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代石制棺槨

隋代石制棺槨

隋代石制棺槨現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館,共十隻,每隻高兩米。

基本介紹

  • 中文名:隋代石制棺槨
  • 現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
  • 數目:十隻
  • :二米
摘要,簡介,石制棺槨墓葬,歷史溯源,石棺文,收藏經歷,

摘要

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了許多歷朝歷代引人矚目的文物國寶,其中有十個被稱之為隋代石制棺槨的文物。這十個花崗岩材質的隋代石制棺槨每個重約一噸,與許多燦爛奪目的瑰寶相比,它們拙樸平實,其貌不揚,但是它們確實非同一般,這是因為在每個隋代石制棺槨上面都鑿刻著文字,對研究中國古代文字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

簡介

隋代石制棺槨共十隻,高二米,直徑一米多,形象棺而上細下粗頂微圓(實為碣狀),因銘文中多言漁獵之事,故又稱它為《獵碣》。以籀文分刻十首為一組的四言詩。目前其字已多有磨滅,其第九棺已無一存字。其書傳為史籀手筆,體態堂皇大度、圓活奔放,氣質雄渾,剛柔相濟,古茂遒朴而有逸氣。橫平豎直,嚴謹而工整,善用中鋒,筆劃粗細基本一致,有的結體對稱平正,有的字則參差錯落,近於小篆而又沒有小篆的拘謹。在章法布局上,雖字字獨立,但又注意到了上下左右之間的偃仰向背關係、其筆力之強勁在石刻中極為突出,在古文字書法中,是堪稱別具奇彩和獨具風神的。康有為稱其“如金鈿委地,芝草團雲,不煩整我,自有奇采。”其書體為大篆向小篆過渡時期的文字,學《石棺文》可上追大篆,下學小篆,百無一失。後世學篆者皆奉為正宗,無不臨習。楊沂孫、吳大澄、吳昌碩、王福庵等皆得力於此。 石棺文的拓本,唐代就有,但沒有流傳下來。宋安國所藏石棺宋拓本,被民國秦文錦售給日本東京河井荃廬氏。此外,社會上所流傳的早期拓本有北宋的《先鋒》、《中權》、《後勁》三種,其中天一閣藏北宋拓存四百二十二字本為最。然原拓己失,現只能見到郭沫若30年代在日本收集的此三種拓本的照片。安國所藏的宋拓本《先鋒》本,舊商務印書館、文物出版社有影印本,收在郭沫若所著《石棺文研究》一書中。上海藝苑真賞社、日本鳹堂有《中權》本影印本。中華書局、日本二玄社出版的《書跡名品叢刊》中,有《後勁》本影印本。上海書畫出版社《書法》1984年第三期,也刊有石棺文的宋拓影印本。石棺為中國珍貴石制古物,亦為書家第一法則,具有很高的文史價值和藝術收藏價值。

石制棺槨墓葬

隋唐五代在以黃河流域為主的北方地區,北魏以來的墓葬制度,經隋代﹐至於盛唐﹐一脈相承。當時貴族官僚的大墓﹐都是採用斜坡式的墓道﹐包括一段很長的隧道,隧道頂部開天井,兩壁設龕。懿德太子墓有天井7個﹑壁龕8個﹐章懷太子墓有天井4個﹑壁龕6個﹐正三品司刑太常伯李爽墓有天井3個﹑壁龕2個,天井和壁龕的多寡基本上與墓主人的官品爵位相一致。隋代流行以土洞為墓室﹐高級官僚的大墓亦不例外。入以後,則多採用磚室,土洞墓已降為低級官吏或平民所用。一般的官僚,其墓室都為單室。二品以上的大官,除主室以外,有時還設簡單的前室。成王李仁墓﹑章懷太子墓及“號墓為陵”的懿德太子墓和永泰公主墓﹐則都有前後兩室。從初唐到盛唐﹐貴族﹑官僚墓中流行壁畫。一般是墓道前部兩壁各繪青龍﹑白虎﹐墓室頂部繪星辰﹐其他則有鞍馬明駝牛車列戟﹑步騎儀衛﹑屬吏﹑男女侍者以及樂舞伎等,各繪在墓內的相應部位,其內容和規格視墓主人的身份而有所區別。隨葬品以大量的陶俑為主。大約從武周時開始,陶俑多施三彩釉。陶俑可以分為出行時的儀衛行列和家居時的家臣侍者兩大類。前者自隋至初唐多武裝俑,以後逐漸減少,武周時出現高大的馬俑和駝俑。後者自初唐至盛唐不斷增多﹐樂舞俑和游嬉俑等皆屬此類。受佛教影響,鎮守墓門的一對武士俑在盛唐時演變為天王俑﹐其特點是腳踏伏獸或鬼魅。鎮墓獸繼承北魏後期以來的形態,一為人面,一為獸面,而武周時則又進一步演變為頭生角﹑肩附翼或手握蛇的怪獸。隋代開始出現的人身禽獸首的十二時辰俑,到開元﹑天寶之際更為流行。陶俑的數量,因墓主人身份而有不同的限額,懿德太子墓的陶俑總數達千件之多。方形有蓋石墓誌在唐代使用得更為普遍。墓誌的大小,隨墓主人的身份而有等級之分。例如﹕三品官的墓誌多為約72厘米見方,一品官如楊思勗及章懷太子雍王李賢﹑成王李仁的墓誌皆為88厘米見方,永泰公主的墓誌最大,為114厘米見方。懿德太子如天子之制,不用墓誌而用玉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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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帝陵除少數是“積土為陵”的以外﹐大多數都是“依山為陵”。唐高宗與武則天合葬的乾陵,以梁山的主峰為中心,築平面略呈方形的內城,四面各開一門,門外置石獅石馬石人。南面的朱雀門是正門﹐入門即為獻殿。自南面遠處第一道門闕至內城的朱雀門﹐神道長達3公里﹐兩旁列瑞禽﹑瑞獸﹑馬﹑武將﹑文臣以及外國首領的石雕像,並樹“述聖記”碑和“無字碑”。乾陵的宏大規模﹐充分顯示了大唐帝國極盛時期的強大國力(見唐代陵墓)。五代前蜀王建的永陵在四川省成都,南唐李的欽陵和李璟的順陵在江蘇省南京,都已經發掘(見前蜀王建墓﹑南唐二陵)。地下的玄宮分前﹑中﹑後3室,各室兩側又多設壁龕或耳室,這可能是承襲唐陵的制度。唐陵的地下玄宮雖都未經發掘,但從各方面的情形推測﹐亦應設有前﹑中﹑後3室。
宋至明中原和北方地區的北宋墓﹐最富有特色的是一種仿木結構建築的磚室墓。北宋初年,墓室內的仿木結構還很簡單。到北宋中期﹐才達到成熟的程度,從而成為一種特殊類型的磚室墓。從這以後﹐墓室的平面又從方形或圓形演變為等邊多角形﹐仿木結構則從簡單的“一斗三升”托替木或“把頭絞項造”演變為五鋪作重栱,從版門直欞窗演變為雕花格子門。一般多為單室墓﹐後期較大的墓則分前後兩室。墓內多用壁畫或雕磚作裝飾,其內容主要是表現墓主人的日常生活﹐特別是墓主夫妻舉行“開芳宴”的場面,有時也有孝子故事圖等。在有些北宋末年的墓中,還出現了雜劇雕磚。墓室的後壁﹐則往往有“婦女掩門”雕磚。隨葬品寥寥無幾,這可能是由於各種器具什物已充分地繪刻在壁畫和雕磚上的緣故。
北宋帝陵在河南省鞏縣,其地點的選定嚴格按堪輿術的要求。諸陵形制相同,都是以土築的墳丘為中心,用牆垣圍成方形的陵域,墳丘之前設獻殿。四面各開一神門﹐門前置石獅。南面較遠處設兩重土闕,各稱鵲台與乳台。自乳台至南面神門,神道兩側依次列獬豸﹑鞍馬﹑﹑蕃使﹑文官﹑武士等石雕像。帝陵後面別築後陵﹐這與漢陵有相似之處,卻為自唐以來歷代帝陵中所僅有(見鞏縣宋陵)。南宋的帝陵在浙江省紹興附近。因為算是權殯﹐所以營造較簡,名為“攢宮”。雖然大體上是沿襲北宋的陵制﹐但沒有乳台﹑象生﹐也沒有陵垣及四門。獻殿之後作玄宮,屍體放置在嚴密堅固的“石藏子”中。遼代貴族墓中的隨葬品﹐除了金銀器﹑陶瓷器及鐵器等各種生活用具以外,以大量的馬具﹑盔甲﹑各種武器以及金屬面具和銅絲手足套等物為特點。陶瓷器中的雞冠壺﹐亦為遼墓中所特有。到了中期﹐馬具和兵器逐漸減少﹐雞冠壺的形態亦由皮囊狀演變為提梁式的圈足器。晚期遼墓一般已不用兵器隨葬,馬具也大為簡化,而雞冠壺則告消失。大約從早期的後半開始,遼墓中往往有漢文或契丹文的石棺墓誌,形狀與唐宋的相似。金代的墓葬,一方面是受遼墓的影響,而更多的則是繼承北宋的墓制。河北省新城的時立愛墓和興隆的蕭仲恭墓,其年代基本上屬金代前期。由於墓主人的爵位高,都系多室的磚墓。墓室內有仿木建築結構,繪壁畫。時立愛墓的主室為八角形,前室兩側所附耳室為圓形﹐在形制上與遼墓有相似之處。蕭仲恭的墓誌則用契丹文書寫。分布在華北南部和中原地區的金代後期地主階級墓﹐主要是單室磚墓﹐平面多為方形或八角形,也有圓形的,從墓門到墓室內大量使用仿木建築結構。有的墓里繪有開芳宴﹑放牧﹑搗練等題材的壁畫,而大多數的墓則是大量使用雕磚﹐表現出門樓﹑格子門﹑欞窗﹑桌椅﹑屏風﹑燈﹑盆花之類﹐有的還有“鎮宅獅子”﹐使得墓室對現實生活中居室的模仿達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雕磚的內容還包括開芳宴中的墓主人夫婦﹑侍童廚役﹑伎樂乃至舞台上的雜劇演員等人物﹐也有“掩門婦女”。這顯然是北宋後期在中原華北南部地區流行的仿木建築結構磚室墓的進一步發展。元代的仿木建築結構磚室墓﹐主要發現於山西省境內。其特點是仿木建築的結構日趨簡化﹐有些已變成示意性的了。山西省中部地區墓內裝飾以壁畫為主﹐題材仍多為開芳宴﹐但突出了墓主人的形像而省略了伎樂的場面。山西省南部地區墓內多飾雕磚﹐內容多為孝子故事或花卉之類。五代﹑北宋以來的仿木建築結構磚室墓,到元代已接近尾聲。南方的元墓沿南宋舊制,多為簡單的長方形磚室墓,雙室並列,分葬夫婦。作為時代的特點,許多墓里使用石灰﹑米汁﹑木炭等以加固墓室﹑防護棺槨﹐並在墓底鋪松香之類,以利屍體的保存。到了明代,一般官僚地主階級的磚室墓採取密封棺材,防腐措施又有發展﹐所以有的墓不僅屍體完好﹐而且衣冠服飾以及書籍﹑字畫等易朽物品也保存良好。 明代的帝陵﹐以安徽鳳陽的皇陵為最早。皇陵的形制承自北宋的帝陵,基本上仍沿漢唐以來的舊制。泗州的祖陵年代稍晚,其形制已與南京朱元璋的孝陵相近,而明孝陵則為此後的明代陵制開創了先例。明代從成祖朱棣起,13個皇帝都葬在北京昌平縣﹐集中在一個總的陵園內,稱明十三陵。陵園的總門在南面,稱大紅門。入門不遠,立“長陵神功聖德碑”。由碑亭往北,神道兩側依次立石望柱及獅﹑獬豸﹑駱駝﹑象﹑麒麟﹑馬﹑武將﹑文臣等石雕像﹐而各陵之前則不再立石望柱石象生。出於總體布局上的考慮,陵的方向雖多向南﹐但也有向東或向西的。各陵規模大小不一,但形制和布局彼此相同。陵的前部主要是恩殿,基本上相當於唐宋陵前的獻殿。與漢唐以來的帝陵相比﹐明陵最大的特點是墳丘不成方形而成圓形,周圍砌磚牆,稱為寶城﹐其位置不在陵域的中部而居全陵的最後。寶城之前設明樓,樓上樹石碑,上刻皇帝的諡號,這也是明陵的新創。玄宮在寶城之下,其形制亦系模仿宮殿。以已經發掘的明定陵為例,玄宮可分前殿﹑中殿和後殿,中殿的左右兩側又各通一配殿。皇帝和皇后的棺槨放置在後殿的石制棺槨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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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溯源

金石家們翻閱了所有的書籍、檔案,也沒有找到類似的字型。他們認定,石棺上的文字,屬於中國文字演進史上缺失的一環,稱其為“石棺文”,屬於大篆。大篆是在甲骨文金文之後,在小篆之前的文字。兩千多年前,雄心勃勃的秦始皇實現華夏江山“大一統”,文字統一是重要舉措,而統一後的文字就是小篆。這也就是說,鑿刻這些文字的年代距今至少已經有兩千三百多年,它們記述展示了秦始皇統一前一段為後人所不知的歷史。 歷經千百年,石棺終於從荒原之中走進文明之地——孔廟。但是這樣的收藏保護來得太晚,以至於在真正收藏的時候,十隻石棺竟然丟失了一隻。更加令人揪心的是,石棺走進孔廟90年之後,唐朝在地方政權的分裂中成為歷史,五代十國的戰亂開始了。石棺存放的地方成為戰場。戰火中,已經存放在鳳翔孔廟中的九隻石棺也不知所蹤。

石棺文

石棺文比金文規範、嚴正,但仍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金文的特徵,它是從金文向小篆發展的一種過渡性書體。傳說在石棺文之前,周宣王太史籀曾經對金文進行改造和整理,著有大篆十五篇,故大篆又稱“籀文”。石棺文是大篆留傳後世,保存比較完整且字數較多的書跡之一。
石棺文,亦稱獵碣或雍邑刻石,是中國現存最早的刻石文字。無具體年月,唐人韋應物和韓愈的《石棺歌》都認為是周宣王時期的刻石。宋人歐陽修的《石棺跋尾》雖設了三個疑點,但還是認為屬周宣王時史籀所作。宋人鄭樵《通志略》則認為《石棺》系先秦之物,作於惠文王之後,始皇之前。近人羅振玉《石棺文考釋》和馬敘倫《石棺文疏記》都認為是秦文公時物,與韋、韓說法出入不大,只相差十七年。據郭沫若考證,《石棺》作於秦襄公八年,距宣王更近。所不同者,出於宣王時史籀手筆或秦臣手筆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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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棺》於唐代初出土於天興三疇原(今陝西省寶雞市鳳翔三疇原),以後被遷入鳳翔孔廟。五代戰亂,石棺散於民間,至宋代幾經周折,終又收齊,放置於鳳翔學府。宋徽宗素有金石之癖,尤其喜歡《石棺》,於大觀二(公元1108年),將其遷到忭京國學,用金符字嵌起來。後因宋金戰爭,復遷《石棺》於臨安(今杭州),金兵進入汴京後,見到石棺以為是“奇物”,將其運回燕京(今北京)。此後,石棺又經歷了數百年的風雨滄桑。抗日戰爭爆發,為防止國寶被日寇掠走,由當時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主持,將石棺遷到江南,抗戰勝利後又運回北京,1956年在北京故宮展出。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清高宗為更好地保護原棺,曾令人仿刻了十棺,放置於辟雍(大學)。現仿棺在北京國子監。其形狀與刻字部位和原石棺有不少差別。

收藏經歷

唐627年,隋代石制棺槨於陝西寶雞岐山北坡的荒郊發現,此地曾是秦朝舊地。它們是花崗岩質地,每個直徑約1米,重約一噸。十座石棺外形相似,上狹下寬,形似棺,因此得名石棺。唐朝人按它得出土地點,命名為“陳倉石碣”或“岐陽石棺槨”。
石棺被發現後一直置於荒郊,許多人去觀看並臨摹作拓。806年,韓愈為保護石棺,上書朝廷請求把石棺搬到太學府,但是沒有被採納,直到914年,鄭餘慶任國子祭酒(負責主管國家學術教育、文化事業)才採納了他的建議,將石棺移到了鳳翔孔廟,讓它們不再遭受風雨得侵蝕。然而,石棺乍原已於814年不知去向,只有九隻保存在鳳翔孔廟。五代十國的戰亂期間,鳳翔成為戰場,石棺下落不明。宋朝建立後,文人文化繁榮,宋仁宗下旨尋找石棺,後來一位名叫司馬職的官吏找到了9隻石棺,獨缺唐朝石遺失的乍原石棺,他便依照流傳下來得拓片造了一個假的補全。由於石棺的拓片流傳很廣,他得作假很容易就被識破了。
北宋皇祐四年(1052年),金石收藏家向傳師從太氏拓片見到乍原的拓片,證明此人曾收藏過乍原石棺。但向傳師趕到關中太氏的老家時,太氏全家已於一年前死於瘟疫,房屋財產全部為避瘟疫傳播而燒光。向傳師在關中繼續查訪,居然在他居住的屠戶家中發現了石棺,此時乍原石棺已經是屠戶的磨刀石,被切去了上半部分,棺身上的字也只剩下四個。大觀年間,向傳師將乍原交給朝廷,運至汴梁。上可以辨認得文字只剩下432個。宋徽宗還下令用黃金填注石棺文,以防磨損。1125年,金兵進軍中原,靖康之變後,石棺被金人運至燕京,剔去石棺上的黃金,棄之荒野。
1300年,元朝國子教授虞集在一片淤泥中發現石棺,後遷往國子監達成門內保存,平安經歷了元明清三代。1936年,石棺隨第四批故宮文物南遷至上海,安置在天主堂街仁濟醫院庫房的底層。三年後故宮博物院南京分院成立,石棺遷往南京。一年後,石棺隨故宮文物再次起運。南遷途中,在天津和湖南酉陽兩次翻車,幸好包裝嚴密,石棺完好無損。裝箱包裝前,為保護石皮不脫落,用浸濕的高麗紙敷在石棺面上,由於高麗紙纖維長,韌性好,濕的時候摁進字口,乾後固定在字口。裝箱的時候包有兩層棉被,四周用稻草塞緊。這都讓石棺在南遷中得到良好的保護。抗日戰爭勝利後石棺遷回南京,1950年運回北京,存放在故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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