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同(原中共山東省委第一書記):人物生平,入黨,革命生涯,大躍進時期,婚姻家庭,夫

舒同（1905年11月25日～1998年5月27日），男，字文藻，又名宜祿。東鄉人（今江西撫州市東鄉區）。書法大師。原中共山東省委第一書記，陝西省委書記，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副院長，中國書法家協會第一任主席，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

舒同1905年12月14日（農曆11月25日）出生在東鄉縣孝岡鎮（今江西撫州市東鄉區孝崗鎮），1998年5月27日在北京病逝。

在五四運動的影響下，1920年6月在家鄉與進步同學成立“金蘭同學社”，傳播新思想、新文化。

1921年8月考入江西省立第三師範學校（撫州），與李井泉等發起組織“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積極研讀和宣傳馬克思主義。

1925年發表《中華民國之真面目》，揭露了北洋軍閥政府所謂“民主”“共和”“自由”“平等”的虛偽性，表現出為國為民追求真理、伸張正義的革命精神。

基本介紹

中文名：舒同
國籍：中國
民族：漢族
出生地：江西撫州東鄉
出生日期：1905年11月25日
逝世日期：1998年5月27日
職業：山東省委書記
畢業院校：江西撫州省立師範學校
信仰：共產主義
主要成就：創造發明舒體；中國書法家協會創始人
字：文藻、又名宜祿

人物生平,入黨,革命生涯,大躍進時期,婚姻家庭,夫人,子女,書法成就,舒同的章丘縣委書記之“謎”,

人物生平

入黨

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先後任中共東鄉縣支部書記、縣委書記，國共合作的國民黨東鄉縣黨部常委。在他的領導下，東鄉縣的革命運動蓬勃發展。

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革命，對共產黨人進行鎮壓，東鄉縣的黨組織遭到破壞，因被國民黨江西省政府通緝，他輾轉於武漢、上海、安徽、南京等地尋找黨組織。曾一度以鬻字為生。

革命生涯

紅軍時期

1930年9月參加中國工農紅軍，歷任紅4軍政治部秘書、紅11師秘書長、中共贛東特委秘書長、紅四軍政治部宣傳部長、紅12師政治部主任、紅一軍團政治部宣傳部部長、紅10師政治部主任。參加了中央蘇區第一至第五次反“圍剿”作戰。長征中，任紅2師政治部宣傳科長、政治部主任。1934年參加歷次反“圍剿”作戰及長征。撰寫《向北進攻—勝利的開始》等文章，鼓舞紅軍指戰員士氣。中央紅軍與紅四方面軍會師後，任紅四師的政治部主任，堅決擁護黨中央北上方針。1935年10月抵達陝北後，參加直羅鎮、山城堡等戰役。1936年參加東征、西征戰役。

抗戰時期

抗日戰爭時期，歷任八路軍總部秘書長、晉察冀軍區政治部主任、中央軍委總政治部秘書長兼宣傳部長，參與創建、擴大晉察冀抗日根據地和延安整風時的軍委整風審乾領導工作。1944年夏，赴晉冀魯豫邊區、中共山東分局傳達整風精神。是年秋任中共山東分局委員兼秘書長、分局學習委員會主任，為山東抗日根據地的鞏固和發展做出貢獻。

解放戰爭時期，歷任新四軍暨山東軍區政治部主任，華東軍區暨第三野戰軍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華東局常委兼社會部部長、國軍工作部部長。具體指導了華東野戰軍的新式整軍運動，參與組織指揮了魯南、萊蕪、濟南、淮海、渡江、上海等戰役。曾具體領導了爭取國民黨第96軍軍長吳化文率部在濟南戰役中起義。

解放以後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中共中央華東局常委兼宣傳部長、華東軍政委員會委員、華東文教委員會主任、華東人民革命大學校長、中共華東局黨校校長等職。

1954年8月至1960年10月，舒同任中共山東省委第一書記兼濟南軍區第一政委、黨委第一書記。

1956年9月當選為中共第八屆中央委員。領導山東人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取得重大成就。

大力推動黨的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在山東的實施，大刮浮誇風、共產風，造成幾百萬人的餓死慘劇。後任中共山東省委書記處書記，並曾於1961年12月至1962年12月下放至山東省章丘縣擔任中共章丘縣委第一書記。1963年3月調任中共陝西省委書記處書記。“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清算，長期被監禁、批鬥。

1979年9月被徹底平反。

1978年8月，任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副院長兼軍委軍戰史編輯室主任。1979年7月被增選為第5屆全國政協常委。1982年9月，在中共12大上當選為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後為中共13、14、15大特邀代表。

最後歲月

1998年5月27日，舒同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3歲。2005年11月25日，東鄉縣委、縣政府在其老家舉辦了舒同博物館開館剪彩、舒同銅像揭幕儀式、《舒同書法集》和《舒同誕辰100周年紀念郵冊》首發式等。

大躍進時期

《中共山東歷史大事記》（中共山東省委黨史研究室山東省檔案館編著，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一書，記載了舒同在山東期間“極左”的一面。

反右擴大

反右派中舒同忠實執行毛澤東的反右路線。本來1957年反右已結束了，他又創造性的發明了“整風補課”多打了許多人。在省直機關54個廳局中，有補課任務的廳局有47個，受到重點補課的廳局級幹部占21.55%、處級幹部占14.17%、縣委委員一級的占12.9%、共打右派34800餘人、開除黨籍11900餘人，1980年全部“改正”，一個右派都沒有。

農業高產

1958年後，在全省大放高產衛星，虛報糧食產量，造成全省供應緊張，濟寧（後來分出了菏澤地區）地區尤甚，從1958年1月開始，每天有上萬農民外逃行乞，最多時（3月18日）一天竟達5.7萬餘人，造成周邊省、區緊張，紛紛上報中央，要求山東採取措施，不要禍及他們。

同年4月，省委發出緊急指示：自去冬以來，全省不少縣社相繼發生營養性水腫病，在某些地區還有急劇上升的趨勢，僅濟寧地區就達54萬人之多。

1958年4月30日中央監察委員會通報批評濟寧地區“拔白旗，插紅旗”的錯誤。

1959年9月21日毛澤東來到山東，舒同匯報過去幾年山東綠化造林的成績時，毛說：“你們年年說植了多少樹，造了多少林，怎么我從北京到上海，在飛機上看不到？”

當舒同匯報到1959年秋後，全省計畫組織900萬勞力上陣，大搞山水林田治理時，毛問：“能組織這么多人嗎？”

9月，全省開始整黨整社運動，以反對右傾保守主義為指導，在全省公社以下的三級幹部中批鬥11.12萬人，開除黨籍38400餘人。

被撤職

1960年10月20日－22日省委舉行擴大會議。針對山東農業存在的嚴重問題，由中央書記處書記譚震林、華東局第二書記曾希聖向中央匯報後，根據中央指示，華東局第一書記柯慶施到會講了話並宣布中央決定：撤銷舒同山東省委第一書記的職務，由華東局第二書記、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同志擔任山東省委第一書記。

會議認為：山東的農村工作違背了中央的方針政策，破壞了生產力、破壞了生產規律、破壞了黨的正常的組織原則，以至五風（共產風、浮誇風、命令風、幹部特殊風、瞎指揮風）越刮越凶。工業有成績，農業問題很大，估計1960年糧食產量大概只有160億斤到170億斤，下降到1949年的水平。會上舒同作了檢討。

1960年11月7日省委發出開展生產救災運動的緊急指示：由於原省委主要領導人對農村工作的錯誤領導，加上連續兩年嚴重的自然災害，造成糧食減產，口糧嚴重不足；各種疾病大量發生，人口外流和死亡率大量增加；勞動力和生產資料受到嚴重損害，民眾生產積極性十分低落的嚴重局面。

1960.年12月5日－25日省委擴大會議和省五級幹部會議召開。舒同在會上作了兩次檢討。會上針對幹部中存在的對前途感到渺茫，對克服困難信心不足，在貫徹執行政策上“左”比右好，在整風問題上怕受牽連等思想進行了說服、教育和批判。

1961年4月1日中共中央決定：譚啟龍同志擔任山東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同志回安徽省擔任第一書記；舒同同志仍保留省委書記處書記職務，暫時下放到章丘縣擔任縣委第一書記。

1967年夏天，山東的右派將舒同從陝西揪回來，批鬥了好幾個月。

婚姻家庭

夫人

舒同夫人王雲飛是新四軍老戰士。

王雲飛1940年參加八路軍，1941年轉入新四軍，先後在魯藝華中分院、新安旅行團、華中少年雜誌、華東保育院、華東野戰軍、大連蘇聯紅軍、蘇北區黨委組織部從事軍事、組織、文化工作。建國後先後在華東局組織部、華東化工部、華東紡織工業局從事黨的工作。

王雲飛曾在反“掃蕩”中欲以手榴彈與日軍同歸於盡，事跡載入《紅旗飄飄》。王雲飛曾化名藍天，在抗日根據地有“蘇北美人”之稱。

王雲飛因病於2010年11月14日在北京解放軍總醫院逝世，享年85歲。遺體告別儀式於11月27日上午9時在北京八寶山大禮堂舉行。骨灰於當日入葬八寶山革命公墓一墓區，與舒同合葬。

子女

舒同二子：舒關關、舒安。

繼子女：王曉雲、盛小寧、王征。

書法成就

舒同是中國書法事業的繼承和開拓者、中國書法家協會的創始人和第一屆主席，後任第2屆、第3屆名譽主席、中國老年書畫研究會名譽會長。毛澤東主席讚揚他是“紅軍書法家、黨內一枝筆”，是當代自成一體的書法大師。

舒同是中國書法事業的繼承者和開拓者，他自幼喜愛書法，5歲學書，14歲即有鄉譽，被譽為“神童”、“東鄉才子”。曾系統地臨過古代碑帖，師法顏真卿、柳公權、何紹基等名家，但師古而不泥古，尊法而求新變，並注意取其精華，大膽嘗試，逐漸形成自己的書法風格，創立了著名的“舒體”，備受海內外推崇。他的書法，寬博端莊，圓勁婉通，用筆老重，藏頭護尾，點劃潤厚通暢，別具風格，是現代書法藝術的傑出代表之一。所謂舒體，就是從“二王”入手，以顏、柳之楷為本，取各家各體之長，使圓渾之勁，用藏鋒之功，寓巧於拙，借古於今，創獨特風格，立“七分半”字型。這個“七分半”，可以說是舒體字的精華，既結體上楷、行、草、篆、隸五體各取一分，風格上顏、柳各取一分，何紹基取半分，合稱“七分半”。

“七分半”字型充分反映了舒體字的深厚基礎和面貌特徵。應當說，舒體字的形成，不只是艱苦的書藝探索，更重要的是意志和毅力的磨練。舒同的墨海生涯從14歲在鄉間小有鄉譽時起，直至93歲病逝近80個年頭，在漫長的歲月中，不管是硝煙瀰漫的戰場，還是“十年浩劫”的動亂，不論是在繁忙的工作崗位上，還是在罹難挨斗的“牛棚”里，他與書法結下不解之緣，始終沒有中斷藝術研究和臨池實踐。舒體渾圓有力，外柔內剛，寬博端莊，雍容大方，以其特有風格，體現革命風雲、將軍氣度，深為人們珍愛。當今，舒體已被輸入電腦，廣泛用於報紙、刊物、電影、電視，顯出其獨特的魅力。

舒同參加紅軍後，一直在團、師搞宣傳工作，在緊張戰事之餘，潛心書藝，寄情翰墨。隨紅1軍團長征到陝北時，一路上書寫大幅標語，弄得身上全是石灰，衣服上也燒了好多洞。在行軍途中，沒有紙筆，舒同就撿了樹枝在地上劃拉；騎在馬上，也用手指頭在褲腿上劃拉。有一次被毛澤東看到了，就笑著說：“舒同，你成了馬背書法家啦。”從此，“馬背書法家”的美名就傳開了。

1936年，紅軍到達陝北邊區政府管轄的旬邑縣時，為團結抗戰，中共擬請當地一位前清翰林出任邊區參議員。那位老夫子說，“我和沒文化的人談不來”，拒絕參加。毛澤東知道後，就讓舒同以中央名義給他寫一封信，宣傳我黨抗日統一戰線的主張。這位前清遺老讀了信後連聲稱服：“字美文雅，想不到共產黨內也有人才啊！”隨即出山參政。

1936年延安創辦中國抗日軍政大學，負責籌備的同志請求毛澤東寫校牌。此時毛澤東正在忙於撰寫《實踐論》，一時抽不出空，便向來人推薦：“你們去請1軍團的舒同寫吧，他的字寫得很好哩！我很欣賞。”就這樣，時任紅1軍團第4師政治部主任的舒同奉命書寫了“中國抗日軍政大學”校牌，還寫了大門左右兩邊的“團結、緊張、嚴肅、活潑”八字校訓。從此舒同的名聲便馳譽全黨全軍了。

何香凝說過：“國共有兩支筆，國民黨有于右任，共產黨有舒同。我更喜歡舒同。”

舒同是多產書法家，幾十年來，他的墨留遍全國各地，特別是與顏真卿故里費縣情有獨鐘，費縣有他的多件墨寶傳世。1959年舒同到費縣視察水利工程，應邀回去題寫了“許家崖水庫”五個大字（每字原大高100厘米，寬80厘米）。這五個大字端莊大方，遒勁有力。體現他當時身置大躍進的年代，視察民情，看到人民民眾意氣風發興修水利的熱潮而感慨萬千；剛到山東省委擔任第1書記，又有用武之地，春風得意；50多歲正年富力強，筆法渾熟，運筆酣暢淋漓，有泣鬼神、驚天地之氣。舒同生前曾有言說：“許家崖水庫”五個大字，是他一生中寫的最大的字，也是他最滿意的字，而且刻的也好。這五個大字雖然沒有落款，但人們一看就認出是舒同體。豎立在大壩溢洪閘旁的《許家崖水庫》石碑，既是一座書法名碑，也是一座歷史豐碑，已成為費縣著名旅遊景點——鄪國明珠“天景湖”的歷史文物標誌。

舒同之所以被譽為人民的書法家，是因為他這位馬背上的紅色書法家身居高位而沒有官架，學識淵博而沒有傲氣，無論誰去求字，他都一一應允。因而，改革開放以後，費縣人多次登門拜求墨寶，舒同先生為“半塔中學”“琅琊羲之硯廠”“費縣影劇院”等題名，這些墨寶成為稀世珍品。出版《舒同字帖》（分楷、行、草三本）、《舒同書法》、《舒同書法藝術》等，請文人書法大家、北京大學教授張辛撰寫《舒同書法藝術展序》。

1988年，中國書法家協會首任主席舒同舉辦首次個人書法展，其前言即是舒老和組委會請北京大學書畫協會會長陳玉龍先生撰寫。

舒同的章丘縣委書記之“謎”

1960年冬，因“大躍進”造成的全國性的經濟困難，山東成了重災省之一。因為當時震驚全國的“黃河事件”，中央對山東省委的領導核心進行改組，舒同被免去省委第一書記職務。1961年4月，舒同被下放到章丘工作一年。

劉曰章

時任縣委秘書劉寶華親歷全程

1960年冬，因“大躍進”造成的全國性的經濟困難，山東成了重災省之一。缺糧少吃是當時最主要的原因，特別是章丘黃河公社因為餓死及病死人數較多，驚動中央領導，這就是震驚全國的“黃河事件”。其實，這只是當時山東乃至全國的一個縮影，因為當時的狀況都差不多，只是其他地方的災情還沒有暴露而已。中央遂對省委的領導核心進行改組，舒同被免去省委第一書記職務。按照中央“體察民情、調查研究、改造思想”的指示，1961年4月，舒同被下放到章丘工作一年。

在山東的問題暴露後，全國各地的問題相繼暴露，隨即中央又在全國掀起了反對“五風”的整風運動。在這樣的背景下，舒同在多次檢討的基礎上，根據中央的指示到離濟南不遠的縣進行調研和思想改造，1961年4月15日上午9時半左右，在一名司機和一名警衛員的陪護下來到章丘縣委。當時的縣委所有領導都下去搞生產救災和地瓜育苗。剛剛21歲的時任縣委秘書劉寶華同志把舒同同志領進了常委會會議室，然後縣委的幾名主要負責同志立即趕回縣委接待了舒同。

事情雖然過去了53年，舒同同志也已經離開我們16年了，但章丘人民一直沒有忘記他，他在章丘工作的這段經歷也常常成為老百姓傳說的佳話及談資。舒同同志兼任或掛職章丘縣委書記一事傳遍章丘，以至於後來傳遍全國。無論是《章丘縣誌》，還是網上搜尋到的所有歷史資料，均是如此。筆者在和劉寶華伯伯多次接觸的時間裡，曾經提起此事，劉伯伯總是無奈地笑笑，因為一些不實的證據和謠言頻頻來襲，怎么解釋也是無法擺脫。劉寶華是當時的縣委秘書，主要跟隨縣委領導，又參與縣委常委會記錄，經歷了舒同同志在章丘的全過程，是真正的親歷者。同時，劉寶華又和縣委安排的做舒同同志生活和行政秘書的趙金禎同志同住一個宿舍，每天交談和關心舒同同志自然是少不了的，應該說是詳細了解底細的人。後來，舒同去千佛山醫院療養時，劉寶華陪同縣委領導多次去看望，並且多次接受過舒同同志的書法指導，現在，劉寶華還一直保留著舒同親自寫給他的書法作品。

舒同當時的思想壓力非常大

據劉寶華介紹，舒同來章丘工作是根據中央關於“體察民情、調查研究、改造思想”的指示精神來的，對兼任章丘縣委書記一事省委從來沒有公布過，就是泰安地委和章丘縣委也從未接到這樣的任命或口頭通知。舒同自己在章丘工作期間從來沒有講過，當時所有的縣委領導也都沒有聽說過。直到1961年秋後，舒同從章丘回到濟南養病（在當時的高幹療養院千佛山醫院），一直到後來離開章丘也沒有任何的口頭或文字的免職檔案和通知。當時任章丘縣委第一書記的劉欽鑒未因舒同的到來而有文字或口頭的降職任免通知。

當時的舒同，中央只是免去其省委第一書記職務，尚未做最後的處理。舒同當時的思想壓力非常大，包袱沉重，他見人不語，遇事很少言語。有時講出一句話，縣委領導和秘書們也聽不懂，需要由隨從的人翻譯。由於壓力大，舒同神經衰弱比較嚴重，失眠是其最大的苦惱，晚上九點一定要按時休息，否則便難以入眠。那時常委們是白天下去工作，晚上開會，縣委常委會舒同很少參加，都是第二天由當時的縣委第一書記劉欽鑒同志向他匯報。匯報以後舒同也很少表態或提出意見，都是讓縣委按照省委及地委的部署辦事（當時的章丘由管轄的濟南市按照區劃調整劃歸為泰安地區管轄）。

那么，舒同同志兼任縣委書記的事情又從何而來呢？據劉寶華說：“最大的可能就是在1961年12月，應《大眾日報》之邀，辦公室主任於承福代縣委書記劉欽鑒寫一篇關於調查研究搞好農業救災的文章，稿子的落款是：中共章丘縣委第一書記劉欽鑒。但是，在稿子刊登後卻改成了中共章丘縣委書記處書記劉欽鑒。”劉欽鑒書記去秘書辦公室找劉寶華抄寫一份材料時，於承福就把報紙拿給劉書記看並問咋回事？劉欽鑒書記沒有講出個理由來，也覺得有點納悶。但是，劉書記最後說：“可能是因為舒同同志在這裡的緣故吧，咱們都得往後排。”至於到底是什麼原因，報社既沒有聯繫，也沒有說明，再者說報紙已經登了，縣委也不便再問，此後就沒有人提及此事了。由此看來，這就是被後人說成是舒同兼任過縣委書記的唯一能夠讓人聯想到的重要線索。但事實是，舒同從來不主持縣委的工作，都是當時的縣委第一書記劉欽鑒主持。舒同也從來沒有干預過縣委常委的工作安排，幾乎不參加常委會會議。因此，完全可以斷定，舒同同志根本就沒有兼任過章丘縣委書記。

試想，在那個年代，舒同同志身居高位，是黨的高級幹部，免職不是省委所能夠決定的。何況在當時，舒同也是領袖比較欣賞的人物之一。再加上後來的資料顯示，只是“認識問題”，貶至縣委書記幾乎不可能。

鑒於舒同同志的地位、身份及在書法界的威望，我們不能盲目去傳說，要實事求是，以免造成不良影響。本文參考的是詳實的第一手資料，是劉寶華親歷所為的感想，也是重要的歷史見證，希望人們能夠正確借鑑和學習。

舒同(原中共山東省委第一書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