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系軍閥

晉系軍閥

晉系軍閥是民國時期以山西為主要活動場所的軍閥的統稱,活動時間38年。

1912年中華民國肇始,山西省擁護共和,宣布脫離清朝“獨立”,這是其產生時期,袁世凱去世之後,中國出現了一個軍閥混戰的時期,主要有直系軍閥、奉系軍閥、皖系軍閥等,直系、皖系等主要軍閥勢力都在 1927年南京蔣介石建立南京國民政府進而北伐之後消失,1930年中原大戰是其最鼎盛時期,“抗戰”勝利後一直在解放前夕山西解放之後才正式退出歷史舞台。

主要代表人物有:閻錫山(後隨國民黨敗退台灣)、徐永昌商震等。

基本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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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

晉系軍閥,為民國時期軍閥派系之一,主要占據山西地盤。20世紀上半葉,晉系軍閥集團統治山西38年之久。於其他軍閥類似,和當時的北洋軍有千絲萬縷的聯繫。其代表人物閻錫山就曾擁戴袁世凱稱帝。
晉系軍閥
以閻錫山為首,以晉綏地緣為特徵的晉系軍閥集團,屢屢與其他政治力量逐鹿中原,一度占有晉綏冀察四省和平津二市,其首領閻錫山甚至一度自立為“國家元首”。
在1930年的中原大戰,馮玉祥、閻錫山失敗,晉系軍閥集團實力、地位大為下降,但仍保持了較為完整的體系,直至1949年4月太原解放,晉系軍閥集團方才土崩瓦解。
晉系軍閥集團萌芽於辛亥革命,發軔於北洋時期,二三十年代逐步膨脹,至1930年蔣馮閻中原大戰前實力達到頂峰。縱觀中國近現代史晉系軍閥集團是存在時間最長、實力最為雄厚的派系。
其主要賴以能較為系統和持之以恆的進行官兵教育和培訓,有穩定的領導層,在山西省內積極建立軍事和民用企業,發展經濟。

閻錫山

晉系軍閥集團以閻錫山為首領,還有幾位主要將領即徐永昌楊愛源商震傅作義等。
閻錫山((1883年10月8日-1960年5月23日),字百川、伯川,號龍池,漢族。中華民國陸軍一級上將
山西五台縣河邊村人。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六期畢業生,清朝陸軍步兵科舉人、協軍校,同盟會員,組織與領導了太原辛亥起義。
閻錫山閻錫山
1905年在東京加入中國同盟會
1909年畢業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回國後歷任山西陸軍監督、新軍標統,參加反清活動。
1911年武昌起義後被舉為山西都督。北洋政府期間支持袁世凱,任山西省省長。
1927年任國民革命軍北方總司令。在山西“清黨”反共,次年任第三集團軍總司令。
1929年參加討伐唐生智,被蔣介石委為陸海空軍副司令。
1930年與馮玉祥李宗仁等倒蔣,失敗後逃往大連。
1932年任太原綏靖公署主任,重新掌握山西軍政大權。“九·一八”事變後支持蔣的不抵抗政策。抗日戰爭時期採取“抗日和日、聯共反共、擁蔣拒蔣”的兩面政策。抗戰後支持蔣介石與中共作戰。
1949年3月人民解放軍攻占山西後逃離太原,6月在廣州就任國民政府在大陸的最後一任行政院長兼國防部長。後赴台灣,任“行政院長”及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
1960年病逝於台北。

徐永昌

徐永昌(山西崞縣人),1937年後,歷任軍委會辦公室主任,保定行營主任、國民政府軍令部部長。
1945年9月2日,以中國代表團團長身份,在日本投降書上籤字。
徐永昌徐永昌
1948年,徐永昌出任國防部長,其後一年多時間,他活動於太原、北京、綏遠之間,企圖挽回國民黨的危局,失敗後去台灣,任總統府資政、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等。
1959年7月13日,徐永昌在台北病逝。

楊愛源

楊愛源(山西五台人),1937年後,歷任第六集團軍總司令、第二戰區副司令長官、太原綏靖公署副主任。太原解放前夕逃走,1949年底去台灣,任總統府戰備委員會顧問。
楊愛源楊愛源
1959年1月,楊愛源在台灣病逝。

商震

商震(浙江紹興人,生於河北大城縣),1935年後,歷任河北省政府主席、河南省政府主席、第十二集團軍總司令、第六戰區司令長官、軍委辦公廳主任、中國駐美國軍事代表團團長、總統府參軍長,1947年4月起任駐日本軍事代表團團長。
商震商震
1949年國民黨在大陸失敗後,商震棄政從商,並定居日本。
1974年曾回國觀光。
1978年5月15日,商震在東京病逝。根據其生前願望,其骨灰後來被安放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

傅作義

傅作義(山西榮河人),1915年二十歲從保定軍官學校畢業後,即在晉軍中任職,後成為擁兵數十萬的國民黨高級將領,1949年任華北“剿共”總司令。
傅作義傅作義
平津戰役中,傅作義能順應歷史潮流,選擇和平起義的道路,使北京這座歷史名城免遭炮火的摧毀。
新中國成立後,傅作義歷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水利部長、全國政協副主席、國防委員會副主席等,為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作出了積極的貢獻,1974年4月19日在北京病逝,終年七十九歲。

代表人物閻錫山

概述

閻錫山,字百川,1883年10月8日出生於山西省五台縣河邊村一個地主兼商業高利貸者家庭。他六歲喪母,由外祖母扶養。
閻錫山(1883年~1960年)閻錫山(1883年~1960年)
九歲入私塾,十六歲隨父閻書堂到縣城自家開設的吉慶昌錢鋪學習經商。
1900年,父子倆在一次買空賣空的“打虎生意”中蝕了大本,只得逃離縣城,回到河邊村。不久,為避債又逃到太原,閻錫山經人介紹進裕盛店當了夥計。閻錫山不甘心在店裡受人差使,1902年,清政府在山西設立武備學堂,他認為這是躋身官場之路,於是應機報考。
初試時,他做了《韓信將兵多多益善論》的論文;口試時,他對答靈便,深得山西新軍第四十三混成協統姚鴻法的賞識,被順利錄取。
1904年,閻錫山考取官費生赴日本留學。先入振武學校,後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結識了岡村寧次、板桓征四郎、土肥原賢二等人。另外,在此期間,他也結識了孫中山,參加了同盟會,並加入了孫中山在軍人中成立的“鐵血丈夫團”。
1909年3月,閻錫山畢業回國。他先後在北京和太原四處活動,獲得了山西陸軍國小教官的位置,三個月後升任監督。
之後,他又積極謀取兵權,1910年春,他升任山西新軍第四十三混成協第八十六標標統。在此期間,他施展兩面派的手法,一方面討好清朝官吏和立憲派,抓住兵權;一方面組織以同盟會員和反清分子為骨幹的模範隊,以圖在革命到來時作為自己的資本。
閻錫山(1883年~1960年)閻錫山(1883年~1960年)
1911年10月,武昌起義爆發,閻錫山與八十五標標統黃國良溫壽泉等策劃太原起義,由八十五標首先發動。
10月29日,八十五標在第二管管帶姚以價的指揮下率部起義,攻打撫署。在太原起義的過程中,閻錫山也玩弄兩面手法,一面給所部下令,稱“八十五標兵變”,調動一部分兵力協助清軍保護撫署;一面密令餘部相機擊潰抗拒起義的巡防馬隊營。而他則躲在大教場東北的樹林裡,派人四處觀察打探情況,隨時向他報告,以便看風使舵,成則居功,敗則諉過。當起義軍占領巡撫衙門,擊斃巡撫陸鐘琦,起義已成定局時,他便公開率部參加起義。
太原起義成功,為選舉山西都督,同盟會員與立憲派展開了爭鬥。在公選會議上,有選舉立憲派首領梁善濟的傾向,在表決的關鍵時刻,閻錫山的親信張樹幟持槍跳上主席台,大聲說道:“選閻錫山為大都督,贊成的舉手!“全體議員在驚愕中,相顧舉手,一致通過。就這樣,閻錫山、溫壽泉分別當選為大都督和副都督。
太原起義後,清政府派第六鎮統制吳祿貞山西巡撫,帶兵入晉,鎮壓革命。但吳祿貞早已參加了革命黨,當領兵進至石家莊後,即前往娘子關與閻錫山會晤,組織燕晉革命聯軍,吳祿貞任大都督兼總司令,閻錫山、張紹曾為副都督兼副總司令,決定揮戈進京,掃除清室。
對此,清廷及內閣總理大臣袁世凱驚恐萬分,便以重金賄買吳祿貞舊部周符麟,設計將吳刺殺。隨後,又派張錫鑾為山西巡撫,率領第三鎮曹錕所部進攻山西。閻錫山只得撤離太原,向北進軍,攻取大同,又會合吳行芳、張培梅帶領的雁門、懷仁兩部民軍,攻占包頭。
閻錫山(1883年~1960年)閻錫山(1883年~1960年)
1912年2月,宣統帝下詔退位,南北政府和議告成,袁世凱竊據臨時大總統之位。閻錫山看到形勢已定,便下令返回山西。但袁世凱藉口閻錫山棄省出走,不承認山西為起義省份,電令其不準擅自行動。
閻錫山焦急萬分,他馬上施展手腕,急電親信南桂馨面見孫中山,請求支援;一面派與袁世凱拜過把子的董崇仁進京,千方百計向袁世凱表忠。袁世凱終於在3月15日任命閻錫山為山西都督,他才得以重返太原。
閻錫山回到太原後,深知要坐穩都督的寶座,就必須要討好袁世凱。他派人長駐北京,賄賂袁世凱的親信、總統府秘書長梁士詒,向袁世凱表示恭順。薦請任命董崇仁為晉南鎮守使,又請任與袁族有親戚關係的陳鈺為山西民政長。為取得袁世凱的信任,他還把自己的父親閻書堂送到北京長住,作為人質。1912年10月,袁世凱下令解散國民黨,閻錫山立即聲明脫離國民黨,並在三個月內將山西國民黨黨部一律解散。
1913年,國民黨發動的二次革命失敗,閻錫山雖在這次革命中袖手旁觀,但因他是同盟會員出身,袁世凱也不輕易放過,便三次傳見閻錫山,想尋機剪除。但閻錫山每次都俯首恭順,故作庸碌、懦弱和畏懼的樣子,使袁世凱認為他沒有反骨,不僅沒有撤他的職,還封他為“同武將軍”。此時,閻錫山已完全賣身投靠袁世凱,完全背叛了孫中山。但是在表面上,他對革命的旗號既不舉起,也不放下,而是見機行事。
閻錫山(1883年~1960年)閻錫山(1883年~1960年)
1915年,袁世凱要實行稱帝,閻錫山亦投其所好,向袁密奏“國本大計”,倡議“廢共和而行帝制,以帝制而行憲政”,得到袁世凱的賞識。之後,他又爭先請願,接連三次電請袁世凱登基稱帝。後來,蔡鍔等組織護國軍討袁,他立即致電指責其為“破壞大局,不顧國家”,閻錫山的所為,甚得袁世凱的歡心,袁一即帝位,便封他為一等侯。
1916年6月6日,袁世凱死去。閻錫山認為再無畏懼之人,於是,不擇手段,要獨攬山西軍政大權。他先以“獨斷軍事”等罪名,將與他一起發動辛亥太原起義的黃國良撤去旅長之職,後又把他趕出山西。又將曾利用來聯絡袁世凱的晉南鎮使董崇仁撤職。繼而逼令曾在閻出走包頭時出過大力的晉北鎮守使孔庚交出軍權。閻錫山在藉故剷除異己的同時,把自己的親信都安插到軍隊之中。收回軍權後,他又策劃奪取行政權,唆使省議會和督軍團會議相繼趕走省長沈銘昌及繼任孫發緒,自己乘機兼任省長。閻錫山雖然奪取了山西軍政大權,但沒有北京政府的正式任命,總是不大放心。
於是,他便多方接近和討好當時的手握大權的國務總理段祺瑞。在“府院之爭”和張勛復辟中,他都站在段祺瑞一邊。因此,1917年張勛復辟失敗,段祺瑞重新上台後,段祺瑞政府任命閻錫山為山西省督軍兼省長。從此,山西的軍政大權就集中閻錫山的一身了。
閻錫山總攬軍政大權後,在山西實行政治擴張,提出“保境安民”的口號,實質是推行軍國主義式的“用民政治”,以武力加強對人民的統治。為了達到這一目的,他進行大規模的擴軍。
晉軍初建於1912年。當時閻錫山從包頭返回太原後,組建軍隊為一個師,師轄兩個旅,旅轄兩個團。另有直轄炮兵一個團,騎兵一個團。
徐竹青和閻錫山以及家人的合影徐竹青和閻錫山以及家人的合影
1914年,閻錫山派孔庚率部參加了袁世凱的“征蒙”行動。事平後孔庚師留駐包頭。由於孔庚原為吳祿貞的部下,且在部隊中不斷安插自己的親信,所以為閻錫山所不容,乃暗中操縱張培梅、張樹幟等發動兵變。
1914年6月1日夜,變兵幾十人闖入孔庚的辦公室、寢室,開槍射擊。孔庚藏於天花板上未被擊中,變兵搶劫後逃去。孔庚對此兵變不諳內情,亂殺官兵四十餘人。閻錫山以此兵變為口實,將孔師縮編為第十三混成旅,孔庚降為旅長。閻錫山將編餘士兵另組成第十二混成旅。不久,晉軍就擴編成三個混成旅。
1917年8月,閻錫山將所部與山西巡防營改編的警備隊,合併擴編為四個混成旅,轄十二個步兵團、四個炮兵營、一個機槍營,共有步、騎槍一萬餘支。為提高軍隊素質,1918年底,閻錫山又成立第九步兵團,專門培訓軍事幹部。半年後,該團被命名為學兵團,專收學生施以軍訓。又成立了四個在鄉軍人訓練連,分期分批輪訓全省壯丁,每期三個月,訓練後還鄉,隨時召征入伍。
閻錫山通過不斷擴軍,壯大軍事實力,鞏固了他在山西的統治,同時,使得晉系軍閥成為了北洋軍閥中舉足輕重的一股勢力。

統治方式

首先、閻錫山的思想,是中國傳統文化和實用主義的結合,其中摻雜著農民的現實和商人的勢利,在政治、軍事上,受日本影響較大,表現在軍國主義和發展實業上。
中原大戰前的馮蔣閻中原大戰前的馮蔣閻
一方面有經世致用,改革圖強的特點,另一方面也趨於保守世故,具有小農意識的弊端。閻錫山一生中堅持記日記和讀書,以“立德”、“立功”、“立言”來鼓勵自己,戒聲色犬馬,潛心研究學問,嚴格行為操守,在對“中”的哲學、社會建設、物勞分配都有創造性的建樹,特別是他自己撰寫的《閻府家訓》,系統的闡述了做人、做事之理,很有教育啟迪意義。閻錫山生逢亂世,難能可貴,是一個有思想的軍閥,這也是他能夠占據山西的一個重要原因。
其次、根據時局的變化適時的改變自己的戰略路線,是他一貫的準則。共產黨在經過長征戰略大轉移後,達到陝北,提出“東渡黃河”的計畫。倭寇入侵,國難當頭,“西安事變”,時局驟然變化,閻錫山及時調整戰略步驟,成立“犧盟會”,組建新軍,提供寬鬆的環境讓共產黨在山西合法的活動,“三個雞蛋上跳舞”,以制衡蔣介石與日本人。
第三、得益於山西這塊土地。它左山右河,自成表里,易守難攻;且地偏一隅,離開交通要衝,外部勢力很難進入,外界的影響也十分有限;關起門來,容易自成一統,具備建立獨立王國的天然基礎。同時,它位近京畿,有隨時可以切斷南北交通、向中央政府所在地伸手的便利。立於中央政府軟肋一側,政治上位置極其緊要。
第四、動盪不安,頭緒紛亂的民國政壇,台上人物頻繁更迭,忙於竊權竊位者,忙於爭地爭利者,既看不起貧瘠落後的山西,也沒有更多的力量顧及它的是非。這就給山西留下了相對自由發展的地。
晉系軍閥
第五、閻錫山提出了“存在就是真理”的哲學觀點。他說:“所謂真理就是指為人類謀幸福的道理,是客觀實際需要的真理。我們的組織是為了實現我們的主張的。我們主張的是人類謀幸福的道理,所以我們的組織就是代表人類的真理的。因此,我們說,我的存在就是真理,就是國家的、社會的、世界的真理。”由此出發,他提出“需要就是合法”。既然“存在就是真理,則存在上的需要,就一定合法”。
第六、閻錫山在掌握山西大權之後,並沒有像當時許多軍閥那樣,做搜刮地皮的蟊賊,當禍害百姓的蝗蟲,而是以極大的精力圖謀發展。“六政三事”也好,“省政十年建設計畫”也罷,都是其他軍閥不謀不做也難以做到的事情。山西的經濟社會都得到了較快的發展,老百姓也從中受益不少,這就使他的統治得到一個較為穩定的基礎,給他的軍事力量提供了充足的經濟保障。
第七、閻錫山十分重視意識形態,重視文化專制,重視組織構建,在對內籠絡和控制人心,對外韜光養晦以利用時機方面有他獨到的策略權術。他的算計精明,兩面三刀,左右逢源等表現,雖然從道德的層面,人們可以鄙棄或譴責,但在亂世取勝的軍事和政治中,其重要作用則是不可忽視的。

評價

1930年美國《時代雜誌》記述:“作為山西省的‘模範督軍’,閻實際上聳立在一個獨立王國之中——處於各軍閥的包圍之中。儘管目前晉西南地區還存在糧食短缺,但閻為1100萬人帶來了繁榮,在中國,他們最富裕,因而使他顯得出類拔萃。閻的嗜好不是女人鴉片,甚至也不是金錢,而是優質的道路、紡織、防禦部隊、維持秩序的警察,發展優良的牛、馬、耕具、家禽、肥料——所有能為他的鄉親直接帶來好處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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