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德秀（1178年10月27日－1235年5月20日），本姓慎，因避孝宗諱改姓真。始字實夫，後更字景元，又更為希元，號西山。福建路建寧府浦城縣（今福建省浦城縣仙陽鎮）人。南宋後期理學家、大臣，學者稱其為“西山先生”。
慶元五年（1199年），真德秀進士及第，開禧元年（1205年）中博學宏詞科。理宗時擢禮部侍郎、直學士院。史彌遠憚之，被劾落職。起知泉州、福州。端平元年（1234年），入朝為戶部尚書，改翰林學士、知制誥。次年拜參知政事，旋即逝世，獲贈銀青光祿大夫，諡號“文忠”。
真德秀立朝有直聲，於時政多所建言，奏疏不下數十萬字。學宗朱熹。修《大學衍義》，稱可作《大學章句》之佐。慶元黨禁後，程朱理學得以復盛，他與力為多。真德秀為繼朱熹之後的理學正宗傳人，與魏了翁齊名，在確立理學正統地位的過程中發揮了重大作用，創“西山真氏學派”。有《真文忠公集》都傳世。
基本介紹
人物生平,主要成就,政治,理學,個人作品,人物評價,總評,歷代評價,史料記載,
人物生平
真德秀於宋孝宗淳熙五年九月十五日（1178年10月27日）出生在福建路建寧府浦城縣的一個貧寒之家。他本姓慎，因避孝宗諱改姓真。初字實夫，後更字景元，又更為希元，號西山。
真德秀像
真德秀像真德秀自幼聰穎，4歲開始讀書，即能一過成誦。德秀從小愛好學習，在學習中勤奮過人。據其《行狀》記載：“入國小夜歸，嘗置書枕旁”，深夜還在蚊帳中看書，以至蚊帳被蠟燭薰成黑色。當其他兒童玩水遊戲之時，德秀就把這些兒童的書取來閱讀熟了。
真德秀15歲時喪父，其母親吳夫人在窮困中操勞家計，供他學習，撫養其成長，使他獲得了專心學習的機會。由於他勤奮努力，學業上進步很快，在18歲時便考上了舉人。
慶元五年（1199年），真德秀登進士第，入仕任南劍州（今南平）判官。
開禧二年（1206年），入朝任太學正。
嘉定七年（1214年）七月中旬，金使來告已遷都南京（今河南開封），真德秀隨後即奏請停止每年給金朝的“歲幣”，他的意見被採納。真德秀看到史彌遠並非想振興圖強，而只是在執政之初就採納理學人士劉爚的建議，崇尚理學，以官爵收買人心。作為理學家的真德秀，當然歡迎崇尚理學之舉，但對史彌遠“以爵祿籠天下士，至有聲望舊人折節營進，反為所薄”的情況深為不滿，非常感慨地說：“吾徒須急引去，使廟堂知世亦有不肯為從官之人。”雖然史彌遠進行挽留，但真德秀去意堅決，同年十一月，真德秀出任江東路轉運副使。
江東地區適值旱災蝗害，真德秀奏罷貪官，並在臨時分管的災區廣德（今屬安徽）、太平（今當塗）兩地開倉賑濟，政譽始著。兩年後調任泉州（今屬福建）知州，泉州為重要外貿海港，而原先不僅商稅重，而且官員以“和買”的名義低價收購外商貨物，以致外商海船進港數銳減，一年只有三四艘。真德秀上任後，不僅公布稅額，而且禁止官吏購買外商貨物，並且組織民兵剿滅海盜王子清、趙郎所部，對外貿易迅速恢復，第三年到港海船就達36艘之多。
嘉定十二年（1219年）秋，真德秀升任隆興（今江西南昌）知府兼江西安撫使。
嘉定十三年（1220年），因母親去世辭官守喪。
嘉定十五年（1222年），服除起復，任潭州（今湖南長沙）知州兼湖南安撫使，在任期間改酒類專賣為收商稅通商，取消田稅正額之外以“捧撮米”每石增收一斗七升的附加稅等苛政。
嘉定十七年（1224年）閏八月，宋寧宗去世，史彌遠即以宗室趙貴誠改名趙昀繼位，是為理宗。九月中旬初，下詔真德秀回臨安，三天后即被任為中書舍人兼侍讀，還未到任；過了兩天又升改為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侍讀，升遷之速前所未有。真德秀對史彌遠擅權廢立不滿，不僅一再辭免新命，遲遲不赴任，直到同年十二月才離潭州，又請假便道回家鄉浦城休假，並再辭新命請求依舊任地方官。
寶慶元年（1225年）六月初才到達臨安，原皇位繼承人濟王趙竑已於正月間被史彌遠害死，更引起真德秀的不滿，一月之間四辭直學士院，七月初終於辭去直學士院而只任禮部侍郎，並一再為濟王趙竑辯解，並指出：“霅川之議（指殺害趙竑後的善後事宜）不詢於眾。與賞罰徇私，饋賂公行。”正如魏了翁所說：“皆人所難言。”因“而權臣（指史彌遠）益媢（嫉妒）忌矣”。真德秀於八月，一再請求以宮觀閒差就醫養病，又因為在對被害的濟王趙竑追贈方面與史彌遠及其黨羽的意見不合而受到攻擊，因而又三次自請黜責。九月初，以煥章閣待制提舉宮觀閒差，任便居住。真德秀自知不為史彌遠所容，因而自請辭免待制及宮觀而獲準。十一月，以“真德秀奏札誣詆”，終於被“落職（待制）罷祠（宮觀）”。
真德秀為朱熹的再傳弟子，雖然學術成就有限，卻是當時理學正宗的宗師，聲譽很高。史彌遠黨羽原擬貶竄真德秀，但一向對史彌遠言聽計從、甘當傀儡的理宗，這次卻親加“保全”，而且“落職罷祠”，也可以說是同意真德秀前些時的請求。可能理宗覺得如果真對當時的理學宗師真德秀加以貶竄，那么史彌遠崇奉理學的偽裝將被撕破，史彌遠也許是在清楚了這點之後而未再深責真德秀，使真德秀能安然退歸故里著書立說。
真德秀立像
真德秀立像非正常繼承帝位的理宗地位早已穩固，而且在崇奉理學的活動進一步加強的形勢下，紹定四年（1231年）六月，真德秀與原遭貶竄的魏了翁，同時恢復原職名及宮觀祠祿。
紹定五年（1232年），真德秀被起知泉州。
端平元年（1234年）四月，即被召為戶部尚書；九月到臨安後，改任翰林學士兼侍讀。
端平二年（1235年）三月，升任參知政事（副相），但他時已患病，未及有所作為，即於四月罷政，以宮觀閒差養病，五月甲午日（5月20日），真德秀病逝，享年五十八歲，追贈銀青光祿大夫，諡號“文忠”。
主要成就
政治
救荒懲貪
嘉定六年（1213年）十一月，真德秀受職為秘閣修撰，實授為江南東路轉運副使。當時江南東路遭受了嚴重的旱蝗災害，其中尤以廣德、太平兩軍州最為嚴重，他到任後，首先是去賑災，分別派遣官員到管區其他州縣辦理荒政，他親自到最嚴重的廣德、太平，協同當地官員到民間察看災情，並授予當地長官開倉救災的權力，從而使災民得到了及時解救。當他把救災工作辦完，離開廣德時，當地有百姓數千人相送，至郊外，有人指著道旁的許多墳墓哭泣著告訴他說：“此皆往歲餓死者。微公，我輩已相隨入此矣。”。接著，他又下令廢除了太平州私自創設的大斛，減輕了官府和地主對農民的超額剝削。在任期間，真德秀還彈劾了新徽州的貪官知州林琰和寧國知府張忠恕貪污賑濟米的罪行。自此以後，真德秀的政譽更為提高。原來那些譏笑他為迂儒的言論，頓時煙消雲散。
嘉定十二年（1219年），真德秀以右文殿修撰出知泉州，當時泉州本來是中國同西方商人通航的一個大港口，在南宋中期，是全國最繁榮的海外貿易中心，每年有大量的阿拉伯等地外商來這裡進行商業活動。但是，到南宋後期，由於管理海外貿易的官吏對外商進行繁重的敲詐勒索，一時冷落下來，每年來此貿易的外國商船減少到只有三、四艘。真德秀到任後，實行了優惠政策，減免了許多不合理的徵稅，很快就使來此從事商貿活動的外國船復增加到36艘，不但繁榮了商業，而且增加了稅收。在泉州期間，他還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當地富豪大家對人民的危害，減輕了人民的一些負擔。在邊防工作上，他還鎮壓了海寇，整頓和加強了海防。
實施惠政
嘉定十五年（1222年），真德秀以寶漠閣待制的官析出任湖南安撫使知潭州。到任之後，立即著手整頓政風、土風，他以“廉仁公勤”四個字勉勵僚屬，用周敦頤、胡安國、朱熹、張栻之學術勉勵讀書人。在任期間對百姓實施惠政，首先廢除了榷酤制度，免徵了苛重的酒稅，其次是停止加收斛面米，同時還免去了和來制度，廢除了對農民的額外剝削，減輕了他們的一些負擔。對生活上嚴重困難的農民，給予了適當的救濟。更值得一提的，是他仿照朱熹當年創立義倉的辦法，立惠民倉五萬石，在青黃不接時，以平價賣給缺乏糧食的百姓，他又在轄區內十二個縣普遍設立新倉，使之遍及鄉落，以救饑民之急，此外又專門設立了慈幼倉，儲備糧食，專門用來賑濟無依無靠的老人和兒童。以上措施雖然不能解決根本問題，但對那些處於饑寒交迫的窮苦人民還是起到了點解救作用。在潭州期間，他的另一重要任務仍然是加強政治統治，鎮壓人民反抗，在這方面也作了一些實際的事情。
真德秀像
真德秀像理學
思想成就
真德秀的理學思想基本上是祖述朱熹，他對朱熹極為推崇，尊之為“百代宗師”，並自謂對朱學“嘗私涉而有所得”。朱熹在儒學中能夠占居那樣崇高的地位，除了其自身對儒學巨大貢獻之外，也與真德秀和魏了翁等人的宣揚分不開。作為朱熹之後學，真德秀的主要任務在於振興和發揚理學，在學術貢獻上重在闡發運用，但缺乏建樹。全祖望說：“魏鶴山、真西山兩家學術雖同出於考亭，而鶴山識力橫絕，……西山則依門傍戶，不敢自出一頭地，蓋墨守之而已”。儘管如此，真德秀的學術思想仍然具有自己的特點。
真德秀《大學衍義》
真德秀《大學衍義》他用了大半生的時間，積極鼓吹理學，關於理學方面的著述也很豐富，除《西山真文忠公文集》所收之外，其理學思想主要體現在《讀書記》中。這部著作“以六經、《語》、《孟》之言為主”，分甲記、乙記、丙記、丁記四個部份，“甲記曰性命道德之理，學問知行之要，凡二十有七卷；乙記曰人君為治之本，人臣輔治之法，凡一十有二卷；丙記日經邦立國之制，臨政治人之方。……丁記曰語默出處之道，辭歲取捨之宜。”（《後村先生大全集》）真德秀把這部書視為人君治國的理論依據，他十分自信地說：“如有用我，執此以往”，又曰：“他日得達乙覽，死無憾矣。”《讀書記·乙記》，上編是《大學衍義》，他在朝作纏經待讀的時候，特將《大學行義》進呈理宗皇帝，並逐章逐句向理宗進行了講解和發揮。希望通過這個辦法去指導最高統治者用理學思想治理國家。他在《大學行義自序》中說：
臣始讀《大學》之書，見其自格物致如、誠意正心、修身齊家至於治國平天下，其本末有序，其先後有倫。益嘗撫卷三嘆曰：為人君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為人君而不知《大學》，無以盡正君之法。即又參觀在昔帝王之治，未有不本之身而達之天下者，然後知此書之陳，實百聖傳心之要典，而非孔氏之私言也。三代而下，此學失傳，其書雖存，概以傳記目之而已，求治者既莫之或考，言治道亦不以望其君。獨唐韓愈、李翱嘗舉其說……蓋自秦漢以後，尊信此書者惟愈及翱，而亦未知其為聖學之淵源，治道之根抵也，況其他乎？臣嘗妄謂《大學》一書，君天下之律令格例也，本之則必治，違之則必亂。”
這裡《大學行義》於皇帝，其大旨在於正君心、振綱紀，明治道，肅宮闈、抑權幸。在真德秀的誘導下，感動了理宗皇帝，此書深為理宗所稱讚，說《行義》一書“備人君之軌範焉。”《大學衍義》也為後世帝王所重視，元武宗說：“治天下，此一書足矣”，明太祖“嘗問以帝王之學何書為要，宋濂舉《大學行義》，乃命大書揭之殿兩壁。真德秀的理學思想雖然十分豐富，但他上繼程朱，不越其軌。
（一）“德性天與”和“順天應人”思想
真德秀認為，人與動物不同，其形體和秉性都是天地之所賦，但人之所以為人，其與禽獸之根本區別，在於他們不但在形體上有別於禽獸，更具有仁、義、禮、智的特性。
真德秀的天命思想中，雖然認為“天”能主宰萬物，能為賞罰予奪，主要不是因為“天”是人格之神，而是認為“天”本身蘊含著秩序萬物的“理”，這個“理”能夠發揮出人格神的作用：“福善禍淫，不少差忒”，就是說，它能夠報善以福，報淫以禍，在真德秀看來，人類社會的秩序（即綱常名教）就是“天理”所在。他將程朱的理學同董仲舒的“天人感應”論結合在一起，把理學塗上了神秘主義的色彩，這在當時的政治情況下雖然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但從理論思維上看，卻是一種倒退。
真德秀題跋像
真德秀題跋像（二）“即器求理”與“持敬”相結合的涵養論
程朱理學歷來強調把認識論同道德修養論相結合。真德秀根據這種“窮理持敬”的思想，主張”窮理”與“持敬”相輔而行。他說：“欲窮理而不知持敬以養心，則思慮紛壇，精神昏亂，於義理必無所得。知以養心矣，而不知窮理，則此心雖清明虛靜，又只是個空蕩蕩地物事，而無許多義理以為之主，其於應事接物，必不能皆當。”
人亦是物，求人理要從人本身的“良知”出發，結合對“灑掃應對”等人倫日用等事物的推究，就可以達到對“義理”的本質性認識，用以擴充心中之理，這就使“本然之知”升華到義理之極至了。由此可見，所謂“就事物上推求義理之極至並非是探求客觀事物的規律，而是要上人把封建倫理關係的理在認識論上從一般的人倫日用上升到“理”（或“道”）的高度，上升到一定而不可易和只能遵循而不可違反的“天理”的高度。
如何才能使“本然之知”上升為義理之知的高度？真德秀提出了“窮理”與“持敬”相輔而行的主張。何謂“持敬”？按真德秀的說法，敬就是外表端莊，整齊嚴肅，內心敬一，無二無雜，使外表的端莊嚴肅同內心的專一無雜相互交正。他說：“端莊主容貌而言，敬一主心而言，蓋表里交正之義，合而言之，則敬而已矣。”
真德秀的“窮理持敬”思想是對二程思想的繼承和發揮。二程說：“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他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強調了認識論同道德論的統一性，強調把二者相結合、相輔而行。在理學思想上進一步強化了封建主義意識的知行統一觀。
（三）“神者氣之伸，鬼者氣之屈”的泛神論思想
儒家學者歷來有“神通設教”思想，孔子“敬鬼神而遠之”是對鬼神之有無持存疑態度。在多數人相信但又沒得到科學的確鑿證實之前，採用這種態度對待鬼神，也是可以的。《易傳·繫辭》）謂“陰陽不測謂之神”，認為事物之變化是陰陽二氣的神妙作用。人們對那些不能認識（不測）的陰陽變化就稱之為“神”。“神”是神妙莫測的意思。比如對人的精神現象古人不能作出科學的解釋，一般認為那是精氣使然，人死後，精氣散了，又歸回到大氣之中去了。張載道：“鬼神，二氣之良能也。”真德秀說：“天之神曰神（以其造化神妙不可測也）地之神曰示（以其山川草木有形，顯然示人也），人之神曰鬼（鬼謂氣之己屈者也）。”這種解釋已接近於樸素唯物論的觀點。從這一觀點出發，他進一步指出：“若以鬼神二字言之，則神者氣之伸（發出），鬼者氣之屈。……神者伸也，鬼者歸也。且以人之身論之，生則日人，死者日鬼……自其生而言之，則自幼而壯，此氣之伸也；自壯而老，自老而死，此又伸而屈也。自其死而言之，則鬼遊魂降，寂無形兆，此氣之屈也。及子孫享把以誠感之，則又能來格，此又屈而伸也。”這就道出了他的神道設教的思想。
真文忠公像
真文忠公像真德秀用精氣說來論證了他的形神觀。他說：“《易·繫辭》曰：精氣為物，遊魂為變。人之生也，精與氣合而已。精者血之類，滋養一身者，故屬陰。氣是能知覺運動者，故屬陽，二者合而為人。精即魄也，目之所以明，耳之所以聰者，即精之為也，此之謂魄氣充乎體。凡人心之能思慮，有知識，身之能舉動，與夫勇決敢為者即氣之所為也，此之謂魄。……魂魄合則生，離則死。”用這種觀點解釋人之形神關係，其理論遠不及范縝之精確，但它已與徹底的有神論產生了離異的傾向。
個人作品
其著作甚多，《宋史》稱其著有《西山甲乙稿》、《對越甲乙集》、《經筵講義》、《端平廟議》、《翰林詞草四六》、《獻忠集》、《江東救荒錄》、《清源雜誌》、《星沙集志》。今有《西山文集》（《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讀書記》、《四書集編》和《大學衍義》等傳世。
人物評價
總評
真德秀立朝有直聲，於時政多所建言，奏疏不下數十萬字。他早年從學於朱熹弟子詹體仁，為朱熹的再傳弟子，雖然學術成就有限，卻是當時理學正宗的宗師，聲譽很高，是朱熹之後名望最高的理學家。真德秀立朝有直聲，於時政多所建言，奏疏不下數十萬字。
真德秀畫像
真德秀畫像真德秀與魏了翁在理學處於低潮時期挺身而出，在確立理學正統地位的事業中起了關鍵性的作用。二人在當時不僅具有高度的理學素養，而且有很高的政治地位，因而在當時享有極高的聲望，加之他們“志同氣合”（魏了翁語），慨然以斯文為己任。魏了翁多次向宋理宗上書，力陳推尊理學之必要，真德秀以經筵侍讀的身份，不遺餘力地給理宗灌輸理學思想，深得理宗的信任。為理學正式得到最高統治者的褒揚和肯定起了推動作用。
歷代評價
魏了翁：南渡草剏，諸賢有存。封之植之，迓續真元。人物彬彬，盛於乾淳。流風所漸，孔蔓且蕃。誰蘊崇之，欲剃其根。天固有定，隲我斯文。著乎人心，寓乎師傳。公出雖後，考尋遺言。精探力踐，旁索細論。以淑同志，以儆群昏。散在（闕）內，如衢置尊。最後一書，細大畢陳。上自帝王，繼天牧人。次及聖賢，明德新民。而孜孜者，正家明倫。至公血誠，貫徹乾坤。在昔先儒，如物得春。清明之（闕），氣合而渾。逮公之出，奮由難屯。或搔而絕，俄揠而信。信不一二，齎忠九原。蹙蹙四方，悠悠蒼天。
劉克莊：公少以文詞獨行朝中，所草大詔令，溫厚爾雅，尤為樓公鑰賞重。立螭以後言議出處，動關世道，諫書傳四夷，名節當世三十年間，天下莫不以為社稷之藎臣，道德之宿老。故其於為學士也，惟恐其不秉政；既得政，惟恐其不久於位……公博極群書，而積勤不已，望臨一代而執謙愈甚。聞人之善，忻悅獎譽，自以為不及也；聞人不善，顰蹙嘆息，猶冀其能改也。故君子宗之，小人亦信服焉...自出身事主，忠國愛民……忘身殉國，終始如一，非至誠而能若是乎。
黃震：理宗時，天下所素望其為相者，真德秀文行聲跡獨重。嘉定、寶、紹間，僉謂用則即日可太平。端平親政，趨召至朝，正當世道安危升降之機，略無一語及之，乃阿時相鄭清之，飾其輕舉敗事，謂為和、扁代庸醫受責；又以清之開邊建議，御閱卒以府庫不足犒賞，事不可行，致前至諸軍，質貸備衣裝，無以償，故哄，延及州兵皆哄，自是軍政不復立。
孫承恩：求道孜孜，正學是繼。立朝侃侃，力扶大義。衍義一書，發揮詳明。執此以治，王道以成。
薛應旗：宋哲宗之世，非無范純仁、韓忠彥也；南渡之時，非無李綱、趙鼎也；其後非無真德秀、魏了翁、文天祥也，如不用，何哉？
黃宗羲：兩家學術雖同出於考亭，而鶴山識力橫絕，真所謂卓犖觀群書者；西山則倚門傍戶，不敢自出一頭地，蓋墨守之而已。
張燧：自朱元晦、真希元諸公以名世儒宗，無裨於宋之削弱，於是談者疑儒者為有體無用，而誠心正意之學果不足以平天下。
黃百家：從來西山鶴山並稱，如鳥之雙翼，車之雙輪，不獨舉也。鶴山之志西山，亦以司馬文正、范忠文之生同志、死同傳相比，後世亦無敢優劣之者。
全祖望：① 西山之望，直繼晦翁，然晚節何其委蛇也！②乾、淳諸老之後，百口交推，以為正學大宗者，莫如西山……愚嘗詳考其本末，而嘆西山之過負重名，尚不止於此。兩宋諸儒門庭徑路，半出入於佛、老，然其立身行己則固有不愧於古人者，龜山、上蔡而後，橫浦、玉山皆是也。西山自得罪史彌遠以出，晚節頗多慚德。其學術之醇疵，姑弗論可矣……西山以博學宏辭起家，故辭命為最著，然其兩制文字，凡遇嘉定以後宰執，多有伊、傅、周、召之譽，殆亦可以已而不已者與？
張烈：余則篤學如蔡西山父子、高明如陸子靜兄弟、純粹有用如真西山，僅列之儒林，此為《宋史》者有識也。
愛新覺羅·弘曆：自朱子以來，繼傳之儒，代不乏人，然推西山、魯齋為尤卓。西山生於宋末，雖為防政，不究其用；魯齋當元初，尊信朱子，倡明正學，世祖累見信用，其功效頗著於西山雲。
蔡東藩：況賈、閻二妃，相繼專寵，不聞有遠色之言。真、魏二賢，同時就征，復至有遭忌之舉。危不持，顛不扶，焉用彼相為哉？
錢基博：自朱熹以偽學禁錮，理學之書，刮禁毀絕。德秀晚出，獨慨然以明道為己任，講習服行，詔學者：“且將朱文公《四書》涵泳；既深達其旨矣，然後以次及於《太極》、《西銘解》、《近思錄》諸書，如此數年，則於義理之精微，不患無所見矣。又必合知行為一致，講貫乎此，則必踐履乎此，而不墮於空虛無實之病。”於是道學絕而復續，則德秀之力也……其學修齊誠正，本朱熹而膚；其文洞軒闢，依蘇軾而達。奏議急言竭論，而紆徐委備以曲盡情事，固蘇文所長；碑誌綜事經物，而提挈頓挫而不冗，則尤蘇文所短也。
林瑞翰：理宗在位四十年，大抵而言，初期委政於史彌遠，中期委政於鄭清之、史嵩之，晚期委政於賈似道。清之在位，頗引用正人，故端平間，賢士如真德秀、魏了翁、李皇、洪咨夔等並見進用，時稱端平更化，以比元祐。
史料記載
《宋史·卷四百三十七·列傳第一百九十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