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涉

賈涉

賈涉(1178-1223),字濟川,浙江天台縣藤橋松溪人。南宋將領,淮東處置山東忠義軍的中心人物。

自幼慷慨有大志。父偉,子賈似道,偉系南宋紹興二十七年(1157)進士,曾任秘書郎、開江守等職。涉年長後,以父蔭任高郵尉,改大理司直,知盱眙軍。賈涉是處置歸宋的反金武裝,頗有謀略,李全等皆為所用,六七年間金軍不敢窺淮東,山東十餘州相繼降宋。

基本介紹

  • 中文名:賈涉
  • 別名:濟川
  • 國籍:中國南宋
  • 民族:漢族
  • 出生地:浙江天台縣
  • 出生日期:公元1178年
  • 逝世日期:公元1223年
  • 職業:南宋將領
  • 主要成就:抗金名將
    邊防、涉外要務的南宋重臣
基本簡介,人物經歷,早年事跡,記載事跡,淮海局勢,展現才華,聯結蒙古,釀造禍端,人物評價,傳記,

基本簡介

南宋嘉定十三年(1220)三月,金兵進入黃、濠、滁、揚、真、盱眙等州,宋軍屢敗,朝廷震驚。山東人李全楊友等招兵買馬,號“忠義軍”。涉時任淮東提點刑獄兼楚州節制京東路忠義兵馬,對“忠義軍”進行改編,裁減老弱殘兵留下精幹6000多人進行軍紀訓練,然後分兩處屯守。
其時,約10萬金兵進攻邊城甚急。立即派諸路兵馬出擊,自己坐鎮指揮。不數日,諸路兵馬大捷,擒金將仆散萬忠。隨後,又命李全率萬人向被金人侵占的山東出擊,很快攻克登、萊二州,恩、傅、景、德等十幾州亦相繼收復,軍威大振。捷報上呈,朝廷升為太府少卿、制置副使。不久,升淮東制置使兼節制京東、河北兵馬。
嘉定十六年,因身患重病上疏請辭。時值金兵又大舉進犯,再次帶病率兵出戰,大敗金兵,將繳獲京河版籍及金銀銅印等送交朝廷,受到嘉獎。因勞累過度,病逝於回師途中。詔贈龍圖閣學士光祿大夫。墓在今天台縣山河鄉溪邊村附近。

人物經歷

早年事跡

賈涉是西漢賈誼之後。
賈涉(1178—1223)字濟川,天台人。曾祖父賈文國是一位平民,曾祖母于氏。祖父嗣業,字光濟,性篤厚,隱居讀書,未仕,因涉被贈朝議大夫;祖母于氏。父親賈偉,是一名官員,約在淳熙五年至八年間(1178—1181年),曾守四川開江(今四川開縣),他目睹雄踞四川的利州西路安撫使吳挺過於驕橫,致書給丞相趙雄揭發其弊端;在謁見孝宗時,又奏請裁抑負責鄂州、江陵邊防要務的大將郭杲與郭棣的兵權。賈偉的意見雖被孝宗所接受,也先後出任秘書郎,知漢州(今四川廣漢)等官,不過,後來吳挺、郭杲等人相繼出任四川,荊襄安撫使等高官,挾怨報復,賈偉受到排擠,含冤而死。
賈涉賈涉
賈涉生於淳熙五年(1178年)三月二十八日。早年事跡不詳,只知他幼年好讀古書,慷慨有大志。二十歲時,父親被冤鬱郁以終。涉獲蔭補的時間不明,但為了洗刷父親冤情,釐清事實,前後費了十年的時間,不辭辛勞,奔走申訴,甚至到宮廷,伏闕上書,終使其父獲得平反。時間約在開禧三年(1207年)。賈偉得以平反,大概與賈涉鍥而不捨的精神和才幹出眾有關,但也和宋廷敉平吳曦之變,吳璘吳玠家族在四川的勢力解體,以及郭杲等人不在高位有關係,這時賈涉已三十歲。
賈涉初任高郵縣尉,改萬安縣丞。嘉定八年(1215年),鄰近金境的寶應縣有縣令遺缺,中書省命涉知縣事;涉到任後,感於宋金情勢緊張,恐戰事再啟,為早綢繆,請求築城以固邊。不久,母喪,以憂去。嘉定十年(1217年),宋金爆發戰爭,金興兵南犯,攻光州,淮邊告急,宋廷起復賈涉為寶應縣令,這是賈涉實際參與邊防實務,嶄露頭角的開始。賈涉再任寶應縣令,顯然和先前築城有關。自蒙古攻金以來,中原紛亂,宋臣便不斷向朝廷建議罷遣使,團結民兵,築城御邊。9任主管淮東安撫公事的崔與之更積極在淮東沿邊推動築城.。因此,賈涉的復任當與築城風潮下,崔與之等人的推薦有關。賈涉上任後,除了築城外,又遷縣治還舊基,疏浚望直港,通射陽湖。11不久,改任真州通判,大理司直,知盱眙軍等職。

記載事跡

關於賈涉先世的資料不多。從現有的史料看來,賈氏在天台並不是顯赫,賈偉也擔任過低級軍職,見《中國歷史人物論集》(台北:正中書局,1973),頁300。但〈賈涉墓誌〉指其父曾任秘書郎,知漢州,顯然被視為文官而非武將的家族;入仕為文職官員的賈偉,是賈氏起家的人物;賈偉勇於任事,批評時政,雖然獲得孝宗與丞相的賞識,卻因而遭到報復。賈涉的憑藉不多,但為洗刷父冤,奔走陳情,十年不懈,毅力超人,終於恢復其父的名譽。其間,賈涉雖獲任為基層官職,但歷經幾番波折,才得以擔任縣令一職。對一般非由科舉入仕的官員而言,縣令可能已是仕途的高位,然而,由於蒙古南侵,金朝覆亡,山東淮海地區的局勢如波濤洶湧,讓身處邊境,擅於觀察,掌握時勢的賈涉得以一展才華,開創新事業的契機。

淮海局勢

十三世紀的中國歷經了由承平到紛亂,由紛亂再回復安定的歷程;其中,由治而亂的鉅變,與宋金間的戰爭有密切的關係,但促使情勢加劇最重要的催化劑,則是蒙古的興起與南侵。
當宋廷發動開禧北伐,宋,金雙方以兵戎相見之時,成吉思汗則在漠北完成蒙古的統一,正成為金朝的大患。嘉定元年(1208年),金章宗逝世,完顏允濟繼位,表面上金朝仍維持著繁榮景象,實則外有蒙,宋兩國的威脅,內則政務日益腐敗,已呈現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氣象。嘉定四年(1211年)成吉思汗以報父祖世仇為名,聚眾誓師,大舉侵金。七月,蒙古軍相繼擊敗金兵於撫州(今河北張北縣)的烏沙堡及險峻的野狐嶺(今河北萬全縣境),接著拔宣德,陷德興,取居庸關,進逼中都。蒙古軍以擄掠為主,攻下城邑後大肆屠殺劫掠,因此兵火所至之處有如廢墟,如中都“僧(寺),道觀,內外園苑,百司庶府,室屋華盛,(至是)焚毀無遺”;華北地區受到兵火侵襲,百姓無以為生,經濟日益衰退,社會秩序面臨崩解。
當時,金廷全力應付蒙古,對國內的控制較為鬆弛,於是在開禧年間曾受到宋人鼓煽興起而暫時潛匿的華北漢人,乘亂再度揭起叛金旗幟,正如《金史》所說:“金自章宗季年,宋韓侂胄構難,招誘鄰境亡命以撓中原,事竟無成。而青、徐、淮、海之郊民心一搖,歲遇饑饉,盜賊起,相為長雄……十餘年麋沸未息。”其中,紅襖軍領袖楊安兒劉二祖等人,就是這一時期最具代表性的人物。
此後,金朝內外處境更艱難,華北叛金的武裝活動更為興盛。嘉定六年(1213年)八月,當成吉思汗圍攻中都時,金敗將紇石烈執中胡沙虎)擁兵發動政變,殺死衛紹王允濟,擁世宗孫完顏珣繼位,是為金宣宗。這時,蒙古騎兵以浩大聲勢,橫掃黃河以北,太行山東西等廣大地區,使中都成為大海狂濤中的孤島。15宣宗為了避禍,於嘉定七年(1214年)五月南遷汴京。成吉思汗以金遷都違約,再度發兵南犯。直至嘉定八年(1215年)秋,蒙古軍攻破的城邑就有862處,幾乎黃河以北的土地都淪於蒙古鐵騎之下。蒙古兵馬以殺掠為主,鐵騎所到之處,“人民殺戮幾盡,金帛子女,牛羊馬畜,皆席捲而去,屋廬焚毀,城郭丘墟”。而掠奪之後,蒙古兵隨即離去,致使社會呈現真空狀況,除了部分地區由金朝派官鎮守外,當地土豪,地主乃自相團結,組織武裝力量,以求自保。於是兩河,山東地區,無論強悍者或狡黠者,莫不掀起叛金活動,史稱:貞佑之亂,盜賊滿野,向之倚國威以為重者,人視之以為血讎骨怨,必報而後已,一顧盼之頃,皆狼狽於鋒鏑之下,雖赤子不能免。這是金統治中原八十餘年以來,所面臨的最大挑戰。
山東淮海地區向來是宋金間的主要戰場,在此地的漢人,不論是受到宋廷的鼓勵或出於自發性,其叛金活動久有傳統,辛棄疾就說:“山東之民,勁勇而喜亂,虜人有事,常先窮山東之民,天下有變,而山東亦常首天下之禍。”蒙古南侵,山東地區戰火燎原,當地的武裝集團再度稱亂,威脅著金朝政權,為此,金廷利用蒙古北撤之際,積極動員兵力,敉平亂事,除掉了紅襖軍領袖楊安兒,但由於金兵處理叛亂的政策失當,騷擾良民,反而引起當地百姓的反感。此外,自嘉定八年春以來,成吉思汗與拖雷所率領的蒙古軍相繼攻陷濟南,益都、登、萊、沂、密諸州,山東地區因蒙古掠奪戰術的騷擾而滿目荒殘,各地豪傑趁機蜂起,使得叛金勢力更形壯大。這種情況正如《金史》〈仆散安貞傳〉所說:“自楊安兒,劉二祖敗後,河北殘破,干戈相尋,其黨往往復相團結,所在寇掠,皆衣紅綿襖以相識別,號紅襖賊,官軍雖討之,不能除也。”李全適時接替楊安兒所領導的紅襖軍,聲勢倍增,成了山東叛金勢力的主力。
對山東淮海地區的叛金武裝團體而言,存亡與否,視錢糧的取得與資源的開拓而定。自嘉定四年蒙古南侵以來,山東淮海地區先有紅襖軍的叛亂,接著是金廷平亂兵的騷擾,復有蒙古鐵騎的蹂躪,處處呈現著“寶貨山委而不得食,相率食人”的景象,糧荒極為嚴重,兩河地區更是“赤地千里,人煙斷絕”。因而南方的宋朝遂成為武裝集團賴以獲取資源的主要對象,這使山東淮海地區人民競相向南移動,以歸宋為名,尋求宋廷的支援。大量南向的流民,使當時身負兩淮防禦大責的江淮制置使李珏,知揚州兼主管淮東安撫司公事崔與之,26以及各州縣長官與統軍官,都面臨著巨大的考驗。先是,武鋒軍卒沈鐸和定遠百姓季先知道楊安兒等人有意歸宋,乃說服知楚州應純之加以招納。應純之令沈鐸派人招撫楊友,劉全、李全等人,季先則招徠石珪、葛平、楊德廣等武裝團體,27並鼓勵李全等分兵克復莒、密、青等山東諸地。應純之眼見李全等人戰績顯著,進而建議邊帥利用這些豪傑之士,從事恢復大業。
宋人鑒於蒙古興起與金朝衰敗日益明顯,曾對是否與金和戰的問題展開激辯。雖然宰相史彌遠知道金的國勢受蒙古侵擾而大挫,但開禧北伐殷鑑不遠,不敢冒然接受主戰者的意見,只是停納歲貢,停派使臣而已,仍謹守和約,如曾封鎖淮水,不準歸正人南渡,甚至將南歸者“視為盜賊,戮之焚之”,要求上流制閫之臣,對南來者予以剿殺。然而,山東地區武裝叛金的聲勢浩大,在地方豪強的交通,拉攏下,已受到地方官員的支持,宋廷雖不願光明正大的招納他們,卻密令制置使李珏與知楚州應純之等人接待他們,賦予“忠義軍”的名號,聽從帥臣節制。並依武定軍的例子,提供一萬五千人的軍糧,名為“忠義糧”。於是臨近宋境的山東豪傑相繼渡過漣水南下,形成一股巨大的勢力。
嘉定十年(1217年),金宣宗對宋宣戰,宋金戰事再啟。金宣宗即位以來,任命主戰的術虎高琪為相。高琪欲藉擴張疆域以邀功,與高汝礪互相唱和,主張伐宋。宣宗狃於對宋常勝,恥為宋人所輕,加上國用匱乏,謀取賞於宋人;利用蒙古大軍西征的緩衝時間,以南宋歲幣不到及息州饑民作亂為藉口,命右監軍烏古論慶壽,簽樞密院完顏不統兵分三路南下攻宋。這時,史彌遠以曲在金朝,遂改變政策,請寧宗下詔伐金,並轉而積極招徠歸正北人,成立“忠義軍”,十一年(1218年)一月,正式任命歸附的義軍領袖李全為京東路副總管,楊友、季先為京東路鈐轄33,在宋廷與應純之的厚賞與支持下,南下的人絡驛不絕,義軍的抗金活動更形活躍,聲勢日壯,在宋金戰爭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

展現才華

當宋金和戰丕變,宋內外形勢變幻之際,正是賈涉直接參與淮東邊務的時刻。在華北流民不斷南移的熱潮中,宋臣不但熱烈討論宋金關係的發展,更發表如何掌握歸正之士的不同意見;而宋廷為因應內外情勢的巨大變化,對於和戰與南下北人的政策也有極大的變化。在時局驟變的時候,賈涉正由寶應縣令轉任淮東提刑,繼而出任淮東制置使,積極地參與沿邊地區的防禦要務。
宋金關係變化的關鍵時期,李珏崔與之是二位坐鎮南宋淮東防務的重要人物。李珏為江淮制置使,兼知建康府,是總管邊務,負責屏障京師的重臣,崔與之則是知揚州兼主管淮東安撫公事,是負責江北防務的要角。李珏與崔與之二人深知宋金關係薄弱,和約難以持久,而且都深感宋朝的邊防相當薄弱,因此積極推動築城固邊的工作。不過,崔與之對招納忠義人的態度,顯然較為保留,審慎;當李全率眾歸宋時,崔與之即指出:“山東新附,置之內地,如抱虎枕蛟,急須處置;自古召外兵以集事,事成與否,皆有後憂”,期望制司善為區處。李珏對忠義人的態度則相當積極,他不僅透過應純之等人招納山東忠義人,甚至企圖利用這些人機察敵情,鼓勵李全等人從事恢復故土的事業。
此外,李,崔二人對金和戰的態度也顯然不同。崔與之強調守御,李鈺則積極主戰,圖謀恢復,劉克莊說:“雖然國家南渡百年,士大夫皆以為非和無以立國,至公遂破其論,異日秉史筆者書曰:‘絕幣自立由李公始’,嗟夫,斯亦足矣”,清楚描述了李鈺主戰的性格。宋金爆發戰爭前,淮東不斷發生侵擾金境漣水,東海以及圍攻泗州等情事,當與李鈺的策劃有關。鎮江都統劉琸也曾建議蓄養銳氣,以備大舉。宋金交戰以後,李鈺在史彌遠力贊下,於嘉定十一年四月派遣劉琸率兵由盱眙軍渡淮攻泗州;不意全軍覆沒,金兵乘勝攻入盱眙軍,建康震動,“外議以邊面無備”。此時,淮東安撫使崔與之馬上調集各地平時訓練較佳的軍隊,趕往盱眙軍沿淮一帶嚴加守備。他在致史彌遠的書信中,對於邊將的冒進,將使多年來辛苦經營淮東的成果毀於一旦的嚴重後果,感到憂心,他說:“與之乘鄣五年,子養士卒,今以萬人之命,坏於一夫之手,敵將乘勝襲我。”李鈺的參議官黃乾也指出“淮上之敗,劉琸可斬也”,推薦崔與之、方信孺,可惜李鈺未予採納。對泗州戰敗,宋臣有過深刻的檢討,權工部尚書胡就指出“內因廷臣橫議,外而邊臣邀功,使邊境久未安”,是挑起戰端並導致失敗的原因,而李鈺則是肇禍的主謀。寧宗也同意此說,認為是邊吏“希望爵賞,為國生事”所致;轉而傾向和議,宋金情勢再變。
宋金推動謀和,卻引起忠義人的疑懼。義軍領袖之一的石珪以宋謀與金和,不利義軍為名,殺楚州都監沈鐸;宋廷為緩和義軍情緒,急罷知楚州應純之,由通判梁丙代理。但宋廷提供的忠義糧不足,梁丙處置無方,石珪率兩萬人渡淮,大掠楚州南渡門。面對大批義軍蜂擁南下,邊臣處理失當,幾釀成巨禍,時任知寶應縣令的賈涉上書宋廷,指出若在忠義人不斷南移之際與金謀和,將使山東的亂局蔓延至兩淮;建議宋廷立下固定員額以招安義軍,讓他們自成一軍,安置在淮北,如任其南下,將來難以應付。宋廷乃任命賈涉為淮東提點刑獄兼知楚州,節制本路京東忠義人兵;他受命後,親自出面招撫叛兵,穩定局面。
嘉定十二年(1219年)春,金人以數十萬人分兵進犯濠、滁等州,並計誘石珪等人。李鈺遣官兵與忠義軍救援無效,兩淮告急;淮南流民競相渡江避亂,金人游騎至東採石,楊林渡,建康大震,情勢混亂。賈涉擔憂石珪等為金人所用,派遣陳孝忠向滁州,石珪、夏全、時青向濠州,季先、葛平、楊德廣趨往滁、濠,命李全兄弟襲擊金人歸路,並以傅翼監軍。由於義軍奮勇力戰,相繼解除各地受困的局面。其中李全兄弟由楚州引兵救援,在渦口擊敗金兵,使金主力全喪,不敢再窺淮東,是保衛兩淮的戰鬥中,具有決定性的戰役。為了獎賞忠義軍救援淮東的功跡,宋廷應賈涉之請,將安邊所沒入寶應縣中原屬韓侂胄的頃田地,撥充忠義人耕種。
忠義稱亂,邊防告急,緣於守邊重臣不能協力合作所致。宋臣檢討此一情勢,首先奏劾身負邊防重責的制置使李鈺“敗軍誤國,大罪有三”。由於情勢緊迫,宋廷採取緊急應變,一方面罷李鈺,並改任崔與之秘書少監,將二人調離淮東邊務;一方面罷江淮制置司,另置沿江、淮東、淮西制置司,以加強邊備。此時淮邊守臣多屬輕儇浮靡之士,人心不附,制置使與安撫使又同時被調職,使得流言滿道,形勢頗為危急。宋廷鑒於賈涉調遣義軍,解除淮東危急的表現優異,接受殿中侍御史李楠“官序尚卑,資望猶淺,則姑命以副使”的建議,於嘉定十二年六月二十日先任命賈涉為淮東制置副使,旋即任為淮東制置司公事;宋廷為了直接掌控沿邊情勢,推動防務,將制置司的任所遷至較近金境的楚州,並將反對遷到楚州的淮東提刑兼知揚州洪伋予以調職。
總之,在宋金和戰丕變,淮東戰況激烈之時,二位擔負淮東邊防重任的大臣,因意見不和,不能協力相助以穩局勢而遭調職。宋廷為鞏固邊防,緊急任命調派義軍解除江淮危機有功的賈涉,出任肩負屏障宋疆的淮東最高官員。從此,賈涉成為在第一線執行邊防與涉外要務的南宋重臣。

聯結蒙古

賈涉出任淮東制置使之後,以處理山東忠義軍為重心。自嘉定十年爆發的宋金戰爭,表面上戰火四起,拖延甚久,實際上由於雙方均無必勝之把握與決心,因此在戰爭持續之時,即有謀和之議。對金廷而言,外有蒙古侵犯,內有叛民,加上遷都後衍生出許多社會經濟難題無法解決,而宋邊防尚嚴,難以擴展戰果爭取勝利;金宣宗在朝臣建議下,由武休關進取四川時,說“此舉蓋為宋人渝盟,初豈貪其土地耶!朕重惜生靈,惟和議早成為佳”,就說明了他的心意,只是礙於情面,又氣憤宋策動忠義軍從中牽制,才相繼發動游擊性的攻擊,並沒有大規模的軍事行動。至於宋廷,自戰爭爆發以來,被動應戰者多,也不願擴大事端;何況自嘉定十二年秋起,淮東忠義軍聲勢壯大,自主性又強,如何加強對這些人的掌控,讓他們發揮積極的戰力,而避免負面的影響,也就是如何有效的控制和利用義軍,正是宋廷更為關心,也寄希望於賈涉的重責大任。
山東忠義軍是特定時空下產生的複合體。“忠義軍”為宋廷賦予的一個通號,實際上是由無數個在宋廷招撫下,掀起叛金或投宋而各自擁有武裝力量所組成的團體。雖以歸宋為名其中真心歸宋,深明民族大義者不多,多半是在戰亂,饑荒中,為求生存或圖利,而揭起擁宋的旗幟,實質目的是為了獲取財物與糧食。這些人勇武好鬥,熟悉華北地理情勢,可以作為宋廷恢復故土的先鋒,但人多勢散,如何組織人力與支應財糧,卻是一個棘手的問題。嘉定十一年,石珪在南渡門焚掠後,賈涉所提“至若忠義之人源源而來,不立定額,自為一軍,處之北岸,則安能以有限之財應無窮之須, 飢則噬人,飽則用命,其勢然也”的意見,當成為他爾後處理忠義人的基本原則。但在時勢的推移下,仍有所變化,從言論及以後作為看來,賈涉顯然比較彈性的執行李鈺的政策。
宋金戰爭以來,淮東積極招徠忠義軍。宋廷先依武定軍例,放錢糧一萬五千人,人數激增之後,又增放二萬人錢糧作為號召,時青、石珪、彭義斌、嚴實、夏全等人紛紛歸正。其中嘉定十二年六月,金青州守臣益都人張林在李全的勸說下,舉青、莒、密、登、萊、濰、淄、濱、棣、寧海、濟南等州歸宋,表稱“舉諸七十城之全齊,歸我三百年之舊主”;次年,嚴實也應趙拱之召,舉魏、博、恩、德、懷、衛、開、相等州來歸,使太行山以東之地,名義上復歸宋的版圖。
賈涉進一步鼓勵義軍北伐。他銜宋廷之命,傳檄中原,“以地來歸及反戈自效者,朝廷裂地封爵無所吝”來激勵豪傑。於是,忠義軍的恢復行動更為頻繁,李全揮兵北上,爭衡中原,難怪金人要說“宋人以虛名致李全,遂有山東實地”。彭義斌一軍更侵河北,取大名、中山、破東平,下真定,迨西山,懸師北伐,號召兩河豪傑,重樹大宋旌旗,兵威之盛,竟使山東的蒙古漢軍“皆壁,不出犯其鋒;或聞風景附。”這么豐碩的戰果,不僅使宋廷博得興復山河的美名,義軍也獲得了高官厚爵:張林被封為武翼大夫、京東安撫兼總管,李全改為廣州觀察使、京東總管,劉慶福、彭義斌皆為統制。職司統御義軍大責的賈涉也被擢為太府少卿,制置副使兼京東河北節制。在賈涉的節制下,忠義軍積極參與解除淮西之圍的軍事行動。嘉定十四年(1221)二月,金再謀伐宋,以十餘萬犯光州,圍黃州,分兵破淮西諸縣;淮西守備薄弱,帥臣趙善湘請援於朝廷。宋廷詔淮東,京湖諸路應援。 賈涉遣李全、彭義斌鎮江副都統翟朝宗及徐暉等分別率忠義民兵與正規軍救援黃、蘄。三月,淮東兵未至,黃州已被攻破,蘄州亦因徐暉援救不力而告陷落。李全趕至,護安慶,與趙范趙葵兄弟協力救黃州,並遣彭義斌掩襲淮上金兵。山東忠義軍的協力合作,迫使金人退師。在淮東兵馬從事救援淮西的行動中,賈涉發現徐暉護城無功,率先逃遁,將他斬首示眾,從而穩固淮西局勢。由於賈涉籌劃,指揮,策援有功,宋廷乃遷之為權吏部侍郎;71七月,他更被任命為淮東制置使兼京東,河北路節制使,這是賈涉地位與聲望最高的時候。
賈涉在策動義軍北伐與救援的同時,也推動聯結蒙古的工作。這一項涉外行動,除攸關宋蒙結盟外,交涉山東忠義人的問題,殆為重要因素之一。當山東地區成為宋金蒙三國逐鹿的主戰場之後,夾在三國紛爭中的義軍,就出現複雜化的傾向;尤其是蒙古在河朔,山東等地停止殺戮,轉而積極爭取據地自保的豪傑,以及金廷改剿為撫,不惜以名器爭取山東武裝勢力以後,宋金蒙三方勢力交相爭取這些武裝團體,使得一向活躍于山東地區而以歸附宋朝為主的武裝力量,在依從的態度上有了變化,游移於三國之間,或叛或降。這也使得宋蒙的交涉中,多了一項討論的議題。
此前,嘉定二年二月,宋廷得知成吉思汗南侵的訊息時,僅由執政者“作私書密諭諸軍帥臣”在邊境進行戒備,態度相當謹慎。到嘉定四年,宋使余嶸回報蒙古圍攻燕京的訊息後,宋人開始關切並討論如何聯合新興勢力以復世仇。等到木華黎擔負主導伐金的軍事任務後,為了加速金的滅亡,減少後顧之憂,曾於嘉定七年(1214)一月派三位蒙古使者渡淮到濠州鍾離縣,圖謀聯宋。當地守臣以“不奉朝旨,不敢受”為辭加以拒絕。不過,蒙古與金朝國力消長至為明顯,宋臣進一步討論如何對待蒙古的問題.嘉定八,九年間,與宰相史彌遠素有親密關係的程珌,向宋廷提出在朝廷的默許下,聽由邊閫進行聯蒙恢復的方案,他說:“強敵所當結,豪傑所當檄,邊將自為之,朝廷無與焉;成則享大利,否亦無損於毫毛,用力寡而成功倍。否則邊事一開,將不止一殘敵而已”。77
程珌的意見,對宋廷乃至賈涉在淮東推動的聯結蒙古,具有重要的影響。嘉定十年,宋金爆發戰爭之後,宋臣有“獻策北通韃靼”之議。不過由於忠義軍在蒙宋間叛服無定,引起雙方的誤會,為了解決這些問題,蒙古曾於嘉定十一年派葛不罕與宋議和,可能談到夾攻的事,宋也派苟夢玉出使蒙古。此時,或許由於宋廷對聯蒙夾攻金朝的態度不太熱衷,雙方沒有進一步協定的跡象;但嘉定十三年十二月,義軍領袖石珪叛宋投蒙的舉動,引起宋廷的重視,賈涉顯然是在史彌遠同意下,派都統司計議官趙拱經由河北,山東到蒙古軍前議事。趙拱會見了木華黎,雙方直接溝通,蒙古大將並贈北宋舊物“皇帝恭膺天命之寶”玉璽一方,由賈涉轉呈宋廷。到嘉定十五年(1222),宋臣魏了翁擔心宋與金相抗之時,蒙古與西夏將有窺伺邊境,為了穩定局勢,建議朝廷“且下淮東制司,仍遣小使諭志於韃使,使群盜無以措其惎間之辭”,此一交涉內容可能與山東忠義軍有關,但紀錄不詳,此時,賈涉在應付李全引發的一連串事情上,可能已精疲力竭,並無餘力再推動此一外交活動了。

釀造禍端

山東境內武裝團體適應環境的方式各異,而且變化無常。這些團體組成分子複雜,組織方式不同,抗金附宋的背景也不一樣,而且各具實力,因此,不僅出現群雄並起,各自為政的情形;同時為了在瞬息萬變的環境中求生存與發展,各有不同的適應方式。其中,固然有民族意識強烈,如彭義斌者,但更多的人則以求生存為先務,他們輾轉南下的目的是避禍就食,其情形誠如程珌所說:“彼其初,不過苦於北方饑饉,及畏敵人殺僇,故相率而來,丐一飽以逃生耳,豈復有長志宏略,可以角逐中原哉”。生活的資源與利益的取得,既是他們考量的首要因素,因此很容易因宋、金、蒙三國招撫政策的變化而改變其初衷,出現游移取利,首鼠兩端的現象。宋金戰爭爆發後,宋對北人採取積極招撫政策,北人相繼南下,他們“或請分處授田,以渙其群;或請增招正兵,以權其勢;或請以補正兵之闕,而自為一軍”,要求日多,逐漸成為南宋政治,經濟上的難題。另一方面,鑒於金蒙相繼招安各武裝力量,安撫民心,宋廷又擔心金蒙政策的改變,會削弱義軍歸宋之心。因此,如何有效控制這些忠義人,使其充分發揮“供我驅馳”,並避免引發負面的影響,是宋廷與宋臣相當關切的議題。
宋人擔心山東忠義人聲勢浩大難以控制,因此許多大臣主張對他們採取以主制客,眾建與分散的政策。嘉定十一年大批北人南歸時,余嶸曾預料義軍難制,建議以勁兵控馭。葉適曾批評宋廷因循苟且,不敢分散忠義軍,使他們得以聚集為亂,將招大禍。方信孺認為“奸雄不可以弱勢填壓”,建議“選有威望重臣,將精兵數萬,開幕府山東,以主制客,重馭輕”。徐鳳在嘉定十二年,奏論山東義軍的時事,也建議仿照賈誼眾諸侯之策,散置部落,分化他們的勢力,如此一來,不致因黨羽聚集而產生覬覦之心。曹彥約則指出“用兵之道,可以形格而勢禁,不可以直致也.……正軍者,忠義之主宰;有三萬之正軍,然後可以制一萬之降卒,有十萬之正軍,然後可以制三萬之忠義”;京東河北節制司幹辦公事陳韡在嘉定十四年,向賈涉獻處置忠義人的策略時,也主張在新復的山東,河北各地,仿效漢趙充國留屯之策,而且分授疆域給忠義人,如在山東采“三分齊地,張林李全各處其一,又其一以待有功者,以分其權”,河南首領“以三兩州歸附者與節度,一州者守其土”。這些意見不僅反映南方士大夫,官僚對北人的疑懼,在態度上也趨向於消極性的思患預防。而宋廷在衡酌形勢變化與義軍的本質後,接納宋臣的意見,並透過第一線的邊閫執行。
賈涉是執行淮東防務的宋朝最高官員,面對人多勢眾,各自為政,背景各異的山東忠義軍,採取消極防禦重於積極鼓勵的態度。他鑒於正規軍不足,不敢明顯的採取以正規軍壓制忠義軍的方案;但為掌控情勢,保持主動,一方面以糧餉作為控制的手段,一方面則採行分化的策略。
糧餉的取得是山東忠義軍生存與發展的重要憑藉,也是宋廷掌控忠義軍的重要資源。當宋廷設定忠義軍,發放糧錢一萬五千人時,李全即“起羨心”。此後,宋廷不斷賞賜錢糧,招徠忠義,但人數驟增,卻形成財政的重大負擔。楚州通判梁丙,想以減省錢糧作為控制忠義人數的手段,卻激起石珪據楚州南渡門叛變,造成忠義人對宋廷離心,賈涉在平息這場亂事之後,除了鼓勵忠義人北上從事恢復大業外,更藉糧餉作為攏絡與控制的手段。如嘉定十二年一月,李全南歸後,宋廷賜予李全金帶一條,銀五千兩,絹一萬匹。李全勸降張林,宋廷增放二萬人錢糧的措施,或也與賈涉的建議有關。十三年,石珪叛宋歸蒙的意圖明朗時,有人建議賈涉“命一將招珪軍,來者增錢糧,不至罷支;眾心一散,珪黨自離”,以此肢解石珪的部眾,但沒有成功,反而迫使石珪降蒙。十四年正月,又賜緡錢六萬給李全。這種以提高錢糧作為利用義軍的籌碼,顯然與賈涉認知的“飢則噬人,飽則用命”的想法有關。
但這樣的做法,卻招致廷臣的許多批評。劉克莊在嘉定十三年就曾感慨的說:“今日招納山東,是擔錢擔米出去做事,其法當有限止。本欲用此曹取邳、海,不可取,遂納五萬人於兩淮,把自家地盤,先作踐一遍。……山東已納者,歲費緡錢五百萬,米四萬斛,其在東海,漣水二縣者不與焉,言之可為寒心。”葉適也指出“六七年間,牽引山東、河北,破壞關外,未有毫髮之益,而所喪巨億萬計。”可見以錢糧為手段,雖然對穩定政局,乃至恢復疆土略有成效,卻形成宋廷財政的巨大負擔,並且逐漸養大忠義人藉機要脅的胃口。李全後來勢力壯大,欲圖割據時,還一方面對宋表示恭順以爭取糧食,另一方面卻積極尋求金朝的支持。金臣白華說:“李全借大兵之勢,要宋供給糧餉,特一猾寇耳。”都顯示宋廷以錢糧為誘餌所造成的負面影響。
面對動機各異,勢力龐雜的山東武裝力量,宋廷的政策難以一致。在南渡門之變的過程中,梁丙曾調集其他忠義軍王顯、高友、趙邦永等人攻擊石珪,但他們相會時,卻是“下馬與作山東語,皆不復戰”,導致事變擴大。這一事件,使宋人和朝廷進一步體悟到忠義人若凝聚起來,對宋朝會是新的威脅。賈涉更深切了解此一情勢的嚴重性,因此在亂後,著手推動忠義人分屯的制度,分散其勢力,並增加正規軍的人數,來維持官方的主控權。《宋史》〈賈涉傳〉指出“忠義諸軍在漣水,山陽者既眾,涉慮其思亂,正軍常屯七萬餘”。只是,隨著北人不斷南下,要常保正規軍的優勢並不容易。因此,當金兵進犯淮西之時,賈涉就利用忠義人彼此互不相屬,各自獨立,對經濟資源的依賴等弱點,分批派遣忠義軍去解除滁州與濠州之圍,而由正規軍隨行督視;進而施行一連串分化挑撥的手段,讓忠義軍之間,製造衝突,以便從中掌控。嘉定十三年,忠義領袖季先死後,賈涉即命統制陳選至漣水,統領其軍,此舉引起季先餘黨的抗拒,他們暗中迎接石珪到盱眙,奉為統帥。涉既無法直接統領該部,乃謀利用“眾建”的策略,將石珪的部眾分為六,由季先的部將分別統率。但是,此一分化計畫仍被忠義人所識破,諸將依然只聽從石珪的號令,以致造成“其後有(朝廷)教令皆不納”的窘狀。賈涉不得已,轉而利用李全來對付石珪,珪因而投向蒙古。
賈涉以錢糧與分化等手段,來掌控忠義人的計畫,卻隨著外在形勢的變化,以及李全聲勢的坐大,逐漸帶來反效果。李全運用智謀與機運,不斷壯大聲勢;他以發動北伐及勸說義軍領袖歸宋的方式,獲得官職與糧餉,尤其在嘉定十二年渦口獲捷之後,更有擴大勢力的想法。於是,李全開始藉制置使的力量,打擊任何有礙他發展的義軍領袖;而這樣的想法,與賈涉所推動的分化政策正相符合。第一步是譖害威望跟他不相上下的季先;接著請求賈涉討伐石珪,此議雖未被接受,卻趁機占有季先原有的三千軍額,領有餘眾,並由朝廷任命他的部將劉全為總管,分千兵駐於揚州,將其勢力擴至江北;進而建造船隻,“謀爭舟楫之利”,向南發展。十四年二月,李全受命援救淮西,當金兵北撤時,他為了保全實力,竟“追之不甚力”。顯然李全遇機運用謀略,表面上配合賈涉的分化政策,實際上遂行擴張勢力的意圖,壯大聲勢以操控時局。
於是,以李全為首的山東忠義軍,遂形成淮東防務的新威脅。當李全圖謀發展的時候,賈涉為了強化楚州戰力,及官方在前線的主導性,將原駐屯於鎮江的八千正規軍移至楚州城中,由翟朝宗統領;另分帳前忠義人萬人,由趙邦友、高友率五千人屯於城西,王暉與於潭領五千人屯於淮陰。李全人多,並不擔心鎮江兵的軍力威脅,只是厚結其將領,以避免成為心腹之患而已,他最擔心的是勇武善戰的帳前忠義。為了拉攏這些將領,李全曾多次稱讚高友等人勇武,並為表示看重,請求賈涉允許他於出戰時率領這批軍隊,未被接受。從這些事例,顯示賈涉對李全的意圖有所了解,並採取對策。
不過,此時賈涉與宋廷決策者對待李全的態度與政策,差距日大。李全的勢力日大,圖謀發展的野心日熾時,丞相史彌遠卻為穩定時局,維繫朝廷與忠義軍的關係,反而利用種種名義厚賞李全,如嘉定十四年,宋廷欲藉翟朝宗與趙拱獻玉璽歸朝而大行慶賞之禮時,晉封李全為承宣使。賈涉曾極力反對宋廷藉加官進爵,厚予獎賞的方,來攏絡李全。他說:“昔之患不過亡金,今之患又有山東忠義與北邊,宜亟圖之”;並指李全“盜賊血氣正盛,官職過分,將有後憂”,“朝廷但知官爵可以得其心,寧知驕則將至於不可勸邪”。但這些意見,並不為史彌遠所接受,顯示宋廷厚待李全的政策,與賈涉處處提防,圖謀分化以利控制的計畫,落差日益擴大。這種情況不僅顯露出李全積極擴大勢力的野心,,說明賈涉意欲執行的策略更加左支右絀,窘狀百出。
從嘉定十五年賈涉與李全,益都張林三角關係的發展,可以看出賈涉疲於應付的窘境。張林雖因李全的勸說,舉青、莒諸州歸宋,但本人仍在山東的膠西等沿海一帶活動,坐擁鹽場之利。李全為壯大割據的基地,由其兄李福經營山東;李福看重張林轄地的鹽場厚利,百般威迫張林交出鹽場。張林向制置使賈涉申訴,涉密召其部下了解實情,卻被李福伏兵刺探,迫使張林投向蒙古。張林投歸蒙古後,仍致書賈涉陳述投蒙出於李全的脅迫,非其本意;涉心咎李全.李全進一步請求朝廷準他提兵攻張林,賈涉左右為難,暗中派人到山東宣勞張林,使人在途中又為李全所殺;李全急攻張林,入據青州,擁有山東之地,實力大增。從這一事件可以看出,賈涉防患李全及謀拉攏張林以分化忠義的用心,而李全運用智謀,時機來壯大聲勢的用意也十分明顯。如此一來,不但賈涉與李全的心結已深,李全的勢力也發展到了遠非賈涉所能控制的態勢。
嘉定十六年,賈涉已無力處理李全勢力,窘境顯露無遺。當年二月,賈涉出郊行勸農儀式,在返回楚州城的途中,李全的部屬攔路威迫,涉派人請李全的妻子楊妙真協助才打開通路。楊氏雖然在表面上怒責忠義軍,但李全部屬的脅迫行動,給多年來積極推動淮東邊防及流民政策的賈涉一個致命的打擊。此時,曾任知隨州,荊鄂都統制的許國奉祠在家,他一直想取代賈涉的職位;看到李全勢力坐大,他不斷向宋廷上奏疏,力陳“全奸謀甚深,反狀已著,非有豪傑不能消弭”,明指李全意圖謀反。這些話,幾乎是從另一個角度否定賈涉多年來苦心經營忠義軍的努力,對賈涉自是另一個致命的打擊。在內外交逼的情況下,賈涉身心俱疲,疾病發作,於是緊急向朝廷請辭制置使等職;獲旨回都奏報,其職由淮東制置司參議兼楚州通判陳韡代理。不過,人未到臨安,病情已加劇,乞請休致;宋廷遷之為顯謨閣學士通奉大夫。六月一日,死於臨安府黃鶴山寶慶院。贈龍圖閣學士光祿大夫。享年四十六歲。

人物評價

賈涉崛起於南宋非常時期,無顯赫的家世,未取得功名,在朝又無奧援,這樣的人物在宋代承平時期是難以獲致高位的;而他卻得以開閫淮東,節制忠義,成為執行宋廷邊防政策的重要人物,這和他在宋金蒙三國勢力交錯,興替時期,以靈活的手腕處理邊防,流民及涉外事務,表現卓越有密切關係。
賈涉的成功,在於他能掌握時勢適切執行宋廷的政策鞏固邊防。他以靈活的手腕,妥善接納,處理大量山東忠義軍的南歸,且能反映執政者和輿論的主流意見,利用這批武裝力量作為恢復故土和救援危急地區的任務;使得山東地區在形式上納入宋的版圖,也使宋金衝突以來,淮東地區較少受到戰火波及。此外,他也善於觀察時勢,呼應朝廷的外交政策,是第一位推動聯結蒙古活動的宋朝地方官。此舉不僅有助於宋蒙兩國的相互了解,也化解山東忠義叛降問題所造成的誤會。這些都是他得以在變幻不定的大時代中出人頭地,晉升高位,並且列名國史的重要原因,正如〈墓誌〉所云:“若夫制閫勳業,則有國史在”。可見他是以自身的能力獲致勛名,而非受其次子賈似道位居權要的影響所致。《宋史》本傳的論贊也說:“賈涉居方面,亦號有才,及其庶孽,竟至亡國,為可嘆也”,顯示《宋史》的編纂者相當肯定賈涉的才能,反而對賈似道累其聲名,表示遺憾。
對山東忠義軍的處置方式,是賈涉成敗的關鍵。他對忠義人的功利取向非常清楚,因此採取了利誘和分化的手段。這二種方式,在初期由於忠義軍人數尚少,他的文人身分也能得到北人的尊敬,以及處置的策略受到輿論的支持,因此不論推動救援或恢復,都頗能得心應手,不僅成就了他的事業,也使以李全為首的山東忠義軍成為屏障宋廷的主要武力之一。
不過,隨著李全勢力坐大之後,賈涉的窘態就逐漸顯露。李全是一位精明狡猾,詭計百出,威迫欺瞞的豪強,當勢力壯大之後,興起裂土割據之心,驕縱與桀驁不馴的霸性益加明顯。賈涉雖然想設法壓抑、防範,卻招架不住,窮於應付;況且,此一想法又與丞相史彌遠一意拉攏李全,不斷授以高官的作法相違,最後竟到心力俱疲,疾病纏身而死。〈墓誌〉說:“漸復故疆而不遂大業,致身法從而不及侍清光”,一方面寫出賈涉中壽而死,壯志未酬的悲情,另也顯示他處於風雲變幻的時期,難以掌握時勢的鬱郁困境,然而相較於後繼者,如許國、徐晞稷等人,使用更為拙劣與極端的手法,以致激起李全的叛變而言,賈涉在處理山東忠義軍的手段,顯然是更勝一籌了。

傳記

賈涉,字濟川,天台人。幼好讀古書,慷慨有大志。以父任高郵尉,改萬安丞。寶應擇令,堂差涉至邑,請城之。役興,以憂去。金人犯光州,起涉竟前役。通判真州,改大理司直、知盱眙軍
淮人季先、沈鐸說楚州守應純之以招山東人,純之令鐸遣周用和說楊友劉全李全等以其眾至,先招石珪、葛平、楊德廣,通號“忠義軍”。珪等反,斃鐸於漣水,純之罷,通判梁丙行守事,欲省其糧使自潰。珪、德廣等以漣水諸軍度淮屯南渡門,焚掠幾盡。謂:“朝廷欲和殘金,置我軍何地?”丙遣李全、季先拒之,不止,事甚危。涉時在寶應,上書曰:“降附踵至,而金乃請和,此正用高澄侯景遣策,恐山東之禍必移於兩淮。況金人所乏惟財與糧,若舉數年歲幣還之,是以肉啖餒虎,啖盡將反噬。至若忠義之人源源而來,不立定額,自為一軍,處之北岸,則安能以有限之財應無窮之須?飢則噬人,飽則用命,其勢然也。”授淮東提點刑獄兼楚州節制本路京東忠義人兵。涉亟遣傅翼諭珪等逆順禍福,自以輕車抵山陽,德廣等郊迎,伏地請死,誓以自新。
金太子及仆散萬忠、盧國瑞等數十萬大入,且以計誘珪等。涉慮珪等為金用,亟遣陳孝忠向滁州,珪與夏全、時青向濠州,先、平、德廣趨滁、濠,李全李福要其歸路,以傅翼監軍。數日,孝忠捷至,珪屢破金人,遂與先及李全趨安豐。時金人環百餘砦,攻具甫畢,珪等解其圍,李全挾仆散萬忠以歸,見《李全傳》。金人不救窺淮東者六七年。
南渡門之變,平、德廣等實預,涉既受降,置弗問。平等尚懷異志,涉密使先以計殺之,而先之勢亦孤。忠義諸軍在漣水、山陽者既眾涉慮其思亂,因滁、濠之役,分珪、孝忠、夏全為兩屯,李全軍為五砦,又用陝西義勇法涅其手,合諸軍汰者三萬有奇,涅者不滿六萬人,正軍常屯七萬餘,使主勝客,朝廷歲省費十三四。
涉又遣李全以萬人取海州,復取密、濰。王琳寧海州歸,遂收登、萊二州。青州守張林以濱、棣、淄州降,又取濟、沂等州。自是恩、博、景、德至邢、洺十餘州相繼請降。涉傳檄中原:“以地來歸及反戈自效者,朝廷裂地封爵無所吝。”仍厲諸將,圖未下州郡。擢太府少卿、制置副使兼京東、河北節制。
金十餘萬眾犯黃州,淮西帥趙善湘請援於朝,涉遣李全等赴之,翟朝宗等為後繼。丞相史彌遠擬升全留後,涉曰:“始全貧窶無聊,能輕財與眾同甘苦,故下樂為之用。逮為主帥,所為反是,積怨既多,眾皆不平。近棄西城,免死為幸,若無故升遷以驕其志,非全之福,亦豈國家之福。曷若待事定,與諸將同升可也。”金人破黃陷蘄,安慶甚危,全馳至,遂定。全至久長鎮,與京湖制置使趙方二子范、葵遇,掎角連戰俱勝,遣彭義斌等進至下灣渡,盡掩金人於淮。遷權吏部侍郎。金人再犯淮西。先是,蘄州受圍,徐暉往援,乃鼓眾宵遁,金乘間登城,一郡為血,前帥不敢問。涉斬暉以徇,諸將畏懼,無不用命,淮西之勢大振。
初,翟朝宗得玉璽獻諸朝,至是趙拱還,又得玉印,文與璽同而加大。朝廷喜璧之歸,行慶賞。涉遺書彌遠謂:“天意隱而難明,人事切而易見,當思今日人事尚未有可答天意者。昔之患不過亡金,今之患又有山東忠義與北邊,宜亟圖之。”彌遠不懌,李全卒以璽賞為節度使。涉又言:“盜賊血氣正盛,官職過分,將有後憂。”彌遠不以為然。涉曰:“朝廷但知官爵可以得其心,寧知驕則將至於不可勸邪?”
涉時已疾,力辭事任。值金人大入,強起視事。金將時全、合連、孛術魯答哥率細軍及眾軍三道渡淮,涉以合連善戰,乃命張惠當之。惠,金驍將,所謂“賽張飛”者,既歸宋,金人殺其妻,所部花帽軍,有紀律,它軍不及也。惠率諸軍出戰,自辰至酉,金人大敗,答哥溺死,陷失太半,細軍喪者幾二千。涉既病,乃以所獲京、河版籍及金銀牌銅印之屬上於朝。卒,超贈龍圖閣學士光祿大夫
涉父偉嘗守開江,貽書丞相趙雄,極論武興吳挺之橫,它日陛對,又乞裁抑郭棣、郭杲兵權,孝宗嘉納,後反為所擠以沒。涉弱冠直父冤,不避寒暑,泣訴十年,至伏書闕下。子似道有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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