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高尚道德情操的先進典型不斷湧現，並帶動江蘇南通全市公民道德水平明顯提高，這一精神文明建設的“南通現象”，被中宣部認定為我國公民道德建設中的重大典型。
基本介紹
簡介,與時俱進 予精神文明典型時代內涵,推向社會 讓精神文明典型遠離孤獨,讓精神典型遠離孤獨，“無紅包醫院”,義利結合，給精神文明典型關愛支持,道德建設,精神文明建設,
簡介
中國的改革開放，走過了輝煌的30年曆程。當各類成功經驗充分迸發、各種成熟模式競領潮頭之後，一座城市的悄然崛起，卻引發從領導層到新聞界乃至學術領域的廣泛關注。人們帶著一連串的問號走進南通，實地考察的始終備感震撼，不得不為南通的成功實踐所折服，更不能不去認真解析、悉心借鑑這一獨特的“南通現象”。
南通
南通作為780萬南通人民民眾在社會主義榮辱觀和公民基本道德規範的生動實踐中結出的豐碩成果，精神文明“南通現象”具有重大實踐意義，體現了科學發展觀的內在要求，促進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推動了南通建設全面小康、實現全面騰飛目標的加快實現。
與時俱進 予精神文明典型時代內涵
如果將歷年來南通推出的重大典型作一梳理，這一特徵可謂脈絡分明：
上世紀90年代中後期，正是我國經濟社會的重要轉型期，社會上一度出現道德觀念弱化的傾向。1995年，南通“莫文隋”事跡被媒體報導後，南通市領導敏稅地意識到這一看似平凡小事對重塑社會道德的重大價值，深入調研、總結後，鄭重作出學習的決定，從而在社會上掀起了群起仿效“莫文隋”的熱潮。
“草莓書記”葉劍生則是推進現代化建設過程中不可多得的時代典型，在他身上集中體現了新的時期黨員幹部良好的政治素質和全心全意為人民的崇高品德，是實踐“三個代表”的楷模。在海門市常樂鎮培育村廣闊天地中，他用他的真心、真情、真愛譜寫了一曲共產黨人無私奉獻的讚歌。2004年，國家副主席曾慶紅專門前往培育村視察，早就聽說過葉劍生事跡的他握著葉劍生手，詼諧地說“我們見到真的葉劍生”了。
本世紀初，在全社會高度重視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設過程中，南通又及時挖掘、推出了“知心奶奶”群體、南通中學難忘教育、通師二附情境教育等先進典型。其中，百年名校南通中學傳承中華民族優良傳統，不斷創新德育教學，以學生為主體，以實踐為主線，以塑魂為主旨的德育課程體系和育德模式經宣傳後，在全國教育界產生了重大影響，成為全國加強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設的典型，其經驗受到中宣部的充分肯定。
而近兩年推出的如皋137條“愛心郵路”則是在踐行社會主義榮辱觀過程中，義務幫扶社會困難群體的先進典型，真實體現了愛崗敬業、奉獻社會的行業新風尚；堅守10年無紅包的全國文明單位、全國衛生系統先進集體——南通市第三人民醫院則是在全社會高度關注醫德醫風、積極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過程中湧現出來的，為全市構建和諧醫患關係奠定了堅實基礎。
此外，作為南通現象重要組成部分的“通醫知識分子群體”以多項國家課題、多項發明創造所表現出的競爭意識、創新意識集中體現了時代精神。建築行業的“南通鐵軍”以多項魯班獎和國家科技進步獎體現了南通人民在改革開放年代的創新能力和競爭精神。而其他被視為“凡人善舉”的先進典型，同樣以自己先進的道德行為詮釋著、豐富著時代精神。
推向社會 讓精神文明典型遠離孤獨
道德的魅力就在於它所具有巨大的感染力，道德行為應該為社會所關注，為人們所效法。南通在精神文明建設中，注重向道德典型推向社會，形成社會共同的價值指向，避免其陷入“孤芳自賞”的尷尬境地。
對小人物、普通人富有道德建設意味的行為的關注，是南通精神文明建設部門確立典型的著眼點和歸宿。相比較以前媒體樹立的一些“高、大、全”，讓人只能欽佩卻無從學起的典型，這些“凡人善舉”讓人們感到可敬、可近、可信、可親，從而能夠啟發、引導人們對照自己找差距，將榜樣身上的高貴品質化為自己的思想和行動，實現道德境界的升華。
根據不完全統計，南通在16年的文明新風典型評選活動中，共評選出300多名先進典型，其中90%以上是沒有行政級別的“小人物”,還包括下崗人員、殘疾人員等弱勢群體，如失業不失志、身患絕症不忘奉獻社會的青年女工田建鳳。不同階層先進典型的推樹，讓不同階層都能找到自己學習和模仿的榜樣，充分了體現了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民眾路線思想，堅持了社會主義和諧文化建設的正確性質和方向。
讓精神典型遠離孤獨，“無紅包醫院”
醫生收受紅包是當前社會的一個頑疾，也是醫患關係最敏感的問題，嚴重影響到和諧社會建設。1995年，南通市第三人民醫院掛出了“無紅包醫院”的牌子，後經市糾風辦、衛生局近半年的明察暗訪，正式將第三人民醫院確認為“無紅包醫院”並為其授牌，成為全國首家由政府命名的無紅包醫院。經過11年的精心維護，南通市第三人民醫院無一例病人反映其醫務人員收受“紅包”的屬實舉報，民眾滿意率一直保持在95%以上。
2006年，南通市三院創建“無紅包醫院”的事跡被媒體廣泛報導後，引起江蘇省委領導的高度關注。2006年10月27日，江蘇省委書記李源潮專門到第三人民醫院進行調研時指出，“無紅包醫院”既體現了高效廉價的醫療服務，又體現了高尚的醫德醫風，樹立了社會主義醫療服務行業的好風氣好形象，是江蘇省醫療衛生戰線的一面旗幟，樹立了市場經濟條件下社會主義醫療服務行業的好形象，全省的醫療工作者都要向他們學習。
2006年11月下旬，南通市決定在全市衛生系統組織“深入開展學習三院，構建和諧醫患關係，創建人民滿意醫院”活動。隨後，南通市衛生局、市糾風辦出台了《全市衛生系統全面推進創建無紅包醫院的意見》，以為民、惠民、幫民為落腳點，在六縣市、三個區中全面創建“無紅包醫院”。為把創建活動落到實處，南通市衛生局作出處理“紅包”問題的10大鐵律，以行政為推手破解三院的“孤島效應。
目前，南通市已有173家醫院自掛“無紅包醫院”匾牌，其中29家二級以上醫院全部向社會公開承諾拒收紅包。各家醫院以三院為榜樣，紛紛亮出新招：市第一人民醫院對社會作出廉潔行醫、禁收紅包、控制醫療費用、改善醫患關係等“十項承諾”，還專門建立100萬元的廉潔行醫保證金和醫德醫風專項獎勵基金；市第二人民醫院建立了制約機制，組織全院醫務人員開展了創“無紅包醫院”簽名活動，並簽訂了《無紅包責任書》；市腫瘤醫院在創建“無紅包醫院”活動中，推出了“三個一”、“三級承諾”、“五個一”舉措……無紅包醫院創建成為南通一個響噹噹的品牌。
義利結合，給精神文明典型關愛支持
讓小人物走上前台，需要的還不僅僅是發現。南通在培育精神文明典型中，注重在政治上維護他們的形象，在工作中努力為他們創造良好的發展環境，在生活上切實為他們解決後顧之憂。
換言之，堅持“義利結合、德得相通”的激勵機制，使先進人物得到社會的尊重、支持和關愛，這也是南通現象的持久生命力所在。
為凡人善舉提供組織保證。個人的力量是微小的，而組織的力量才是巨大的。通過組織的形式把為善群體和需要服務的群體連線起來，這是南通市在道德建設方面的重要創舉。1998年創辦江海志願者服務站是這方面的典型。
江海志願者服務站成立後，一方面在社會上公開招募各個方面有特長的志願者，另一方面面向社會接受服務對象，在小人物的為善熱情和需要善行幫助的人群之間架起了一座連線的橋樑他們從身邊的小事做起，從點點滴滴做起，並響亮地提出“有困難，請找我”的口號，讓人民民眾時刻感到善的溫暖。江海志願者服務站成立，使小人物的善行由自發變為自覺，由個體行為變為群體行為。
實踐證明，和以往只在重大節日通過行政手段開展學雷鋒活動不同，江海志願者服務站使志願者服務方式發生了根本改變，實現了活動的經常化。志願者活動方式雙向公開招募，一方面公開招募在醫療諮詢、水電氣維修、家電修理、法律諮詢等方面有一技之長的志願者，另一方面面向社會公開確定孤寡老人、烈軍屬、見義勇為英雄及家屬和特殊困難者等7種重點扶助對象。服務站根據求助者的需求，安排相應的志願者上門或結對服務。這一服務方式受到人民民眾的肯定和支持，具有極強的生命力。
道德建設
南通市在開展公民道德建設中對先進典型、先進人物給予深切的關愛。
除給予精神和物質獎勵外，南通各級黨委及其宣傳部門、文明辦還定期進行回訪跟蹤，發現困難及時協調解決，進一步增強了他們爭當典型的自豪感和榮譽感，使典型之花長艷不謝。
應該說，道德行為是個人的自覺行為，個人並不要圖什麼回報，這是道德行為的重要特徵。但作為社會和南通的各級領導，還是在可能的情況下注意在工作和物質上給予必要的支持，為他們創造良好的工作發展環境，切實為他們解決生活上後顧之憂。
在丈夫下崗的困難條件下領養4名孤兒的農村婦女邵淑華，曾一度經濟困難，市有關部門了解到這一情況後，及時伸出援助之手，幫助她渡過難關。帶領村民共同致富的村書記葉劍生，在工作中面臨資金、技術等困難，有關部門知道情況後，主動上門提供各種服務。一些見義勇為犧牲者、受傷者，其家屬和本人在節日更是總能得到慰問。為消除他們的後顧之憂，南通市成立了見義勇為基金會，在成立之初，發動全市黨政機關和企事業單位的幹部職工，通過每年組織義務勞動捐獻一天工資的形式籌集部分資金，從而使見義勇為者生活上有保障、精神上有關愛。
精神文明建設
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是人民民眾自己的事業，人民民眾中蘊藏著巨大的熱情和創造力。精神文明“南通現象”之所以長盛不衰，首先得益於人民民眾的廣泛參與。1995年，當人們為資助困難生而不留名的“莫文隋”事跡所感動、新聞媒體發動市民尋找“莫文隋”時，“莫文隋”已經不是單一的個體，而是一個不斷發展壯大的民眾。據市文明辦抽樣調查，有57.8%的人認為自己的身邊出現過莫文隋。最近兩年興起的江海志願者服務隊伍，在全市更有燎源之勢。這些典型的出現，得益於南通精神文明建設良好的民眾基礎，又進一步充實和提高了這個基礎，形成了良性循環。再次，從各個不同歷史時期先進典型的作用來看，無論是上世紀60年代的馬富、70年代的朱驊、80年代的青年服務總隊、90年代的莫文隋、江海志願者等，他們的實踐形式看似相同，卻絕非簡單的雷同。他們用具體的實踐各自回答了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如何抵制各種腐朽思想的侵蝕、弘揚中華優秀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