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連姓

姓氏來歷：1.源於匈奴族，出自漢朝時期匈奴分支高車族大連部。2.源於羋姓，出自東晉朝時期將領劉隗。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大連姓
• 外文名：DaLianXing
• 大連姓：百家姓中的一種

基本介紹

大連[大連，讀音作dà lián(ㄉㄚˋ ㄌㄧㄢˊ)]

姓氏淵源

第一個淵源

源於匈奴族，出自漢朝時期匈奴分支高車族大連部，屬於以部落名稱漢化為氏。高車民族，是古東胡民族之匈奴族的一個分支，大體與匈奴族相同，但又有差異。在漢朝末期、十六國、至隋、唐時期，高車民族又被稱作敕勒族、丁零族，屬於典型的北方遊牧民族。

北魏太和年間，高車分部而立，阿伏至羅部居北，窮奇部在南。不久，高車大可汗窮奇被大月氏人的後裔嚈噠(白匈奴)所殺，並擄其子彌俄突等，其部眾因此而分化，或奔附北魏政權，或投靠柔然部族。投奔北魏政權的一部分高車民族，在北魏孝文帝元宏太和十四年(公元463年)被安置在高平鎮(今寧夏固原)，沒有詳實的人數記載。當時北魏王朝曾與嚈噠、波斯互相通使，兩國使者來洛陽朝貢達數十次。這種文化上的往來，將一部分高車民族通過歸附的方式徒置融匯於華夏民族中。在高車民族中有十三著姓，即泣伏利氏、吐盧氏、乙旃氏、大連氏、窟賀氏、達薄氏、阿侖氏、莫允氏、俟分氏、副伏羅氏、乞袁氏、右叔沛氏、斛律氏。

這些高車民族的氏族部落，後多融入漢族、突厥族、鮮卑族等。大連氏部落，相傳為古賢人大連的後代，屬於比較早就歸附於鮮卑拓跋部的北魏政權之中者，漢化為單姓連氏，最終成為漢族連氏之一。

第二個淵源

源於羋姓，出自東晉朝時期將領劉隗，屬於以先祖名字為氏。劉隗，公元273～333年，是楚元王劉交之後裔，字大連，彭城人(今江蘇徐州)。是東晉王朝的著名大臣、將領。楚元王劉交，是漢高祖劉邦的同母少弟。劉隗的父親劉砥，曾為晉朝東光縣令。劉隗起家於秘書郎，後遷冠軍將軍、彭城內史，晉元帝司馬睿即位後以劉隗為丞相司直。他為官剛正，不畏權貴，曾先後上書彈劾戴淵、王籍之、周顗、梁龕等人，為淳于伯申冤鳴屈，迫右將軍王導引咎辭職。後升遷侍中，封都鄉侯。因此在晉元帝執政期間，劉隗與尚書令刁協同為晉元帝的心腹，旋遷丹陽尹，拜鎮北將軍，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軍事，率萬人鎮泗口(今江蘇淮陰)以抑制王敦。東晉永昌元年(公元322年)，王敦以討伐劉隗為名發動叛亂，攻占建康(今江蘇南京)，他被迫投奔石勒。

西晉末年，八王爭權，問鼎於中原。在這種形勢下，劉隗、刁協都極力謀求在政治上有所依託，以求晉身。刁協棄太常博士官，投奔成都王司馬穎，為平北司馬。後看到趙王司馬倫兵多勢眾，又棄司馬穎而投司馬倫，任相國參軍。趙王司馬倫敗後，他又轉奔長沙王司馬乂門下，為驃騎司馬。而當局勢朝著有利於東海王司馬越的方向發展時，他又投靠鎮守鄴城(今河北臨漳)的東嬴公司馬騰，被任為長史，遷潁川太守。東嬴公司馬騰敗死，刁協經過選擇，認為東海王司馬越系統的安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琅邪王司馬睿所轄的兩淮及江南地區比較穩定，既可安身立命，又有施展身手的餘地，遂避難渡江，被用為鎮東軍諮祭酒，轉長史。劉隗則因彭城恰好就在司馬睿的轄區之內，與司馬睿是上下級關係而交上了天時地利人和的好運，被司馬睿任為從事中郎。可是，刁協、劉隗所依附的卻是八王中的弱主。琅邪王司馬睿勢單力薄，完全有賴於以王導、王敦為代表的北方世族的扶植、擁戴才得以立足，成為晉元帝。王導內控朝政，王敦外居荊州重鎮，晉元帝不過是門閥世族控制的傀儡而已。故時有諺云：“王與馬，共天下。”形象生動地說明了當時主弱臣強的政治狀況。對此，不僅晉元帝十分不滿，而且家族勢力不強的劉隗、刁協也感到自身政治地位的鞏固受到直接威脅。所以，晉元帝不甘寂寞，從移鎮建鄴(今江蘇南京)開始，就有意重用刁協和劉隗，引二人為自己的親信；刁協、劉隗二人在別無選擇的情況下，也盡心悉力，志在扶植皇權，以期蒙被顯貴。刁協因為曾任太常博士，久在中朝，熟悉封建禮儀制度。所以他在東晉皇朝創立初期，被委以創立憲章的重任。當時，朝臣中很少有人熟悉過去的禮儀制度，刁協排除各種困難，在較短的時間內，經過反覆修改補充，終於制定了一整套封建典章禮儀制度。它的建立，對於明尊卑、辨貴賤、別等級、防僭越、崇皇權、抑權臣具有一定作用。晉元帝因此更加器重刁協，拜其為尚書左僕射。東晉建武二年(公元318年)，刁協遷尚書令，又加金紫光祿大夫。劉隗則善於探求晉元帝的旨意，並憑藉他兼通文史、習於政務的長處，往往能夠在晉元帝尚未發話時就滿足他的願望，故晉元帝將劉隗視為十分稱心得力的心腹。晉元帝對王導的鎮之以靜、“寧使網漏吞舟”的扶植縱容門閥勢力的政策深為反感，一反“本諸家傳禮來久”的儒學家族傳統，而“用申韓以救世”，奉行“以法御下”的方針。而劉隗為人耿直，不畏權勢，又對晉元帝忠心無貳，故晉元帝以劉隗為丞相司直，後又轉為御史中丞，委以刑憲。劉隗忠實地執行“以法御下”的方針，堅持排抑豪強，不避權貴的原則，對違反封建禮教、不遵法度和上侵皇權的行為堅決地予以舉劾。護軍將軍戴若思也是晉元帝的親信，但他擅自讓府將篡取軍士，劉隗奏免戴若思官。大族士人王籍之居叔母喪而結婚，以孝友著稱的東閤祭酒顏含居叔父喪而嫁女，劉隗都不留情面地予以奏劾。

東晉初期，在王導“寧使網漏吞舟”政策的保護下，貨賂公行，吏治腐敗。劉隗力圖予以糾正。丞相行參軍宋挺是揚州刺史劉陶的門生，劉陶死後，他強娶劉陶愛妾為妻，又盜竊官布六百餘匹，本應棄市，遇赦而免予追究。不久奮武將軍、太山太守阮抗想要召宋挺為長史。劉隗得知此事，認為宋挺霸占舉主劉陶之妻，違背三綱之義，有悖人倫之序，而且尚貪贓枉法，雖遇赦免死，但應除名，禁錮終身並發配邊境充兵；對於明知宋挺贓污亂倫，卻仍欲舉薦為官的阮抗，則應給予免官和下獄治罪的處分。晉元帝雖表示贊同，但因宋挺已經病亡而不想再追究。劉隗據理力爭，認為為了作法垂於後世，整肅風紀，必須堅持原判，並班下遠近，使人人皆知。晉元帝同意了他的意見。劉隗法不阿貴，不畏強御，他將矛頭直指當權的門閥世族。汝南周顗，是東晉政權的台輔重臣，權勢頗重。有一次，廬江太守梁龕居喪請客，周顗與三十多人赴宴。劉隗奏免梁龕官，削侯爵，以明喪服之禮；周顗等人則明知梁龕居喪而仍然赴宴，宜各給予剝奪一個月俸祿的處分，以肅其違。晉元帝從之。而後，周顗的弟弟周嵩不能奉法，擅自砍傷門生二人，又砍傷前來糾察的建康左尉。劉隗因此再次彈劾周顗，周顗坐免官。對於權傾朝野的琅邪王氏家族，劉隗也不留情面。南中郎將王含以族強顯貴，驕傲自恣。一次，他辟召僚佐和地方守令二十多人，多是佞幸心腹，才不堪任。劉隗劾奏，只是因晉元帝畏於王導，此案才被按下而未審理。但是，劉隗並未因此氣餒。當時，“用法不及權貴”之弊十分嚴重，執法不公，用法不嚴，故有“延尉獄，平如砥，有錢生，無錢死”的民諺。建興中，丞相王導府中的督運令史淳于伯被冤殺。劉隗為其申理冤情，指責具體負責此案的從事中郎周顗、法曹參軍劉胤等人刑殺失於公允，不能勝任其職，請皆免官。其矛頭直指周顗等人的後台王導。王導被迫上疏引咎，請求辭職，不過晉元帝未接受其辭呈。刁協雖不負責刑憲，但他性格倔強剛悍，不肯與當時門閥世族相沉浮，凡事都崇上抑下。他對優遊無事、貪污腐化、朋黨比奸、趨炎附勢的風氣深惡痛絕。他放達不羈，飲酒過量，常常借醉酒之機而指責辱罵公卿大臣。

刁協和劉隗對皇權的忠誠以及執行“以法御下”的堅決，使晉元帝對他們更加信任。太興初年，任命劉隗為侍中，又賜爵都鄉侯，不久代薛兼為丹楊尹。他雖不在中朝，但仍與尚書令刁協一起參予制定所謂“萬機秘密”，二人成為晉元帝不可缺少的左膀右臂。對此，極力想要專權擅政的門閥勢力極為不滿，他們對劉隗、刁協二人莫不側目以視，一方面將“以法御下”的政策比之為“刻碎之政”，一方面則對劉、刁二人進行直接的人身攻擊，說他們是佞幸小人。如汝南周嵩曾被劉隗舉劾，對隗恨之入骨，以至於仇及刁協。他的哥哥吏部尚書周顗曾在尚書省內當值，夜裡突然發病，十分危險。刁協正好在場，馬上採取措施予以醫治，百般照料。到天亮時，周顗病情有所好轉，刁協遂讓人通知周嵩。周嵩急忙趕來，刁協見到他，哭泣著述說周顗晚上病危的狀況。而周嵩十分冷淡，揮手讓刁協走。刁協走到戶外以讓其兄弟敘談。周嵩看到周顗，連病情都沒問就說：“你在中原時曾與和嶠齊名，現在怎么能與佞幸小人刁協有交情。”說完便揚長而去。周嵩將刁協、劉隗比成佞幸，是對晉元帝疏遠和排抑南北世族勢力表示不滿。他曾上疏晉元帝，力諫切勿疏遠王導，重用刁協、劉隗。在奏疏中，他把王導比作諸葛亮，認為晉元帝“以危為安，以疏易親，放逐舊德，以佞為賢。”晉元帝沒有理睬他的意見。至於王導，由於自己是“以法御下”政策的首要目標，自然不便對刁協、劉隗進行直接人身攻擊，但他對刁協、劉隗二人的仇視卻往往不由自主地溢於言表。他聲稱為政不應“采聽風聞，以察察為政”。而當他對當朝人物進行品評時，卻說：“刁玄亮之察察，戴若思之岩岩，卞望之(壼)之峰距”。評價刁協為人“察察”，實是貶斥而非讚譽。劉隗、刁協既然將其命運繫於皇權，所以毫不在乎來自門閥勢力的種種非議和反對，繼續在晉元帝的支持下，採取了一系列弱枝強幹的措施，從而使得皇權與門閥世族之間的矛盾日益表面化。

東晉初年主弱臣強的重要原因，就在於門閥世族握有軍權，盤據外藩，司馬氏為代表的中央皇朝幾乎無兵可用。在握有強兵的諸家族中，以琅邪王氏為最盛。王敦都督江揚荊湘交廣六州軍事，居長江中上游重鎮，與內控建康朝權的王導遙相呼應，是威脅封建皇權的主要力量。王敦又因素有重名，有擁立之功，專任外藩，“手控強兵，群從貴顯，威權莫貳，遂欲專制朝廷，有問鼎之心”。因此，劉隗、刁協認識到，欲加強皇權，僅僅實行“以法御下”是不行的，還必須削弱乃至剝奪門閥世族的兵權。於是，劉隗以王敦威權過於強盛，終將成為禍亂之源為由，竭力勸說晉元帝司馬睿任用心腹為外藩方鎮長官，以收兵權。此議剛剛提出，恰好湘州刺史出現空缺。王敦為了擴大自己的權力範圍，立即表請以自己的親信、宣城內史吳興沈充為湘州刺史。湘州號稱南楚險國，據長江上游之勢，位於荊交廣三州交界處，是“用武之國”。控制湘州，對建康東晉朝廷來說，無疑等於在王敦勢力範圍內打進一個楔子。因此，晉元帝在劉隗、刁協等人的勸告下，未理會王敦的表請，而於東晉大興三年(公元320年)農曆12月，任命自己的從叔父左將軍譙王承為湘州刺史。可是，因湘州經動亂後荒殘困弊，加上譙王承本人將才不足、能力較低，故王敦雖心懷不滿，但對此也並無太大異議。他憑藉湘州位於自己的都督區內，既不給本來就沒有多少軍隊的湘州增加兵員，又不供給軍事器械，聽任譙王承之鎮湘州。主弱臣強的局面仍未有什麼實質性的變化。王敦知道朝廷不信任自己，就要求將部下在揚州的家屬接到荊州。其用意有二，一是如朝廷同意這一要求，則可收買人心，並可以防備來自建康的不虞；二是如朝廷拒絕，則可因此煽動將士對朝廷不滿，為起兵提供藉口。劉隗、刁協接到王敦的上表，認為王敦奸逆之心已經昭著，則一方面抗絕了王敦的要求，以期用王敦部下家屬為人質，牽制王敦以便儘可能地延緩他反叛的時間。另一方面，開始積極地著手建立一支由朝廷直接控制和指揮的新軍，以便在萬一王敦反叛的情況下，不至於因無兵可用而束手就擒。但在當時的軍戶制下，良人無當兵的義務，軍戶又多由門閥世族所把持，故建立新軍，必須要解決兵源問題。為解燃眉之急，尚書令建議徵發揚州諸郡的奴客為兵，以備征役。東晉大興四年(公元321年)農曆5月，晉元帝下詔發奴為兵。農曆7月，任命親信、尚書僕射戴若思為征西將軍、都督司兗豫並雍冀六州諸軍事、司州刺史，鎮合肥(今安徽合肥)；以丹楊尹劉隗為鎮北將軍、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諸軍事、青州刺史，鎮淮陰(今江蘇淮安)，各領以奴為兵者萬餘人。劉隗、戴若思臨行前，晉無帝司馬睿親自來到他們的營地，慰問勉勵將士；並為劉、戴二人設宴餞行，開懷暢飲，賦詩勵志。劉隗、戴若思分別鎮戍合肥、淮陰，名義是為了防禦北方入侵，實際上則是使合肥、淮陰、建康形成犄角之勢，以應付可能發生的王敦反叛。劉隗出任外藩後，仍遙控朝政，凡是朝廷重要事務，如選舉用人等，晉元帝都要與他密謀後才作出決定。王導則被架空，受到冷落，鬱郁而不得志。王敦因此極為不滿，寫給劉隗一封帶有威脅和利誘雙重含意的信，信上說：“聽說近來皇帝非常信任你，所以我想在中原動亂、大賊未滅的形勢下，與你和周?等人齊心協力，輸佐王室，以便安定天下。如果我們之間可以平安相處，則皇室國運可以歷久不衰，反之，則天下將永無安定之日。”劉隗回信引用了《莊子大宗師》中所說的“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認為人各有志，不必強求一致，非有過往不可，拒絕了王敦的拉攏；又引用晉大夫荀息所說的“竭股肱之力，效之以忠貞”，表示這也是他的志向，含蓄地指斥王敦懷有不臣之心。王敦見信，氣急敗壞，對劉隗更加怨恨。他在荊州聚集軍隊，加強戰備，籌劃東征京師建康；又充分利用發奴客為兵後在揚州地區士族地主中對朝廷存在的不滿情緒，派吳興人沈充回到揚州，糾合反對朝廷的勢力以配合即將發動的東征。在舉兵反叛前，王敦向自己幕府長史、名士謝鯤徵詢意見，說：“劉隗這個奸佞小人，將要危及朝廷，我打算清君側之惡，匡輔皇帝，以拯救國家，你看如何？”謝鯤回答說：“固然像你所說的那樣，劉隗是造成禍亂的根源。但是，躲在城牆中的狐狸以及宗廟裡的老鼠之所以安然無恙，是因為人們擔心如果熏燒它們將毀壞城牆和宗廟。劉隗之所以恣意而為，是憑藉皇帝的支持。除掉他，必然會因此侵僭君權，危害國家。”王敦反意已定，聽了這番話後勃然大怒，說：“你這庸才，豈識大體！”

東晉永昌元年(公元322年)農曆1月，王敦以討劉隗、清君側為名，在武昌(今湖北武漢)起兵。他上疏列舉了劉隗十大罪狀：其一，邪佞諂媚，譖毀忠良，擾亂朝政；其二，大興事役，賦役不均，勞擾士庶；其三，選舉不公，進人退士，高下由己；其四，免良人奴為兵，百姓嗟怨；其五，僭越過制，以朝廷黃門侍郎、散騎侍郎為參軍；其六，假借舉義，扶植個人勢力，招收徐州流民為府兵；其七，拒絕荊州將士接迎妻小，使三軍將士無不怨憤；其八，以曾在皇帝即位前投書勸進的王官充征役；其九，以自贖得免和已放遣的客或其子弟為兵，有所不得，輒歸罪於原來的客主，使百姓怨聲載道；其十，刑罰失中，人人自危，有識杜口。王敦軍至蕪湖(今安徽蕪湖)，又上表列舉了刁協的罪狀。晉元帝見疏表，大怒說：“王敦竟敢犯上作亂，是可忍，孰不可忍！我將親自率領六軍，討伐叛逆。有能殺王敦者，封五千戶侯。”同時，命令劉隗、戴若思急速率兵回建康勤王助討。劉隗到建康時，百官列道迎接。他舉止瀟灑，神態自若，慷慨陳詞，激勵眾志。他與刁協一同入宮見晉元帝，竭力主張誅殺留在建康的以王導為首的琅邪王氏。晉元帝未採納這一建議。劉隗因此知道晉元帝在為自己留條退路，並無堅決平叛的決心，感到前景不妙，遂忐忑不安，面有懼色。晉元帝首鼠兩端，不敢表露堅決平叛的態度，以及不滿於“以法御下”政策的門閥世族和受發奴客為兵之害的士庶對王敦的支持，使得王敦叛軍進展神速，在沒有遭到什麼抵抗的情況下，兵鋒直指建康。晉元帝雖仍口喊平叛，實際上卻畏敵如虎。他一反疏遠王導的態度，任命王導為前鋒大都督，王導在軍事上毫無建樹，致使建康城的守衛形勢岌岌可危。

晉元帝無奈，派琅邪王司馬廙帶旨勸說王敦止兵，但王廙一去不返，投棄了王敦。晉元帝又任用陰險好利的大族名士周札為右將軍，都督石頭城諸軍事，戍守建康門戶石頭城。而力主平叛的刁協、劉隗，卻沒有在平叛過程中受到重用。世族頭面人物周顗被任命為尚書左僕射，實際上是剝奪了尚書令刁協的實權；周顗乘機報復，劉隗也只能是戍守位於建康外圍的丹楊江乘蒲上的金城，作為外援而已。王敦因此而氣焰更加囂張，進兵不止，很快就兵臨建康城下。他打算先攻金城，消滅劉隗，以解心頭之恨。部將杜弘勸他說：“劉隗養了許多敢死士兵，所以金城不容易攻克。不如先攻石頭城。石頭城守將周札為人苛刻，士兵都不願為其效力，攻城必勝無疑。周札兵敗則劉隗必然不攻自潰。”王敦言聽計從，以杜弘為前鋒，進攻石頭城。不料周札根本就未加抵抗，打開石頭城門就投降了王敦。石頭城既陷，建康城危在旦夕。晉元帝命令刁協、劉隗等人率眾反攻，企圖奪回石頭城，以挽救敗局。刁協、劉隗兵馬不足，攻城不下，反被王敦所敗。王敦乘勝進入建康城內。這時，建康城內一片混亂，叛軍四出劫掠燒殺，無惡不做，宮省內百官公卿驚恐萬狀，奔逃一空。晉元帝見大勢已去，決定放棄抵抗。他脫去了戎衣，改穿朝服，對左右隨從說：“王敦想要取我代之，早明說就是了，何必要如此殘害百姓！”又派使者對王敦說：“你如果仍忠於朝廷，就息兵停戰，天下尚可以維持安定；如不是這樣，朕將仍回琅邪國為王，給你讓出皇位。在這種情況下，劉隗、刁協亦無回天之力。他們敗退到台城，在太極殿東側的階下見到了晉元帝。晉元帝拉著劉隗、刁協兩人的手，流淚嗚咽，不勝悲傷，並勸他們立即逃離建康，以避殺身之禍。刁協說：“臣應當以死節事君，故不敢有貳心而出逃。”晉元帝說：“現在事逼無奈，不走怎么可以呢？”遂令人給劉隗、刁協人馬，讓他們自尋生路。劉隗、刁協與晉元帝揮淚告別。劉隗行至淮陰，卻為戍守此地的劉遐所襲擊。劉隗沒料到同屬親戚的劉遐會襲擊自己，結果一敗塗地，不得不帶著妻子、子女和親信二百多人投奔後趙國的石勒。石勒以劉隗為從事中郎，太子太傅。

晉成帝鹹和八年(公元333年)，劉隗隨從石虎征前趙國，戰死於潼關，終年六十一歲。

到了晉明帝太寧二年(公元324年)，王敦之亂被平定。與王敦有矛盾而被其誅殺的世族頭面人物，如譙王承、甘卓、戴若思、周顗、虞望、郭璞、王承等人，東晉王朝都予以平反昭雪，被以顯贈。甚至曾為王敦開城門投降的周札也按“以身許國”的功名贈以衛尉。而在當時“不與劉石通”的情況下，劉隗投奔石勒，顯然屬於投敵叛國，大逆不道，所以王敦雖平，劉隗仍不得歸國。

劉隗有子名劉綏，與劉隗一同投奔石勒。其孫劉波，曾為石虎手下冠軍將軍王洽的參軍，後奔回東晉王朝，官至散騎常侍。劉波之有子劉淡，在東晉末年為廬江太守，其後裔不滿東晉王朝不復祖譽，在東晉王朝覆滅之際以劉隗之字“大連”為氏，稱大連氏，後部分後裔子孫恢復為劉氏，還有部分子孫則省文簡化為單姓連氏。

郡望堂號

郡望

南　京：南京是一個古老而文明的城市。早在三十五萬年以前，就有了“南京猿人”的足跡。六千年前，現代人已在這裡耕作生息。周元王四年(公元前472年)，越王勾踐滅吳後，在今中華門西南角長乾里築以“越城”，為南京建城之始。周顯王三十六年(公元前333年)，楚威王滅越，在石頭山置“金陵邑”，為南京行政建置之始，金陵之稱亦因此而得名。三國孫吳黃龍元年(公元229年)，孫權在武昌稱帝，於農曆9月遷都於此，稱作建業，為南京建都之始。東晉建武元年(公元317年)，晉朝琅琊王司馬睿以東吳舊都為中心，建立東晉政權，稱作建康。此後，宋、齊、梁、陳相繼定都建康，史稱南朝，南京由此而有“六朝古都”的美稱。後晉天福二年(公元937年)，南京成為南唐的首都，稱為江寧府。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在此稱帝，建都稱作南京，是南京建稱之始。這是南京第一次成為全國的首都。清鹹豐三年(公元1853年)，太平天國定都於此，改名天京。民國元年(公元1912年)元旦，中華民國成立，孫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至同年4月1日。民國十六年(公元1927年)，國民政府定南京為首都。至此，共有十個朝代在南京建都，故稱“十朝都城”。南京名稱之多，不僅在我國，而且在世界各國古都中也屬罕見。據史載，僅歷代縣以上建置的名稱就有金陵、秣陵、江乘、湖熟、建鄴、建康、江寧、白下、上元、集慶、應天、天京等四十多個。1949年，中國人民解放軍“百萬雄獅過大江”，解放了南京，南京成為中央人民政府特別市。1953年1月1日，南京市與蘇南、蘇北行政區合併成立江蘇省，南京為省會。1990年開始，國務院決定南京在國家計畫中實行單列，並賦予相當於省一級的經濟管理許可權。1993年中央決定撤銷省會城市的計畫單列，南京計畫單列因此被取消。1994年2月，經中央、國務院同意，中央機構編制委員會明確南京的行政級別為副省級。

彭城郡：彭城郡原為西漢時期的楚國所置。漢宣帝地節元年壬子(公元前69年)以楚國改置彭城郡，治所在彭城縣(今江蘇徐州)，西漢朝黃龍元年壬申(公元前49年)復名楚國，東漢朝章和二年戊子(公元88年)又改為彭城國。南朝宋永初二年辛酉(公元421年)復為彭城郡。隋開皇時期(公元581～600年)廢郡，隋朝大業三年丁卯(公元607年)復置。唐朝武德四年辛巳(公元621年)又改為徐州，唐朝天寶元年壬午(公元742年)名彭城郡。唐朝乾元元年戊戌(公元758年)復為徐州。歷史上的彭城郡，其統轄範圍大致包括今山東省微山縣、江蘇省徐州市、銅山縣、沛縣東南部及邳縣西北部，安徽灘溪縣東部及山東微山縣一帶。彭城郡與沛郡在地域範圍上有部分重疊。

堂號

（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