書在社會上頗為流行。唐代篆學衰微，注意篆法的只有李陽冰堪稱獨步，到五代時，南唐徐鍇始有《說文解字》的註解，成為一家言。
宋元明時期
清代時期
清代是經學昌盛的一個時期，要通經傳，就不能不研究文字、音韻、訓詁，所以文字學也隨之而興盛。乾嘉之際，學者尊崇漢學，《說文》的研究最為盛行。他們以古音知識為基礎，把文字、音韻、訓詁融會貫通，向新的語言文字學的方向發展。道光、鹹豐間學者注意到以鐘鼎文字與《說文》篆書相比較。同治、光緒間鐘鼎文字研究成為文字學的新的領域。到近代就有了極大的發展。
近代
近代學者對文字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比較多。研究的資料包括甲骨卜辭、銅器銘文以及璽印、竹簡、木簡、絹帛、石刻等所有的古文字和唐宋元明書籍中的俗體簡字，研究內容之廣泛為前所未有。而且不單純局限於識字,由識字進而涉及語詞文句的意義和語法結構。有的學者如王國維、郭沫若更由文字以考證古史和古代的社會文化。研究的方法特別重視分辨材料時代的早晚。例如甲骨卜辭要作斷代的研究，銅器銘文分西周和春秋戰國來詮釋。多數學者能破除六書舊說，根據古器物上的文字探求古人造字的原則和字形結構發展的規律，同時也從形體上考索字的本義跟引申義的關係。因此文字學有了很大的發展，並成為語文教育的一部分。語言文字學家又從事整理漢字和簡化漢字的工作，以促進漢字規範化，使漢字更好地為記錄漢語服務。所有這些都是近代的新成就。
關聯學科
文字學雖是以研究形體為這一門學科的主體，但是文字本身具有形音義三方面，所以文字學跟音韻學和訓詁學互相有聯繫。不懂得古音,就不能理解諧聲字和聲旁在聲音上的關係,也就不懂得文字的假借或通用在聲音上的關係。
宋代初年徐鉉校訂《說文解字》，對有些字的諧聲就產生疑問，如“代”從“弋”聲，徐以為“弋”非聲，"?"從“睘”聲，徐以為“睘”非聲，當從“還”聲；“翬”從“軍”聲， 徐以為當從“揮 ”省；“輅”從“各”聲，徐以為“各”非聲，當從“路”省。諸如此類都是由於不了解古音而疑所不當疑。明代張位的《問奇集》論字的假借，以為內外的“ 內”作收內的“內”，伯仲的“伯”作王伯的“伯”為“意借”，而與聲音不相涉，也是不對的。
清人因為了解了古音系統，所以能理解文字的假借。由於理解了假借,所以能講明古書,發前人之所未發。唐宋學者所不能理解的都渙然冰釋，怡然理順。足見研究文字必須以了解古音系統為關鍵。研究古文字更不能不了解古音，否則就不易識別古器物中的一些不易認的字。
文字通假是秦漢古書中極普遍的事情，反過來從文字的通假也可以考證古音。漢字中形聲字占大多數,從文字形體上所標記的聲符既可以推求聲韻的部類，也可以推求同從這一個聲符的字所含有的共同具有的意義，為訓詁學增添有系統的理論知識。清人所說的因聲以求義主要是以形聲字為根據的。這些都可以說明文字學跟音韻學、訓詁學是互相有聯繫的。清代的國小之所以昌盛，就是由於深切理解三者的關係，以三者互相求的辦法來研究字形、字音和字義，所以能有特殊的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