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地利經濟學派(奧地利學派):學派介紹,背景,奠基人,思想敵人,研究內容,主要貢獻

奧地利經濟學派是近代邊際效用學派中最主要的一個學派。它產生於19世紀70年代，流行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因其創始人門格爾和繼承者維塞爾、龐巴維克都是奧地利人，都是維也納大學教授，都用邊際效用的個人消費心理來建立其理論體系，所以也被稱為維也納學派或心理學派。

基本介紹

中文名：奧地利經濟學派
外文名：Austrian School
屬於：近代邊際效用學派
產生於：19世紀70年代
創始人：門格爾

學派介紹,背景,奠基人,思想敵人,研究內容,主要貢獻,後期發展,現狀,

學派介紹

一般認為，奧地利經濟學派的形成始於1871年卡爾·門格爾（Carl Menger）《經濟學原理》的發表。當時還是個公務員的門格爾也因此書而成為維也納大學的一名青年教師。經擔任數年魯道夫（Rudolph）王儲的私人教師和旅伴後，他被任命為維也納大學的教授。兩位更年輕的經濟學家，歐根·馮·龐巴維克（Eugen von Bǒhm-Bawerk）和弗里德里克·馮·維塞爾（Friedrich von Wieser）雖非門格爾的學生，卻成為門格爾這本成名之作新觀點的熱情支持者。在19世紀80年代，由於這兩位追隨者和門格爾一些學生不遺餘力寫作，特別是由於門格爾本人發表了一本有關方法論的著作，門格爾及其追隨者的觀點引起了國際經濟學界的重視。至此，奧地利學派已成為一個公認的實體。龐巴維克和維塞爾的一些著作被譯成了英語；1890年《美國政治及社會科學學會年刊》的編輯們一再要求龐巴維克撰文闡述這一新學派的思想。

背景

學派簡介

奧地利經濟學派（英語：Austrian School）是一種堅持方法論的個人主義的經濟學派，源自19世紀末的奧地利，延續至20世紀的美國等地，代表人物包括了卡爾·門格爾、弗里德里希·馮·維塞爾、歐根·馮·龐巴維克、路德維希·馮·米塞斯、弗里德里希·奧古斯特·馮·哈耶克、穆瑞·牛頓·羅斯巴德和漢斯-赫爾曼·霍普等人。

奧地利經濟學派的研究方式和英國的古典經濟學相同。也因此，奧地利經濟學派的研究方法可以視為是延續了15世紀以來的經濟思想，包含了大衛·休謨、亞當·斯密、大衛·李嘉圖、弗雷德里克·巴斯夏等主要的經濟學家。奧地利經濟學派認為，只有在邏輯上出自於人類行為原則的經濟理論才是真實的。這種理論的正式名稱是人類行為學（praxeology），而奧地利經濟學派長期以來便提倡一種從這種理論所衍生的解釋方式。人類行為學的方法使得經濟學家們能以此探索適用於所有人類的經濟規律，而奧地利經濟學派的解釋方式則可以用於針對特定的歷史時期進行研究。

奧地利經濟學派所採用的亞里斯多德派/邏輯實證主義研究方式與目前主流的新古典主義所採用的柏拉圖主義/理性主義不同，也與德國的經濟歷史學派所採用的歷史決定論（Historicism）不同。雖然人類行為學的研究方式與現代大多數經濟學家採用的方式都不同，奧地利經濟學派的理論往往極具爭議性，而且也與主流的新古典主義理論不同，同時奧地利經濟學派也徹底反對凱恩斯的理論和政策。奧地利經濟學派的影響力相當廣泛，他們強調經濟的生產階段，並且質疑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的行為理論基礎。

由於許多奧地利經濟學派所主張的政策都要求政府減少管制、保護私人財產、並捍衛個人自由，因此，主張自由放任的自由主義、自由意志主義、和客觀主義團體都經常引用奧地利學派思想家的作品。

產生背景

古典經濟學專注的主要是價值的交換理論，在19世紀後期也開始專注“邊緣的”成本和價值概念（參見邊際主義）。卡爾·門格爾在1871年所出版的《Principles of Economics》一書成為醞釀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的重要作品之一。在邊際主義有著極大影響力的同時，也出現了一種特別集中於門格爾的思想發展的學派，被稱為“奧地利學派”，因為該派有多名學者執教於維也納大學，所以又稱“維也納學派”，因為著重於從主觀的心理以及效用分析的角度解釋經濟學，又被稱為“心理學派”。

奧地利學派起源於維也納，而學派的名稱則起源於當時同為德語世界中的奧地利經濟學家與德國的經濟歷史學派的經濟學家關於經濟學方法論的辯論，在辯論中奧地利人主張古典經濟學著重於邏輯高於觀察，而德國人則嘲笑他們為“奧地利學派”以突顯他們遠離了當時德國的主流思想，並且也是嘲笑他們的思想僅屬於地區省份的層次（當時普魯士統一了除了奧地利之外德語地區，成立了德意志帝國，所以視奧地利為一個分離的地區省份）。

主要代表作

門格爾的《國民經濟學原理》（1871），維塞爾的《自然價值》（1889），龐巴維克《資本與資本利息》中的第一卷《資本利息理論的歷史和批判》（1884）、第二卷《資本實證論》（1889）；此外，龐巴維克的《馬克思體系的終結》（1896）也有較大的社會影響。

奠基人

經濟思想史

在經濟思想史上，門格爾1871年的著作與傑文斯（Jevons）1871年發表的《政治經濟學理論》和瓦爾拉（Walras）1874年發表的《純政治經濟學要義》，都被認為是“邊際革命”的主要組成部分。在多數情況下，思想史學家所強調的，是門格爾著作中與傑文斯和瓦爾拉斯相同的一些特徵。隨後W·賈菲（W.Jaffé，1976年）的論文發表後，學術界的注意力開始轉向門格爾思想中與他同代人不同之處。一系列最新的研究，如W·格拉斯爾（W.Grassl）和B·史密斯（B.Smith），（1986年），則將門格爾及早期奧地利經濟學家的獨特思想與19世紀後期奧地利更為廣闊的思潮和哲學思想聯繫起來了。

門格爾著作的鋒芒所向毫不含糊。他的《國民經濟學原理》著力於重建經濟科學的基礎，即在保留經濟學抽象與理論特色的同時，對價格提出一種與古典派學說截然相反的理解。古典派經濟學家們認為，價值受以往資源成本的支配；門格爾則認為，價值是對今後滿足消費者需要的實用性的判斷。門格爾的著作雖是奉獻給德國和奧地利說德語的學術界的，但它在方法、風格乃至本質上，都與當時德國各大學的研究大相逕庭。後者的研究雖也尖銳批評古典經濟學，但它抨擊的是其理論特徵，其主張主要是歷史分析的研究方法。在門格爾著作發表時，以古斯塔夫·施穆勒（Gustav Schmoller）為首的新歷史學派正開始取代以羅雪爾（Rosoher）、克尼斯（Knies）和希爾德布蘭德（Hildebrand）為首的舊歷史學派。年方31歲的奧地利公務員門格爾顯得小心翼翼，儘量不與德國經濟學界衝撞。事實上，他以“恭敬之心”將《原理》一書題獻給羅雪爾，並“作為一個奧地利夥伴的友好問候以及作為對德國慷慨恩賜我們奧地利人以科學啟迪的菲薄報答……”（門格爾，1871年，前言）。門格爾顯然希望人們會認為他的理論創新證實了德國學者從歷史研究中得出的結論，獻出一種新的經濟學以取代備受懷疑的英國正統古典學說。但門格爾注定要大失所望。德國經濟學家對他的著作不屑一顧。即便一些德語學術刊物注意到它，也是或被完全曲解，或被一筆帶過。在《原理》出版後整整10年中，門格爾完全是孤立的；當時不存在什麼奧地利“學派”。19世紀80年代，當龐巴維克和維塞爾熱情洋溢的著作開始問世時，這一新學說雖被冠以“奧地利學派”的稱號，但與其說是一種尊稱，倒不如說是傲慢的德國經濟學家對它的蔑視（L·米塞斯（L．Mises），1969年，第40頁）。在門格爾發表了有關方法論的著作（門格爾，1883年），向歷史分析研究法提出挑戰後，奧、德學者間的裂痕大大加深了。門格爾1871年的著作在德國受到冷遇，這使他確信只有正面抨擊歷史學派才能拯救德國經濟學，他顯然是為此而撰寫此書的。此書引起的激烈的方法論之爭，通常（但不總是，參見博斯塔夫（Bostaph，1978年）被經濟史學家們認為是學術精力的可悲浪費。然而，這次惡言相交的學術論戰肯定有助於國際經濟學界注意到奧地利學派的存在，並把他們視為一夥赤誠的經濟學家，他們提出了大量令人振奮的理論觀點，補充和加強了新生的邊際主義文獻，深刻地修正了當時仍占統治地位的古典價值理論。龐巴維克、維塞爾、J·科摩琴斯基（J.Komorzynski）和R·朱克坎德（R.Zuckerkand）等人的著作，詳盡闡述或探討了門格爾在價值、成本與價格方面的核心思想和主觀主義觀點。V·馬塔亞（V.Mataja）、格羅斯（Gross）、薩克斯（Sax）以及R·邁耶（R.Meyer）等人，則提供了有關純利潤理論及其在財政理論上套用的著作。維也納大學教授E·菲利波維奇（E.Philippovich）雖然較為讚賞德國學派的貢獻，但他廣為使用的教科書在講德語的學生中起到了傳播奧地利學派邊際效用理論的重要作用。

門格爾的著作被龐巴維克等人所追隨。當奧地利的經濟學家們以經濟計算問題針對社會主義的經濟理論進行批評時，他們逐漸發展為一個獨立的學派，由路德維希·馮·米塞斯和弗里德里克·哈耶克代表了奧地利人的位置，他們主張如果沒有貨幣價格或私人財產的存在，正確的經濟計算是不可能達成的。奧地利學派成為了第一批有系統的批判馬克思主義學派的自由主義經濟學家。這有一部分也是源自於奧地利經濟學家對於德國經濟歷史學派的黑格爾理論的反駁。雖然許多馬克思主義者試圖將奧地利學派形容為“資產階級”對於馬克思理論的反動，但這種說法是極具爭議性的，因為門格爾寫下《Principles of Economics》一書的時間幾乎就和馬克思完成資本論一書的時間一致。奧地利經濟學派是第一個敢於直接對抗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派，而兩種學派研究議題也都聚焦於貨幣、資本、商業周期、和經濟過程等議題。龐巴維克在1880年代和1890年代寫下了大量批判馬克思的著作，而幾名突出的馬克思主義者也在1905年-1906年之間參加了龐巴維克主持的大學研討班。相較之下，古典經濟學家很少對於這些議題感興趣，而且之中許多人對於馬克思的理論也不熟悉，要直到進入20世紀才開始轉變。

在阿道夫·希特勒掌權後，奧地利學派便不再聚集於奧地利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奧地利經濟學派被大多數經濟學家所否定，主要是因為奧地利學派反對以觀察的方式研究。它的名聲藉由弗里德里克·哈耶克等人逐漸提升—尤其是在哈耶克贏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後。不過，奧地利學派在當今依然屬於少數派的立場。

奧地利學派可以被分為兩種走向，一種是以哈耶克為主，在懷疑許多新古典主義概念的同時，卻也會接受新古典主義的經濟公式。另一種則是以路德維希·馮·米塞斯為主，試圖尋找不同的經濟公式。奧地利學派與新古典主義理論的主要差異是在於消費需求低落的可能性上，新古典主義認為這是可能發生的，而米塞斯則指出這在實踐上不可能觀察到，米塞斯和其學生主張功利的作用是序數的—而非基數，換句話說，一個人只有可能對他的需求進行先後的順序排列，而不可能測量這些需求的數字大小。最後，米塞斯的理論和其他奧地利學派在風險評估的方式上也有些許不同。

另一個經常被忽略的部分是奧地利學派對於凱恩斯總量經濟學的影響。當倫敦政治經濟學院邀請哈耶克和其他“歐洲大陸”的經濟學家前去授課時，他們的英國學生都“逃走了”，拒絕加入奧地利學派的行列。但他們的許多概念，尤其是在資本的價值和其重要性上，最後影響了許多凱恩斯經濟學家如約翰·希克斯等人的著作。美國聯邦儲備系統的前任局長阿倫·格林斯潘在2000年談及奧地利學派時如此說道：“奧地利學派的影響相當深遠，他們的大多數理論都被實踐了且產生深切的影響，而在我看來，他們或許對於這個國家（美國）的主流經濟思想有著不可逆轉的影響。”格林斯潘也稱他曾經參加過路德維希·馮·米塞斯主持的研討班。

強調邊際主義

與傑文斯及瓦爾拉斯的研究方法一樣，早期奧地利學派的學者對價值和價格理論的貢獻，既強調邊際主義，又強調效用。但一些重大的差別使奧地利學派的理論與其他早期邊際主義理論分道揚鑣。奧地利學派沒有試圖用數學方法表達他們的學說，因此，他們的邊際概念與傑文斯和瓦爾拉斯的多少有點差別。對後者和後來的個體經濟學理論家來說，一個變數的邊際價值是指“整個”變數的瞬間變化率。但奧地利學派的學者卻故意採用了離散變數（K·門格爾（K．Menger），1973年）。更重要的是，邊際效用概念及其遞減的觀念對奧地利學者來說並不是指心理滿足本身，而是這類滿足依次的邊際“評定”（麥克庫洛赫（McCulloch，1977年）。總之，正如E·施特賴斯勒（E.Streissler，1972年）所極力主張的，對奧地利學派來說，“邊際效用”中重要的不是前面的形容詞（邊際的），而是後面的名詞（效用）。門格爾認為，他的理論顯示了主觀的“效用”考慮，在決定經濟價值時，起到了獨特的作用。價值並非如馬歇爾經濟學“剪刀理論”所描述的由主觀的（效用）和客觀的（有形成本）考慮“共同”決定的，而是由消費者行為（在既定的現有商品和（或）生產可能性的框架內起作用）“單獨”決定的。對於門格爾，尤其是對於維塞爾（他的名字常與這方面的觀點緊密聯繫在一起），成本只是一種為了獲得更高的偏好效用而被有意犧牲的預期效用。在其他邊際主義理論發展過程中，人們幾乎化了整整20年才認清邊際效用價值理論直接表明了邊際生產力分配理論，而門格爾至少能立即覺察這一本質。他的“訂貨率較高”（higher-order）商品理論強調了生產要素部門的經濟特徵和價值是如何完全地從消費者對消費品的評價中得出的，而訂貨率較高的商品最終將促使消費品的出現。龐巴維克的貢獻不僅闡發和傳播了門格爾的基本主觀價值論，最傑出的還是他的資本與利息的理論。在學術生涯早期，他發表了一部學術史上的巨著（龐巴維克，1884年），對以前所有的利息（或“剩餘價值”或“正常利潤”）理論作了包羅萬象的評論。數年之後，他又發表了另一著作（龐巴維克，1889年），闡述了他自己的學說。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奧地利學派的聲望至少部分來自這些著作。我們下面將會看到，一些後來的和當代的作者（如希克斯（Hicks），1973年；費伯（Faber），1979年；和豪斯曼（Hausman），1981年）都確信，龐巴維克的這些觀點構成了奧地利學派的不朽貢獻。另一些學者從門格爾反覆受到的批評（熊彼特（Schumpeter），1954年，第 847頁注　8）中得到提示，認為龐巴維克的資本與利息理論偏離了門格爾濫觴的奧地利學派傳統核心，甚至與之有些矛盾（拉赫曼（Lachmann），1977年，第27章）。不過．龐巴維克本人指出，他的資本與利息理論是基本主觀價值論無懈可擊的延伸。在消費者和生產者決策的分析中引進了時間因素後，龐巴維克發現有可能對利息現象作出解釋。由於生產要耗費時間，由於精於計算的人總是有序地選擇較早的收益而不是（本質相同的）較晚的收益，因此耗費資本的生產過程（即便將競爭的銷蝕力量考慮在內）總是會將一部分現行產出讓與先期就對耗時與迂迴的生產過程作出投入的那些人。

思想敵人

1903年，門格爾從維也納大學的教授職位上退了下來，由維塞爾繼承。人們公正地稱：　“（維塞爾是）奧地利學派的中間人物：時間上處於中間，他所闡發的觀點處於中間，他的才力也處於中間。換句話說，他既不是最傑出的天才，也不是要提到才能想起的人。……他有著最長的教學經歷……”（見施特賴斯勒，1986年）。在一次世界大戰前，龐巴維克已是奧地利學派的傑出代表，而且主要是因為他的著作，經濟學家把奧地利學派看成典型的經濟學家和科學經濟學的貢獻者（N·布哈林（N.Bukharin），1914年）。龐巴維克不僅提出自己的理論來解釋利息剩餘，使資本家的這一收入失去了任何剝削性，而且還有力地和無情地駁斥了馬克思主義的剩餘理論。在1884年著作中，他系統地套用了奧地利學派的主觀價值論，對馬克思主義剝削理論基礎的勞動學說進行了致命的批判。10年後，他耐心地但又無情地和毫不妥協地詳細闡述了這一批判，剖析了那個斷言，即馬克思逝世後出版的《資本論》第3卷與構成第1卷基礎的簡單勞動學說是一致的。馬克思主義和奧地利學派之間的這種緊張關係一直持續到1920—1940年的大戰間年代，當時，奧地利學派的第三、四代傳人米塞斯和哈耶克（Hayek）還與經濟學家就中央計畫經濟中的經濟計算問題進行爭論。

闡述者

維塞爾是門格爾價值理論的早期和多產的闡述者。他有關經濟學的綜合性論著總結了他畢生的貢獻。（維塞爾：1914年）。該著作被一些人（但肯定不是所有人）讚譽為重要的成就。哈耶克（1968年）把這篇論著看成是個人成就，不是奧地利學派代表作。在第一次大戰前的10年裡，龐巴維克的學術討論會（他當了幾年奧地利財政部長後重新投入學術生涯時開始主持的）才是奧地利學派著名的學術中心。參加這個討論會，此後成為著名經濟學家的有約瑟夫·A·熊彼特和路德維希·馮·米塞斯，這兩位在戰前就發表了著作（熊彼特，1908年、米塞斯，1912年）。

1982年，路德維希·馮·米塞斯研究所成立，成為研究和推廣自由主義以及奧地利學派的機構。

研究內容

社會是個人的集合

奧地利經濟學派反對德國歷史學派否定抽象演繹的方法，以及否定理論經濟學和一般規律的錯誤態度，也反對英國古典學派及其庸俗追隨者的價值論和分配論，特別是反對李嘉圖的勞動價值論。它認為社會是個人的集合，個人的經濟活動是國民經濟的縮影。通過對個人經濟活動的演繹、推理就足以說明錯綜複雜的現實經濟現象。奧地利經濟學派把社會現實關係中的“經濟人”，抽象還原為追求消費欲望之滿足的孤立個人；把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從人與人之間的生產關係，改變為研究人與物的關係，研究消費者對消費品的主觀評價，把政治經濟學變成主觀主義的個人消費心理學。

主觀價值論

奧地利經濟學派的理論核心是主觀價值論，即邊際效用價值論。與薩伊等人的“效用價值論”不同，邊際效用價值論認為：一件東西要有價值，除有效用之外，還必須“稀少”，即數量有限。以致它的得、失成為物主快樂或痛苦所必不可少的條件。

舉例說明

例如一杯水對於河邊的人而言，倒掉也毫不在乎，這時，這杯水只有效用而無價值；但對沙漠旅行者而言，水壺中剩下的最後一杯水，有了它如獲甘泉玉器，沒有它則不勝口渴的痛苦，於是這杯水就有了很高的價值；或者就像門格爾所指出的，無論一顆鑽石是偶然發現的還是使用一千天的勞動在鑽石礦中開採取得的，這與鑽石的價值毫不相關。奧地利學派承認這是主觀價值，並認為經濟學上講的價值就應該只指這種主觀價值，市場價格無非是根據這種主觀價值所作的估價而形成的。

分配理論

奧地利經濟學派有各不相同的分配理論，門格爾認為勞動、資本和土地的收入是它們各自提供的效用的報酬；維塞爾則把它們當作補全財貸價值中各個組成要素的價值“歸屬”問題；龐巴維克則以現今財貨的邊際效用估價高於未來財貨的“時差利息論”解釋之。

邊際效用

奧地利經濟學派的邊際效用價值論和分配論，是同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和剩餘價值論針鋒相對的。它的主要論點有：價值是主觀的，是物對人的欲望滿足的重要性；價值的成因是效用加稀少性；價值量的大小也只取決於邊際效用的大小，與社會必要勞動無關；價值產生於消費領域，不是生產資料將其價值轉移予其產品，相反是產品價值賦予其生產資料以價值；資本和土地的收入，或是各自提供效用的報酬，或是產生於現今財貨與將來財貨的不同估價，與剝削勞動毫不相干。總之，奧地利學派全部否定了勞動在價值創造中的決定性作用。

主要貢獻

一些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的貢獻包括：

有關產品分配的理論，價格是由消費者對於產品的排序所決定的，而消費者排序最高的產品便會被加以生產。
強調研究選擇的重要性，研究時間是不可靠的。
在根本上反對以數學方式來研究經濟學，應該探索的是經濟的本質而非特定數量的經濟數字。這被視為是‘革命’性的理論，這種方式顛覆了以均衡和完全競爭為研究方式的主流新古典主義經濟學。
龐巴維克根據馬克思的轉形問題（Transformation problem）理論反過來質疑馬克思的勞動價值理論站不住腳。奧地利學派也認為資本家並不會剝削勞工，相反的，他們認為資本家給予勞工的薪資是高於勞工在生產過程中的勞動價值的。
龐巴維克的資本理論，主張資本密集度是和生產過程中的迂迴效果（Roundaboutness）相等的。
龐巴維克證明了邊際效用的法則，如同門格爾所公式化的一般，這必然等同了古典經濟學的成本法則。這個法則後來由路德維希·馮·米塞斯的一名學生喬治·瑞斯曼發展健全。
強調價值上的機會成本和保留需求，拒絕將供給視為是影響價值的獨立因素之一。
米塞斯和哈耶克對於商業周期的理論，認為經濟上的蕭條是由跨期決策（intertemporal）的生產結構—亦即政府的貨幣政策所設定的利率所造成的，因為這種結構違反了個人選擇的時間偏好。
哈耶克的跨期決策平衡（Intertemporal equilibrium）概念（約翰·希克斯將這個理論用在他所著的Value and Capital一書中，這本書大幅影響了二戰後的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發展）
米塞斯和哈耶克將價格視為是達成市場上的分散性知識（Dispersed knowledge）的媒介。
針對利率的時間偏好理論（time preference theory），以跨期選擇（Intertemporal choice）理論來解釋借方和貸方的時間選擇—而不是付給生產要素的價格。
強調在進行經濟決策上的不確定性，而非依賴於某個宣稱掌握了所有可能情況的“經濟人”或理性的決策者。事實上，完美的知識是不可能存在的，這意味著所有的經濟行動都存在著風險。
奧地利學派與馬克思學派之間的經濟計算理論之爭，奧地利學派認為馬克思學派是錯誤的，因為如果沒有貨幣的存在便不可能正確的計算生產中的機會成本，同樣的社會主義也不可能達成資本主義里的計算準確性。

後期發展

漢斯·邁耶1932年撰文批評“功能價格理論”，並提倡使用“遺傳因果”方法。這篇文章早就表明了在怎樣理解經濟學理論方面，奧地利學派與其他學派之間的差別。在此文中，邁耶批評價格均衡理論沒有解釋導致市場價格的行為“順序”。要理解這一順序，就必須理解構成這一順序的行為的最初原因。根據米塞斯和哈耶克後來撰寫的論著，有理由認為邁耶當時是一言中的，道出了奧地利學派思想中重要和與眾不同的含義。但是，在本世紀20年代，奧地利學者本身（和研究他們著作的人，如L·羅賓斯）似乎都忽略了這一點。看來，發生在兩次大戰間隔時期的那次著名論戰，即關於中央計畫經濟中經濟計算可能性的爭論，幫助哈耶克和米塞斯闡發了這一當時被忽略了的含義。仔細閱讀一下這次論戰的文獻就會發現，米塞斯和哈耶克也是在回擊他們的論敵——“主流”均衡派的論點時，闡明了奧地利學派在理解市場時強調過程、學習和發現（拉維（Lavie），1985年）。

米塞斯曾說過，經濟計算需要有價格提供指導；由於中央計畫經濟沒有生產要素市場，所以不可能利用要素價格來指導。奧斯卡·蘭格（OskarLange）和另一些學者反駁說，價格不一定僅指市場價格；由中央政府公布的被中央計畫國家經濟經營者作為“參數”的非市場價格（就和企業理論中生產者在完全競爭的要素和產品市場上把價格作為參數一樣），也可以指導經濟計算。在駁斥這種說法時，哈耶克闡發了他對競爭性市場過程的解釋，提出競爭性市場過程是利用分散信息的發現過程（見哈耶克，1949年，第2、4、5、7、8、9章）。在同一時期，米塞斯提出了基本相同的市場過程特徵（他沒有像哈耶克那樣強調知識的作用，而是強調了在開放的不穩定的世界中企業家的行為（參見米塞斯，1940年和1949年）。根據米塞斯—哈耶克對市場過程理論的發展（並且承認這些發展揭示了早期奧地利學派傳統理論中隱含的思想。見：柯茲納（Kirzner），1985年，及賈菲，1976年），我們有理由在馬克盧普提出的奧地利學派傳統觀點後面再加上下述幾條：（7）市場（和競爭）是學習和發現過程；（8）個人決策是在不穩定環境中的一種選擇行為（此處認定有關選擇機會也是決策的一部分）。上述兩個觀點在奧地利學派的傳統中得到了發展，並成為由米塞斯和哈耶克的著述而引起的對奧地利學派傳統學說再度重視的中心問題。在近幾十年中，美國學者再度重視該學派的傳統學說。

現狀

多變發展

由於 1930年以後奧地利學派歷史上這些多變的發展，奧地利學派經濟學一詞在經濟學討論中存在著一些不同的含義。其中一些含義至少是部分重選的，另一些則至少是部分矛盾的。為了理清楚這些不同的理解，列舉80年代賦予“奧地利學派經濟學”的一些不同含義，不無裨益。

歷史名稱

對許多經濟學家來說，“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嚴格地講，只是個歷史名稱。按此理解，奧地利學派只存在至30年代早期，以後，部分被個體經濟學主流所吸收，部分為凱恩斯的總量經濟學所取代。在很大程度上，今日的奧地利經濟學家也持有這種觀點。當今的奧地利經濟學家（和其他學者）完全了解早期奧地利學派，並引以自豪。晚近在奧地利舉行的幾次紀念大會和一些論著（希克斯和韋伯（Weber），1973年；萊塞（Leser），1986年）都證明了這一點。但他們都把自己看成是整個專業經濟學家群體的一份子。曾由門格爾、維塞爾和邁耶擔任過的教授職位，現由埃里克·施特賴斯勒繼承，他著作等身，學識淵博，深受奧地利學派傳統的影響，其論著涉及了奧地利學派的眾多方面及其代表人物（施特賴斯勒，1969年、1972年、1973年、1986年）。

定語

對有些經濟學家來說，“奧地利學派”是個定語，用來表達再度出現的對龐巴維克資本與利息學說的興趣。這種復興特彆強調生產的時間尺度和生產率的迂迴性。曾為此著書立說的學者有希克斯（1973年）伯恩霍爾茨（Bernholz，1971年、1973年）、費伯（Faber，1979年〕和奧洛塞爾（Orosel，1981年）。這一派觀點認為，“奧地利學派”一詞與一般的門格爾主觀主義傳統不相干（如前述，該傳統對龐巴維克的理論有所保留）。

自由思想

對於其他經濟學家（和非經濟學家）來說，“奧地利學派經濟學”與其說是一種獨特的方法論或特殊的經濟學，倒不如說是政治和社會學說中的自由思想。這類觀察者認為，20世紀80年代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意味著崇尚自由市場。馬克盧普（1982年）注意到（並部分贊同）對“奧地利學派”作如是觀。他認為這主要是由於米塞斯論著的影響。米塞斯以鼓吹市場起因說而出名，同時他是無可爭辯的奧地利學派學者。因此，他支持不受干預的市場經濟的強硬政策主張，很自然地被認為是現代奧地利學派的核心思想。米塞斯在美國的主要追隨者默里·N·羅斯巴德（Murray N.Rothbard）的論著加強了這一看法，他也竭力主張和鼓吹自由主義。但是，另一些觀察者會對如此定性奧地利學派提出疑問。雖然如前面提到的那樣，奧地利學派的早期論著被認為是與馬克思學派思想尖銳對立的，但總的來說該學派保持一種超政治的姿態。在該學派的奠基人中，維塞爾事實上明確贊同德國歷史學派提出的干預主義的結論（維塞爾，1914年，第490頁）。雖然米塞斯和哈耶克對社會主義經濟中的效率公然提出懷疑，他們也強調他們經濟學的無價值（Wertfrei）特點。他們都認為，他們在政策方面的自由市場主張與信奉奧地利學派有聯繫，但並不是該學派的核心思想。

奧地利學派經濟學

對於經濟學界的許多人來說，“奧地利學派經濟學”自1970年前後起，指的是對卡爾·門格爾以及早期奧地利學派思想，尤其是經米塞斯和哈耶克發展的那些思想再度出現的興趣。這種興趣主要出現在美國，一些美國經濟學家發表了數量可觀的論著，主要包括默里·N·羅斯巴德（1962年）、伊斯雷爾·何茲納（IsraelKirzner，1973年）、傑拉爾德·P·奧德里斯科爾（GeraldP.O'Driscoll，1977年、1985年）、馬里奧·J·里佐（MarioJ.Rizzo，1985年）以及羅傑·W·加里森（RogerW.Garrison，1978年、1982年、1985年）的著作。這一派的目標是突出奧地利學派關於市場是一種過程的解釋與主導現代經濟學的均衡理論的不同之處。其結果是，“奧地利學派經濟學”一詞常常被理解為只有部分是準確的（見懷特（White），1979年，第9頁），拒不採用現代數學和經濟計量技術。而規範經濟學則主要因均衡為方向而廣泛採用這些技術。現代奧地利學派中的這批經濟學家（有時被稱為新奧地利學派），確自認為早期傳統的繼承者。他們和主流新古典經濟學一樣讚賞市場有秩序的結果，但在理解這種結果實際是怎樣取得時，又與新古典主義有分歧。正是由於這批學者的努力，早期奧地利學派的許多著作的原文和譯文得到再版，在經濟學界內外吸引了大批讀者。

個體經濟學理論

另外，還有一種與上述看法稍有關係的含義也被人與“奧地利學派經濟學”聯繫起來了。這一觀點強調經濟決策的環境是極不確定的，因而它在一定程度上實際拒絕了許多已被接受的個體經濟學理論。路德維格·拉赫曼，（1976年）指出，G·L·沙克爾（G.L.S.Shackle）的論著在這方面是奧地利學派（尤其是米塞斯的）主觀主義最為忠實的發展。拉赫曼本人的論著（1973年、1977年、1986年）也順著這條思想強調了個人選擇和市場結果的不確定性。

這種思路意味著，對系統理論研究結論所可能具有的重要普遍意義持嚴重的懷疑。因而，“奧地利學派經濟學”的這一涵義便在一定程度上把它和贊同歷史學派和制度學派研究方法的立場聯繫了起來。鑒於早期奧地利學派以反對這兩種研究方法而聞名，可以想像，這種聯繫被許多觀察家（尤其是主張繼承奧地利經濟學派主要傳統的學者）認為是一種諷刺，甚或是荒謬的。

奧地利經濟學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