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李義海
- 國籍：中國
- 民族：漢族
- 出生地：江蘇省金湖縣呂良鎮
- 出生日期：1947年
- 畢業院校：金湖中學
人物介紹,主要作品,
人物介紹
李義海自幼聰穎好學，興趣廣泛，博覽群書，治學嚴謹。在文學，歷史，攝影等諸多領域皆頗有造詣。特別在地名學方面，李義海考證了帝堯出生地。他的研究成果受到廣泛關注和認可。1994年李義海《堯與塔集》小考文章在《江蘇地名》刊登，同年11月15日《人民日報海外版》報導，後經諸多專家學者齊論共證，至1998年寫進《中華人民共和國地名大詞典》。
這裡，轉錄李義海2006年發表在"中國江蘇網"的《憑史考帝籍 金湖是堯鄉》一文。
主要作品
堯是中國古代傳說中父系氏族社會後期部落聯盟的領袖，是中華民族的先祖，是“三皇五帝”中之一帝；他仁如天，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不舒；他制定曆法，傳賢讓位於舜，為中華民族的形成發展作出過卓越貢獻，是曉喻海內外的偉大人物。金湖是淮河下游、江蘇省長江以北中部的一個1960年由寶應縣析置的新縣，說金湖是堯鄉，是說堯生於金湖，金湖是堯的生身之地。如此說，是據《史記·五帝紀》中“堯初生時其母在三阿之南”一語經考證而來。因該語中“三阿”即今金湖縣境內之塔集。故而轉言為“堯初生時其母在塔集之南，金湖是堯鄉”矣。
地名族內鑒真偽 塔集就是晉三阿堯是中華民族的先祖，有關他的信息覆蓋全國，查考堯的出生地必須將其放到全國這個大範圍內權衡，絕不能坐於井地；察一言而概全盤。《史記·五帝本紀》中在“堯帝者”下曰“皇甫謐雲堯初生時其母在三阿之南寄於伊長孺之家故從母所居為姓也”（見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1986年12月出版的《二十五史》“史記”第7頁“五帝紀”“帝堯”）。由此看出“堯初生時其母在三阿之南”之言出於皇甫謐之口，在考證三阿之前，有必要先了解一下皇甫謐其人。據《辭海》介紹：“皇甫謐(215—282)，魏晉間醫學家，今甘肅平涼西北人……著有《甲乙經》、《帝王世紀》、《高士傳》、《烈女傳》、《玄晏春秋》等”。民國25年上海中華書局出版的《四部備要書目提要》在評品著作者皇甫謐時曰：“年二十餘始就學居貧躬自稼穡帶經而農遂博綜典籍百家之言沉靜寡慾有高尚之志以著述為務自號玄晏先生後得風痹疾猶手不釋卷武帝時累徵不起自表就帝借書帝送一車書輿之……。”由此而看，皇甫謐既是當時稀有之飽學之士，又是被後人推崇的有能耐的史學家。古往今來，解讀並詮釋《史記》的能有幾人?不信其言而誰?
既然皇甫謐之“堯初生時其母在三阿之南”不虛，則三阿為何地之三阿應是問題的關鍵。查1931年商務印書館香港分館出版的《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典》中第32頁有“三阿”詞條，詞條釋文曰：“三阿，在江蘇省高郵縣西北。《輿地紀勝》云：‘高郵有北阿鎮，離城九十里，即晉時三阿’。《高郵州志》云：‘東晉尚僑置幽州，太元四年，符秦將句難、彭超圍幽州刺史田洛於三阿，去廣陵百里，即此’”。《辭典》除給三阿下了定論一一“在江蘇高郵西北”外，還引用了《輿地紀勝》和《高郵州志》中的話來補敘三阿，點明三阿是東晉時三阿，以及三阿相對於高郵城的方位和距離，這為我們確定三阿的具體位置奠定了基礎。同時，還指出在三阿處發生過的一些大事，說明三阿是有相當影響的地方。經查，《辭典》中三阿僅此一條，別無他目。需要說明的是，《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是一部參考群書調查甄錄上起遠古下迄近代的我國地名全書，特別是查閱古代地名具有權威性的工具書。對《典》中所列之三阿及其詮釋之內容可以毫無顧忌地照搬套用。也就是說“三阿在高郵西北，離城九十里”。以這樣的方位和距離定位，三阿應在今金湖縣境內夾溝、塔集、卞塘這一弧形地帶。為認定這一結論，排除其他可能，還必須追溯、弄清、交待兩個問題。一是有人或曰，阿者不是本縣用語，以阿名地者更為鮮見，三阿應是縣外他地之地名；二是三阿既在今金湖縣境內，應是今之何地呢?
阿者，大丘或曲隅也。我縣境內湖泊眾多，河汊網布。三河以南，閔橋、塔集一線以西區域為緩坡丘陵地帶，陵谷毗連、湖溪曲串，墩塘，崗坂，崗頭等代表性特色地貌比比皆是，以阿名地是符合中國古今地名命名習慣和規則的，是順理成章之事，當不以為怪。《嘉靖揚州府志》在解釋何為三阿時云：“三阿者，鎮之南有平阿湖，又南有下阿溪也。”清朝顧祖禹編著於1692年的地理名著《讀史方輿紀要》在注釋三阿時日：“三阿者，鎮南有平阿湖，又南有下阿溪也……。或雲，平阿湖側有平阿村，村有故平阿縣……此三阿也。”在歷代眾多版本的《高郵州志》、《揚州府志》、《揚州營志》、《天長縣誌》等地方志中，在閔橋、塔集、卞塘一帶均多見文字記載和地圖示注的以阿為名的地名。可見，三阿不是外來名稱，是土生土長的地名，應是不爭的事實。這裡，筆者由《高郵州志》的《州境總圖》中複印了一份塔集周邊的地形圖，該圖雖說方位和比例尺都不甚準確，但塔兒集、閔家橋、卞塘以及平阿中村，平阿西村，平湖、運河等名稱均醒目地標列其上，足見以阿名地的地名確實存在。其中，平阿這個名稱一直沿用到上個世紀的三十年代，叫平阿鄉。民國17年（1928年）國民黨高郵縣政府調整行政區劃時將平阿鄉、廣沛鄉合併為第十二區（後叫閔塔區），平阿這個名稱才棄而斷用（見《高郵縣誌》1990年版中的行政區劃）。該圖還為我們提供了另一個信息，那就是那些被水分割的島狀陸地一一一這是自古以來沒經過大規模人工雕鑿的原始形態，讓人目野一新。這種地貌除在尚沒有經過大規模人工改造的淮河入江水道中還能尋覓一些殘存的蹤影之外，在已經過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大規模的人工條田方整化、居住莊台化、溝渠河網化整治後的現今的閔橋、塔集鎮地域內無論如何也找不到了。難道它不能為塔集的遠古地貌和以阿名地的地名作些佐證嗎?
要說三阿為今之何地，則是非塔集古鎮而莫屬。南宋權威的地理總志《輿地紀勝》云：“高郵有北阿鎮……即晉時三阿。”《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云：“北阿鎮，在江蘇省高郵縣。即晉時三阿也。”而且該《典》中僅一個北阿鎮。《高郵州志》云：“北阿鎮，在州治西北八十里，亦日三阿，以鎮南有平阿湖，又南有下阿溪也。”等等，眾多典籍均道出同一個聲音：北阿就是三阿。《輿地紀勝》是南宋的地理總志，由王象之編著，成書於1227年，是我們目前已知最早記載叫“北阿就是三阿”的典籍。
為了理清塔集與北阿的關係，1982年5月筆者與同辦工作人員約請塔集鎮上老居民翁正，陳友山、吳承志、楊淇、杜平等座談，請他們介紹、追溯塔集名稱的由來及演變。老同志們興趣濃厚，個個爭相發言，他們談到了寶塔，談到了吳大莊，談到了塔兒集，塔阿集、北阿鎮等。言他們在孩提時上人在農曆臘月送灶神時灶符上落款的地址有的還叫“高郵西北北阿鎮吳大莊”；現在的塔集是北阿鎮移來後興建的；此地原叫吳大莊，在北阿鎮東北一里多地，北阿鎮因地勢較吳大莊低，常遭水患而遷此；新集鎮初叫塔阿集，因北阿鎮內原有一座古塔(塔在今集鎮西南一里多地，於1966年8月在文化革命破四舊時拆除)，從古塔和北阿內各取一字組成；由於“阿”、“兒”在方言中音近，因而常傳呼為“塔兒集”；再後來，由於傳呼和文字記載的緣故，將“兒”字逐漸淡去，才成為兩個字的“塔集”等等。眾人所述，將塔集名稱的由來和演變交待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環環相扣，讓人無懈可擊。為了證實這些口碑資料，本人又查閱了清道光年間重修的《高郵州志》，在志內所附的“州境總圖”上就標有塔的圖形和“塔兒集”這個地名。據姜燕先生1988年發表於《淮陰志林》的“前秦、東晉三阿之戰地點小考”云：“1986年在金湖塔集鎮北首發現一塊明代地眷，眷上鐫有‘維大明國直隸揚州府高郵州昌平鄉口口口口見寓平阿西村北阿鎮’”。從這些文字可以看出，北阿鎮在明朝時是高郵昌平鄉平阿西村內的一個集鎮。這就以出土實物佐證了北阿鎮的存在和它大概的地理位置。1996年5月6日戴之堯先生在《淮海晚報》上發表了“北阿古塔”一文，戴先生在文中無遮無掩地直點：“北阿鎮即塔集的古稱”。出土地眷的鐫文，戴之堯先生文章中的提法和塔集鎮翁正等一班老者口述的內容可謂是殊途同歸，他們從不同的側面驗證了一個共同的結論，那就是塔集就是古北阿鎮，這不是偶然的巧合，這是歷史的真實。從來就沒有人將北阿和與塔集相鄰的夾溝、閔橋、卞塘等地相聯繫，在考證夾溝、閔橋，卞塘這些地名時也從沒有人提及過三阿這個名稱。
為了驗證上述結論的準確性，本人又查閱了一些其他歷史資料，以期從不同方位、不同角度作進一步佐證。其中中華地圖學社1975年出版的《中國歷史地圖集》提供的信息，既增加了證據的種類，又提高了結論的權威性。因為在其內的有關地圖上明標著我們所需要的內容。一是在第四冊的《東晉》圖上，在高郵城西北(今金湖縣境內)的同一個點上標有幽州、兗州和三阿三個地名，其中三阿是聚落名，幽州，兗州是政區名，時二州僑置於三阿。二是在第七冊的《明·南京圖》上，在原三阿的位置處標著北阿鎮。這就說明今金湖境內的這個地方歷史上先後確實分別叫過三阿和北阿。查遍全套圖集，沒有發現第二個三阿，也沒有發現第二個北阿。這就說明在全國範圍內三阿和北阿僅此一個，或夠資格上圖冊的僅此一個。這和《地名大辭典》中提供的信息完全一致。或說，實地中可能還有另一個三阿，但既然《圖集》、《辭典》中都未提及，難道皇甫謐所言之三阿還能是它?
這裡，還有兩個情況有必要作個說明。一是三阿或北阿在圖所標註的位置與塔集應處的位置稍有偏差；二是北阿名稱南宋就有了，但南宋圖上沒有標註出北阿。對此，我們認為這不影響三阿、北阿就是塔集的結論。其一，前面已經詳細闡述過，高郵西北的三阿或北阿非塔集莫屬，別無他地；其二，因為該《圖集》是全國性的，其版面和比例尺都非常小，兩圖分別為八百四十萬分之一和二百八十萬分之一，象三阿這樣的小地名不是因為其重要是根本不會被選標上圖的，這樣的小地名在這樣比例尺的地圖上也很難標註在準確的位置。至於南宋圖上沒有標註北阿，是因為該《圖集》中的南宋圖是以1208年的南宋政區成圖的，而首現北阿的《輿地紀勝》是王象之1227年成書的，前後有19年之差，所以“北阿”南宋圖上沒有隻能在明圖上見到也就不足為怪了。
綜上所述，無論是地方志介紹、當地百姓口授傳承、文人墨客筆下提及，還是出土文物鐫刻，全國性典籍記載，可謂是異曲同工，它們共同佐證了一個事實、推斷了一個結論，那就是：塔集就是北阿，北阿就是三阿，塔集就是三阿。因而皇甫謐所言“堯初生時其母在三阿之南”，今應言之為“堯初生時其母在塔集之南”。因“之南”是主地塔集之“之南”，當在塔集之南的不遠處，故可忽略不究其實。塔集歷史上屬高郵州，1958年劃歸寶應縣，1960年金湖由寶應析出置縣後，塔集改隸金湖縣。縣因鎮而耀：金湖是堯鄉!
文章寫到這裡，話說到這份上，或許有人會說，我們並不否認你所引資料的真實性，也不是說你證據不充分，只是說堯生於金湖我們很難接受，且不說從來沒聽說過，就是聽說過，誰不知金湖是塊多么年輕的土地，而且大部分地區地勢低洼，多少年來一直是被水覆蓋著，哪能有這樣的古人在此生存?其實，細想起來，這話也不為過，也是人認識事物的一種常理。當你對事情還不知情時，你當然無法去描繪事情的面目，更不要說細枝末節了。看來還有必要將金湖地區歷史及地貌的演變作一個追溯和鋪呈。 ·
滄海桑田今非昔 金湖上古繁盛地
堯生於塔集之南，符合歷史文化背景和地理生存環境。從大範圍講，分布於山東、江蘇、浙江一帶的青蓮崗文化是1951年在楚州(原淮安)青蓮崗發現的，金湖縣域屬於其中，該遺址是約公元前5400年一一前4400年間的事，屬母系氏族公社時期(見遼寧教育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中國古代歷史地圖集》)。1989年出版的《江蘇市縣概況》中的江蘇省情概述云：“距今六七千年至三四千年前，北至徐海、南至太湖的廣大區域內，分布著許多原始的氏族部落。從淮安青蓮崗文化遺址發現的炭化小米……江蘇境內古人類創造的文化位居當時其他地區的前列。”高郵市運河以東一溝鄉、龍奔鄉境內的龍虬莊遺址、周邱墩遺址是距今6000-4500年前的兩處新石器時期的文化遺址，出土了很多新石器時期先民的生產、生活用具(見1990年版《高郵縣誌·文物古蹟》)。以上這些遺址都在金湖縣域以東的京杭運河以東。從地理位置上講，金湖在楚州(原淮安)、寶應、高郵一線的西側，也就是說相對而言，楚州、寶應、高郵等離海近，而金湖則離海較遠。按照目前的成陸學說，金湖應是先於運河以東成陸的，其實無論是金湖，還是寶應、高郵、楚州，甚至是建湖，興化、鹽城等，所聯成的成片陸地在若干萬年以前就已經有了。海岸線在宋朝以前若干萬年中就基本沒有變化，一直就是在連雲港至鹽城至如皋一線，直到宋太平興國年間黃河奪淮後，滔滔黃水夾帶大量泥沙入海，再加上長江入海所攜之泥沙，在二水泥沙的共同作用下，才逐漸孕育成我縣以東連雲港至鹽城至如皋一線以東的陸地(見《中國歷史地圖冊》各朝政區圖)。歷史文化也是由西向東推進的。既然在6000年前的金湖以東地區就有人類，則金湖地區也應該有人類存在。從金湖縣域的小範圍來講，以下事實也足以證明，起碼在新石器時期就已有先民在金湖地區活動了。1974年在塔集以東近10公里的高郵湖邊的夾溝盪出土了新石器時期的石斧、石琮、石璧(見《金湖縣地名錄》)，現這些文物完好無損地收藏在淮安市博物院。1985年在塔集西南10公里金南鎮抬飯墩出土了新石器時期的石錛(見《金湖縣誌》)。塔集西金南鎮境內的時墩遺址、抬飯墩遺址、戴樓鎮境內的獾墩遺址都是新石器時期遺址(見1994年版《金湖縣誌·文物古蹟》)。1957年在塔集以北的原呂良鎮的張集圩處出土了戰國時期的楚國金幣“郢愛”，現該金幣收藏於南京博物院(見《金湖縣地名錄》)；1984年在塔集西北的陳橋鎮漁池澗出土了戰國時期的青銅劍(見《金湖縣誌》)等等。如果沒有先民在此活動，哪來這些遺址和文物?!新石器時期開始於距今7000--8000年，此時先民已定居生活，廣泛使用磨製石器(見《辭海》)。堯是傳說中的史前人物，他的生存年代距今約4000年以前(見《中國歷史大事紀年》)，說他出生於此地是完全符合歷史文化背景的。
從生存環境方面來講，金湖地區介於江(長江)淮(淮河)之間，臨近大海，過去沒有這么多的湖泊和這樣寬廣的水面，河湖大多是運河大堤築成和黃河奪淮後逐漸形成的。崗丘錯置，溪澗縱橫，土地肥沃，草木繁茂，可食性野生動植物豐富，氣候適宜，易於生存，是先民休養生息的理想之地。是開發較早和比較富庶的地區之一。以下史實可以說明這一點：禹劃九州，隸揚州之域。秦屬東陽縣。漢代起縣境內始有縣的建置，叫平安縣，其縣治在今縣域東部的湖盪內(見《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二冊64-65頁東漢徐州刺史部圖 ) ；
三國時魏將鄧艾在今縣境及今洪澤縣境內屯田築白水塘(白水塘通今陳橋鎮境內的漁池澗)，灌塘下田一萬二千頃，並築石鱉城(城在黎城北)，以此地為前沿陣地與東吳抗衡，時曹操強令民眾北遷，民眾驚恐，紛紛渡江南下；南齊建元二年(公元480年)於石鱉立陽平郡，北周置石鱉縣；《通典》云：“山陽重鎮守險有平陽石鱉田稻豐饒蓋歷代屯田之地”；晉時三阿是重鎮，僑置幽、充二州，並頻頻發生戰事，句難、彭超圍攻幽州刺史田洛於三阿；唐中宗嗣聖元年，徐敬業起兵揚州討伐武后，武后遣大將李孝逸擊之，徐敬業屯兵下阿溪，勒兵阻溪拒守；隋文帝改平安縣為安宜縣，並石鱉入安宜；漢井、漢墓遍及全縣，陶罐、銅鏡、雞舍等漢代文物在縣境內可以說是俯拾皆是等等。從上述可以看出，漢代時此地已經比較發達了，否則是不會在此置縣，更不會在此設立縣城的。“堯苗生九穗，漢麥結雙枝”這一當地世代襲用的土地廟門聯(塔集吳承智提供)，充分說明了對堯帝及漢朝的推崇和歌頌。這是漢以前連續數千年開發、墾植的結果，否則，至漢時是不會有如此繁盛情景的。
但滄海桑田，自隋煬帝開鑿大運河，疊土築成運河東大堤，使西來之水被阻擋不能東逝，加之自宋太平興國八年(公元983年)後，黃河南徙奪淮，黃、淮二水橫溢四流，無低洼而不入，直到1970年淮河入江水道建成前，此地成了二水的注瀦之地。注而河成，瀦則湖就，淹沒農田村舍，使此地盡成水鄉澤國。河水夾帶的大量泥沙沉澱淤積後堙埋了遺址古蹟。先民避水患，圖生存，紛紛逃離家園；隋朝末年安宜城遭杜伏威屠焚；唐初將縣城遷至運河以東白田(即今寶應縣城)，在天災人禍的雙重摧殘下，金湖地區一蹶不振，由繁榮轉向了衰敗。由此時起直到1960年設立金湖縣，在長達1300多年的時間內本地沒有縣的建置，而分隸他縣(金溝、銀集鎮一線以南的塔集、夾溝、閔橋等屬高郵，余皆屬寶應)。一度時期內，此地成了渺無人煙的空曠荒野。直到明朝初年(洪武年間)，統治者出於統治的需要，才從蘇州等地趕遷來一些民眾。今縣人大多是這些人的後裔。對於這一遷民行動，地方上至今仍流傳著這樣兩句話：一叫“洪武趕散”，一叫“插草為標”。“洪武趕散”意即朱洪武將一些地方的人強令遷徙疏散。疏散至本地的大多是蘇州閶門人。“插草為標”，意即此地一片荒野，田地沒有主人，來此地的人只要用草桿標示一下，就界定下屬於你的田地範圍。關於這一點，在縣民的家譜中多有提及。《李氏宗譜》云：“吾李氏隴西堂，始祖乃隴西成紀人，同唐王朝李世民一支家族也，始祖籍今甘肅省六磐山(隴山)以西黃河上游以東的一帶地區，後一支時間無稽入籍蘇州閶門外落戶建立家園。延至大明王朝洪武趕散時，我始祖興十公受命，帶領一支四子疏散到寶邑(寶應縣)湖西時安(村莊名)地方安家落戶……。”《吳氏家乘》云：“原籍吳郡閶門人氏於明初由蘇徙郵(高郵)至湖西黃林東村卜築家居名吳家莊……。”《楊氏家譜》云：“尚思人貴自立而尤不可忘本，我楊氏系關西自有明之初我始祖右三公自泗遷郵卜宅於珠湖(高郵湖)之西濱…。”……。由於民大多是明初由他地遷來的，不是本地自古衍殖下來的，加之黃、淮二水屢屢泛濫，沖毀、湮埋了歷史文明，以致本地無論是在口授傳承文化上還是在有載體的歷史文化上都有個斷層，這是個無可挽回的文化斷層，它使金湖地區的古文化難以知曉、繼承和光大。所以，一部分對此情況不甚了解的人，曲解或否認金湖地區燦爛的古文化也就在所難免了。
後 記
堯生於塔集，金湖是堯鄉。自1993年泗陽談嘉德先生在《竹枝詞 三河軼事》中提及，1994年本人的《堯與塔集》小考文章在《江蘇地名》刊登，同年11月15日《人民日報·海外版》報導，後經諸多專家學者齊論共證，至1998年寫進《中華人民共和國地名大詞典》，從文字記載歷史的角度講，算是對此事有了一個明晰的結論。但堯在金湖究竟有哪些遺蹟，金湖人對這一厚重的文化遺產又該做一些什麼樣的把握和宣傳，我們應研究和努力。
堯是偉大的歷史人物，他的出生地在司馬遷寫《史記》時就眾口異詞。故太史公（司馬遷）慨曰：“余曾西至空洞北過 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者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延至西晉時，皇甫公週遊巡訪、查經問典、去偽存真，將其詮釋為“堯初生時其母在三阿之南”。一言九鼎，將堯的生地定於三阿。
現在我們所做的只是在撣抹歷史的塵埃，還歷史的本來面目。“三阿”是何地之“三阿”，現已明白了，她就是金湖縣境內的塔集。僅此而已。祈仰品評。
編輯:zacky 作者: 李義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