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宗道

袁宗道

袁宗道(1560年3月12日—1600年12月9日), 字伯修,號玉蟠,又號石浦。明代文學家,明湖廣公安(今屬湖北)人。萬曆十四年(1586)會試第一,選庶吉士,授編修,官至右庶子。“公安派”的發起者和領袖之一,與弟袁宏道袁中道並稱“公安三袁”。

基本介紹

  • 中文名:袁宗道
  • 別名:袁伯修,袁玉蟠,袁石浦
  • 國籍:明朝
  • 民族:漢族
  • 出生地:明湖廣公安(今屬湖北)
  • 出生日期:1560年3月12日
  • 逝世日期:1600年12月9日
  • 職業:右庶子,文學家
  • 信仰:儒學
  • 主要成就:“公安派”的發起者和領袖之一
    與弟宏道、中道並稱“三袁”
  • 代表作品:《白蘇齋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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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生平

袁宗道(1560~1600),字伯修,號玉蟠,又號石浦。明代文學家,明湖廣公安(今屬湖北)人。
嘉靖三十九年二月十六日生於湖廣公安,萬曆十七年(1589)禮部會試第一,殿試成二甲第一名進士(傳臚),次年任翰林院編修,授庶吉士,在復古派極盛一時的情況下,他獨推白居易、蘇軾,成為公安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萬曆二十五年八月,以翰林院修撰充東宮講官,“雞鳴而入,寒暑不輟”。萬曆二十六年,三袁共同發起,在北京西郊崇國寺組織“蒲桃社”,吟詩撰文,抨擊“七子”。萬曆二十八年十一月四日(1600年12月9日),在北京“竟以憊極而卒”。終年40歲。光宗繼位,贈禮部右侍郎。為人神清氣秀,穩健平和。居官15年,“省交遊,簡應酬”,“不妄取人一錢”,身為東宮講官,死後竟僅餘囊中數金,幾至不能歸葬。
著有《白蘇齋集》22卷行世。他的詩文創作無人云亦云之作,多是有感而發、率真自然之作。代表作有《戒壇山一》、《上方山》、《小西天一》等,但他的創作如袁宏道一樣存在著內容貧乏的缺點,這也是由他的創作思想導致的。
袁宗道欽慕白居易蘇軾,書齋取名為“白蘇齋”。明萬曆年間,王世貞李攀龍為代表的擬古文風仍有較大影響,袁宗道極力反對,與其弟袁宏道袁中道志同道合,人稱公安派。他認為文章要旨在於辭達。古文遺達,學古應學其達,“學其意,不必泥其字句”。而文章欲辭達,須先有“理”(思想學問),“從學生理,從理生文”,如先秦及漢唐宋諸名家,“皆理充於腹而文隨之”。其次要有真情實感,“心中本無可喜事而欲強笑,亦無可哀事而欲強哭,其勢不得不假借模擬耳”(以上均見《論文》)。從這種觀點出發,他的詩文創作不事模擬,率真自然。遊記散文如《戒壇山一》、《上方山一》、《小西天一》等;簡牘散文如《答同社二》、《寄三弟之二》、《答友人》等,都情運筆端,真切感人。論說文如《讀大學》、《讀論語》中某些章節,淺顯通達,警辟有味。但他的多數散文以士大夫的閒情逸興、說理談禪為主要內容,社會意義不大。詩歌創作又遜於散文,少有佳作。
袁宗道墓袁宗道墓
在袁氏三兄弟中,對“公安派”文學理論的形成,各自都發揮了獨特的作用。在反覆的理論鬥爭中,三袁組成了一個有序的梯隊。最先反對復古的先鋒當數袁宗道。正如文學評論家錢謙益在《列朝詩集小品》中所說:“公安一派”實自伯修(袁宗道字)發之。”袁宗道很早就推崇白居易和蘇軾,他把自己的書齋就命名為“白蘇”,其義就是提倡通俗的、接近口語的文字,做到作品明白易懂。

文學主張

文學主張主要是:
(1)反對承襲,主張通變。公安派諸人猛烈抨擊前後七子的句擬字摹、食古不化傾向,他們對文壇“剽竊成風,眾口一響”的現象提出尖銳的批評,袁宗道還一針見血地指出復古派的病源“不在模擬,而在無識”(《論文》)。
(2)獨抒性靈,不拘格套。所謂“性靈”就是作家的個性表現和真情發露,接近於李贄的“童心說”。
(3)推重民歌小說,提倡通俗文學。公安派重視從民間文學中汲取營養,這是和他們的文學發展觀與創新論相聯繫的,對提高那一時期民間文學和通俗文學的社會地位有一定作用。

人物特點

他極力反對前後七子的擬古主義,與弟弟袁宏道袁中道志同道合,人公安三袁。他反對貴古賤今、模擬古人,強調作家要有思想修養,文章要有思想內容,而絕不是在形式上模秦仿漢。他說心中本無可喜之事而欲強笑,亦無可哀之事而欲強哭,氣勢不得不假借模擬耳(《論文》),就是說,文章要有真情實感。他的詩文創作實踐了他的理論,率真自然,不事模擬。遊記散文如《戒壇山一》、《上方山一》、《小西天一》等,簡牘散文如《答同社二》、《寄三弟之二》等,真切感人。他的散文缺點是社會意義不大。詩歌創作上,少有佳作。著有《白蘇齋類集》。
27歲時會試第一,官翰林院庶吉士編修,曾向焦及李贄弟子僧深有問學。萬曆十七年(1589)歸里,鑽研學術,以禪宗思想研究儒學,著《海蠡篇》(今佚)。九年後復入京,官右庶子,任東宮講席。
他的多數散文以士大夫的閒情逸興、說理談禪為主要內容。詩歌創作又遜於散文,少有佳作。著有《白蘇齋類集》22卷。另著有雜劇2種及詞若干,已佚。

歷史貢獻

公安派在解放文體上頗有功績,“一掃王(世貞)、李(攀龍)雲霧”(《公安縣誌·袁中郎傳》),遊記、尺牘、小品也很有特色,或秀逸清新,或活潑詼諧,自成一家。但他們在現實生活中消極避世,多描寫身邊瑣事或自然景物,缺乏深厚的社會內容,因而創作題材愈來愈狹窄。其仿效者則“衝口而出,不復檢點”,“為俚語,為纖巧,為莽蕩”,以至“狂瞽交扇,鄙俚大行”(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後人評論公安派文學主張的理論意義超過他們的創作實踐,是為公允之論。
中國文學史上,像三袁這樣的一母所生三兄弟能同時期躍登大雅之林,又在哲學思想、政治傾向、文學觀點、創作風格,以及性情、氣質方面高度的和諧一致,並且能夠互相配合實現文學革新的目標,是絕無僅有的。這不但是文學史上的佳話,更是一個奇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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