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右派分子
- 時期：20世紀
- 國家：中國
- 源自：整風運動
簡介,起源,標準,代表人物,相關資料,右派言論,改造右派,糾正,
簡介
1957年5月，中國共產黨發起一場整風運動。許多知識分子和民主黨派人士就黨的工作提出了許多寶貴意見。
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指示》，《人民日報》發表了《這是為什麼？》社論，從此，在全國開展了反右派鬥爭。對於右派分子的進攻予以反擊是必要的。但是，由於中央對國內政治形勢作出了不切實際的估計，又採取了“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錯誤方法，不適當地在全國範圍內開展了一場持續近一年時間的民眾性的政治運動，把大批知識分子、愛國民主人士和少數黨員幹部等錯劃為“右派分子”，人數達55萬。
他們蒙冤受屈22年，許多右派分子落入身敗名裂，家破人亡的悲慘境遇，被送去“勞動教養”的“右派分子”更是不乏其數。反右運動的擴大化，造成了極為不幸的社會和政治後果，從此使得黨內的“左”傾錯誤和驕傲情緒與日俱增，明顯膨脹發展起來。
起源
1957年5月14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報導黨外人士對黨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評的指示》，文中用詞不稱“右派分子”，而稱“右傾分子”。
5月16日的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中，不稱“右派分子”，而稱“右翼分子”。
5月20日中共中央所發的《中共中央關於加強對當前運動的領導的指示》中，不稱“右派分子”，仍稱“右翼分子”。“右傾分子”習慣用於黨內；“右翼分子”通常用於黨外；而“右派分子”既可用於黨內，又可用於黨外，毛澤東反容復斟酌，考慮再三，最後選定“右派分子”一詞。
此後開展的運動，被毛澤東命名為“反右派運動”（簡稱“反右運動”），反右運動中各類檔案、文章統一使用“右派分子”一詞。這就是“右派分子”稱謂的起源。
標準
這個是一個歷史概念。1957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劃分右派分子標準的通知》。
《通知》規定右派分子的標準是：
(1)反對社會主義制度。
(3)反對共產黨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領導地位。
(4)以反對社會主義和反對共產黨為目的而分裂人民的團結。
(5)組織和積極參加反對社會主義、反對共產黨的小集團；蓄謀推翻某一部門或者某一基層單位的共產黨的領導；煽動反對共產黨、反對人民政府的騷亂。
(6)為犯有上述罪行的右派分子出主意，拉關係，通情報，向他們報告革命組織的機密。
《通知》還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劃為極右分子：
(1)右派活動中的野心家、為首分子、主謀分子和骨幹分子。
(2)提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綱領性意見，並積極鼓吹這種意見的分子。
(3)進行反黨反社會主義活動特別惡劣、特別堅決的分子。
(4)在歷史上一貫反共反人民，在這次右派進攻中又積極進行反動活動的分子。
中央還規定了審查批准的許可權和不應劃為右派分子的6種情形。通知還指出，劃分右派分子要有適當的手續。
代表人物
1.中國頭號大右派章伯鈞（中國現代民主黨派著名領導人之一）。
2.中國少數民族著名五大右派：龍雲（彝族，中國現代著名愛國民主人士）、黃現璠（壯族，中國現代民族學奠基人之一）、歐百川（苗族，中國現代著名愛國民主人士）、馬松亭（回族，中國現代著名四大阿訇之一）、向達（土家族，中國現代著名歷史學家）。
3.中國民主同盟著名右派：章伯鈞、羅隆基、費孝通、曾昭掄、陳仁炳、彭文應、錢端升、葉篤義、黃藥眠、錢偉長、吳景超、潘大逵、沈志遠、徐鑄成、浦熙修、王毅齋、王文光、姜震中、馬哲民、杜邁之、陳新桂、劉王立明（女）、王國松、王毅齋。
7.中國九三學社著名五大右派：金寶善、顧執中、陸侃如、袁翰青、儲安平。
8.中國台灣民主自治同盟著名大右派：謝雪紅。
10.中國致公黨著名大右派：陳其尤。
11.高級幹部著名大右派：沙文漢、孫作賓、歐百川、陳再勵、李世農、楊思一、孫殿才、陳成義、程星齡、王毅齋、王翰、劉積學、陳沂。
18.中國民族學界著名五大右派：吳澤霖、潘光旦、黃現璠、吳文藻、費孝通。
說明：上面所稱“大右派分子”，主要根據他們當時的政治、社會、學術地位以及右派言論的影響大小和中共中央的處理決定等綜合因素而定。
相關資料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關於罷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民族委員會法案委員會和國防委員會中的右派分子黃紹竑等十人的職務的決議
1958年2月1日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同意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提出的建議，決定：
一、罷免右派分子黃紹竑、龍雲、陳銘樞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的職務；
二、罷免右派分子費孝通、黃現璠、歐百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民族委員會委員的職務；
四、罷免右派分子龍雲國防委員會副主席的職務，罷免右派分子黃琪翔國防委員會委員的職務。
一、被撤銷全國人大代表資格的右派
錢端升、沈志遠、楊逸堂、江豐、劉蘭畦、沙文漢、楊思一、王國松、李士豪、宋雲彬、姚順甫、馮雪峰、曾昭掄、向德、譚惕吾、雷天覺等十六人在第一屆全國人大第四次會議到第五次會議之間被撤銷人大代表資格。
章乃器、潘大逵、曾庶凡等三人由四川省人大提出，在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被撤銷人大代表資格。
黃紹竑、陳銘樞、黃現璠、費振東、喬傳珏、馬哲民、章伯鈞、葉篤義、程士范、潘鍔鏱、羅隆基、費孝通、儲安平、錢偉長、錢孫卿、歐百川、王天錫、韓兆鍔、丁玲、張東木、謝雪紅、楊子恆、鄭立齋等二十三人在廣西、旅大、武漢、安徽、江西、江蘇、貴州、陝西、山東、福建、甘肅十一省市“多數人大代表”要求下，被撤銷全國人大代表資格。
黃琪翔、李勃秋、徐鑄成、黃藥眠、王毅齋、張軫、張雲川、朱君允、畢鳴岐、譚志清、龍雲、李琢庵等十二人在廣東、河南、湖北、天津、雲南等省市“多數人大代表”要求下，被撤銷全國人大代表資格。
（據《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資格審查委員會關於補選的代表資格和右派分子章乃器等三十八人的代表資格問題的審查報告》）
二、被撤銷全國人大職務的右派在一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上，黃紹竑、龍雲、陳銘樞同時被罷免全國人大常務委員職務，費孝通、黃現璠、歐百川被罷免民族委員會委員職務，張雲川、陳銘樞、黃紹竑、黃琪翔、謝雪紅、羅隆基被罷免法案委員會委員職務，被罷免國防委員會副主席職務，黃琪翔被罷免國防委員會委員職務。
（據《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關於罷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民族委員會法案委員會和國防委員會中的右派分子黃紹竑等十人職務的決議》）
三、“費孝通、黃現璠、吳澤霖、林里夫等右派分子的反動理論再也沒有市場了”（謝扶民撰：《兩年來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工作的基本總結》，《民族研究》，1958年第1期）；
四、《解放軍總政治部揭發出右派分子陳沂大量反黨反社會主義罪行》1958年3月1日《今日新聞》）
五、《監察部反黨集團的首領王翰原形畢露》，載《新華半月刊》1958年第1期）
六、1958年7月5日，國務院舉行第78次會議。會議審核通過了《國務院關於處理右派分子王翰、曾昭掄、林漢達、黃琪翔、費孝通的決定》。
右派言論
章伯鈞：“現在工業方面有許多設計院，可是政治上的許多設施，就沒有設計院。我看政協、人大、民主黨派、人民團體，應該是政治上的四個設計院。應該多發揮這些設計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設，要事先交給他們討論，三個臭皮匠，合成一個諸葛亮。”“現在大學裡對黨委制很不滿，應該展開廣泛的討論，制度是可以補充的，因為大家都是走社會主義的路。這樣搞，民主生活的內容就會豐富起來。”[《人民日報》1957年5月22日]提出“政治設計院”論。“這次整風運動，要黨外的人提意見，其後果我想毛公是估計到的。民主黨派提意見向來是客客氣氣的，但估計不足，沒有估計到黨會犯這樣多的錯誤。現在出的問題大大超過了估計，真是‘超額完成了任務’，弄得進退失措，收不好，放也不好。”（見1957年7月14日人民日報）
羅隆基：“為了鼓勵大家‘鳴’‘放’，並保證‘鳴’‘放’得好，我覺得人民代表大會和全國政協可以成立一個有共產黨、民主黨派的成員和其它方面人士參加的委員會，以檢查過去三反、五反和肅反工作中的偏差，並鼓勵受委屈的人士向這個委員會申訴。”[《人民日報》1957年5月22日]建議設立“平反委員會”。“馬克思社會主義是歷史學家永遠的疑團，這種無邏輯、愚呆的主義，何以能在民眾的心理上發生如此有力且深遠的影響，並且藉由民眾所受的影響而反過來影響歷史自身？”“政治失敗，黨員失德，是一黨政治的必然結果。在一黨專制下，人民沒有組織和言論的自由，亦沒有監督、指責黨局和黨員的機會，獨裁政治的結果，自然是專政者腐化，政治日趨腐化，人民日益叛離……”“周總理是南開出身的，毛主席是北大出身的，我是清華出身的，為什麼他們就能代表無產階級而要我代表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呢？”
儲安平：“最近大家對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見，但對老和尚沒有人提意見。我現在想舉一件例子，向毛主席和周總理請教……這個‘黨天下’的問題是一切宗派主義現象的最終根源，是黨和非黨之間矛盾的根本所在。”
彭文應：“社會主義社會中，官多了，官僚主義也多了。如何制止官僚主義？只有民主！”“解放以來，我們的新聞宣傳工作是有巨大的成績，但還有偏差和缺點……新聞報導的片面性。報紙上有許多新聞是片面的報導，報喜不報憂，報好不報壞。目前又滿紙缺點，成績跑光，不見了。現在大家過的是‘矛盾世界’。前些日子是‘太平世界’。”“我們的國家對創造發明、合理化建議的獎勵只不過是毛巾、茶杯、汗衫、獎狀。而資本主義國家的獎勵一下子就可以成為百萬富翁。要很好理解‘重賞之下必有勇夫’的道理。”
錢端升：“我校肯定有三個主義，通過這次整風能否整好，我看不可能，因為我們的領導機關——國家的政法部門和高教部有嚴重的問題。一個是嚴重的宗派主義，一個是嚴重的教條主義，必然會影響我們的工作，如果上邊不嚴格去掉這些毛病，我校孤立的除‘三害’是很困難的。”（在北京政法學院教授座談會5月29日會議上的發言）[中國政治法律學會資料室編：《政法界右派分子謬論匯集》（三），北京法律出版社，1957年]
王鐵崖：“政法教育界‘三害’很嚴重，不解決是很危險的。人家說人民大學是教條主義，北大也有不少教條主義，教學計畫就是搬用蘇聯的。”（在北京法學界座談會6月4日第4次會議上的發言）[中國政治法律學會資料室編：《政法界右派分子謬論匯集》（三），北京法律出版社，1957年]
葛佩琦：“共產黨對我三心二意，我對你也三心二意。中國是六億人民的中國，包括反革命在內，不是共產黨的中國。黨員有主人翁的態度這是好的，但是，你們認為‘朕即國家’是不容許的。”[《人民大學周報》第148期，1957年5月27日]
林希翎：“真正的社會主義社會是很民主的，但我們這裡是不民主的，我把這個社會叫做在封建主義基礎上產生的社會主義。”[《人民日報》1957年6月30日]
改造右派
中共中央關於改造右派分子工作的指示（1961年10月28日）
各中央局，各省、市、區黨委，中央各部委、各黨組：
現在把中央統戰部、組織部和宣傳部《關於全國改造右派分子工作會議的報告》轉給你們。中央同意這個報告，望遵照執行。
關於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管理、教育改造和處理問題，過去因為沒有專門部門負責，有些問題，沒有及時得到適當解決。中央決定今後，由統戰部門主管，此事前已通知你們。現在，中央再作如下指示：
（一）資產階級右派分子，是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分子，雖然我們把他們當作內部問題處理，但實質上，他們同勞動人民的矛盾是一種敵我性質的矛盾，這點，必須明確，必須清醒，不要因為現在給他們大批摘帽子，和一部分上層民主人士的嚷嚷，有所含混。這點是幹部在處理右派分子時掌握的方針，不必又普遍展開一次宣傳。
（二）現在對於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改造工作，已經進行了三年多，他們中的不小一部分，確實已經表現悔改，或有相當悔改，應該再給一批右派摘掉帽子。摘帽子的標準，中央已於1959年作了規定。處理的原則仍然是夠條件的就摘，不夠條件的就不摘。所謂處理從寬，是指基本夠條件的也可以摘一批。不是把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看做沒有什麼要緊，寬大無邊地亂摘一氣。
糾正
1978年4月，中共中央決定全部摘掉其餘右派分子的帽子。
1979年9月，中共中央決定對被劃為右派分子的人進行全面複查，把錯劃為右派分子的同志的錯誤結論改正過來。
1980年5月8日，平反右派的工作告一段落，曾經被劃為右派的55萬人幾乎全部平反，但是仍有極少的一部分人“只摘帽子，維持右派原案，不予改正”，其中包括中央認定的5名右派分子章伯鈞、羅隆基、彭文應、儲安平、陳仁炳以及由各地方認定的90餘名右派分子，總計不足百人，其中四川省不予改正右派名單21名，計有馮元春、謝文量（成都市）；曾清涇、蒲世光、左甘仁、劉治良、曾慶有、李負、陳朝中、周季蓀、丁六陽（重慶市）；朱甦、楊正文、（瀘州市）；劉國佐、王廷方（內江市）、羅伯勛（樂山市）、劉元芳、文義蘊（涪陵地區）；李文統（雅安地區）；張志成、張麟儀（省級單位）。[參見《四川省原劃右派分子不予改正的名單》，中共四川省委統戰部，1987年10月31日內部印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