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

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

《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俄語:История Всесоюзной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Большевиков): Краткий курс;俄語簡稱:Краткий курс истории ВКП(б);英語: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Bolsheviks)]:是由聯共(布)中央特設委員會編著、經聯共(布)中央審定的聯共(布)黨史正式課本。於1938年出版。史達林親自撰寫第四章第二節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全書有導言、正文12章和結束語。此書主要總結了1883~1937年聯共(布)建黨、奪取政權和建設社會主義三方面的基本經驗。全書充滿對史達林個人崇拜,甚至歪曲了某些重要歷史事實,對蘇聯黨的歷史經驗也多有曲解和拔高之處。1956年蘇共二十大後,此書不再重印。蘇聯解體後,2004年7月,俄羅斯教育部再版發行《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

基本介紹

  • 中文名: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
  • 外文名: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Bolsheviks)
  • 類型:馬克思主義
  • 再版發行:2004年7月
主要內容,出版,社會形態說,誕生記,

主要內容

此書主要總結了1883~1937年聯共(布)建黨、奪取政權和建設社會主義三方面的基本經驗。在建黨方面,聯共(布)先後奠定了黨的思想基礎、組織基礎、策略基礎和理論基礎,堅持同黨內的孟什維克主義進行鬥爭,最後成為獨立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在奪取政權方面,經歷了1905年俄國革命、1917年俄國二月革命十月革命,聯共(布)正確處理了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戰爭與革命、秘密鬥爭與合法鬥爭、武裝起義與和平發展的關係,終於建立了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在社會主義建設方面,聯共(布)領導蘇聯人民打敗了帝國主義武裝干涉和國內反革命之後,恢復了國民經濟,實行了社會主義工業化、農業集體化、國民經濟計畫化和文化革命,完成了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本書的寫作特點是:理論性強,不是單純地羅列和敘述黨的歷史,而是通過黨史來說明馬列主義的基本思想,邏輯嚴密,觀點鮮明,敘述簡要,是一本獨具風格的黨史。
該書的指導思想是“以路線鬥爭為綱”的展開,認為黨內出現的各種意見分歧是路線鬥爭的體現,而路線鬥爭是階級鬥爭的體現;十月革命之後,蘇聯社會建設越取得成就,路線鬥爭和階級鬥爭就越激烈;蘇聯共產黨內的反對派已經蛻變成為特務、暗害分子、叛國者,應該從肉體上消滅;農業集體化就是要消滅富農等等。
該書的重要特點之一是“以論代史”,將史實按照主觀論述需要加以剪裁,突出部分領導人的個人作用。批判者認為該書是一部“無人化”的歷史,在其中僅有類似於列寧、史達林兩個英雄人物,以及一群反對他們的“鬼”。
1956年赫魯雪夫蘇共二十大上開始批判對史達林的個人崇拜。此後,該書停止出版。

出版

此書是在30年代寫出的,全書充滿對史達林的個人崇拜,甚至歪曲了某些重要歷史事實,對蘇聯黨的歷史經驗也多有曲解和拔高之處。1956年蘇共二十大後,此書不再重印。蘇聯解體後,2004年7月,俄羅斯教育部再版發行《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於俄新學年9月開學之前印刷裝訂完畢,並將其作為俄羅斯高校師生歷史教學參考書發到了各學校圖書館。此次印刷完全採用1945年的版本和裝幀,新書的封面上特別註明“這是《簡明教程》的第302次印刷”。眾所周知,《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最後一次印刷是在1953年,時隔半個世紀後又作為歷史教學參考書發行,在俄羅斯各方引起強烈反響。

社會形態說

1938年9月,蘇聯發布了《論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為理論基礎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在這本書的論述中,五種社會形態成為絕對的歷史理論。史達林在《論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中明確了這一觀點,他說: “社會發展史首先便是生產發展史,數千百年來新陳代謝的生產方式的歷史,生產力和人們生產關係發展史,……是原始公社制的,奴隸制的,封建制的,資本主義制的,社會主義的這樣五種基本生產關係更迭的歷史。”
《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被認為“是一百年來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最高的綜合和總結,是理論和實際結合的典型”,成為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學習、研究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中心材料,而“五種社會形態說”成為理論界闡述中國乃至世界歷史演進規律的基本法則就是很自然的了。該書自此成了蘇聯惟一一本布爾什維克黨史教科書、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百科全書和壟斷性教材。
1941年5月,毛澤東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一文中說:“《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要讀本》是一百年來共產主義的最高的綜合和總結,是理論和實際結合的典型,在全世界只有這一個完全的典型”。

誕生記

[摘要]史達林登上意識形態舞台,開始發號施令了。
史達林重視意識形態,不過這意識形態是為他本人樹碑立傳的意識形態,是製造對他個人崇拜的意識形態,是為樹他個人而不惜篡改歷史的意識形態。為做到這一切,必須要一本按照他本人的意圖、指示編寫的史書來統一聯共黨史,統一蘇聯歷史,甚至統一世界歷史。1938年出籠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以下簡稱《簡明教程》)就是這樣一本書。
為編寫這樣一部歷史教科書,史達林花了二十來年的時間,一步一步地為編寫這部書做好人事組織、理論修正、歷史篡改的先期工作,最後才水到渠成地用兩個月左右的時間編寫出《簡明教程》。
打倒黨內的理論家
十月革命後史達林在黨內並不以理論家著稱,他沒有什麼值得稱道的理論著作。那時的黨內理論家有列寧、布哈林、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等等。
列寧自不必說,他在馬克思主義理論、哲學、經濟學等領域都有著作問世。
布哈林在十月革命前就著有批判奧地利經濟學派的經濟著作,對國家問題、帝國主義問題都有專門研究。十月革命後他是黨內少數能夠同第二國際領袖如考茨基論戰的理論家。列寧逝世後,他寫作了大量有關列寧和列寧思想的著作,如《馬克思主義者列寧》《到社會主義之路和工農聯盟》《列寧的政治遺囑》等等。布哈林是個百科全書式的人物,對經濟學、哲學、文學藝術以至繪畫都有很高的造詣。1937-1938年他被關在“自己的”監獄裡還撰寫了三本書:《社會主義及其文化》《辯證法概論》和小說《時代》。如果布哈林的《辯證法概論》當時能夠出版,史達林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就難以站住腳。
托洛茨基早在十月革命之前就在當時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最著名的雜誌《新時代》發表文章,敢同列寧展開爭論。十月革命後,也是他敢對第二國際的大理論家考茨基等展開批判,寫作了如《恐怖主義與共產主義》《帝國主義與革命之間(以喬治亞為例談革命的基本問題)》《東方與西方》等。列寧逝世後他最早發表回憶錄性質的文章,紀念列寧,闡發列寧思想。他最早對史達林的“單獨一國建成社會主義”的理論發起挑戰,他為論證自己的觀點而使用的列寧引文大大超過史達林所引用的。上世紀二十年代開始出版多卷本的《托洛茨基文集》,這是除列寧外黨內第一人。托洛茨基在文學藝術方面也頗有修養,他的《文學與革命》甚至影響到中國的左翼普羅文藝。被驅逐出境後,托洛茨基很快就寫出一部相當翔實的《俄國革命史》,當然在這部史書里是沒有史達林的什麼位置的。
季諾維也夫,十月革命前有一段時間曾經同列寧在一起,兩人合出了一本《反潮流》文集,這在黨內是絕無僅有的。1917年七月事變後,是他和列寧一起在芬蘭灣避難。十月革命後他擔任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領導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1926年出版《俄國共產黨(布)歷史》,這是最早的很有權威的黨史著作。他還寫作並出版了《列寧主義:列寧主義研究導論》。比較起來,季諾維也夫的這一著作至少有兩個問題是史達林《論列寧主義基礎》所忽略的:新經濟政策、列寧的哲學思想。季諾維也夫對列寧主義所下的定義也比史達林的要符合實際一些:“列寧主義是帝國主義戰爭時代和在一個農民占多數的國家裡直接開始的世界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列寧確實是在一個農民占人口多數的國家鬧革命的,農民問題是列寧所面對並且必須解決的問題。從1923年起,開始出版十八卷《季諾維也夫文集》,是當時第三位能夠出文集的人。
每遇到重大的國際國內和黨內問題,往往都委託他們三人中的某一人來起草決議草案,撰寫文章進行解釋、宣傳或反駁。
這是政治局委員一級的人物,在他們下面還有一批專家,例如文學藝術領域的盧那察爾斯基,歷史學領域的波克羅夫斯基、雅羅斯拉夫斯基,哲學領域的德波林,經濟學領域的恰亞諾夫尼古拉·康德拉季耶夫,等等。
可以這么說,有這些專家學者在,在這些領域就沒有史達林的地位。看看十三卷《史達林全集》(應當是《史達林文集》),就可以看出,他沒有什麼有分量的理論著作可以與那些大專家PK的。他的唯一稱得上專著的《馬克思主義和民族問題》還是在布哈林的幫助下完成的,由於他不懂外語,許多外語資料是布哈林幫他蒐集和翻譯的。他的《論列寧主義基礎》當時只被當作一般的通俗小冊子。1929年史達林申請科學院院士的稱號,因缺乏有分量的理論著作而沒有通過。這一年布哈林在政治上失意,卻毫無懸念地當選為科學院院士!
在黨內鬥爭和爭論中史達林必須藉助外力。同托洛茨基爭論時,藉助於布哈林、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在同“托季聯盟”爭論時則藉助於布哈林,在同布哈林爭論時史達林在理論領域已經找不到可以同布哈林對抗的人物,只好乾脆撇開理論問題而在“右傾”上做文章。通過這幾場爭論,史達林擊敗了他的主要對手,在黨內贏得唯我獨尊的地位,這是1929年的事。這一年年底史達林五十大壽,成為他贏得黨內統治地位的標誌,《真理報》連續幾天發表文章連篇累牘為史達林祝壽,盛況空前。人們記得,1920年人們慶祝列寧五十大壽時,列寧避席拒聽那些歌功頌德的賀詞。
反右傾擊敗布哈林只是政治上的勝利,為奪取思想文化領域的領導權,史達林還需要在意識形態領域開展一場大批判運動。
從“批判的武器”到“武器的批判”
史達林登上意識形態舞台,開始發號施令了。
1929年12月27日史達林在馬克思主義者土地問題專家代表會議上發表演說《論蘇聯土地政策的幾個問題》,批判“平衡”論、社會主義建設“自流論”和小農經濟“穩固”論,等等,指名和不指名地批判布哈林、恰亞諾夫、格羅曼等人。史達林很放心,這時候已經沒有人敢出頭同他爭論了。
1930年史達林做了一個關於哲學領域開展大批判的內部談話。他參加了紅色教授學院黨支部委員會的會議並做了發言,要求對所有社會科學開刀,他說:“要挖出和攤開哲學和自然科學積攢的糞便。德波林集團所寫的一切——摧毀。斯騰、卡列夫可以攆走……我覺得德波林是無可救藥的人,但是應當把他留在編輯部,以便有打擊對象。”
有人問:“是否應當把理論上的鬥爭同政治傾向聯繫起來?”他回答說:“不僅可以,而且必須這樣做。”又問:“學院在哲學領域應當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到何處?”史達林回答說:“主要的問題就是打擊。應當全方位打擊,打擊沒有打擊過的地方。黑格爾是德波林分子的聖像。普列漢諾夫應當揭露,他總是傲視列寧。連恩格斯也不全是正確的。他關於愛爾福特綱領的意見中有的地方存在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的東西。布哈林曾企圖利用這一點。如果在自己著作的什麼地方觸及恩格斯,那也不是壞事。”(Октябрь. 1988. № 12. с. 69) “不要忘記梁贊諾夫。總的講,馬恩研究院是脫離我們的。”(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образование. 1989. № 13. с. 85.)這樣,在“全方位打擊中”,從恩格斯、普列漢諾夫到德波林就都成為“打擊”的對象。史達林不敢碰的只剩下兩人——馬克思和列寧了。
上世紀三十年代的“打擊”,大批判是全方位的,涉及哲學、政治經濟學、文學藝術、歷史學,以至一系列的自然科學,如生物學等等。
史達林對歷史學抓得很緊。
二十年代蘇聯學術研究相對要自由一些,出了不少黨史著作,除了季諾維也夫寫的黨史以外,早在1920年就出版了布勃諾夫的《俄國共產黨發展的基本階段》,1926年出版了涅夫斯基著作的《聯共(布)歷史 簡明教程》和波波夫著的《俄國共產黨簡史》。1928-1930年出版了由雅羅斯拉夫斯基主編的四卷本《聯共(布)歷史》,這是當時最有影響的黨史著作。黨史作者還有巴圖林、貝斯特里安斯基等等,沒有人壟斷黨史的寫作。布勃諾夫還給三十年代初出版的第一版《蘇聯大百科全書》寫了“聯共(布)”條文。蘇共二十大後,《簡明教程》不用了,又沒有新的可代替的教材,我的老師就曾推薦我去看布勃諾夫寫的這一長篇條文。當然,這時候出版的黨史著作不會突出史達林,如實寫的話,史達林的名聲蓋不住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人。
二十年代以及三十年代初出版的黨史著作嚴重影響史達林絕對權威的樹立,史達林要確立自己的絕對權威,必須改寫黨史。
1931年《無產階級革命》雜誌第六期發表史達林的一封信《論布爾什維主義歷史中的幾個問題》,攻擊聯共(布)黨史中的“托洛茨基主義私販”,其中也涉及雅羅斯拉夫斯基。史達林斷定,他也沒有能擺脫“許多原則性的和歷史性的錯誤”。此文引發對歷史學家的新的批判浪潮,他們中的許多人被解除工作和開除出黨,一些人被驅逐出莫斯科,流放外省。
三十年代初出現了編寫得到聯共中央批准的官方黨史教科書的想法。1932年1月7日中央政治局通過《關於編寫“聯共(布)歷史”》的決定,成立了編委會,其成員有史達林、卡岡諾維奇、波斯蒂舍夫以及莫洛托夫、皮亞特尼茨基、斯捷茨基、阿多拉茨基等。教科書的編寫者為歷史學家克諾林、波波夫、雅羅斯拉夫斯基和貝斯特林斯基,還有俄羅斯和烏克蘭教育人民委員布勃諾夫和斯克雷普尼克。托夫斯圖哈任出版秘書。工作開始了,但進展很慢,到1934年底連個大致輪廓也沒有確定。此外還計畫出版多卷本的大型黨史教科書。
1934年底基洛夫遇刺,形勢開始發生急劇變化,使得認真編寫多卷本聯共(布)黨史教科書成為不可能的事。雅羅斯拉夫斯基的兩卷本的《聯共(布)歷史》,其第一版於1933年、第二版於1935年出版。1936年底政治書籍出版社開始準備出第三版,然而1937年2月,出版社僅出版了雅羅斯拉夫斯基教科書的第一卷就停下來了。與此同時,各種各樣偽造事實和歌功頌德的黨史文章和著作大量出現,最有代表性的是1935年出版的貝利亞的關於外高加索社會民主黨組織的充滿偽造的著作,1936年出版的法國共產黨員作家巴比斯撰寫的大力吹捧史達林的政治傳記。
批判的武器換變為武器的批判。1935-1938年,全國舉行了好幾次秘密的和“公開的”審判,原先的各種反對派成員幾乎全被打倒,他們的名字在書報中一律禁止正面提及,其中包括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葉夫多基莫夫、斯米爾諾夫、皮達可夫拉狄克、葉努基澤、索柯里尼柯夫、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拉柯夫斯基、梁贊諾夫、克列斯廷斯基等等,並且隨著鎮壓範圍和規模的擴大,被禁止正面提及的人員名單也在不斷增加。書報檢查,特別是對政治書籍的檢查加劇,從圖書館下架和銷毀數百萬冊圖書,僅個別圖書館如科學院圖書館在特藏庫還藏有此類圖書。
大批歷史學家也遭到清洗,被捕的有:波斯蒂舍夫、皮亞特尼茨基、斯捷茨基、克諾林、波波夫、布勃諾夫、奧拉希拉什維利等等。斯克雷普尼克被迫自殺,只有托夫斯圖哈於1935年病逝逃過一劫。這就出現一個問題:還有誰能夠承擔撰寫新的聯共(布)黨史教科書的任務,新教科書能寫些什麼?
新“聖書”的誕生
同列寧並肩戰鬥、親歷十月革命和國內戰爭炮火的老革命家被消滅了,熟悉歷史的黨史學家沒有了,僅存的幾位老革命、老史家也都被噤聲了,舞台已經“淨化”,史達林可以親自上場改寫黨史,製作新的黨史教科書了。
需要指出的是,改寫黨史不僅是史達林個人的要求,也是他周圍的親信的需要。這些人在十月革命以及列寧時期的歷史中都不是一流人物,現在地位提升,迫切需要改寫歷史,提高自己在歷史中的地位和作用。托洛茨基在《史達林偽造學派》中寫道:“偽造者改寫歷史決不是個人的陰謀或者小集團的傾軋之事。這是有其社會根源的深刻的政治過程……凌駕於革命階級之上的官僚隨著自己獨立地位的鞏固,不能不要求用一種意識形態去為他們的特殊地位辯解,防止來自下頭的不滿。這就是對還非常新鮮的革命歷史進行大規模改寫、改頭換面甚至偽造的原因。” (托洛茨基《史達林偽造學派》,柏林1932年俄文版,第7-8頁)
1937年5月1日,史達林在《布爾什維克》雜誌發表《關於聯共(布)歷史教科書——給聯共(布)歷史教科書的編者們的信》。1937年5月6日此信略加修改在《真理報》轉載。
史達林在信中宣布,所有以前出版的聯共(布)歷史教科書都“不能令人滿意”。這些教科書所敘述的聯共歷史脫離國家的歷史,只限於簡單地描寫各種流派鬥爭的事件和事實,沒有做必要的馬克思主義的說明。這些教科書的結構和事件分期都有不正確的地方,結果它們變成了對往事的膚淺的和莫名其妙的敘述。接著史達林對編寫新的聯共黨史教科書提出了許多建議。這些建議的主要內容為:要講述布爾什維克同各種反布爾什維主義的流派鬥爭的歷史,這是保衛列寧主義的鬥爭,否則布爾什維克黨就會像第二國際社會民主黨那樣蛻化。史達林指出:“如果不做這樣的說明,聯共(布)歷史上各種流派的鬥爭就會被看作是不可理解的糾紛,而布爾什維克就會被看作是一些不可救藥的好鬧糾紛和打架的人。”接著史達林提出自己的聯共(布)歷史分期提綱,“作為基礎”。
史達林的分期提綱共十二條,即十二個時期。提綱本身就開始篡改歷史。俄國社會民主工黨是1898年成立的。提綱把1903年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作為“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建立”時間。提綱把1912年在布拉格召開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六次代表會議作為“布爾什維克黨形成為獨立的社會民主工黨”的時間。實際上布拉格代表會議上布爾什維克並沒有形成為獨立的政黨,此後直到1917年仍然同孟什維克派並存於同一個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之內,直到1917年召開的第六次代表大會布爾什維克才成為獨立的政黨,改名為“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爾什維克)”(孟什維克仍稱“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史達林之所以把布拉格代表會議抬得那么高,是因為在這次會議後他被缺席補選進黨的中央委員會,並進入人數較少的中央俄羅斯局。提綱把推翻沙皇統治的二月革命僅僅限於1917年3月,此後的時期是作為布爾什維克黨“準備和進行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時期”。實際上,3月以後是二月革命繼續發展的時期,當然也是布爾什維克黨竭力推翻臨時政府的時期。提綱把1926年至1929年定為布爾什維克黨“為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而鬥爭的時期”,這明顯不符合歷史事實。在《簡明教程》中聯共第十四次代表大會被說成是“工業化的代表大會”,然而在這次代表大會上工業化僅僅被一般地提及,工業化中的各種問題如資金來源、發展速度、工農業關係等等都沒有涉及。
史達林關於教科書的新分期和新架構的建議立即得到政治局的贊同,編寫工作緊鑼密鼓地開始了。
史達林需要有人來撰寫基本的歷史事實。由於大批黨史作者遭到鎮壓,史達林找了兩個人參加新版黨史的撰寫。一個是雅羅斯拉夫斯基,1878年生人,老黨史研究者,有多種黨史著作問世,這時已經服服帖帖聽命於史達林。另一個是三十八歲的黨的工作者波斯別洛夫,時任聯共中央下屬黨的監察委員會下的不起眼的報刊小組領導人,沒有學術著作。這是聽話的青老結合。根據政治局的決定,整個工作要在四個月內完成,換句話說,教科書要在1937年10月底完成。可見這不是一個要求認真進行學術研究的工作,而僅僅是按照史達林的要求改寫歷史的工作。史達林那時忙於鎮壓的事務,因此把監督和領導編寫新教科書的任務交給政治局委員日丹諾夫。儘管日丹諾夫身處高位,擁有大權,但無權解決黨史中的任何問題,能做主的只有史達林一人。
第一份列印的聯共(布)歷史教科書直到1938年2月底才完成。但史達林看後不滿意。兩位作者中,波斯別洛夫年輕缺乏經驗,膽小怕事,儘量避免做理論概括,尤其是沒有列寧、史達林直接引文可用的地方;雅羅斯拉夫斯基整日提心弔膽,他的辦法是在教科書中詳細敘述史達林革命前的傳記,還有莫洛托夫及其他政治局委員的傳記。史達林把這些東西統統刪去。1938年3月4日,他同波斯別洛夫進行了詳細的談話,莫洛托夫、日丹諾夫參加。但沒有邀請雅羅斯拉夫斯基參與。史達林解釋了自己大量刪除、修改和補充的情況,回答了問題並提出了建議。
教科書的第二個列印本於1938年7月底8月初完成,吸收了史達林在3月提出的意見和建議,以及史達林在第一個樣本上所做修改和意見。史達林對新本仍然不完全滿意。8月份史達林幾乎用了十四天時間來修改《簡明教程》的新版本。這些天他一人在克里姆林宮的辦公室里潛心工作,沒有接見任何人。史達林修改完一章就立即送交政治局委員以及波斯別洛夫和雅羅斯拉夫斯基閱讀。史達林幾乎每天都收到這些讀者的回覆。回復照例都很簡短:“我沒有意見(赫魯雪夫)。”“作品很出色(伏羅希洛夫)。”“令人驚異的好(加里寧)。”“同意(莫洛托夫)。”“讀了(米高揚)。”“非常好。我不知道怎樣能做得更好(加里寧)。”“非常滿意地拜讀了(赫魯雪夫)。”“沒有修改意見(葉若夫)。”“沒有修改意見(日丹諾夫)。”“非常滿意地全都拜讀了(安德列·安德列耶維奇·安德列耶夫)。”“熱烈贊同(莫洛托夫)”,等等。他們表示最不滿意的是書中對史達林在聯共(布)取得勝利和成就中的傑出作用表現得不夠鮮明強烈。
9月8日晚七點在史達林辦公室召集項目的全體人員開會——史達林、莫洛托夫、日丹諾夫、雅羅斯拉夫斯基、波斯別洛夫,以及《真理報》的編委羅文斯基。約在晚上十一點鐘做出了最終決定:9月9日在《真理報》刊載《簡明教程》第一章。此後十一天,這些人深夜不斷地聚會以決定第二天發表的東西。史達林的某些修改已經不是在教科書的樣本上,而是在《真理報》的清樣上了。
《簡明教程》於1938年10月以圖書的形式出版,印數為六百萬冊。在三四周期間全部售完,為此政治局兩次決定追加印數,每次兩百萬冊。根據政治局的決定,1939年《簡明教程》要翻譯成所有加盟共和國及許多自治共和國的語言。1938年9月27日政治局決定把此書譯成中文、法語、英語、德語、波蘭語、捷克語、瑞典語、芬蘭語、西班牙語、義大利語、日語、馬來語、“印度”語、保加利亞語、“南斯拉夫”語出版。這一切都非常緊急。譯成“所有語言”的最後期限規定為1938年11月15日,即總共只有一個半月時間。為使讀者買得起,政治局決定俄文本的價格為三盧布。
史達林催促儘快組織學習:“此事我們耽誤了整整一年時間。”國內各界1938年9月就已開始根據《真理報》的文本學習新版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了。
《簡明教程》的作者署名是“聯共(布)中央特設委員會編”,“聯共(布)中央審定”。赫魯雪夫在蘇共二十大上曾經指責史達林剽竊。他說:“《簡明教程》是集體寫作的,而1948年出版的《史達林傳略》中史達林親手寫下如下語句:《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是史達林同志寫作,得到聯共(布)中央特設委員會批准的。”赫魯雪夫在代表大會閉幕會議上所作的報告中說:“你們看到,集體創作的成果令人吃驚地變成了史達林個人的著作。”(《蘇共中央通報》,1989年第13期,158頁)
此書的基本歷史素材自然是雅羅斯拉夫斯基和波斯別洛夫提供和撰寫的,但全書的主調,對歷史事件和人物的評價都屬於史達林,這是確實無疑的。歷史學家羅·梅德維傑夫依據後來公布的檔案資料、書中的文字風格以及政治局委員和雅羅斯拉夫斯基及波斯別洛夫對史達林發來的文本的反應斷定:“史達林親自操作了聯共(布)歷史教科書的本文,他不僅修改了,而且親自撰寫了此《簡明教程》的許多篇章。不僅全書的框架,而且每一章、每一節的標題都是史達林擬定的。涉及理論的章節都是他寫的。那時候也只有史達林能夠對黨和蘇俄歷史上的所有活動家做出官方的評價。只有他能對從日俄戰爭、世界大戰、十月革命直到集體化、工業化以及通過新憲法等歷史事件的意義做出正式的評價。也只有他能對俄國各政黨以及黨內各流派、反對派、小集團的性質做出評價。”史達林不是不想直接署上自己的名字,但是這樣一來書中對史達林的大量狂熱的吹捧就不太合適了,所以最後就弄出一個“特設委員會”來。
1938年11月聯共(布)中央通過《關於與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的出版相關的黨的宣傳工作的安排》。此決定在所有黨的報刊上刊載,還出版了單行本。該決定的文本由日丹諾夫和波斯別洛夫領導的相當龐大的一個委員會起草。從決定的風格和性質可以看出,史達林本人起草或者口授了這一檔案的許多部分。決定指出:“黨史教程是關於布爾什維主義的科學歷史。……必須使黨在黨的歷史方面有統一的指南,這一指南作為聯共(布)中央審定的、對聯共(布)歷史和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問題的正式解釋,可以杜絕任意解釋的現象。聯共(布)中央所審定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的出版,將結束從前一些黨史教科書中胡亂闡述黨史以及對於黨的理論和黨史中的重要問題的各種各樣的觀點和任意解釋的現象。”(《蘇聯共產黨決議彙編》,人民出版社版,第四分冊,501-502頁。)
據統計,1938-1953年間《簡明教程》印了三百零一次,共四千兩百八十萬冊,譯成六十七種語言(馬斯洛夫·H.《〈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史達林個人崇拜的百科全書//人民的嚴峻喜劇》,莫斯科1989年版,334頁)。印數最多的是俄文版。
從1938年9月起,所有以前出版的聯共(布)歷史的圖書和教科書都從圖書館下架了。在許多年間只有《簡明教程》是唯一的黨史教材,書中每一句話都被看作終極真理。這樣世界上從此就出現了一部新的“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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