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道(中國帝王學說)

王道(中國帝王學說)

所謂王道,實際上就是人們在一定的歷史時期,處理一切問題的時候,按照當時通行的人情和社會,道德標準,在不違背當時的政治和法律制度的前提下,所採取的某種態度和行動。

基本介紹

  • 中文名: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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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基本信息


【詞目】王道
【拼音】wángdào

基本解釋


1.[kinglyway;benevolentgovernment]∶古時指以仁義統治天下的政策
2.[terrible]∶利害;嚴厲[1]

詳細解釋


王道,漢家祖先之王治天下之道,包含以下三個方面:保合諸夏,諧和萬邦驅除韃虜
其他各家提出的所謂儒的仁義治天下,道的無為治天下等都是站在民間角度,為王創造的一種政治主張,即實現王道的不同方法。目的都是:保合諸夏,諧和萬邦,驅除韃虜。
儒家提出的一種以仁義治天下的政治主張。與霸道相對。
《書·洪範》:“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史記·殷本紀》:“伊尹名阿衡。阿衡欲奸湯而無由,乃為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孔子明王道,乾七十餘君,莫能用。”魯迅《且介亭雜文集·關於中國的兩三件事》:“在中國,其實是徹底的未曾有過王道。”
2.大路。喻仁政。
清蘭陵憂患生《京華百二竹枝詞》之二十:“大街擁擠記當年,高在中間低西邊。一自維新修馬路,眼前王道始平平。”
3.謂劇烈,利害。為北京土語,如:這種辣椒別看小,辣味兒可真王道。但說“橫行霸道”時,絕不會說“橫行王道”。

基本學說

孔子思想體系中的兩大內容是仁與禮孟子更多的繼承了孔子學說中“仁”的學說。
那么何謂“仁”?孟子指出:“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仁與人是一個硬幣的兩面,他們互為表里,而二者合起來就是“道”。“仁”的思想是孟子思想體系的靈魂,他從各個方面反覆對仁進行闡釋與完善。
孟子指出:人的天性是善良的,“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和“是非之心”是與生俱來的,稱之為“四端”。它們是“仁、義、禮、智”四德的基礎,這就是孟子的“性善論”。其作為孟子社會理想的支撐點,在兩個方面同時顯示意義。
人人都有“惻隱之心”,作為統治者,只要“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於掌上”是件輕鬆易舉的事,“行仁政而王,莫之以御”提醒統治者要施行“仁政”。為政必須依仁而行,不仁只能自取滅亡。仁政是孟子政治學說和他的社會理想的最基本內容,而性善論則作為其內在的依據做著最好的闡釋。通俗一點的說,在孟子看來,正是由於人性的善良——尤其是那些統治者本身善良,仁政才有實現的可能。
仁政的理想最終指向了“王道”,這是孟子政治理想的最高境界。孟子在其著述中精闢地闡述:“不違農時,谷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谷與魚鱉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
減輕人民負擔,遵循自然規律,人們豐衣足食,雖死無憾,這就是“王道”。它是一個很大的範疇,大體由兩大部分組成:一是最清明的社會政治;二是比較完善的倫理道德。前者是其主要部分,孟子曾反覆地進行論述
齊宣王曾向孟子請教“王政”。孟子的答案是:“……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擇梁無禁,罪人不老而無妻為鰥,老而無夫為寡,老而無子為獨,幼而無父為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所謂的王政,除了輕徭薄役,減少刑罰之外,還把對鰥寡孤獨,窮民無告者的深切憐憫作為一項重要的內容,“仁政”首先得把這些考慮進去。
孟子清醒地認識到若要使一個國家的百姓有“恆心”則國家必須有“恆產”否則則四民不安。“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人們首先能活下來,然後才能言及仁義,這與“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竟然有某些互通之處。因此孟子特別提醒國君們要注意本國的經濟生產:“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五畝之宅,百畝之田,八口之家,耕織並重,不奪農時,減輕剝削,老有所養,幼有所教,這就是孟子理想中的王道樂土。
仁政是王道學說的中心思想與先決條件,孟子不斷地從各個角度,不同層面上進行探討。孟子發揮了孔子的孝道思想,也把孝作為“仁政”的根本。“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他指出:“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孰不為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為守?守身,守之本也”守身與孝順父母是根本,一切都應該由此入手。
孔子的仁愛主張在孟子這裡得到了全面的發揚光大,從而進入了“王道”的階段。與孔子的仁愛比較,基本精神雖然一致,內容卻更加豐富全面。孟子的許多構想要比孔子細緻精確很多,在王道境界中,俊傑在位,賞罰分明,賦稅徭役適度,人民豐衣足食,於是對國家也就出於內心的擁護:“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
為了這一理想的實現,孟子勸導人民依禮而行,請求統治者愛民親民,扶植小農經濟,減輕農民負擔,這就是王道學說的基本內容。
“王道”亦可解為王走的道路,正確的道路,正確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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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古代歷史,處處可以發現有王道和霸道這兩派人物,兩派做法。過去的歷史家,對於王道和霸道,也有不少評論。用我們的觀點,對於王道和霸道,究竟應該怎樣看法呢?
漢代有一位大學者,名叫劉向,博通經術,評論歷朝政治得失,有獨到見解,兼曉天文地理三教九流之學。漢元帝叫他負責校閱天祿閣藏書,他一邊讀書,一邊著書。在他所著的《新序》《善謀篇》中寫道:“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他在同卷的另一處又寫道:“三代不同道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看來劉向是稱讚王道,而不贊成霸道的。他把王道看做是由於人情和法律道德相結合的結果。這也有道理。因為《禮記》老早就寫道:“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悸,則王道備矣。”
這樣說來,所謂王道,實際上就是人們在一定的歷史時期,處理一切問題的時候,按照當時通行的人情和社會道德標準,在不違背當時的政治和法律制度的前提下,所採取的某種態度和行動。反之,如果不顧一切,依靠權勢,蠻橫逞強,頤指氣使,巧取豪奪,就是所謂霸道了。
但是,這種解釋仍然是很不夠的,尤其不是我們現在的看法。霸道,從本質上說是沒有多大區別的。在古代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中,實行王道和實行霸道,結果可以完全相同;而贊成王道的人和贊成霸道的人,雖然有時分為兩派,甚至互相攻擊,各不相讓,然而,有時是同一種人,甚至是同一個人,忽而提倡王道,忽而又提倡霸道。特別是春秋戰國時代的所謂“縱橫家”之流,往往隨機應變,朝秦暮楚。他們既能宣揚王道,又能宣揚霸道,完全是以政治投機為目的。
在這一方面最突出的代表人物是商鞅。據司馬遷寫的《史記》《商君列傳》所載:“(商鞅)西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孝公。孝公既見衛鞅,語事良久。孝公時時睡弗聽。罷,而孝公怒景監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監以讓衛鞅。衛鞅曰:吾說公以帝道,其志不開悟矣。後五日,復求見鞅,鞅復見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罷,而孝公復讓景監。景監亦讓鞅。鞅曰:吾語公以王道而未人也。請復見鞅。鞅復見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罷而去。孝公謂景監曰:汝客善,可與語矣。鞅曰:吾說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誠復見我,我知之矣。衛鞅復見孝公,公與語,不自知膝之前於席也。”
同是一個商鞅,他前後四次見到秦孝公,說的話卻變化了幾個樣子。頭一次,他敷敷衍衍地說了一通所謂“帝道”,目的是做一下試探,覺得不對頭;在第二次談話的時候,他就改變了腔調,說出了關於所謂“王道”的一些議論,結果仍然不好;在第三次談話中,他就又改變了腔調,說了一套所謂“霸道”,結果顯然比以前兩次談話要好得多,卻還不夠滿意;因此,在第四次見面的時候,商鞅就索性充分發揮他關於實行“霸道”的一大套意見,結果就完全達到目的了。這個例子非常清楚地表明,古人有時不管談論王道和霸道,或者隨便談論其他什麼道,都只是當作進行政治投機的一種方法,簡直象闖江湖的騙子一樣,信口胡說而已。
但是,古來關於王道和霸道的兩派做法,在實際效果上仍然有很大的差別。只是古人對於王道和霸道的解釋,在我們今天看來,未免太不確切了。
那么,照我們的觀點,用我們的語言來說,究竟什麼是王道,什麼是霸道呢?所謂王道,可以做一種解釋,就是老老實實的從實際出發的民眾路線的思想作風;而所謂霸道,也可以做一種解釋,就是咋咋呼呼的憑主觀武斷的一意孤行的思想作風。不過,這種解釋是不能強加於古人的,用這種觀點去評論古人也是不合實際的。
但是,無論如何,從古代的歷史中,人們卻也不難找出經驗教訓,說明即便在古代,王道也畢竟要比霸道好得多。《漢書》的作者班固,追述秦漢以前諸侯爭霸的局勢時,在好幾個地方都對霸道有所譏刺。例如,他說:“晉文公將行霸道,遂伐衛,執曹伯,敗楚城濮,再會諸侯。”這使人一看就會感覺到當時要想做霸主的,到處樹敵,多么不得人心!
至於歷來也有一部分人,對於王道和霸道兩派之間的鬥爭,採取所謂不偏不倚的態度,企圖找到一條折衷的道路。如漢代韓嬰的《韓詩外傳》寫道:“懷其常道,而挾其變權,乃得為賢。”這便是想在王道和霸道之間,尋找折衷的“常道”,加上某些權宜變通的方法,並且自誇為“賢”人政治。其實,這種折衷的道路也只能用以自欺欺人,因為它事實上是不存在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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