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陳子龍,宋征輿,李雯,
陳子龍
陳子龍（1608—1647），初名介，字臥子、懋中、人中，號大樽、海士、軼符等。南直隸松江華亭（今上海市松江）人。祖上世代務農，“稱素封”。父親所聞，以文學名江南，萬曆四十七年中進士，官至刑、工兩部郎。陳子龍六歲入學，勤治經史，力攻章句。天啟三年（1623），十六歲舉童子試，名居第二。時大批廷臣因為反對魏忠賢，紛紛被削職為民或逮之獄死。陳所聞告病在家，每閱邸報，扼腕嘆息，教陳子龍剖析邪正，明辨是非。天啟五年（1625），閹黨矯旨到蘇州逮捕乞假在家的文選員外郎周順昌，激起吳民公憤，“奮擊緹騎至死”。為伸張正氣，抗議閹黨的不法行為，陳子龍冒著滅族的風險，縛草為人，“書奄名射之”。從這一年開始，他先後與本郡夏允彝、徐孚遠、周立勛、宋徵璧以及蘇州、嘉興等府的一些文人學士結為好友，切磋學術，議論時務，後來大都成為明季江南黨社運動的骨幹分子。天啟六年（1626），補松江府學生員。父病歿，居家守孝，閉門不出，博覽群書，尤其致力於古文詞。
當時，江南一代名妓柳如是（1618—1664），年方十六，“色藝冠絕一時”，詩賦輒工，尤長近體七言，堪稱才貌出眾，風流十足。不少文人才子對她“一見傾心”，愛慕不已，繾綣而別。陳子龍雖曾流連聲色詩酒，但對柳如是卻沒有好感。柳如是以陳子龍“負海內重名”，欲委身於他，從盛澤至松江屢以刺謁，自稱女弟。“陳嚴正不易近，且觀其名紙自稱女弟，意滋不悅”。柳如是才轉而嫁給錢謙益做繼室。
崇禎二年，陳子龍中秀才，拔為第一。是年，夏允彝、杜麟征二人以“老困公車，不得一二時髦新采，共為薰陶，恐舉業無動人處”，在松江組織“幾社”。“幾者，絕學有再興之幾，而得知幾其神之義也。”最初入社者有周立勛、徐孚遠、彭燕三人。陳子龍“甫弱冠，聞是舉也，奮然來歸。諸君子以年少訝之，乃其才學則已精通經史，落紙驚人，遂成六子之數”，世稱“幾社六子”。幾社和其他文社一樣，起初是通過以文會友，選擇知己，學習制藝，後來隨著政治形勢的變化，逐漸演變成一股政治勢力。幾社的主要特點是取友極嚴，非師生子弟不得入社，社友親如兄弟。它成立後匯刻制藝範本《幾社壬申文選》，集六子之文，人各六十首。又刻《幾社會義初集》、《二集》、《三集》、《四集》、《五集》，幾社的聲勢由此大振。陳子龍的名氣亦因之日重，“問業者日進，戶外屨滿”。崇禎三年（1630）秋，應鄉試，中舉人。次年，赴京師會試，“為省中某公所黜”，落第歸里，從事古文詞。又作書數萬言，極論時政得失，本欲上奏朝廷、以友人戒之而止。崇禎七年春，再度應會試，復不第，回家閉門謝客，“專意於學問”，作古詩樂府百餘章。接著，在松江南門外阮家巷陸氏別業南園讀書、寫作，成《屬玉堂集》、《平露堂集》、《陳李倡和集》（與李雯的詩歌合集）。崇禎十年，第三次公車北上，榜發，與夏允彝同中進士，俱在丙科，當就外吏。陳子龍選得廣東惠州府司理，未抵任而聞繼母亡，回家治喪。
崇禎十一年（1638）夏，陳子龍以“君子之學，貴於識時；時之所急，務之恐後”的緊迫感，與徐孚遠、宋徵璧一起，取明朝名卿大臣“有涉世務、國政”之文，“擷其精英”，“又旁采以助高深”，“志在徵實”，輯成《皇明經世文編》，凡五百零四卷，又補遺四卷。是書選文以明治亂、存異同、詳軍事、重經濟為原則，內容十分豐富，包括政治、軍事、賦役、財經、農田、水利、學校文化、典章制度等等，並根據當時接觸到的許多現實問題，對其中一些文章加作旁註，表達了編者的政治主張。陳子龍等人編輯此書的動機和目的，是為了“上以備一代之典則，下以資後學之師法”，試圖通過自己的努力，扭轉“俗儒是古而非今，擷華而捨實”，不務實際的壞風氣。它是一部“從歷史實際出發，總結了明朝兩百幾十年統治經驗，企圖從中得出教訓，用以改變當前現實、經世致用之書。這部書的編輯出版，對當時的文風、學風是一個嚴重的挑戰，對稍後黃宗羲、顧炎武等人講求經世實用之學，也起了先行的作用”。
繼後，陳子龍又整理了徐光啟的農學巨著《農政全書》。徐光啟負經世之志，“其生平所學，博究天人，而皆主於實用。至於農事，尤所用心。蓋以為生民率育之源，國家富強之本”。對於徐光啟的為人和學問，陳子龍向來是十分敬佩的，早年曾到北京拜訪他，“問當世之務”。徐光啟謝世後，陳子龍從其次孫徐爾爵處得《農書》草稿數十卷，日夜抄錄。崇禎十二年（1639），“慨然以富國化民之本在是，遂刪其繁蕪，補其缺略”。“大約刪者十之三，增者十之二”，燦然成《農政全書》六十卷。並作《凡例》，概述《農政全書》基本宗旨、各篇主要內容、思想淵源和徐光啟的獨到見解。同時抒發了他本人的社會經濟主張。編輯《皇明經世文編》和整理《農政全書》，是陳子龍一生中在經世實用方面兩項最主要的貢獻。從中也可以看出他對“經世”，即現實社會經濟問題，特別是農業生產是何等的重視。
此後，陳子龍曾一度“欲絕仕宦”，在家“廣其宅，示無志四方也”。然而，面對著明末農民大起義的燎原之勢和清軍的步步進逼，從鞏固明朝的根本立場出發，最終還是放棄個人打算，於崇禎十三年（1640）六月，出任浙江紹興府司理，尋兼攝諸暨知縣。在官之日，由於他的轄區連年水患成災，饑民蜂起，為了維護地主階級的長遠利益，他剛柔並用，剿撫兼施，一邊“力行保甲，設互首之法，申連坐之令”，鎮壓饑民起義；一邊親司賑事，救濟饑民，立粥廠，設藥局，養老幼，醫病疾，收死骨。十五年（1642）五月，在浙江巡撫董象恆節制下，陳子龍督撫標兵千餘人到浙江遂昌縣，積極參加浙、贛、閩三省會剿，鎮壓多年來活動在三省交界處的福建汀州人邱凌霄父子為首的山民起義。事平論功，陳子龍得增俸。十六年春，李自成起義軍破承德，南京大震。他受董象恆委派負責籌劃軍備，在餘杭等地築關建台，整修城池，鑄炮儲硝，並督運軍糧入南京。崇禎十七年初，陳子龍因招撫浙江東陽縣諸生許都起義有功，授兵科給事中。許都出身官僚家庭，富而任俠好施，原為陳子龍的舊友。陳子龍曾經數次薦之上官，不用。關於這次許都起義的原因和經過，有兩種說法。一曰，東陽知縣姚孫裴貪酷成性，藉口備兵，橫徵暴斂，坐許都萬金。許都乞免，不得。適義烏縣奸民假中官之名招兵事發，孫棐遂誣許都與此有關，“結黨謀逆”，於是急忙使人捕之。時，會許都葬母山中，有萬人參加。有人以此報告官府，雲許都反矣。孫棐遂遣兵捕之。許都被激起而反之，用孝布包頭，號“白頭兵”，以“誅貪吏”為號召。旬日之間，眾至數萬，連下蘭溪、東陽、義烏、武義、浦江，進圍金華，全浙大震。一曰，是年明末農民起義軍入江西，許都練兵自衛，姚縣令斥其不法，許都饋其千金仍不能解，且說許都隱匿吳昌時贓銀十萬兩，是應輸官。許都懼禍不能免，偕友人入縣衙門。令怒責之，且欲置之獄。許都等遂先發制人，執縣令，鞭數十，然後反其道而行之，將縣令關入監獄，封府庫，聚眾反矣。但許都投降後，由於浙江巡按左光先不顧陳子龍的再三要求，違背當初許下的只要許都自縛來降，“當待以不死”的諾言，在許都率眾出山投降之後將許都及部眾六十餘人殺死。對此，陳子龍很是不滿；又聞祖母病甚篤，便沒有去赴任，於三月乞身歸里。
五月二日，陳子龍得知京師已陷，“國破君亡”，“號慟欲絕”，血淚沾衣。福王朱由崧監國南京以後，起陳子龍原官。六月入朝就任，上言防江之策，莫過水師。又具三疏：“一勸主上勤學定志，以立中興之基；一上經略荊襄布置兩淮之策，以為奠安南服之本；一歷陳先朝致亂之由在於上下相猜，朋黨互角，以為鑑戒。”在近兩個月內，陳子龍前後上三十餘疏，舉薦人材；批評馬士英重用阮大鋮；反對中貴四出選民女並乘機大肆擾民，橫行勒索。因為福王腐朽無能，朝政不修，小人當道，大權控制在首輔馬士英手裡，陳子龍的一切建議不但沒有被採納，反而引起馬士英的“深疑”，群小更是“見嫉如仇”。陳子龍“念時事必不可為”，憤然離開朝班，於九月請假回家。
弘光元年（清順治二年，1645）五月，南京失守，福王政權至此結束，陳子龍避地泖濱。有舊友陳洪範時已降清，派人招撫他和夏允彝，夏允彝抗辭答之，陳子龍則避而不見。又有故明參將洪恩炳，與陳子龍“素執弟子禮”，亦降清，自稱“安撫使”路過松江求見，陳子龍亦拒之門外，矢志堅持抗清立場。閏六月，江南各郡“競起兵為恢復計”，組織義軍，掀起轟轟烈烈的抗清運動。松江府籍的故明官員也同樣在城內募兵抗清。這時，陳子龍與徐孚遠及陳湖義士集眾千餘人駐紮陳湖，伺機起兵。夏允彝致書聯絡吳淞副總兵吳志葵、參將魯之璵率水師三千自吳淞入泖湖，總兵官黃蜚率船千艘、水師二萬人由無錫到此會合。是月初十日，陳子龍設明太祖像誓師起義，原明兩廣總督沈猶龍稱總督兵部尚書，陳子龍稱監軍左給事中，軍號“振武”。陳子龍所集義兵，雖有千餘之眾，但“餉無所辦”，且多泖濱漁人，不知紀律，未嘗作戰，甚不堪用，與吳志葵水師進攻蘇州失敗。黃蜚不聽陳子龍的勸阻，將二萬水師移營黃浦江，因沿途水道狹隘，不利旋轉，單行數十里，首尾不相應，僅支撐兩月，亦被清軍擊敗。八月三日，松江城陷，沈猶龍等皆陣亡。陳子龍在城西遇清兵，得逃脫，攜家走崑山。夏允彝投水死。
自清軍破揚州以後，吳江進士吳易與同邑舉人孫兆奎等共組“白腰黨”，起兵抗清，聚眾千餘，結營太湖，出入無常，連攻嘉善。順治三年（1646）春，又與蘇州清兵戰於吳江汾湖（分湖），大敗清軍，“斬獲過當”。陳子龍向魯王報捷。魯王封吳易為“長興伯”，命陳子龍視師浙、直。五月，陳子龍監臨吳易義師。後，陳子龍見其“輕敵，幕客皆輕薄之士，諸將惟事剽掠而已，師眾不整”，“軍紀日弛”，遂與之斷絕關係。至秋天，吳易被執，義師失敗。此時陳子龍因為“復明”大業不成，經常沈憂咤嘆，至廢寢興。及聞浙東、福州失守，“志不欲生，孤筇單幞，混跡緇流”。泣然曰：“茫茫天地將安之乎，惟有營葬大母歸死先壟耳。”即於七月遣家歸里，十一月，殯葬祖母於廣富林。並作長書焚夏允彝墓前，“述己所以未死之故，期不負夏公”。順治四年（1647）初，在廣富林家居時，念生平知友如夏允彝輩一時零落殆盡，周立勛之死亦已數年，而喪未舉，慨然曰：“我死，誰為了此事者。”遂捐地葬之。三月，會葬夏允彝，陳子龍賦詩二章，又作《寒食》、《清明》二詞，此系其生前最後留下的文字。
清松江提督吳勝兆，遼東人，以降將從徵到江南。他的幕僚皆吳越之人。順治四年四月，吳勝兆因為與江寧巡撫土國寶有矛盾，總督軍務招撫江南經略使洪承疇又劾其濫收吳易“白腰黨”降卒，遂密謀策划起兵反清。他的部下、長洲縣諸生戴之儁是陳子龍的舊識，積極支持吳勝兆起兵，並微服私訪陳子龍，一再請求陳子龍寫信聯絡黃道周（黃系陳座師）族子、魯監國舟山守將黃斌卿率舟師為外應。陳子龍認為：黃等“虛聲寡信，事必不濟”，沒有答應戴的要求，並說：海舶往來，不乏信使，你等好自為之，我決不阻攔。戴即離去，“自是不復相聞矣”。是月十六日，吳勝兆未舉兵而事泄被捕，入獄窮治。清軍誣陳子龍與吳“共謀”，遣兵捕之。陳子龍易姓李，改字大樽，先潛匿嘉定侯岐曾仆劉馴家。後又逃至其婿崑山顧天逵兄弟處。時，清江寧將軍巴山、操江都御史陳錦和江寧巡撫土國寶陰謀乘吳勝兆事，“盡除三吳知名之士”，而以陳子龍為首。五月初，他們派出兵丁五百，手挾弓矢，如臨大敵，在蘇松一帶大肆搜捕達五六日之久。最後由於陳子龍僕人不慎泄露住處，陳子龍在吳縣潭山顧天逵祖墓被捕。巴山等人對他進行審訊，他“植立不屈，神色不變”。陳錦問他為何官？曰：“我崇禎朝兵科給事中也。”又問：何不剃髮？曰：“吾惟留此發，以見先帝於地下也。”又問，陳子龍凜然挺立，拒不回答。乃執之舟中，令卒守之。
五月十三日（6月15日），陳子龍被押往南京，在途中經松江境內跨塘橋時，他乘守者不備，突然投水以死，撈起時已經氣絕，清軍還殘暴地將其凌遲斬首，棄屍水中。時年四十歲。次日，陳子龍門生王沄、轎夫吳酉等在毛竹港找到他的遺體，具棺埋葬。清乾隆中，謚“忠裕”。
陳子龍不僅是明清交替時一位不屈的抗清勇士，而且在當時的文壇上也頗有名望。他“生有異才，工舉子業，兼治詩賦古文，取法魏、晉，駢體尤精妙”，七律詩更有特色和成就。雖然他有復古的思想和主張，但他特彆強調文學創作的社會意義，是結束明代復古派詩歌創作的最後一個大詩人，也是開創清初詩歌抒寫性情、反映現實新風較早的一個大詩人。他生前所寫的各種體裁的作品，多數收集在清嘉慶八年（1803）刊行的《陳忠裕公全集》。
宋征輿
宋征輿(1618—1667)，字轅文，號直方，上海松江人，詩人，詞人。與陳子龍、李雯並稱“雲間三子”。明亡後仕清。順治四年進士。官至副都御使。著有《林屋詩文稿》（含《海閭香詞》等等）。《四庫全書提要》云： “征輿為諸生時，與陳子龍、李雯等以古學相砥礪，所作以博贍見長，其才氣睥睨一世 ，而精練不及子龍 ，故聲譽亦稍亞之雲。”
宋征輿是雲間詞派中最先填詞者，對促進雲間詞派形成有重大影響，雖然此後陳子龍的填詞成就超過他而成為盟主，但是宋征輿的開創之功卻不容忽視。
據野史筆記傳說，宋征輿十六歲時與當時名妓柳如是相戀，因當時松江知府方岳貢下令驅逐外地來的“流妓”，柳如是因之前是蘇州人氏，處於被驅逐對象，因此找宋征輿商量，宋性格軟弱，建議“姑避其鋒”，柳如是大怒，與其斷絕關係，陳寅恪《柳如是別傳》採用了這個說法，但是未知是否確鑿。這個說法雖然是野史，卻不斷被研究柳如是和宋征輿的學者當做史實用以支撐自己的研究。因此有必要寫出，聊備一說。
李雯
李雯才華過人，年輕時就享有詩名。他與陳子龍、宋征輿是交情極深的摯友，並且共同創立了雲間詩派與雲間詞派。同時又和彭賓、夏允彝、周立勛、徐孚遠等人因才結交，平日以詩文唱和為樂，聲滿天下，當時被人稱為“雲間六子”，其中以李雯、陳子龍、宋征輿三人是雲間詩派的中堅力量，而陳子龍、李雯才名尤甚，被時人並稱為“陳李”。順治元年，龔鼎孳曾經上疏當朝推薦李雯，稱讚他“文妙當世，學追古人之李雯，國士無雙，名滿江左。石錄天祿，實罕其儔”。在仔細品讀這部《蓼齋後集》之後，發現龔鼎孳之語實非虛言。關於李雯才高學深的傳聞很多。例如，相傳清開朝的攝政王多爾袞那篇傳誦于海內外的《致史閣部》勸降書，以及順治初年許多的詔誥書檄，都多出自於李雯手筆。
李雯像雲間派的其他成員一樣，在詩歌理論上，基本接受了明朝“七子”的復古主張。他的詩作中，有一部分作品模擬前人的痕跡非常嚴重，比如他的詩集中有多達六卷的樂府詩，就其大體而言未脫“七子”習氣。
清人吳騏在讀李雯的詩文以後，曾經作了一首七絕：“胡笳曲就聲多怨，破鏡詩成意自慚。庾信文章真健筆，可憐江北望江南。”吳騏在詩中把李雯與庾信相媲美，頗為賞識李雯的詩文風采。究竟李雯是否真的具有庾信那種“凌雲健筆意縱橫”（杜甫）般的清才，有些人持有不同的看法，這自有待討論，這裡不多贅言。但是，從《蓼齋後集》作品哀怨的基調看，確實與庾信屈節於敵國後的詩歌作品有某些相似之處。究其原因，可能與兩人同時背國屈節於敵國（朝）的人生經歷有關。
李雯作為一個明朝的舉人，卻在故朝覆滅不久，就在當時被漢人稱為夷族的清廷作了官，這無論是從他自小所接受的儒家“忠君報國”的傳統教育的角度來看，還是從他自身的良知上來說，這種悖離與背叛都不能不是一個異常沉重的精神負擔。所以，他詩歌創作的重要主題之一就是抒寫身處亂世的悒鬱和失節仕清的愧疚。他的作品中，處處都是自責自怨的詩句，處處都顯現出一種壓抑沉痛的負罪感，同時也處處洋溢著對故國的思戀與懷念之情。這不僅表現在如《旅思》、《臥病射陂喜逢萬內景有贈》等一些直接傾訴內心苦悶、憂鬱的詩歌之中，而且在部分描寫景物、記錄時事的作品，如《太平奇聞子規》、《感秋》之中也有所流露。從而，決定了李雯詩歌哀怨、悲涼的基調。
“雙關麗天衢，皋門平旦啟。市朝猶未移，玉步方更始。難忘故國思，已食新君餌。……俯仰神自傷，淚落垂丹隆！鼻宄浚在上早朝的路，作者看到大路兩旁繁鬧的貿易集市與舊時（明朝）情景沒有什麼改變，不由從此聯想到自身的境遇，念及自己雖然深受故國養育重用之恩，而今卻失節開始投效異主，食新君之祿，不禁黯然神傷，滴落傷心之淚。字字傷懷，句句自悔，讓人仿佛親眼目睹了作者感嘆唏噓之態，在感其文采之時，也予其無奈。
“憶我親生存，愛子不能已。昔為席上珍，今為路旁李。名節一朝盡，何顏對君子！”狂怒的北風大作，將路旁的李樹颳倒，如此之小的一個景象，也讓詩人獨自唏噓不已，因為它使詩人聯想到自身的命運，勾起了詩人的淪落之感。其中“名節一朝盡，何顏對君子”一句，將詩人痛悔前塵，自愧於人間的苦痛心態描繪得淋漓盡致。讓人雖怒其失節，卻憐其自怨。
“紅雪堆高柯”的陽春三月，應好友之邀去賞花飲酒賦詩。花間飲酒、好友相伴，這本該是最讓人賞心悅目、心曠神怡的事了，然而對此良辰美景李雯吟出來的卻是：“喪亂以來淚洗面，一朝一夕春風見”，“誰說花開不看來？看花正是傷心伴。家國興亡若海田，新花還發故時妍”這樣惆悵淒婉。於無奈中又顯露沮喪的詩句。
更何況，若在行旅跋涉途中，見到鷓鴣南飛等最能誘發詩思、最能引發聯想的情景，詩人就會更加傷感。故國難忘、故土難離，這本是人之常情。如若國破家亡之際，又因為自己的原因而使自己無國可思、無家可歸，其時其事的感懷與痛苦是令人難以想像的。相信如非歷經其事之人，恐怕是難以理解他們那種自心靈深處迸發的痛苦與自我責難。正如李雯詩中所寫：“家國今何在？飄零事日非。依人羈馬肆，鄉夢憶牛衣。有淚吟莊舄，無書寄陸機。鷓鴣真羨爾，羽翼向南飛。”所有的淚與痛都在詩句中揮灑而盡。當時弘光小朝廷偏安江南，詩人家鄉亦在南方，這首詩表現對故國鄉土的懷念是不言而喻的。
自然界的景物所引起的詩人對故國故土的思戀已經很深刻了，但更讓詩人不能忍受的是，當他出仕清廷事奉新朝之時，他年少時的好友陳子龍等人卻正在誓師抗清。如此訊息傳來，兩相比較，直令詩人覺得無地自容。他感到不僅愧對故朝，而且愧對朋友、愧對親人。他非但不能與摯友一同為復興故國而奔走，反而先屈身任職清廷，因而只能從遙遠的地方為他們的努力禍福，並默默為自己的屈節而懺悔。
在詩《東門行寄陳氏》中寫：“出東門，草萋萋。行入門，淚交頤。在山玉與石，在水鶴與鵜。與君為兄弟，各各相分攜。南風何，君在高山頭；北風何烈烈，余沉海水底。高山流雲自卷舒，海水揚泥不可履。喬松亦有枝，落葉亦有秦。結交金石固，不知浮與沉。君奉鮐背老母，余悲父骨三年塵。君顧黃口小兒，余羞三尺章子今成人。聞君誓天，余愧無顏，願復善保南山南；聞君慟哭，餘聲不讀，願復善保北山北。悲哉復悲哉，不附青雲生。死當同蒿萊。知君未忍相決絕，呼天叩地明所懷。”如此泣血成詩，無數的悲、痛、悔、恨層層交織在一起。
詩人還在詩後附書信一封，信上寫：“三年契闊，千秋變常。失身以來，不敢復通故人書札者，知大義已絕於君子也。然而側身思念，心緒百端，語及良朋，淚如波涌。側聞故人，頗多眷舊之言，欲訴鄙懷，難於尺幅，遂中意斯篇，用代自序。三春心淚，亦近於斯。風雨讀之，或興哀側。時弟已決奉柩之計，買舟將南，執手不遠，先生馳慰。”短短几句，卻讓人讀之心酸，閱之不忍。行文之中隨處可見作者的怨悔摧抑之情。一是玉，一是石；一是鶴，一是鵜；一是高山流雲，一是海底沉泥；如此高下之分所顯現出的詩人那種自哀自怨、自悔自怒的無奈是這么清晰，仿佛一個沉溺於傷悲痛苦的人的抑鬱面龐就在我們眼前。震撼著我們的心。
但是這么一部充斥著才情文采的詩文集，卻只是因為李雯在作品中表現得過於直露的自責懺悔而遭到禁毀。
任何統治者基於國政穩定的考慮，都不會希望他的臣民中有不利於自己王朝統治的思想感情。在清朝政府看來，李雯既然已經歸順大清並出仕清廷，就應當忠心一意地報效清政府，斬斷自己同過去的一切，包括那千絲萬縷的感情糾葛，一心為大清的穩固繁茂而奔走效命。然而，李雯卻在他的詩文集《蓼齋後集》中如此眷戀故國明朝，哀嘆自己的身世遭遇，懺悔自己的所作所為，甚至將自己接受清政府賜予的官銜稱作為“失身”行為，認為自己是屈節叛變作了見不得人的事。同時，又為了朋友之間的私人感情，為那些今為抗清之士的昔日摯友忠心祝福，而完全將大清的基業與利益置之不顧。這對於清政府是無法容忍的，也是不可原諒的。因而，這本《蓼齋後集》在乾隆時期就被禁毀了。
出於安民定邦、穩定國政的原因，這部詩文集所展示的是一個“清朝官員”對明王朝的無限眷戀以及他自身為“清人”而恥的自哀自怨。但是，這樣一部才情溢采的詩文集就此被禁，確實又是一件令人扼腕嘆息的憾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