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洛朔黨爭

以司馬光為首的反變法派﹐是由多種政治力量暫時結合而成﹐在擊逐變法派的同時﹐內部掀起了具有地方色彩的派別鬥爭﹐這就是“蜀洛朔黨爭”。洛陽人程頤以布衣之士為司馬光﹑呂公著汲引至政府﹐並以崇政殿說書之職擔任宋哲宗的老師。對這個十歲的小皇帝﹐程頤“每以師道自居”﹐除灌輸儒家正統思想﹐還要小皇帝不近酒色﹐連司馬光等也覺得未免過分。

基本介紹

  • 中文名:蜀洛朔黨爭
  • 所處時期:宋哲宗元祐
  • 代表人物:蘇軾、朱光庭﹑劉摯
  • 事件結果:王安石變法失敗
簡介,三黨差別,

簡介

司馬光死後﹐朝臣們藉朝賀大赦的機會﹐去弔唁司馬光。程頤認為不可﹐說:“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哪能“賀赦才了”就去弔祭﹗人們不同意這種迂腐之論﹐而蘇軾譏笑說﹕此是枉死市上叔孫通制訂的禮﹐而不是孔夫子的禮。眾人無不哄然。程頤的弟子朱光庭賈易等所謂洛黨﹐藉口蘇軾在策問中提出效法“仁祖之忠厚”則官吏們偷惰不振﹐效法“神考之勵精”又使官吏們流於苛刻﹐藉以攻擊蘇軾誣衊宋仁宗趙禎不如漢文帝劉恆宋神宗趙頊不如漢宣帝劉詢﹐應予治罪。蜀人呂陶上官均亦即所謂蜀黨﹐不肯坐視蘇軾所受排擊﹐上章論列朱光庭藉機為程頤泄私忿。無所偏袒的范純仁也覺得朱光庭的奏章太過分﹔而側身於朔黨的王岩叟則支持程頤。洛黨和蜀黨積不相能的結果﹐蘇軾離開了政府﹐程頤也罷崇政殿說書。兩黨兩敗俱傷﹐以劉摯梁燾等北方人為首的朔黨控制了政府﹐成為司馬光保守派的真正繼承者。隨後﹐朔黨又同呂大防發生矛盾﹐權勢之爭﹐愈演愈烈﹐而一些投機分子如楊畏之流又交斗其間﹐政治局面更加混亂﹐最後經受不起以章惇為首的變法派打擊﹐完全垮台。

三黨差別

洛黨的政見,與王安石多有異同。他們也像王安石那樣,主張以理想來改造現實,他們所本的理想也是所謂“王道”的典範唐虞三代。不僅在理想方面,在具體主張方面也是這樣。比如王安石以為:“今人才乏少,且其學術不一,異論紛然,不能一道德故也,一道德則修學校。”程顥則以為:“今師學廢而道德不一,……秀民不養於學校而人才多廢。”在這一點上,兩者的看法完全一致。程顥曾上神宗書,其中有關井田、兵歸於農、帝王必立師傅等等的主張,也多與王安石一致。熙寧二年程顥參與考察諸路農田水利賦役,就是因為有相同認識的基礎。
洛黨與王安石也有不同,比如王安石特重法,而洛黨偏重人。程子曾說:“善言治者,必以成就人才為急務,人才不足,雖有良法,無與行之矣。”這是兩者顯著的不同處。
蜀黨對政事的看法較洛黨柔軟,言事論理不執於一端,所以他們並不強調某種理念,也不認為某種制度獨勝。而兩黨領袖的趣味、性格尤其表現了不同。比如洛黨領袖程頤“不欲為閒言語”,援古句“吟成五個字,用破一生心”,說作詩是浪費生命,所謂“可惜一生心用在五個字上”。蜀黨領袖蘇軾則極好詞采,以為“世間樂事無逾此者”。頤嚴肅有餘,完全沒有幽默感,軾則是在詩文書畫諸方面都極顯才華的大才子,性格中“活潑”的成分也較多。
朔黨不同於洛黨之處,在於朔黨多為實務派官員,所以較重經驗。王安石與洛黨都喜歡講唐虞,講三代,講“王霸之辨”,而朔黨不講。不講三代那樣玄遠的理想,而注重王安石與洛黨看不起的漢唐經驗,主張通過權衡漢唐的利弊,來進行逐步的改良。激進派對這樣的“實際”主張不以為然,以為這樣的主張行之於平穩治世,也許是得策,但用之於大變革時期未免緩不濟急。就如程顥對司馬光自比“人參、甘草”所說:“病未甚時可用也,病甚則非所能及”(司馬光在元佑時盡反熙豐,“人參甘草”成了“烈藥”。)
洛蜀朔三黨,不同處本來很多,只是因反對王安石變法而走到了一起。維護新法的王安石一派被驅除出朝廷,他們便不能相安於一朝。所謂“既交惡,其黨迭相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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