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海牙密使事件
- 又稱：海牙特使事件
- 時間：1907年
- 性質：外交活動
事件起因,歷史背景,直接起因,事件經過,準備工作,爭取列席,場外活動,事件結果,歷史影響,韓國,中國,後世評價,相關爭議,李儁死因,委任狀真偽,文藝作品,
事件起因
歷史背景
1904年2月，日本挑起了日俄戰爭，驅逐了俄國在朝鮮半島的勢力，控制了大韓帝國。1905年9月，日俄簽訂《朴茨茅斯和約》，日本在戰爭中獲得勝利，從此獨占韓國並開始著手實施吞併措施。1905年11月17日，日本脅迫韓國政府簽訂《日韓保護協約》（乙巳條約），根據這個條約，大韓帝國的外交權被剝奪，淪為了日本的保護國；日本則設定韓國統監府，伊藤博文為首任韓國統監，全面掌控大韓帝國的內政外交。至此，大韓帝國已經名存實亡，淪為日本事實上的殖民地。韓國上下展開了激烈的抗日鬥爭和救亡運動。各地掀起反日義兵運動，而大韓帝國皇帝高宗李熙自始至終反對《乙巳條約》，他沒有在條約上籤字，同時寄希望於歐美列強，決定採取外交手段來擊退日本，恢復國家主權。
而此時的世界已經進入帝國主義時代，全球被帝國主義國家瓜分殆盡，弱肉強食已是司空見慣。日本對韓國的侵略行逕自然得到了其他帝國主義國家的支持。日本和英國在1902年達成了第一次英日同盟，1905年8月達成第二次英日同盟，作為日本盟國的英國明確支持日本對韓國的侵略。美國表面上對韓國持同情態度，但在1905年7月29日，美國陸軍部長威廉·霍華德·塔夫脫在日本東京與日本首相桂太郎交換了一份秘密的備忘錄，即《桂太郎-塔夫脫密約》，美國與日本互相承認對方對菲律賓和韓國的支配權。1905年9月5日，在美國的撮合下，日本和俄國停戰，並簽署了《朴茨茅斯和約》，在和約中俄國承認了日本對韓國的統治權。另外在1907年6月10日簽訂的《法日協定》中，法國也承認了日本對韓國的控制。就這樣，歐美列強都默認或支持日本對韓國的侵略，日本亦解除了它併吞韓國的後顧之憂。
協助高宗秘密外交的赫爾伯特（訖法）博士
協助高宗秘密外交的赫爾伯特（訖法）博士但是，高宗皇帝對此並不知情，完全蒙在鼓裡，他仍對美國、俄國等西方國家抱有幻想，他先在日俄戰爭期間就派李承晚赴美求援，但等來的卻是美國調停下日俄《朴茨茅斯和約》的壞訊息；1905年10月，高宗又派長期與韓國皇室關係密切的旅韓美國人訖法（胡默·赫伯特，Homer Bezaleel Hulbert）博士攜皇帝向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求助親筆信前赴美國，但羅斯福及國務卿魯特都拒不接見。兩次密使派遣沒有達到目的，而高宗也時刻處在日本的嚴密監控之中。1907年2月，統監府兩度公布“宮殿門票”制度的告示，高宗與外界接觸也就更加困難。
直接起因
事件經過
準備工作
高宗在訖法博士的協助下極其秘密地物色人選和籌措資金，最終選定了前議政府參贊李相卨、前平理院檢事李儁、前駐俄公使館參贊官李瑋鐘3人作為大韓帝國密使，參加海牙和平會議。正使李相卨是韓國政府的高級官員，對《乙巳條約》的簽訂情形了如指掌，堅決反對這個條約的締結，曾自殺未遂。副使李儁是韓國社會知名人士，積極投身愛國啟蒙運動，創立共進會、憲政研究會等進步團體，鼓吹近代文明和愛國思想，同時學習法律出身的他又相當熟悉國際法，深知乙巳勒約之非法性。李瑋鐘自幼隨父親李范晉遊歷外國，精通俄語、法語、英語等7國語言，作為翻譯與李相卨、李儁同行。他們此行的目標是透過列席萬國和平會議向全世界揭露日本侵略韓國的罪行，宣布《乙巳條約》無效，以此得到歐美國家的同情和干預以恢復國家主權。
為此，高宗還賜給他們蓋有國璽的委任狀及皇帝的親筆信，詳細闡述了派遣密使的合理性及目的，控訴了日本的侵略。委任狀這樣寫道：
“大皇帝敕曰：我國之自主獨立，乃天下列邦之所公認也。朕向與列邦締約修好，使蓋相望，凡屬列邦會議，理應派員往參。在一千九百五年十一月十八日，日本對我國違背公法，藉行非理，脅勒立約，搶奪我外交大權，斷絕我列邦友誼。不寧維是，日本之欺凌侵侮，又無所不至，其乖戾公理、違悖人道者，有不可勝記。朕念及此，實庸痛恨，茲特派從二品前議政府參贊李相卨、前平理院檢事李儁、前駐俄公使館參書官李瑋鐘，前往荷蘭海牙府平和會議，備將本國諸般苦難事情一陳於議席，用復我外交大權，復修我列邦友誼。朕念此臣等素性忠實，可堪是任，宜其幹辦妥適，無墜朕命，欽哉。”
然而，由於韓國國內日本人的重重監視，3位密使不得不分頭行動。李瑋鐘本來就與其父李范晉一直滯留俄國；李相卨從1906年4月便前往中國間島開辦學校，等待李儁從國內帶回委任狀和親筆信後一起出發；李儁在國內以平理院檢事的身份掩蓋活動，並想方設法入宮謁見高宗，獲得皇帝的委任狀、親筆信與下賜的旅費。1907年4月22日，李儁秘密攜帶高宗的委任狀和親筆信，從韓國首都漢城（今首爾）出發前往俄國，5月21日與李相卨在俄國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參崴）會合，一起乘坐西伯利亞大鐵路前往俄羅斯帝國首都聖彼得堡，於6月中旬抵達，與李瑋鐘會合，3位密使歷經千辛萬苦，終於合流，開始共同行動。
除了3位密使以外，高宗還派訖法協助密使，訖法於1907年5月8日以途經歐洲返回美國為由，攜帶家眷離開韓國，前往荷蘭海牙。訖法經瑞士到德國柏林，邂逅英國名記者斯戴德（William Thomas Stead），後者曾經採訪過第一屆海牙和平會議，這一次又在海牙發行的非正式刊物《和平會議報》（Courrier de la Confèrence）專門報導此次會議的相關訊息。訖法向他說明了韓國問題，得到對方的贊同及給予幫助的承諾。而前韓國駐俄公使李范晉則聯絡前俄國駐朝公使韋貝爾等人，尋求他們幫助，但沒有什麼效果。
爭取列席
1907年6月25日，李相卨、李儁、李瑋鐘3名密使來到荷蘭海牙，此時萬國和平會議已經召開10天了。3名韓國密使在海牙市內的青年旅館（De Jongs）住下，並公開在旅店外掛起大韓帝國國旗——太極旗，表現出他們強烈的民族自尊。李相卨記錄道：“暹羅、古巴、南美小國皆參，而我韓不得與焉，揭太極旗於門首，以表韓委員住所”。密使帶來的檔案除了高宗的委任狀和親筆信，還有李相卨親自撰寫的《控告詞》及附屬文書，《控告詞》指出了日本三大侵略罪行：一、一切政事不待韓皇承諾，擅自施行；二、日人仗陸海軍勢力壓迫韓國；三、日人破壞韓國一切法律、風俗。附屬文書則記述了乙巳條約的締結過程，由於這是李相卨作為當事人根據親身經歷而寫就的，所以在現存的乙巳條約相關的文獻中，它是最準確而詳細的資料。此外，李瑋鐘還要將這些用漢文書寫的檔案翻譯成各國文字，準備散發給會議主席和各國代表。
萬國和平會議召開地——海牙和平宮
萬國和平會議召開地——海牙和平宮在安頓完畢和準備就緒以後，韓國密使於29日開始活動。當時韓國外交權已經根據《乙巳條約》而被剝奪了，無權派使節到外國。密使首先的工作就是取得海牙和平會議的列席權。他們在6月29日當天拜訪了萬國和平會議主席、俄國代表涅利多夫（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Нели́до）伯爵，將他們的委任狀、高宗的親筆信、《控告詞》及附屬文書等出示給他，向他說明了乙巳保護條約的非法與無效，並請求他給予韓國密使在會議中的席位。但涅利多夫卻將決定權的責任推諉給會議的東道主——荷蘭政府。事實上，涅利多夫先前已經接到俄國政府的指令，稱“他們不是正式的代表，因此請避免與之接觸。”所以涅利多夫才會對韓國密使虛與委蛇。於是，3位密使又於7月1日去拜訪荷蘭外交大臣胡恩德斯（Huondes），但胡恩德斯對韓國密使的辯解置之不理，並以各國政府均已承認《日韓保護協約》、韓國政府已不能行使外交權為由拒絕了韓國代表的列席要求。他們還向萬國和平會議中專管仲裁事宜的第一委員會呈遞了高宗皇帝的親筆信，但第一委員會仍以相同理由拒絕韓國密使參加會議。接著，他們又拜訪了美國、法國、德國、中國（清朝）等國家的代表，向他們遞交相關檔案，但都無功而返。
場外活動
在無法通過正式途徑獲得會議列席權的情況下，3位韓國密使決定採取迂迴路線，展開“場外外交”，企圖透過非正式途逕取得進展。他們與訖法找到的斯戴德記者取得聯繫，前述的《和平會議報》不僅刊登《控告詞》全文，而且從各方面報導密使們的活動。斯戴德在該報上發表以《是什麼理由把韓國除外了呢？》為題的文章，大書特書密使們堅持不懈的活動。這些報導，又先後被轉載到《倫敦時報》、《紐約先驅報》等歐美各國的重要報紙。李相卨在日記中寫道：“自此各國新聞員日來委訪，不勝酬接，法、德新聞，極表同情。”
《和平會議報》對韓國3特使的報導
《和平會議報》對韓國3特使的報導在斯戴德的介紹下，3名韓國密使還作為貴賓參加了與海牙和平會議同時召開的國際協會（The Foundation of Internationalism）演講會，國際協會的出席者不僅包括各國的代表，而且還包括社會知名人士、各國代表的隨行人員以及各國新聞記者團。在1907年7月8日夜晚的聚會中，3名密使之一的李瑋鐘用流利的法語，以《韓國的控訴》（A peal of Corea）為題，在國際協會登壇演說，向世界揭露了日本侵略韓國的真相和罪行。他的演說使與會人員深為感動，全場響起喝彩和鼓掌的聲音，對李瑋鐘熱情真摯的演講讚嘆不己。於是，該聚會由《火車頭報（The Locomotive）》的總編布魯斯霍夫特（Brooshooft）提議，經波蘭的一位媒體人士修改，全場通過了關於同情韓國的立場和對日本表示憤怒的提案。李瑋鐘的演說成功地引起了國際輿論的關注和同情，李相卨記載李瑋鐘的演說“傍聽極多，各國新聞逐日論我韓事情，俱表抑日扶韓之情”。翌日，訖法抵達海牙，在當天舉行的一次記者招待會上，訖法應斯戴德之邀，再次發表同李瑋鐘的演說大意相同的演說，從旁支援了密使們的活動。
事件結果
儘管要求韓國密使列席會議的呼聲越來越高漲，但萬國和平會議方面還是“權托公例，漠然無應”。當時，日本早已得到了韓國皇帝派密使到海牙的訊息，對此怒不可遏。日本首相西園寺公望、外相林董及韓國統監伊藤博文在東京經過商議以後，決定先急電日本駐荷蘭公使、萬國和平會議代表都築馨六確認密使之事，隨後在會議主辦方和各國代表間運動，千方百計阻撓密使列席會議，因此韓國密使訪問會議主席、荷蘭外長、第一委員會和各國代表都碰了壁。在密使展開“場外外交”時，都築馨六又指令日本《大阪每日新聞》記者高石真五郎與密使接洽，窺探他們的情況。高石真五郎兩度拜訪密使，並想拍下他們的委任狀以便確認是否是高宗皇帝親自派遣的，但遭到韓國密使的拒絕。
李儁墓碑
李儁墓碑另一方面，都築馨六提議萬國和平會議向漢城拍電報，讓韓國皇帝確認他們的身份，在此之前不能列席會議。而伊藤博文早已做好準備，當時韓國的電信完全掌控在日本手中，當會議主席的詢問電報發到時，伊藤便指示韓國李完用傀儡政府以高宗名義回電報，表示並無派使之事，密使的委任狀和皇帝的親筆信是偽造的，萬國和平會議決定驅逐3名密使（會議方是否拍過電報有爭議）。3名密使中的李儁在悲憤已極的情況下，於7月14日在海牙死去。關於他的死因，日本方面得到的情報是李儁罹患丹毒病而死，依據的是高石真五郎的報告，而高石真五郎則是通過閱讀當地一家名為《海牙新聞（Haagsche Courant）》的報紙而獲悉的這一訊息。李儁死後，被安葬在海牙郊外的紐埃肯代嫩（Nieuw Eikenduinen）公墓中，李相卨、李瑋鐘遠走美國。
歷史影響
韓國
海牙密使事件的直接影響就是大韓帝國高宗的被迫退位。日本知道這次密使是高宗皇帝派出的，因此雖然對外界聲言委任狀和皇帝親筆信是偽造的，卻以此為藉口對高宗皇帝進行逼宮，強迫他退位。在伊藤博文的壓力及韓奸的作祟之下，高宗不得不於1907年7月19日宣布退位，皇太子李坧即位，是為純宗。3名密使則在7月20日遭到起訴並進行審判，韓國當局以“官人詐稱罪”缺席判處正使李相卨死刑、李儁和李瑋鐘無期徒刑。在高宗退位的同時，日本還藉此機會加強對韓國的控制，在高宗退位5天后便強迫韓國政府簽訂《第三次日韓協約》（丁未七款條約），剝奪了韓國的司法權，強制解散了大韓帝國軍。緊接著又在7月27日和29日出台了《新聞法》和《保全法》，取消了韓國人民的言論自由、新聞自由、集會自由、結社自由。就這樣，日本不僅成功解決了海牙密使事件，還利用這次事件攫取更多特權，加速了日韓合併的進程。
海牙密使事件是大韓帝國統治集團的一次救國運動，高宗企圖以外交手段、依靠歐美列強奪回國家主權，但海牙密使事件的失敗證明了這條道路是不可行的。海牙密使事件從一開始就不可能成功，海牙和平會議是在當時歐洲大陸兩大集團劍拔弩張的狀況下，各帝國主義國家為了控制軍備競賽、協調勢力範圍而召開的會議，殖民主義正是這些帝國主義國家的共同信念，絕對不可能為了一個小國的利益而在這次會議上反目成仇。韓國也完全不知道列強已經默認日本對韓國的侵吞及帝國主義時代的世界大勢，高宗皇帝對國際形勢缺乏清醒的認識，仍幻想利用列強間的矛盾牽制日本，才導致了這個悲劇的發生。而歐美列強也透過這次事件擺明了他們對日本的支持態度，澆滅了韓國的幻想。
中國
海牙密使事件亦對當時的中國造成了一定的影響。海牙和平會議上的中國代表陸征祥、駐荷公使錢恂聯名向清政府外務部報告稱：“月前有三韓人來海牙，自稱奉命赴保和會，會中並未接待，而嫌疑已起，遂召事變。”陸征祥呼籲警惕日本的野心，他就此事感嘆道：“神州莽莽，良可寒心；東鄰政策，咄咄逼人。得隴望蜀，寧有止境？其敢於施之韓者，固無不可施之於他國。”同時還強調：“中國雖邀入會，而瓜分之說亦騰播於其時……韓之前車殷鑑不遠……雖有公理，曷敵強權？”為免遭如韓國般的厄運，陸征祥建議清廷加緊立憲：“臣愚以為第三次會轉瞬即開，倘能先期實行，尤足以塞各國之口，而戢其不逞之心”。事後多年，陸征祥回憶海牙和平會議時唯一提及的就是韓國密使事件，指出此事讓他終身難忘，還說這個關係到一個民族生死存亡的問題，可惜自己愛莫能助。
後世評價
- 中國外交家陸征祥評論道：“韓國當日獨立由日本宣告、由日本保護，保護本吞併之代名詞，結果如此，必至之勢。且其處心積慮之已久，苟無三人海牙之行，而謂能遂倖免，亦豈其然？”
- 日本《大阪每日新聞》記者（後來成為社長）高石真五郎奉命追蹤海牙密使，儘管他站在擁護日本政府的立場，但還是寫道：“不能不說他們三人是真正的愛國志士。雖然顯得貧窮，但看他們的風度和舉止言語顯然是因深憂國家的衰亡自告奮勇而來的。”
- 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締造者金日成評論道：“海牙密使事件有力地敲響了震撼封建統治階級根深蒂固的事大主義思想的警鐘，染紅了萬國和會會場的李儁的鮮血，是對後代的嚴肅的警告。它清楚地告訴人們，世界上的任何一個強大國家也不會恩賜朝鮮以獨立，依賴別人絕不能取得獨立。”
相關爭議
李儁死因
“相卨等三人赴其會，各國委員齊到，儁在於傍聽席，以為千載一時不可逸也，奮然躍登言壇，瑋鐘以通譯次亦為同登，滿座見之。會長俄國人及英、日兩委員抗之以無言權，儁徐而答曰：‘我亦知之而登壇矣。雖然我以堂堂大韓人，奉我大皇帝陛下密敕而來也，此平和會亦不外於強者之會合，使弱者不能保平和，實非平日之所望也！’言訖，自懷中抽出短刀，一刺其腹，鮮血淋漓，倒在壇上，會中人莫不驚愕惶惶。和蘭警察署巡檢早已來到，收斂其屍身，捕縛相卨、瑋鐘等而去，各處新聞記者，紛然攜寫真機而來撮相卨等及屍體之慘狀……”
李儁烈士死因調查資料
李儁烈士死因調查資料此外，在《梅泉野錄》、《騎驢隨筆》等韓國史料及日本歷史學家青柳南溟的《朝鮮史話和史跡》中也留下李儁自殺的記錄，因此當時的韓國人都相信李儁是自殺殉國的。但除了日本人之外，張志淵、朴殷植等韓國人和海牙和平會議的中國代表陸征祥等都說李儁系病死。在大韓民國建國以後，經過專家組詳細的考證，得出結論是李儁確係病死，而其自殺殉國的說法是《大韓每日申報》的主筆梁起鐸和申采浩等為了引起民族公憤而虛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